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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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圆明园的“三·一八”烈士公墓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1926年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大沽口守軍炮擊日本軍艦,日本等國認為違反《辛丑和約》,對北洋政府提出抗議。由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在北京發動群眾學生運動,進入天安門抗議帝國主義,要求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造成北洋政府以武力鎮壓。这是国共两党最早联合进行的一次反军阀抗議活動。

背景[编辑]

1924年5月31日苏联同北洋政府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规定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取消中东铁路除商务外的一切特权等等。苏联在协定中表示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尊重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并答应从外蒙撤军。中苏从此正式建交。

1924年11月26日,外蒙古政府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1924年10月21日,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收受张作霖贿赂军费300万圆,接着又收“奉币”1200万圆作为倒戈费,冯以120万转收买胡景翼[來源請求],然后发动“北京兵变”,软禁曹锟,逐溥仪出故宫,悬赏缉拿吴佩孚,成立“国民军”,并欢迎孙中山北上。然而冯军只有不足4万兵力,北临张作霖违诺入关,南面吴佩孚反击逼近北京,不得不采取张作霖意见,联合皖系,让已经无军又无势的段祺瑞重新出山,就任“临时执政”。

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亲自下令:“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分化成革命的和妥协的两派”,“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并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奋斗。”6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关于中国问题的指令是:“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斯大林还有令:“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愈有力愈强大。”

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甚至许诺给冯2000万卢布的外汇。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北京新中央政府应由冯玉祥及温和派组成,建立纯国民党政府则不可能。

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国民军得到步枪55857支,子弹约5800万发,大炮48,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配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l8门以及药品等等。

1925年3月17日,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加入驻北京外交团,并出任该团领袖。

1925年11月22日,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在直隶滦州发动兵变,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回师关外,直逼沈阳。12月24日郭松龄兵败被俘,次日张作霖下令将其杀害,然后率令奉军南下入关,挺进京津。

起因[编辑]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西等7国公使,于16日以公使团名义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经过[编辑]

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
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
示威群众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广场请愿时与军队对峙

1926年年3月16日,北洋政府外务部接到列强外交团之“最后通牒”后,经紧急磋商即于当日午夜答复,称“最后通牒”的内容“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所以“不能认为适当”。因为按《辛丑条约》,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的炮台应予以一律削平,却并没有相关条文对水道进行规定。公使团对此并未作答辩。

3月16、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徐谦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组织者随即率领群众冲击国务院,作为守门的卫兵,冯玉祥的国民军没有开门。愤怒的群众遂有团围、翻墙抓人等举动,受到卫兵阻拦,因此双方发生了口角,相持了五、六小时,人群直到很晚方才散去。当夜,总指挥韩麟符向李大钊汇报群众情况,李“即表示同国民军的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们还是要争取国民军的”。 3月18日上午10時,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即是“318”抗议大会,号称十万人抗议大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

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组织者又一次要求与会者去国务院示威。群众不愿意去,害怕被镇压。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但与会者中仅有数百众跟随前往。作为参与者的李葆华(李大钊儿子)回忆说:“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在执政府内开会的总理贾德耀等人知难而退,从侧门离开。而事件发生时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墙里头最先打响了三枪。有记者披露,示威者有人执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临时执政令》则认为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在内。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北京的防卫是由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的鹿钟麟的军队主要负责。

结果[编辑]

军警正在殴打学生

有不可靠的说法称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1]。但是段政府称示威学生为“暴徒”[2]。段祺瑞长跪不起不合常理,且前文称段祺瑞悼念遇难学生的史料有明显谬误(这段回忆中“三一八”惨案发生的时间与公认的发生时间不符)。有回忆者称段祺瑞在三一八之后在家中也吃荤,在其他场合吃素只是与信佛有关。[3]前文称段下跪食素的说法来自于网络论坛。 3月18日当日,段祺瑞及北京國務院通電謂本日慘案乃徐謙等鼓動所致,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五人。朱家骅蒋梦麟鲁迅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李大钊、徐谦、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

3月19日各地舆论纷纷谴责国务院门口屠杀。3月20日,賈德耀內閣對三一八慘案引咎辭職,段祺瑞亦下令撫卹。3月20日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

1926年4月9日,鹿钟麟率国民军以段祺瑞暗通奉系为罪名包围国务院,段祺瑞逃入东交民巷法国使馆,执政府倒台。4月17日奉军占领北京。奉军进京后查封《京报》馆和一批报刊,邵飘萍4月26日清晨被秘密处决。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郭隆真,然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禁书刊,搜捕反对人士。

影响[编辑]

刘和珍的遗体

泰晤士报》称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中国知识分子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報》、《现代评论》等加入谴责暴行的行列。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京报副刊》也发表有关文章。

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抢,至今仍眾說紛紜,一般認為是段祺瑞,但無實據。傅斯年说是鹿钟麟,傅斯年在昆明對鹿鐘麟說:「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還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北京的防卫是由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的鹿钟麟的军队主要负责。

纪念[编辑]

在北京圆明园西南面“九洲清宴”遗址,有一座“三·一八”烈士墓,这座墓园占地约100平方米,正中修筑一米多高的石砌圆形台基,台基上竖起通高九米六面体大理石墓碑。墓碑正南面镌刻着“三·一八烈士纪念碑”几个大字。从正南面开始,自右而左,镌刻北平市长何其巩所写的《三·一八烈士墓表》和39位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所在单位和职业等。墓碑四周有28位烈士的坟茔,其余烈士葬于别处。这处烈士墓是在“三·一八”惨案3周年时建成的,当时北平市近万人参加了隆重的烈士公葬典礼。

在“三·一八烈士公墓”的东北角,有一座三公尺高的三棱形石质墓碑。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江禹烈刘葆彝陈燮烈士纪念碑”。这三位烈士生前都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北京工业大学师生在1926年3月21日举行了祭奠仪式,28日举行了追悼大会和纪念碑奠基礼。这座纪念碑建立在西城区端王府夹道的工业大学校园。三棱形的纪念碑上,三面分别刻有“三·一八惨案江禹烈/刘葆彝/陈燮烈士纪念碑”。六角形的碑座上刻有烈士的生平。1970年代,工业大学早已迁走,当地因施工建设而将纪念碑迁到现址。

杨德群

在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的鲁迅中学校园内,有一座高约2米的石碑,这是1931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师生为纪念在惨案中牺牲的該校学生刘和珍与杨德群烈士而建立的“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这里曾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园。在校园的西跨院内,矗立着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两层方形碑座上是方锥形的碑身,上刻“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碑座上刻着两位烈士的生平传略。碑身阴面镌刻着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名句:“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杨德群曾在国立武昌高师肄业,后转入北京女师大,武昌高师当时也为她举行了追悼会。

在北京西北郊北京师范大学宿舍区的楼群中,建有“三·一八殉难烈士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这是一座1985年3月建成的汉白玉方锥形纪念碑,碑座正面镌刻着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写的“碧血丹心”四个字,还刻有三位烈士的生平。碑文叙述了建碑缘起。和平门外师大院内曾建有范士融纪念碑。

魏士毅

北京大学西部化学南楼后面的柏林中,建有“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烈士牺牲一年后,燕京大学学生会建立这座方锥形的汉白玉碑,碑身正面镌刻着“魏士毅女士纪念碑”八个大字。碑下的三层基座上,刻有“魏士毅女士纪念碑铭”。与“魏士毅烈士纪念碑”并列而立的是“三·一八遇难烈士黄克仁李家珍张仲超纪念碑”。1982年3月,北大团委从原北大三院(在东城区北河沿)迁移来的。碑座高三尺,碑腰高一尺,碑身高八尺,暗喻“三·一八”惨案。纪念碑为方锥形,四面分别用篆书刻写着:“三一八遇难烈士黄君克仁/李君家珍/张君仲超纪念碑”,“中华民国十有八年五月卅日立石”。与此相对应的碑腰四面,分别刻着三位烈士的简历和铭文。

韦杰三

清华大学内“水木清华”北面土山之阴,建有“韦杰三君死难纪念碑”。这是清华学生在1926年从圆明园遗址运来的一根大理石断柱,人们称之为“三·一八断碑”。碑座上刻“韦杰三君死难纪念碑”,“該校学生会同人立”。清华同学曾将烈士遗骨安葬于清华园内,三周后移至圆明园与三·一八诸烈士合葬,于是在原墓址竖起断碑。

在崇文区幸福大街汇文中学校园内,建有“唐耀昆谢戡烈士纪念碑”。是从汇文中学原校址建国门船板胡同迁来的。碑身正面镌刻着“为国死义唐谢君纪念之碑”,碑铭全文是:“举幡伏阙,自古有之。惟义与此,匪党匪私。何渎于天,市朝陈尸?!舍生报国,千古同悲!”

参考文献[编辑]

  1. ^ 段祺瑞面对死者长跪不起 终身素食纪念刘和珍
  2. ^ 林本源. 《三一八惨案始末记》. 1926. 
  3. ^ 王楚卿. 《段祺瑞公馆见闻》. 《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