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梵蒂岡關係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跳转至: 导航搜索
中國-梵蒂岡關係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和Vatican City在世界的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梵蒂冈

中華人民共和國-梵蒂岡关系,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聖座之間的双边关系,目前兩方並未建立外交關係。由於双方在主教任命权等问题上的长期争执,以及圣座在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遷台後維持承認台北中華民國政府,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個中國政策,因此雙方建交困難不斷。值得留意的是,雙方分別是全世界人口最多和最少的國家,但中国人口与全球天主教人口相当。

沿革[编辑]

关系断绝[编辑]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由于冷战的政治对立及意识形态矛盾,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与罗马教廷双方未能建立良好的关系。罗马教廷支持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在的共产主义阵营[1]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一对立更加尖锐。1950年11月30日,四川广元的王良佐神父及500名天主教徒发表《自立革新宣言》,提出中国天主教同帝国主义割断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该主张获得政府肯定并宣传,1950年圣诞节时《新华日报》发表该宣言,1951年1月周恩来发表讲话支持天主教“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开始在全中国获得推广。[2]

1951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驱逐了梵蒂冈原驻中华民国公使黎培里,中梵外交关系断绝。[1]

由于天主教在教会组织上“遵从至圣、至一、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圣教会”,和自立革新运动有根本矛盾,所以自立革新运动受到天主教内部的极大抵制。为此,中国政府在1951年借“圣母军”事件,将外籍神职人员驱逐出境,后来在1955年又通过“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将天主教内抵制自立革新运动的中国籍神职人员逮捕判刑,并通过该案在全中国开展了一场天主教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清除了天主教内部的抵制派。[2]

1956年7月,经中国政府推动,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上成立了中国天主教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2]1957年6月至8月,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天主教教友爱国会”,并通过了割断政治上、经济上和罗马教廷的关系,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的决议。这标志着中国天主教会自此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1957年8月3日,中国天主教教友爱国会正式成立。[3]该会并未被罗马教廷认可。[2]中国天主教教友爱国会成立后,仅为一群众性质的爱国组织,并无实权,1962年改名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性质未变。

1958年3月,在中共武汉市委领导下,天主教汉口教区选举董光清为总主教,武昌教区选举袁文华为主教。同月,汉口总主教区和武昌教区向梵蒂冈上报自选和即将自圣的董光清袁文华,遭到梵蒂冈方面的回绝,梵蒂冈方面称二人将自科绝罚。此后中梵双方的宗教来往彻底断绝。1958年4月13日,董光清袁文华分别获祝圣,成为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的开始。[4]中国政府坚持三自原则,并承认了中国教会自选自圣的两位主教,此后长期禁止任何当选主教者向教廷申请承认。梵蒂冈方面则坚决反对三自原则,并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认为自选自圣主教全部是自科绝罚而出教。自1958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教会活动全面停止,参与自选自圣的人士,一直无机会向梵蒂冈申请承认。[1][5]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梵蒂冈随后撤回驻台湾教廷大使,降低了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级别。

改革开放后,文革中停止活动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恢复,演变为中国天主教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此形成了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梵蒂冈、地下教会等多方权力格局。

1980年5月30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三届代表会议结束以后,随即召开“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并且通过《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章程》,其中第二条规定: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为中国天主教全国性教务机构。”第七条规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由各教区正权主教组成,其任务为:研究、阐明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交流传教经验,开展对外友好活动。”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任与中国主教团团长由同一人担任。1992年9月,中国天主教第五次代表会议上,依据中国教会领导人提出的调整全国机构的建议,撤消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并在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下设6个专门委员会。1998年,中国天主教第六次代表会议修改通过《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章程》,其中第二条规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为中国天主教的全国性教务领导机构。”[6]

1979年6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秘密册封仍在狱中的龚品梅枢机主教。1981年6月6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任命邓以明天主教广州总教区正权主教,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强烈谴责。

1980年代,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授意下,教廷国务卿宣布只要中国主教承认教宗的首席权,便可成为合法主教,此即针对中国的“非法可以变合法”方针。该方针被视为替中梵关系改善创造了基本条件。由此,中国政府承认的自选自圣的主教也可以被教廷承认,成为实际上由中国政府和教廷双方承认的主教。但中国政府对此进行了抵制,直到2000年才结束抵制。[7]自1980年代开始,包括董光清在内的许多自选自圣主教都秘密获得了教廷的承认。1980年代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不断施压教区要求举行主教选举,许多当选者主动向教廷申请批准,经教廷批准任命后才接受祝圣。[4]

关系解冻[编辑]

1999年,教廷国务卿索达诺枢机主教表示,教廷在台北的大使馆就是中国大使馆,如果北京同意,梵蒂冈可以在当天将使馆转移到北京。[8]

中華殉道聖人风波[编辑]

2000年1月6日,在北京自选自圣五位主教(詹思禄陆新平苏长山方建平靳道远),未获梵蒂冈批准,梵蒂冈对此强烈反对。[5]

2000年10月1日(圣女小德兰生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册封120位在中国清朝至民国年间的天主教受难者为圣人。他们当中有外国传教士,也有中国籍信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认为被册封的人当中,有一些是帮助外国殖民者奴役中国人民的帮凶,有一些则本身品行低劣,并认为天主教会这样做是采用宗教的方法,试图干涉中国内政,篡改历史。此事引起中国社会舆论关注。2001年3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针对中国首度致歉。2001年10月24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又发表一份声明,希望中国宽恕历史上天主教在中国所犯“错误”,并促成教廷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这是他针对中国的第二次致歉。该声明发表当天,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的一场活动上,有人宣读了该声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该声明中称:“我对过去这些错误深感难过,我感到遗憾,这些过错令许多人认为罗马天主教不尊重中国人,使他们感到教会对中国持敌视的态度。”200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在回应教宗致辞时,对教宗的道歉表示欢迎,但对教宗未对“封圣”事件作出明确解释表示遗憾。此外,中国政府声明同梵蒂冈建交的两项原则依旧不变。[1]

自2000年以后,中国政府放弃了阻挠自选自圣主教寻求教廷承认的政策,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方面过去自选自圣的主教,可以较为公开地向梵蒂冈表示忠心,取得梵蒂冈方面认可为合法主教,这显示中国政府开始淡化主教任命权的政治色彩。中国教会的自选自圣主教大部分都成功获得了教廷的认可。[9]

2006年关系低潮[编辑]

2005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去世,教宗本笃十六世继任。本笃十六世较为强调圣统制,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方面矛盾加深。[7]

2006年4月,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治立場迴異的香港教区陳日君被擢升為司鐸级樞機,陳日君也就中梵建交問題發表令中方不悅的言論,導致中梵雙方關係再度緊張。[10][11]

2006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方面不顾梵蒂冈的反对,三次祝圣。[9]例如2006年4月30日,昆明教区马英林主教祝圣,但梵蒂冈以牧灵经验不够而未承认。[7]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称,中国大陆97个教区中,46个没有主教,中梵谈判可能要花五、六十年,中国教会不能一直等待。刘柏年还称,梵蒂冈应尊重“在社会主义的地方,要以社会主义的方式传教。”[9]

本篤十六世給中國天主教徒的牧函[编辑]

2007年1月,罗马教廷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教宗本笃十六世在首次会议上向中国教徒发出牧函《致中國教會公開信》。[12]

2007年6月30日,教宗本篤十六世中國天主教徒發出一封名為《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的牧函,希望引导中国教会回归正常的教会生活。他在牧函中重申了政教分离原则,堅持教廷才有權任命主教,但在主教人选、任命、确认新主教、教区划分等问题上,教廷可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達成協議;他在該牧函中稱讚了仍忠於教宗的教會即地下教會,而又收回了过去赐予中国地下教会团体的所有特权,不承认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承认的中国天主教愛國會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但对其中忠诚于教宗的神职人员的合法性加以认可,并提出了促进教会合一共融的若干问题;此外,他促請中國政府給予信徒宗教自由,並期望能夠和北京政府重新建立外交關係。[9][7]

这封牧函发出后,中梵关系一路趋好。[9]2007年7月下旬,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劉柏年向一份意大利報章表示希望教宗本篤十六世官式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梵蒂冈指出短期內有技術性的問題,也聲明教廷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態度不變。

2008年5月7日,中国爱乐乐团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在梵蒂冈保禄六世音乐大厅为教宗本笃十六世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和中国民乐《茉莉花》。

2009年4月,梵蒂冈对中国当局再次逮捕河北地下教会贾治国主教表示痛心,并且说这种情况给梵蒂冈和中国之间的对话造成障碍。

2009年,海门教区沈斌当选为正权主教,教廷以沈斌“道德有亏”为由表示不能承认,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不予置理并且将祝圣自2010年4月29日提前到4月21日,教廷无奈于祝圣前两天改变决定,承认其祝圣。[7]

2010年6月24日,陕西三原教区韩英进神父晋牧为三原教区主教。韩英进主教的任命获得梵蒂冈的批准和中国政府的认可,成为2010年4月以来继呼和浩特海门厦门主教之后产生的第4位获得中梵双方承认的中国主教。

2010年8月7日,长期被视为地下教会“忠贞标杆”的安树新主教接受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任命,公开就职为保定教区正权主教。随后,安树新主教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任要职。安树新主教在接受天主教在线的采访时说:“这个任职没关系,我主要是看到保定教区原先认为自选自圣的主教是应受罚的,他们就是裂教,他们的圣事就是有问题。后来我知道了,80%以上的主教都被教宗认可了。我看到这个:我们反对人家,但是人家已经被教廷接纳了。教廷接纳的我们还不接纳这就是问题。我就看教廷的方向,按照教廷的方向去做。”[7]

2010年至2012年关系波折[编辑]

2010年,中梵双方中断官方接触谈判,其核心原因与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制度有关。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制,体现了中国政府支持的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这一原则,在该制度下,主教团要向代表会议负责。梵蒂冈方面对该制度无法接受。[13]

2010年11月,郭金才神父自选自圣为河北省承德地区主教,但未经教廷批准。2010年11月20日,梵蒂冈对此提出批评。罗马教廷发言人隆巴尔迪(Federico Lombardi)表示,郭金才神父的祝圣未经教廷批准,是“非法的”,此举是对宗教和良心自由的严重侵犯。教廷声明称,“中国当局允许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领导层,在刘柏年的影响下,采取了严重损害天主教会和妨碍上述对话的态度。”这是教廷在和中国恢复交往以来,首次点出姓名表示对自圣的反对,表现出教廷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严重矛盾。[7]

2010年,中國天主教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會議,選出新一屆中國天主教領導人。2010年12月17日,梵蒂冈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会议”的举行,并重申中国政府认可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不符合”天主教教义。[14]

2011年3月30日,中国当局任命梵蒂冈认可的梁建森为广东江门教区主教。这是自2010年中国政府和教廷双方关系陷入低潮以来,中国首次任命罗马教廷同意的新主教。

2011年6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发出消息称,中国尚有40个教区无主教,计划尽快任命40位教区主教。不久,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任命雷世银为四川乐山教区主教。2011年7月4日,梵蒂冈严厉抨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擅自任命雷世银乐山教区主教。梵蒂冈表示,没有教宗批准而任命主教,这是对教宗的直接对抗,有损于教会的共融。梵蒂冈对未经教宗同意的祝圣主教雷世银神父处以绝罚出教。[9]

2011年7月16日,梵蒂冈谴责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任命黄炳章汕头教区主教。罗马教廷曾警告说,他们不会承认黄炳章,因为梵蒂冈在汕头教区已经有主教。罗马教廷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委任的主教无权辖理广东省南部天主教教区的天主教徒。梵蒂冈也对黄炳章处以绝罚出教。[9]

2012年7月,在哈尔滨自选自圣岳福生主教,该任命未获梵蒂冈批准,随后梵蒂冈对岳福生处以绝罚出教。在自选自圣岳福生主教的次日,在上海祝圣中梵双方共同承认的马达钦主教时,马达钦在祝圣礼上宣布辞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领导职务。马达钦属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不愿意背弃与教会共融原则的那部分神职人员。[7]

恢复接触谈判[编辑]

2013年3月,教宗方濟各就职,習近平當選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習近平当选后後,教宗方濟各曾與習近平互通信件。2014年3月,教宗方濟各主动向媒体谈及此事。教宗方齊各任命的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曾经是梵蒂岡負責同中國高層展開秘密談判的首席代表,曾和羅馬教廷其他代表兩次赴北京开展外交談判及斡旋。2014年,羅馬教廷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成員进行了換班,此前曾经直接參與涉華談判的部分成員進入該委員會。[14]

2014年8月14日,教宗方济各乘飞机赴韩国途中,首度飞越中国领空时,按照教廷礼仪,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国人民发送了问候电报。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向《中国日报》表示,“我们注意到教皇方济各的表态。中方对改善中梵关系始终抱有诚意,并一直为此作出积极努力。我们愿与梵方继续努力,进行建设性对话,推动双边关系改善进程。”[13]

2014年,中梵双方恢复官方接触谈判。2014年11月,香港《文汇报》报道,中梵谈判近4年的主教任命协议已经基本达成,协议已呈交给梵方,正在等待回应,预计梵方应会在2014年底或2015年初给中方回应。根据该报道,中梵双方已在主教任命权问题上达成默契,包括可以由教区自选出一到两名主教人选,由中国政府经外交渠道通报梵方,若中国政府与梵方对所报主教人选无异议便可祝圣,若双方未就主教人选达成一致,则双方均不会单方面任命,不会强行祝圣。据信中梵双方也就主教任命问题制定了交换意见机制。[13]

参考文献[编辑]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