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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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武汉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线与政策,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720事件”。

背景[编辑]

1967年二月初,“工总”、“二司”和原《武汉晚报》造反派占领位于汉口的红旗大楼,接管了设在大楼内的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社,2月8日,被接管的《长江日报》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

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即《二·一八声明》),批驳《二八声明》,派军队重新接管了红旗大楼。3月17日 武汉军区逮捕“工总”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目数百名。3月21日 武汉军区发布通告,认定“工总”是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立即予以解散。4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这篇社论是根据武汉造反组织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汉联络站提供的材料炮制的。社论提出要坚决回击所谓“社会上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煽动造反组织翻案。社论发表以后,武汉“二司”、“新华工”(华中工学院红色造反司令部)和“工总”等组织的成员纷纷上街游行,矛头直指武汉军区。6日,中央军委下达《十条命令》。武汉出现坚决为工总翻案”、“打倒陈再道”的标语口号。

5月l6日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成立。 武汉地区的两大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不断扩大并时时伴有武斗,冲突白热化导致流血事件频频发生。

7月,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来到武汉解决两派组织的问题。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亲自听取汇报,协调两派群众组织的关系,使问题逐步走向解决。

经过[编辑]

7月18日晚,周恩来因要事返京。王力、谢富治在“工人总部”的据点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支持该派的主张,把“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之后,“工总”派立即出动广播车上街,播发王力讲话的录音,从而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及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武汉局势急剧恶化。

7月20日晨,“百万雄师”的群众、湖北省直机关的一部分干部、部分解放军指战员涌进王、谢住地,要求他们回答问题,但遭到拒绝。于是,一些群众冲进去抓住王力,塞进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在群众集会上对王力进行质问和批判。武汉军区负责人在周围保护王力的安全,不久王力即被转移到二十九师师部。随后,支持“百万雄师”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工人、农民,以及驻汉部队的部分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中央代表团王力等人的行径,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來源請求],震惊了全国。

当时毛泽东居住在武汉东湖宾馆。在“百万雄师”揪“王、谢”的过程中,毛泽东误以为武汉发生“兵变”。鉴于武汉的局势,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在周恩来的特别安排下,毛泽东当日乘飞机离开武汉。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唯一一次乘坐飞机出行(驾驶员是潘景寅[來源請求]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省群众组织讲话时,首次提出“文攻武卫”口号。7月23日,“文攻武卫”口号登在《文汇报》上,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这次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政变”,武汉军区负责人因此受到严重冲击。武汉大学造反派组织召开大会,揭发声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并成立“斗陈办公室”,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两大派系的武斗逐步升级,武汉大学内的“农奴戟”战斗兵团(龙派)和“虎山行”战斗兵团(虎派)亦相互攻击。是日,造成较大规模的冲突。延续整个武汉严重混乱,派别双方群众以自制长竹一头削尖作为长矛武斗。在六渡桥铜人像下发生一起械斗,导致2人死亡数日无人收尸,尸体腐烂发臭竟有月余。工厂停工,政府机关形同虚设,学校停课。家庭因为派系立场不和比比皆是。夫妻,父子兄弟姐妹常常为派系之争在家吵架,甚至反目成仇。[來源請求]

结果[编辑]

7月25日北京召开了百万人群众大会,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出席,“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实际上两人算逃回北京,王力还负了伤)。此后,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而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都表示大力支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26日,哈尔滨市军民举行了声援武汉“革命派”的大会,并进行了游行示威。

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同日,撤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指為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指为其黑后台。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对“七·二〇事件”中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以及当时同情、支持这些群众组织的干部、群众及家属,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影响[编辑]

七·二〇事件是文革斗争矛头转向军队的标志。作为中共中央最高喉舌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要揪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指出文革分三阶段,一阶段是揪文化战线黑帮(三家村等);二阶段是揪党政部门走资派;三阶段是揪军内走资派。但由于这一趋势引发军队不满,产生了反弹,江青等人由于估计到此举可能引发不测之祸,终被放弃。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抓(罪名是“反军乱军”“小爬虫”),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部份港台當時大陸專家則認為「七·二〇事件」是周恩來顯現他在軍隊裡之實力。

诗歌[编辑]

这次事件前后产生了很多诗歌作品,最为著名的是武汉人吴克强所写的《放开我,妈妈!》。此诗作于1967年6月,正是七·二〇事件前夕。反映出了当时武汉激烈残酷的武斗流血冲突。高度概括浓缩了武汉以至全国,在运动冲击、武斗流血氛围中,众多人民群众、青年人的生活境况。反映同期武汉大规模流血冲突的诗歌,还有《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武汉吕凉)、《我在武汉大街上行走》(武汉小战)、《红旗大楼颂》(武汉李长生)、《在那天快亮的时候》(武汉朝辉)等。这些诗从全身心“投入”的角度,在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这一冲突的激烈程度。

参考文献[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