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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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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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 淞滬會戰的中國守軍, 右上:飛虎隊P-40 戰鬥機, 右下: 1945年九月日軍在南京投降, 左下: 日軍在長沙附近進行毒氣攻擊, 左中: 日軍進攻武漢
日期: 1937年7月7日-1945年9月9日
地点: 中國大陸緬甸北部
結果: 中國同盟國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
參戰方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中華民國
同盟國外援
中华民国 國民革命軍
苏联 苏联航空志愿队(1937–41)
中华民国 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1941–42)
美国 美國陸軍航空軍(1942–45)
Flag of Japan.svg 大日本帝國

及其扶植的傀儡政权

 滿洲國(1932–45)
中华民国 冀東防共自治政府(1935–38)
Flag of the Mengjiang.svg 蒙疆(1936–45)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40)
Flag of Reformed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中華民國維新政府(1938–40)
南京国民政府(1940–45)
指揮官和领导者
中华民国 蔣中正
中华民国 何应钦
中华民国 阎锡山
中华民国 李宗仁
中华民国 馮玉祥
中华民国 陳誠
中华民国 顾祝同
中华民国 卫立煌
中华民国 薛岳
中华民国 白崇禧
中华民国 張發奎
中华民国 孫連仲
中华民国 杜聿明
中华民国 傅作义
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
彭德怀
美国 約瑟夫·史迪威
美国 陈纳德
美国 魏德迈
大日本帝国 昭和天皇
大日本帝国 阿南惟几
大日本帝国 朝香宫鸠彦王
大日本帝国 畑俊六
大日本帝国 板垣征四郎
大日本帝国 闲院宫载仁亲王
大日本帝国 近衛文麿
大日本帝国 東條英機
大日本帝国 松井石根
大日本帝国 杉山元
大日本帝国 岡村寧次
大日本帝国 南次郎
大日本帝国 寺內壽一
大日本帝国 西尾寿造
大日本帝国 梅津美治郎
大日本帝国 清三石川
兵力
6,270,000人(最高时)[注 1]
逾700架美軍戰機
4,100,000人(最高时)[注 2]
伤亡与损失
中国政府军队伤亡322万余人,其中阵亡约132万人;

中国共产党军队损失58万余人,其中阵亡16万余人。 中国军民伤亡共计约3,600万人。[1]

不包含大量依附日軍的中國偽軍等,纯日军伤亡为约81万8,074人,約315,861人陣亡
502,213人受傷[注 3]

中國抗日戰爭(1937年7月7日-1945年9月9日)是指20世纪中期,由中華民國領導抵禦日本侵略的一場全面戰爭,戰場主要在中國大陸缅甸等地[2];簡稱為抗戰[3],亦稱作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場。該战争也被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战東亞戰事。

1931年,侵華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后,完全侵佔中國東北,并成立滿洲國,此後陸續在華北上海等地挑起戰爭衝突,国民政府則採取妥协政策避免衝突擴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隨後中國各方軍事政治勢力逐漸達成統一抗日共識,中日雙方均投入大量軍隊,并動員全國力量進行制衡[4]。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战争後,中國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并与美國英國蘇聯等结成同盟國,共同對抗以日本、德国意大利為聯盟的轴心国,中國抗日戰爭也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组成部分。1945年,随着美軍攻入日本本土、苏联出兵中國東北等,中國軍隊亦开始對日軍發動總反攻。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向中國國民政府簽署無條件投降書,中國獲得戰爭的最終勝利。

二戰結束后,中華民國作为主要戰勝國之一,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及五大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一改此前百年來中國積弱的國際形象。但是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對中日各方都造成極為慘重的損失。从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投降期間,中國共有3,500万人以上死傷,直接和间接經濟損失達6,000亿美元(1937年美元)[5]。然而戰爭結束不久,中國國內各方勢力內部矛盾重新浮現,中國再次陷入了內戰

名稱[编辑]

這場戰爭在华人社会較常被稱為「抗日戰爭」,因歷時八年,亦被稱作「八年抗戰」,簡稱「抗戰」。[3]

近衛文麿內閣在日本於1937年發動侵華戰爭時,將日本對這場戰爭的官方稱呼定為「支那事變」(日语支那事変しなじへん Shina jihen ?);[6]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東條英機內閣將其納入為「大東亞戰爭」的一部分,更名為「日支戰爭」(日语日支戦争にっちゅうせんそう Nicchyū sensō ?)。[7]但在二戰結束之後,應中華民國政府的要求,日本禁止繼續使用「支那」這個詞來稱呼中國,遂又被改名為「日中戰爭」(日语日中戦争にっちゅうせんそう Nicchyū sensō ?)。而「支那事變」一詞僅僅作為一個歷史名詞在歷史書籍中出現。

而在國際上,出於中立性的考慮,一般將這場戰爭稱作「第二次中日戰爭」(Second Sino-Japanese War)。[注 4]

戰爭背景[编辑]

明治維新后,日本國力提高,逐漸走向军国主义。在1868年4月6日明治维新拉开帷幕时,明治天皇在《五條御誓文》和《御笔信》中明确提出,日本对外方针是“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8]1878年,日本設立直屬於天皇的參謀本部(后分设陆军参谋本部和大日本帝國海軍軍令部),执掌用兵、作戰等軍令事务,内阁無權過問,由此确立“统帅权独立原则”[9]。設立參謀本部,標誌日本正式邁向軍國主義[10]。1889年,《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帅权。1900年,规定内阁中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由现役武官专任。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与内阁中的陆海两大臣等军方势力合称为“军部”,地位特殊,政治势力不断增强,与内阁相对抗[8]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可以追溯到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日本借八瑤灣事件而向當時台灣動武[11],事後清朝政府與日本簽訂《北京专约[12]。1894年,日本在接連吞併朝鮮琉球后,進而發動甲午戰爭進攻中國的東北與山東,中國清朝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并被迫簽署《馬關條約》,其中包括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控制、割讓中國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賠償二亿兩白銀軍費及開通口岸等。此役后中國在國際地位上急轉直下,而日本則躋身為列強之一[13]。隨後,俄國、德國、法國三國交涉后,日本被迫歸還遼東,此為三國干涉還遼事件

1900年,庚子事變爆發,日本為八國聯軍主力之一,佔領天津北京,並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帶駐屯重兵。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爆發,日本並於對馬海戰中重創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并獲得戰爭勝利。通過《樸次茅斯條約》,日本從俄國手中奪取了南滿洲鐵道及旅順大連租界特權。1905年,日本強迫清政府簽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清朝被迫增開十六處商埠,并在營口等地劃分日租界等。1907年,日、俄簽訂《日俄協定》、《日俄密約》,承認彼此利益并將中國東北北部和內蒙古劃為日本的勢力範圍。從此,日本將中國東北和內蒙古東部稱為“滿蒙”,加上日本1910年通過《日韓合併條約吞併了朝鮮半島,日本在東北亞獲得了進一步侵略中國的跳板和前沿基地[14]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對德國宣戰,入侵胶州湾德國租界,進而佔據山東。1915年1月18日,日本跟急於想稱帝的袁世凯簽訂《二十一條》,取代德國在山東的特权。中國北洋政府雖然參加一戰并為戰勝國,並在巴黎和會中提出廢除外國在華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華駐軍等七項希望取消日本強加的「二十一條」及換文的陳述書,但列強紛紛拒絕,並簽署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此事成為五四運動的導火線。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沒有結束中國國內混亂的局面,而各國勢力均在不同軍閥中選擇己方的代理人,此後中國陷入軍閥割據時期

戰爭爆發前的局势[编辑]

日军侵占东北[编辑]

1931年9月18日,日军佔領中國沈阳

1931年5月,石原莞尔提出关东军应为解决满洲问题主动制造机会。次月,关东军、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东京策划入侵东北的军事行动[15],此后日军相继挑起“间岛事件”、“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军部和政府趁机在国内大肆渲染“满蒙生命线的危机”,陆军大臣南次郎声称“满蒙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而此时,雖然中華民國在形式上實現了統一,但當時南京國民政府仍忙於平定中國各地軍政勢力,其中以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為首。在面对日本的战争挑衅,蒋介石7月24日发表《告全国同胞电》,提出“攘外应先安内”国策,主張先剿滅在中國南方活動的中共及紅軍力量[16]。9月6日张学良向东北军发出指示:“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同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瀋陽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誣蔑此为东北军所为,当夜向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发动进攻,史稱「柳条湖事变」(九一八事變)。当时驻防沈阳的是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接到身在北平的張學良“不抵抗”命令,不得不严令部下不准对日軍作战,翌晨全城即告陷落。事变僅两个月内,日軍佔領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變後,中国东北民众自发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义勇军组织等抵抗日本軍閥侵略,此得到大量民眾同情與聲援。1933年,南京國民政府亦成立東北協會,支持東北義勇軍。而日軍在佔領了東北后,于1932年2月,建立傀儡性質的滿洲國,由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擔任名義上的元首,而政权實際由日本关东军控制,并以“日満亲善”作藉口繼續向南侵略擴張。

华北与上海的危机[编辑]

1933年长城抗战中的中國守軍

日軍佔領東北後,中國政府向國際聯盟控訴日本侵略。為轉移焦點,日軍於1932年1月28日由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市闸北一二八事變爆发。駐守上海的國民政府軍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粤军)在陳銘樞蒋光鼐蔡廷鍇帶領下回擊,蔣中正也立即派張治中國民革命軍第五軍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國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滬停戰協定》,规定中國國軍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國軍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省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市、南京一带,日本以压迫蒋中正惩办抗日军队的手段,来打压中国军民抗日士气。6月,日本軍全部退回上海日租界

但日本軍閥在中國北方的軍事行動並沒有停止,並將軍隊開進长城一線,進犯熱河省察哈爾省兩省,史称“長城戰役”。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熱河省会承德遭到襲擊,僅10餘天即告陷落。蒋中正即令驻守平津地区西北军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宋哲元率部抵抗,并派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军长徐庭瑶率部3个师北上参战。

方振武在1933年6月举行的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台上讲演

1933年5月,日軍向察哈爾進攻,並一度佔領察北重镇多倫。5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将领在察哈尔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人数约10万,冯玉祥任总司令。6月22日,同盟军开始向察哈尔和热河日军进攻。7月12日,吉鸿昌指挥同盟军攻占多伦,将日军全部逐出察哈尔,穩定長城戰事。此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收复失地。此后,日军与满洲国军反攻多伦。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協定》,南京国民政府以实现军令统一为由,派遣军队进逼张家口,威胁同盟军的后方,同盟军被迫解散。中国守軍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通往华北的大门。

1935年5月,日本中国駐屯軍聲稱,中國政府殺害天津親日報刊《满洲晨报》社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社长胡思溥,又誣中國政府援助東北義勇軍進入《塘沽協定》中規定的非武裝區(實際上當時的東北義勇軍為獨立武裝),再次出兵南下。為避免事態擴大,中國政府派遣何應欽與日方梅津美治郎簽訂《何梅協定》,保證“取締全國一切反日團體及活動”。同年9月,日本輿論要求“華北五省(察哈爾、綏遠、河北、山西、山東)自治”。1935年10月4日,日本冈田启介發表《鼓勵華北自主案》,扶植殷汝耕設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最後以國民政府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而平息。[17]

中国的救亡运动[编辑]

國民政府對日本態度,激起中國國内許多人士不滿,給正遭圍剿的中國共產黨有機會擴大影響力。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中國共產黨宣傳領導下,針對國民政府即將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展開大遊行。上萬名學生在北平附近高呼口號,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内戰,聯合抗日。一二九运动大部分骨干,後来成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新生力量,包括黄敬李昌谷景生宋黎等。12月18日,國民政府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維持實質控制華北,對抗殷汝耕冀東防共自治政府[18]

同年底,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召開瓦窰堡會議,決定按照共產國際西班牙活動,以建立統一戰線方式抵禦法西斯國家侵襲。中國共產黨开始抛弃左倾的关门主义,主动和合围陕北根据地的东北军張學良西北军楊虎城部磋商结成抗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并借助各种渠道与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央试探合作的可能性。

蔣中正堅持“攘外必先安内”,調遣撤回關内的東北軍和西北军繼續圍攻中國共產黨在陝北革命根據地,使張學良及西北军楊虎城決定接受中國共產黨的聯合抗日反蔣主張。

1936年12月,蔣中正亲臨西安督战。12月12日,张、杨發動震惊中外的西安事變,对蔣实施“兵谏”。中國共產黨聞訊後的第一反应是欣喜若狂,并对张、杨表示赞许。毛泽东主張要讓蔣押送人民公审,以償還十年血債。[19]然而,張學良看過蔣介石日記後無意殺蔣,史達林亦發來電報,強硬要求釋放蔣。[20][21]最後,中國共產黨經過內部爭辯,決定服從史達林指示[22][23],遂派周恩来到西安與中國國民黨商解決問題,在宋子文宋美齡斡旋下,蔣放棄「攘外安內」的基本國策而獲釋,國共兩黨表面上聯合抗日,成爲日後影響中國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關鍵因素之一[24]

西安事变後,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自願被蒋收編而瓦解。張學良被扣押,楊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被调往兰州河南安徽等处,被完全拆散。红军从陕北南下,占领西安附近地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中國共產黨开始和中国国民党合作谈判。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中国共产党政治犯释放,如薄一波陶铸。中国共产党派遣刘少奇到天津,指导中共北方局工作号召平津学生支持宋哲元抗日。蒋开始加速进行抗战政治、军事、经济准备,包括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三道国防工事,进口大量德国装备武装其嫡系部队。

全面战争的爆发(1937年7月-1938年10月)[编辑]

卢沟桥事变[编辑]

七七事變,抗戰開始
1937年7月,中国第29军士兵在卢沟桥向日军还击

1937年7月初,日本中國驻屯軍北平城外的盧溝橋長辛店回龍橋平漢線等處進行軍事演習,製造摩擦[25]。7月7日,日軍宛平進行軍事演習時,以一名士兵失蹤為由要求進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方拒絕后,日军隨即向宛平城和盧溝橋發動進攻[26],中國國民革命軍第29軍吉星文奉命率團反擊[27],盧溝橋事變爆發。隨後,華北的中國軍政最高長官、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委員長、第29軍軍長宋哲元天津与日军談判[28],試圖遏制事態擴大[29]。此時南京國民政府判断日軍有擴大侵略的可能,於是在通過談判[30]調停[31]以阻止日軍進一步侵略的同時,也在進行軍事準備和部隊調動[32][33]。11日,日本近衛文麿內閣決定向華北增兵,意圖事態升級為“北支事變”[34]。同月17日,蔣中正发表《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第二次廬山講話),正式表明準備全面抗戰的方針[35]盧溝橋事變遂成為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標誌。[36]

1937年7月17日,蔣中正庐山发表《最后关头讲话》
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1937年7月17日,蔣中正《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最后关头讲话》)

蔣中正的講話一經發佈就得到了中國各地軍政勢力的支持。陝北的中國共產黨紅軍四川川系廣西桂系山西晉系西北马家军云南滇系等軍政将领一致表态拥护南京國民政府,要求共同抗日[37]。然而此時,中日談判表面趨向緩和,日軍卻暗自向北平增援朝鲜军关东军[38]。19日,宋哲元被迫接受日軍和談條件,以要求恢復至盧溝橋事變之前狀態為代價[39],而準備將北平守軍撤往保定以保全實力[40]。次日,獲得增援的日軍再次發動進攻[41],并於25日攻占廊坊车站[42]。26日,日本司令員香月清司向宋哲元發出最後通牒,并在北平廣安門與二十九軍再次交火[43]。27日,日軍向整个平津地區發動進攻,并以3个師團兵力增援華北,另各派1个師團前往青島、上海。28日,日軍攻佔南苑,雙方交火激烈,副軍長佟麟阁、132師師長赵登禹陣亡[44],而二十九軍全軍部隊在北平、天津一線與日軍全面交火[45]。月底,日軍進佔天津、北平,二十九軍主力退守保定一線,余部由張自忠率領接受日軍條件而困居北平,平津作战結束[46]

中日进入全面战争[编辑]

1940年日軍佔領區

7月27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称决心取得“中日关系的根本解决”[47],并通告全國,決定對華用兵[48]。7月3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宣布「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49]

這次盧溝橋事變,日本用了卑劣欺騙的方法,佔據了我們的北平、天津,殺死了我們的同胞百姓,奇恥大辱,無以復加,思之痛心。自從九一八以後,我們愈忍耐退讓,他們愈兇橫壓迫,得寸進尺,了無止境,到了今日,我們忍無可忍,退無可退了。我們要全國一致起來與倭寇拚個他死我活!我們軍人,平日受全國同胞的血汗供養,現在該怎樣的忠勇奮發,以盡保國衛民的責任!……我們既戰,就要必勝,只要我們全體將士能夠一心一德,服從命令,結果一定可以打敗倭寇,雪我國恥!
——1937年7月31日,蔣中正《告抗戰全體將士書》

8月15日,日本政府发布声明,明确提出要根本排除和消灭中国抗日运动,真正宣佈全面侵华战争。木更津航空隊和鹿屋航空隊出擊報復,空襲江西南昌機場與其他設施,炸毀停機場上20架飛機。在空戰中,日軍擊毀9架中國戰機。8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放弃之前“不扩大”方针,并于8月24日通过动员案。日本陆军随即向中国大规模增兵,海军宣布封锁中国全部海岸。9月2日,日本内阁通过阁议,将“华北事变”改为“支那事变”[50]。9月4日,日本为建立战时体制召开临时议会,以议会开幕诏书代替正式宣战诏书。9月5日,近卫在议会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表示为使中国放弃抗日政策,即使日本“长期战斗下去亦在所不辞”。11月,日本成立往常在战时才能设立的最高统帅机构“大本营”。至此,日本确立战时体制。[51]:351[52]

8月,中国进入战时体制,成立大本营作为军事最高统帅机构,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战时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8月9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军事委员会主要领导人、部分地方高级将领以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共同出席。根据会议决定,8月15日蔣中正下达全国总动员令,正式成立大本营,蒋以大元帅身份行使最高统帅权。8月20日,蒋下达大本营第一、二号训令,颁布《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和《国防作战指导计划》。训令声明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生存和国家领土完整,对于入侵的“敌国倭寇”“以武力解决之”,提出“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确定战争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明确大本营的组织系统,将中国军队分为5个战区。12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以蒋为会议主席,授权他可以超越日常程序处理一切事务。[51]:351-355同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合作抗日。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全民族实行抗战[53]。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向中国国民党递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8月19日,蔣中正发表红军改编命令。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蔣中正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51]:355-357[54]8月22日,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年底,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54]

此外,8月20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召開洛川會議,確立中共抗戰方針[55]。同日,毛澤東則命令八路軍跨越山西河北,支持傅作義部隊作戰,卻事後透過無線電告知前線指揮官,早先命令純粹為宣傳,事實上八路軍應盡量放慢移動速度,「每天移動五十里,每行軍三天,休息一天。」[56]

华东战场[编辑]

圖為《中國娃娃》:淞沪会战中遭日军轰炸的上海南火车站
黃河花園口決堤,導致黃河下游部分地區交通全部中斷,起到了阻碍日軍的推進的目標,同時造成数百万中国居民遭受水災。

8月11日,蔣中正命令受过精良训练、配备德式武器第87、第88师移防上海市郊,以分散在华北日军力量,蔣中正与德国顾问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也坚信「上海必须固守」,因为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日本机械化部队可横行无阻,而上海的街道与水道,则有利于中国轻武装部队作战。[57]头几天激烈巷战,蔣中正嫡系中央军精锐把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逼退到码头的日军阵地,可是强大的日本海军舰艇炮火,却挡住中国部队猛攻。在接下来的十天内,日本七万五千名援军在上海附近登陆支持作战,同时蔣中正也在上海部署了七十一个师,约六十万的士兵作战,包含几乎全部中央军德式训练部队、新组建的中国空军、以及广东、广西爱国军阀部队。中日军在上海狭窄的巷弄里进行巷战,双方都死伤惨重。[58] 8月14日,双方首次空戰陳一白高志航给敵機以重創。从15日开始,日军开始了对南京的持续轰炸。指挥淞沪会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玉祥,後蒋中正亲自兼任。11月20日,中國軍隊在伤亡25萬人之後,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淪陷;由於下达撤退命令過於仓促,後方国防工事交接發生失误,加上中國抗戰初期軍隊訓練素質低,使撤退演变为溃败。同一天,中國政府宣布將首都和所有政府機構由南京市遷往陪都重慶,而軍事作戰中心先遷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後再遷往陪都重慶。雖然第二次淞滬會戰中国方面在战术上失败,但在战略上成功将日軍移往中國東南,使日军主力陷入山川河流衆多的地形,导致日军无法占领全中国。上海守军的抵抗掩护了党政机关学校和工商企业转移往内地为抗战保留了元气。日军攻占上海之后向中国首都南京进攻。12月12日,唐生智命令中国守军“突围”,南京城随即陷落。日軍以持续数月的南京大屠殺作為打击中國民眾士氣的手段,殺害中国平民和战俘約三十萬以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萬人以上)。下令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後改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杀戮最严重的第六师团师团长是谷寿夫[59]

华北战场与徐州会战[编辑]

1937年10月,太原火车站,中国179旅开赴前线

日军占领平津后,制定在华北决战计划,企图以主力沿平汉铁路进攻河北保定沧州一线,另以一部在主力右翼沿平绥铁路进攻察哈尔山西北部和绥远,待保定作战后,再进攻石家庄德县一线。

8月初,日军编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联合中国驻屯军一部沿平绥路东段向察哈尔发动进攻,以“解除对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境的威胁,消灭察哈尔省内的中国军队”。中国为加强华北防御,任命傅作义为国民革命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平绥路东段防御。8月7日,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进入南口阵地。8月11日,日军即以主力攻击南口,并以一部侧击南口西侧长城防线。中国军队经激烈战斗仍未能抑制日军攻势,8月下旬,怀来延庆、南口、张家口相继失陷。8月29日,日军两支部队在宣化会合,防御平绥铁路西段的中国军队面临夹击危险,遂分头撤退。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随即在伪蒙骑兵协同下沿平绥路向西继续进攻。9月11日,中国第299团孤军坚守天镇一周后失守。13日,大同中国守军不战而走,日军进占大同。24日,日军攻占重镇平地泉。10月,日军相继攻陷绥远省会归绥和重镇包头。平绥铁路作战结束,日军完全控制内蒙,并解除其华北主力进攻河北、山西侧翼威胁。

8月31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与到达的国内援军编组为华北方面军,连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在内,日军用于华北作战部队合计约37万人。9月,日军为确保华北主力侧翼安全,以第五师团、察哈尔派遣兵团分东、西两路从北面进攻山西。9月中旬,日军逼近内长城,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平型关雁门关一线组织防御,决心与东线平型关当面日军决战。9月下旬,彭德懷朱德決定不顧中國共產黨中央與毛澤東反對[60][61][62],擅自同意林彪配合國軍抗日[63],遂派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林彪第115師、贺龙第120师支援第二战区作战。9月25日,第115师在平型关以东设伏,斃傷日軍運輸队500余人[64][65]。9月29日,西路日军攻占繁峙,遮断平型关正面中国军队退路,阎锡山被迫下令南撤五台山地

10月初,卫立煌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从河北石家庄转赴晋北增援,并负责指挥忻口会战。忻口正面中国守军与处于日军后方第十八集团军密切配合,多次重创日军,使日军在晋北苦战[51]:434-452[66]:12。由于上海战事扩大,日本大本营命令华北方面军迅速完成平汉、津浦线北段作战任务并占领太原,以抽调兵力增援上海。10月21日,日军第二十师团从河北石家庄沿正太路分两路进攻山西。日军右纵队强攻河北井陉娘子关,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依工事顽强抵抗。10月26日,日军左纵队进抵娘子关侧后,中国守军主力仓促后撤,日军当日攻破娘子关,并追击溃退的中国守军,10月30日占领晋东阳泉。11月2日,晋东方向日军占领昔阳,形成与晋北日军会攻太原之势,忻口中国守军当夜南撤保卫太原[51]:470-475。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命令主力撤至太原以南,以傅作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守太原。11月5日,日军从东、北两面逼近太原城郊,11月8日总攻,经过激战在当晚突破北面城垣,傅作义率部从城南突围,太原在11月9日陷落。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後,山东省政府主席韓復榘临阵脱逃,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交通要点仅剩鲁南滕县台儿庄。1938年1月14日,經國民政府法院将其判處死刑,之後槍決。[67]1938年2月,日軍华北方面军企圖南下和華中派遣軍會合。國民革命軍在以徐州為中心地區與日軍激戰,史稱徐州会战。3月,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川军王铭章部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战死殉国[2] 。李宗仁遂以西北军孫連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兒莊與日軍反復爭奪,以西北军张自忠国民革命军五十九军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湯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軍侧背,最終取得台兒莊戰役勝利,以毙伤日軍一万多人的戰果成爲近代日本第一次軍事挫敗。[68][69]1938,日軍第10师团第5师团攻勢遭到滯遲。但日軍仍持續自南北两线包圍徐州戰場。為免遭到圍殲,中國軍隊退出徐州。[59]

5月19日,日本軍佔領徐州。6月6日,日本軍佔領河南省会開封。6月9日,蒋命令在花園口炸開黄河南岸大壩。雖然洪水暫時阻擋日軍南下,但是黃河下游大規模水災,使得上百万民众直接死亡或间接因饥荒而死[70],使部份民衆不滿中國國民黨。参与会战的中国军队分路撤退,使日軍未能合围。徐州会战結束後,部分国军留在鲁南苏北敌後战场,蒋下令组建鲁苏战区,以东北军于學忠为战区司令,並坚持到1943年,在日伪軍压迫下,被迫退出鲁南苏北。华北日軍主力进攻山东津浦鐵路方向,以一部向河北平汉鉄路追击,宋哲元率部抵抗,退至黄河以北的河南北部。

华中、华南战场[编辑]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軍达30多万人,国民革命军达110万人。会战中,日本损失8万人,因病减员8万人,由此丧失战略进攻能力。中国军队大部脱离战场,安全撤退,一部留在大别山区敌後坚持游击,主要是桂系军队。会战中,在第九战区南浔铁路战场上,薛岳指挥国军取得万家岭大捷,使日军第一〇六师团损失约万人,几近覆灭,是国民革命军最大胜利。10月21日,日軍在大亚湾登陆,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長官余漢謀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鎮武漢三鎮相繼陷落。中國政府作戰中心遷往重慶市繼續抵抗。[59]

在占领武汉和南方广州後,日軍转入休整,战线拉长,无力作進一步大規模戰略進攻。会战期间,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运送大批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将武汉地区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殊勋。此外,苏联航空志愿队参加保卫武汉的空战。会战迫使日军大本营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謂的“支那事变”。日本政治诱降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到1940年,汪精卫政权在中国国内影响甚小,无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强的黄埔系军队,于是选定蒋中正为诱降对手,但终未成功。武汉会战历时4个多月,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日军损失十余万,无力继续进攻,中国抗日战争开战略相持。[59]

中日相持(1938年10月-1941年12月)[编辑]

日本政策的轉變與分而治之的策略[编辑]

1943年,日本召集汪精衛(左三)、張景惠(左二)等傀儡政权首脑参加大東亞會議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和日本占领军

由於鑒于綿延上千公里的戰線以及敵後區地方游擊隊等等之不安定因素,讓日本此時對於中國採用分而治之的政策,積極扶持中國人成立效忠日本的傀儡政權。[71]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通州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12月14日,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1938年3月28日,梁鴻志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并与日本订立条约[72]:21,发行钞票。後來日本又在佔領区設立親日的汪精衛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德王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權分化中國士氣與國際影響力,但是蔣中正與國民政府沒有屈服。日本侵略中国时,曾打着“反对共产主义”旗号,多次与国民政府接触,希望同蒋合作。

日本作戰方針最早為“三月亡華”,1938年11月第二次近衛聲明表示“東亞新秩序應由中日共同主導”、“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聲稱只要答應和解,就從華中、華南撤軍,華北在名義上屬於中國。日本僅用少量的資源即能引誘中國農工階層加入皇協軍的隊伍,創造出大量的、不同名義的與日協作軍,在經濟上也誘惑資本受損的中國資產階級,向他們開放日軍佔領區的實業投資。面對這些因素,國民政府中開始不斷出現“中日和解”的聲音。同年底,第三次近衛聲明發表,將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部分義務由中國分擔,透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詳見陶德曼調停),藉以從側面誘導國民政府和談,並承諾和談成功後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歸還租界[59]

日本態度轉變引起歐美國家與中國注意,其中歐美研判三次近衛聲明的目標由中國轉向蘇聯,這樣的行動將有助於各國的利益,與慕尼黑協定類似,希望將日本的戰火燃燒到蘇聯的土地上,因而歐美各國開始向國民政府派遣遊説團勸説,希望蒋中正在各方利益沒有太大損失的情況下,與日本達成停戰協議。然而在内面临战局不利外受到列强压力的困局下,蒋中正对抗战始终未有动摇,坚持抗战到底,其夫人宋美龄亦以三国时期赤壁之战曹操劝降孙权为例子,劝告蒋切勿听信日本人,而务必坚持民族大义。[59]

受此影響主张与日本媾和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到達越南。他在1938年12月29日發表“艷電”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打擊抗戰士氣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之後發生「河內刺汪案」,蔣中正派出特務企圖暗殺而不果。3月,汪精卫在军统策划的刺杀事件中生还,这使得他彻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与日本开展秘密谈判,年底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護下來到南京,以「還都」的名義於3月29日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72]:132。 1939年8月23日蘇聯德國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同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隨即提出:「結束一黨專政,召集能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權力的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並抨擊在國民黨執政下,毫無政治自由可言[73]:124

1941年4月,蘇聯與日本簽署《日蘇中立條約》、《共同宣言》,其宣言內有:「……蘇聯誓當尊重滿州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中共則表態全力支持[74]並為此發表社論[75]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發表聲明,強調東北四省外蒙均為中華民國之領土,蘇日共同宣言對於中國絕對無效。

同時日本發動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扫荡重庆市外围,希望國民政府能盡速投降。在這場危及戰時陪都重慶的戰役中,國民政府軍第33集團軍司令张自忠將軍殉國。

敵後戰場的發展[编辑]

1937年8月,中共向国民政府提出“红军擅长运动战,阵地战非其所长”,因而红军“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76]

进入相持阶段之後,日军由於军事进展过于迅速,兵力和後勤补给均不敷使用,只能保证对主要城市和军事据点,以及主要交通线的占领。[來源請求]1938年5月,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提出抗日战争应分为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77]

1939年9月,納粹德國闪击波兰,法國、英國向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歐美各國放棄將法西斯國家力量引向蘇聯的企圖,支持中國國民政府抗戰,反對中日和談。超乎預料,1940年6月22日,歐洲列強法國迅速向德國宣佈投降,德國迅速組織空襲英國。世界各地戰況均有利於法西斯。中國這時也出現廣泛悲觀傾向。在此情況下,國共兩黨以不同宣傳,鼓舞抗戰士氣。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對日軍造成重大打擊;1941年,薛岳指挥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使战略部署回复到会战前,改變當時中國國内抗戰士氣。一些不受國民政府指揮之組織(如中国共产党設立之邊區政府、蒙古抗日遊擊隊等)也逐步壯大。

1940年夏,蒙古族自發抗日,以保護自己家園。圖為蒙古騎兵在抗日戰爭時的訓練。

敵後戰場大多為國民政府地方部隊。之前中共曾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游击战建议,未被采纳,而1938年10月之后,蒋中正看到中共游击战法成效,遂决定重视敌后游击战[78]。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蒋在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上说:“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扰乱敌人之后方,而牵制敌人之行动,破坏敌人交通运输,而减少其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作战”[78]。与会的第十八集团军代表朱德提交国共两党举办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的提议,并获得蒋中正同意。1938年11月25日,蔣中正於南嶽軍事會議確立敵後戰場作戰方針,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79],并确定仿效共产党、八路军的办法,在南岳创立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79],同时向中共请求派遣干部作为教官展开培训[78]。其后叶剑英、李涛等30多人代表中共军队前往执教。游击干部训练班共办7期,每期3个月,毕业学员共计5659名。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毕业学员,成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79]

国民政府将敌后战场劃分為十二個作戰區域。第一戰區建制豫皖邊區總指揮孫桐萱、豫南游擊區、豫北游擊區、河北游擊區、豫魯邊區、太行游擊區龐炳動、中條游擊區高桂滋第二戰區建制第七游擊縱隊、陝東河防游擊縱隊、河北民軍等。第三戰區建制福建保安司令陳儀、溫台寧守備俞濟時、第一游擊區陶廣、第二游擊區顧祝同第四戰區建制西江挺進、瓊崖游擊區、廣東南路第七游擊區、粵桂邊區游擊。第五戰區建制鄂豫邊區游擊、豫鄂皖邊區游擊(廖磊李品仙)、鄂東游擊區。第六戰區建制游擊總指揮、挺進軍。第七戰區建制閩粵贛邊區、東江指揮所挺進縱隊、海陸豐守備區。第八戰區建制察哈爾游擊區、綏遠游擊區、伊盟守備軍陳長捷、東北挺進軍馬占山第九戰區建制湘鄂贛邊區游擊(挺進軍)。第十戰區建制陝西抗日義勇軍第一縱隊。魯蘇戰區建制山東游擊沈鴻烈(1942年改為于學忠,1943年7月國府將魯蘇戰區與魯蘇皖戰區合併第十戰區)、第一游擊區韓德勤、魯東游擊牟中珩冀察戰區建制察哈爾游擊石友三、河北戰區游擊指揮孫良誠、河北民軍、太行山游擊區龐炳動[80]

另外還有民間與中國共產黨等抗日團體,而敌后地区也成为各抗日武装势力范围。隨著日本對國民政府敵後大規模掃蕩,國軍敵後控制區大大減少,日軍也沒有足夠兵力長期守住這些地區,而中國共產黨利用這種“真空”,以游擊戰迅速扩张。

隨著汪精衛等投日,约56万敵後中央军和地方軍閥部隊投日,也有部分人不滿國民政府,投向中國共產黨部隊。[來源請求]至1940年7月,中國共產黨部队已增至近40餘万人,擁有約1億人口的抗日根據地和近200万民兵,除反对日军外,也常與國軍武裝衝突。在1940年周恩来给斯大林信中提到,中共基本政策是支持蔣领导抗日,在中国百万以上伤亡士兵中,八路军伤亡数量十三万人,新四军则为十一万人[8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以彭德怀为主部分将领,未經中國共產黨中央批准,私自發動百團大戰[82],初期动员22个团,主要破袭正太路,其次破袭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後又有其他中国共产党部队加入,據中國共產黨稱,共消灭日、“伪军”两万五千余人,俘虏约两万人。但中国共产党军队也遭到约1.7万人伤亡巨大损失。[83]

新四军在车桥战役战场上

中国共产党新四军与当地国军因发展敌後根据地,占据有利地形等问题多有冲突,而其背後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1940年10月,中共新四军发动黄桥战役突襲苏北韩德勤部队[84],韩德勤部89军全军覆没。1941年1月4日至12日,共产党部队新四军9000余人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事先埋伏的国民政府军7个师8万余人袭击,除2000余人突围成功,多数战亡。该次事变称为“皖南事变[85]

百團大戰后,日軍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调回20余万部队,在華北日軍兵力達到47万,並集中了傀儡政權中投入戰場的全部軍隊,先后共调集60万日军以及90万伪军,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86]。為應對共產黨方面的遊擊戰术,採用了“保甲制度”來斷絕共產黨軍隊與當地民兵的接觸,設立無人區,進行三光政策,甚至時常使用違反國際法的生化武器來作戰[87]。共產黨面對日軍掃蕩的壓力下,全军退入山区和乡村,化整為零保留實力,并积极开展山地及平原游击战迟滞和消耗日军锋芒。华北日軍因找不到共产党军队主力,便把參與掃蕩任務的日軍為基礎,发动五一大扫荡,八路军常德善,王远音,于时雨牺牲,發動中條山戰役一號作戰,以期消滅中國力量。

与此同时,中共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以解决自己的补给问题。1940年起,中共根據地開始從事特货種植銷售,1942年鴉片收入成為中共邊區經濟最重要收入來源,1944年更達到總財政收入30%的規模,透過此類貿易賺得許多金子、法幣等。与此对应的是国民政府统治区更是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甚至用鸦片充当军饷。[88][89][90],以晉北及陝北栽種區域最廣[91][92][93],將鴉片統一收購運至耀縣柳林銷售[94],國民政府曾於1943年4月欲派內政部陝豫甘寧綏區煙毒檢查團赴陝北調查,遭蕭勁光拒絕[95]

1944年3月5日至3月7日,新四军粟裕开始苏中1944年攻势作战,发起车桥战役,之后又陆续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先后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攻克、逼退日伪据点60余处。[96]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大陆战场(1941年12月-1945年2月)[编辑]

同盟國與战略反攻[编辑]

国军在鄂西三峡地区行军
開羅會議三巨頭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日本的戰略重心從中國轉变为美國。翌日,美國對日本宣戰,並呼籲世界各國對日本實施貿易制裁。12月9日,中國正式向日本宣战。不久之後,除了先前與日本簽立互不侵犯條約的蘇聯以外,英國等同盟國也對日本宣戰。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國加入二戰後以租借法案的名義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國運送作战物資支持中華民國繼續抗战。

世界各國的介入主要是因为英美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因此中國與英國簽訂了友好同盟條約,並與英美等國簽訂廢除部分不平等條約,令重慶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上升。[97]

香港时间12月8日早上8時,即珍珠港事件後仅數小時,由酒井隆指揮的日本軍隊從深圳向香港发起进攻,香港保衛戰於此開始。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率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淪陷。同时,日本在國内进一步徵兵動員,將戰場扩大至荷属婆罗门(今印度尼西亞)、菲律宾等英、荷、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奪取當地產量豐富的石油、橡膠等战略資源。並派兵向英國遠東軍進攻,接連攻克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並在暹罗湾發動主力決戰,將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擊沉,標誌著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已無人能敵。

日本方面不滿足于控制東南亞的油氣資源,同時注意到滇緬公路對中國戰場的意義,轉而出兵缅甸,意圖切斷滇緬公路孤立中國。此時英国在远东的军队已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转而向中華民国国民政府求援。於是罗斯福与蒋中正磋商组建了盟军中缅战区,由蒋中正兼任司令,中国派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率10万名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日本作战。原本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與日軍会战,但是日軍先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退兵,於是日軍迂回至中国军队背後,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结果联合作战破局成為各自潰退的慘劇,远征军第5军殘部被迫自野人山回國或撤往印度,第66军撤退回国。这次战斗中,200師師長戴安澜戰死。最终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餘人安全撤离。而杜聿明被召回,美军兼任中缅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和新38師师长孫立人廖耀湘則留下繼續负责在印度编练軍隊。

1943年11月,中國蔣中正委員長及夫人宋美齡,美國羅斯福總統,英國邱吉爾首相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开会,發表新聞公報《开罗宣言》,要求战後日本归还自1895年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

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形勢惡化,兵力不足與運輸船隊遭美國獵殺使得戰爭物資緊缺:橡膠、鋼鐵被列爲國家資源,禁止向民間出售;華北地區的資源生產遭到當地民兵與八路軍連續不斷的襲擾,絕大多數地區喪失了生產能力。爲了取得東南亞地區的物資,必需打通中國的铁路綫,於是日本發起了豫湘桂会战。日本华北方面军轻易击溃湯恩伯河南省的大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阵亡,結果日軍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之後,华中日軍乘胜追击,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击败薛岳,一路追击至湖南南部重镇衡阳。第十軍軍長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华中日軍与华南日軍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後打到贵州独山,震动重庆;另一路则从衡阳南下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了粤汉铁路。中共則在潘漢年通知下即早獲知豫湘桂会战情報,幾乎未遭受損失。[98]日军以40万兵力投入到广阔的地区,竟使号称600万之众的国军损兵70万。战后中方丢掉大小城市146座,沦陷国土20万平方公里,航空基地7个,机场36个,而遭日军奴役的国民不下600万人 [99]全国舆论哗然,各界痛斥。此役日軍事先精心準備,兵力也經過大大補充;中国守軍一方面因爲長期的相持局面而放鬆了警惕,另一方面精銳部隊被史迪威調往西南戰場,導致豫湘桂會戰的大潰敗。日軍虽然最終控制了華南交通動脈粵漢鐵路并打通「大陸交通線」,但却无法保证其使用顺畅,反而使得兵力分散的弱点更为突出,为中国日后的反攻创造了战略条件。

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发動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華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後攻克日軍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搶通中印公路

日本战败(1945年2月-1945年9月9日)[编辑]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作为中国全权代表在侵华日军投降书上签字,1945年9月9日,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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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在東京灣美國戰艦密蘇里號上簽署降書的日本代表。

1945年2月,英、美、苏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後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由於美英是以犧牲中國的主权(如承认外蒙古独立),來換取蘇聯對日出兵的條件,也被称为「遠東慕尼黑」陰謀。

1945年2月以後,盟軍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於是為了消滅美軍在中國的飛機場以維持大陸交通線的通暢並早日結束中日戰爭以集中全力於本土防衛,1945年3月起日軍先後發動豫西鄂北会战湘西会战。在河南,日本軍於3月下旬從豫中會戰之後的防線以東向西發動攻擊,其前鋒一直衝到西峽口。在湖北,3月日本軍向西北部發動攻擊,於4月8日攻陷老河口;不過之後國民政府軍隨即發動反攻,收復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軍佔領的地區。在湖南,日軍以空軍基地芷江為目標,於4月向湖南西部發動攻擊,但是在中国军队抵抗之下,日軍遭受挫敗而退回原陣地。之後中国军队乘勝追擊,向廣西地區發動反攻,於5月27日收復南寧,6月29日收復柳州,7月27日收復桂林,8月收復廣西全境。此外,中国军队原本預定於8月收復廣州以打通中國對外運輸要道,因為日本投降而無須實行。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後之打击”。由於此時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哈利·S·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請苏联協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

1945年8月6日,为避免採取大量傷亡的登陸戰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8月9日又在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蘇聯紅軍根據《雅爾塔協定》,隨即在8月8日對日宣戰,發動八月風暴行動,於8月9日出兵中國東北。此时日本关东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蘇聯紅軍則多达150万人投入到远东战场,雙方裝備懸殊。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橫掃日本關東軍,由于军纪败坏,对战败日本人及中国东北人抢劫、施暴及强奸等,在当地造成巨大恐慌。苏联於中国东北撤军前,投入大量人力大规模拆运东北地区原有工业、铁路等基础设施,使中国损失巨大。苏军撤出后,将大批军火弹药交给中共军队[100]

同時,由於美國核打擊與蘇聯軍隊參與,中國内部開始有人感到中國抗日戰爭即將終結。中國共產黨由毛澤東發表《對日寇最後一战》,將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據地一一連通。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中國國民黨迅速佔領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中国共产党則接收經營多時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在苏军协助下,也收复一个省会城市张家口。八路军、新四军於敌後长期控制大量铁路干线,增加在西南正方對敵的之國民革命軍接收日佔區之困难。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昭和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遠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指示日本部隊,除中國東北外,中國大陸及台灣、北緯16度北越南境所有日軍,必須立即向中國國民政府主席及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及其代表投降。對此,岡村寧次表示絕對服從,朱德以中國解放區總司令名義致牒英、美、蘇駐華大使,聲言國民政府無法代表中國接受日、偽軍投降,唯有延安總部才有權代表參加受降工作,並稱蔣介石為「法西斯頭子獨夫民賊」、「挑撥內戰」[101]。接著,朱德致電岡村寧次要求日軍分別向華北、華東、華中、華南中共將領投降,最終遭到日軍拒絕,盟國則完全不予理會[102]

8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发表声明:“日本天皇8月15日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并未向武装部队发布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而且日本軍閥仍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实际投降……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來源請求]此时,由於日军神風特攻隊出动,导致苏联伤亡頗重。直到8月23日,苏军占领旅顺港,战事才真正结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國軍艦密苏里号上正式簽署投降書。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華民国政府陸軍總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至此正式結束。按盟軍指令,中國戰場上的日軍必須立即向國民政府投降,但中共中央則不這麼認為,除熱河、察哈爾之張家口、山海關等6都市由蘇聯軍所佔據轉交給中共外,其餘重要都市多未進入和平狀態,戰事仍然持續[103]

12月25日,美国国务院照会国民政府,希望中国能尽快派兵赴日参加占领。后因国共内战,中国最终未能派占领军进驻日本。

戰區[编辑]

抗戰期間,中國被劃為多個戰區

其序列大致如下:

戰區 所轄地區
(1937年8月底)
司令長官
(1937年8月底)
所轄地區
(1939年初)
司令長官
(1939年初)
所轄地區
(1945年2月)
司令長官
(1945年2月)
第一戰區 河北北部
山東北部
蔣中正 河南、安徽北部 衛立煌 胡宗南
第二戰區 山西察哈爾綏遠 閻錫山 山西、陝西北部 閻錫山 閻錫山
第三戰區 江蘇浙江 馮玉祥
(後由蔣中正兼)
浙江、福建
江蘇及安徽南部
顧祝同 顧祝同
第四戰區 廣東福建 何應欽 廣東、廣西 張發奎 -- --
第五戰區 山東南部
江蘇北部
蔣中正
(後由李宗仁任)
安徽、湖北北部
及河南南部
李宗仁 劉峙
第六戰區 湖北西部 孫連仲
第七戰區 廣東 余漢謀
第八戰區 綏遠、寧夏
甘肅青海
朱紹良 朱紹良
第九戰區 湖北南部、湖南
江西
陳誠
(後由薛岳代理)
薛岳
第十戰區 陝西 蔣鼎文 安徽 李品仙
第十一戰區 平津地区 孙连仲
第十二戰區 察哈尔 傅作义

外部援助[编辑]

美國[编辑]

美国国内的宣传海报,上书“这人是你的朋友——〔中国人〕——他为自由而战”

美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过大量的援助。抗战初期,美国奉行中立政策,对中日双方都不提供武器,但可以提供原材料。因为日本工业基础强于中国,此举实际上有利于日本。初期的美国援助,包括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和2000万美元的贷款。1940年汪精卫政权成立後,美国大幅度增加对华援助,同时援引“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武器。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是二战期间中国最大的援助国。美国武器主要在远征军、驻印军的滇西缅北战场派上用场。

美国在外交上支持中国,卢沟桥事变爆发後,美国对日本提出抗议并力促中国和日本的和谈。1941年,由於中日和议始终难于达成和日本入侵中南半島,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和钢铁禁运。断绝了石油和钢铁来源的日本不得不冒险偷袭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

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發給「飞虎队」飛行員的識別「血幅」(上),以及繪有「飛虎」圖案的美籍志願大隊徽章(下)

1941年,美國陸軍航空隊退役飛行員陳納德在美中兩國政府批准下,召集一批名義上退役的美籍飛官,為中華民國空軍組建一個美籍志愿大队(俗稱“飛虎隊”),以帮助中國抗战;但飛虎隊整訓直到1942年才初步完成,因此在1941年日本零式艦上戰鬥機橫掃中國戰場時,中國曾經歷一段遭受日軍空襲卻無空中反擊能力的時期。

中美士兵互插国旗。

美國參戰後,承認志願隊員軍籍,並將原志願大隊扩编为美國陸軍第14航空队與中國空軍混合聯隊,在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防空情報電臺總臺首任少將總臺長陳一白指揮偵報日機情報電訊精確,擊落大量日機,令中國軍民士氣大增。14航空队與獲得美援的中華民國空軍取回了中国戰場制空权,共击落日机2600架,支援了中国的抗战。

1942年末,日軍占領緬甸,為防止日軍入侵西南地區,國民政府炸斷惠通橋並沿江佈防,滇缅公路封閉。为保证中国物资供应,美军开辟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等高寒山区的驼峰航线,开始空前的大规模空运。在三年多,向中国空运超过70万吨物资。驼峰航线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极端恶劣,在运输过程中,损失近500架飞机,有1579名美国飞行员遇难。1944年6月,美国飞机从成都多个机场出击900多架次,轟炸日本本土。

苏联[编辑]

1937年8月21日,苏联同中華民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协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苏联先後与中国签订了三次贷款协议,总额为2.5亿美元,实际到位1.7亿美元。苏联允许中国使用这些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成为抗战初期中国军事装备的主要来源。

中國空軍的霍克II戰鬥機

1937年10月,第一批苏联航空部队与500名苏军专家一同到达汉口空军基地,他们开始向中国飞行员教授驾机技术。苏联在战争期间,協助培养了部分飞行员、领航员及地勤人員[104]。1937年12月1日,苏联航空志愿队首次参战。1938年冬,第二批志愿队来华,其中有当时被授予苏联英雄的雷恰戈夫,先後在武汉和台北给予日军重创[104]

1938年7月9日至8月14日,苏日在张鼓峰(今中朝俄边境)发生冲突,1939年6月27日至9月16日,苏日在中国领土诺门坎(今中蒙边境)发生冲突,两次冲突都以苏军重创日军结束。

苏联继1939年与納粹德國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後,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定《苏日中立条约》,背叛了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日中立条约》宣称“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日中立条约也违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後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和约及协定。”。苏日签约後,斯大林亲往火车站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破例与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车送行。4月25日,苏联和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交换条约批准书,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正式生效。条约的有效期为5年。根据《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然而日蘇雙方都把對方作為潛在的敵人。日本把幾十萬關東軍守在東北,準備大量化學武器一旦和蘇聯發生戰爭時用,直到今天,還有中國人因為地下化學武器泄露而傷亡。日本支持白俄反蘇,而蘇聯支持東北抗日聯軍的游擊活動。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政府在中国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署了《雅尔塔条约》,划分了战後在华利益。1945年4月5日,苏联在《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前單方面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并于8月8日对日宣战,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日本北方四島和朝鲜半岛北部。苏联一个多星期的作战,换取了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这样的“援助”有人[谁?]认为是更大的伤害。

德国[编辑]

中國德械師士兵

德国也是抗战初期中国的重要援助国。德国顾问团在中國国民政府中服务。从1936年起,德国和中国签订了2.82亿马克军火销售协议。希特勒曾经希望将中華民國拉入反對苏联的联盟当中,并积极調停中日战争。但日本步步进逼,始终未能成功[105]。1938年,在日本的抗议下,德国召回军事顾问,并中止同中国的军火合同。但德国军火在中国抗战初期依然有重大影響。中德合作令國民政府軍裝備大大改進。戰爭初期,中華民國政府曾有數個全德國裝備的德械師[來源請求]投入戰場,參與上海保衛戰等戰役。

英国[编辑]

英國在19世纪時在中國擁有龐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東亞已是鞭長莫及,而且要與北非和西歐的德軍作戰,英国对中國抗战的支援基本上只限于道义上的。对中國的帮助行动包括开通滇缅公路和为驼峰航线提供基地。

华人华侨[编辑]

抗战期间,世界各地华人华侨为中華民國抗战捐款已超过13亿元。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当时全国战斗机飞行员中华侨占了四分之三。著名的南洋华侨机工队活跃在滇缅公路上,保证了抗战物资的运输畅通。

林雲穀於1938年發表了小冊子《抗戰與華僑》,黃警頑(日伪占领上海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员)编写了的《華僑對祖國的貢獻》,長達339頁,由上海棠棣社於1940年出版,这两本书都詳細介紹了華人華僑在抗日戰爭中做出的贡献。

战後[编辑]

位于七七事变发生地宛平城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审判战犯[编辑]

战後,盟国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但由於日本跟美國的政治協商成功,所以只對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宣判有罪,而对已经逮捕的其他数十名重要战争嫌疑犯陆续予以释放[106](當時日本天皇甚至不需要上庭作供或辯護)。對於裕仁天皇的處置,在1943年開羅會議上,西方代表曾有在戰後廢除天皇一設想,羅斯福對此咨詢蔣中正意見,蔣中正则表示「应让日本人民自己决定」[107]。战後美日同盟的形成,最终使裕仁逃过一劫。[108]

中國戰區則在1945年10月3日,將陳公博由日本引渡回中國。12月在南京(南京軍事法庭)、上海、北平、漢口、廣州等十處成立戰爭罪犯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漢奸進行審判,並判處各種刑期。日軍中將酒井隆,戰後由第十一戰區緝獲,押解戰犯軍事法庭證據確鑿判處極刑正法。

  • 1946年4月12日,江蘇高等法院以叛國罪宣判陳公博死刑確定。6月3日,發由蘇州獅子口執行槍決[109]
  • 1947年4月26日,南京大屠殺主謀谷壽夫中將(華南派遣軍司令官)經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押赴雨花臺執行槍決。
  • 1947年6月11日,松本潔(嘉山之虎)經戰犯法庭判處兩個死刑,立即核准執行。
  • 1947年6月17日,日本戰犯米村春喜下田次郎行刑[110]
  • 1948年1月28日,百人斬(南京大屠殺)之中的田中軍吉野田岩向井敏明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場執行槍決。
  • 1948年12月22日,松井石根因參與南京大屠殺,經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絞死。
  • 1949年1月26日,原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上海被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宣布无罪,引起全國人民的激憤。[111] 中國共産黨對此向南京國民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得到國內輿論的廣泛贊同。[112] 後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最終冈村宁次還是被國民政府釋放回日本。

1950年,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武部六藏等日本战犯969人、溥仪等伪满战犯约300人。这批日本战犯和此前在国共内战中俘获的140名日本战犯,分别被集中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太原战犯管理所集中关押改造。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1956年4月宣布,对在押的日本战犯从宽处理。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无一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同年,其他1017名被认为罪行较轻、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113][114]1964年3月,在中国服刑的最后一批日本战犯共3人被特赦释放。

中日和约[编辑]

1951年,美國主导并邀请52个国家召开旧金山和会,中国因中華民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權問題未參加此會。和会的结果是48個戰勝國與戰敗國日本於1951年9月8日签订的对日《旧金山和约》,但与会的越南朝鲜蒙古宣布不承认该条约。周恩来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115]

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政府在台北与日本单独签订《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在中日《台北和约》及旧金山和约中,日本放棄台灣澎湖群島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主權[116]最早從美國政府內部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後,美國在冷戰期間希望國民政府放棄外島,意圖將台灣法律地位從中國內戰及主權中分離出去。[117]因此支持台湾独立的學者据此认为因為条约沒有指明名歸屬任何特定國家,最後引起台灣獨立運動的产生(参見臺海現狀台灣問題)。另外一派学者則认为条约是与中华民国签定的,当然是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并且“約文第三條指出日本有關台澎包括在主權之內的財產、債務之處置對象為「在台灣及澎湖之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118]有人认为[谁?]日本没有指明特定歸還给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2年以前日本承认的中国政府是臺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中日和平条约》中,于第一条第二款宣布“出于对日本国民的宽厚和善意”,自动放弃了向日本索討「戰爭賠償」的“要求”,(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权利”,法律学上权利比要求更为基本,所以说中国还是保留了对日战争索赔的权利)[來源請求],但並不包含「民事損害賠償」。

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建交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国家赔偿的权利,但没有放弃民间要求赔偿的权利。取而代之[來源請求]的是日本以「作為鄰國互相協助」・「反省過去的過錯」等理由及為援助中國發展,承諾實施政府開發援助(ODA)作為最終解決戰後處理的方案。[來源請求]从1979年開始,日本在對华ODA贷款總額超過3萬億日圓[119],2008年日本停止了对华ODA贷款项目。

领土变化[编辑]

与七七事变前相比,中国收回了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甲午战争中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澎湖地区。苏联则以战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不支持新疆独立及出兵消灭东北日军为条件,换取了中華民國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占领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但是由於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华民国依联合国通过的“控苏案”,由立法院于1953年2月24日废止該条约,拒绝承认“蒙古独立”。此外,苏联还在中国东北获得了中东铁路旅顺港的使用权,后归还中国。

纪念[编辑]

宣传[编辑]

1949年直到80年代,中国大陆基本上未正面宣传过国军在抗战中的表现,如1979年徐师大历史系编写的教参《世界历史大事纪年》和1960年上教出版社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中的中国抗战年份大事表,自八一三事变之后,唯一提到国军行动的就是豫湘桂战役,此外还有花园口决堤和封闭生活书店发动反共高潮之类,主要内容都是中共的活动和作战。80年代起开始宣传国军的作战,如台儿庄战役。

战争统计[编辑]

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軍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後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4万人。(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及苏军在东北消灭的日军。)

抗日戰爭中,中國國民政府軍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中國國民政府领导下的國民政府軍與日軍共有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小型戰鬥38931次[121]。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國民政府軍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总计损失365万0465人[122]:243[1];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万9958人、负伤176万1135人、失踪13万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海军舰艇全部损失[123]:36-37[1]損失戰機2468架。讓日軍阵亡48萬3708人,而傷者更達193万4820人。这一数字不包含同时期内未正式加入国军的强拉的壮丁的伤亡数字,也不包括在后方编训时的非正常伤亡数字。[來源請求]

中国共产党領導的抗日部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主要在日军后方及日占区进行游击战。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52万0463人、伪军49万0130人,俘虏日军6213人、伪军51万2933人,日军投诚746人、伪军反正18万3632人。击落飞机约42架,缴获长短枪68万2831支、轻重机枪1万1895挺、各种炮1852门。但据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致电八路军总部、山东军区和晋西北的电文《中央关于改变加倍数目发表战果的作法的指示》(1944年3月21日),称“我军战报多年沿用加倍数目发表的办法”,显示中共的抗日战绩其实是经过注水而来的,但注水的比例相对于国军和日军较小。[124]

中國平民則約有900万死於戰火,另有800万平民死於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為難民。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按1945年货币折算,約為6500亿美元。而据蒋梦麟的回忆录称有一千四百万壮丁被国军拉夫后死于饥饿疾病。[125]

另有估计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可累计之估计数为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最低限为3480万人;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可能在4100万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而从人口损失的角度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应在5000万人以上。[126]

日本的战争罪行[编辑]

重慶大轟炸中的受難者

影響[编辑]

抗日战争是自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國第一次全面胜利战争。

1938年7月13日,日本舉行五相會議決定:「為了使中華民國喪失抗戰能力,並推翻中國中央政府,應設法造成法幣的崩潰,取得中國在國外的外匯,由此在財政上使中國中央政府自行消滅。」因此透過滿州國中央銀行搜刮中國佔領區內黃金,共向日本輸出黃金29,247,524塊19,767,194克,洋1億6958多萬,成為日本外匯換取戰略物資。日本在中國扶植政權,共設立「滿洲中央銀行」、「冀東銀行」、「察南銀行」、「蒙疆銀行」、「中國聯合準備銀行」、「華興商業銀行」、「中央聯合儲備銀行」等銀行,大量發行不足值的貨幣以套取國民政府法幣,再以法幣換取中國外匯輸給日本本國。並成立「登戶研究所」偽造法幣,共印製法幣40多億元(相當於中國抗日兩年軍費),造成中國戰後嚴重通膨與經濟外匯損失。

中国牺牲5000万人(包括軍人與民眾),拖住60-80萬日本陸軍,不能用來进攻亚洲太平洋使苏联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之不利,[來源請求]减少美国太平洋战区之压力, 使美國能大量派兵往歐洲,保证同盟国西线胜利[來源請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重要。[127]

经历八年抗战後,国共两党军事实力对比大变,中国共产党军队由战前约9.2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第12页)猛增至约127万人(中共中央致中共和平谈判代表电1945年9月),另有268万民兵。“解放区”面积达104.8万平方公里,拥有1.255亿“解放区”人民[128]。国军则由抗战初期的170万(蒋纬国:《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三卷》第89页)增加到524万陆军(《陆军整理计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45年7月),海空军另计。抗战结束後,国军改编150万日、“伪”军,中華民國軍隊控制中国大部分地区,大多数工业城市、铁路和四分之三人民,在内战初期武器装备也优于中国共产党军队。因此抗日战争对国共内战结果有关键影响,对中国战後影响深远。抗战结束,国共矛盾凸现,内战爆发不可避免。[129]同時,抗日战争亦因為日軍消滅中國軍閥,使軍閥數量減少,促進中國統一。

西方现代史历史研究曾因冷战意识形态,忽视抗日战争对世界战场之作用。随着冷战结束和东西方文化不断交流,西方学者重视中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作用,研究工作也逐渐增加。[來源請求]

中华民国政府在2008年(民國97年)《中华民国年鉴》中评论抗日战争:

從民國26年到34年,為8年全面對日抗戰時期。影響抗戰陣營最大的因素是中共,共軍的主力用在敵後擴張基地,國民政府除全面抗日外,還要防止中共的擴張。戰爭初期,沿海各省及華北、華中、華南相繼撤守。民國30年珍珠港事變後,抗日戰爭變成同盟國對抗軸心國的戰爭,中國和盟邦並肩作戰,不僅中國戰場的情勢日趨穩定,而且派遣遠征軍支援緬甸戰場。8年抗戰使中國社會發生很大的變遷,民眾在抗日宣傳中獲得國家觀念,強化了民族主義,這種主義後來被中共用來對抗美國;民眾為逃避戰火,造成重大的人口移動,減少省際的隔閡,有助於社會的整合和政治的統一。但戰爭使各項產業蕭條,尤其田園荒蕪,生產減少,農村經濟衰退,造成許多退伍而不願歸田的人,成為政府和社會的負擔。

注释[编辑]

  1. ^ 中國方面約6,270,000人。
  2. ^ 日本方面約4,100,000人,包括汪兆銘主持的「和平」軍等,以及其他偽軍
  3. ^ 日本方面315,861人陣亡,502,213人受傷,不包含大量依附日軍的中國部隊,偽軍等。据《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
  4. ^ 「第一次中日戰爭」指的是中日甲午戰爭

参考文献[编辑]

具体引用[编辑]

  1. ^ 1.0 1.1 1.2 孟国祥,张庆军。关于抗日战争中我国军民伤亡数字问题。抗日战争研究, 1995年03期
  2. ^ 中日關係與軍國主義》略論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研究 -- 《海峽評論》102期
  3. ^ 3.0 3.1 抗戰勝利告全國同胞書
  4. ^ 大阪毎日新聞:1937.8.15(昭和12)事件公債増発も消化に心配はない
  5. ^ 军事科学院 (1994下卷),第625页.
  6. ^ 事変呼称ニ関スル件. 日本內閣官房. 國立國會圖書館. 1937-09-02 [2011-01-22]. 
  7. ^ 今次戦争ノ呼称並ニ平戦時ノ分界時期等ニ付テ. 日本內閣官房. 國立國會圖書館. 1941-12-12 [2011-10-15]. 
  8. ^ 8.0 8.1 徐勇周颂伦米庆余,“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中日共同历史报告书,2010年1月
  9. ^ 郭汝瑰(2002年),76-77頁。引自松下芳男:《日本軍制史論》,東京1956年版,第15頁;森松俊夫:《日本大本營》,軍事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中譯本,第34頁
  10. ^ 井上清(1957年),102頁
  11. ^ 郭汝瑰(2002年),77-78頁
  12. ^ 郭汝瑰(2002年),79頁
  13. ^ 郭汝瑰(2002年),82頁
  14. ^ 张宪文 (2001年),第42页
  15. ^ 张宪文 (2005),第247页
  16. ^ 蒋中正。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 1931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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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编辑]

参见[编辑]

相關條目[编辑]

歷史背景[编辑]

外部環境[编辑]

戰後處置及戰爭罪行問題[编辑]

相關列表[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