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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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76, 毛泽东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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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核 心）：邓小平 第三代（核 心）：江泽民 第四代（总书记）：胡锦涛 第五代（总书记）：习近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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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 政治 - 教育 中国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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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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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饑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餓飯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饑荒或三年大災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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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编辑]
直至1980年代初，中国政府的立场，正如「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名称所标示的，认为这场大饥荒主要是由于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一些计划失误造成的；中国政府也暗示苏联向中国索要债务也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但从未能出示苏联索要债务的证据。然而，中国国外的研究者基本认同的观点是严重的体制问题和伴随着大跃进的政策转变是饥荒的关键原因。[1]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官方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政策错误因素在灾难原因中的重要性，宣称三分之一责任归于自然原因，而三分之二的责任归于错误管理[來源請求]。
当时中国政府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和伴随的一些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飢餓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例如经济出现困难，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的1959年[2]，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3][4]
在大跃进期间，耕作被强制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而基于私有土地的生产被禁止。这种强制的集体化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认真干活的动力。钢铁生产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以钢为纲）。百万计的农民被号召和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大炼钢铁的劳力当中。因为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很多鐵製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而缺乏基本技术设备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之下产出的只是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劣质的生铁或者废铁疙瘩。
伴随着集体化，中央政府下令实行一些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的伪科学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际上，它们当然相互竞争相互妨碍生长，而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革新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Teventy 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深耕（深达一两公尺）。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于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
在集体化农业实施这些极端转变的时候，又遇上了干旱和洪水等恶劣气候。在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5]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 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6] 大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这些天气包括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超过30英寸的总降水，这也代表了同期整个华南天气状况。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全国各地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7] 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远少的剩余。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灾害，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毛的中国恰恰在因为错误的经济政策而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毛的错误经济政策能够持续三年得不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7][8]
有人认为公共食堂制度是触发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农民必须十分节省地吃粮食，从而坚持到下一次收获。而大食堂制度将农民的口粮强制性集体化，提倡“敞开肚皮吃饭”，再加上不少基层干部从中克扣，使得本来就匮乏的粮食被提前消耗殆尽。据前国家统计局长薛暮桥估计，1958年大食堂过度消耗粮食多达1750万吨。这使得在1958年收成不错的情况下，仅仅半年之后就发生饥荒。[9]
对外援助 [编辑]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10]，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裡，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1962年，给柬埔寨援建川龙造纸厂，周恩来专门问起造纸厂的废水处理并要求改进，增加污水处理设备[11]。1962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援助更加有增无减，例如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1970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曾经增加援助数额，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更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总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同样也描述了对外援助金额“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除了对外援助，困难时期的粮食出口情况也逐渐被披露。例如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披露[12]，1963年5月1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途中触礁沉没，船上装载着玉米近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等。而青岛港离东营、滨州等山东粮荒重灾区仅有二百公里。
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 [编辑]
中国政府的看法是：1958年，由于中国政府“一五”计划超时间、超幅度地完成，导致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生产力发展进行了過度樂觀的错误估判，引起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使得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右倾现象十分严重，因而在全国内引发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導致無人敢于指出錯誤，加之1959年－1961年期间自然灾害异常严峻，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发生惊人的危机。
目前中国政府仍未能提供确凿的原始天气数据证明三年期间全国发生严峻自然灾害，而更多的证据表明[13]，三年期间没有大规模自然灾害。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四川更是风调雨顺，然而错误的分配政策，使四川省大部分粮食用于调配往安徽等灾情严重省份，而本省留存粮食尚不足四川省总产出的10%，使得四川发生了惊人的饥荒。
有些人則認為，三年困難時期是1958年毛澤東提出一年糧食增加一倍的口號，因而導致各地掀起“浮夸风”，各級幹部严重夸大、虚报糧食產量所造成的。由於施行統購統銷的關係，農村除了口糧、種子、飼料以外的糧米全須上繳，而糧食則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負責，農民不能儲糧。當中央派員到地方徵收糧食時，是以地方幹部上報的严重夸大的糧食產量來計算徵收量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幹部為了填補缺口，逼迫農民將原本應該留下的口糧、種子、飼料「三留」也全都上繳。於是各個農村的糧食短缺，公共食堂無米下炊，導致了嚴重的饑荒，有許多人因此被餓死，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14]。
“反右倾”斗争導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傾[15]，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16]。这样颠倒是非，使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危[17]，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成風，處處隱瞞、謊報灾情。例如河南省委于1959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一些地區的政府官員（例如：河南信陽）為了隱瞞灾情，阻止饑民外出討飯，截取郵件阻止信息傳播，让农民失去逃荒的自由、求救的自由，也是導致灾情嚴重惡化的原因。信陽最終饿死至少105万人，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18]
中国经济学者茅于轼认为，中国关闭粮食国际市场的进出口是饥荒的主要原因[19]。
相关损失数据 [编辑]
大跃进时期特别是农村地区推行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灾难性的全国大饑荒，无数人因为缺乏食物而死去。但因此死亡的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2000万至8000万不等。（参见以下争议章节） 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浩劫的死亡人数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其中，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并直接导致四川省经济衰退，退出比较发达省份的序列，成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样的中下等经济省份。 [20][21]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22]。根据《张恺帆回忆录》，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约500万人。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2.5。[23] 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24]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皆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因为缺粮断粮饿死和浮肿无救而丧命的，最少已接近百万。其中通渭县，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多，全县人口总数到1980年还没有恢复到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25]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乾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26][27]
阿马蒂亚·库马尔·森等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7][8]
政府封锁与媒体揭露 [编辑]
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封锁消息的策略，并至今未能透露死亡人数和人民遭受饥荒的惨状。当时的新闻至多以各地大面积发生“浮肿病”作为报道题材，从中也可以看出饥荒的严重情况。随着新闻的逐步放开，有多个媒体开始揭露大饥荒的情景。例如2008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以《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28]。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指人相食），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省委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29]
争议 [编辑]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吃的。[30] 此后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裡，中国政府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密，同时不断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人饿死。[31] 直到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32] 迟至1997年版，《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过去200年间大饥荒的列表，尚未收录这场59－61年的中国大饥荒。[8] 但该书1999年版中的“饥荒”条目，则明确称中国大跃进饥荒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饥荒”之一，“造成了多达两千万人丧生”。
中国教科书在提到三年困难期时，认为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运动路线导致，但官方对死亡人数一直保密，或者从未做过系统的大面积调查，最后导致不了了之。
目前，争议主要是非正常减少人口的具体数字与三年经济困难的责任追究。
也有部分人认为[谁？]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共同导致了自然出生率降低，而使三年内人口数据出现巨大缺口，该推测同其他的人口减少数据等争议一样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口统计而无法得到验证。
2012年4月，《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通过新浪微博否认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上千万人，引发网友激烈抗议。次日，北大教授孔庆东等人转发微博支持林治波，表示饿死人是谣言，是“外国人”写的党史。
随后，2012年5月21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为大饥荒做了专题，质疑以上微博的真实性。
灾害责任 [编辑]
究竟谁应当负责关于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這是一個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都提出了著名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33]
中国官方声称这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一同造成的[34]。 中国官方在1990年以前宣称是由于政策的误判加入赶上三年的罕见自然灾害所致，现在则回避这一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并没有收录“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这一提法值得质疑，因中国大陆有大约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从未发生过。在很多省区粮食已经丰收，但是由于毛泽东要的大炼钢铁，没人下田收割，最终导致大量粮食腐烂在地里面。[來源請求]
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气象日志研究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35]。人为的原因只有曾经因日本侵华而导致的多年抗日战争才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自然灾害”是一种出于历史政治或者科学技术方面的原因而非常局限的说法，现在看来也具有某种政府推卸责任的意味。
很多人[谁？]认为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特别是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被认为是后来造成中国大陸三年饥荒，而且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灾难型后果的重要原因。当时的《人民日报》到處都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的言論。很多专家纷纷讨论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的情況，并要解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情況。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2期上发表的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把责任归咎于毛泽东设计的保证和不妨碍他乾纲独断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1961年初举行的中苏贸易会谈中，苏联体谅中国的国情，提出还债的事可以缓3年再说[36]。另外，当时中国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37]。
| 年份 | 出口 | 进口 | 净进出口 |
|---|---|---|---|
| 1950 | 122.58 | 6.69 | +115.89 |
| 1951 | 197.11 | +197.11 | |
| 1952 | 152.88 | 0.01 | +152.87 |
| 1953 | 182.62 | 1.46 | +181.16 |
| 1954 | 171.10 | 3.00 | +168.10 |
| 1955 | 223.34 | 18.22 | +205.12 |
| 1956 | 265.12 | 14.92 | +250.20 |
| 1957 | 209.26 | 16.68 | +192.58 |
| 1958 | 288.34 | 22.35 | +265.99 |
| 1959 | 415.75 | 0.20 | +415.55 |
| 1960 | 272.04 | 6.63 | +265.41 |
| 合计 | 2500.14 | 90.16 | +2409.98 |
非正常死亡人口统计及争议 [编辑]
在三年困难时期是否有非正常死亡、死亡人口数量等方面，都存在着广泛争议。既有认为完全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观点，也有认为死亡人数逾4000万的观点。中国政府方面，截至2011年，未直接公布非正常死亡人数，仅承认1960相对1950年人口净减1000万。学术界对中国当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都以中国政府官方发布的调查和统计数据为基础。在支持存在大规模非正常死亡观点的学界中，即便是最保守的说法，也超过了1000万[38]。
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统计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大跃进期间，一些地方官员要求低报死亡人数，致使人口统计制度受到干扰，但它并未中断。县、市、省至全国各级，都对死亡人数做了统计。
今天，在中国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39]。官方数据表明，1959－1961年的全国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例如此前的1956－1958年和此后的1962－1964年)多出1500万人左右。
北大学者孙尚拱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40]：1961-1962年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4400万人。
| 时期 | 出生人数合计 | 死亡人数合计 |
|---|---|---|
| 1956－58年 |
6048
|
2124
|
| 1959－61年 |
4225
|
3602
|
| 1962－64年 |
8143
|
2152
|
这样的经常性人口统计，以户口登记为基础，有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当一个孩子出生后，假如他还没有登记户口就死去，那么，这个孩子的出生和死亡，通常就很难计入官方的生死统计中。除此以外，由于大跃进时期对人口统计特别是死亡统计的政治干扰，人口生死统计与人口总数出现了严重的不一致。一些人口专家相信，中国官方统计的死亡人口，低于实际的死亡人数。
为了研究实际死亡人数，专家们利用了中国政府发布的其他调查数据。这包括1953年和1964年进行的两次人口普查。此外还包括1982年的全国妇女生育率回顾调查，该调查从每千个育龄妇女中抽一个出来，问她自1949年以来，哪一年生了孩子，包括生下来后还没来得及上户口就死去的。由此可以得到从1949年以来每一年，育龄妇女平均生几个孩子的数据。专家们普遍相信，这些数据准确性相对较高。一些专家利用这些数据，结合1953年普查得到的妇女年龄结构，计算出大饑荒之前和大饑荒期间总共出生了多少人，再由此推算出其中有多少人死于大饑荒。
科爾等人的研究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42][43][44][45]，蒋为代表的其它研究人员则估算非正常死亡在1800-2400万人之间[46][47][48]，金等人则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4000万以上[8][49][50]。 2004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饑荒导致了多达2000万人死亡。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里面列举了各方观点，结论是从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144万，如果从1958年算起，那总数接近3000万[51]。
作为一个例子，下表来自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44],
| 省名 | 全部府数 | 灾区府数 | 全部县数 | 灾区县数 | 灾前人口 | 非正常死亡人口 | 比例 | 排序 |
|---|---|---|---|---|---|---|---|---|
| 安徽 | 13.0 | 13.0 | 74.6 | 73.6 | 3446.0 | 633.0 | 18.37 | 1 |
| 四川 | 26.0 | 23.0 | 201.0 | 188.0 | 7191.5 | 940.2 | 13.07 | 2 |
| 贵州 | 16.0 | 15.0 | 81.0 | 74.0 | 1706.4 | 174.6 | 10.23 | 3 |
| 湖南 | 17.0 | 17.0 | 96.0 | 91.0 | 3651.9 | 248.6 | 6.81 | 4 |
| 甘肃 | 13.0 | 12.0 | 108.0 | 87.3 | 1585.7 | 102.3 | 6.45 | 5 |
| 河南 | 13.0 | 13.0 | 128.7 | 106.7 | 4805.8 | 293.9 | 6.12 | 6 |
| 广西 | 12.0 | 12.0 | 75.0 | 72.7 | 2009.9 | 93.1 | 4.63 | 7 |
| 云南 | 22.0 | 22.0 | 132.0 | 112.0 | 1918.3 | 80.4 | 4.19 | 8 |
| 山东 | 12.0 | 12.0 | 140.0 | 126.0 | 5343.5 | 180.6 | 3.38 | 9 |
| 江苏 | 12.0 | 11.0 | 84.0 | 63.0 | 5296.3 | 152.7 | 2.88 | 10 |
| 湖北 | 11.0 | 11.0 | 79.8 | 72.6 | 3074.9 | 67.5 | 2.20 | 11 |
| 福建 | 11.0 | 11.0 | 70.0 | 56.0 | 1547.9 | 31.3 | 2.02 | 12 |
| 辽宁 | 1931.0 | 33.0 | 1.71 | 13 | ||||
| 广东 | 15.0 | 12.0 | 110.0 | 72.0 | 3839.3 | 65.7 | 1.71 | 14 |
| 黑龙江 | 1564.0 | 19.0 | 1.21 | 15 | ||||
| 河北 | 18.0 | 17.0 | 183.0 | 135.0 | 5544.6 | 61.0 | 1.10 | 16 |
| 江西 | 14.0 | 13.0 | 89.0 | 51.0 | 1713.6 | 18.1 | 1.06 | 17 |
| 陕西 | 12.0 | 4.0 | 101.0 | 30.3 | 1832.0 | 18.7 | 1.02 | 18 |
| 吉林 | 1280.9 | 12.0 | 0.94 | 19 | ||||
| 浙江 | 11.0 | 10.0 | 91.0 | 51.4 | 2570.3 | 14.1 | 0.55 | 20 |
| 山西 | 1621.1 | 6.0 | 0.37 | 21 | ||||
| 合计 | 248.0 | 228.0 | 1844.1 | 1462.6 | 63474.9 | 3245.8 | 5.11 |
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冯客，在2010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指出，他用了4年遍阅全国解封档案，认为大跃进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52]。
参考、脚注 [编辑]
- ^ China: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Narr. Will Lyman. Ed. Howard Sharp. and Sue Williams Dir. (WinStar Home Entertainment, 1997); Demeny, Paul and Geoffrey McNicoll, Eds. "Famine in China". Encyclopedia of Population. vol. 1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3) p. 388-390
- ^ 参见 彭德怀致毛泽东的信，即万言书 万言书
- ^ 3.0 3.1 http://www1.mofcom.gov.cn/chinese/government/about_publication/publication.html#1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年
- ^ 4.0 4.1 http://jyw.znufe.edu.cn/znjjslt/zhrmghgjjs/xzglsltyj/t20051115_0054.htm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粮食国际贸易和性质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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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7年3月30日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表示“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 ^ 1967年4月14日《刘少奇检查》说：“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见邓子恢说安徽实行的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乱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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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向中央讲实情》刊于《龙门阵》2006年第01期 ，廖伯康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所以我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四川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来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 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 ^ 刊于2008年02月27日《文摘周报》，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在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口头报告中：“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据推测， 该文件可能为《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 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这可能是三年中死亡人口最大的省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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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描述了當時中國对外援助金额“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张郁慧在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1970年，毛泽东對巴基斯坦增加援助数额，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1973年，总援助支出更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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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楊繼繩著，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年5月初版，ISBN 978-988-211-9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