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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宗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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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宗派事件
冷戰去史太林化的一部分
日期: 1956年8月30日
地点:  朝鮮平壤
結果: 改革派大敗,紛紛被肅清或逃亡海外。
參戰方
金日成游擊隊派 黨内改革派(延安派蘇聯派
指揮官和领导者
金日成及其支持者 金斗奉崔昌益延安派)、
朴昌玉蘇聯派)等人

八月宗派事件朝鮮語8월 종파 사건)是指1956年8月30日期間朝鮮政府內部一些高級官員試圖在朝鮮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8月中央全會廢除時任勞動黨委員長國家最高領導人金日成並取得對政府的控制,然最終未遂的一場政變。政變的領導人包括內閣副首相、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長、建設部長、商業部長和職業總同盟委員會委員長等,均為勞動黨內的改革派成員。他們反對金日成進行個人崇拜,又認為他所推行的經濟政策和路線出現嚴重的問題。此次政變僅在短短半天內便被瓦解,金日成的權力不但未有受到挑戰,反而逐步鞏固起來,更間接奠定了金氏家族對朝鲜長久的獨裁統治,也影響到該國與蘇聯中國的關係。故此,這政變被歷史學家視為是對朝鲜影響最為深遠的事件之一[1]:222[2]:193[3]:157

背景[编辑]

對內:派系林立與游擊隊派的崛起[编辑]

1948年,金日成被蘇聯擁戴為朝鲜的國家領導人,圖為1950年代的金日成。

自朝鲜於1948年建國後,該國的執政黨就為朝鮮勞動黨[1]:12。然而,由於該黨是由許多不同派別的共產主義者和民主主義政黨合併而成,因此在立國之初勞動黨存在不同的派別,其中又以從蘇聯而來的蘇聯派、與中國共產黨關係親密的延安派、由南部到來的國內派以及在日治時期反殖民地政府的游擊隊派為黨內的四大派系[1]:12。而在當中,游擊隊派和延安派因被認為在抗日期間功勞最大,加上得到蘇聯的支持,游擊隊派領袖金日成因而被推舉為最高領導人,延安派則在首屆的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選舉中取得了13席中的6個席位,兩派從而成為當時黨內的最具影響力的派系[4]。儘管如此,各大派系在韓戰前夕的關係還是大致和諧。

金日成對朴憲永等人的清洗引起發延安派和蘇聯派人的不安,因而埋下了政變的伏線。

1948年蘇聯紅軍正式撤出朝鮮半島,金日成失去了蘇聯的支持[5]:61。為防範其它派系趁機擴張,他在韓戰期間把各派系的領導人物肅清1950年12月,他先以延安派首領兼民族保衛省副相和人民軍炮兵司令武亭未能把守平壤而將其免職[6]。翌年,他又以修復水庫不力及阻撓黨的擴大等罪名撤消蘇聯派首領許歌誼的所有職務[6]1953年,他以國內派領袖朴憲永是「美國間諜」而將其逮捕[6]。同年7月,韓戰結束,金日成繼續其清洗行動,包括李承燁權五稷等的10人也在同日因間諜罪而被處死[6]。經過一連串的清算後,勞動黨內的延安派、蘇聯派和國內派勢力大受打擊,而以金日成為首的游擊隊派則正式冒起。然而,這也激發了如金斗奉崔昌益朴昌玉等延安派和蘇聯派官員的恐懼情緒,並計劃進行反撲[2]:155-156

對外:赫魯曉夫的興起和去史太林化[编辑]

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提出的去斯大林化間接觸發政變。

1953年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離世,經過一系列權力鬥爭後,赫魯曉夫出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在權力得以穩固後,赫魯曉夫推行一系統的措施。在政治上,他首先暫停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又一改過去莫斯科政府對衛星國的高壓統治,而改為懷柔管治。同時,他還容許局部的文藝自由化。在經濟方面,他改變過去斯大林政府依賴重工業集約農業的現象,允許有限的市場化。這些的政策隨後引發起周邊社会主義國家的連鎖反應,其中包括在1956年6月發生的波茲南事件保加利亞的經濟改革和中國雙百方針。儘管當時朝鲜實行鎖國政策,但朝鮮勞動黨改革派成員還是能通過在平壤出售的蘇聯報章得悉這些事件,他們也一度希望金日成會有所改變[1]:146

然而,赫魯曉夫的改革並未得到金日成的正面回應﹕朝鲜繼續實行高度集體化農業和依靠重工業發展經濟、金日成對其個人崇拜和打壓言論並沒有改善的跡象,這也導致了改革派成員的不滿,終使他們萌生出發動政變的主張[1]:147

策劃政變的改革派成員
名字 圖像 職位 派系 下場
金斗奉 Kim dubong 1919.PNG 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 延安派 失蹤
崔昌益 Choi Chang-ik.jpg 內閣副首相 延安派 被處死
朴昌玉 內閣副首相 蘇聯派 被處死
徐輝 朝鮮職業總同盟委員長 延安派 逃亡到中國
尹公欽 商業部長 延安派 逃亡到中國
李相朝 駐蘇聯大使 延安派 於蘇聯滯留多年,後來在1989年逃亡到南韓
李弼奎 建材部長 延安派 逃亡到中國
金承化 建設部長 蘇聯派 在會議前被金日成派遣到蘇聯學習科學,之後再沒有回國

策劃政變[编辑]

改革派在策劃政變期間不時於蘇聯駐朝鲜大使館會見,圖為改建後的俄羅斯大使館。

韓戰期間,朝鲜廣受破壞,需要大量的資金進行重建及發展經濟之用。為此,金日成在1956年6月1日7月19日出訪包括蘇聯、波蘭和東德等多國社会主義國家,以爭取更多的經濟援助[2]:156-157。期間,對金日成漸生不滿的改革派官員如金斗奉崔昌益朴昌玉徐輝尹公欽等趁機於在平壤的蘇聯駐朝鲜大使館會見,商討除去金日成的可行性和方法[1]:95。最終,擁有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議席的他們決定在8月2日4日舉行的中央全會彈劾金日成,因據當時的《朝鮮勞動黨章程》規定,中央委員會成員可選舉委員長,故此他們理論上也有彈劾他的權力[2]:183

為了爭取支持,改革派成員試圖拉攏金日成的親信。7月初,朴昌玉先後與外交部長南日和朝鮮女性民主聯盟委員長朴正愛面談,他告訴二人有人會在即將舉行的中央全會中反對金日成,並問二人會否參與其中,但遭到拒絕[2]:163

改革派試圖拉攏金日成親信南日的支持,但未能成功。

同時,改革派又嚐試爭取中蘇兩國的支持。朴昌玉先與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勃列日涅夫(後來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取得聯繫[1]:94。其後,駐蘇大使李相朝先到訪蘇聯[2]:177-178。翌日,朴昌玉又在蘇聯駐朝鲜大使館與該國使節費拉托夫(Фипатов)見面[2]:177-178。23日,則到崔昌益與費拉托夫會見[2]:177-178。另一方面,延安派人又多次到訪中國大使館,並和使館職員取得秘密連繫[1]:111。雖然當時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去史太林化頗有微言,但出於與金日成的在韓戰期間的個人恩怨和對延安派人被清洗感到不滿,他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均對政變表示支持[1]:112。在得到中蘇兩國的同意下,改革派的尹公欽8月2日通過大使館告知蘇方他們已經部署好一切[2]:161。一星期後,李相朝向蘇聯官員表示他們已議定好幾名可取代金日成的人選,又指一旦政變成功,他們會把金日成流放到海外[1]:97

自金日成當選最高領導人後,喉舌《勞動新聞》就不斷為其宣傳。圖為1950年6月27日的《勞動新聞》,封面刊登了金日成的一篇講話。

而事實上,改革派秘謀政變的消息早在7月下旬已經泄漏,當時身處南斯拉夫的金日成在得悉此事後決定提早返國[1]:98。7月26日,已秘密回到朝鲜的金日成決定將原本在8月2日至4日舉行的中央全會延期到8月30日和31日,以讓他作出部署。之後,金日成先與各中央委員會成員見談,他向眾人承諾會撥亂反正,又會減少其個人崇拜和對其過錯反省[1]:128-129。對於那些不肯服從的成員,金日成則以賂賄收買或是加以綁架,令其屈服[1]:128-129。同時,他又派遣警察監視改革派成員的舉動,並對他們的司機和保姆進行審問[6]。此後,他又召回剛出國的親信方學世回國佈置防范措施[6]。在會議坐席上,金日成也作出安排,他特意把改革派成員分隔,並在他們身邊安插其親信,用以抑壓他們的勢力[1]:129。 然而,對於金日成返國後的各種部署,改革派並沒有進行特別的調整,而是靜觀其變,這間接導致到之後的慘敗[2]:163-164

政變當天[编辑]

朝鮮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8月中央全會在8月30日至31日在平壤進行,原定的議程為金日成先匯報其出訪東歐各國的工作總結,然後由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朴金喆報告改進國內人民保健的工作事宜,但在金日成匯報完畢後,改革派成員不久後就搶先發言[6]

首先發言的是商業部長尹公欽,他批評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已達到不可藥救的地步,又認為勞動黨委員長不應由像金日成般不負責任的人來擔任[2]:170。尹的言論並未能得到各委員會成員的認同,反引來大量的罵聲,他更被指為「反黨分子」[2]:170。隨後,崔昌益試圖為尹辯護,並繼續把矛頭指向金日成,他質疑金過度發展重工業,並反對把從蘇聯得來的經濟援助用於發展經濟,而是改善民生之用。崔的意見很快就遭到金日成的反對,他反駁勞動黨不能只靠援助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唯有發展經濟才是改善民生的方法,並聲稱人民也不會支持崔的說法[1]:123。有見崔昌益失敗,朝鮮職業總同盟委員長徐輝接著發言,他對黨凌駕於工會顯得非常不滿,又認為工會的會員數目既然比勞動黨多,就應該讓工會獨立運作,才對工會有利,但他的主張也不獲得委員會成員的支持[1]:126。此後,會議的對立情緒變得更為緊張,建材部長李弼奎和朴昌玉在發言時也被四起的罵聲和噓聲打斷,幾乎無法完成其发言[1]:128。不久後,二人也被金日成的支持者視為反黨分子。

見大勢已去,改革派成員於午餐期間逃離會場。尹公欽駕車到蘇聯大使館試圖尋求庇護,但未有人應門[1]:130。隨後,他離開當地,並返回家中。當晚,他又與徐輝、李弼奎和另一名延安派成員金剛會合,並駕車一直北上。在路途上,他們通過賂賄的方式以確保不會遭到逮捕。翌日,他們乘漁船越過鸭绿江來到中國的安東市,再到北京[1]:133-134,其它的改革派人則選擇繼續留在朝鲜。

會議的第二天,即8月31日,所有的改革派成員已不知所蹤。金日成把日前反對他的人也列為反革命和反黨分子,並撤銷他們所有的職務。當中,尹公欽、徐輝和李弼奎更失去黨籍[1]:129

至此,這場由改革派發動的政變由會議展開到正式結束(成員們逃亡或是被定性為反黨份子),歷時僅有兩天。

後續[编辑]

中蘇代表團的到來[编辑]

1956年9月,彭德懷米高揚組成代表團訪問朝鲜,以了解該國在政變後的狀況,並在必要時廢除金日成最高領導人的身份。

從朝鲜高級官員潛逃到中國和大使館職員傳來的消息,中國和蘇聯意識到改革派發動的政變已經失敗,這引起了中蘇兩國對朝鲜政局的高度關注。為更深入了解該國的現況,毛澤東與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9月的會談中同意派出一隊聯合代表團隊到訪朝鲜,二人又主張通過代表團向金日成施壓,要求他放棄對改革派成員的清洗[1]:137。同時,他們又同意一旦情況許可下,會廢除金日成的黨中央委員長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身份,並另覓合適的人選[1]:138

9月20日左右,由彭德懷和米高揚所率領的代表團來到朝鲜,金日成對於這不請自來的團隊很不感冒,並鮮有的拒絕接送到來的使節[1]:140。23日,代表團和金日成展開會談。在這場會談中,金日成對中蘇使節承諾不會進行大規模的肅清[1]:142。由於金日成諾言得到使節們的認同,代表團最終沒有廢除金日成,並在不久後回國。

大肅清[编辑]

8月中央全會結束不久後,金日成就開始處罰其反對者。其中,被撤銷職務的朴昌玉和崔昌益分別被下放到鋸木廠和養豬場工作[1]:132。同時,金日成把矛頭指向延安派官員,他隨後宣佈崔昌益和徐輝是搞分裂和宗派活動的主謀,又認定政變是延安派的所為[6]。為此,他肅清了平壤市黨委員會中的多名延安派人[1]:135

9月,隨著中蘇聯合代表團的來到,金日成暫緩了對反對者的清算。在該月29日,朝鮮勞動黨的喉舌報章《勞動新聞》就發表文章稱黨會以「再教育、勸導和解釋」的方式教導黨內的滋事分子,以協助他們改過自身[1]:142。朴昌玉和崔昌益也從而可恢復原來的職位,尹公欽、徐輝和李弼奎的黨籍也失而復得[6]

然而,這種現象只維持了不到兩個月[1]:145。11月,金日成展開新一輪的清洗。他先以換發黨證為名除去為數不少的延安派人。此後,朴昌玉和崔昌益再度被撤銷其職務,並被投進集中營[1]:145。同期,平壤市黨委副委員長洪宣桓被指與改革派成員關係親密而被開除黨籍和職務[1]:145、尹公欽家人的糧食配給則被平壤當局中斷[6]。這次的清洗直至翌年的春季才結束。

1957年夏季起,金日成進行了為期一年的肅清。這次,共有1萬人遭到清洗,其中,約6000人被處死,其餘4000人被除去黨籍[1]:142。這些的受害人除了有殘餘的延安派人外,蘇聯派也成為被迫害的對象。當中,朴昌玉和崔昌益以協助美國日本從事間諜任務而被槍決;金斗奉神秘失蹤,據報於同年被殺;黨校校長夏甲則因不堪連番的審問而自殺;前通信部長金昌俠被冠上叛徒之名而被清算;徐輝和尹公欽的家人因連坐而被處死[1]:162-163。同時,平壤市黨委員會也被清空﹕前秘書長龔奉哲金元薛等20人被處決、另15人被長期監禁[1]:171-172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韓斌則先被下放到國立圖書館當館長,後來更被解除所有職務[7]。時至1958年夏季,除了金日成的親信外,延安派和蘇聯派已幾乎被一網打盡[8]

作為金日成的支持者,許貞淑是少數未遭清洗的非遊擊隊派人。

1960年,金日成發動最後一輸的肅清。他先把黨內150名「叛徒」處死,其中包括了45名的蘇聯派成員[1]:192。然後,他又以思想腐朽為由把黨內2000多名的中級和低級幹部整肅[8]。至此,延安派和蘇聯派內的只餘下如南日金昌奉朴正愛許貞淑等金日成的支持者。

金日成強化統治[编辑]

延安派和蘇聯派的改革派公開挑戰金日成使他意識到自己的根基未穩。為此,他在進行大清洗的同時又以各種的方式強化其統治。

金日成率先鏟除政圈外,被認為是不可靠的人物。學術界首先成為被針對的目標,金日成大學黨委書記洪樂正因接觸改革派成員而在1956年10月被處死[1]:162-163馬列主義學院院長宋君贊則在翌年被剥夺黨籍[1]:149。同時,平安南道有三千名教師因「政治立場問題」被取締[1]:148。接著,軍方成員被捲入其中,朝鮮人民軍海軍司令金七星、裝甲部長朴日武和首席工程師朴吉南在1957至58年期間被指與朴昌玉和崔昌益有聯繫而被逮捕,後來不知所蹤[1]:189。司法部門也在同期受到迫害,其副部長、首席檢察官、最高法院院長和數名司長也被免職[1]:142

之後,金日成把矛頭指向國內的衛星政黨。1958年11月,朝鮮社會民主黨天道教青友黨的黨魁洪奇旺金達鉉[9]被控為美國和日本間諜而遭到死刑[1]:198。翌年2月,兩黨被整肅[1]:199。此後,兩黨實力大減,在1957年的全國選舉中,他們共取得22個最高人民會議議席,然而,在之後的選舉內,他們僅得8席[10]

平民也成為金日成打擊的對象。1957年4月,最高人民會議通過一項特別法案,把公民出身成分劃分為3個等級,當中包括友好勢力、中立勢力和敵對勢力。被歸類為最低級的敵對勢力者不但會受到政府的嚴格監視,在官場和軍隊中也很難取得晉升機會[11]:202-204。這等級分類一直沿用至今,據估計,敵對勢力佔了朝鲜總人口的兩成[11]:198。此外,為達到互相監視之效,金日成又在1958年7月成立「五戶責任制」,每個家庭均需為「意識形態教育和彼此之間的行為」負責[1]:181

為強化統治,勞動黨在政變後大舉建立「革命活動學習室」。

與此同時,金日成還實在更強硬的史太林式統治。他大力推行集體化生產,在1959年末,全國己有95.6%的家庭加入集體化生產行列,是為全球之冠[1]:179。另一方面,他又致力打擊各私有企業。1958年,全國所有的私人企業已收歸國有[1]:179。另一方面,金日成在政變後更強調民族主義。他通過喉舌《勞動新聞》等一再強調朝鮮族人的德性和純潔,又鼓勵學生認真學習朝語,少學俄語,並重提美軍在韓戰所犯下的罪行,以團結民眾[1]:176-177

游擊隊派在第二屆政治局選舉後的勢力大幅擴張,而延安派和蘇聯派則嚴重萎縮。

金日成還進行鋪天蓋地的個人崇拜。自1958年起,宣傳機關多次要求藝術家歌頌黨和金日成,並要積極製作打倒階級敵人和反動份子的作品[1]:185。同時,金日成的名字和他提出的主體思想頻頻出現在《勞動新聞》,傳媒又不時報導朝鲜經濟的空前盛況,並將此歸功於金日成[1]:186。1958年,勞動黨又在全國各地成立「偉大領袖金日成革命活動學習室」以供國民了解金日成的事跡,這種的學習室遍佈各政府機關、工廠、農村人民公社和學校,僅在平安北道,就有863间金日成學習室[1]:200-201

金日成又借選舉加強對政府的控制。1956年4月,金日成在中央委員會選舉中進行大幅調整,在71名中央委員會中,新當選的共有43人,並只有28人連任﹔而在45名候補中央委員內,新當選的有43人,保留的僅得2人[12]。翌年,金日成發起韓戰以後的首次全國選舉。這次,在527個議席中,只得75人成功連任,其餘的都為新人[1]:183。1961年的第二屆政治局選舉中,游擊隊派取得11個議席中的其中6席,蘇聯派得2席(南日朴正愛)、延安派1席(金昌奉),無派系人士取代國內派獲得其餘兩席[1]:208。這時,整個議會已被金日成所操控。

1967年,金日成把遊擊隊派內的重臣肅清後,國內再無人能威脅他,更讓日後金氏家族的世襲統治打下基礎。

在這些的手法下,金日成在1960年代初已徹底消除各種威脅,權力已鞏固下來。加上他在1967年把被認為是權力過重的遊擊隊派人金道滿朴金喆朴容國等一一翦除後,他已成功掌握黨、軍、政三方面的控制權,從而奠定了金日成對朝鲜的獨裁統治,更讓日後金氏家族的世襲統治打下基礎[3]:314

與中蘇兩國關係的改變[编辑]

在朝鲜战争結束後,朝鲜實行親蘇疏中的外交政策[12]。1953年9月,即戰爭完結不久後,蘇聯向朝鲜提供10億盧布的無償援助,又把在戰時的2.98億元貸款延長了還款期,其利率也從2%減為1%[12]。1955年12月,金日成甚至對國民宣稱「愛蘇聯就是愛朝鲜」[5]:63。這段期間,朝鲜與蘇聯的關係空前友好[12]

反之,儘管中國提供了16億盧布的無償援助,豁免在戰爭期間共14.5億元的貸款,又資助學生出國留學[12]。然而,朝鲜卻對中國採取漠視的態度[12]。據蘇聯外交部觀察所得,駐紮在平壤近郊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居住環境十分差,而且朝鲜領導層鮮少到當地拜訪[12]。同時,朝鲜又否定人民志願軍對韓戰的功勞,在平壤的戰爭展覽館中,12個展廳內只有1個是留給志願軍,其餘的展廳也解釋朝鮮人民軍的作戰行動與志願軍毫無關係[12]。朝鲜的舉動引來了中方的不滿。為此,自1952年中國召回駐平壤大使後,直至1955年1月前外交部沒有再派新大使。另一方面,在朝鲜駐北京大使館的招待會中,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也「幾乎沒有和朝鲜代表交談」[12]

但隨著政變的出現,這局面逐漸出現變化。1956年,即政變發生後的第一年,金日成把政變歸咎於中蘇兩國在背後教唆,因此,他先後與兩國交惡。朝鲜先和蘇聯簽訂條約,規定擁有蘇聯國籍的朝鲜幹部成員只能從朝鲜或蘇聯選取其中一個國籍。另外,朝鲜又大量減少往蘇聯留學的名額。隨後,更只容許研究生到該國讀書。同時,朝鲜試圖挑撥中蘇關係,外交部不斷散播如北京政府認為蘇聯對波茲南事件的看法有誤和中國副外長私下與越南蒙古大使會見等不利中方的消息[12]。另一方面,朝鲜又對中國的請求,如恢復尹公欽家人糧食配給等的問題虛與委蛇。在這一年,朝鲜與中蘇兩國的關係也不好。

1957年,中蘇交惡日漸加劇,這使得中方需拉攏朝鲜的支持。9月中旬,中方邀請朝鲜來華訪問[12]。10月25日,金日成就人民志願軍駐軍七周年向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發賀電,兩國關係日漸升溫[12]。翌年,周恩來決定撤回所有駐紮在朝鲜的志願軍。自此以後,雙方的關係得到缓和。至於蘇聯,由於蘇方並沒有視朝鲜為重要的盟友,在兩國關係變差後,蘇聯並未有積極改善雙方的關係,導致兩國疏遠的關係一直延續至1964年才得以改善[13]

各方反應[编辑]

朝鲜[编辑]

自政變發生後,平壤政府一直對此事絕口不提。1956年9月9日,即政變發生後的兩周,《勞動新聞》才就中央全會加以報導,然而,該報章對改革派的行動一字不提[1]:130。1957年8月起,《勞動新聞》開始大肆批擊崔昌益等人,並稱他們為叛徒[1]:152。隨後的幾年間,他們又被冠上反黨、反革命和民族敵人等罪名,但該報還是沒有具體解釋他們如何反叛國家[1]:152。儘管如此,此舉還是成功的激起民憤,在千里馬郡,就有一群工廠工人宣稱要把「叛徒們一一投進2000摄氏度的洪爐中處死」[1]:163

中国[编辑]

政變發生以後,中华人民共和国對朝鲜的狀況表現得相當關注,並在初時對改革派表示支持,又給予他們保護。1956年9月3日,朝鲜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遣返出逃到中国的徐輝和尹公欽等人,但遭到中方拒絕[1]:155。同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批評金日成清洗反對者的行為,稱金日成是在搞史太林的那一套[12]。1957年,中国與朝鲜的關係緩和,毛澤東等人改變了對事件的看法,他們稱改革派成員為「反黨宗派」,隨後更宣稱「不願干涉兄弟黨和兄弟國家的內部事務」[12]。對於逃亡到中国的朝鲜前官員,中方也向平壤承諾不會給予他們任何官職[12]。此後,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沒有對政變改變立場。

蘇聯[编辑]

雖然蘇聯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樣對於事態發展表示關注,但他們的態度卻十分謹慎。負責跟進此事的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勃列日涅夫(後來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從未表態﹔自9月出訪朝鲜後,他也未有就蘇聯派人遭到清洗表示反對[1]:201。然而,蘇聯還是對潛逃到當地的改革派成員給予保護。其中,再三被金日成召喚回國的駐蘇大使李相朝就是在得到蘇方的默許下得以逗留在莫斯科,免被肅清[14]。同時,考慮到不少身在蘇聯和東歐各國的朝鲜留學生見證了匈牙利十月事件、保加利亞經濟改革等事件,這些學生返國後可能會被肅清,故此,蘇聯容許不想回國的留學生可留在當地工作[1]:193

參見[编辑]

資料來源[编辑]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英文)Andrei N.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The Failure of De-Stalinization, 1956.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ISBN 978082483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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