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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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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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抗日戰爭的一部分 | |||||||||||
 日軍在九一八事变後進入瀋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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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中華民國 |
 日本帝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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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揮官 | |||||||||||
| 張學良 馬占山 冯占海 |
本庄繁 南次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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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力 | |||||||||||
| 160,000 | 30,000-66,000 | ||||||||||
| 傷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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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1936年
九一八事變–日軍入侵滿州（黑龍江–江橋–遼寧–哈爾濱）–一二八事變–滿州國–熱河–長城–內蒙古（綏遠） 1937年－1939年 七七事變–北平-天津–淞滬（四行倉庫）–太原（平型關–忻口–娘子關–太原）–南京–徐州（台兒莊）–蘭封–重慶–武漢（萬家嶺–廣州）–南昌（修水）–隨棗–第一次長沙–桂南（崑崙關） 1940年－1942年 棗宜–百團大戰–豫南–上高–中條山–第二次長沙–第三次長沙–浙贛 1943年－1945年 鄂西–滇西緬北（密支那–松山–龍陵）–常德–豫湘桂（长衡会战）–湘粵贛–豫西鄂北–湘西–桂柳 |
| 主要戰役以粗體顯示 |
九一八事变（又稱瀋陽事變；日本稱满洲事变，因中国东北舊稱滿洲）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在国际上，这起事件经常被拿来与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原創研究？]
目录 |
[编辑] 事件经过
[编辑] 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部队长官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軍被只有500多人的日軍擊潰。
[编辑] 日軍攻陷辽宁、吉林主要城镇
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城、安东（现为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安东-奉天）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编辑] 日軍攻陷黑龙江主要城镇
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四平-洮安）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江桥抗战，战至11月18日，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编辑] 日軍攻陷锦州、哈尔滨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禮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现为大虎山）。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變。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编辑] 满洲国成立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今长春），年号定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國際聯盟強烈譴責日本政府的行为，並不承認滿洲國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脫離國際聯盟。
3月9日，溥仪登基仪式在新京举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编辑] 各方反应
[编辑] 國民政府
[编辑] 外交努力
-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编辑] 不抵抗政策
“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张学良之“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而在九一八事变时候的不抵抗命令，按照张学良自己的说法，是他在事件之初以为日军的行动是挑衅行为，意图挑起争端占便宜，但他没有想到此次日本确实有大规模侵吞中国之意，因为当时的张学良认为大规模侵吞中国，并不符合日本人的利益；而蒋介石之“不抵抗”，则一方面因为中日实力悬殊，一方面是蒋介石希望看到日苏冲突来分担日本对中国的压力，一方面也是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
[编辑] 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
根据当时张学良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和东北军旅长何柱国二人的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致张学良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此电转知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遵守，并按照蒋介石的这个指令，要求东北军的士兵武器一律入库，不准抵抗，致使九一八事发当晚，８０００东北军面对５００日军没有抵抗武器[1]。
另外，据何柱国旅长回忆，9月12日，他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但空口无凭，至今也没有证据显示蒋曾与张在石家庄会面以及说过此话。[2]１９４７年，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当中，更是铁口咬定，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不抵抗决定，只是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张学良在重获自由后，还坚决否认有人说他曾把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电文随时放在身边的说法，说这是“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根据蒋介石的日记，则否定了张、蒋在河北会面，因为按照蒋介石日记，９月１２日蒋介石正在去武汉的船上。[3]另外，关于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说法也没有根据，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通过蒋介石的日记，也不能证明蒋当晚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4]，并且至今并未找到蒋给张发的不抵抗指令的电报。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在接到蒋介石８月１６日电报指令后，于9月6日致電东北军参谋长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在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中央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5]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NHK）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但是，也有日本媒体认为这是由于张学良所处众所周知的特殊环境关系，他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蒋介石），只能由自己承担，因而不得不如此说。
总之，在九一八事變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由于張學良的不抵抗，日本关东军随后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以1万余人进攻有14万人中国东北军，并在短短半年内占领东北三省。
自从东北军守锦州开始，先后无数次向中央提出弹药、人员、资金方面的支援，结果中央政府一方面坚决要求东北军抵抗，另一方面却分文不拔，东北军将领认为中央政府这样做，是要将东北军置于死地，以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奉系军阀的势力。其中，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道：“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由于从财政部得不到任何增援东北军的资金，辞职下台。继任的汪精卫亦只能一面责令东北军抵抗，另一面分文不出，致使他的抗日要求被张学良婉拒。而另一方面，汪的积极抗日主张也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路线完全相左，在这种情况下，汪精衛愤而辭職出洋。
[编辑]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9月22日，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蔣介石當時以“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為原則，以先消除共產黨的反對勢力分裂主張，再集結力量對抗日本軍等外來勢力為方針。近期通过蒋介石日记的解密，根据民国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研究，在北伐战争时期，曾在日本留学并熟知日本军力的蒋介石，就有“三月亡国”之论，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而日军少壮派军人后来则引用并坚信他的观点，结果当时的蒋介石与日军皆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北伐军对日妥协，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蒋在５月３日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蒋在５月１０日的日记里，第一次亲笔写下“不抵抗主义”，但从此之后，蒋介石的日记均以“雪耻”开头。
另外，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19日，蒋在日记里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９月２０日记写道：“雪耻，人定胜天。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因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与敬之、真如、天翼协商，下午从南昌出发回京。”
9月21日：“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均可。”
9月22日：“雪耻，人定胜天。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句，有一人讥为‘言过其实’一语。余心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国亡无日，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余复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决非夸词耳，乃益悲愤。因知爱国者多，而亡国者少，国事犹可为也。下午请稚辉、季陶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
9月23日：“雪耻。人定胜天。昨日国际联盟会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汉卿派万福麟来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所以官长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为念，闻之心痛。粤方勾结倭寇以召外侮，图谋推倒中央为快，东北又为一部分之利害急谋解决，不问国际地位与国际形势，以及将来单独讲和之丧辱。呜呼，外侮既急，国内政客官僚非卖国即畏敌，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国际联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国内不能一致对外，则中国从此无人格矣，忧焚无已。晚与万福麟详谈外交形势与东三省地位，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
9月26日：“雪耻，人定胜天。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转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民国史学家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无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他虽然对东北领土的沦陷痛心疾首，并也存在团结一致、对日决战、宁死战不苟活的理想，并且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日记中多次提到拒绝与日本和谈，但由于当时中国形势复杂，蒋介石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与他在日记当中的表达的爱国激情有较大差距，可看出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复杂历史背景。（参见杨天石著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人的痛恨也无时无刻不跃然纸上，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曾经与日本方面交涉，他在日记中愤恨的写道：“见日本代表，感想无穷。始见之如和柔，一与之接近，则狡狯之色，轻侮之行，立现无余。欧美各国代表，皆可亲可爱，未有如日本之恶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礼义，东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残矣。”
[编辑] 國內輿論
九一八事變，東北全境陷落，全國譁然。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抗日。
國人對於張學良「不抵抗」也頗為不滿。迨熱河失守後，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全國震驚之後”一文，認為熱河失守，張學良罪責難逃。胡適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良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地質學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獨立評論》發表了“給張學良的公開信”，批評張學良既無指揮能力，又不親赴前線督師，但卻戀權不放，陷東北百姓於水火，貽誤國家。
当时，在广东另立中央的汪精卫严厉谴责蒋介石丢失东北，并要求其下野。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负责。汪精卫与孙科等粤系国民党领袖入主南京中央政府。
[编辑] 日本政府
[编辑] 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编辑] 若槻禮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若槻禮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编辑] 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是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编辑] 国际社会
[编辑] 国际联盟及李頓調查團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编辑] 美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巴黎非战条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编辑] 民间抗日救亡运动
[编辑] 东北抗日联军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開始大規模入侵東北地區，各地民眾及駐軍紛紛奮起抵抗，較著名的有如馬占山將軍率領的東北抗日聯軍（簡稱東北抗聯）。惜由於各自為政，遭到日軍一一肅清，東北三省遂於民國二十一年初全部被佔。
[编辑] 游行集会
[编辑] 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變后，运动愈演愈烈。
[编辑] 文艺作品
[编辑] 九一八事變紀念
中华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91年9月18日在瀋陽開放了九一八事變陳列館。前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1997年訪華時拜訪過這個地方。9月18日被不少中國人認爲是“國恥日”，而中國民間要求將9月18日訂為國恥日的訴求也不時出現。
沈阳市从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目前，已有哈尔滨、长春、昆明、合肥、杭州、乌鲁木齐、南昌、齐齐哈尔、金华、本溪等百余座城市选在每年9月18日进行防空警报鸣放。
[编辑] 近代對事變起因的探究
史學家唐德剛則認為張學良的「易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他在書緣與人緣一書曾評論：「張少帥未嘗不可效當年李鴻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聯俄以抗日，亦聯日以抗俄，於二寇均勢中，自圖生存。而學良亦捨此老例於不顧，卻（如他自己所說的）『不自量力，擬收回北滿權利』，『揮師抗俄』。作了希特勒式冒險之前例，對南北二寇，兩面開弓。結果力有不敵，終於棄甲曳兵而走。或問學良當年何不見及此？答曰無他，一股青年熱血沸騰而已」。而張學良之所以能有這股「赤子之心」的原因，「他上無其心難測的上司，中缺爭權奪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屬，日常行政處事，一切為國、為民、為『系』，也就是為著自己，他沒有搞『勾心鬥角』的必要。」
李宗仁將軍則認為「中原大戰」是一個關鍵。因為中原大戰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的勢力不相上下，張學良入關與否，自然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當蔣、馮、閻三軍在中原劍拔弩張之時，三方面都派人向張學良遊說。馮、閻二人僅給予『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虛銜，蔣先生據說除『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頭銜外，還有河北、山西等省的地盤，外加六百萬現金，張接受了」。隨後東北軍入關，東北空虛，致使日人有可乘之機。
根据日本史料的公开，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早就蓄谋已久，侵略东北地区的秘密策划一直没有停过，而当时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则认为１９３１年为侵略东北地区的最佳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