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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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Fu Ssu-nien.jpg
政黨
出生 1896年3月26日
 大清山東省东昌府
逝世 1950年12月20日(54歲)
 中華民國台北市
學歷
  • 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文學門畢業
    (1919年)
經歷
  •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研究
    (1923年)
  • 德國柏林大學哲學院研究
    (1926年)
  • 国立中山大学教授
    (1926年-)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1928年11月-)
  • 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
    (1933年-)
  • 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
    (1933年-)
  • 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38年-)
  • 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1937年-1948年)
  • 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1946年)
  • 立法院(第一屆)立法委員
    (1948年-1950年12月20日)
  • 政治協商會議會員
  • 國立北京大學代理校長
    (1945年-1946年)
  • 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8年-1950年12月20日)
  • 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1949年1月20日-1950年12月20日)
中央研究院院士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1948年第1屆)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東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生于山东聊城,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運動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者。曾任國立北京大學代理校长、國立臺灣大學校長。他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之原則影响深远。

家世[编辑]

其七世祖为清朝第一位状元傅以渐,曾官至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侄子傅樂成隨他到台灣,在台灣大學歷史系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1970年代出版《中國通史》。

侄子傅樂煥英國倫敦大學博士,1951年從英國回到中國大陸。1966年5月2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殺身亡。

生平[编辑]

早年[编辑]

幼年喪父,由祖父及母親撫育成人。

1909年就读天津府立中学堂,1911年,与聊城乡绅丁理臣长女丁馥翠结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四年考试三次全班第一。1916年進入北京大學。

1918年春夏与罗家伦毛子水等20餘人组织新潮社,仿效《新青年》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与北京大學国粹派论战,影响颇广。傅斯年也因此成为著名学生领袖。

1920年,他去歐洲,在倫敦大學學院研習三年半後,轉赴柏林大學。在遊學六年半時間中,大部份時間都在研讀實驗心理學在內的自然科學,在柏林大學後期才開始閱讀比較語言學,並學習東方語言

台大校史館中傅斯年校長的塑像

學成回國[编辑]

1926年10月,傅斯年應中山大學之聘回國。1927年任該校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並兼中國文學史學兩系之主任)。1928年积极筹划并负责创建了著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后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伐胜利后,傅斯年在蔡元培家吃饭。傅斯年喝醉了酒,信口乱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元培听到这里,声色俱厉地道:“这除非你做大将!”傅斯年惊得一下醒了酒。

1934年夏天,三十八岁與丁馥翠离婚,与同學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綵结婚。1944年,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孔貪污舞弊[1],罵他是皇親國戚。事後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蔣介石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我絕對信任。”蔣介石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分別發表了兩篇文章:《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和《宋子文的失敗》,痛批當時行政院長宋子文:「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觀觀察,套購外匯和黃金最多的人,即發財最多的人。」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

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编辑]

1945年,傅斯年50歲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堅決反對留用汪精衛政權時期北京大學教員,所有汪精衛時期北京大學的教職員都被開除。

1946年9月6日,傅斯年交棒給先前在美國辦外交的候任校長胡適[2]

影響及評價[编辑]

傅斯年堅持「民族氣節」、「正是非,辨忠奸」,將汪精衛時期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全部開除,學生學籍和學歷都不承認,要先補習才能參加學歷甄審入新北大。

傅以汪精衛時期華北政務委員會國立北京大學的圖書資料和設備房舍為基石重新開始,結合原西南聯合大學和新邀聘的朱光潛金克木季羨林等師資,成立擁有文、法、理、醫、工、農6個學院和文科研究所(擁有陳寅恪等多位導師)的國民政府國立北京大學

朱光潛主持西方語文學系,在文學院新成立東方語文學系,請從德國梵文回來的季羨林做主任,與金克木等教梵語巴利語馬堅等教阿拉伯語中日戰爭周作人創辦的東方文學系只有日本語專業,而且早已停辦(金、朱是從武漢大學請來)。

各院院長依序是湯用彤周炳琳饒毓泰馬文昭馬大猷俞大紱

傅自己承認「有一件好事,即北大並無太大之損失……尤其好者,是偽文學院添了好些書。」[3],對自己的老師周作人為首的留平北大人仍極力清算。

有些師生們投向了左翼陣營懷抱,連被傅視為「漢忠」的許多學人也對國民政府非常失望,6位院長和羅常培俞平伯朱光潛季羨林金克木賀麟雷海宗鄭天挺錢端升汪敬熙等教授先生都迎接人民解放軍

傅的親戚俞大紱陳寅恪(俞是內兄,陳是內表兄)留在中國大陆

周作人寫的“倉卒騎驢出北平,《新潮》餘響久消沉,憑君篋載登萊臘,西上巴山做義民。”和“次有齊魯民,生當靖康際,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義,待得到臨安,餘肉存几块,哀哉兩腳羊,束身就鼎鼐,犹幸製熏腊,咀嚼化正氣,食人大有福,终究成大器,講學稱賢良,聞達參政議,千年誠旦暮,今古無二致,舊事倘重來,《新潮》徒欺世,自信實雞肋,不足取一胾”對學生傅君怨恨諷刺也不是偶然。

台灣大學校長[编辑]

1948年12月15日,南京行政院批准台灣大學莊長恭校長辭職,同時發表傅斯年校長人事案。

1949年1月5日,陳誠接掌台灣省政府,當日即致電傅斯年「弟已於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須有識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濟。弟一時不能離台,希先生速駕來台,共負巨艱」。[4]1月19日,他飛到台北,1月20日從代理校長杜聰明(1948年12月7日開始代理)手中接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1949年6月學期結束前,發生文學院外文系李霽野教授棄職逃離台灣事件(李在四六事件后逃走,輾轉到了天津)。

1949年7月11日,又名葉青的任卓宣在台北《民族報》發表《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開信——論反共教育與自由主義》,指控傅校長不但是蔡元培、胡適兩先生之高足,且繼承北京大學自由講學、自由研究的傳統風氣。出任臺灣大學校長後,亦將自由主義作風帶到臺灣來,在學術自由的掩護下,所聘教授中,竟有共黨分子和親共分子,以致學校成為政治上的特區,院系成為共產黨細菌的溫床,赤焰相當高漲。

傅斯年發表了《傅斯年校長的聲明》和《傅斯年校長再一聲明》,表示「對於文學院教授李霽野無故離職,傳聞前往共區一事,已經校內行政會議決議予以停薪處分,並函請警備司令部派員查明在案,校方完全依法辦理,豈有袒護親共分子之理?學校必定有聞便查,查明便辦,絕不護短。」[5]

從這件事可看出傅校長試著要在中國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和北京大學式的兼容多元學風中取得平衡的艱苦。

受命於危亂之際,他積極「替台大脫胎換骨」。據說,傅斯年常去找蔣中正要辦學經費,他每去一次陽明山,必定是「滿載而歸」,是敢在蔣中正面前從容蹺起二郎腿、抽著煙斗的人[6]胡適也感慨:說傅斯年是他“最好的諍友和保護人”。1949年4月6日台灣大學和師大發生“四六事件”,爆發軍隊闖入校園,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徑行進入台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親自找國民政府官員交涉,要求逮捕台灣大學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他甚至向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司令彭孟緝警告:“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但事後陳誠採取懷柔的措施來安撫社會大眾與台灣大學教職員,並邀傅斯年等台大教授餐敘;會後傅斯年與其他教授表示:「贊同政府整頓學風,惟希望被捕學生除行為不法者,即予依法辦理外,其餘早予保釋,對於各校實際困難問題,亦望能協助解決」,顯見傅斯年亦非一昧支持學生任何行為。

埋骨台灣[编辑]

晚年傅斯年身體肥胖,患有高血压,医生嘱咐他少吃或不吃盐,並戒肉类荤腥。又查出患有胆结石。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臺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行政質詢時過度激動,「突患腦溢血逝世於議場」[7],享年55歲。當時有郭大砲(郭國基)罵死傅大砲的說法[8]。当时的新闻报道曾广播说“傅斯年先生弃世”,被其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死”,引发小规模学潮,直到官方出面解释才平息[9]。傅斯年逝世後,葬於台灣大學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鐘」;其中,傅鐘啟用後成為台灣大學的象徵,每節上下課會鐘響二十一聲,因傅斯年曾說過:「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10]

社會活動[编辑]

傅斯年對於「教育學」這門學問,跟「國醫」(中醫)也有他獨特見解。

台灣國語日報》創刊后,傅做了首任董事長,直到去世。

主要著作[编辑]

單篇論文[编辑]

  •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年)(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1期:頁3-10)(廣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周頌說》(1928年)(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1期:頁95-112)(廣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大東小東說》(1930年)(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卷第1期:頁101-109)(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論所謂「五等爵」》(1930年)(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卷第1期:頁110-129)(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姜原》(1930年)(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卷第1期:頁130-135)(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1930年)(刊於《安陽發掘報告》第二期:頁349-386,上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本所發掘安陽殷墟之經過》(1930年)(收入《安陽發掘報告》第二期:頁387-404,上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明清史料發刊例言》(1930年)(收入《明清史料甲編》第一冊:頁1,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夷夏東西說》(1933年)(收入《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頁1093-1134,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周東封與殷遺民》(1934年)(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卷第3期:頁285-290)(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講義[编辑]

  • 戰國子家敘論》(1927年,國立中山大學講義)(後又收入《傅孟真先生集》第2冊、《傅斯年先生全集》第2冊)
  • 詩經講義稿》(1927年,國立中山大學講義)(後又收入《傅孟真先生集》第2冊、《傅斯年先生全集》第1冊)
  • 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1928年,國立中山大學講義)(後又收入《傅孟真先生集》第2冊、《傅斯年先生全集》第1冊)
  • 史學方法導論》(1933年,國立北京大學講義)(後又收入《傅孟真先生集》第2冊、《傅斯年先生全集》第2冊)

單行本[编辑]

選集[编辑]

全集[编辑]

  • 傅孟眞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傅孟真先生集》(1952年,台北:國立臺灣大學)
  • 傅孟眞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陳槃等校訂增補,《傅斯年全集》(1980年,台北:聯經
  • 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2003年,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相關紀念陳列室[编辑]

「傅斯年紀念室」位於台北市南港區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內,內部陳設相關文物,以及相關文獻與著作。並設置相關影音多媒體動畫,呈現傅斯年先生一生與圖書館的相關重要典藏。該紀念室於每週週一至週五均開放參觀。

另在山东省聊城市东关大街路北有「傅斯年紀念室」又称傅氏祠堂。系傅以渐家祠之正堂。现辟为展厅,主要陈列傅斯年生平事迹大型图片和傅斯年半身汉白玉雕塑。2006年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面阔3间,通阔12.8米;进深2间,前带廊厦,实为三间,通深8.2米。祠堂外观为砖墙、瓦顶、硬山脊,正脊饰花草螭吻。祠堂各间面阔相等,均为4米,廊深1.6米。前廊与正堂有木质花棱隔扇,三间隔扇均能作门打开或关闭。堂内有金柱四根,柱高5米,柱础为古镜式,柱间纵距为4.8米,柱头之上是五架梁,其上为三架梁,正中脊瓜柱上是正心桁。梁、檩均有随梁和随檩枋,方椽之上是扒砖顶。北侧金柱距北墙1.3米,墙内藏后檐柱,上梁施抱头与金柱相连。

评价[编辑]

胡適曾評價傅斯年:“他的感情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傅斯年在認識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場,當著胡適大罵:“我若見了丁文江,一定要殺了他!”後來胡適介紹兩人認識,兩人卻成為莫逆之交。

注释[编辑]

  1. ^ 曾任南京《中央日報》主筆的程滄波曾說:“在重慶時,有一次在參政會開會之前,我好幾次到聚興村他的房內,看他拿著一個小箱子,藏在枕頭底下,寸步不離。我問他裏面是什麽寶貝?他很緊張地說,這是他預備檢舉某大員的證件。”(《記傅孟真》,程滄波,載臺灣《新聞天地》第156期)。羅家倫回憶:“有一次在重慶為了一種公債的案子,他在國民參政會發言到結束的時候,鄭重聲明他這番話不但在會場以內負責,而且在會場以外也負責,他願意到法庭對簿。這話使全場興奮,可是使我為他捏了一把汗。會後我去看他,問他為什麽敢作這樣肯定的話。他說,‘我沒有根據,哪能說這話。’於是他取出兩張照片給我看。可見他說話是負責的,絕對不是大炮者之可比,也絕不是聞風言事的一流。這種風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元氣淋漓的傅孟真》,羅家倫,原載 1950年12月31日,臺北《中央日報》)。《觀察》周刊的主筆儲安平於2月16日致信傅斯年說:“先生在參政會慷慨陳詞,主張清查宋、孔產業,舉國共鳴。國事如此,憂心如焚,頃聞先生將為《世紀評論》連寫兩文,促宋下臺,讜論一出,行見全國響應。不知先生擬寫之兩文中,能否分賜一篇惠交敝刊?”(《儲安平文集》,下冊,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出版)
  2. ^ 詳見林景翰,《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及其實踐:以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與臺灣大學校長為例(1930-1950)》
  3. ^ 林文引《傅斯年全集》
  4. ^ 內戰
  5. ^ 歐素瑛〈貢獻這個大學于宇宙的精神-談傅斯年與臺灣大學師資之改善〉
  6. ^ 李敖《李敖有话说》
  7. ^ 張之傑等《20世紀臺灣全紀錄》,台北錦繡出版社,1991年。
  8. ^ 《陈寅恪与傅斯年》傅斯年之死(2)
  9. ^ 傅斯年: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东方早报. 2010-12-27 [2014-06-18]. 
  10. ^ 台北故宫人. 光明日报. 2011-03-28 [2011-03-31] (简体中文). 

參考[编辑]

  • Axel Schneider著,關山等譯:《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 王汎森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北京:三聯書店,2012)。
教育職務
學術機關職務
國立北京大學
前任:
蔣夢麟
(不被承認(日占時期):錢稻孫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代理
1945年10月 - 1946年9月6日
繼任:
胡適
國立臺灣大學
前任:
杜聰明代理
(正任:莊長恭
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第四任
1949年1月20日 - 1950年12月20日
繼任:
沈剛伯代理
(正任:錢思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