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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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
Boxer Rebellion.jpg
日军和英属印度陆军士兵同义和团及部分清军在天津作战
日期: 1899年秋-1901年9月7日
地点: 中国山东省、直隶省
結果: 八国联军胜利
參戰方
八国联军

俄罗斯帝国 天津租界的俄军,入侵中国东北的100,000名俄军,包括西伯利亚哥萨克
War flag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svg 大日本帝国陆军第5师团
British Raj Red Ensign.svg 印度人组建的英属印度陆军
Flag of the German Empire.svg 德国海军陆战队东方远征军
清朝武裝中國基督徒民兵
其他国家仅象征性派出军队

Yihetuan flag.png 义和团
支持义和团的清军:

清朝 左宗棠旧部董福祥武卫后军
清朝 董福祥部将马福禄
清朝 马玉昆部武卫左军
清朝天津镇总兵罗荣光部
清朝禁军八旗虎神营等
清朝练军
清朝 直隶总督裕禄
清朝清军山西刘光才李永钦部忠毅军

镇压义和团的清军:
清朝前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旧部聂士成武卫前军

清朝 李鸿章旧部梅东益
清朝 袁世凯武卫右军

兵力
华北联军人数不详,后期德军增兵至万余人,东北俄军10万 人数不详 人数不详
伤亡与损失
1000-2000名八国联军士兵(多数为日本、俄罗斯士兵),德军在进攻山西固关时阵亡45人[1]英属印度陆军第四团指挥官准将Major Browning在秦皇岛TaiTaoYing一带被武装的中国人或清军击毙[2] 伤亡不明 32,000名中国基督徒和200名传教士被义和团杀害(中国北部)[3]

义和团运动是發生於約1900年中国清朝末期,清朝甲午战败后,在西方列强划分在华势力范围、华北农村頻繁發生教案、天灾频仍及宫廷权力争斗激化的情况下,山东直隶农民、中国基督宗教教徒传教士和清军三方之间的武装冲突。1900年春季直隶,成千上万习练降神附体和刀枪不入的贫苦农民,號稱為「义和团」,他們杀天主教徒并延及基督教徒、焚毀教堂和教徒房屋,并且迅速向北京和天津蔓延;6月,义和团在清廷许可下进入北京,随后展开了攻击教徒和焚烧教堂的暴力活动,义和团又先于清军进攻天津租界,最终引发八国联军远征。

称呼[编辑]

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國變庚子事變庚子拳亂义和团原稱义和拳,义和团参与者被称为「拳民」、「拳匪」,对立方中国基督宗教教徒被称为「教民」、「直眼」[註 1]、「奉教的」、「二毛子」。

源头[编辑]

关于义和团的源头,史学界有不同观点。清末吴桥知县劳乃宣强烈地主张义和团源于白莲邪教,因此应当断然镇压。为此他刊布了小册子《义和团教门源流考》,而且亲自出马镇压义和团。当代义和团史著名学者路遥李世瑜佐藤公彦等也都认为義和拳與長期流行在山東一帶的举着反清复明大旗的白蓮教有关[4] [5]。但另有学者如周锡瑞英语Joseph W. Esherick、戴玄之等人认为义和团与白莲教没有多少关系,白莲教信奉无生老母,而义和团则不一定,义和团也不反清;义和团的揭帖中说“非是邪、非白莲”;义和团组织涣散,白莲教有清楚的师徒关系而形成严密的组织。周锡瑞认为应当从鲁西北的社会文化中寻找义和团的源头[5] [6]

背景与义和团的兴起[编辑]

时局图

大刀会[编辑]

清代民间武术团体。又称金钟罩,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大刀会兴起于山东曹县、单县一带。因此,它又被称为“曹、单大刀会”。

主要活动于鲁西南地区,以其成员练武时携带大刀而得名,练武时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主要习练排刀、排枪、排砖石等“金钟罩”硬气功。具有吞符念咒等迷信色彩,宣称可以神灵护卫,刀枪不入。

起初大刀会是除灭当地土匪,维护地方治安,受到官方的有条件的默许。但后来在民教冲突中,大刀会开始反对天主教会,与天主教会发生了一拨又一拨的冲突,劫掠了教民财产,烧毁多家教民的房子。在德国和法国公使的胁迫下,山东巡抚李秉衡决定对大刀会进行弹压。在1896年7月处死了大刀会的会首刘士瑞和曹得礼。大刀会的公开活动在刘士端和曹得礼被斩首后便沉寂下去[6] [7]

巨野教案与德国强占胶州湾、英国租借山东威海[编辑]

就在大刀会的事件已经风平浪静的时候,山东西南突然又发生了一件大教案。1897年11月1日,山東省曹州府巨野縣(今菏澤市巨野縣)張家莊天主教堂的两名德國圣言会神父能方濟(Father Franciscus Nies)和韓理加略(Father Richard Henle)在深夜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杀死,这也是历史上所称的“巨野教案”或“曹州教案”。由于此地的天主教圣言会受德国庇护,因此,在11月6日,德國以此衝突為藉口出兵山東,並於11月14日強行佔領中國山東省膠州灣(今青島)[5]李秉衡因而被革職,由張汝梅繼任山東巡撫,到1899年3月卸任,由毓贤取代。

胶州湾事件之后,清廷官员开始采用一种格外谨慎的态度来与外国人和中国本土教民打交道。益加骄纵的天主教圣言会在山东传教的过程中,频频以干涉词讼作为拉人入教的手段,导致受清廷追捕的秘密宗教(如白莲教)成员和土匪以及逃避地主勒索的贫民都纷纷加入了天主教以寻得庇护。当时中国官员的抱怨和新教传教士的批评就是一个明证[6] [8]

1898年3月10日,御史胡孚宸奏折:

山东有德兵枪毙平人之案,经德官验明,仍未将洋人抵命,远近汹汹,民怀怨愤。传教士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遽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民气遏抑太久,川壅则溃,伤人必多。[9]

1899年3月15日,光绪帝下圣旨授予天主教传教士官衔:“分别教中品秩,如总教主或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相同,摄位司铎、大司铎,准其见司道,其余司铎,准其见府厅州县各官。自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要照品秩以礼相答。”[10]

在山东恩县庞庄的新教传教士明恩溥曾如此描述天主教的主教:

主教们作为全省的宗教统治者采用了中国巡抚的等级制度,并在他们的帽顶上缀上了一颗显示身份的顶珠。他们每次外出都乘坐与其身份相符的轿子,都有骑马侍从和步行随员前呼后拥,都有一把体现地位尊崇的大伞为前导,而且每次到达与出发时都鸣放一响礼炮。”[11]

1897年11月14日德军强占胶州湾以后,12月18日德皇威廉二世在欢送阿尔贝特·威廉·海因里希 (普鲁士)率舰队来华的基尔演说中有对中国要“用铁拳打进去”的话。1900年6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的社论说:

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维也纳《时代报》上发表的一位熟悉中国情况人士的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时期应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占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结果,便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因此,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这就不足怪了。我们倒要来看看这两个铁拳究竟哪一个要利害些哩。[12]

赵三多和梅花拳[编辑]

1898年梅花拳拳師趙三多首次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註 2][5] [6] [13]。1898年10月26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今属河北威县)蒋家庄马场发动首次义和拳武装起义,率众攻打天主教教堂,杀死天主教教民。赵三多为避免牵连同门将梅花拳改名义和拳,但此时的他们并没有像后来的义和团那样纳入了“刀枪不入”、“降神附体”、“神拳”的做法,他们和席卷1900年的义和拳是两回事,两者虽然在名称、抗争口号上有类似之处,但不能将1900年的义和拳等同于赵三多的义和拳[6] [13]

“义和”的提法並不是赵三多首创,在此之前,以“义和”命名的组织也曾零星地出现过,譬如1774年王伦叛乱中曾提及一个组织叫义和拳,1813年癸酉之變八卦教也有一个组织叫「义和门拳棒」。1860年代威县为了对付捻军,组建三支團練,其中就有一支名叫“义和团”[13] [6]。据目前所知,“义和拳”一名首见于1779年1月12日直隶总督周元理的奏折中;该奏折说:“奉旨:山东冠县及直隶元城县有民人杨姓等起立义和拳邪教,聚集多人之处,其所称童姓,既有义和拳名色,为行路推车人之所知,断难掩众人之耳目。”[6]

英驻清公使窦纳乐在1900年1月向英國首相索斯伯利侯爵谈到这个名称的意义;他说:“Boxers(拳手)这个名称,最初不是传教士就是新闻报纸提出来的,但它没有表达出中文名称的意义。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思是:为了维护正义事业(「義」),该结社成员应团结起来(「和」),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拳」)。”[14]

戊戌政变的影响[编辑]

1898年光绪帝的变法的激进做法在一般舆论看来就是“洋化”,引起了保守派人士和宗教人士(僧人、道士)的愤怒,他们发出了对新政的污蔑之词[5],传言光绪帝加入了天主教,康有为在宫中设立礼拜堂;在北京还传说康有为设立洋鬼子衙门,录用洋鬼子办工[15]。通过传言的流通和再解释,光绪帝、康有为的行为就被联系到“天主教”、“洋鬼子”身上,他们被视为二鬼子。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结束了百日维新运动。慈禧的政变在普通民众中产生了一种印象,即太后不但反对光绪的新政,而且反对洋人。地方传闻慈禧要将洋人赶出中国[8],“北京将西人逐出,各州县亦欲出示令人赶逐西士及教友”[16]。自1898年秋天开始,对天主教会、传教士、西洋人的敌意大大增加[5]

山东当局对义和团的政策[编辑]

在义和拳兴起之初,山东当局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拳民的积极性,在主观上有利用拳民的力量与外来势力相抗衡的政治或外交目的[17],为义和团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18]。当局希望将这一民间自发的力量官方化,采取将拳民编入乡团的政策。拳会是民间私立的非法结社,与清政府官办的乡团自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两者的关系在历史上基本上是势同水火。于是,山东巡抚张汝梅于1898年6月30日上奏清廷,建议清廷充分考虑“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将拳民编入乡团,得到了清廷的默许。1899年接替张汝梅的毓贤是个极端保守和排外的官员,上任伊始就上奏清廷,断言民教不和,是因“教民欺压平民”,“断无(平民)虐待教民之事”[19] [20]。对于匪徒,他采取杀一儆百的手段来防止群体失控,但为了制约教会势力和列强,他乐意见到大众的反外国、反教会的自卫性拳会的存在,以对抗天主教势力,所以他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政策。他在给直隶总督裕禄的电报中明确地表示:“(拳民)凡安分者、自保身家,原不禁止;若真有捉人勒赎、抢掠无忌等情事,亦即派队查拿。”[21] 1899年8月下旬,山东兖沂曹济道彭虞孙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拳会)阳谓自卫身家,实则寻教构衅。……时奉文举办团练,当轴(即巡抚)韪其义举,不加深察,一视同仁,意谓寓兵于农,正可备御侮之选。故有练习技勇保卫身家例所不禁之示。小人得逞其志,何所惮而不为。”[22]此外,毓贤还采取了“惩首解从”的政策,就是当拳民滋事之时查拿首要,而将随从人员解散。由于官府采取了这些特殊政策,在部分农民群众中造成官府支持、纵容反天主教斗争的错觉,有些民间拳会也机敏地利用了官府政策的软弱和群众的错觉,散布官府支持反教会斗争的言论,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反教会斗争的高涨[23]

从神拳到义和拳[编辑]

在山东西南地区的大刀会和直隶山东交界的趙三多义和拳被镇压下去后,山东西北地区的茌平、平原、高唐、恩县、禹城、长清等县突然兴起了一种新的拳场,当地人称之为“神拳”。最开始的时候它也被人称为“金钟罩神拳”,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借用了鲁西南地区大刀会的金钟罩武术和“刀枪不入”的观念。神拳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降神附体”,仪式简易,人人可参与。大刀会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入会需要交香火费。但神拳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谁都可以参加。另外,大刀会的金钟罩武术属于一种硬气功,需要较长时间的练习。但神拳不一样,他们不是通过练习达到,而是在各种拳术的基础上,通过“降神”来完成[7] [6]

练习神拳的人中逐渐出现了两个著名的人,那就是朱红灯心诚和尚。1899年,朱红灯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名声,附近贫苦民众纷纷拜朱红灯为师学习神拳。后来,神拳也改名为义和拳[7]。但从大刀会到赵三多的义和拳,再到朱红灯的义和拳,之间并没有组织上的继承关系。朱红灯所领导的义和拳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和拳,具备了1900年义和拳的所有特征。从大刀会中借用了金钟罩和“刀枪不入”的观念,从赵三多的义和拳借用了名称、扶清灭洋的口号等,然后加上了降神附体的巫术[13]

己亥建储[编辑]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南海瀛台。守旧派大臣恐光绪怨于将来,纷纷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慈禧太后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俊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24];经元善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25]。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甚深,載漪等人對西方列強及光緒帝更為仇恨[26]

歷史學家唐德剛支持宫廷权力斗争是义和团运动激化的其中一个原因的观点。唐德剛將惇親王載濂、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莊親王載勳四兄弟比作四人幫,將剛毅比作林彪,将義和團比喻為紅衛兵。載字輩四兄弟、剛毅及其一幫扶助義和團的大臣如趙舒翹毓賢董福祥等,利用義和團的民間力量及慈禧太后對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態,排斥光緒帝等帝黨和打击洋人势力。在多次御前會議上,他們當眾羞辱光緒帝及主和大臣,溥儁甚至直斥光緒為二毛子

晚清时翰林院编修恽毓鼎曾指出:“載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計非藉兵力懾使臣,固難得志也。適義和拳起,詭言能避火器,以仇教為名,載漪等遂利用之,以發大難。故廷臣據理力爭,謂邪術不足信,兵端未可開,皆隔靴搔癢之談也。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必知此而後可論十年之朝局。”[27]

直隶和山东的天灾[编辑]

义和团并未从山东扩展到河南、安徽等地,而蔓延到直隶,是与当地的频繁天灾有直接关系[7]。1898年,黄河发大水;但1898年洪灾之后,1899年、1900年山东、河北又连遭大旱;同时,山东又遭虫灾[28]。迷信的百姓遂迁怒教徒和教会,以为是他们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的反教揭帖就说“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13]。《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13]。当时某个传教士也说:“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正是由于久旱无雨,他们才在这里闹事,并不是因为义和团……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13]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敬神,忘祖先。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29]

1899年末的山东和直隶骚乱[编辑]

魯西北[编辑]

1899年秋天,在魯西北,朱紅燈帶領的反教運動開始登上舞臺。9月17日,在魯西北的平原县发生民教冲突,平原知县蒋楷前去弹压。10月9日,朱红灯率高唐、茌平、长清等地义和拳众二三百人开赴平原县。朱红灯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1日,知县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往弹压。朱红灯指挥拳民击败蒋楷。蒋楷向上级要求派兵。16日,济南知府卢昌饴、统领袁世敦带兵前来,一开始劝谕朱红灯解散。朱红灯抢劫之后转移,于17日晚,率兩千多团民移驻森罗殿,准备攻打恩县城西的刘王庄和庞庄的教堂。18日,朱红灯率团民在森罗殿与前来弹压的清军七百人交战,激战数小时,击毙击伤清军十余人。在此次战斗中,拳民第一次自称“义和团”,而且此后这个称谓的频率越来越高[7]。森罗殿之战后,朱红灯趁机转移,退回茌平。[5]

毓贤认为蒋楷处事不妥,弹压实属孟浪,将蒋楷革职,永不叙用,袁世敦受到了撤去统领之职的处分[5]。镇压义和团的人受到了惩处,使得许多人认为毓贤在支持义和团,自以为受到了毓贤的嘉许[30]。11月初,茌平义和团竖起了“毓”字黄旗及山东巡抚部院“保清灭洋”大旗进行活动[31]

11月,朱红灯、心诚、于清水率人开始对禹城、茌平、长清、博平各县的天主教教堂和教民频繁发起袭击。4日,他们袭击禹城县苗家林的四户教民。8日在刘家集袭击教民,又袭击长清县李家庄李公堂家,夺取银钱,拐走其父,要求赎金二十千文。9日,掠夺王香老庄的教民;袭击长清县的郑家营和朱庄的教民;当夜,入茌平张官屯,掠夺教民之家并放火焚烧,又将教民王观杰杀害;向马沙窝的教民父子三人勒索赎金。9日、10日、11日,連續搶劫梁庄、姚家庄、吴官屯、小张庄、八里庄、焦庄的教民。11日,来到博平县,抢夺和绑架教民,要求赎金。14日,燒燬博平县玉皇庙庄教堂与十九户教民房屋。15日,燒打茌平县大张庄教堂,其后强制教民背教,要他们请戏班唱戏作为赔偿。17日,朱红灯、心诚袭击了吴庄、杨庄,得银七百两,接着又袭击了博平县的教民。在17日,拳民因分这七百两银子起了内讧。21日,朱红灯被拘捕;同日,赵官镇李继浩率十余人袭击了长清县辛店屯的教民王鸿庆等六户人家,胁迫他们用银子赎“跟从洋教罪”,请戏班子演戏三天,去县城申请退出教会;然后又去南水坡庄,要挟三户教民拿出罚钱和酒席钱,更让教民写下“背教文约”。23日,心诚和尚被抓捕。24日,李连江、李开木等人袭击了马官屯的教民。25日,于清水到禹城县抓了教民作为人质,26日袭击了禹城的房家庄。此时禹城当局接到毓贤命令后贴出告示:“汝(义和拳)原为良民,因受教民欺侮始聚集以图报复。然,仇怨宜解,且抚宪已既往不咎,受此莫大之恩,故应速速解散。谨勿再啸聚。此乃至要。”[32] [5]

朱红灯在鲁西北开展一系列反教运动之后,山东的教会产生了危机感,陆续与驻北京公使联系,诉说自己极其危险的境况。各国公使、领事的抗议不断增加,并将矛头直指山东巡抚毓贤。就连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说毓贤将弹压匪徒的官兵以“擅杀之罪”论处,指责毓贤对保护教会和教民的要求置若罔闻。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清廷终于让步,于12月将毓贤解职并召回北京,由袁世凯接替[33]。12月6日,上谕下达,吩咐毓贤“来京陛见”。7日,毓贤答复:“俟袁中丞接印,遵即北上。”[5]

12月4日,李继浩、官东岭、王成章在仁里集附近的辛店屯向教民勒索錢財。6日,李继浩胁迫教民办迎神赛会,逼迫教民背教。8日,李继浩、官西岭、汪昌沅、朱启明在辛庄勒索。20日,官东岭、朱启明等人袭击燕家窑孔家。21日,袭击柴家洼教民,索取赎金。24日,袭击三官庙平民魏家,南乡的封家庄、李家庄教民。[32]

24日,毓贤在离任前处死朱红灯、心诚[34] [13]。毓賢離職後到北京覲見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義和團;之後獲得調任山西巡撫[註 3]。26日,袁世凯抵达济南。

26日白天,有一支拳民队伍到平阴县毛家铺抢劫教堂和数户教民;当晚,有约两百拳民袭击了平阴县的白云浴天主教堂。28日,拳民袭击翟家庄教民。30日,拳民袭击薛庄教民;同日,甲士卫等人火烧了袁儿庄的教堂,烧死一名妇女;這日,赶往平阴的英国传教士卜克斯在路上遇到三十名拳民,被抓。晚上,卜克斯趁机逃跑,后被追上打死,头也被斩掉。1月2日和3日,拳民袭击南方寺头庄。[32]

直隸東南[编辑]

直隶东南毗邻鲁西北,所以在这一带的故城县、景州、吴桥县、阜城县、东光县、献县、河间、深州、枣强县,反教活动在1899年末也渐渐兴起。10月30日,景州宋门镇大集之日,拳民在很多人面前表演拳术。大师兄称可避枪炮,降神之后,令徒弟持枪射击,岂料枪子一发,即中胸,流血倒地而亡。之后拳民诬赖教民,说教民用物镇压,故神术不灵,非将教民杀害补偿不可。11月1日,上千名拳民来到宋门镇,试图以教民的血来偿还。知州王兆骐派军官前去说服,在一千人以上的拳民面前,一连劝说了好几天。11月13日,拳民退出宋门镇,但附带提出如下条件:1)官府出钱宴请,2)出钱三百吊请戏班唱戏,3)官兵在义和拳的神位前磕头。知州王兆骐因手下兵力不足,最后只好妥协。[36]

11月初,武修和尚在阜城县林镇村竖起“神助灭洋义和团”旗帜。24日,拳民搶劫阜城县林镇村教堂和教民。27日,拳民襲擊了景州两个有教民的村子。28日,襲擊阜城县徐家铺教堂。30日,襲擊东光县常庄教堂。[36]

12月初,直隸總督裕禄派淮军右翼统领梅东益率军自天津向河间府进发,保护教堂。4日,拳民襲擊阜城县耿家庄教堂。9日,綁架景州河渠镇两名教民。10日,拳民搶劫景州苏古庄教民,又破壞阜城县八里庄教堂,并襲擊了武邑县小李村、石海坡教民,以及阜城县小营村教民和深州西河头村教民。10日左右,梅东益麾下三营开始分驻各州县,阜城县、故城县、吴桥县、东光县、景州各知州知县会于景州,商议对策。11日,拳民襲擊了深州王乐寺村教民;放火焚烧苏古庄的教堂和教民房屋。12日,拳民烧毁景州刘八庄教堂和教民房屋十余间。13日,景州谣言四起,拳民要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同日,拳民在枣强县邹街袭击教堂和教民。[36]

清军基本上采用了查拿首要、解散胁从的办法,只有在拳民抵抗官兵、拒绝解散时,他们才加以镇压。官员是比较谨慎的,不敢随意,12月14日,景州知州王兆骐及营官吴有珍范天贵致电请示裕禄:“督宪钧鉴:真电谨悉。总堂已带队保护,如不服弹压,官军众寡悬殊,危急之际,应否击打?请示。兆骐、有珍、天贵。”裕禄回复:“拳民如不服弹压,胆敢抗官拒捕,该营官等自应督队奋力捕击。”[37]

12月14日,在景州岔道口村,拳民焚烧教堂,抢劫教民。同日,安平县拳民摆出攻打教堂的架势。15日,襲擊了德州恩县明恩溥所在的庞庄教堂,又襲擊了枣强县三岔口教堂。16日,东大过村拳民和教民发生冲突。17日,拳民扬言要在当日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18日,武修和尚率人袭击朱家河天主教堂(此处在1900年夏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惨案),与范天贵带领的官军发生冲突。武修被拘捕。19日,王庆一策劃的梆子戲“火烧望海楼”在故城縣上演。20日,东大过村再次被拳民包围。同日,拳民搶奪了萧张镇教民数十家,帶走数十人;襲擊了河渠镇附近的羊牧教堂。22日,保定府束鹿县拳民绑架教民索取赎金。24日,二三千拳民聚集在武强县小范镇。31日,山东德州拳民聚集于吴桥县的孙公庙,烧了庞家桥教堂和六家教民房屋。1月9日,拳民火烧清河县大寨庄教堂。15日,宁晋县南孟村数百拳民掠夺并打伤教民。[36]

但因官军已驻扎在各州县,也因为农历新年就要来到,拳民忙着过年,故此后骚乱减少很多。

1900年大爆发[编辑]

袁世凯來到山東之後,採取了與毓賢不同的作法,他认降神附体为邪术、拳会为“邪教”,主张严格取缔,下令张贴解散拳会的告示,要“于各府州县村庄通行张贴,以期家喻户晓”[38];还大量刊刻劳乃宣所著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39];采用行政手段调动各级地方官、乡绅的力量来实行查禁[39],责令“各村首事庄长出具不得设厂习拳甘结”,要求各村庄的庄长劝导乡民“不得设厂习拳、聚众滋事”[40];对各处拳厂,认真查封[39];把大部兵力分布在交通要道驻扎,将各地义和团分割隔离,阻止其流动和聚集,用小部巡查、晓谕、弹压[39]。如此,袁世凯并未通过血腥镇压就使得山东的义和拳活动渐渐沉寂下去。

直隶总督裕禄开始对义和拳会比较轻视,在1899年12月答复袁世凯时说:“近日查该拳匪情形,并无大技俩,但能捕获首要,胁从自易解散。”[41]他对滋事的拳民极力镇压,但对拳会的态度则较为模糊,直到5月清军统领杨福同在涞水被杀之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20]。由此可見兩人的差別是,袁世凱防患於未萌之時,他積極地消除火災隱情,使之不着起來,但是裕祿是在火災發生后四處救火。

1900年1月11日,清廷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无须过问练拳的和平乡民:“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承认拳会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而不是“邪教”,无须查拿。清廷的这一举动代表着一个根本性的变化[6]。清朝律例一向禁止私人结社,把集会结社看做是谋反的潜在因素[6]。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清廷恢复了禁止结社的政令,以取缔在变法期间十分兴盛的各种学会[6]。现在,清廷的这一政策是在告诉义和团,它是一个合法的组织[6]

但袁世凯事实上并未理会,仍然取缔各地拳会。裕禄没有主见,一心想符合谕旨,因此义和拳会在直隶继续蔓延,义和团的活动有增无减,加入义和团的人数也在日益攀升[20] [17]

1月11日的上谕让各国公使感到担忧和不安,于是在1月27日,英、法、德、美在华公使第一次联合照会,要求清廷取缔拳会[7]。但公使们选择的日期非常不妥,三日前的己亥建储,公使们都拒绝入宫朝贺,明显反对慈禧废掉光绪帝,让太后大为不悦;如今(当日为农历腊月二十七),他们又来要求禁止拳会,慈禧的愤怒可想而知,这为1900年的冲突买下了伏笔。但开罪帝国的太后、让她过不好年意味着怎样的后果,这些外国公使却是不晓得。

2月19日,清廷采用内部廷寄[註 4]的方式指示直隸、山東督撫,責成他們張貼布告,取締義和拳:“著直隶山东各督抚,剀切出示晓谕,严行禁止。俾百姓咸知私立会名,皆属违禁犯法”[42]。廷寄的方法,既没有公开否定1月11日的上谕,又能给外国公使们一个说法。但各国公使们并不接受清廷的做法。

2月,除了南边的冠县插花地有反教事件外,其他地方基本平静,因为大多数农民正忙于过中國的新年[6]。3月,反教事件向北蔓延到保定东部各县[6]

3月2日,英、法、德、美、意第二次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在《京报》上发布禁止拳会的上谕。清廷予以拒绝,并解释说已寄发廷寄,没有必要在京报上发布上谕[13]

3月中旬,一位从霸州赶往北京的美国传教士见证说:“行程有数百华里,不过见有两处张贴北洋大臣之(禁止拳会)谕示……地方官虽已接奉此告示数日,犹不愿张贴”[43]。到此时,直隶的地方官员仍然没有危机感,连谕示都不张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所以义和团一直向四面扩展[5]

3月14日,毓賢調任山西巡撫[44]。山西本沒有義和團,但是在毓賢的鼓勵下,義和團也在山西興起來。這年夏天,毓賢縱容義和團滥杀教民[26],其衛隊數十人都是義和團團民[26](参太原教案)。

4月初,各国公使又一次联合照会,而且有海军示威。4月16日,京报上发表了直隶总督裕禄要求禁拳的上奏。但4月17日,京报上又颁发上谕,重申不禁拳的精神。4月21日,清政府又颁布上谕,重申“只问匪不匪,不问会不会”[45],与1月11日的上谕精神一致。清廷政策的反复性和随意性,让各国公使失去了对它的信任,觉得再在此事上纠缠也没有多大意义,遂放弃在此事上的要求。义和拳会继续蔓延。

4月初,山东直隶交界处下了一场透雨[6],附近一带的义和拳民便纷纷回籍播种春作物,某佚名士大夫即记载说:“团即返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于是这些地方稳定了下来[13]。4月5日,直隶官员张莲芬致电裕禄:“景(州)、阜(城)、深(州)各巨案,均有成议,地方安静。顷得透雨,旱禾可种,民心更定。”[37]但直隶的其他地方旱灾仍然非常严重,北部等地区的旱情一直没有得到缓解[6]。5月8日,美国公使康格说道:“该省目前的旱情为这样一场运动提供了方便。到昨天为止,近一年滴雨未落,农民不能耕耘,庄稼无法播种,土地十分干燥,无法耕作,人们穷困潦倒。因此,整个地区充斥着饥饿、不满、绝望的游民,他们……准备加入任何组织[46]。5月21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这么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农村长久的旱情,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47]

4月13日,总理衙门致电裕禄函,称卢汉[註 5]铁路将修至正定,现接铁路总办比利时人沙多来信,保定至正定一带,有义和团匿名揭帖,称于4月19日要拆毁铁路,攻击洋人,要裕禄预先防范[34]。4月29日,北京西城张贴出这样的揭帖:“……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5]

4月20日保定爆发了清苑教案。大张庄村民张洛弟请附近姜庄一个信天主教的补锅匠为他修火石,修好后张洛弟拒绝付钱。这个教民前去索要,两人发生争吵和互相侮辱。第二天,这个教民伙同其他人前来索要,并提出四条要求:“一、罚席五桌;二、修教堂;三、要京钱百吊;四、要张洛弟全家奉教”[48]。继而引起20日的姜庄“拳民与教民各聚多人,竟自械斗,势甚凶猛”[49]。4月21日的进攻中,拳民烧毁了教堂和10个教民的房子,但装备精良的天主教教民从屋顶向拳民开火,至少有20个拳民被打死[5],一说有70人[6]

但总体来说,5月之前,义和团的攻击是有限的。5月8日,驻京美国公使报告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义和团攻击美国传教团以及骚扰传教士所在村镇的案子。”[50]保定的一个传教士在5月10日致美国家人的信中说:“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没有发生什么不测。”[51]这些报告部分反映一个事实,即义和团的斗争仍然主要是针对天主教的,新教教徒相对安全[6]

5月初,慈禧就能否将拳会编为团练征求袁世凯和裕禄的意見,裕禄在5月17日(当时涞水事件已经发生)上奏否定了团练的建议,但接着说:“如查有学习拳技之处,谨遵前奉谕旨,只论其匪不匪,不问其会不会,分别妥为办理。既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累及良善”[34],仍不取缔拳会,任由拳会发展。

由于直隶一直对拳会不加查禁,拳会蓬勃发展,进入5月各地的拳民势力已连成汪洋大海,只要查拿某个地方的拳民,附近的拳民就会纷纷前来支援。例如,义和拳5月份传到安平县,在梅花左村开设拳场,村里绅士试图制止,但拳民肆无忌惮。知县何子宽担心前不久发生在河间与清苑的骚乱在安平上演,所以在5月19日赶到这里,逮捕了义和拳民陈锅元等人。这一逮捕的消息很快传遍城乡,附近前来支援的义和团民蜂拥而至,竟至上千人,何子宽向上司求援,但前来的官兵很少。何子宽看到县衙门前的民众已逾千数,为不使事态闹大,只好放人[52]

5月12日爆发了涞水事件。涞水县有个高洛村,村长名叫阎老福。1899年的元宵节,村里搭起戏棚准备唱戏,当时有教民认为神像放在他家门前的台阶是大不敬,于是前去吵闹并踢翻戏棚,而阎老福则带人捣毁了教堂作为报复,双方随后对簿公堂。由于天主教的主教介入诉讼,阎老福在这次诉讼中败诉,不仅赔了银子,而且还被迫叩头陪礼。1900年春,蒙受屈辱的阎老福邀请附近的义和拳民来高洛村开设拳场。5月12日拳民们展开攻击,晚上,大约有30户的教民全家被杀,一说有68个教民丧命,尸体被埋进庙里或者丢进井里[7]。此事件是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冲突,因为它激发了其他事变[6]

保定派员带领20人于两天后来到这里,义和团的原班人马仍然集结在一起,士兵们不敢进入村内。第二天,他们终于进入村里,发现村南火光熊熊,无人知道教民逃往何处。以后的几天里,总兵杨福同负责弹压义和团。5月15日,他关闭了设在村庙里的拳场,但是拳民们又集结起来,并在第二日打了他的埋伏。两天后拳民和官兵再次交锋,约二十名拳民被俘。到此时,事件惊动了整个地区的义和团,他们成千上万集结起来,试图解救同伴,并报复官兵。5月22日,杨福同听说有三千拳民在涞水北部石亭镇聚集,因兵勇不够,遂只带领七十人前往,遭遇义和团,杨福同及两名属下被杀。拳民勇气大增,他们的力量和影响都迅速扩大。[6]

5月23日,裕禄得知淶水戕官后,致电总理衙门,称“查该拳匪等聚众设厂,借仇教为名,烧杀抢掠,扰害地方,并胆敢恃众戕官,实属穷凶极恶,法所难容。”[37]要求严惩义和团。

5月25日,军机处传达给裕禄的电旨:“查拿首要,解散胁从,办法均是。此事,各处情形不同,迁就适是养奸,操切亦恐滋变。”[37]禁止他剿灭义和团,仍然采用老办法,惩首解从。

5月25日,聂士成部的统领杨慕时率三营兵力乘火车到达高碑店,但杨慕时在出发前便接到裕禄等人的命令,让他“勿得孟浪”,主要是“查拿首要,解散胁从”。杨慕时只能保持克制,引而不发,虽在涞水北部的石亭镇、陈家庄有数千名义和团夸示队伍演习,但杨慕时只能将杀害杨福同的两人拿办,其他人无可奈何[5]

5月26日,一些团民打算乘火车从保定高碑店到涿州,在买票时与铁路员工发生不快,因这一件小事就愤怒地将高碑店铁路拆毁,拔掉电线杆[53]

5月27日,可能是为了同杨慕时的军队对抗[5],数万义和团进入距北京仅有五十多公里的涿州,知州龚荫培选择绝食进行抗议。但杨慕时并未前来镇压,“因旨內只雲嚴拿首要、解散脅從,並未言剿;又秉榮相之意,承制台之令,專意不打”[54]。当時有人記載:“杨副将福同被戕于涞水,焚涿良铁道,所在抗官聚众,蔓延畿南北,官軍雖往彈壓,然未奉明谕,無敢實力剿辦者”[55]。由此拳民开始了更极端的行为——攻打涿州、琉璃河、长辛店和北京之间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及电报设施,几十公里沿线到处起火。在铁路沿线工作的比利时的工程师爲了避難前往天津,有幾個途中遇難,也有幾個受傷,这让外国人深受刺激[53]

5月29日,义和团焚烧北京近郊的丰台车站。车站、车厢、商店、太后专列全部被烧毁,在京的外国人群情激动[53]

5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上谕中说若拳民们拒绝遣散,官员们应当“相机剿办”:“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56]这是在1900年颁发的有关义和团的诏谕中第一次使用“剿”这个词[6],之前均是但论匪不匪,不论会不会,拿办首要,解散胁从。但外国公使并不信任清廷,而且丰台车站的被焚让他们特别紧张,所以5月30日,公使团通知清廷,要调遣使馆卫队进京保护[6]

5月30日,趙舒翹何乃瑩上奏清廷,建議招撫義和團:“拳會蔓延,誅不勝誅,不如撫而用之。”[34]

5月31日,在得到清廷勉强的同意之后,一支四百多人的使馆卫队乘火车从天津出发,6月1日抵达北京。

5月3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电报:“叠接北路电,拳匪因闹教滋事,势甚猖獗,定兴至卢沟铁路机厂车辆料厂尽毁,实堪骇异……此等匪徒,抗拒官兵,戕杀武职大员,毁坏国家所设铁路,法所当诛。至于动手拆路焚屋之徒,按律亦当格杀勿论,应准官军开枪轰击。此乃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且铁路与教堂何涉,可见实系会匪,断非良民。若滋闹不已……各国必以保护教士教民为词,派兵自办,大局将难收拾。”[34]几日之后,张之洞致电许竹筠说:“辅清灭洋旗号,乃会匪故智。前年川、楚闹教,乱匪皆是此旗。若因此姑息,大误矣,能避枪弹更是谣言。”

6月1日,义和团一部占据顺天府永清县,攻击教堂,杀英国传教士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 Robinson)及孟鹤龄(H. V. Nerman)二人。

6月3日,因禦史許佑身彈劾涞水縣令祝芾“慫恿帶兵官楊福同誘殺十余人”,清廷颁布上谕,命令裕祿“確切查明,從嚴參辦”,並嚴行申誡帶兵員弁“毋得輕傷民命,启釁邀功”,吩咐禁止剿灭义和团[6],“亟应妥速解散,以靖地方,不可操切从事”[34],并警告荣禄对义和团“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44]

6月4日,奏请招抚义和团的何乃莹顺天府尹升为督察院左副都御史[34]

6月4日,义和团在京津线上的黄村火车站放火,聂士成派兵弹压,团民抗拒,官兵寡不敌众,死伤多人。后团民焚烧车站一所,旱桥一座[34]

6月5日,奏请发给义和团口粮的王培佑由鸿胪寺卿升为顺天府尹[34](相当于现今的北京市长)。

6月5日,太后派刑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的赵舒翘,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反对戊戌变法、力主废黜光绪帝、主张招抚义和团杀灭洋人的吏部尚书刚毅惟恐赵舒翘的汇报结果不利于义和团,也紧随其后赶往涿州。其实赵舒翘经考察已明显看出义和团所谓“神功”全是假的,但刚毅却力言神功“可恃”[53]

6月6日,义和团焚毁落垡车站,聂士成前往弹压,双方激战。

6月6日,裕禄电告总理衙门,称团民自焚毁铁路电杆之后愈加猖獗,明目张胆,不服劝谕,也在天津焚杀教民;虽芦保、津芦铁路有兵分守,仍肆意焚毁,在各处拆毁教堂,各国洋人已甚忧愤,“而天津租界之洋人尤感惊恐,屡以中国办理太松,欲派兵助剿为言,此时我军自行剿办,尚可操纵自如,若至外人干预,则事更难措手”,目睹现在情况,拳民断非劝导所能解散,“趁此匪势初起,必须剿抚并用,尚可剋期而定”[34]

6月6日,慈禧召集大臣討論清廷的政策,“決計不將義和團匪剿除”。[57]恽毓鼎在6月6日记载:“五月初十日,知太后圣意,颇右义和团,欲倚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之计。”[58]同日,清廷颁布上谕说:“饬令各地方官妥为弹压,无论其会不会,但论其匪不匪。……昨已简派顺天府兼尹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宣布晓谕。”[34]

6月7日,在清廷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59]。他们头戴义和团的红巾标志,扛着大刀、长矛,耀武扬威地从各城门进京。

从6月初一直到宣战前,清廷因为与列强还没有撕破脸,还需要维护表面的友善,所以为堵住洋人的嘴,仍然颁布上谕喊着“查拿”、“严禁”、“解散”;6月13日的上谕仍然说:“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迭经明降谕旨,晓谕解散,并饬令京营及近畿各军,分投妥为弹压”,但实际都徒具形式而不起实际作用,喊叫愈甚,义和团之涌入、滋扰也愈甚[20]。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说:“谨案五月(阳历6月)以来,有禁团民滋扰禁城谕旨七道,严饬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御史及派出之统兵大员,缉拿首要,解散胁从,撤坛拆棚,至矣尽矣。乃禁者禁而为者为……,虽明诏煌煌,不特团民蔑视无关,即地方官吏亦视若弁髦(无用之物),是则诏谕直等于官样文章耳”[60]。当各县令去向顺天府尹王培佑“请示机宜”,询问应如何执行“拿办”义和团的上谕时,王培佑答复说:“近日拿匪明文,非政府之意,特以西人哓哓不已,故发此旨。汝等奉行故事,即属尽职”,意谓敷衍一下就可以,根本不必认真执行,“否则定遭参办”,各县令始恍然而退[61]

6月8日,两江总督刘坤一致电总理衙门:“惟匪势如此猖獗,毁路踞涿,种种不法,名为忠义,实为叛逆,即使宣布解散,亦难保不散而复聚,蔓延日久,收拾益难。现闻大沽已有洋舰二十余号,万一出而干预,大局何以支持?畿辅重地,关系匪轻,似应一意主剿,通剿二股,则余股自灭;辟以止辟,正所以保全民命也”[34]

6月9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并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永定门内。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董福祥还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拜兄弟。

義和團團民
一個拿著旗上寫著“欽命義和團糧臺”字樣的義和團拳民。
義和團的令旗

6月10日,慈禧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这一决定让外国公使格外不安。越来越多的义和团拳民陆续进入北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对外通讯断绝。

6月10日,駐天津的各國領事組織二千人的聯軍,由英國的海軍司令西摩爾(Edward Seymour)帶領,乘火車增援北京十一國公使館。

6月11日,大臣文瑮上奏:“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均有缉捕匪徒、稽查地方之责,岂容此类混聚辇毂,纷纷扰扰、摇惑人心……责成步兵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各分汛地、严密巡查,遇有形迹可疑及结党持械、造言生事之人,立即严拿惩办,毋稍疏纵。……臣等闻近日有形迹可疑之人……由各门混入,复由各门散出,出入自由,肆行无忌”[34]。朱祖谋也同日上奏:“相应请旨,添设劲旅,申严门禁。”[34]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在永定门内被刚调入京的董福祥甘军所杀,被开腹剖心,受到载漪的嘉许。[62]

6月12日,义和团开始在内城焚烧教堂[63]

6月13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命令使馆卫队开始“猎取拳民行动”。同日,義和團在內城燒燬孝順胡同亞斯立堂、雙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倫敦會、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東堂、燈市口公理會、東四五條西口的美國福音堂、交道口二條長老會、鼓樓西鴉兒胡同長老會、西直門內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駙馬橋安立甘會、宣武門內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佔據)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拳民在北京放火燒掉教堂和一切與西洋有關的事物。13日,天津武清义和团焚毁了马家场、范家庄、洪家坟、牛房、龙庄、韩庄各处教堂,静海全县被义和团占领。

6月14日,刚毅上奏:

义和团其幼稚者,年不过十岁上下。奴才在马上讯其练拳意欲何为?供称原为保护身家。讯其聚众欲作何事?供称近被教民欺压,是以集团报复。但一言及洋人,则怒目切齿,愿得肝心。凡此之类,闻直隶、山东各州县,无处无之,蚩蚩之众,诛不胜诛。因聂士成派队在高碑店驻扎,拳民等误为洋兵,遂相抗拒,经该军饬人晓谕,该民等跪迎,聂军出其不意,轰毙拳民一二百名,自此结仇甚深。该军进剿,殊形孟浪。[64]

6月14日,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宣武门)大街耶稣堂”,“顺治门内天主堂,并施医院两处,又焚烧西城根拴马桩、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之房屋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65]。同日,天津拳民焚燒鼓樓東倉門口教堂,蔓延到附近二十家,又焚燒鼓樓西的倫敦會教堂[5]

6月15日,义和团围攻北京西什库教堂,又“焚烧绒线胡同教堂”[65]。同日,天津的义和团焚烧了马家口及望海楼等地的教堂,拆毁东门外天后宫北教堂,砸毁藏有教民的粬店街怀庆会馆;拳民又與防衛紫竹林租界的外國士兵發生戰鬥,死傷四百人。

6月15日,刘坤一、张之洞联衔致电总理衙门,请即速剿办义和团。电文谓:“……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此实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沥上陈。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乱,悔不可追。”[66]

6月16日,前門一帶約千家商舖因老德記西藥房大火而被燒成廢墟,正陽門樓、北京24家鑄銀廠也遭燒燬。拳民同時四處破坏教堂攻击教民,莊王府前大院被當成集體大屠殺的刑場。除了屠殺教民外,義和團更濫殺無辜,誣指許多市民(包括許多婦女小童)為白蓮教而燒死戮死。同日,天津數百名義和團展開了第二次進攻紫竹林租界的行動,但被一陣齊射擋了回去。

6月16日,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刚回京不久的刚毅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6月17日,慈禧收到了裕禄关于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但不知大沽已经开战[34]。清軍開始進攻天津紫竹林租界,裕祿於是認可義和團,提供義和團武器。

6月18日,庚子被祸五大臣之一的袁昶奏折说:

臣于上年十月十三日(1899年11月15日)蒙恩召见,其时东省拳匪,借仇教为名兹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乱,应预为扑灭各情,旋经东抚袁世凯实力禁止,扑灭十余巨股,东省晏然。……不意东省渐次肃清,流入直隶,直省督臣观望迁延,养痈贻患,听其蔓延,始谋不臧,咎实难辞。及涞水戕官,督臣裕禄见该邪匪借仇教为名,叛迹昭著,乃电奏力请剿办,而内外议有异同,迟延未决,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各处。[67]

6月19日,在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下定决心向各国开战,命令清军准备攻打使馆区[66]。光绪帝拉着许景澄之手说:“兵端一开,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君臣涕泣。[62]太后大喊“许景澄无礼”。

6月20日,张之洞、刘坤一联络几省巡抚联衔电奏朝廷:“各国洋电,皆以拳匪妄杀生衅,我不速剿,致动众怒,日本电谓,若肯剿匪,尚有转机,京城危机,北望焦灼。……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况无故戕害洋人、洋房,杀日本参赞,今海口已被占夺,都城满布洋兵,增兵增舰,日来日多,祸在眉睫,直不忍言。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仰恳皇太后、皇上圣断,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见,勿信妄言,明降谕旨,力剿邪匪,严禁暴军,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馆,力言决无失和之意。”[68]

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神机营霆字枪队恩海刺杀。徐用仪担心地说:“祸始此矣”,劝告庆亲王奕劻厚葬克林德。下午,清兵开始攻打使馆。

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发布“宣战诏书”[34],其实是内部动员诏书,只是颁布给内部官员臣民,对国内发布的号召抵抗列强的战争动员令。

6月22日,清廷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并悬赏杀洋人,“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

6月25日,載漪、載勳、載濂、載瀅四兄弟率義和團六十多人欲弒光緒帝,被慈禧太后阻止。

外国介入[编辑]

义和团杀中国教民,杀在华外国人,焚烧教堂,清廷没有尽力制止,反而纵容姑息,任其滋生蔓延,最后更是许可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焚烧教堂,屠杀教民,威胁在华传教士和外国公使生命安全,所以外国为保护本国公民而介入是在所难免。[來源請求]

先是在5月底,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人員在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时,向外发出求援,于是一支432人,由八國海軍人員組成的聯合部隊(法國75人,俄羅斯79人,英國79人,美國53人,意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國水兵51人、奧匈士兵32人),在得到清廷默许后,于6月1日從大沽經鐵路抵达120公里左右的北京城,協助使館人員防守。

联军从山东威海出发第一次遠征[编辑]

不過隨著局勢不斷惡化,6月9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透過電報向西摩爾稱,北京城內局勢每小時正在惡化,要求西摩爾為進軍北京作好預先安排[69]。6月10日,北京使館區與外界的電訊聯絡中斷。因此各國急商,增派一支由2157名各國海軍及海軍陸戰隊人員(英軍916人、德軍540人、俄軍312人、法軍158人、美軍112人、日軍54人、義軍40人、奧匈軍25人)組成的援軍入京,決定由英國副海軍上將愛德華·霍巴特·西摩爾任聯軍司令,美國海軍上校麥卡加拉Bowman McCalla)為副司令、俄國上校沃嗄克任參謀長,從天津搭火車出發前往北京保衛使館。

参加过廊坊战斗并负重伤的日德兰海战英国舰队总司令约翰·杰利科
参加过八国联军的苏德战争德国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威廉·冯·里布元帅

6月10日,西摩爾军经过聶士成军防区,根据上司榮祿的命令,聶士成容許聯軍先遣隊火車通過天津[70],旗下武衛軍士兵對聯軍的態度亦顯得友善,並沒有意圖攻擊聯軍的舉措[71]

不過西摩爾向北京行軍的舉動惹怒清廷,因此支持義和團的端王載漪迅即取代慶王奕劻,成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並命令武衛軍聶士成董福祥甘軍攻擊聯軍。另一方面,清廷又透過招募義和團成員入軍,以保衛首都,阻止西摩爾的行軍[72]

聯軍火車通過天津後,義和團阻擊联军,将铁路破坏掉,使联军无法前行。在6月11日至14日的几次战斗中,义和团每次出动几百到上千人,都被联军击退。由于前面的铁路被破坏,西摩爾军只得边修路边前进。到廊坊之后,前面的铁路被破坏得更加严重,联军无法乘车前行。16日,联军放弃由铁路进京计划,决定改走水路由白河前往北京,先返回杨村,然后在该处组织乘船进京[73]

6月18日,正当西摩尔军由廊坊回撤之时,大批义和团向滞留廊坊的联军发起进攻,奉太后之命阻截联军的董福祥甘军开到廊坊,投入战斗。双方激战数小时,联军伤亡严重,西摩尔认为联军已不可能突破重围进入北京,于是决定撤回天津。清廷稱此役為廊坊大捷[73]

左宗棠旧将董福祥
董福祥轄下的回族軍隊,自甘肅前往北京支援義和團的行動。

由于杨村至天津的铁路已被破坏,联军只得沿白河撤回,期間徵用4艘中國漁船,沿著河岸牽著繩索,載上所有傷員及剩餘的食物、彈藥及醫療用品前往天津。6月19日至20日在由杨村至北仓的撤退途中,聯軍不时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阻击。6月21日联军与聶士成军在北仓进行了数小时激战,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后占领北仓。6月22日联军佔領清軍的西沽武库英语Great Hsi-Ku Arsenal[73],發現除了有德國克虜伯野戰炮外,還有大量步槍與數以百萬計的子彈,連同數百萬斤大米和充足的醫療用品。[74]

得到充足的軍事物資後,西摩爾決定堅守待援,并派人向各國公使告知聯軍的困境。聯軍在待援期間遭到清軍、民團日夜不斷的攻擊,處於崩潰的邊緣。直到6月25日,一支1800人組成的援軍(其中俄國900人,英國500人)解西摩爾之圍,在戰場使用了價值超過300萬英鎊的彈藥數量後,終於在6月26日清晨成功接應西摩爾聯軍撤退,西摩爾行軍北京期間總計損失62人,有225人受傷[75]

當時被困在北京使館區的外國人對西摩爾充滿信心,認為西摩爾軍隊離自己很近,他們很快就會安全,完全無視西摩爾的軍隊拯救失敗的事實[76]

大沽口炮台战斗[编辑]

除了西摩尔率领各国联军2000余人自天津前往北京之外,各国又纷纷调兵来到天津,准备保卫天津紫竹林租界和增援北京。6月12日,俄军1200人登陆大沽。15日,联军要求天津镇总兵罗荣光于17日凌晨2时以前交出大沽炮台。15日和16日,義和團與紫竹林租界守衛士兵發生戰鬥。6月16日,天津租界之对外电报中断;各国海军将领会议,决定占领大沽口炮台。6月17日,联军攻击大沽炮台,罗荣光发炮还击,战争爆发。

慈禧太后宣战[编辑]

进入6月之后,义和团拆毁铁路、焚烧车站、攻击教堂、杀死教民、威胁在华外国人生命安全,局势越来越危急。虽然张之洞、刘坤一及其他主和派大臣频繁提醒,一味姑息拳民不加剿灭必然导致列强为保护传教士而出兵中国,虽然慈禧也知道不剿办义和团意味着严重的国际介入,但她仍坚持之前对义和团的怀柔政策。[來源請求]

慈禧最终宣战的原因,史学家有很多争论。6月17日,慈禧收到了裕禄关于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但不知大沽已经开战。一個有爭議的說法是6月17日,慈禧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时得到了假照会,認為外國要求她歸政於光緒。慈禧態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轉變,轉為支持義和團及向洋人開戰。命剛毅載漪載勛載濂載瀾統領義和團,任載勛为步軍統領九門提督。18日,董福祥甘軍與西摩爾軍在廊坊激戰,西摩爾軍退回天津。19日,慈禧命令裕祿:「各國洋兵欲行佔據大沽砲台一所,事機緊迫,兵釁已開,該督須急招義勇,固結民心,幫助官兵節節防護抵禦,萬不可畏葸瞻顧,任令外兵直入。」因京津电报中断,到20日,慈禧才获得裕禄奏报,讲述天津大沽已经开战,天津清军和义和团合力将租界敌人打退,军威甚扬。至21日,慈禧正式宣佈開戰,诏书只提及洋人强索大沽炮台,未提及大沽开战,也未提及西摩尔联军意欲入京一事。

东南互保[编辑]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國宣戰時,湘军江忠源旧将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鐵路大臣盛宣懷(父亲盛康是湘军胡林翼的军需官)、山東巡撫袁世凱閩浙總督許應騤(族叔许祥光曾与湘军江忠源一起镇压太平天国)等即商議如何保存東南各省的穩定,避免列強有藉口入侵;同時密議盤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兩宮不測,當由李鴻章作總統支撐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國宣戰後,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即和外國達成地方上的協議,稱東南互保。他們稱皇室詔令是義和團脅持下的「矯詔、亂命」,在東南各省違抗支持義和團的命令。

围攻使馆[编辑]

6月20日前,义和团对使馆的唯一进攻性行动发生于6月14日。据窦纳乐记载,这天夜间,义和团对使馆哨兵“进行了好几次攻击”,但都被“轻易地击退”[77]。显然,这只是少数义和团的零星活动,并未构成对使馆的真正威胁。6月20日之后,义和团对使馆的围攻也只是辅助性的,围攻使馆的主力一直是清军[63]

外國使館在北京東交民巷,受清兵圍困方位圖。

6月20日下午四点,清军开始攻打使馆,遂展开了55天的围攻。6月20日至24日,攻势比较猛烈。6月25日短暂停火,之后很快开始了更加猛烈的进攻。窦纳乐报告说,6月25日夜半重新开始的射击,是“迄今所遭受的最猛烈的炮火”[78]。6月25日至7月13日,几乎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使馆防线一次次被突破,险情不断出现。7月13日,清军发动空前猛烈的全线进攻。7月14日,进攻减弱,更大的变化发生于7月16日,即天津陷落两天之后。此后,对使馆的进攻暂时停止[63]

天津方向的战斗[编辑]

天津的義和团准备集结。
前往京津的日本海軍陸戰隊。
前往京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天津之战从1900年6月17日开始到7月14日结束,历时一个月,中经大沽之战、老龙头火车站争夺战、紫竹林租界攻坚战和八里台保卫战,最后天津在7月14日被联军攻破。

1900年6月21日天津北洋机器局东局的情形,据刘金堂和宋文彬的回忆:“有个中国看守埋下了地雷,当洋人要进入东局子抢弹药时,拉了地雷线便和洋人同归于尽了。”[79]

1900年6月27日天津老龙头火车站情形,据李元善回忆:“红灯照那些小闺女们,…进攻火车站,都被(联军)打死了。”[80]

1900年7月天津的混战情形,据王三爷回忆:“(天津东南郊)一个土城的义和团拿雁翎刀,把一个德国骑兵从肩上砍下来。”据郭治恩回忆:“窑湾子义和团当场剁死六个(联军)”,当天义和团被联军打死“百十来口子,被教民打死了六七十人”。由于聂士成拒绝增援义和团,聂士成被团民称为“聂鬼子”、“聂等死”。[81]

1900年7月中旬义和团在天津最后的失败情形,据王学鹏回忆:“(7月13日)天刚亮,日本兵进攻南门,打败退到西南营,在西南营门外也打死不少东洋兵。”据王文炳、云振铎回忆:“由于直眼勾结日本人,使日本人偷偷地爬进(天津城)来。”据张家富回忆:“纪庄牺牲的团民足有一两千人,第二年耕地时都是白骨。”[82]

北仓的战斗。据李顺回忆:“奸细领着日本兵从西边绕过韩家墅抄了马玉昆的后路,清军死了不少,马玉昆上前面指挥,我跟他一起过的浮桥。”据武备学堂预备军官陈炳和回忆:“清军已经埋伏准备好了,日本兵假装清军,把清军又包围了起来。但最外围的日本兵又被清军埋伏的人包围,就这样开了战。”[83]

美国给其他国家的照会[编辑]

为了遏制列强进一步借口镇压义和团之乱瓜分中国的野心,美国于7月3日经驻外使馆向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发出照会,再度申明门户开放政策。

1900年7月3日通告,美国的政策与目的说明。发往驻华列国使团。通告电报送交美国驻柏林、巴黎、伦敦、罗马和圣彼得堡大使馆以及美国驻维也纳、布鲁塞尔、马德里、东京、海牙和里斯本使馆,华盛顿,国务院,1900年7月3日。在这一中国事务的危机态势中,在现有情况的准许下,我们认为说明美国的态度是适当的。我们坚持1857年制定的对华和平政策。这项政策坚持和中国友好相处,并在治外法权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国家法律之下,促进合法商业贸易,以所有手段保护我们公民的生命财产。……迄至今日,美国总统的目的是与其他国家协同行动:首先,与北京对话并营救美国官员、传教士和危难中的其他美国人;其次,努力尽一切可能保护中国各地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第三,保卫所有美国正当的利益;第四,帮助防止动乱扩展到这个帝国的其他省份,出现同样的灾难。当然,现在预计以什么手段达到这样的目的为时尚早;但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寻求一种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的目的是能够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安全与和平;维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保护一切友好国家在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下一切权利;维护世界各国与中华帝国各地(之间)的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84] [85]

光绪请求美国保护中国和平[编辑]

清朝派驻美国的公使伍廷芳得知了美国的政策之后,向清政府通报美国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以及坚持保护中国领土以及行政管理完整的立场。为了收拾慈禧一干保守派制造的危局,光绪恳切地请求外援,在7月19日亲自写信给美国总统麦金利,在信中表达中国对美国的信任和友好之情,表示对中国目前局势的严重担忧,要求美国为中国维持和平作出努力。以下是英文的译文:

中国长久以来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并且深深意识到,美国的目的是从事国际贸易。中美双方对彼此均无怀疑和不信任。最近爆发的中国人与基督教传教士之间相互的憎恨,引起了列强对朝廷立场的怀疑,认为清政府赞成人民歧视传教,此怀疑并无根据。但是这种怀疑引起了大沽炮台被攻占,并由此引发了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军事冲突。情势日益严峻危机。我们刚刚收到我们使节伍廷芳的电报,我们十分欣慰地得知,美国政府一直期待两国的友好往来,对目前状况十分关注。目前的中国被不可抗拒的进程所驱动,不幸招致国际上几乎普遍一致的愤慨。为了解决目前的困境,中国对美国寄予特别的信赖。我们诚垦率直地致信于您,希望阁下想方设法,采取行动,协调各国一致为恢复秩序与和平作出努力。恳请您,并万分焦虑地期待您的回复。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1900年7月19日)[86] [87] [85]

麦金利给光绪皇帝的回复[编辑]

经过三天对中国政治局势、权力结构以及北京暴乱情况的分析判断,美国总统在7月23日作出回应。他没有拒绝光绪的请求,但前提是:清政府保护公使馆人员的安全,保证使馆与各国联络畅通,配合各国的军事援救行动。

我收到了您7月19日的信,我欣慰地获悉您了解,除了希望正义与公平之外,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别无他求。我们派军队到中国的目的是为了解救我们处于危难中的公使馆,保护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依据国际法和协约,这些是美国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所有其他派军队抵达贵国的国家也公开表达了他们派兵出于同样目的。从您的来信中我推断,那些搅乱中国和平、谋杀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人员,而且目前围攻幸存的北京外交人员的罪犯,不仅没有从圣上您这里得到赞同和鼓励,而且他们实际上是在反抗陛下帝国的权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十分郑重地敦促您的政府,向公众确证:一、是否外国领事们还活著,如果活著,他们目前状态如何;二、立即让各国的外交代表与其国家自由联络,解除威胁他们生命与自由的所有危险;三、由帝国当局与远征军联络沟通,以便他们之间开展解救公使馆、保护外国人和恢复秩序而进行的合作。如果这些目标都能达到,本政府相信,在列强这方面,妥善解决最近的麻烦所出现的所有问题将不会存在任何障碍。为达此目的,在其他各国的赞同下,本政府各友好部门将愉快地接受陛下的部署安排。威廉麦金利1900年7月23日国务卿约翰海复述[86] [87] [85]

但是光绪皇帝显然无力主导当时的局势发展,在慈禧太后的淫威之下,光绪无法改变清廷的政策。不过他的的善意努力体现了一个君主的负责任的态度,虽然他只是个傀儡。

8月1日起,清军恢复对使馆的炮击,但猛烈程度远不如7月13日以前。8月11日起,清军重新对使馆发动十分猛烈的进攻,直到北京陷落为止。8月4日,联军开始进军北京。8月12日,占领通州。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63]

占领北京[编辑]

紫禁城內的八國聯軍。
联军官兵坐在乾清宮龍椅上
京城各国暂分界址全图

联军占领津京后,當地排洋、仇洋的風氣大变,街头一改人人包红布、穿红衣义和团打扮,天津百姓家门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写“某某国户人”,或“某某国顺民、良民”。北京商铺争先贴出保护单,各国占管区居民,纷纷向洋兵送万民伞,时人记载:「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颜娟敌,载道口碑,京师及各省都会,其翻译通事之人,声价骤增,势力极盛,于是都中之人,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举者,今皆改而从事于此途。」[88]

《拳事杂记》记载:“联军尝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贱老少,尽驱诸表背胡同,使列屋而居,作为官妓。其胡同西头,当径设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东头为出入之路,使人监管,任联军人等入内游玩,随意奸宿。”

在北京,始于6月20日止于8月14日、对使馆五十多天的围攻终于结束[63],此时使馆里的人员已经狼狈不堪。以樊国梁为首的教士们发出“布告”容許天主教徒在8月18日教堂解围后八天之内抢奪生活必需品,规定抢奪不满白银50的,不用上缴;超过50两的,应負責償還,或交教堂處理[89][90]。樊國梁在《紐約時報》發表聲明,否認下令搶劫,而是因為當時無店有人,無法購買生活必需品,才自行搬走,但他下令要登記拿走多少,事後依記錄付了款[91][92][93]

另一方面,根据马克·吐温撰文的揭露,美国基督传教士梅子明美國第六騎兵團陪同下,在北京周边地区搜寻拳民,處死了疑似義和團拳民[94]。另外,《纽约太阳报》在1900年12月24日报道中引用梅子明的话,说天主教除了收取赔偿金以弥补他们的损失外,还要求以命抵命,用人头换人头;在任丘,有680名天主教徒被杀,所以他们要求680条人命相抵[95] [96]

仅在中國未设一兵一卒的通州一地,就有573名中上层妇女因不堪忍受联军士兵污辱,愤而自尽[97][98]

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发生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决意报复中国,瓦德西於8月7日被任為聯軍總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軍在聯軍攻進北京後兩個月才到達中國。他們因為熱切執行威廉二世7月2日發佈的命令:「你們知道,你們面對一個狡猾的、勇敢的、武備良好的和殘忍的敵人。假如你們遇到他,記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戰俘。你們要勇敢地作戰,讓中國人在一千年後還不敢窺視德國人」[註 6],四處擄掠,而備受批評。威廉二世的這段講話是對5世紀匈人入侵歐洲的回憶。後來這段話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英國人借用來貶損他們的德國敵人。

八國聯軍中德俄兩軍被普遍認為在鎮壓義和團暴亂中最為野蠻兇悍,而且軍紀較差,德軍因其兇悍被冠以綽號為「匈奴」。而美日軍隊被認為「嚴守紀律,不擾居民」。当时為了避免危害,北京满大街居民都臣服日軍,掛上自制的日本國旗及“Belong Japan(日本所有)”的标语。[99]

庚子俄难[编辑]

沙俄进攻中国东北的指挥官保罗·冯·伦宁坎普,参加过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坦能堡战役,后被苏联红军处死

俄國除了與隨聯軍進攻北京外,更另外從南北兩路派十餘萬人侵佔中國東北。北路俄軍8月侵佔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至9月侵佔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侵佔營口,10月1日侵佔瀋陽,10月6日兩軍會師,侵佔了東北全境。

日本评价庚子俄难是:阿穆尔河有史以来没有过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悲剧、大罪行。[100]

列宁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他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这就是所谓俄罗斯“文明传播者使命”在远东的新成功。[101]

山西、河北的战斗[编辑]

  • 天津北洼的战斗。刘呈祥部义和团有一支1200人的洋枪队,“枪是从聂士成军的逃兵那里缴来的。”1900年8月19日战斗打响,据团民祁凤呈回忆:“义和团队伍被(联军)包围了,鬼子的枪弹如雨,许多团民阵亡了。”[102]
  • 山西固关的战斗。据路透社1901年4月30日伦敦电,德国东方远征军下属一支80人的分队在山西固关狭隘的山间小路中被武装的中国人或清军伏击,45人阵亡。[103]清军山西忠毅军指挥官刘光才奏折中也提到这次战斗,只不过将德军伤亡夸大为上千人。
  • 河北张家口的战斗,据西方新闻报道,进攻河北张家口德军约克伯爵由于冬天住在农村生炉子,睡觉时一氧化碳中毒身亡,随后德军撤军,长期被大陆说成是击毙的德军将领。
  • 河北郎庄的战斗

各方歷史記載[编辑]

在美國的歷史記載裡,稱這次軍事解除公使館危機行動為「中國解救遠征」。中國原稱為「八國聯軍」[104][105]。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則稱之為「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且改以前主流舆论对义和团的批评为颂扬。不过,台湾史学界不存在八国联军侵华的命题[106]

辛丑條約[编辑]

《辛丑条约》
戰後被立枷處死的義和團拳民。
義和團遭處決,一旁有德國士兵駐守。

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命令各地官兵剿滅義和團。9月7日,清廷發佈上諭,稱「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剷除不可」。同時,清政府派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為全權特使,與各國和談。

1900年10月,李鴻章抵達北京,向八個佔領國展開談判。當中俄國志在另約取得中國的東北;但英、美則以商業為重,希望保持在華的貿易利益,對俄國的擴張存有戒心,故此反對各國的領土要求。李鴻章從國際法上,提出義和團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戰詔令是被挾持之下發出,不承認中國與十一國交戰,事件是外國派兵來華助剿叛亂所引起。故此各國無割地的理據,而中國則只有賠償軍費的義務。最後達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稱,亦只是一個中國與十一國之間的賠償協定,而並非交戰國之間的正式和約。至今,西方國家仍然以「拳民暴亂」(Boxer Rebellion),來稱呼整個義和團及八國聯軍事件。

慈禧太后一直被視為義和團事件的罪魁禍首,因此李鴻章在「懲辦禍首」的問題上與列強多番據理力爭,最後得到保證,列強在「懲辦禍首」的條款中不提及慈禧太后的名字,變相不再追究慈禧在義和團事件中的主要責任。

此外,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作为战败国的中国,不能在天津市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世凯就从他武卫右军挑了3000人,換上警察制服,接收天津的防務,变相收回了京津沿线主权,這支三千人的部隊就是中国最早的警察隊伍。仅用了半年时间,天津就被外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107]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簽署《辛丑條約》,需要向各國給予總計4.5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分39年償還,史称“庚子赔款”,由關稅及鹽稅中扣付。這個數目的意味著要向每個中國人懲罰一兩白銀。对此申报发表社论说“中国不能保护使臣致惨遭毙……曲诚在我……不得谓外人过于要挟也。”[108]賠款的總值按當時銀價,約為3億330萬美元。這筆賠款金額過於龐大,後來在美国国务卿海·约翰(Hay John)和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美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的交涉下,美國退還了部分賠款[109] [110];應付賠款2444萬,美國將當時尚未付足的1078萬從1909年1月起退還幫助中國建立海外留學教育系統。最初稱為「清華學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後來清華大學的基礎,成为后来中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之一。其他收款各国也都陆续模仿这一模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退款来进行指定用途的在华文化事业[111]第一次世界大戰爆发后,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宣战,并停止向这两国赔付庚子赔款。一战后到1924年中国政府先后与德奥匈俄达成了停付的协定。其他各国也都先后达成了全部或部分庚款退款协定规定将此后收到的庚款用于指定在华事业,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起停付日本款,1939年停付法国庚款,1943年国民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从此彻底停付[112][113]

人员死亡[编辑]

在這幅插畫中,西方人被滿族官員當作豬或羊殺害。

在義和團運動中,有240多名外國傳教士及2萬多名华人基督徒死亡(根据教会方面的統計)。

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各省,主要是華北的直隸、山西,以及內蒙古和東北,普遍發生針對外國人及中國基督徒的大規模集體屠殺事件。天主教新教东正教教职人员及中外信徒皆有死伤。以下傷亡情況和死亡數字大都根據教會人士的統計,中國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證實:

據統計,共有两萬多名中國教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114]在1900年夏天的屠殺中死亡,此外还有241名外國人(天主教傳教士53人,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兒童53人)死亡[115],单在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工作的新教传教士中,就有五十八人殉难,此外还有二十一个儿童遭害[116]。但戴德生后来拒绝了清政府为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作出的赔偿,藉此向中国人民彰显「基督的柔和谦卑」[117]

在山西,全省被殺的中國天主教徒計據說有5700餘人[115]新教徒也有數千人,其中以戴德生创立的內地會為最多,其他屬於公理會,英國浸禮會等。7月9日,在太原山西巡撫衙門前,山西巡撫毓賢殺死天主教方濟各會傳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傑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註 7],新教傳教士及其家屬子女34人(屬於英國浸禮會和壽陽宣教會,其中兒童11人),共計46人。[118][119]山西是全國仇殺外僑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詳見:太原教案

內蒙古,7月19日,清軍馬隊攻進蒙古西南教區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頃地,村內大批天主教徒被殺,比利時籍的韓默理主教則被「手足合系,貫以竹竿,」然後「以鐵索穿肩骨,囚以籠」,到處遊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殺。[120]蒙古東部教區則發生灤平縣活埋神甫事件。[121]蒙古中部教區除在西灣子(河北崇禮)主教座堂避難的5000多教友外,絕大部分(3200多人)被殺。

直隸(今河北),由於總督裕祿臬司廷雍的支持,義和團遍及全省各縣,該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該省仍是中國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臨死亡的威脅,紛紛在各處天主教徒集聚的村莊築堡壘抵抗。7月20日,陳澤霖率領的清軍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該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與任德芬汤爱玲兩神甫,不分男女老幼,盡戮,[122]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數最多的屠殺事件。朱家河所在的直隶东南代牧区,共有50575名教徒,在庚子事变中死亡了5153人,674座大小教堂几乎全部被毁,只有獻縣張莊耶穌聖心主教座堂得以倖存。[123]保定附近的東閭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難,由於擊退了4萬名義和團的進攻,戰後成為北方著名的聖母朝聖地和中國天主教徒最集中的一個村落。

奉天(遼寧)被殺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121]7月3日,义和团联合清军摧毁奉天小南门外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紀隆主教、7名中外神父、以及400余名信徒全部烧死在堂内[124]

浙江二州,也發生了集體屠殺事件。湖南衡州陝西,也發生主教神父被殺事件。在山東河南,教堂被毀者佔十之七八。

此外,也有許多與教會無關的中國人被義和團殺害,數量遠超被害教民[115],未有统计(單北京死於義和團手下的有十數萬人);死亡的清军以及中國平民约七千人[125][126]

影響与后果[编辑]

对清末政治[编辑]

義和團運動的结果之一是1902年清政府延续戊戌变法的思潮,启动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新政,以求避免清朝滅亡。

在中國仕紳階級看來,統治威信大幅下降,東南各省總督在事件中擅自違令行動,事後反而得到褒獎。各地督撫開始出現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統一集權的態勢開始解體。十年後,南方革命黨反政府的活動激進化,团结各省新軍於1911年武昌爆發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違抗清政府自行宣佈獨立或觀望。最終袁世凱進逼清帝退位,中華民國得以肇建。而地方政治實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據局面,導致民國軍閥混戰的政局。

对清末经济[编辑]

义和团对清末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不仅倾力破坏华北大地上所有现代化设施,而且导致北方商贸活动迅猛凋敝,负面影响覆盖全球三分之一强的国际贸易活动。上海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因拳乱缘故,为免中途意外,举凡天津商人及货物都停滞上海。从外商定购的各类日用洋货如纱、布、药等均堆积如山,无人提取。天津一地的商业阻滞,受影响更严重的是中国北方省份。天津枢纽不运转,则行销于东北乃至北京直隶一带的通货只能囤积上海港口,而且日积月累,越来越多。义和团运动也导致国家税收锐减,银行(钱庄)倒闭。各处钱庄连本金都收不回,倒闭势所难免。北京的钱庄,则有相当数量被烧被毁。

列強[编辑]

俄國乘機佔據了大量中國東北(或稱滿洲)的領土。俄國對遼東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認。俄國的行動威脅英美所希望維持的中國的領土完整及貿易開放(門戶開放)政策;並最終與在遼東滿洲東部省份希望擴展勢力範圍的日本衝突。經過兩年的談判,最終雙方關係破裂並在1904年2月爆發了慘烈的日俄戰爭。根据辛丑條約,日本可以在中国一部分地区驻军,保护侨民和交通路线,这为日后的中日冲突埋下了祸患。

文物[编辑]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外國使館,6月23日,位於英國使館北鄰的翰林院遭縱火,清朝初年就所剩无几的《永樂大典》幾乎全部遭到焚燬,所餘無幾。翰林院內僅存六十四冊被陸潤庠運回府中。(有說永樂大典為八國聯軍燒燬,但此時八國聯軍剛剛登陸大沽,尚未進入北京)[127]

科举停考[编辑]

1901年6月11日,清廷下詔,停止外僑被「戕害凌虐」的以下45個城鎮文武考試五年:山西省太原府忻州太谷縣大同府汾州府孝義縣曲沃縣大寧縣河津縣岳陽縣朔平府文水縣壽陽縣平陽府長子縣高平縣澤州府隰州蒲縣絳州歸化城綏遠城河南省南陽府河內縣鄭州光州陳州府浙江省衢州府直隸省北京順天府保定府永清縣天津府順德府望都縣獲鹿縣新安縣通州武邑縣景州濼平縣東三省盛京甲子廠連山於慶街北林子呼蘭城陝西省寧羌州江西省鄱陽縣湖南省衡州府

评价[编辑]

正面评价[编辑]

八国联军司令德国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的《瓦德西拳亂筆記》:

吾人對于中國群眾,不能視為已成衰弱無德行之人;彼等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之生氣,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

不过这句话之后的1903年又发生了瓜分危机,“由于俄国占了奉天,各国要实行瓜分的政策”。[128]

馬克·吐溫於1900年11月23日,在纽约公共教育协会上发表《我是一名义和团》的演讲:[129][130]

为什么不让中国人摆脱那些外国人?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人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义和团是爱国者,我们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列宁的评价:列宁著有《中国的战争》一书:

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陈独秀

义和团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经济上的原因——农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动政局趋于极端之结果。[131]若因为参加义和团运动者为全民中之少数,则参加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者,也是全民中之少数,我们决不能只据实际参加者之数量,便否认其质量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文明的绅士学者们,说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说列强不应该惩罚到义和团以外的人,不啻是向列强跪着说:我们是文明人,我们不曾反抗;汝们惩罚少数的义和团,不应该皂白不分连累到我们大多数安分屈服的良民。情形如果是这样,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132]

胡绳提出近代有三大革命高潮,义和团运动是其中一次革命,其他两次革命分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133]

周恩來

義和團運動是中國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现,他們的英勇鬥爭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134]

戚本禹

義和團的英雄們,在祖國處於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嚴重時刻,挺身而出,高舉反帝愛國鬥爭的革命大旗,同帝國主義強盜及其走狗進行了英勇鬥爭...義和團的英勇鬥爭,是中國人民的光榮和驕傲,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親自嘗到了中國人民鐵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迷夢。[135]

负面评价[编辑]

野蛮與殘暴[编辑]

義和團的行為除了殺害無辜的外國人外,也直接造成許多無辜的中國人受害,而且針對對象也包括光緒帝(所謂一龍)、李鴻章、奕匡(所謂二虎)、京官大臣(所謂十三羊,或謂三百羊,宣稱京官除十八人外全應殺[136]),除屠殺外,也姦淫據掠[137] [136],无法无天,其不人道處比八國聯軍更甚,實屬野蠻殘暴。如據當時記載:“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138]「義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備諸酷虐,剉舂,燒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殺,殆難盡述。京西天主堂墳地,悉遭發掘,若利瑪竇,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諸名公遺骨,無一免者。勝代及本朝御碑,皆為椎碎。保定屬有張登者,多教民,團匪得其婦女,則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體,以為笑樂。」[136]天津之战开始后,一些拳民看见远处有个妇女在跑,就大喊道:“直眼往何处逃?”她听到后跪在地上说:“我非直眼,乃某处某人之妻也。”拳民说:“尔额有纹,安能讳耶?”随即把她拖至坛门外杀掉[7]

台灣人(不分統獨)及許多海外華人對義和團的評價極差,義和團已經成為迷信及暴力的象徵,更成為罵人用語。義和團幾乎是找無辜者洩憤,不但受害的外國人多屬無辜,更有許多中國人直接受害。

盲目排外[编辑]

义和团的口號是扶清滅洋,“洋”代表了與西方有關係的一切人和事物,因此都在消灭的范围内,这其中既包括信教的洋人和不信教的洋人、“洋教”、與洋教有關係的中國教民,也包括從西洋傳來的西药,洋布,等等。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说:“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并令住户人等,不得收藏洋货,燃点洋灯。于是家家将煤油或箱或桶泼之于街。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洋书付之一炬”。仲芳氏也在《庚子记事》中说:“又哄传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由于洋货在很多方面确实为老百姓提供了方便,因此商人为免毁坏,就给洋货或者带“洋”的货品改名换姓,譬如“洋药”改称“土药”,“洋布”改称“土布”或者“西布”,“洋货铺”改称“广货铺”[139]。六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许,一队团民巡行到大栅栏老德记药房前,发现这里出售洋货,即纵火焚之。仲芳氏《庚子记事》载:“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不意团民法术无灵,火势猛烈,四面飞腾,延烧甚凶。计由大栅栏庆和园戏楼延及齐家胡同、观音寺、杨梅竹斜街、煤市街、煤市桥、纸巷子、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廊房三条、门框胡同、镐家胡同、三府菜园、排子胡同、珠宝市、粮市店、西河沿、前门大街、前门桥头、前门正门箭楼、东荷包巷、西荷包巷、西月墙、西城根。火由城墙飞入城内,延烧东交民巷西口牌楼,并附近铺户数家。自清晨起,直至次日天晓始止,延烧一日一夜。”“义和团在老德记大药房将火点起,令四邻焚香叩首,不可惊乱。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账目抢护而已。”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里说,这次大火“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

迷信思想[编辑]

义和团相信天灾频仍(1899年1900年的旱灾)是基督宗教造成的,久旱无雨意味着天上神灵遭到了教堂和教民的亵渎,认为只有推倒教堂,扫平洋人和教民,才能感动上天降雨[140]。义和团降神附体,念咒画符,如“避枪炮火咒”、“请神咒”、“请师咒”、“护身咒”。拳民战斗时都要口念咒语,祈求各路神仙“神灵附体”、“显灵护身”。他们请的神大多來自於章回小說與民間故事:有周朝太公望战国鬼谷子汉寿亭侯关羽無生老母三清玉皇大帝如来佛祖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二郎神哪吒唐三藏孙悟空天蓬元帅猪八戒济公张天师等,甚至一些幾乎無人祭祀,只在說書中出現的鸿钧老祖通天教主驪山老母穆桂英樊梨花金刀圣母柳树精黄三太等等[141]。义和团相信他们打的是神鬼之仗,是神灵与妖鬼的战争。团民坚信自己代表神,那么洋人、教士及教民作为神的对立面,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看做是鬼。所凭借的是法术,而不是人力[140]。但义和团相信女人裸体、女人的秽物(便溺、经血、月經布等)的陰門陣会破解他们的避炮的法术[142]。“各洋樓架大砲甚多,每砲皆有一赤身婦人跨其上,所以避砲之法不能行”[143]。崇信拳匪者傳云:「義和拳與洋人合仗,洋人不能敵,忽洋人軍隊中有一婦人赤體立,義和拳法術被破,不敢前進」[144]。團每戰必敗,或問故?團曰:「每戰輒見洋人隊中,有赤身婦人立於陣前,致法術為其所破」[145]。“西十庫開仗,忽有赤身婦女走出,團民受傷者眾,樓周圍挂婦人皮,并各穢物,以致團民難以得勝,東交民巷亦用此法”[65]。團民欲燒毀西十庫教堂,卻意外波及了附近的數處民居,教堂絲毫未損,對於這種結果,團民們普遍的解釋是:“此處與別處教堂不同,堂內牆壁,俱用人皮黏貼,人血塗抹,又有無數婦人赤身露體,手執穢物站於牆頭,又以孕婦剖腹釘於牆上,故團民請神上體,行至樓前,被邪穢所沖,神既下法,不能前進,是以難以焚燒[146]。女體是污穢的觀念使得婦女成為團民眼中畏懼的對象;为防污秽,义和团禁止妇女出门,不知此令而出门被杀的妇女甚多[7]。團民認為唯有「紅燈照」才能反制女性這種厭勝能力,所謂:「須待紅燈照來時方可,紅燈照盡是少女幼婦,故不畏髒穢之物耳」[65];又說:「一切軍器皆不畏懼,槍砲遇之即不能燃,義和團法術雖大,然尚畏懼穢物,紅燈照則一無所忌,與義和團聯合一氣」[65]

名人负评[编辑]

康有为《拳匪头王培佑超升京尹论》:

那拉后端王、庆王、荣禄刚毅赵舒翘,此六人者结通团匪,以戕杀西人,欲拳之平,非去主使拳匪、任用拳匪之人不可。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积弱之源于风俗者》:

“夫今日拳匪之祸,论者皆知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试问全国之民庶,其不与拳匪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全国之官吏,其不与通拳诸臣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国脑不具,则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耳[147]

严复1902年发表于《大公报》的《主客平议》一文:

嗟呼!庚子妖民愚竖,盗兵潢池,其遗祸国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谓无爱国者。特愚妄愤戾,而其术又纯出于野蛮,此其所以终被恶名,而无以自解于天下。呜呼!亦可伤已。[148]

孙中山:孙中山讲义《民权主义六讲·第五讲》

像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的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当时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大炮,那种举动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对于他们的物质进步之抵抗,不相信欧美的文化是比中国进步,并且想表示中国的文化还要好过欧美。就那次战争的情形而论,西摩有几句批评说:照当时义和团之勇气,如果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枪炮,那些联军一定是全军覆没的。但是他们始终不相信外国的新式武器,总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不过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的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

秋瑾《精卫石》:

“义和拳酿成大祸难收拾,外洋的八国联军进北京。”

邹容革命军》:

“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蔡元培《华工学校讲义》(1916):

“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余英時認為:

如果没有官方正式支持,不可能有义和团事件,也不可能有“八国联军”。八國聯軍「侵略中國」這個說法是中国共产党修改的历史。我们中国一向有一个舆论(传统),就是你只要跟外国人一发生矛盾,你必须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说几句公道话,说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道理,你不能随便不尊重外国人的习惯,那你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汉奸”。[106]

袁伟时教授认为:大陆历史教科书对义和团的评价是有意美化的,义和团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帝和反封建[149]

其他看法[编辑]

义和团运动中除了多伤人命之外,中国人经济财产也遭受巨大损失。例如,义和团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点火焚烧老德记洋货铺和屈臣氏洋药店,结果烈火乘风势迅速蔓延,一把火烧掉了附近的商铺1800余家,民居7000余间[150]。“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赞扬义和团的人,往往污名化本国教民和外国传教士,说教民个个罪大恶极。因为只有将他们贴上坏人的标签,屠杀他们才是正义之举[151]。但是,不管是教民、非教民、外国传教士,都享有生命权、财产权,即使这些权利可以被剥夺,也要有合理理由,要符合一定程序。义和团不是政权机关,不分青红皂白,对教民一概杀戮抢劫,说什么也不是正义的行为。

文艺作品[编辑]

义和团运动於1963年的電影《北京55日》(55 Days at Peking[152]中被提及。《北京55日》於西班牙拍攝,由於拍攝需要數千名中國演員,電影公司從西班牙全國各地幾乎把找到的中國人都拉來排戲了。這樣的結果導致在電影拍攝期間西班牙全國的中國餐館幾乎都關閉,因為餐館員工(通常是業主)都被電影公司所僱用。電影公司僱用了如此多的中國人以致在幾個月的時間內,西班牙全國幾乎找不到中國餐館吃飯。這套電影因為題材敏感,後來一直被禁止在香港上映,在台灣雖曾打算以「慈禧太后失政記」片名上映但亦被禁映,本片在兩地都直至1980年代中後期才解禁上映。

1975年,香港邵氏兄弟拍攝了一部反映此事件的電影,名為《八國聯軍》(Pa kuo lien chun[153],導演張徹使用高預算拍攝了一個關於覺醒與復仇的大場景故事。《八國聯軍》描述了拳民的追隨者因受欺騙而相信他們刀槍不入水火不傷。電影的武術導演是劉家良,由傅聲主演。

1986年,中國大陸作家馮驥才關於義和團運動的小說《神鞭》被改編成電影,著名演員陳寶國參演。電影的主人公「傻二」的辮子神力無比,可作為傷人利器,被稱為「神鞭」。傻二亦憑借這項才能加入了義和團。在一次和「洋人」的戰鬥中,傻二的戰友大都陣亡,傻二的辮子也被洋槍打斷,此後傻二一度陷入消沉。但在故事的結尾,傻二剪掉了辮子,變成了一位神槍手,繼續和外國勢力作鬥爭。傻二有一句總結全劇主旨的名言:「祖宗的東西再好,該换的时候也得换换」。

1992年香港導演徐克所拍攝電影《黃飛鴻之獅王爭霸》,也以這段史事作為故事背景。

1995年尼爾·斯蒂芬遜(Neal Stephenson)寫了一部後數字朋客小說《鑽石時代》(The Diamond Age),義和團拳民在2100年代的上海佈置中被含糊提及。

時間軸[编辑]

4月20日,保定清苑义和团与教民大规模械斗,“拳民与教民各聚多人,竟自械斗,势甚凶猛”。

5月12日,保定涞水义和团与教民大规模械斗。

5月22日,义和团戕杀前来平定械斗的清军将领杨福同。

5月27日,数万义和团进入距北京仅有五十多公里的涿州,之后攻打涿州和北京之间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及电报设施。

5月29日,义和团焚烧北京近郊的丰台车站。车站、车厢、商店、太后专列全部被烧。

5月31日,在清政府同意下,337名外國水手及陸戰隊員登岸,乘火車於當晚抵京,一说6月1日抵京,防衞使館區。另外89名德國及奧國陸戰隊員於6月3日抵京。[154]

6月7日,在清廷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

6月10日,慈禧委派端郡王載漪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越来越多的义和团拳民陆续进入北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對外通訊斷絕。

6月11日,日本駐華使館書記杉山彬在永定门内被剛調入京的董福祥甘軍所殺,被開腹剖心。[154]駐天津的各國領使組織二千人的聯軍,由英國的海軍司令西摩尔帶領,乘火車增援北京十一國公使館。因為鐵路被拳民破壞,西摩爾受阻於天津城外的楊村、廊坊一帶,與清兵及義和團展開戰鬥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試圖解除清兵和義和拳民對公使館的圍困失敗。該戰事被清政府及義和團認為是一次抗擊外敵的重大勝利,並被命名為「廊坊大捷」。

6月13日,義和團進入內城,當天燒燬孝順胡同亞斯立堂、雙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倫敦會、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東堂、燈市口公理會、東四五條西口的美國福音堂、交道口二條長老會、鼓樓西鴉兒胡同長老會、西直門內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駙馬橋安立甘會、宣武門內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保护)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拳民在北京放火燒掉教堂和一切與西洋有關的事物。

6月15日,軍機處曾一度傳旨,令在任兩廣總督李鴻章,及山東巡撫袁世凱速入京。

6月16日,義和團燒燬前門老德記西藥房,而附近約千家商舖受波及而被燒成廢墟,正陽門樓、北京24家鑄銀廠也遭燒燬。拳民同時四處破坏教堂攻击教民,莊王府前大院被當成集體大屠殺的刑場。除了屠殺教民外,義和團更濫殺無辜,誣指許多市民(包括許多婦女小童)為白蓮教而燒死戮死,如據當時目擊者記載:“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115];也有被公報私仇而殺者,如扶持義和團的莊親王載勛、端郡王載漪的好友副都統神機營翼長慶恆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尋仇於七月初被全部殺害。而義和團民的不同派別也互相武鬥殘殺。義和團、京師禁軍甘軍也肆意姦殺婦女,不計其數。除了屠殺姦淫外,義和團及清軍也擄掠洗劫商戶平民,並將贓物公開拍賣。當時的權貴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書孫家鼐大學士徐桐的家都被搶掠,徐桐(時年八十)[註 8]更被義和團民拖出批鬥。是日慈禧召開御前會議後,一度發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諭。

6月,山西義和團焚燒教堂,山西巡撫毓賢登高望到火光稱「天意也」並禁止清軍救火,有英國教士逃出,對群眾說「昔晉省大(旱),吾輸財五六萬,活數千人。今獨不能貸一死耶?」被清軍殺害。一英國婦女抱著兒子跪下,說她施醫每年救活數百人,請求饒過她和兒子。被士兵擊倒,和兒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燒死。7月,毓賢派士兵守太原城門,禁止教士出入,又將教士老幼囚禁在鐵路公所。7月9日,毓賢將這幾十名教士及其家屬婦孺押至撫署,殺害英國教士及家屬男女老幼三十餘人及僕役二十餘名,梟首示城門,剖心棄屍,積如丘山。又驅趕法國天主堂修女二百餘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從。毓賢下令斬為首二人,令修女飲兩人的血,有十六人將血飲下。毓賢下令將這十六人縳懸高處,迫其他人背教,皆不從。清軍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幾十名,但都不屈,最後全被殺害。[26]

6月20日,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國前去總理衙門要求保護,途中被清兵伏擊(由於克林德曾經槍殺義和團眾,此次行為被認為是報復);釀成戰爭的導火線。

6月21日,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義,向“彼等”(并未列出“西等十一國”)同時“宣戰”。[155] 實際上皇室只曾向清室臣下下達一份谴责洋人和表达决心的诏书,而該詔書未曾按現代外交慣例,交予外國使節。

清廷向各國宣戰的同時,也懸賞捕殺洋人,規定“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義和團及朝廷軍隊圍攻各國在北京的使館。使館區內被圍人數約3,000人,當中約2,000為尋求保護之華人;400人為外國男性平民,147名婦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陸戰隊共409人,武裝有3挺機鎗及四門小口徑火炮。各國在準備以武力解救使館的同時,各使館築起防禦工事,由英國公使竇納樂負責指揮抵抗。[154]

6月25日,在載漪、載勛、載濂、載瀅四兄弟的率领下,義和團一行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弒光緒帝,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事件最終演變為國際軍事衝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約有45,000[註 9]名來自日本美國奧匈帝國英國(英軍中包括英在威海衛訓練的由中國人組成的中國兵團)、法國德國意大利俄國的八國聯軍以及反抗拳亂的中國軍隊與義和團拳民對戰。7月至8月進軍北京的聯軍指揮官是俄國人General Linevitch[154]

6月27日,許景澄袁昶聯銜上奏,請殺主戰派,而再後殺兩人以謝主戰派。

7月14日,聯軍佔領了天津;直隸總督裕祿兵敗後自殺。

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許景澄袁昶被清廷處死。

8月4日,聯軍向北京進逼,沿途並沒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當時沿途的清兵和義和拳民估計有15萬之多,而聯軍總數開始時僅3萬多人(後來有所增加)。時值8月,氣候炎熱而潮濕,加上沿途濃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為進軍增添了種種困難。

8月11日,清廷處死主和的大臣聯元立山徐用儀。此三人與之前被殺的許景澄袁昶號稱庚子被禍五大臣

8月14日凌晨,聯軍至北京城外,經兩天的激戰,到8月15日逐步攻佔了北京各城門,隨即與清軍在京城各處展開巷戰。

8月16日晚,八國聯軍已基本佔領北京全城。慈禧等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後立即倉皇離開,逃到西安

参见[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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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研究著作[编辑]

注释[编辑]

  1. ^ 意思是说教民入教后,常吃洋人的药物,其眼即直,与平常人的目光活动有异
  2. ^ 趙三多最先於1898年提出“助清滅洋”,稍後改為“扶清滅洋”,1902年又改為“掃清滅洋”
  3. ^ 他在後來的任期內先後親自下令誘殺、捕殺了超過150名傳教士和他們的家眷[35]
  4. ^ 清时皇帝的谕旨,分明发和廷寄两种,明发交内阁发布,廷寄由军机大臣专寄给外省将军﹑都统﹑督﹑抚﹑钦差等大员,"明发"是公开的,"廷寄"是秘密的
  5. ^ 卢沟桥至汉口,向比利时贷款,1898年开始兴建
  6. ^ (德语原文:Ihr wisst es wohl,ihr sollt fechten gegen einen verschlagenen,tapferen,gut bewaffneten,grausamen Feind. Kommt ihr an ihn,so wisst: Pardon wird nicht gegeben. Gefangene werden nicht gemacht. Führt eure Waffen so,dass auf tausend Jahre hinaus kein Chinese mehr es wagt,einen Deutschen scheel anzusehen.這個演講有兩個不同的版本,詳細參見討論頁
  7. ^ 2000年均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封為中華殉道聖人
  8. ^ 支持義和團的大臣,曾奏請慈禧太后下詔“無論何省何地,見有洋人在境,徑聽百姓殲除”
  9. ^ 數字統計不一。按唐德剛《晚清七十年》,8月中從天津進至北京的部隊其實只有七國(當中兩國只為象徵式的掌旗兵)約一萬六千人,分別為:日軍八千人,俄軍四千八百人,英軍(主要為錫克兵)三千人,美軍二千一百人,法軍八百人,奧國五十人,意國五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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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鏈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