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制史
中國古代法律名目繁多，如西晋有《晋令》，南北朝有《梁令》，隋朝的《开皇令》、《大业令》，唐初有《贞观令》，宋代頒行《天圣令》等，各朝重視的法律形式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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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上古
中國法制史可追溯自夏朝法律制度，但多是后人的臆断或揣测，如“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等说法。
周朝实行诸侯分封制，宗法制是周代分封制的基础，依血缘关系来决定继承权利的制度，建立起众多诸侯国。
[编辑] 漢朝
公元前208年，刘邦攻占咸阳，鉴于“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为了顺应民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编辑] 南北朝
北魏最早有《天兴律》、《神麚律》、《正平律》、《太安律》、《太和律》。神麚四年（431年）十月，诏司徒崔浩改定律令，頒行《神麚律》。正平元年（451年）六月，頒行《正平律》。太安四年（458年）頒行《太安律》。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元勰、常景、刘芳等三十余人修《正始律》二十篇。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北魏拓跋氏根据汉律，並参考魏、晋律，创《北魏律》。由常景等撰成，共20篇。
程树德認為：“考元魏大率承用汉律，不尽袭魏晋之制”[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魏之律汇集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冶之。”
[编辑] 隋朝
隋朝創《开皇律》，共计十二篇、五百条，可謂总结了秦國以来的刑事立法，将“五刑”规定为死、流、徒、杖、笞，取代了墨、劓、刖、宫等割裂肌肤、残害肢体的肉刑。五刑的規範，一直貫徹到清代。
[编辑] 唐朝
武德七年（624年）頒行《武德律》，共12篇500条，这是唐代第一部法典。
贞观元年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以《武德律》《开皇律》為基礎，制定新的法典，贞观十一年（637年）頒行《贞观律》。《贞观律》有12篇500条。
永徽二年（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頒行《永徽律》十二卷。序稱：“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
永徽四年十月，高宗又下命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永徽律疏》。《永徽律书》又称为《唐律疏议》，标志著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一定的水平，“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2]。
[编辑] 宋朝
北宋初一度沿用《大周刑统》。建隆四年（963年），在工部尚书判大理寺卿窦仪等人修订法典。是年七月完成 ，“付大理寺刻板摹印，颁行天下”，全称《宋建隆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共30卷，12篇502条。
宋朝中葉以後，由於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颁布的法越来越多，这些法往往“朝令夕改”，“率尔颁行，既昧经常，即时更改，……烦而无信……”[3]。宋代狱讼不断增长，南宋龙溪“县狱大概每年有大案(徒刑以上)数十件，而牒讼案件每日却可达到百余件。”[4]
宋朝设有专门修法的机构，据统计，宋代编纂大型法典达242部，其中《政和重修敕令格式》达到530卷。[5]
[编辑] 明朝
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佔領武昌后，建立吴政权，开始著手議訂律令，编成《律令直解》。[6]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到三十年，又以唐律为基础，制定并颁行了《大明律》。
《大明律》全稱是《大明律集解附例》，朱元璋總結歷代法律施行的經驗和教訓而詳細制定而成。洪武三十年完成并颁行天下的法典，共计7篇30卷460条。《大明律》對近代中國影響深遠，顺治三年（1646年）颁行的《大清律》，实质上不过是《大明律》的修订本。
明代除《大明律》 、《问刑条例》外，還有所謂的单行法规，如《诸司职掌》、《六部条例》、《吏部条例》、《宪纲事类》、 《宗藩条例》等。
[编辑] 清朝
金人入關之前，天聪七年，遣国舅阿什达尔汉等往外籓蒙古诸国宣布钦定法令，制定了《盛京定例》。[7]
乾隆五年完成《大清律例》，颁行天下。《大清律例》是以《大明律》为基礎，是中国傳統法典的最後集大成之作。
康熙朝仿效《明会典》编定《清会典》。乾隆二十七年續纂《清会典》。
清末冯桂芬所说“例之大纲尚不失治天下之宗旨，至于条目愈勘愈细，……遂与宗旨大相背谬”[8]
[编辑] 民國
1912年3月11日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7章56条。
1913年10月31日完成《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共11章113条。
1946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12月25日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1日公布，12月25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