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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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宣言》,全名為《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是1935年8月1日王明第三國際指示,自莫斯科中國共產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名義所發表的一篇宣言,內容主旨是要求停止內戰,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1][2]

宣言的背景[编辑]

1935年是世界政局变化的一年[2]。日本军队在熱河戰役佔領熱河之後,又步步進逼,意圖進一步進佔冀東。之前的1932年至1934年德國希特勒政權崛起,造成共產國際所屬最大的德國共產黨支部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有鑒於此,共產國際執委會舉行第十三次全會,依據庫西寧的報告,通過「法西斯主義、戰爭危險與各國共產黨的任務」提綱[3]

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會前共產國際正面讚揚了中國共產黨在中東路事件上所做的偉大貢獻[4],會後提出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根据義大利共产黨领导人、共产国际主席团书记处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報告,通過了《帝國主義準備新的世界大戰與共產國際的任務》的決議,指出:

“共产国际为维护和平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的任务”:“为拥护和平和保护苏联而斗争”;“建立人民统一战线,以拥护和平和反对挑战者”;“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与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进行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军备的斗争”;“进行反对民族侵略主义的斗争”;“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和拥护民族解放战争”。

决议中特别指出:

“共产党员,务必积极拥护被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底民族解放斗争,尤其是拥护中国苏维埃红军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应当竭力扩大民族解放斗争底战线,吸收凡是决意抵抗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侵略行动的民族势力,来参加民族解放斗争”

根据曼努意斯基(共產國際主席團書記處書記)的报告,通过了《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及其全世界的歷史意義》的決議,指出:

“苏联社会主义底胜利具有全世界的意义”,“在共產國際所有一切支部前,擺著以下的首要任務:用所有力量和所有方法,來幫助鞏固蘇聯,來反對蘇聯的敵人”

根据威廉·皮克(共产国际主席团书记处书记)的报告,通过了《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的決議,指出:

“因此,向共产国际执委提议……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不要机械地把一国底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笼统公式去替代具体的马克斯主义的分析。”[5]

根据共产国际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报告,通过了《法西斯主义底进攻和共产国际为造成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底任务》决议,这一决议是七次世界大会最重要的议案[5],其主要内容如下:

“实现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底斗争统一战线,乃是国际工人运动底主要的最近的任务”,“在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时候,遵照下列的指示:保护工人阶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直接利益”,“用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和动员群众的独立工作”,“实现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应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应当加紧反对社会民主党里的反动派别”,“应当利用选举运动”,“建立广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或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底政府”。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共产党员底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建立反帝人民战线”,“在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与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连结起来。这个运动,应当在下列的口号下进行: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强盗,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苏维埃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底解放斗争的团结的中心”

同时,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还在長征途中。事实上,1934年6月起中共中央便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6]

宣言的起草和发表[编辑]

在会议期间,驻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立即将这些精神与中国华北的局势联系起来。团长王明之前在基斯洛沃思克疗养,闻讯后立即赶回莫斯科,与康生吴玉章林育英等代表团成员商讨后,为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和解决中共在国内的困境,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2]。王明又专门请当时为《救国报》编辑的胡秋原为文章润色,胡秋原阅后评价其“冲破了‘关门主义’的小圈子和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反映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愿望。”[7]

书成之后,王明将文章译成俄文,交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观看,得到了他们的赞许。8月1日,中共代表团将这份宣言改名为《八一宣言》,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上发表。季米特洛夫在会议上赞扬了这份宣言的精神。之后,这份宣言在几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刊上发表,包括英文版的《共产国际通讯》和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报刊《救国报》第10期第2版(10月1日发表),以及俄文版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机关报刊,12月发表)[2]

宣言的內容和影響[编辑]

該宣言首先提及當時日本對中國侵略,陳述了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東三省與華北四省被日軍侵占的事實,聲明國家民族“已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提出“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的口號。隨後又批評了蔣介石,閻錫山,張學良等“賣國賊”的“不抵抗”政策以及“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以及“中日親善”、“中日合作”等口號,並譴責“日寇對我國的領土侵略和內政幹涉”與“漢奸賣國賊”“降日賣國之露骨無恥行為”,提出“一切中國人的事,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認為“我同胞抗日救國事業之所以還未得到應有勝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日寇蔣賊的內外夾攻,另方面是由於各種抗日反蔣勢力互相之間存在有各種隔閡和誤會,以致未能團結一致。”[8]

之後,文章呼籲全國同胞和各黨派軍隊放下彼此的爭鬥歧見,“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同时在其中宣布只要國民政府的軍隊停止進攻蘇區的行動,實行對日抗戰,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就願意停止敵對行為,“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接著宣言中提出要求成立國防政府,並宣布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願意接受此政府的領導共同抗日。宣言拋棄只要「下層統一戰線」之主張,提出統一戰線包括上、下層。[9]宣言拋棄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口號,還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9]「八一宣言」初步糾正關門主義之錯誤,提出抗日民族統一陣線基本內容,標誌中國共產黨策略方針開始一個新轉變。[9]

这份宣言的发表之处远离中国。为了将其内容在中国国内传播,林育英将整份宣言背下来后,化名“张浩”,于七月底绕行中亚,穿越戈壁沙漠后来到中国陕西瓦窑堡。全程历时三个月半,到达时已经是11月中旬[2]。这时张闻天决定以“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工农红军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此宣言(称为“苏维埃和红军”的《抗日救国宣言》)[10]。与此差不多时候,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八一宣言》也传入中国[2]。在中國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北京等造成回響。

曹伯一認為,毛澤東發表的「抗日救國宣言」,其中並未提及「抗日以保衛蘇聯」,改用「抗日救國」,目的是沖淡狹隘階級性,以爭取國人同情。[11]

抗日反蔣[编辑]

1934年至1935年,長征中的中共中央與紅軍一直持“抗日反蔣”的口號,將所謂的“蔣賊”與“日寇”同時視為敵人。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發表的宣言已經開始提倡聯合國內一切力量,放棄內部爭鬥,聯合抗日。這兩者之間顯然有衝突。具體表現是王明等人在巴黎的《救國報》中刊登的宣言中極力沖淡反蔣的痕跡,並專門發布啟事說明並無反蔣,而中共中央11月28日發表的宣言中仍然將“抗日”與“反蔣”聯同,強調中共願意聯合的力量是在抗日反蔣的前提之下的[10]。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中共北方局北平临时委员会获得的是經由外國報刊得到《八一宣言》,工作方针从推翻国民党政府转移到承认国民党政府,通过合法途径,推动抗日统一战线运动,发动了一二·九運動

瓦窯堡會議[编辑]

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在瓦窯堡召開會議,在共產國際七大會議與《八一宣言》的基礎上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其中再次確立了成立“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中共的主要任務,同時將“抗日”、“反蔣”綁定一體。這個口號在1936年後才得到改變,變成“逼蔣抗日”或“連蔣抗日”。可以說《八一宣言》是中共對待抗日態度微妙轉變過程的一部分[12]

八一宣言與“國防文學”[编辑]

1935年底,“左聯”的周揚等人得到的是《共產國際通訊》的版本的《八一宣言》。正在推行“國防文學”口號的周揚等人覺得這份宣言與其理念正好相合,於是解散“左聯”,開始籌辦“文藝家協會”,並用“國防文學”代替“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口號。魯迅因此再次與周揚交鋒,並發展為“兩個口號”之爭[13][6]

王明國際派路線的錯誤[编辑]

1937年12月日軍攻陷南京,9至14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會議,王明發表〈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企圖聯合國民黨擴大抗日統一戰線,遭到毛澤東為首的國內派反制,形容其主張是右傾投降主義、幻想依賴國民黨、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查证请求]

參考文献[编辑]

  1. ^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三冊.42頁
  2. ^ 2.0 2.1 2.2 2.3 2.4 2.5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 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221页
  3. ^ 林華田.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透視.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5年9月.第12頁
  4. ^ 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基本文件——從共產國際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會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文學出版管理局印行.1935年.16頁
  5. ^ 5.0 5.1 中共史論,第三冊.郭華倫.國際關係研究所.1973年6月.65~68頁
  6. ^ 6.0 6.1 李永军. 周扬欣闻《八一宣言》正式发表之后. 2006-11-13 [07 21, 2012]. 
  7. ^ 裴高才. 胡秋原:我知道的《八一宣言》内幕. 《南京日报》. 2012年2月16日: (20). 
  8. ^ 朱育和,蔡乐苏,《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107頁.
  9. ^ 9.0 9.1 9.2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422頁
  10. ^ 10.0 10.1 谢永敬. 《國民黨興衰史》. 台湾商务出版社. 2003年1月. ISBN 9570517670 (zh).  第248-249页.
  11. ^ 中共延安時期之政治經驗.曹伯一.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73年12月
  12. ^ 顧則徐,《永遠的共軍總司令:朱德》,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isbn:9789862213896,第556-557頁.
  13. ^ 陳正茂,《各擅風騷──民國人和事》,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第1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