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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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的一部分
日期: 局部战争:1931年9月18日-1937年7月7日
全面战争:1937年7月7日-1945年9月9日
地点: 中國大陸緬甸北部
結果: 中國同盟國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
參戰方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中華民國
同盟國外援
中华民国 國民革命軍
苏联 苏联航空志愿队(1937-1941)
中华民国 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1941-1942)
美國 美國陸軍航空軍(1942-1945)
Flag of Japan.svg 大日本帝國

及其扶植的傀儡政权

 滿洲國(1932-1945)
中华民国 冀東防共自治政府(1935-1938)
Flag of the Mengjiang.svg 蒙疆(1936-1945)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1940)
Flag of Reformed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中華民國維新政府(1938-1940)
南京国民政府(1940–45)
指揮官和领导者
中华民国 蔣中正
中华民国 何应钦
中华民国 阎锡山
中华民国 李宗仁
中华民国 馮玉祥
中华民国 陳誠
中华民国 顾祝同
中华民国 卫立煌
中华民国 薛岳
中华民国 白崇禧
中华民国 張發奎
中华民国 孫連仲
中华民国 杜聿明
中华民国 傅作义
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
彭德怀
美國 約瑟夫·史迪威
美國 陈纳德
美國 魏德迈
大日本帝国 昭和天皇
大日本帝国 阿南惟几
大日本帝国 朝香宫鸠彦王
大日本帝国 畑俊六
大日本帝国 板垣征四郎
大日本帝国 闲院宫载仁亲王
大日本帝国 近衛文麿
大日本帝国 東條英機
大日本帝国 松井石根
大日本帝国 杉山元
大日本帝国 岡村寧次
大日本帝国 南次郎
大日本帝国 寺內壽一
大日本帝国 西尾寿造
大日本帝国 梅津美治郎
大日本帝国 清三石川
兵力
6,270,000人(最高时)[注 1]
逾700架美軍戰機
4,100,000人(最高时)[注 2]
伤亡与损失
中国政府军队伤亡3,220,000余人,其中阵亡约1,320,000人;

中国共产党军队损失580,000余人,其中阵亡160,000余人。 中国军民伤亡共计约36,000,000人。[1]

不包含大量依附日軍的中國偽軍等,纯日军伤亡为约818,074人,約315,861人陣亡
502,213人受傷[注 3]

中國抗日戰爭[注 4]是指20世纪1930年代1940年代中國抵抗日本侵略全面戰爭,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東亞戰事的最重要部分;戰場除中國外,也包括缅甸北部等鄰接地區[2]。一般以1937年7月7日發生的卢沟桥事变、以及1945年9月9日日本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投降為該戰爭之起訖時間,但在廣義上也可將1931年發生的九一八事變視為起始點。

1931年,日本军發動九一八事變后,完全侵佔中國東北,并開始扶持成立滿洲國等一系列的在華傀儡政權,此後陸續在華北上海等地挑起戰爭衝突。中國國民政府則採取攘外安内妥协政策,避免衝突擴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隨後中國各方政治勢力逐漸達成統一抗日共識,中日雙方均投入大量軍隊,并動員全國力量進行制衡[3]。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战争後,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并与美國英國蘇聯等结成同盟國,共同對抗以日本、德国意大利為聯盟的轴心国,中國抗日戰爭至始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组成部分。1945年,随着美軍攻入日本本土苏联出兵中國東北等,中國軍隊亦开始對日軍發動總反攻,滿洲國、汪精衛政權等傀儡政權也相繼瓦解。同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向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9日,日本在南京向國民政府遞交降書,中國獲得戰爭的最終勝利。

戰後,中華民國作為二戰主要戰勝國之一,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4]。據估計,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9月日本投降之間,中國有3500萬人以上死傷,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達6000億美元[5]。然而戰爭結束後不久,中國再次陷入國共內戰[4]

名稱[编辑]

這場戰爭在华人社会較常被稱為「抗日戰爭」,因歷時八年,亦被稱作「八年抗戰」,簡稱「抗戰」。[6]

1937年發動侵華戰事時,日本近衛文麿內閣將這場戰爭的官方稱呼定為「支那事變」(日语支那事変しなじへん Shina jihen ?[7]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東條英機內閣將其納入為「大東亞戰爭」的一部分,更名為「日支戰爭」(日语日支戦争にっしせんそう Nisshi sensō ?)。[8];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應中華民國政府要求,日本禁止繼續使用「支那」這個詞稱呼中國,遂改名為「日中戰爭」(日语日中戦争にっちゅうせんそう Nicchyū sensō ?)。而「支那事變」一詞僅作為一個歷史名詞在歷史書中出現。

而在國際上,出於中立考慮,一般將這場戰爭稱作「第二次中日戰爭」(Second Sino-Japanese War)。[9][注 5]

戰爭背景[编辑]

明治維新后,日本國力提高,逐漸走向军国主义。1878年,日本設立直屬於天皇的參謀本部(后分设陆军参谋本部和大日本帝國海軍軍令部),执掌用兵、作戰等軍令事务,内阁無權過問,由此确立“统帅权独立原则”[10]。設立參謀本部,標誌日本正式邁向軍國主義[11]。1889年,《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帅权。1900年,规定内阁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由现役武官专任。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可以追溯到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日本借八瑤灣事件而向當時台灣動武[12],事後清朝政府與日本簽訂《北京专约[13]。1895年,滿清政府求和,訂立《馬關條約》。[14]依照條約:中國承認朝鮮獨立,賠款二亿兩白銀,割據台灣全島澎湖列島遼東半島,並開四處商埠與日通商。[14]隨後,俄國立即聯合德國法國等,要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滿清政府,增加賠款3千萬兩,此為三國干涉還遼事件。[14]因此種下日俄之間仇恨,而引起1904年之日俄戰爭[14]

1900年,中國發生庚子拳亂,引起八國聯軍事件。[15]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俄國戰敗,與日本訂立《樸次茅斯條約》,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有各種優越利益,及監督保護之權;俄國將旅順大連讓與日本;俄國築長春、旅順間之鐵路及其支線,及附屬利益讓與日本。[16]日本將中國東北和內蒙古東部稱為“滿蒙”,加上日本1910年通過《日韓合併條約吞併了朝鮮半島,日本在東北亞獲得了進一步侵略中國的跳板和前沿基地[17]

1911年辛亥革命,并沒有結束中國國內混亂,各國勢力在不同軍閥中選擇己方代理人,此後中國陷入軍閥割據時期

1914年6月,歐戰爆發,8月,日本因與英國同盟關係,對德國宣戰;中國則宣佈中立。[16]日本第一步即以參戰國姿態出兵山東半島,奪取德國租借地;進而兵臨濟南,佔領膠濟鐵路全線。[16]日本入侵胶州湾,佔據德國租界。日本隨後在龍口登陸,竟完全越出租借地區,以及中國政府所劃之日德交戰區域,進佔濰縣,兵臨濟南,其間日軍徵收物資,役使人民,把中國視同敵人一般,直到德國在青島守軍完全降服後。[16]

1915年1月7日,中國政府認為戰事已告一段落,照會日本駐華公使置益,要求日本撤兵。[16]日本大隈重信內閣訓令駐華公使答覆中國日本拒絕撤兵,另外再令其向袁世凱直接提出分為五號之《二十一條》要求。[18]1月18日,五號《二十一條》條約由日本駐華公使親手交到袁世凯手裡,打破國際慣例。[18]5月7日,袁政府承認日本二十一條要求。[19]

1928年,日本以保護僑民爲名,試圖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炮轟濟南城,與中國北伐軍發生交戰,造成濟南慘案,殺害中國外交部山東交涉員蔡公時等17人[20][21]。最後,在蔣懲辦參戰主要中國軍官之後,日軍退出濟南[22]

局部战争(1931年9月-1937年7月)[编辑]

日军侵占东北[编辑]

1931年9月18日,日军佔領中國沈阳

1931年6月19日,日本參謀本部制定《滿蒙問題解決方策大綱》,決定在一年內侵佔中國東北,旋命令關東軍執行。[23]关东军、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东京策划入侵东北的军事行动。[24]6月25日,為進犯東北尋找借口,日本制造「中村上尉事件」。[23]

1931年7月1日,日本警察萬寶山地區屠殺中國農民,制造“万宝山事件”,並煽動朝鮮排華。[23]蔣介石親任總司令,動用3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23]7月6日,張學良密電東北政務委員會:“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償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避免衝突,以公理為周旋”。[25]

1931年8月16日,蔣以“銑電”密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23]不過這類說法遭到張否認,至今也查無相關跡證。[26]

1931年9月6日,张学良從北平發「魚」電給東北邊防長官公署軍事廳長榮臻[27],與東三省政務委員會代主席臧式毅[28]:“查現在日方對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29][30]同日,日本在東北召開領事會議,準備發動事變。[31]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制造「柳条湖事变」,攻打瀋陽北大營中國駐軍,「九·一八」事變爆發。[23]当夜11時15分,日本關東軍自動將南满铁路柳条溝段鐵橋炸毀,誣指为东北军所为,開始攻进瀋陽北大营。[32]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当时驻防沈阳,接到張學良“不抵抗”命令,不得对日軍作战。時張學良方滯留北平,严令駐軍王以哲旅不作抵抗,日本軍遂於9月19日晨6時佔領瀋陽。[32]東北三省遂全部失陷。[33]

1932年1月16日,鄭孝胥、臧式毅等在瀋陽舉行「滿洲善後大會」,籌備組織日本傀儡「滿洲國」。[34]3月9日,傀儡組織舉行「建國」典禮,以溥仪為「執政」,定年號為「大同」,設偽都於長春,重要機關或由日人任顧問,或由日人充要職。[34]鄭孝胥任國務總理[23]由駒井任「國務院」總務廳廰長,總攬大權,日人分任次長及司長把握主權,各機關均有日人。[33]日本关东军司令本莊繁,於是時對外國干涉提出威嚇。[35]

1932年6月14日,日本政府對「滿洲國」予以承認。[35]8月8日,日本派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為駐「滿洲國」特派全權大使及關東長官,其權力等於總督。[35]9月13日,日本武藤信義為「大使」,於9月15日與其「總理」鄭孝胥簽訂「日滿協定書」,許日軍駐紥東北,確認日本人在東北之權利與利益。[36]於是攫取東北鹽稅、郵權,及關稅,東北同胞遂淪入日本人鐵蹄之下。[36]

九一八事變後,中国东北民众自发成立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义勇军组织等抵抗日本軍閥侵略,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国民政府亦在1933年起支持东北义勇军,成立东北协会,负责人裴毓贞,并先后将学生送往黄埔军校,如宋长志王多年(后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等。[37]

上海事變[编辑]

1932年1月28日晚11時半,日本海軍司令官鹽澤以發動事宜準備就緒,乃命日軍向上海闸北区、虬江路、青雲路、天通菴等地進犯,中國駐軍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以守土有責,遂奮起抵抗。[38]淞滬抗戰開始。[23]2月8日,以最精銳之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師編成國民革命軍第五軍,馳滬增援,仍以第十九路軍名義加入戰鬥。[38]2月14日,張治中奉命率第五軍到上海增援。[23]陳銘樞十九路軍回擊,中日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國三国公使介入调停。3月2日,第十九路軍因後援不繼,蒋光鼐蔡廷鍇戴戟發表撤退通電。[23]3月19日,中國在上海英國領事館與日方舉行會議,5月5日签訂《淞滬停戰協定》五款。[39]主要內容如下:劃上海為非武裝區,规定中國在上海至蘇州昆山地區無驻兵权,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在該地區則可以驻兵。[40]参与抗战之主力國軍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5月19日,蔣下令調十九路軍開往福建剿共。[40]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日本以压迫蒋惩办抗日军队之手段,来打压中国军民抗日士气。6月,日本軍閥全部退回日租界[37]

华北危机[编辑]

1933年1月1日,日軍进攻山海关,中國守軍何柱國所部安德馨營英勇抵抗,經兩昼夜激戰,全部殉國。[40]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關。[39]3月1日,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扣留軍用汽車偷運鴉片輸送天津,3月3日夜竟率所部滿載私物潛逃[34],不戰棄守承德[40]3月4日,日軍以120名騎兵先頭部隊佔領承德。[40]熱河各地隨之陷落。[34]3月8日,政府通緝湯玉麟,命軍政部何應欽駐節北平,馳調國軍北上增援。[34]3月10日,第二十九軍趙登禹喜峰口與日軍激戰。[40]

方振武在1933年6月举行的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台上讲演

1933年5月,日本关东军派遣伪军刘桂堂部七八千人、张海鹏部一千八百人、李守信部六千五百人,共约一万六千多人向察哈爾進攻[41]5月26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張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40]5月31日,黃郛遣代表熊斌與日方代表岡村寧次签订《塘沽協定》。[34]中国守軍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通往华北大门。[37]

1933年6月22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復康保[40]一个月后,伪军反攻重占多伦[42]

1934年3月1日,「滿州國」發佈日人代擬之「滿洲國組織法」。[34]溥儀在長春由「執政」改稱「皇帝」,改年號為「康德」。[40]

1935年8月,日軍大施威脅,縱令特務機關,到處滋擾。[43]

1935年10月4日,日本冈田启介發表《鼓勵華北自主案》,扶植殷汝耕設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37]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最後以國民政府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而平息。[44]

中国分离主义的进行[编辑]

中共同时得以发展,在湘赣粤闽等地建立起多个“苏区”并不断扩大。[45]:50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于苏联国庆日在中央苏区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江西瑞金[46]1931年起,留俄国际派掌控中国共产党大权,观念和目标并不切合中国实际状况,仍然高倡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占领都市,继而使各省独立。[47]:346

1933年12月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军事领导人会议,讨论是否要派兵支援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会后因十九路军曾参与第二、第三、第四反共围剿等血债,12月5日,中共中央转而不支持中华共和国政府[48]:65-68

中国的救亡运动[编辑]

1935年12月18日,國民政府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維持實質控制華北,對抗殷汝耕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49]

1936年5月,日本破壞海關緝私,並增兵華北,中國一再提出抗議。[50]

西安事變[编辑]

1936年12月,蔣中正親自來到西安「督戰」[37]。12月12日,张、杨發動西安事變,对蔣“兵谏”,震惊中外。最後,中國共產黨經過內部爭辯,派周恩来到西安與中國國民黨商解決問題,在宋子文宋美齡斡旋下,蔣放棄「攘外安內」的基本國策而獲釋,國共兩黨表面上聯合抗日,成爲日後影響中國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關鍵因素之一[51]

全面战争(1937年7月-1938年10月)[编辑]

卢沟桥事变[编辑]

七七事变前形势图
File:Lugou battle.jpg
1937年7月,中国第29军士兵在卢沟桥向日军还击

1937年7月初,日本中國驻屯軍在北平城外的盧溝橋、長辛店回龍橋平漢線等處進行軍事演習,製造摩擦[52]。7月7日,日軍在宛平軍事演習時,以一名士兵失蹤為由要求進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方拒絕后,日军隨即向宛平城和盧溝橋發動進攻[53],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吉星文奉命率團反擊[54],盧溝橋事變爆發。隨後,中國在華北軍政最高長官、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在天津与日军談判[55],試圖遏制事態擴大[56]。此時南京國民政府判断日軍有擴大侵略的可能,於是在通過談判[57]、美英調停[58]以阻止日軍進一步侵略的同時,也在進行軍事準備和部隊調動[59][60]。7月11日,日本近衛文麿內閣決定向華北增兵,意圖事態升級為“北支事變”[61]。7月17日,蔣发表《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第二次廬山講話),正式表明準備全面抗戰的方針[62],盧溝橋事變遂成為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標誌。[63]

1937年7月17日,蔣中正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讲话》
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1937年7月17日,蔣中正《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最后关头讲话》)

蔣之嚴正表示得到中國各地勢力支持,陝北中國共產黨及紅軍四川川系廣西桂系山西晉系西北马家军云南滇系等軍政将领一致表态拥护南京國民政府,要求共同抗日[64]。然而此時,中日談判表面趨向緩和,日軍卻暗自向北平增援朝鲜军和关东军[65]。7月19日,宋哲元被迫接受日軍和談條件,以要求恢復至盧溝橋事變之前狀態為代價[66],而準備將北平守軍撤往保定以保全實力[67]。次日,獲得增援的日軍再次發動進攻[68],并於25日攻占廊坊车站[69]。26日,日本司令員香月清司向宋哲元發出最後通牒,并在北平廣安門與第二十九軍再次交火[70]。7月27日,日軍進攻整个平津地區,并以3个師團兵力增援華北,另各派1个師團前往青島、上海。7月28日,日軍攻佔南苑,雙方交火激烈,副軍長佟麟阁、第一三二師師長赵登禹陣亡[71],而第二十九軍全軍部隊在北平、天津一線與日軍全面交火[72]。月底,日軍進佔天津、北平,第二十九軍主力退守保定一線,餘部由張自忠率領接受日軍條件而困居北平,平津作战結束[73]

中日进入全面战争[编辑]

1940年日軍佔領區

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全民族实行抗战[74]。中国共产党首要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聯名電呈蔣,願在領導之下,為國效命。[75]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向中国国民党递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27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称决心取得“中日关系的根本解决”[76],并通告全國,決定對華用兵。[77]7月30日,國民政府向國聯遞交聲明。理事會決議將中國提案交遠東諮詢委員會審查。

7月3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宣布「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這次蘆溝橋事變,日本用了卑劣欺騙的方法,佔據了我們的北平、天津,殺死了我們的同胞百姓,奇恥大辱,無以復加,思之痛心。自從九一八以後,我們愈忍耐退讓,他們愈兇橫壓迫,得寸進尺,了無止境,到了今日,我們忍無可忍,退無可退了。我們要全國一致起來與倭寇拚個他死我活!我們軍人,平日受全國同胞的血汗供養,現在該怎樣的忠勇奮發,以盡保國衛民的責任!我個人做了全國的統帥……我常常說:我們既戰,就要必勝,只要我們全體將士能夠一心一德,服從命令,結果一定可以打敗倭寇,雪我國恥。……各位要知道,我們自九一八失去了東北四省以後,民眾受了痛苦,國家失去了領土,我們何嘗一時一刻忘記這種奇恥大辱?這幾年來的忍耐,罵了不還口,打了不還手,我們為的是什麼?實在為的要安定內部,完成統一,充實國力,到最後關頭來抗戰雪恥!現在既然和平絕望,只有抗戰到底,那就必須舉國一致,不惜犧牲來和倭寇死拚。我們大家都是許身革命的黃帝子孫,應該要怎樣的拚死,圖報國家,以期對得起我們 總理與過去犧牲的先烈,維持我們祖先數千年來遺留給我們的光榮歷史與版圖,報答我們父母師長所給我們深厚的教誨與養育,而不致於對不起我們後代的子孫。將士們!現在時機到了,我們要大家齊心,努力殺賊,有進無退,來軀逐萬惡的倭寇,復興我們的民族!」[78][79]

8月,中国进入战时体制,成立大本营作为军事最高统帅机构,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战时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8月9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要领导人、部分地方高级将领以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共同出席。根据会议决定,8月15日蔣中正下达全国总动员令,正式成立大本营,蒋以大元帅身份行使最高统帅权。

8月12日,政府設立國防最高委員會。[80]推蔣為陸海空軍大元帥,統率全局,領導對日抗戰。[81]中国国民党临时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以蒋为会议主席,授权他可以超越日常程序处理一切事务。[82]:351-355

8月15日,日本政府发布声明,明确提出要根本排除和消灭中国抗日运动,真正宣佈全面侵华战争。8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放弃之前“不扩大”方针,并于8月24日通过动员案。日本陆军随即向中国大规模增兵,海军宣布封锁中国全部海岸。

8月19日,蔣发表红军改编命令。8月20日,蒋下达大本营第一、二号训令,颁布《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和《国防作战指导计划》。训令声明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生存和国家领土完整,对于入侵的“敌国倭寇”“以武力解决之”,提出“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确定战争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明确大本营的组织系统,将中国军队分为5个战区。8月22日,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年底,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83]

此外,8月20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召開洛川會議,確立中共抗戰方針[84]。同日,毛澤東則命令八路軍跨越山西至河北,支持傅作義部隊作戰,卻事後透過無線電告知前線指揮官,早先命令純粹為宣傳,事實上八路軍應盡量放慢移動速度,「每天移動五十里,每行軍三天,休息一天。」[85]8月28日,日本宣佈封鎖中國港口,對沿海一帶,中國苦無海軍,僅由陸軍固守。[86]

7月16日和8月12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兩次發表聲明,希望中日兩國不要訴諸戰爭,強調「美國所關心的是保全在華美國人的生命財產。」[87]

9月2日,日本内阁通过阁议,将“华北事变”改为“支那事变”[88]

9月4日,日本为建立战时体制召开临时议会,以议会开幕诏书代替正式宣战诏书。日軍曾砲轟廈門。[86]

9月5日,近卫在议会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表示为使中国放弃抗日政策,即使日本“长期战斗下去亦在所不辞”。

9月6日,日軍攻赤灣,威脅香港,日艦巡行於伶仃洋面,港粵航行陷於停頓。[86]

9月10日,國聯理事會舉行例會,中國代表顧維鈞於9月12日向理事會提出正式聲明,要求根據盟約第十一條及第十七條採取必要行動。[89]

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國難宣言》。[90]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1]9月23日,蔣中正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82]:355-357[83][91]

10月6日,經遠東諮詢委員會審查後,國聯大會通過委員會提出兩個報告,主要內容是,(一)日本在中國的軍事行動,違反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二)邀請九國公約簽字國於最短期間開會討論,並建議:1. 對中國表示精神上的援助,請各會員國個別援助中國;2.勿採取削弱中國抵抗能力的任何行動。[92]

實際上國聯秘書處反映英法態度。國聯將自己責任完全推到《九國公約》簽字國身上,是英國主意。[93]

11月,日本成立往常在战时才能设立的最高统帅机构“大本营”。至此,日本确立战时体制。[82]:351[94]

华东战场[编辑]

圖為《中國娃娃》:淞沪会战中遭日军轰炸的上海南火车站
黃河花園口決堤,導致黃河下游部分地區交通全部中斷,起到了阻碍日軍的推進的目標,同時造成数百万中国居民遭受水災。

8月11日,蔣中正命令受过精良训练、配备德式武器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移防上海市郊,以分散在华北日军力量,蔣中正与德国顾问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也坚信「上海必须固守」,因为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日本机械化部队可横行无阻,而上海的街道与水道,则有利于中国轻武装部队作战。[95]中日军在上海狭窄的巷弄里进行巷战,双方都死伤惨重。[96]8月14日,鹿屋及木更津海軍航空隊分批侵襲杭州廣德機場,被中國空軍第四大隊高志航部痛殲。[81]8月15日、16日,日機再襲杭州、南京、嘉興等地,被國軍擊落達46架之多,鹿屋及木更津兩機隊幾盡殲。[81]

11月20日,中國軍隊在伤亡25萬人之後,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淪陷;由於下达撤退命令過於仓促,後方国防工事交接發生失误,加上中國抗戰初期軍隊訓練素質低,使撤退演变为溃败。同日,國民政府宣布將首都和所有政府機構由南京遷往陪都重慶,而軍事作戰中心先遷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後再遷往陪都重慶。日军攻占上海后,进攻南京。

12月12日,唐生智命令中国守军“突围”,南京随即陷落。日軍以持续数月的南京大屠殺打击中國民眾士氣,殺害中国平民和战俘約30萬以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萬人以上)。下令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後改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杀戮最严重的第六师团师团长是谷寿夫[37]

华北战场与徐州会战[编辑]

1937年10月,太原火车站,中国第一七九旅开赴前线

日军占领平津后,计划在华北决战,企图以主力沿平汉铁路进攻河北保定沧州一线,另以一部在主力右翼沿平绥铁路进攻察哈尔、山西北部和绥远,待保定作战后,再进攻石家庄德县一线。

8月初,日军编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联合中国驻屯军一部沿平绥铁路东段向察哈尔进攻,以“解除对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境的威胁,消灭察哈尔省内的中国军队”。中国任命傅作义为国民革命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加强防御华北,负责平绥铁路东段。8月7日,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进入南口阵地。日軍在關東軍參謀長坂垣策劃下,以相當大兵力主攻南口,我方由湯恩伯部之王仲廉師苦守,8月9日,日军開始正式攻击。[97]日军并以一部侧击南口西侧长城防线。中国军队经激烈战斗仍未能抑制日军攻势,8月下旬,怀来延庆、南口、张家口相继失陷。8月29日,日军两支部队在宣化会合,防御平绥铁路西段的中国军队面临夹击危险,遂分头撤退。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随即在伪蒙骑兵协同下沿平绥铁路向西继续进攻。

8月31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与到达的国内援军编组为华北方面军,连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在内,日军用于华北作战部队合计约37万人。

9月,日军为确保华北主力侧翼安全,以第五师团、察哈尔派遣兵团分东、西两路从北面进攻山西。9月11日,中国第二九九团孤军坚守天镇一週后失守。9月13日,李服膺部在天鎮高陽一線守護不力,大同棄守。[98]9月中旬,日军逼近内长城,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平型关雁门关一线组织防御,决心与东线平型关当面日军决战。9月下旬,彭德懷朱德決定不顧中國共產黨中央與毛澤東反對[99][100][101],擅自同意林彪配合國軍抗日[102],派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林彪第一一五師、贺龙第一二〇师支援第二战区作战。9月24日,日军攻占重镇平地泉。第八路軍朱德部奉命增援,與山西王靖國部配合兩方夾擊。[103]9月25日,日軍第5師團第21旅團被八路軍第115师在平型关以东设伏,經過激戰,該部日軍1,000餘人被全殲,並繳獲大批軍用物資。[91]9月26日,中國軍隊殲敵一個聯隊,日軍向蔡峪口潰退,大國軍隊繼伏重兵於平型關之土溝,待其增援之兩聯隊經過,盡予以殲滅,遂成平型關大捷。[103]斃傷日軍運輸队500余人[104][105]。蔣致電嘉獎。[91]9月26日起,日軍於連雲港與中國軍隊發生炮戰,圖在墟溝登陸。[86]9月27日,中國軍隊乘勝攻靈邱,兩敗日軍。[103]9月29日,西路日军攻占繁峙,遮断平型关正面中国军队退路,阎锡山被迫下令南撤五台山地

10月,日军相继攻陷绥远省会归绥和重镇包头。平绥铁路作战结束,日军完全控制内蒙,并解除其华北主力进攻河北、山西侧翼威胁。10月2日,日軍佔領連雲港外東西島。[86]是月初,卫立煌率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从河北石家庄转赴晋北增援,并负责指挥忻口会战。忻口正面中国守军与处于日军后方第十八集团军密切配合,多次重创日军,使日军在晋北苦战[82]:434-452[106]:12。由于上海战事扩大,日本大本营命令华北方面军迅速完成平汉、津浦线北段作战任务并占领太原,以抽调兵力增援上海。10月21日,日军第二十师团从河北石家庄沿正太鐵路分两路进攻山西。日军右纵队强攻河北井陉娘子关,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依工事顽强抵抗。10月26日,日军左纵队进抵娘子关侧后,中国守军主力仓促后撤,日军当日攻破娘子关,并追击溃退的中国守军,10月30日占领晋东阳泉

11月2日,晋东方向日军占领昔阳,形成与晋北日军会攻太原之势,忻口中国守军当夜南撤保卫太原[82]:470-475。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命令主力撤至太原以南,以傅作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守太原。11月5日,日军从东、北两面逼近太原城郊,11月8日总攻,经过激战在当晚突破北面城垣,傅作义率部从城南突围,太原在11月9日陷落。

1937年底,南京陷落後,山东省政府主席韓復榘临阵脱逃,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交通要点仅剩鲁南滕县台儿庄。1938年1月14日,經國民政府法院将其判處死刑,之後槍決。[107]

1938年2月,日軍华北方面军企圖南下和華中派遣軍會合。國民革命軍在以徐州為中心地區與日軍激戰,史稱徐州会战。3月,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部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战死殉国[108] 。李宗仁遂以西北军孫連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兒莊與日軍反復爭奪,以西北军张自忠国民革命军五十九军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湯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軍侧背,最終取得台兒莊戰役勝利,以毙伤日軍一万多人的戰果成爲近代日本第一次軍事挫敗。[109][110]1938年,日軍第10师团第5师团攻勢遭到滯遲。但日軍仍持續自南北两线包圍徐州戰場。為免遭到圍殲,中國軍隊退出徐州。[37]

5月19日,日軍佔領徐州。6月6日,日軍佔領河南省会開封。6月9日,蒋命令在花園口炸開黄河南岸大壩。雖然洪水暫時阻擋日軍南下,但是黃河下游大規模水災,使得上百万民众直接死亡或间接因饥荒而死[111],使部份民衆不滿中國國民黨。参与会战的中国军队分路撤退,使日軍未能合围。徐州会战結束後,部分国军留在鲁南苏北敌後战场,蒋下令组建鲁苏战区,战区司令为东北军于學忠,並坚持到1943年,在日伪軍压迫下,被迫退出鲁南苏北。华北日軍主力进攻山东津浦鐵路方向,以一部向河北平汉鉄路追击,宋哲元率部抵抗,退至黄河以北的河南北部。

华中、华南战场[编辑]

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1944年以前,中国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軍达30多万人,国民革命军达110万人。会战中,侵华日军损失近20万人,由此丧失战略进攻能力。中国军队大部脱离战场,安全撤退,一部留在大别山区敌後坚持游击,主要是桂系军队。会战中,在第九战区南浔路战场上,薛岳指挥国军取得万家岭大捷,使日军第106师团损失约万人,几近覆灭,是战役中国民革命军最大胜利。10月21日,日軍在大亚湾登陆,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長官余漢謀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鎮武漢三鎮相繼陷落。中國政府作戰中心遷往重慶市繼續抵抗。[37]在占领武汉和广州後,日軍转入休整,战线拉长,无力作進一步大規模戰略進攻。

1939年2月10日,日軍佔領海南島[112]

会战期间,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运送大批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将武汉地区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殊勋。總計日軍對西南大後方,投彈60,174枚;重慶受創最烈,尤其是5月3日至5月4日,落彈上萬枚,傷亡慘重。此外,苏联航空志愿队参加保卫武汉的空战。会战迫使日军大本营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謂的“支那事变”。日本政治诱降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到1940年,汪精卫政权在中国国内影响甚小,无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强的黄埔系军队,于是选定蒋中正为诱降对手,但终未成功。武汉会战历时4个多月,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日军损失10余万,无力继续进攻,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战略相持。[37]据中国大陆1980年代资料称,由於蔣介石實行片面抗戰和單純防禦之戰略方針,致使中國大片土地相繼淪陷。[113]尤其是武漢失守以後,抗日力量嚴重削弱。[113]

中日相持(1938年10月-1941年12月)[编辑]

日本政策的轉變與分而治之的策略[编辑]

1943年,日本召集汪精衛(左三)、張景惠(左二)等傀儡政权首脑参加大東亞會議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和日本占领军

由於鑒于綿延上千公里的戰線以及敵後區地方游擊隊等等之不安定因素,讓日本此時對於中國採用分而治之的政策,積極扶持中國人成立效忠日本的傀儡政權。[114]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通州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12月14日,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1938年3月28日,梁鴻志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并与日本订立条约[115]:21,发行钞票。後來日本又在佔領区設立親日的汪精衛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德王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權分化中國士氣與國際影響力,但是蔣中正與國民政府沒有屈服。日本侵略中国时,曾打着“反对共产主义”旗号,多次与国民政府接触,希望同蒋合作。

日本作戰方針最早為“三月亡華”,1938年11月第二次近衛聲明表示“東亞新秩序應由中日共同主導”、“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聲稱只要答應和解,就從華中、華南撤軍,華北在名義上屬於中國。日本僅用少量資源即能引誘中國農工階層加入皇協軍隊伍,創造出大量不同名義的與日協作軍,在經濟上也誘惑資本受損的中國資產階級,向他們開放日軍佔領區的實業投資。面對這些因素,國民政府中開始不斷出現“中日和解”的聲音。同年底,第三次近衛聲明發表,將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部分義務由中國分擔,透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詳見陶德曼調停),藉以從側面誘導國民政府和談,並承諾和談成功後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歸還租界[37]

日本態度轉變引起歐美國家與中國注意,其中歐美研判第三次近衛聲明的目標由中國轉向蘇聯,行動將有助於各國的利益,與慕尼黑協定類似,希望將日本戰火燃燒到蘇聯土地上,因而歐美各國開始向國民政府派遣遊説團勸説,希望蒋中正在各方利益沒有太大損失的情況下,與日本達成停戰協議。然而在内面临战局不利外受到列强压力的困局下,蒋中正对抗战始终未有动摇,坚持抗战到底,其夫人宋美龄亦以三国时期赤壁之战曹操劝降孙权为例子,劝告蒋切勿听信日本人,而务必坚持民族大义。[37]

受此影響主张与日本媾和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到達越南。他在1938年12月29日發表“艷電”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汪精卫当时是中国第二号人物,在战争最紧张时,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叛国投降,打擊抗戰士氣。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之後發生「河內刺汪案」,蔣中正派出特務企圖暗殺而不果。3月,军统策划刺杀汪精卫,汪在事件中生还,使他彻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与日本开展秘密谈判。9月30日,汪精衛與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26日,汪精衛偽組織在南京成立。[116]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護下來到南京,以「還都」的名義於3月29日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115]:132。汪精衛出任代理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蔣嚴正駁斥,明令通緝。

1939年8月23日蘇聯德國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同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隨即提出:「結束一黨專政,召集能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權力的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並抨擊在國民黨執政下,毫無政治自由可言[117]:124

1940年,日軍出兵侵入越南,威脅英荷南洋帝國。[118]7月,英國政府為討好日本,竟封鎖中國唯一國際邊道滇緬公路,使中國作戰物資之出口完全斷絕。[118]美國表示反對。法國關閉滇越鐵路,中國對外交通完全斷絕。自此中國深感財政困難,通貨膨脹不已,軍民生活日益艱苦,直到1944年秋間,實為中國抗戰最艱苦階段。[118]9月,六萬日軍登陸安南北部進攻滇桂。[116]

1941年4月,蘇聯與日本簽署《日蘇中立條約》、《共同宣言》,其宣言內有:「……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119]。中國共產黨表態全力支持。[120]為此,《新華日報》發表社論[121]

國民政府外交部王寵惠部長發表聲明,強調東北四省外蒙均為中華民國之領土,《蘇日共同宣言》對中國絕對無效。

同時日本發動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扫荡重庆市外围,希望國民政府能盡速投降。在這場危及戰時陪都重慶的戰役中,國民政府軍第33集團軍司令张自忠將軍殉國。

敵後戰場的發展[编辑]

1937年8月,中共向国民政府提出“红军擅长运动战,阵地战非其所长”,因而红军“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122]

进入相持阶段之後,日军由於军事进展过于迅速,兵力和後勤补给均不敷使用,只能保证对主要城市和军事据点,以及主要交通线的占领。[來源請求]1938年5月,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提出抗日战争应分为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123]

1939年9月,納粹德國闪击波兰,法國、英國向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歐美各國放棄將法西斯國家力量引向蘇聯的企圖,支持中國國民政府抗戰,反對中日和談。超乎預料,1940年6月22日,歐洲列強法國迅速向德國宣佈投降,德國迅速組織空襲英國。世界各地戰況均有利於法西斯。中國這時也出現廣泛悲觀傾向。在此情況下,國共兩黨以不同宣傳,鼓舞抗戰士氣。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對日軍造成重大打擊;1941年,薛岳指挥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使战略部署回复到会战前,改變當時中國國内抗戰士氣。一些不受國民政府指揮之組織(如中国共产党設立之邊區政府、蒙古抗日遊擊隊等)也逐步壯大。

1940年夏,蒙古族自發抗日,以保護自己家園。圖為蒙古騎兵在抗日戰爭時的訓練。

敵後戰場大多為國民政府地方部隊。之前中共曾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游击战建议,未被采纳,而1938年10月之后,蒋中正看到中共游击战法成效,遂决定重视敌后游击战[124]。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蒋在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上说:“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扰乱敌人之后方,而牵制敌人之行动,破坏敌人交通运输,而减少其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作战”[124]。与会的第十八集团军代表朱德提交国共两党举办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的提议,并获得蒋中正同意。1938年11月25日,蔣中正於南嶽軍事會議確立敵後戰場作戰方針,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125],并确定仿效共产党、八路军的办法,在南岳创立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125],同时向中共请求派遣干部作为教官展开培训[124]。其后叶剑英、李涛等30多人代表中共军队前往执教。游击干部训练班共办7期,每期3个月,毕业学员共计5659名。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毕业学员,成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125]

国民政府将敌后战场劃分為十二個作戰區域。第一戰區建制豫皖邊區總指揮孫桐萱、豫南游擊區、豫北游擊區、河北游擊區、豫魯邊區、太行游擊區龐炳勳、中條游擊區高桂滋第二戰區建制第七游擊縱隊、陝東河防游擊縱隊、河北民軍等。第三戰區建制福建保安司令陳儀、溫台寧守備俞濟時、第一游擊區陶廣、第二游擊區顧祝同第四戰區建制西江挺進、瓊崖游擊區、廣東南路第七游擊區、粵桂邊區游擊。第五戰區建制鄂豫邊區游擊、豫鄂皖邊區游擊(廖磊李品仙)、鄂東游擊區。第六戰區建制游擊總指揮、挺進軍。第七戰區建制閩粵贛邊區、東江指揮所挺進縱隊、海陸豐守備區。第八戰區建制察哈爾游擊區、綏遠游擊區、伊盟守備軍陳長捷、東北挺進軍馬占山第九戰區建制湘鄂贛邊區游擊(挺進軍)。第十戰區建制陝西抗日義勇軍第一縱隊。魯蘇戰區建制山東游擊沈鴻烈(1942年改為于學忠,1943年7月國府將魯蘇戰區與魯蘇皖戰區合併第十戰區)、第一游擊區韓德勤、魯東游擊牟中珩冀察戰區建制察哈爾游擊石友三、河北戰區游擊指揮孫良誠、河北民軍、太行山游擊區龐炳勳[126],在其后数年中,约半数成为伪军。

武汉、广州失守後,已经在华北、华中夺得大面积根据地的中國共產黨军队,通过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的战术,在各个犬牙交错的小型战场上消耗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与正面战场的国军形成夹击之势。而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消耗过于巨大,被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对国民政府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近卫三原则”,开始优先保护巩固占领区,应对中共军队在敌后战场的威胁。中共军队则采取“巩固华北”的方针,八路军进入冀南、冀中、冀鲁豫边平原地区和山东地区以对抗日军的“先平原后山区”策略,反击日军的“扫荡”。同时大力发展华中,开辟了豫鄂边,豫皖苏边和皖东根据地[127]

隨著汪精衛等投日,约56万敵後中央军和地方軍閥部隊投日,也有部分人不滿國民政府,投向中國共產黨部隊。[來源請求]至1940年7月,中國共產黨部队已增至近40餘万人,擁有約1億人口的抗日根據地和近200万民兵,除反对日军外,也常與國軍武裝衝突。在1940年周恩来给斯大林信中提到,中共基本政策是支持蔣领导抗日,在中国100万以上伤亡士兵中,八路军伤亡数量13万人,新四军则为11万人[128]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以彭德怀为主部分将领,未經中國共產黨中央批准,私自發動百團大戰[129],初期动员22个团,主要破袭正太路,其次破袭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後又有其他中国共产党部队加入,據中國共產黨稱,共消灭日、“伪军”2.5万余人,俘虏约2万人。但中国共产党军队也遭到约1.7万人伤亡巨大损失。[130]

新四军在车桥战役战场上

中国共产党新四军与当地国军因发展敌後根据地,占据有利地形等问题多有冲突,而其背後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1940年10月,中共新四军发动黄桥战役突襲苏北韩德勤部队[131],韩德勤部89军全军覆没。1941年1月4日至12日,共产党部队新四军9000余人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事先埋伏的国民政府军7个师8万余人袭击,除2000余人突围成功,多数战亡。该次事变称为“皖南事变[132]

百團大戰后,日軍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调回20余万部队,在華北日軍兵力達到47万,並集中了傀儡政權中投入戰場的全部軍隊,先后共调集60万日军以及90万伪军,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133]。為應對中國共產黨方面的遊擊戰术,採用了“保甲制度”來斷絕共產黨軍隊與當地民兵的接觸,設立無人區,進行三光政策,甚至時常使用違反國際法的生化武器來作戰[134]。共產黨面對日軍掃蕩的壓力下,全军退入山区和乡村,化整為零保留實力,并积极开展山地及平原游击战迟滞和消耗日军锋芒。华北日軍因找不到共产党军队主力,便把參與掃蕩任務的日軍為基礎,发动五一大扫荡,八路军左权、常德善、王远音、于时雨牺牲,發動中條山戰役一號作戰,以期消滅中國力量。华中地区,日军开展“清乡”战争,新四军罗忠毅、廖海涛牺牲。八路军总兵力由50万下降至40万,新四军总兵力由13万下降为11万。

与此同时,中共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以解决自己的补给问题。1940年起,中共根據地開始從事特货種植銷售,1942年鴉片收入成為中共邊區經濟最重要收入來源,1944年更達到總財政收入30%的規模,透過此類貿易賺得許多金子、法幣等。[135][136][137],以晉北及陝北栽種區域最廣[138][139][140],將鴉片統一收購運至耀縣柳林銷售[141],國民政府曾於1943年4月欲派內政部陝豫甘寧綏區煙毒檢查團赴陝北調查,遭蕭勁光拒絕[142]

1944年3月5日至3月7日,新四军粟裕开始苏中1944年攻势作战,发起车桥战役,之后又陆续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先后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攻克、逼退日伪据点60余处。[143]

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1945年8月)[编辑]

同盟國與战略反攻[编辑]

国军在鄂西三峡地区行军
開羅會議三巨頭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日本的戰略重心從中國轉变为美國。翌日,美國對日本宣戰,並呼籲世界各國對日本實施貿易制裁。12月9日,中國正式向日本宣战。不久之後,除了先前與日本簽立互不侵犯條約的蘇聯以外,英國等同盟國也對日本宣戰。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國加入二戰後以租借法案的名義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國運送作战物資支持中華民國繼續抗战。

世界各國的介入主要是因为英美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因此中國與英國簽訂了友好同盟條約,並與英美等國簽訂廢除部分不平等條約,令重慶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上升。[144]

香港时间12月8日早上8時,即珍珠港事件後仅數小時,由酒井隆指揮的日本軍隊從深圳向香港发起进攻,香港保衛戰於此開始。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率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淪陷。同时,日本在國内进一步徵兵動員,將戰場扩大至荷属婆罗门(今印度尼西亞)、菲律宾等英、荷、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奪取當地產量豐富的石油、橡膠等战略資源。並派兵向英國遠東軍進攻,接連攻克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並在暹罗湾發動主力決戰,將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擊沉,標誌著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已無人能敵。

日本方面不滿足于控制東南亞的油氣資源,同時注意到滇緬公路對中國戰場的意義,轉而出兵缅甸,意圖切斷滇緬公路孤立中國。此時英国在远东的军队已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转而向中華民国国民政府求援。於是罗斯福与蒋中正磋商组建了盟军中缅战区,由蒋中正兼任司令,中国派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率10万名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日本作战。原本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與日軍会战,但是日軍先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退兵,於是日軍迂回至中国军队背後,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结果联合作战破局成為各自潰退的慘劇,远征军第5军殘部被迫自野人山回國或撤往印度,第66军撤退回国。这次战斗中,200師師長戴安澜戰死。最终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餘人安全撤离。而杜聿明被召回,美军兼任中缅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和新38師师长孫立人廖耀湘則留下繼續负责在印度编练軍隊。

1943年11月,中國蔣中正委員長及夫人宋美齡,美國羅斯福總統,英國邱吉爾首相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开会,發表新聞公報《开罗宣言》,要求战後日本归还自1895年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

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形勢惡化,兵力不足與運輸船隊遭美國獵殺使得戰爭物資緊缺:橡膠、鋼鐵被列爲國家資源,禁止向民間出售;華北地區的資源生產遭到當地民兵與八路軍連續不斷的襲擾,絕大多數地區喪失了生產能力。爲了取得東南亞地區的物資,必需打通中國的铁路綫,於是日本發起了豫湘桂会战。日本华北方面军轻易击溃湯恩伯河南省的大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阵亡,結果日軍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之後,华中日軍乘胜追击,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击败薛岳,一路追击至湖南南部重镇衡阳。第十軍軍長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华中日軍与华南日軍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後打到贵州独山,震动重庆;另一路则从衡阳南下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了粤汉铁路。中共則在潘漢年通知下即早獲知豫湘桂会战情報,幾乎未遭受損失。[145]

日军以40万兵力投入到广阔的地区,竟使号称600万之众的国军损兵70万。战后中方丢掉大小城市146座,沦陷国土20万平方公里,航空基地7个,机场36个,而遭日军奴役的国民不下600万人 [146]全国舆论哗然,各界痛斥。此役日軍事先精心準備,兵力也經過大大補充;中国守軍一方面因爲長期的相持局面而放鬆了警惕,另一方面精銳部隊被史迪威調往西南戰場,導致豫湘桂會戰的大潰敗。日軍虽然最終控制了華南交通動脈粵漢鐵路并打通「大陸交通線」,但却无法保证其使用顺畅,反而使得兵力分散的弱点更为突出,为中国日后的反攻,尤其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战略条件。在这之后,八路军、新四军发起局部反攻,基本恢复1941年前的根据地范围。此外,中共还派出王树声进军河南,派出王震进军湖南,开辟新的根据地。

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发動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華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後攻克日軍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搶通中印公路

日本战败(1945年2月-1945年9月9日)[编辑]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作为中国全权代表在侵华日军投降书上签字,1945年9月9日,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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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在東京灣美國戰艦密蘇里號上簽署降書的日本代表。

1945年2月,英、美、苏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後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由於美英是以犧牲中國的主权(如承认外蒙古独立),來換取蘇聯對日出兵的條件,也被称为「遠東慕尼黑」陰謀。

1945年2月以後,盟軍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於是為了消滅美軍在中國的飛機場以維持大陸交通線的通暢並早日結束中日戰爭以集中全力於本土防衛,1945年3月起日軍先後發動豫西鄂北会战湘西会战。在河南,日本軍於3月下旬從豫中會戰之後的防線以東向西發動攻擊,其前鋒一直衝到西峽口。在湖北,3月日本軍向西北部發動攻擊,於4月8日攻陷老河口;不過之後國民政府軍隨即發動反攻,收復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軍佔領的地區。在湖南,日軍以空軍基地芷江為目標,於4月向湖南西部發動攻擊,但是在中国军队抵抗之下,日軍遭受挫敗而退回原陣地。之後中国军队乘勝追擊,向廣西地區發動反攻,於5月27日收復南寧,6月29日收復柳州,7月27日收復桂林,8月收復廣西全境。此外,中国军队原本預定於8月收復廣州以打通中國對外運輸要道,因為日本投降而無須實行。

1945年7月26日,中國蔣委員長、美國總統杜魯門、英國首相邱吉爾,在波茨坦发表聲明,對日本提出最後通諜,促其宣佈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使用三國巨大之陸海軍全部力量,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毁滅。[147]三国予以日本“最後之打击”。由於此時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哈利·S·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請苏联協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

1945年8月6日,为避免採取大量傷亡的登陸戰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8月9日又在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蘇聯紅軍根據《雅爾塔協定》,隨即在8月8日對日宣戰,發動八月風暴行動,於8月9日出兵中國東北。此时日本关东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蘇聯紅軍則多达150万人投入到远东战场,雙方裝備懸殊。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橫掃日本關東軍,由于军纪败坏,对战败日本人及中国东北人抢劫、施暴及强奸等,在当地造成巨大恐慌。苏联於中国东北撤军前,投入大量人力大规模拆运东北地区原有工业、铁路等基础设施,使中国损失巨大。苏军撤出后,将大批军火弹药交给中共军队[148]

1945年8月10日下午7時,日本政府正式向中、美、英、蘇四國發出《日本請降照會》,全文如下︰

「日本天皇切望促進世界和平,早日停止戰爭,俾天下生靈得免於因戰爭之持續而陷於浩劫。日本政府為服從天皇陛下之聖旨起見,已於數星期前請當時仍處中立地位之蘇聯政府出面斡旋,俾對諸敵國得以恢復和平,不幸此等為促致和平之努力業已失敗。日本政府為遵從天皇陛下恢復全面和平之旨意,希望因戰爭而造成之不可言狀的痛苦能盡速終結計,乃作出下列之決定︰日本政府準備接受中、美、英三國政府領袖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發表,其後經蘇聯政府之贊成的聯合宣言所列舉之條款,而附以一項諒解曰︰上述宣言,並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損於天皇陛下為至高統治者之皇權,是日本政府之竭誠希望。」[149]

下午7時50分,日本政府請降書,已請由瑞士瑞典轉達盟方,日本願意接受盟方《波茨坦宣言》之各項規定,無條件投降,但僅要求保留天皇,仍為日本元首[150]

晚上8時許,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經中央通訊社收獲,發佈號外,「頃刻震動全市,街頭人山人海,遍處歡呼吶喊……超過十萬以上之男女老少市民……奔赴國民政府暨中央黨部前歡呼,向蔣主席致敬……」[151]同日,在延安總部,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發佈大反攻第一號命令:

「一、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依據《波茨坦宣言》規定,向其附近各城鎮交通要道之敵人軍隊及其指揮機關送出通牒,限其於一定時間向我作戰部隊繳出全部武器。在繳械後,我軍當依優待俘虜條例給以生命之保護。二、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偽軍,偽政權送出通牒,限其於敵寇投降簽字前,率隊反正,聽候編遣,過期即須全部繳出武器。三、各解放區所有抗日武裝部隊,如遇敵偽武裝部隊拒絕投降繳械,即應予以堅決消滅。四、我軍對任何敵偽所佔城鎮交通要道,都有全權派兵接受,進入佔領,實行軍事管制,維持秩序,並委任專員負責管理該地區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壞或反抗事件發生,均須以漢奸論罪。」[152]

同時,由於美國原子彈攻擊與蘇聯軍隊參與,中國内部開始有人感到中國抗日戰爭即將終結。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中國國民黨迅速佔領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中國共產黨由毛澤東發表《對日寇最後一战》,將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據地一一連通。中国共产党則接收經營多時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在苏军协助下,也收复一个省会城市张家口。八路军、新四军於敌後长期控制大量铁路干线,增加在西南正方對敵的之國民革命軍接收日佔區之困难。

1945年8月15日晨,同盟國由瑞士政府之通知,獲悉日本天皇已頒勅令,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項規定,宣告投降後,遂同時公佈日本無條件投降[153]是日正午,日本昭和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6日,日本大本營向全體陸海軍發佈命令,停止戰鬥行動。[154] 日本既已宣佈無條件投降,盟國遂委任麥克阿瑟將軍為遠東盟軍最高統帥,接受日本投降,並負責主持佔領日本本土,日投降代表團由首席代表河邊虎四郎參謀總長率領,於8月19日乘飛機至馬尼拉,簽訂投降條件。[155]國軍按照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所劃分之受降範圍,中國戰區受降範圍,應為中國(東北除外,歸蘇軍受降)包括台灣及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接受日本全面投降。[155]對此,岡村寧次表示絕對服從,朱德以中國解放區總司令名義致牒英、美、蘇駐華大使,聲言國民政府無法代表中國接受日、偽軍投降,唯有延安總部才有權代表參加受降工作,並稱蔣介石為「法西斯頭子獨夫民賊」、「挑撥內戰」[156]。接著,朱德致電岡村寧次要求日軍分別向華北、華東、華中、華南中共將領投降,最終遭到日軍拒絕,盟國則完全不予理會[157]。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諾夫大将发表声明:“八月十四日日皇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给武装部队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尚未布,而且日本軍队还在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日本实际投降尚未发生。我们只有在日皇命令其军队停止敌对和放下武器,而且这个命令被实际執行的时候,才承认日本军队投降了。鑒于以上各点,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158]

8月16日,蔣致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155],指示其6項投降原則,原電如下︰

「急:南京日軍駐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將軍電:

一、日軍政府已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

二、該指揮官即通令所屬日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並派代表至玉山江西玉山機場)接受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之命令。

三、軍事行動停止後,日軍可暫保有其武裝及裝備,保持現有態勢,並維持其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聽候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之命令。

四、所有飛機及船艦應停留在現地點,但長江內之船艦應集中在宜昌、沙市。

五、不得破壞任何設備及物資。

六、以上各項命令之執行,該指揮官及所屬官員,均應負個人之責任,並迅速答覆為要。」[159]

8月17日下午5時32分,接獲岡村寧次之覆電如下[159]

「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閣下: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賜電敬悉,今派今井副總參謀長,橋島參謀二人,率同隨員三人,準於本月十八日乘機飛至杭州等候尊命,再起飛玉山,敝處使用雙引擎發動機一架,並無特殊標識,並請咨照玉山飛機場派員接見,仰賴照料為感。

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印」[160]

此时,由於日军神風特攻隊出动,导致苏联伤亡頗重。直到8月23日,苏军占领旅顺港,战事才真正结束。

9月2日,日本向同盟國投降簽字儀式在日本東京灣美國戰列艦「密蘇里號」上舉行。[161]日本政府代表、外相重光葵和日本大本營代表梅津美治郎在投降書上簽字,中國代表徐永昌將軍參加儀式。9月8日,何總司令由芷江飛南京,9月9日上午9時,代表最高統帥,主持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162]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華民国政府陸軍總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至此正式結束。按盟軍指令,中國戰場上的日軍必須立即向國民政府投降,但中共中央則不這麼認為,除熱河、察哈爾之張家口、山海關等6都市由蘇聯軍所佔據轉交給中共外,其餘重要都市多未進入和平狀態,戰事仍然持續[163]

12月25日,美国国务院照会国民政府,希望中国能尽快派兵赴日参加占领。后因国共内战,中国最终未能派占领军进驻日本。

外部援助[编辑]

美國援華[编辑]

美国国内的宣传海报,上书“这人是你的朋友——〔中国人〕——他为自由而战”

美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过大量的援助。抗战初期,美国奉行中立政策,对中日双方都不提供武器,但可以提供原材料。因为日本工业基础强于中国,此举实际上有利于日本。初期的美国援助,包括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和2000万美元的贷款。1940年汪精卫政权成立後,美国大幅度增加对华援助,同时援引“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武器。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是二战期间中国最大的援助国。美国武器主要在远征军、驻印军的滇西缅北战场派上用场。

美国在外交上支持中国,卢沟桥事变爆发後,美国对日本提出抗议并力促中国和日本的和谈。1941年,由於中日和议始终难于达成和日本入侵中南半島,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和钢铁禁运。断绝了石油和钢铁来源的日本不得不冒险偷袭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

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發給「飞虎队」飛行員的識別「血幅」(上),以及繪有「飛虎」圖案的美籍志願大隊徽章(下)

1941年,美國陸軍航空隊退役飛行員陳納德在美中兩國政府批准下,召集一批名義上退役的美籍飛官,為中華民國空軍組建一個美籍志愿大队(俗稱“飛虎隊”),以帮助中國抗战;但飛虎隊整訓直到1942年才初步完成,因此在1941年日本零式艦上戰鬥機橫掃中國戰場時,中國曾經歷一段遭受日軍空襲卻無空中反擊能力的時期。

中美士兵互插国旗。

美國參戰後,承認志願隊員軍籍,並將原志願大隊扩编为美國陸軍第14航空队與中國空軍混合聯隊,在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防空情報電臺總臺首任少將總臺長陳一白指揮偵報日機情報電訊精確,擊落大量日機,令中國軍民士氣大增。14航空队與獲得美援的中華民國空軍取回了中国戰場制空权,共击落日机2,600架,支援中国抗战。

1942年末,日軍占領緬甸,為防止日軍入侵西南地區,國民政府炸斷惠通橋並沿江佈防,滇缅公路封閉。为保证中国物资供应,美军开辟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等高寒山区的驼峰航线,开始空前的大规模空运。在三年多,向中国空运超过70万吨物资。驼峰航线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极端恶劣,在运输过程中,损失近500架飞机,有1,579名美国飞行员遇难。1944年6月,美国飞机从成都多个机场出击900多架次,轟炸日本本土。美國開闢中印空運之初﹐僅供給美國14航空隊之需要,直到1944年春季之後,方始運我作戰物資,至於美國對我國之援助,空軍方面而獲有數百架飛機及配件和油料,陸軍則獲得29個師輕裝備,其價值約為5億美元,若按美方援助盟邦之物資2,800億美元計算,或相等於裝備588個裝甲師或2,000步兵師,中國所佔者實在微乎其微。[164]

苏联[编辑]

1937年8月21日,苏联同中華民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协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苏联先後与中国签订了三次贷款协议,总额为2.5亿美元,实际到位1.7亿美元。苏联允许中国使用这些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成为抗战初期中国军事装备的主要来源。

中國空軍的霍克II戰鬥機

1937年10月,第一批苏联航空部队与500名苏军专家一同到达汉口空军基地,他们开始向中国飞行员教授驾机技术。苏联在战争期间,協助培养了部分飞行员、领航员及地勤人員[165]。1937年12月1日,苏联航空志愿队首次参战。1938年冬,第二批志愿队来华,其中有当时被授予苏联英雄的雷恰戈夫,先後在武汉和台北给予日军重创[165]

1938年7月9日至8月14日,苏日在张鼓峰(今中朝俄边境)发生冲突,1939年6月27日至9月16日,苏日在中国领土诺门坎(今中蒙边境)发生冲突,两次冲突都以苏军重创日军结束。

苏联继1939年与納粹德國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後,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定《苏日中立条约》,背叛了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日中立条约》宣称“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日中立条约也违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後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和约及协定。”。苏日签约後,斯大林亲往火车站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破例与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车送行。4月25日,苏联和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交换条约批准书,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正式生效。条约的有效期为5年。根据《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然而日蘇雙方都把對方作為潛在的敵人。日本把幾十萬關東軍守在東北,準備大量化學武器一旦和蘇聯發生戰爭時用,直到今天,還有中國人因為地下化學武器泄露而傷亡。日本支持白俄反蘇,而蘇聯支持東北抗日聯軍的游擊活動。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政府在中国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署了《雅尔塔条约》,划分了战後在华利益。1945年4月5日,苏联在《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前單方面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并于8月8日对日宣战,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日本北方四島和朝鲜半岛北部。苏联一个多星期的作战,换取了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这样的“援助”有人[谁?]认为是更大的伤害。

德国[编辑]

中國德械師士兵

德国也是抗战初期中国的重要援助国。德国顾问团在中國国民政府中服务。从1936年起,德国和中国签订了2.82亿马克军火销售协议。希特勒曾经希望将中華民國拉入反對苏联的联盟当中,并积极調停中日战争。但日本步步进逼,始终未能成功[166]。1938年,在日本的抗议下,德国召回军事顾问,并中止同中国的军火合同。但德国军火在中国抗战初期依然有重大影響。中德合作令國民政府軍裝備大大改進。戰爭初期,中華民國政府曾有數個德制師投入戰場,參與上海保衛戰等戰役。

英国[编辑]

英國在19世纪時在中國擁有龐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東亞已是鞭長莫及,而且要與北非和西歐的德軍作戰,英国对中國抗战的支援基本上只限于道义上的。对中國的帮助行动包括开通滇缅公路和为驼峰航线提供基地。

华人华侨[编辑]

抗战期间,世界各地华人华侨为中華民國抗战捐款已超过13亿元。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当时全国战斗机飞行员中华侨占了四分之三。著名的南洋华侨机工队活跃在滇缅公路上,保证了抗战物资的运输畅通。

林雲穀於1938年發表了小冊子《抗戰與華僑》,黃警頑(日伪占领上海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员)编写了的《華僑對祖國的貢獻》,長達339頁,由上海棠棣社於1940年出版,这两本书都詳細介紹了華人華僑在抗日戰爭中做出的贡献。

战後统计[编辑]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本軍人数最多时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210万)。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後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4万人。(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及苏军在东北消灭的日军。)

中國抗日戰爭中,中國國民政府軍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中國國民政府领导下的國民政府軍與日本軍共有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小型戰鬥38931次[167]。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國軍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总计损失365万0465人[168]:243[1]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万9958人、负伤176万1135人、失踪13万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海军舰艇全部损失,損失戰機2468架。[169]:36-37[1][170]日軍八年在中國戰場之傷亡,負傷131萬8670人[171],阵亡177萬9774人[172][170]这一数字不包含同时期内未正式加入国军的强拉壮丁的伤亡,也不包括在后方编训时的非正常伤亡。[來源請求]

国军各方高级将领常常虚报战绩,如据1943年7月中华民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173]何成濬日记记录,薛岳第三次长沙会战後由于虚报战绩过于夸大,被同侪将领“笑斥”[174]。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国军将领普遍虚报战绩的现象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175]日军和中共军队一般会将内部报告和对外宣传区别对待,内部报告较为真实,而国军则内部报告亦不可靠。国军的抗日战绩其实是经过注水而来的。[176]根據其日記所記錄,蒋中正对外宣报战绩时也常常将毙敌数目增加十倍而将己方伤亡缩减十倍[177]

中国共产党領導的抗日部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主要在日军后方及日占区进行游击战。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52万0463人、伪军49万0130人,俘虏日军6213人、伪军51万2933人,日军投诚746人、伪军反正18万3632人。缴获长短枪68万2831支、轻重机枪1万1895挺、各种炮1,852门。[178]缴获和摧毁的辎重统计为:擊毀飛機57架、坦克69輛、裝甲車164輛、火車頭301輛、汽車和摩托車6,080輛;繳獲汽車、摩托車347輛,馬30,448頭。[179][180]

中國平民則約有900万死於戰火,另有800万平民死於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為難民。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按1945年货币折算,約為6500亿美元。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实征壮丁总数为13922859人[181]。除了征兵之外,还有更多的壮丁被国军征召去义务修筑军事工程,据蒋纬国书中记载:根据蒋纬国《抗日御侮》一书记载:“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征兵近1400万,至于游击区、沦陷区、壮丁,则由战区司令长官自己设法招募”。此外“凡属军事所需之工事、道路、机场,均由民工以义务劳动方式,参加土工作业。八年抗战各战区工事之构筑,军用道路之开辟,被炸桥梁之抢修,以及敌军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坏,先后所发动之民工,当在10,000,000人以上。”[182]而据蒋梦麟回忆录称,有1,400万壮丁被国军拉夫后死于饥饿疾病。[183] 另外,中国抗日战争直接伤亡合计可能达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至少3,480万人;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直接伤亡合计可能达4,100万人以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人数,战争直接使中国人死亡、伤残及失踪共计超过4,500万;中国人口总损失应在5,000万人以上。[184]

位于七七事变发生地宛平城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国战争罪行[编辑]

由于中国是战胜国,其战争罪行很少被提及。

日本战争罪行[编辑]

重慶大轟炸中的受難者

国际审判[编辑]

战後,盟国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但由於日本跟美國的政治協商成功,所以只對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宣判有罪,而对已经逮捕的其他数十名重要战争嫌疑犯陆续予以释放[185](當時日本天皇甚至不需要上庭作供或辯護)。對於裕仁天皇的處置,在1943年開羅會議上,西方代表曾有在戰後廢除天皇一設想,羅斯福對此咨詢蔣中正意見,蔣中正则表示「应让日本人民自己决定」[186]。战後美日同盟的形成,最终使裕仁逃过一劫。[187]

中国审判[编辑]

中國戰區則在1945年10月3日,將陳公博由日本引渡回中國。12月在南京(南京軍事法庭)、上海、北平、漢口、廣州等十處成立戰爭罪犯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漢奸進行審判,並判處各種刑期。日軍中將酒井隆,戰後由第十一戰區緝獲,押解戰犯軍事法庭證據確鑿判處極刑正法。

1946年4月12日,江蘇高等法院以叛國罪宣判陳公博死刑確定。6月3日,發由蘇州獅子口執行槍決[188]

1947年4月26日,南京大屠殺主謀谷壽夫中將(華南派遣軍司令官)經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押赴雨花臺執行槍決。6月11日,松本潔(嘉山之虎)經戰犯法庭判處兩個死刑,立即核准執行。6月17日,日本戰犯米村春喜下田次郎行刑[189]

1948年1月28日,百人斬南京大屠殺)之中的田中軍吉野田岩向井敏明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場執行槍決。國府成立戰犯法庭,由石美瑜任審判長。[190]12月22日,經過多方求證之後,松井石根因參與南京大屠殺,被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絞死。

1949年1月26日,原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上海被国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宣布无罪,引起全國人民的激憤。[191]中國共産黨對此向南京國府提出強烈抗議,得到國內輿論的廣泛贊同。[192] 後國府代總統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最終冈村宁次還是被國府釋放回日本。

1950年,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武部六藏等日本战犯969人、溥仪等伪满战犯约300人。这批日本战犯和此前在国共内战中俘获的140名日本战犯,分别被集中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太原战犯管理所集中关押改造。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1956年4月宣布,对在押的日本战犯从宽处理。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无一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同年,其他1017名被认为罪行较轻、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193][194]1964年3月,在中国服刑的最后一批日本战犯共3人被特赦释放。

战争终止[编辑]

旧金山和会[编辑]

1951年,美國主导并邀请52个国家召开旧金山和会,中国因中華民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權問題未參加此會。和会的结果是48個戰勝國與戰敗國日本於1951年9月8日签订的对日《旧金山和约》,但与会的越南朝鲜蒙古宣布不承认该条约。周恩来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195]

中日和约[编辑]

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政府在台北与日本单独签订《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在中日《台北和约》及旧金山和约中,日本放棄台灣澎湖群島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主權[196]最早從美國政府內部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後,美國在冷戰期間希望國民政府放棄外島,意圖將台灣法律地位從中國內戰及主權中分離出去。[197]因此支持台湾独立的學者据此认为因為条约沒有指明名歸屬任何特定國家,最後引起台灣獨立運動的产生(参見臺海現狀台灣問題)。另外一派学者則认为条约是与中华民国签定的,当然是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并且“約文第三條指出日本有關台澎包括在主權之內的財產、債務之處置對象為「在台灣及澎湖之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198]有人认为[谁?]日本没有指明特定歸還给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2年以前日本承认的中国政府是臺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中日和平条约》中,于第一条第二款宣布“出于对日本国民的宽厚和善意”,自动放弃了向日本索討「戰爭賠償」的“要求”,(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权利”,法律学上权利比要求更为基本,所以说中国还是保留了对日战争索赔的权利)[來源請求],但並不包含「民事損害賠償」。

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建交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国家赔偿的权利,但没有放弃民间要求赔偿的权利。取而代之[來源請求]的是日本以「作為鄰國互相協助」・「反省過去的過錯」等理由及為援助中國發展,承諾實施政府開發援助(ODA)作為最終解決戰後處理的方案。[來源請求]从1979年開始,日本在對华ODA贷款總額超過3萬億日圓[199],2008年日本停止了对华ODA贷款项目。

领土变更[编辑]

与七七事变前相比,中国收回了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甲午战争中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澎湖地区。苏联则以战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不支持新疆独立及出兵消灭东北日军为条件,换取了中華民國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占领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但是由於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华民国依联合国通过的“控苏案”,由立法院于1953年2月24日废止該条约,拒绝承认“蒙古独立”。此外,苏联还在中国东北获得了中东铁路旅顺港的使用权,后归还中国。

战争赔偿[编辑]

战争反思[编辑]

战争影響[编辑]

意义[编辑]

抗日战争是自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國第一次全面胜利战争。

1938年7月13日,日本舉行五相會議決定:「為了使中華民國喪失抗戰能力,並推翻中國中央政府,應設法造成法幣的崩潰,取得中國在國外的外匯,由此在財政上使中國中央政府自行消滅。」因此透過滿州國中央銀行搜刮中國佔領區內黃金,共向日本輸出黃金29,247,524塊19,767,194克,洋1億6958多萬,成為日本外匯換取戰略物資。日本在中國扶植政權,共設立「滿洲中央銀行」、「冀東銀行」、「察南銀行」、「蒙疆銀行」、「中國聯合準備銀行」、「華興商業銀行」、「中央聯合儲備銀行」等銀行,大量發行不足值的貨幣以套取國民政府法幣,再以法幣換取中國外匯輸給日本本國。並成立「登戶研究所」偽造法幣,共印製法幣40多億元(相當於中國抗日兩年軍費),造成中國戰後嚴重通膨與經濟外匯損失。

中国牺牲5000万人(包括軍人與民眾),拖住60-80萬日本陸軍,不能用來进攻亚洲太平洋使苏联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之不利,[來源請求]减少美国太平洋战区之压力, 使美國能大量派兵往歐洲,保证同盟国西线胜利[來源請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重要。[200]

中國平民約有900萬死於戰火,另有800萬平民死於其他因素,9500萬人成為難民。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按1945年貨幣折算,約為6500億美元。據蔣夢麟回憶錄稱有1400萬壯丁被國軍拉夫後死於饑餓疾病。[201]

抗戰八年,國民政府兵役部門實征壯丁總數1392萬2859人。[202]

影响[编辑]

中国时局方面[编辑]

经历八年抗战後,国共两党军事实力对比大变,中国共产党军队由战前约9.2万人[203]猛增至约127万人[204],另有268万民兵[205]。“解放区”面积达104.8万平方公里,拥有1.255亿“解放区”人民[206]。国军则由抗战初期的170万[207]增加到524万陆军[208],海空军另计。抗战结束後,国军改编150万日、“伪”军,中華民國軍隊控制中国大部分地区,大多数工业城市、铁路和四分之三人民,在内战初期武器装备也优于中国共产党军队。因此抗日战争对国共内战结果有关键影响,对中国战後影响深远。抗战结束,国共矛盾凸现,内战爆发不可避免。[209]同時,中國抗日战争亦因為日軍消滅中國軍閥,使軍閥數量減少,促進中國統一。

日本方面[编辑]

陸軍總部確定計劃後,即下令各戢區、各方面軍、及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遵照實施,國軍遂依計劃空運、車運、水運及徒步各種方法,由各方面向各要點推進,日軍則於國軍到達後即遂次集中,並同時解除武裝。[210]

從1945年9月11日起,到10月中旬止,日軍大部業已集中繳械完畢,經過情形十分順利,祗有蘇北、山東及華北方面,因受阻礙及交通關係,致未能完全按照預定之日期完成,直到1946年2月初,這些地方始繳械完畢。[211]

當時受降之後,日軍及日僑共為2,039,974人,另外還有韓籍俘虜及韓僑與台胞10萬餘人,分別集中於中國大陸,及台灣、海南島越北各地,由塘沽、青島、連雲港、上海、廈門、汕頭、廣州、海口、三亞、海防、基隆、高雄等12個港口出港歸國。[212]並由美方使用85艘登陸艇自由輪100艘,及部分日本船隻擔任輸送;此一遣俘工作,由1945年10月底開始,直到次年6月底始遣送完畢。[212]

中华民国方面[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编辑]

研究[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中国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观点,研究多倾向于对中共军队的敌后战场,对于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视而不见,由于中国大陆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研究的价值与真实性值得商榷。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与中共和中国大陆环境的改善,对国民党抗战历史研究逐渐增多,真实。

中华民国对抗战研究有戒严时期的一党制的单一研究发展到戒严后及民主化呈现多样性,同时受日治台湾时期的影响,对抗日战争观点亦是多样化的原因。

西方现代史历史研究曾因冷战意识形态,忽视抗日战争对世界战场之作用。随着冷战结束和东西方文化不断交流,西方学者重视中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作用,研究工作也逐渐增加。[來源請求]

评价[编辑]

中华民国政府在2008年(民國97年)《中华民国年鉴》中评论抗日战争:

從民國26年到34年,為8年全面對日抗戰時期。影響抗戰陣營最大的因素是中共,共軍的主力用在敵後擴張基地,國民政府除全面抗日外,還要防止中共的擴張。戰爭初期,沿海各省及華北、華中、華南相繼撤守。民國30年珍珠港事變後,抗日戰爭變成同盟國對抗軸心國的戰爭,中國和盟邦並肩作戰,不僅中國戰場的情勢日趨穩定,而且派遣遠征軍支援緬甸戰場。8年抗戰使中國社會發生很大的變遷,民眾在抗日宣傳中獲得國家觀念,強化了民族主義,這種主義後來被中共用來對抗美國;民眾為逃避戰火,造成重大的人口移動,減少省際的隔閡,有助於社會的整合和政治的統一。但戰爭使各項產業蕭條,尤其田園荒蕪,生產減少,農村經濟衰退,造成許多退伍而不願歸田的人,成為政府和社會的負擔。

纪念[编辑]

宣传[编辑]

1949年直到1980年代中国大陆基本上未正面宣传过国军在抗战中的表现,如1979年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教参《世界历史大事纪年》和196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中的中国抗战年份大事表,自八一三事变后,唯一提到国军行动的就是豫湘桂战役,此外还有花园口决堤和封闭生活书店发动反共高潮之类,主要内容都是中共的活动和作战。1980年代起开始宣传国军的作战,如台儿庄战役。在近年来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如人教版,上海版,四川版等),描写国军正面战场抗战的篇幅已大幅增加,并且尽量避免提及国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给伪军发军饷,全面抗战爆发四年后才对日宣战之类的负面内容。相反台湾教科书几乎对抗战时共军的作战内容一字不提,有提及的在篇幅上也远不及大陆教科书描写国军的内容,基本上未正面宣传过共军在抗战中的表现。[原創研究?]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大陆曾出品数部讲述国军正面战场的电影,如《血战台儿庄》、《铁血之血战南宁》、《昆仑战役》和《我的团长我的团》等。相比之下,中華民國政府在迁台后,政府或業界几乎未拍摄过正面描写共产党抗战的电影。[來源請求]

注释[编辑]

  1. ^ 中國方面約6,270,000人。
  2. ^ 日本方面約4,100,000人,包括汪兆銘主持的「和平」軍等,以及其他偽軍
  3. ^ 日本方面315,861人陣亡,502,213人受傷,不包含大量依附日軍的中國部隊,偽軍等。据《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
  4. ^ 關於各界對於該戰爭的稱呼,詳見名稱章節。
  5. ^ 「第一次中日戰爭」是指中日甲午戰爭

参考文献[编辑]

具体引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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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编辑]

参见[编辑]

相關條目[编辑]

歷史背景[编辑]

外部環境[编辑]

戰後處置及戰爭罪行問題[编辑]

相關列表[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