一·二八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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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事变
中國抗日戰爭的一部分
Shanghai 1932 19th route.jpg
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奮勇抗敵
日期: 1932年1月28日3月3日
地点: 上海市與周邊
結果: 簽署停戰協定;上海非軍事化
參戰方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中華民國
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
國民革命軍第五軍
Merchant flag of Japan (1870).svg 大日本帝國
上海派遣軍
指揮官和领导者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十九路軍 蔣光鼐 蔡廷鍇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第五軍 張治中
Merchant flag of Japan (1870).svg 鹽澤幸一少將
Merchant flag of Japan (1870).svg 野村吉三郎中將
Merchant flag of Japan (1870).svg 植田謙吉中將
Merchant flag of Japan (1870).svg 白川義則大將
兵力
少於50,000人 約100,000人
伤亡与损失
14,104人
10,000~20,000名平民
3,091人

“一·二八”事变日本方面稱上海事變第一次上海事變淞滬戰爭,中国方面又称“一·二八”淞沪抗战1932年中國上海發生,是日本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為了支援配合其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而自導自演引發的衝突,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不满社会现状的工农起义和暴动,反抗國民政府的统治,牽制部份國軍主力,使得国民政府无法全力应对日本侵略者。

起因[编辑]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量土地,并试图扶植前清朝皇帝溥儀建立满洲国。 但此一行动刚开始就受到了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的普遍反对,于是日本决定在上海这一国际性的大都市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 在1月18日,日本间谍川岛芳子等人策劃了對日本人的襲擊行動, 在1月18日下午四點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 二名日本僧人與三名信徒遭到不明人士攻擊,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然而警察並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擊事件為中國人的工廠糾察隊所為,1月20日,50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又砍死一名砍伤两名前来组织救火的工部局华人巡捕。

当天,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加入战斗的中国宪兵

1月24日,日本海軍陆战队向上海增兵。當時負責防衛上海的国军是粵軍十九路軍,由蔣光鼐蔡廷鍇指揮,京滬衛戍司令為陳銘樞。陳銘樞及十九路軍主張應付日軍挑衅,但國民政府會議後則主張忍讓,並於1月23日由軍政部長何應欽下令十九路軍五日內從上海換防。然而在此同時也開始對上海周邊的非租借區發布戒嚴令,並構築防禦工事預防意外發生。

21日,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长提出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以保护侨民为由加紧备战,并从日本国内向上海调兵。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国民党政府为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军政部长何应钦急电第19路军忍辱求全,令上海市长吴铁城于28日13时45分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暂时下野的蒋介石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说服蔡廷锴避免与日军冲突,并调宪兵第6团接替上海第19路军防务。1月28日夜11时日方接到吴铁城答复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11时30分,不等答复,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战争爆发。

事变经过[编辑]

日軍放火燒毀住宅區

1月28日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2300人在裝甲車掩护下,沿北四川路(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已多次划为日军防区)西侧的每一条支路:靶子路(今上海市虹口区武进路)、虬江路、横濱路等等,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国军十九路軍的坚决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

轰炸后的上海商务印书馆

1月29日凌晨,日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能登吕”号水上飛機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闸北华界,宝山路584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中國最大的私人圖書館,藏書超過三十萬冊)均被炸毁。闸北多处燃烧。但日本陆战队夺占北站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1月2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为委员,负责调动军队,指挥沪战。蒋介石自下野后正式复出。同日,蒋介石制定对日应对原则,即“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并规定:“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并作出“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即87、88师)全力守南京”的军事部署。[1]29日这天蒋介石还做出迁都洛阳的决定,以避免城下之盟、坚持长期抗战。
1月29日,蒋介石又致电武汉的湖北省主席何成濬、第四师师长何庭瑶:“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闸北十九路军防线袭击,至此刻尚在对战中。我军决与死战,其在汉浔海军必有军事行动,务望严密戒备自卫,万勿为其所屈。第四师应集中武汉严防,切勿分散。以后军费困难,惟有地方自筹也。”
1月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要求将士“淬厉奋发,敌忾同仇……枕戈待命,以救危亡”。[2]同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表示绝不屈服。自该日起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开始迁往洛阳(年底才迁回),但军委会和外交部留驻南京,同时命令前方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共同指挥。
1月31日,日本第三艦隊開抵上海,有巡洋舰4艘、驱逐舰4艘、航空母舰2艘及海军陆战队7000余人。指揮官從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關海軍少將鹽澤幸一改由第三艦隊司令官海軍中將野村吉三郎擔任。
2月1日,日本军舰从长江上炮轰首都南京。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自请支援上海的十九路军,蒋介石回电:“贵师行动,一(切)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3]随后第八十八师被命令在2月5日前集中于苏州昆山。
2月2日,日軍多次进攻吳淞,均被擊退。由於戰事僵持,日本海軍的陸戰能量無法有效壓制19路軍,日本政府決定派遣第9師團與混成24旅團(由第12師團所屬之24旅為核心部隊,搭配支援兵種組成之加強旅)至上海支援海軍作戰;陸戰指揮權轉移給陸軍第九師團師長植田謙吉接任。
2月4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黄河以北,张学良为司令长官;第二防卫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蒋介石为司令长官;第三防卫区,长江以南与闽浙两省,何应钦为司令长官;第四防卫区,两广,陈济棠为司令长官。同时令川、湘、赣、黔、鄂、陕、豫各省出兵做总预备队。
2月5日,在得知日本陆军由本土调沪后,军委会委员蒋介石自洛阳致电何应钦,指示如日本派陆军登陆,中国空军即参战。[4]同时蒋介石致电慰问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称:“兄等恶战苦斗,已经一周,每念将士牺牲之大,效命之忠,辄为悲痛。……如有必要,中(正)可亲来指挥也。空军参战时,陆军需与之预定各种符号切实联络,俾得协同动作,……”[5]同日,第八十八师(欠一个团)抵达苏州。
2月6日,蒋介石命令第八十七师二六一旅自南京增援至昆山,部队于7日抵达昆山。
2月8日,蒋介石批示何应钦调炮兵一个营以增援十九路军。[6]
2月9日,蒋介石调动国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第七师(师长王均)准备增援上海十九路军。[7]
2月10日,为避免中央军嫡系的八十八师在作战时可能出现不服从粤军系统的十九路军的指挥的情况,蒋介石特地致电俞济时,要求“贵部作战须绝对服从蒋总指挥(指蒋光鼐)命令,并与友军共同进退为要”。[8]
2月13日,日军混成第24旅團在蕰藻浜曹家桥偷渡成功后,在永安纱厂门前被国军重兵包围,又有60名敢死队员实施自杀攻击,1600日军全军覆没。日军遭受重创,一举占领吴淞的企图遂破产。
2月14日,蒋介石命令将已抵达上海附近南翔、昆山一带的第八十八、八十七师合编为第五军,任命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五军军长,归第十九路军统一指挥,接替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为左翼军。第十九路军为右翼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
当时因为准备将之前在江西剿共的国军调浙转沪,又迁都洛阳,国民政府亟需款项,但政府财政早已经因连年战乱和1931年江淮大水灾捉襟见肘。2月11日,中央军嫡系的第十八军军长陈诚自江西吉安致电蒋介石,称部队已经欠饷近2个月,伙食无着。2月16日蒋介石电财政部长宋子文:“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而江西与河南伙食必日紧一日,接济必完全断绝。请兄能在南昌运存一千万元,郑州运存二千万元之中央钞票,则政府尚可活动,军队亦可维持,或能渡此难关,不致崩溃,此为中(正)最后之哀求,望兄设法助成之。[9]
为避免中央军第五军与十九路军因“争战功”而不愉快,蒋介石于2月18日致电张治中、俞济时:“抗日为民族存亡所关,绝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誉问题,我前方将士应彻底明了此义。故十九路军之荣誉,即为我国民革命军全体之荣誉,绝无彼此荣誉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之所畏忌,且亦必为反动派(指反南京中央政府者)之污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10]
2月18日,日軍第9師團對十九路軍指揮官蔡廷鍇提議避免戰事擴張因此要求十九路軍沿租界後退20公里,遭十九路軍拒絕。
2月20日,日軍對國民革命軍發動總攻擊。日軍在此混戰中甚至出現第9師團下轄第七聯隊之第2大隊大隊長空閑昇少校因重傷在2月22日遭國軍俘虜,以及同日混成24旅所屬工兵為了突破防禦陣地而發動捨身攻擊的事蹟(爆彈三勇士)。
2月21日,因應日軍攻勢,蒋介石下令调卫立煌第十四军所辖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第八十三师(师长蒋伏生)入浙增援上海作战,同时命陈诚第十八军,如不得已,先击退红军对赣州的进攻后迅速增援上海。[11]
2月23日,蒋介石下令第九师(师长蒋鼎文)3月3日前集中到杭州地区,以增援上海方面作战。[12]
为补充十九路军因伤亡而造成的减员,蒋介石还多次下令各地对十九路军输送兵源,如2月15日上官云相自蚌埠输送500现役兵给十九路军,2月17日梁冠英自清江浦输送500徒手兵给十九路军,2月19日刘峙自河南输送1000现役徒手兵给十九路军。[13]

2月24日,日軍決定再度擴大作戰規模,自日本本土抽調第11師團與第14師團與當時以參戰的部隊合組為上海派遣軍,由陸軍大將、前陸軍大臣白川義則擔任指揮官,數度增兵後日方最後投入兵力超過三個師團七万人,而19路军和第5军才5万人;並兼以海空軍、戰車助戰。增援部隊在3月1日自上海戰線後方登陸,十九路軍為避免遭合圍殲滅因而後撤。
3月3日,由於十九路軍撤退,日軍自行發布戰鬥中止命令,雙方進入對峙狀態。

第五军官兵战前宣誓

停战[编辑]

在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先后命令空军、炮兵部队和第五军增援十九路军并实际到位参战。但蒋介石为增援十九路军先后从河南、安徽、江西等地抽调的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第一师、第九师、第四十七师和陈诚第十八军(当时下辖第十一师、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共三个师)等部队,却因为交通问题和红军的牵制,均未能在停战前到位。如蒋鼎文第九师曾奉命驰援淞沪,限于2月20日以前到达,只因交通梗塞,红军又跟踪追击,第九师且战且走,后面的一个旅陷入了红军重围,前锋不得不回师抄击,才避免了全部被歼的危难。第九师在三月七日赶到上海附近的时候,淞沪战争已经结束了。[14]
国民革命军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支持下,在江湾一带抵抗日軍進攻至3月2日,由于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于是被迫全線撤退。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佈停戰。 由於上海的戰事讓長江航運中斷,列強位於華中的利益受損,于是逼迫日本政府談判。
日方虽宣布停战,但是中方不敢掉以轻心,而且深知和谈必须有武力做后盾。
3月3日,蒋介石电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指示增援到杭州的第九、第十师应在杭州以西三十里停驻,不经杭州城以小路至杭州东,能在夜间行动最好,以免日军侦知。[15]
3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
3月10日,为防止日本继续增兵扩大沪战、深入侵略,国民政府军委会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方案:“作战方针:国军以保卫国土长期抵抗之目的,以必要兵力于苏州、常熟一带占领本阵地,于太仓、安亭一带占领前进阵地,以阻止敌军之前进,先控置有力部队于乍浦、嘉兴、杭州一带,俟相当时机,即由沪杭路及常熟方面出击,截断其后方铁路线,努力包围入寇之敌于嘉定、昆山一带地区而歼灭之。倘敌向浙江方面进攻时,应以该处控置之部队于乍浦、平湖、枫泾之线占领阵地,以前进部队控制石湖荡附近及金山卫一带拒止之,再由京沪路出击,以攻其侧背。”[16]

3月24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國調停之下於在上海談判,5月5日簽署《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上海公共租界北区、东区及其越界筑路地带),国军暂留现驻地(京沪铁路上的安亭镇至长江边的浒浦一线),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区。

国际上出面调停上海的战火,但是对于东北却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这期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成立伪“满州国”,达到了在东北炮制傀儡政权的目的。


一二八事变以外交谈判解决后,第十九路军从上海撤下,被调到福建剿共,蒋光鼐兼任福建省长。十九路军在福建与红军作战最初取得一些胜果,占据部分的红军根据地。但后来与彭德怀的部队交战失利。蔡廷锴等爱国将领鉴于日本侵华步步紧逼,不愿再打内战,在前线与共党展开和谈取得停火。而陈铭枢则联络桂系、广东的陈济棠等,商议另立政府。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蒋介石以大军镇压。由于闽变未取得其他势力支持,十九路军内亦有反对意见,在敌我实力悬殊下终告失败。最后十九路军主力被中央军击破,部分则向中央军投降。只有少量十九路军军官到广西投靠李宗仁重组,其余被收编之部队中级以上军官全被更换,十九路军番号亦被取消。

参战部队及损失[编辑]

  • 两国参战军队:
日军7万人:第三舰队、混成第24旅团(由久留米第12師團的步兵第24旅下之步兵第46連隊步兵第48連隊第1大隊組成)、第9师团第11师团第14师团
国军5万人:十九路军;第五军(张治中)。

淞沪抗战中,国民政府先后补充十九路军枪弹达1060余万发、手枪弹49.8万余发、各种炮弹7.34万余颗、手榴弹16、7万余枚、步枪1500支、机关枪130架、各种火炮73门。补充第五军枪弹760余万发,手枪弹3万发、各种炮弹1.6余颗、手榴弹5万枚、步枪1600支、机关枪12挺。[17]

據統計,事件中中國金錢損失約為十四億元。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损失惨重。(5年后淞沪会战,闸北华界几乎全部被毁)同济大学(吴淞)、复旦大学(江湾)、上海法学院等均遭轰炸。

然而,除了陸軍與平民的損失以外,當時以上海周邊作為主要基地的中華民國海軍在整場戰爭一槍未開,面對友軍要求增援完全無動於衷,因此在整場戰爭中沒有受到日軍攻擊也沒有損失。這種詭異的狀況遭輿論指責,而後監察院介入調查,是為民22年海軍彈劾案

一二八事变时的中共[编辑]

中共的极左思想和在上海的行动[编辑]

一二八淞沪抗战一打响,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即公开发表声明:“国民党各派军阀和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18],并且极力号召劳苦群众立即进行革命战争,要求革命群众“把子弹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开放”,号召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19]。在国民政府军对日作战之时,中共喊出这些极左口号,连中共的很多基层干部都表示消极,怀疑这样做是否算“捣乱后方”。但中共临时中央把一二八事变看做是类似俄国十月革命一样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当年布尔什维克就是趁俄国在对德战争中焦头烂额,趁机起而主导革命成功),所以绝不愿错过这个机会,因此极力推动士兵工作,指示要在上海南京设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工农组建义勇军。他们的极左的阶级斗争思维认定“天下乌鸦一般黑,反动阶级无好人”,认为十九路军将领抗战不过是为欺骗士兵和民众,甚至称“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别、任何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奴隶,南京政府、广东政府,马占山蔡廷锴,都是一样的东西”,[20]断言蒋光鼐、蔡廷锴等根本是在沽名钓誉、图利谋财。中共呼吁国民政府军士兵们“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军命令,枪毙反动的长官,持枪到闸北、吴淞、南市去,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
但是中共临时中央的极左思想显然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据后来统计,中共在一二八事变期间仅组织义勇军700余人,枪支不过百,送进十九路军百余人,但多从事运输工作,“革命军事委员会”自然是徒有虚名,抢夺武器、开展游击战争也是纸上空谈。

红军趁机猛烈扩大苏区[编辑]

在苏区,红军趁蒋介石为应付一二八事变从剿共前线调回中央军主力以备不时之需时,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江西中央苏区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时,总共只不过控制瑞金、石城、长汀、会昌、雩都5个县之地,而且“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汀雩会四县大部尚是白色”。但到1932年4月时,江西中央苏区已跨有18个县,完全占有7个县及县城。这时,仅中央苏区已有约7万平方公里,控制人口240万左右。加上闽西苏区近10个县,总面积已近10万平方公里,控制人口约300万。其他苏区如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闽浙赣苏区等,也都有了较大发展。

红军发动赣州战役及对上海抗战的直接影响[编辑]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暂停围剿红军,并为应付日本入侵事件而牵制精力。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趁机提出在江西和临近数省的首先胜利。1932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命令,并做了具体军事部署:以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为主力,负责攻打赣州城和打击国军各路援军,以红军江西、闽西军区的6个独立师为支援部队。一二八事变的发生,并没有使红军打消进攻国军的念头。1932年2月4日至6日,红军主力先后进抵赣州附近并开始进攻,国军凭险抵抗。红军6个独立师的支援部队,也到达信丰会昌万安等地活动,牵制国军。期间,蒋介石一度准备放弃赣州将第十八军(当时辖第十一、十四、五十二共三个师)及第六、第十、第八十三师等部队撤至赣东,遭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抵制,蒋转而赞同坚守并增调第十一、十四两师增援。双方激战33天,红军不但未能攻克赣州,反而付出较大伤亡,不得不于3月7日撤出战斗。
但是赣州战役的时期,前后与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几乎同步(赣州战役是2月4日至3月7日,一二八上海抗战是1月28日至3月3日)。原本被蒋介石命令增援上海的陈诚第十八军及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等部队被红军牵制在赣州,使在上海与日军激战的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未能及时得到他们的援助。

虹口公园爆炸案[编辑]

1932年4月29日,在兩國正式簽署停戰協定前,日人於虹口公園舉行閱兵,慶祝日本天皇長壽的天長節及日軍勝利。韓國反日人士尹奉吉混入人群中,向主賓席投擲炸彈,結果白川義則被炸死,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被炸斷一腿,海軍中將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一目。尹奉吉後來被捕,在日本被处死。

日軍的證詞[编辑]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對於此次事件一貫將責任推給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十九路軍對日軍的敵意發動的陰謀。然而在東京審判時當時任少校職派駐日本陸軍駐上海武官輔佐的田中隆吉少將在法庭上對此事件作出證言:所謂的「慘案」是由板垣征四郎委託其關東軍參謀花谷正少校製造事端,實際執行則委託憲兵上校重藤憲史與田中之情婦川島芳子雇用殺手攻擊在上海的日蓮宗僧侶。日軍的任務就是在背後不斷的釋放假情報搧動日本僑民情緒製造混亂,並適時的發動攻擊引發此次事端。

1932年2月22日「加賀」飛行隊左起生田大尉、黒岩3空曹、武雄1空兵

紀念與戰後撫卹[编辑]

国民政府于1931年至1935年间于南京灵谷寺旧址建立国殇墓园,定名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祭堂内61至67块石碑上刻1932年淞沪抗战中阵亡的第五军第十九路军将士名单;在公墓内建立“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第五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由于阵亡将士之多,公墓没能全部容纳,采取以师为单位,用抽签方法,从每一军阶将士中抽一名代表安葬。现为南京市“抗日战争历史教育基地”。

民间纪念:1933年,为纪念在淞沪会战中阵亡的将士,在广州市沙东路由华侨捐资建成一座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坟园1990年更名为广州市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当年蔡廷锴将军的卫士曾晖,抗戰後他回到增城;在整个抗战期间,曾晖曾身负九枪却幸免于难。曾晖多次向廣州市民政部门申请生活补贴,但都杳无音信;虽然政府为老人办理了最基本的农村医疗合作保险,但报销额度十分有限,每个月能领取的补贴并不多(养老金100元、低保290元和高龄津贴300元人民幣)。2010年9月,国家为抗战老兵派发一次性生活补贴3000元,但派发范围僅包括1937年7月7日后共产党领导的抗战部队老战士,并不包括国民党军人。廣州市民政局优抚处处长许永明向记者解释道,“政策对原国民党军人一直以来没有说法”。2012年9月12日2时50分,广州最后一位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的十九路军抗战老兵曾晖因病去世,享年102岁[21]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1. ^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年 :第431页
  2. ^ 《中央周报》,民国21年2月1日,第191期
  3. ^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年 :第445页
  4. ^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年 :第446-447页
  5. ^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年 :第447页
  6. ^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年 :第449页
  7. ^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年 :第450页
  8. ^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年 :第451页
  9. ^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年 :第453页
  10. ^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年 :第458页
  11. ^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年:460页
  12. ^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年:461页
  13. ^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年 :第459-460页
  14. ^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综合月刊社 ,1973年 :上册第104页
  15. ^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年 :第516页
  16. ^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年 :第516页
  17. ^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94、595页
  18. ^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1932年1月31日,见《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8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
  19. ^ 《中共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1932年2月2日,见《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8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02页
  20.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告上海民众书》,1932年3月5日
  21. ^ 蔡廷锴将军当年卫士百岁高寿时生活艰难. 羊城晚报. 2011-1-29 [2011-1-30] (中文(简体)‎). 

书目[编辑]

  •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 鄭浪平:不朽的光榮-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ISBN 0-939083-54-X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關於《1932年上海中日武裝衝突》的備忘錄
  • 俞濟時:一二八淞滬抗日戰役經緯回憶
  • 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日)堀幸雄 著,熊达云 译
  • Fenby, Jonathan (2003). Chiang Kai-shek: 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ISBN 0786713186.
  • Jordan, Donald (2001). China's Trial by Fire: The Shanghai War of 1932.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ISBN 0-472-11165-5.
  • Hsu Long-hsuen and Chang Ming-kai,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2nd Ed., 1971. Translated by Wen Ha-hsiung, Chung Wu Publishing; 33, 140th Lane, Tung-hwa Street,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