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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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图,集中于豫西伊洛嵩地与晋南汾河下游二处
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图
集中于西地与汾河下游二处
洛阳地区历代都邑分布图
洛阳地区历代都邑分布图
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地基图
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地基图
复原图
复原图
黑陶酒觚(196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黑陶
(196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青铜酒爵(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青铜
(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青铜管流爵(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青铜管流爵
七孔玉刀(1975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七孔
(1975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红陶空足鬹(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红陶空足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灰陶蟾蜍塑(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灰陶蟾蜍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两件绿松石镶嵌青铜兽面牌饰(1981、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两件绿松石镶嵌青铜兽面牌饰[註 1]
(1981、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二里頭文化中国跨越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文化,以河南省偃师市翟镇二里头村二里头遗址而得名,该考古文化分布于晋南豫西。时间为大约从前21世纪前17世纪,地域范围为河南中、西部的郑州洛阳附近和伊河洛河伊洛河颍河汝河等流域以及山西南部的汾河下游一带。

1952年,河南登封玉村遗址被发现,这是最早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当时并未对此类型的文化进行命名。该文化因1956年发掘郑州洛达庙遗址而曾一度被命名为“洛达庙类型”。1959年起发掘二里头遗址以后,由于其更具典型性,因此这种类型的遗存便被更名为“二里头文化”。二里頭主要的文物有青銅祭器、玉製祭器、嵌有綠松石的小牌飾等等,還有一些工具與武器類的文物。[參 2]

目前二里头文化已经发现近百处遗址,有洛阳东干沟、矬李、东马沟陕县七里铺临汝煤山、郑州洛达庙等。

戎器[编辑]

根据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夏代兵器以木、石、骨制兵器为大宗,另在三期以后发现少许青铜兵器。木制兵器以殳、棒、弓为主,因木胎易腐,残存器件较少。石制兵器种类很多,以石斧、石钺、石戈、石球、石制箭镞、石制矛头为代表。骨蚌多用于箭镞制作,以及用于增强木殳、木棒杀伤力的辅助物。三期以后出现青铜兵器,但一直处于少数,可能供应夏后、将领以及社会上层人士佩戴。此外还有青铜和玉石制作的礼仪兵器作为贵族的随葬品[參 3]

人口[编辑]

宋镇豪统计高于五千居民的城邑有三座,四至五千人口的有一座,三千人口的有四座,一、二千的有九座,五百到九百的有九座,三百以下的有五座。二十七座样本城邑平均人口1000至1800人,如此估计总人口在240至270万之间[參 4]

商业[编辑]

在二里头遗址发现天然海贝、蚌贝,以及骨贝、石贝、铜贝等人造贝,可能充当货币使用[參 5]

城市[编辑]

偃师二里头遗址规模之大是远古黄河流域前所未见的,也是同期考古文化中没有的[參 6]。它坐落于广大的二里头文化区域的地理中心,可以视为夏代的一座都邑或大型城市[參 7]。已确认有一、二号两座宫殿,另在二号宫殿北墙还有第四期增修的一处同等大小的六号基址。此二处宫殿建筑群体现出中轴线的布局[參 8][參 9]。一号宫殿略呈正方形,缺东北一角,东西总宽96.2米、南北总长107米,占地总面积9585平方米。主殿堂位于夯土台基北部,坐北朝南,面阔8间、进深3间。四周由墙壁相围,内有廊庑行道,东墙有一侧房。中轴线正南面有敞开的大门,分为三个门道,北部、东部各有一侧门。二号宫殿东西宽58米,南北长72.8米,有四面围墙和东、南、西三面回廊。主体殿堂夯土台基有3米厚度。一、二号宫殿都拥有陶制的排水管道,而二号的设施保存的相对完整。管道由多节圆形陶管连接构成。每节直径在16.5至22厘米间,长52至58厘米,壁厚约2厘米,置于预先挖好的约一米深的地下土沟槽内,以防止渗水。厚达5至7厘米的石板架于沟槽、陶管之上,以防止行人压裂陶管。管道呈西高东低的趋势,通过落差将宫殿庭院内的雨水排出到院外[參 10]。宫殿区以外有纵横交错的土路、作坊以及夯土城墙[參 9]

文化[编辑]

艺术[编辑]

新石器晚期,社会上下开始形成阶级,艺术品亦随之分化。广大的下层人民使用的器物造型实用,纹饰简单,向朴素的审美方向发展。而上层贵族王亲垂青的礼器向着纹饰复杂、造型万变的方向演变。下层器皿纹饰以简单的几何图纹居多,或有牲畜纹、鱼纹等一些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题材。上层礼器纹饰多见繁杂的云雷纹、眼纹、蛇纹、兽面纹等,题材多与鬼神相关[參 10][參 8]。河南龙山晚期文化与二里头早期文化的陶器制造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一种黑陶杯具胎片薄如蛋壳,称作“蛋壳杯”,其灰黑的光泽远看仿佛金属制成。器表还刻有花纹镂孔。二里头出土的二、三期陶器表面多施有蓝纹、绳纹或方格纹等饰纹,又偶见指甲纹、划纹、羽毛纹、圆圈纹、镂刻等几何图案[參 11]。三代只有实用器物的装饰艺术,而缺乏从纯艺术动机出发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參 8]

音乐[编辑]

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的造型接近商周时期青铜礼磬的石磬
二里头遗址发掘的造型接近商周时期青铜礼磬的石磬

中国新石器时期的乐器以骨、木、石、革、陶制作,种类包括摇响器、响球、笛、哨、鼓、磬、钟、铃、埙、号角等。相对周边的考古文化,二里头文化出土的乐器颇为匮乏[參 10]。1960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层出土一件灰陶,空心,橄榄形,顶部有一小吹口,腰中部一侧有直径0.4厘米的音孔,据测试可发出音分为40和47的a♯c二音[參 12]。又发现长55.5厘米、高28.5厘米、厚4.8厘米的石磬,其造型已接近商周时期的青铜礼磬[參 6]

技术[编辑]

二里头一、二期文物中出现礼器,说明其已经有相当文化水平。此外制陶业在夏代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极为重要的行业。至于青铜器,中国已经发现了二里頭文化的铜刀。如果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朝时期的文化,那么这件青铜器就是夏朝时期的。夏朝人使用的工具被认为是以石器为主。《周书》记载夏桀时,昆吾氏将泥胚烧作瓦片,说明夏朝晚期的建筑已经开始使用瓦片[參 13]

宗教[编辑]

二里头遗址三期三处无圹墓,骨架有捆绑挣扎迹象,表明可能是人祭
二里头遗址三期三处无圹墓,骨架有捆绑挣扎迹象,表明可能是人祭

远古时期生产力低下,即便在风调雨顺的季节也无法完全避免食物不足的危险,对此人民感到无能为力,设法通过超越自然的力量达到支配自然的愿望以保证丰收,因而牺牲人畜来讨好天神,试图利用祭祀活动摆脱自然世界对人类生存施加的压力。人祭在中国黄河流域最早见于上游的齊家文化,当时多为夫死妻殉,而后又发展成奴仆殉葬,认为妻妾仆人的灵魂可以在死后的世界里服务主人[參 14]。二里头文化也有人祭的迹象,但规模远小于商朝数以千计的祭祀数量。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分为有圹墓和无圹墓二种。以有圹单人土墓为多数,葬人仰身直肢,陪葬现象较少[參 10]。此外还有少数的无圹墓,没有随葬品,多见于灰坑附近,偶有碎陶片,甚至有的与牲畜同葬,可见葬人社会地位之低下,生前可能是罪人、战俘或奴隶。许多无圹墓葬人呈现非正常死亡的迹象。葬人身体姿态极不自然,有双手交叉举过头顶、置于胸前或反折于背后等死前被捆绑的迹象,甚至还有一些颅骨破裂,身首分离。可能是夏时期人祭、人殉的证据[參 14]。除祭人、祭田,夏代还有祭房的祭祀活动。二里头遗址三期一号宫殿四周有几处祭祀坑,发现狗、猪等兽骨[註 2]。还有五座墓葬点缀于庭院和廊庑区,葬人皆为非正常死亡,无随葬物品,墓穴狭窄,打破宫殿基址,无法确定是奠基祭祀还是落成祭祀[參 16]

远古人民在烘烤兽肉时发现骨头炸裂的现象,炸出的裂纹痕形万变,颇为深奥,引起古人的注意,其后在狩猎、战争等活动中取得圆满结果时,人们便开始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把它视为神灵对事物的前兆预言,作为知识积累下来,称作占卜。因其步骤复杂、知识繁奥,部落内有专司占卜的巫师,垄断卜骨的解读权。黄河流域在龙山文化时期开始兴盛占卜[參 14]。《左传》记载夏朝有占卜官吏[參 17]。二里头文化全四期都有出土牛、羊、猪肩胛卜骨。这些卜骨只在背面烧灼,不钻不凿,未刻字,较殷墟卜辞更为原始[參 10]

陶文[编辑]

偃师二里头遗址三期陶纹汇集
偃师二里头遗址三期陶纹汇集。

据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文字始于黄帝時期的倉頡造字,但根据考古学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盘庚後的商朝文字,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殷墟的甲骨文字是一套发达的文字表述系统,至今发现有五千余字,其中解读约三分之一。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成字年代理应较早,甲骨文字前必有一套更为原始的文字表述系统,只是目前尚未发现。中国境内在新石器时期就有绘刻于陶器上的陶纹[註 4]出现。这种纹饰的形状有许多类似后期的文字,疑是象形文字的原始雏形。一些陶罐器皿表面绘刻“一”、“二”、“三”、“Ⅿ”、“×”、“个”、“十”、“∧”等简单数字符号,可能用于标示罐器容量。二里头遗址发现陶纹符号二十四种,或许是一种原始文字[註 5][參 18]。由于这些陶纹多以单字出现,没有构成语句,所以无法肯定它是用来表示語素的正统文字。

文化归属[编辑]

文献中对夏朝的记载虽然丰富,但因年代久远,在考古学方面一直没有多少突破,又因始终未能找到同时代的文字记载而被学界质疑。自1959年夏,考古学家徐旭生率领小组开始在河南省中西部、山西省南部一带开展“夏墟”的调查[參 19]。1953年,在河南登封市唐庄乡花玉村发现了一处遗址,这便是1960年定名为二里頭文化的首处遗址。随后,又在中西、南地区发现了偃师二里头村、巩义稍柴村、登封告成镇、汝州临汝镇煤山街道、山西运城夏县东下冯村等多处类型相似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其中,因河南偃师二里头村的遗址最为丰富、典型,故得其名。二里头文化有以豫西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和以晋南东下冯遗址(山西运城夏县东下冯村)为代表的东下冯类型。此外又有观点认为汝州临汝镇煤山街道的煤山遗址归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特别类型——煤山类型。这些遗址的地点分布均符合文献中记载夏人活动的区域,其地层年代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註 6]缺环之间的五百余年。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四个文化在黄河中游区域呈现出文化叠压的现象。二里头文化叠压在商文化之下,龙山、仰韶文化之上。夏朝在文献中的年代概念便是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转向青铜时代的过渡期。依碳-14放射性定年法,二里头文化被定于约前2395年至前1625年间[參 20]。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期[註 7],其中第三期内涵尤其丰富[參 22]。第一期的绝对年代测定为前1620±95年(树轮校正作前2080年—前1690年),以平底夹砂黑陶和泥质黑陶为典型陶器,另有少量灰陶,纹饰以蓝纹为主。一期的盆罐物品造型类似河南龙山晚期遗址出土物品。第二期陶器以灰陶为主黑陶为次,细绳纹居多,蓝纹减少。三、四期以夹砂灰陶、泥质灰陶为多,罕见黑陶,粗绳纹首次出现,绳纹几乎全面代替蓝纹。其绝对年代测定为前1245±90年(树轮校正:前1590年—前1300年),与早商相当。一二期与三四期差异显著。铜器在第三期首次出现,说明二里头三、四期文化已步入青铜时代。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四期层已出土青铜器百余件,一二期则无一件,甚至连红铜渣都未见到。若认定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墨子》、《左传》等写道夏人“铸鼎于昆吾”、“铸鼎象物”等记载未必可信[註 8]。从出土文物的特征看,一二期近似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煤山遗址类型,三四期更接近早商二里岗文化洛达庙期

学者们至今还对此四期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否归属夏文化持有分歧。主要观点有以下十四种[參 23][參 24][參 6][參 25]

  1. 仰韶文化便是夏文化[註 9]
  2. (典型)龙山文化是夏文化。
  3. 灰陶文化是夏文化。
  4. 齊家文化是夏文化。
  5. 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
  6.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頭文化一期是夏文化[註 10]
  7.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属于早商文化。
  8.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全四期属于夏文化。
  9. 二里头一至三期属夏文化,四期则属早商文化。
  10.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一至三期属夏文化,四期则属早商文化。
  11. 东下冯类型陶寺类型文化是夏文化[參 31][參 32][參 33][參 34]
  12. 良渚文化是夏文化[參 35]
  13. 二里头四期全属夏文化,而河南龙山文化不属于夏文化[註 11]
  14. 目前尚未发现夏墟,二里头文化实际是夏时期的早商、先商文化。

仰韶既夏和龙山既夏论点在1950、60年代有了新的考古发现之后未再提出。1960年代随着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各分层的归属问题开始浮现,或认为是早商文化、先商文化,或认为是夏文化、夏时期文化。其中以郑州洛达庙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晚期文化的洛达庙类型一度被划归早商文化,随后东干沟、七里铺、灰嘴等遗址亦被划归早商文化。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早商文化,而偃师二里头遗址则是汤都西亳。学者们于1977年的登封讨论会上就王城岗、二里头、东下冯三处遗址对二里头文化的归属作出总结。定性“夏文化”为夏王朝时期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夏民族的考古文化遗存,并据此提出四种观点:二里头全四期为夏文化;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三四期为早商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三四期为早商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全四期为夏文化。前两种观点为主流,而多种观点一致认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属夏文化[參 38]王玉哲晁福林等学者认为观点⑦最有说服力,认为一二期与三四期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文化,而其他观点无法解释第二期与第三期文物特征出现的明显差异[參 36]。斟酌出土文物的绝对年代可以看出一二期基本处于文献记载的夏朝中晚期,而三四期已跨入到商朝早期。分析文物特征,第三期文物出现两种文化因素并存的现象,此时期偃师地区的政治、文化发生过大变革,一种观点以史籍记载的成汤灭夏作为解释。认为二里头文化全四期属夏文化的学者把二里头文化看作区别于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的独特文化。全四期的文化面貌是一脉相承的。二三期间的变革是一种渐变,不是受到外来因素影响的突变,偃师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在第三期才升为都邑,所以兴建城郭。绝对年代跨入早商的第四期被解释作夏文化在商初的遗留[參 21][參 39][參 40][參 41]。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在中国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且二里头的第一期不是最早的夏文化,又普遍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斟鄩[參 6]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根据地域分作晋南三里桥、豫西王湾、豫东王油坊、豫北大寒四种类型,其中豫西王湾类型直接叠压在二里头一、二期文化遗址之下,二者的文化内涵之联系十分密切,二里头一、二期应系由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直接发展而来。杜金鹏认为在二里头二期文化晚期,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远距离迁徒,其后的三、四期较前二期分布更广,二里头后期文化的传播地点又与桀奔南巢、桀子迁北的记载吻合,非事出偶然,应与夏商之际夏族的迁徒相关[參 42]。二里头一期的文化面貌不同于后三期,一期本身持续时间不长,夏文化应该还包括相似的河南或中原的龙山文化晚期,其中豫西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註 12]主要分布于洛阳平原,与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址的分布相符,二者的考古学年代总跨约四百八十年左右,与《竹书纪年》记载夏积年四百七十一年相近[參 30]。1980年代初,孙华等认为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尚有约百年的缺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文化特征仍然处于原始氏族部落阶段,并没有国家形成的迹象,可能只有豫西类型的其中一种属于夏部族的先夏文化。二里岗文化下层是二里头文化四期的衍生文化,是属于继夏兴起的早商文化,只有其前的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属于夏文化[參 43][參 44]。1980年代中后期,在河南新密市发现新砦遗址,随后又在附近发现类型相似的遗址,从而弥补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的文化空白,被称作二里头文化的新砦期,其下又分作早晚二期,使得二里头文化的分期增加至六期。新砦期文化的文化遗存的特征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之间,沿袭关系非常明显,是二者的文化过渡期[參 45]。1983年发现的偃师商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距离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可以算是夏衰商兴的表现,所以夏商的分界线应当在三、四期之间,前三期与新砦期属于夏文化,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遗址可能是最早的夏文化的遗存[參 46]

参阅[编辑]

注释[编辑]

  1. ^ 1987年又发现第三件牌饰。牌饰所绘兽物类别不明。2002年又在墓区中出土一件大型的绿松石龙形器,猜测可能与首迁斟鄩的夏族首领太康有关,而先前发现的三件牌饰可能是龙形器的简形。[參 1]
  2. ^ 徐良高据此怀疑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一、二号基址并非宫殿而是宗庙建筑,或可以说明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实行祭政合一体制。[參 15]
  3. ^ 《尚书·夏书》其中的这一章段的原文未能传世至今,只得参考《左传》引文。
  4. ^ 另作“陶文”。
  5. ^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二十四种陶纹符号
    [參 18]
  6. ^ 一作“二里冈文化”。
  7. ^ 1960年至1974年间分为早、中、晚三期,而后又从晚期分出第四期。[參 21]
  8. ^ 见于《墨子·耕柱》、《左传·宣公三年》。
  9. ^ 徐中舒翦伯赞为代表。[參 26][參 27]
  10. ^ 范文澜郑光杨宝成为代表。[參 28][參 29][參 30]
  11. ^ 邹衡田昌五为代表。[參 36][參 37]
  12. ^ 以河南临汝煤山遗址为代表,故称“煤山类型”,又以河南洛阳王湾遗址为代表称作“王湾类型”。[參 24][參 6]

参考资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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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连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