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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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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動
May 1967 Government House.jpeg
左派分子在港督府外示威和張貼反英大字報
日期 1967年5月至12月
衝突方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
相關團體:

左派組織
左派報章
  • 文匯報
  • 大公報
  • 新晚報
  • 香港夜報
  • 田豐日報
  • 新午報
  • 新華社
左派學校
  • 香島中學
  • 漢華中學
  • 培僑中學
  • 中華中學
  • 福建中學
  • 旺角勞工子弟學校

支持方:

National Embl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vg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指揮人士
楊光
梁威林
傷亡
死亡 51人
受傷 802人
被捕 1,936人
香港警察與示威者對峙街頭。
在1967年12月9日於錦田被激进人士槍击致死的警員李觀生出殯。

六七暴動,亦稱1967年香港左派暴动英语Hong Kong 1967 Leftist riots)、六七左派工會暴動反英抗暴或者香港五月風暴,當時參與、支持者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稱之為反英抗暴。现在一般公认其於1967年5月6日發動,於同年12月基本結束,是一場由香港左派展開對抗香港政府的運動,可能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其由最初的工人运动,演變成後來的炸彈襲擊等行動。六七暴動由罷工示威開始,到后来有反英示威工人被打伤打死、暗殺炸彈放置和槍戰。在事件中,全體香港警察取消休假候命,多次與示威者冲突,作出驅散、鎮壓及拘捕行動。期間,约212名警務人員在內的802人受傷,1,936人被檢控,及51人死亡(包括5名警察在暴亂中死亡,5名香港边境警察和一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裝分子在边境冲突中死亡,参加反英示威的群众约20多人因为镇压死亡(多人在监狱被虐待致死),7名市民遭炸死[1],電台主持林彬被燒死);涉及1,167個炸彈。[2]死亡人數僅次於1956年雙十暴動

其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少城市都爆发了支援“香港抗暴”的游行示威,英国驻华代办亦被红卫兵捣毁。香港商業電台節目主持林彬在節目中攻击左派的“暴力行徑”,已经有多人死难的工人十分愤怒,數日後,其本人與堂弟被人投擲汽油彈燒死,被認為是这次事件冲突激烈的標誌性事件。[3][4]六七暴動可算是香港發展的分水嶺,迫使當時的殖民政府改善施政,以防止香港各阶层矛盾激化,发生革命。[5]

背景[编辑]

香港重光以後,支持共产主义的勢力在香港開始活動,例如成立工會及組織工聯會等。1950年代,隨著中国共产党在大陸取得政權,大批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南下香港活动,大量共產黨的政工人員也進入香港活动,造成香港左右兩派對立。左派即指受中国共产党操控親共產黨的人士,右派為受国民党操控的親國民黨人士。香港政府同時壓制左右兩派。兩派均有不少人員被香港政府以「不受歡迎人物」名義遞解出境。

步入1960年代,隨著全球政治環境的影響,市民對政府的怨氣加深。1966年4月由於天星小輪的船票加價,引發九龍出現天星小輪加價事件

1966年5月,毛澤東在中國大陸進行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在8月指示不要在香港發動文化大革命。但同年12月3日,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葡萄牙政府最後接受澳門左派的要求,並一度提出即時交還澳門。香港的左派分子到澳門祝賀,同時學習澳門左派的鬥爭經驗。在月中時,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紅衞兵奪權、批鬥,香港激进分子接受新的指示,開始推動更激烈的鬥爭方式。

經過[编辑]

人造花廠工潮[编辑]

1967年4月,位於新蒲崗大有街香港人造花廠分廠發生勞資糾紛。當時工廠頒佈了極為嚴苛的規定,包括損壞生產機器的工人不會发放工資、廠方不允許工人請假等。勞資雙方談判不果,廠方更在4月28日以「生意收縮」為由解僱92名包括勞方代表的工人,並關閉分廠的啤機部。[6][7]

工潮在5月4日開始升级,部分工人強行入廠要求資方談判,左派工會介入,煽動工人在廠外張貼大字報毛主席語錄警察訓練分遣隊到場戒備,封鎖附近道路,有工人甚至阻止廠方出貨。5月6日,約150名工人在廠外集會,抗議資方解僱,並要求與資方談判,下午4時許廠方再度被在場工人阻止出貨,管工與示威工人發生肢體衝突,警方“調停”不果,局面更趨混亂,“防暴隊”採取行動,逮捕21名工人,過程中亦造成多名示威工人受傷。事後,左派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主席馮金水與兩名代表到黃大仙警署交涉,却遭當局扣押[6],并被控“非法集会”。

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在5月7日晚上,舉行控訴大會,控诉事件是警方「有計畫、有組織、有預謀的對我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進行瘋狂的迫害」;同日下午,港九工會聯合會派出楊光郭添海等人會見警務處處長提出「嚴重抗議」,警方代表因“案件進入司法程序”而不予回應[8],而報章《大公報》社論開始將事件政治化[6]。之后北京报纸称“港英政府行为是民族迫害,镇压群众是野蛮的法西斯暴行”,支持“香港市民上街抗暴”。

5月11日,香港工联会和各行业工会派员前往新蒲岗人造塑料料花厂慰问罢工的工人,工人囤駐在新蒲崗街道與警員发生流血冲突,警方派出由620多人組成的防暴隊以木製子彈開槍鎮壓,工人则以石頭和玻璃樽襲擊警員。[9]警方到黃大仙徙置區搜捕騷動者,期間一名13歲少年死亡(左派称於黃大仙徙置區第26座外被防暴隊打死[10];亦有說指是被群眾石塊擊中[6]。死因庭於同年10月裁定死於“橫禍”。)。鑑於事態嚴重,政府宣布當晚9時半起在東九龍實施宵禁,所有警員取消休假並隨時候命。工聯會在5月12日召開緊急理事會議,宣布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同日事件持續,警方在中午在東頭邨施放催淚彈驅散群眾,騷動至5月13日蔓延至黃大仙東頭徙置區土瓜灣,大批群眾在街上聚集,放火燒車及黃大仙徙置區職員宿舍,又进入新區辦事處和學校“制造事端”。當局出動大批英軍和警察訓練分遣隊鎮壓,又將宵禁時間提前至傍晚18時開始,局勢至5月14日才稍為平息[11]

鬥委會成立及宣傳戰[编辑]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在5月15日清晨召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爵士英语Sir Donald Hopson,遞交外交部的抗議聲明,把騷亂事件定性為「英國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的陰謀」,又指「港英當局利用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對中國居民和工人進行迫害」,要求英國政府責成港府接受工人和居民的正當要求、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等5項條件。當日,有紅衛兵北京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示威,《人民日報》亦發表題為「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的評論員文章,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立場[11]

港督戴麟趾在15日及18日兩度發表聲明,強調「維持和平與秩序,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最懇切的願望」,港府將盡力促使本港恢復安寧。英國政府在18日亦發表聲明,強調警方行動已保持克制,將全力支持港府履行維持法律及秩序的責任[11]

北京支持的消息對左派產生鼓舞,《文匯報》、《大公報》等報章廣泛報道,左派陣營更在16日於土瓜灣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會議,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成員有104人,而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主任委員,通過對港英政府法西斯迫害」的抗議書[11]。同日,在大陸政府組織下,北京40萬群眾遊行至英國駐華代辦處,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遊行前曾指示外交部,表明遊行隊伍須格守「不衝、不進、不砸」[12]

5月18日,北京市委举行各界人士支援香港斗争的十万人大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大会。由于副总理兼外长陈毅正在受批判,所以由副总理兼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谢富治发表讲话。除了谴责港英当局的"法西斯暴行",重申外交部声明中的几条要求外,他又宣布,"香港同胞学习,宣传,运用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是他们绝对的、神圣的、不侵犯的权利。香港英国当局没有任何权利干预。"[13]

鬥委會在成立翌日,楊光費彝民等17名鬥委會代表到港督府,要求向港督戴麟趾呈交「反對港英法西斯暴行抗議書」被抗諸門外,眾人在港督府門外揮動《毛主席語錄》及高呼口號。同日,香港政府成立由副輔政司韓美洵(其後改由姬達出任)領導的宣傳委員會,專責發布新聞、製作短片、引導輿論、地區組織等政治宣傳工作,其他成員包括霍德楊啟彥麥理覺[14]

20日,港督府一度成為集體抗議示威的主要目標。港府重申要維持秩序,限制到港督府請願人數,抗議行動於是轉到中環花園道皇后像廣場一帶。港九各地陸續有集會和示威,參加者除工人外,亦有學生及其他群眾,期間拱北行政府新聞處舊址(今長江集團大樓)播放歐西流行曲去鎮壓示威者。21日,暴動蔓延至中環並進一步惡化,警察訓練分遣隊發射催淚彈鎮壓。22日,中區的騷亂更加嚴重,示威者與警員發生流血衝突,167人被捕。暴動的工人及學生以左派報館、銀行、國貨公司、學校等為據點,出動示威,襲擊警員及行駛中的公共交通防暴警察到場以催淚彈驅散後,示威群眾即迅速撤回據點,讓警員疲於奔命,當局最後要在香港島區實施宵禁,是香港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首次宵禁。23日起,巴士電車煤氣公司、天星小輪等亦開始出現定時罷工

罷市,七名反英示威工人死难[编辑]

輔政司 祁濟時在港督戴麟趾離港休假後宣誓署任護督的情況,他與何禮文華民政務司、署理輔政司)和姬達防衛司、港督特別助理、副輔政司(特別事務))成為港府應對工人运动的核心決策人物

同年6月3日及10日,《人民日報》刊登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社論

6月6日,大埔十七村青少年及學生成立鬥委會。澳門一群和字頭三合會成員發表公開信,號召洪門兄弟團結同胞抗暴。

6月7日晚,「天星」渡轮,油麻地渡轮和九龙仓三个单位的工人,联合举行反迫害斗争大会。同日广州十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海口,佛山等地也爆发了群众游行。[15]

6月8日,港英当局防暴队进入港英工务局属下的电器机械厂镇压示威的工人。424个工人被捕,工人徐田波被捕后死于警署。当日下午,防暴队又到中华煤气场,驱散示威工人,逮捕六十名工人,工人黎松和曾明遇难。次日大公报发表社论,《暴行再升級了,抗暴也要再升級!》。同日港英当局搜查左派据点银都戏院。6月10日,港英政府机构与英资企业一万多任务人加入罢工的队伍。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午夜發電報給戴麟趾,為近日港府的一連串血腥鎮壓,提「最嚴重抗議」。[16]

6月11日沙頭角舉行反英抗暴示威,群眾包圍警署,解放軍及民兵高度警戒。6月12日香港七百艘漁船,共六千漁民乘船到鹽田,參加深圳沙頭角之聲討大會。6月13日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發表談話,指中國人民有權居住香港,可以自由回國,但絕不容許當局以莫須有罪名將香港同胞遞解出境。同日兩萬漁民海上反暴遊行。「防暴隊」突襲太古船塢職工宿舍,拘捕六個工人,事後通緝七人。[17]

6月15日銀都戲院被吊銷執照,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提最強烈抗議。6月18日,大陆試爆第一颗氢弹,香港左派大受鼓舞。6月19日維園女皇像被潑漆油、塗標語。[18]

6月22日,香港十家大专学院成立了「反迫害斗争委员会」,大专学生们在自己的学院里散发传单与标语。在英皇和皇仁两著名的官立英文书院,也先后出现许多传单和标语。同日左派工人各界为“三烈士”组成治丧委员会,要求港英当局交出三位烈士的遗体。[19][20]

6月23日晚,港英军警到港九树胶塑料业总工会镇压工人,冲突中拘捕七十余人,工人邓自强被枪击致死,工人邹松胜和罗进苟在被捕后死于警署。传有家屬在前往認屍時,都看到死者遍體傷痕,慘不忍睹。[21][22]

次日的6月24日,左派工會發動聯合大罷工。約6萬名工人響應。政府及公共交通工具公司以资产阶级的惯常手段對付罷工,將曠工僱員即時解僱。同日贊比亞共和國總統卡翁達在北京舉行的答謝宴,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宴會上發言指出:香港的命運取決於香港的愛國同胞和七億中國人民,而絕不取決於一小撮英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決心根據形勢需要,給予香港愛國同胞以一切支援,直至勝利為止。[23]

6月24日,沙頭角聯鄉會委員會在為徐田波、黎松及曾明三名工人開追悼會時,防暴队进入鎮壓,其後聯鄉會部份委員(溫果行、李文有、吳帆等)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界,逃避警方追捕。[24]

6月26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就23日港警襲擊樹膠工會、24日在沙頭角武裝鎮壓向英方提出抗議。同日被逮捕的卲氏工人李安及王煜森被提上法庭時,已奄奄一息,無法站立,李安在送院途中死亡,王煜森傷重留醫。

6月27日,左派學校罷課一天。6月29日,左派發動聯合大罷市,副食品價格一度上漲。銅鑼灣的中國國貨公司,都挂出了愛國烈士黑白的大頭照面向路人,都是死难工人徐田波、黎松、曾明等。[25]

6月28日廣州海陸空三軍和群眾八萬人集會,声称準備給予香港同胞一切支援。

6月29日,6位死难工人的烈士家属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港英当局提出五项要求:,一、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公布烈士死因;二、拨出永久坟场把烈士们安葬于同一个坟场内,并建筑纪念碑;三、不得阻挠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为烈士举行葬礼的要求;四、交出并严惩杀人凶手;五、赔偿一切损失。烈士家属在会上指责港英当局不敢公布死因并企图毁尸灭迹阻挠家属领取烈士遗体进行安葬。同日,宝安县集会游行抗议港英当局。[26][27]

反英示威工人街头被射杀和土製炸彈襲擊[编辑]

同年7月2日,罷市停止。7月8日沙頭角槍戰發生,双方互有死伤,此時香港出現傳言指北京準備收回香港,中英双方互相抗议。

7月10日周恩來傳達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指示對香港「不動武」。

7月11日,沙头角新界深圳五万多人追悼“反英抗暴烈士”,纪念在沙头角冲突中死难的张天生民兵。在深圳地区也有六千多人举行了追悼大会。

7月初後,港英的鎮壓手段不斷升級,香港警察在街头多次射杀左派工人,搬运工人郑浙波,马烈于西区被警察开枪射死,麦志华,何枫,余秀文等多名工人都被警察开枪射杀。7月16日,港九油漆总工会会员蔡南,朱日基被港英警察枪杀后,以斗委会、油漆工会为首,左派的行動進一步升級,開始以罐頭罐製造土製炸彈珠江汽水汽水瓶來製造燃燒彈襲擊警署,並以鏹水鹽酸硝酸的混合物)從高處襲擊經過的警車及公共交通,左派學校的實驗室成為了炸彈的製作工場。港府則對左派還擊,首次出動英軍搜查左派工會。之後陸續派軍警搜查各左派“據點”,使用緊急法例權力,拘捕及關押部份工人运动领袖,將他們拘押在摩星嶺白屋政治部囚室,部分人之後被遞解出境。7月11日。警方首次攻打華豐國貨公司,向公司內發射燃燒彈、催液彈。[28]7月12日,香港政府同時於港九兩地同時實施宵禁,是暴亂爆發兩個多月來的第一次。同日下午五時,大埔鄉事會會所首次發生土製炸彈爆炸。[7]

7月13日,凌晨的“宵禁”期间,港英当局把七位烈士的遗体强行埋葬。7月16日,激进工人强烈谴责港英当局“毁尸灭迹”,7月17日工人集会追悼“七烈士”。同日7名记者被逮捕,7月20日港英当局判决新华社记者薛平入狱[29][30]

8月4日,政府出動訪港英軍航空母艦上的直昇機從天台降落,上下夾攻左派在北角的據點、位於英皇道糖水道交界、大型國貨公司華豐國貨所在的僑冠大廈航空母艦HMS Hermes (R12)派出軍用直升機降落至僑冠大廈天台,軍警進入大廈逐家逐戶搜捕左派人士,主要目標之一為A座24樓4號室的學友社。當日英軍派出之直升機亦曾試圖降落至新都城大廈明園大廈天台,惟該兩廈天台面積不足以讓直升機降落,軍警遂游繩而下。大搜捕之翌日,位於僑冠大廈之華豐國貨公司竟能照常營業。警隊在大廈內除搜出各式炸彈武器外,還發現有設備完善、包括有手術室的“戰地醫院”(但在当年运动参与人士制作的《六七回望纪录片》里否认有“战地医院”炸弹武器之事,也因此港英搜捕大厦并未遇到任何抵抗)。凡是被发现家里藏有「毛主席语录」,都要被抓去。警方抓走了斗委会副主任,汉华中学校长黄建立和几个华丰工人,培侨中学校长吴康民因在三号晚离开侨冠躲过被捕。警方撤走后,北角的左派青年学生集合于华丰国货公司前面示威抗议港英捣乱民居。在这次示威中,掩护青年学生的工人们,开始用假炸弹封锁要道阻拦军警,为九月的真假炸弹阵埋下伏线。[31]

8月9日,根據緊急法令,警隊封閉多間激进學校及發出激进言論的報社,包括《香港夜報》、《新午報》和《田豐日報》。八月十五日,港英当局逮捕了五名记者,其中两个为新华社记者,另外三个是《文汇报》与《大公报》记者。同日港英警察进入长城电影公司的影星傅奇和石慧夫妇家中,并逮捕了他们。因在五月间参加九龙英资青洲水泥厂外工人罢工的『慰问团』,以及曾经参加港督府抗议示威,罪名为“涉及当前动乱",被关入摩星岭集中营。[32]

因为港警多次街头逮捕殴打甚至开枪打死工人,使用了卡賓槍、臼炮、裝甲車、直升飛機多种武器,不但在近距離開木彈,甚至使用實彈,工人出于自卫,为阻碍警察行动在街头摆放地雷阵,在港九各處鬧市放置真假炸彈。[33]炸彈上多數以大字寫有「同胞勿近」表明并非针对普通市民,電車巴士、街道上都有發現。炸彈虽然拦阻警察行动起到一定的效果,但襲擊除了擾亂市民生活外,人心惶惶,更造成無辜死傷。一名七歲女童及其兩歲弟弟即在北角被一包裝成禮物的土製炸彈炸死。負責拆除炸彈的警隊爆炸品處理課及英軍拆彈專家亦有被炸死或炸傷。[34]

紅衞兵火燒英國代辦處[编辑]

8月19日中國政府將駐北京路透社記者格雷軟禁,報復香港判新华社记者薜平坐監,后来港督戴麟趾將當時刑期最長的大公報記者黃澤的刑期由1971年2月減到去1969年12月,而當黃澤在12月2日放出之後兩日,北京才放返格雷。

8月20日下午中国外交部提议向英国政府提出限时照会,要求港英当局48小时内取消对三家香港报纸的出版禁令,释放十九名被关押的驻港记者,否则一切后果由英国政府负责,并在报纸上公布。[35]8月22日下午48小时时间到,英國駐北京代辦處紅衞兵放火燒毀,驻华代办被红卫兵殴打,並强迫其给毛澤東像下跪。被其拒绝[36][37]。《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当我们从地下室来到院子里时,院子里已有近5000人了。有人抓住我的头发拖,揪住领带勒,用手中拿着的东西朝我们打来。不一会儿,我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的……代办处的人不仅受到唾骂、挨踢,还被强迫向毛主席像鞠躬。后来警察进行了干预,将我们撤离了代办处大院。在向外走时,还有人不断撕扯我们的衣服。[38]

8月23日凌晨,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外事口造反派组织代表,强烈谴责了这次违法行为,后来在1971年3月2日接见新任英国代办谭森时就这次事件向英方作了正式道歉。[39]之后几天,中国驻英代办处也受到英方的报复,中国使馆人员和英国警察发生肢体冲突,有的还举着毛主席语录,几名外交官受伤,期间还有英国的中国支持者前来支持中国使馆。1971年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房屋工程峻工。 [40]

林彬之死[编辑]

香港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多次在節目內對鬥委會的目標和行為加以諷刺及攻击;並以《欲罷不能》為節目名稱,暗諷左派的罷工號召未能成功癱瘓香港。其竟称工人为“无耻无良无能污秽邋遢下流贱格的港共分子”,当时左派已经有多人死难感到十分愤怒,有人写信打电话警告林彬,林彬在电台上说道﹕“左仔,尽管放马过来吧﹗”[41]8月24日,林彬離開窩打老道山寓所往商台上班,途中被人伏擊。兩名偽裝成修路工人的激进分子將林駕駛的汽車截停後,放火將林及其堂弟林光海燒至重傷,二人其後死於醫院。林在救護車一度甦醒,並向妻子大喊:「左仔害死我咯!」林彬死后其家属被接往台湾,其人灵位也被列入台湾的中华民国“忠烈祠”,有左派人士认为其不是一般的播音員。[42]

林彬被殺後事發當天「地下鋤奸突擊隊」司令部發表公告,指事件是「向林逆作出民族紀律的處分,嚴厲懲罰,以示儆戒」。宣布林彬四大罪状:1,通过电台散播仇视伟大祖国的言论,2,勾结美英帝国主义,投靠蒋邦。3,为港英推行奴化教育鸣锣开道,4,污蔑爱国同胞是暴徒为港英当局的血腥镇压歌功颂德。

《大公報》在他遇害翌日以「地下突擊隊鋤奸 敗類林彬受重傷」為題,譴責他為「對於愛國同胞極盡污辱誣蔑之能事」、對殖民地政府「認賊作父」。該報又稱呼林彬為「林逆」,細數其「罪狀」,「此人一向在反華宣傳中充當爛頭蟀角色……他天天叫囂,用盡無恥無良低能辣撻下流賤格的語言,把祖國的革命群眾稱為暴民。」林彬被殺後,左派中有人匿名稱林彬為「民族敗類,港英走狗」;並稱仍會繼續「制裁其他敗類」。事件中無人被捕。[43]

明報》社長查良鏞金庸)亦因為在報章內明確反對文革及暴動,收到死亡恐嚇而一度離港暫避。

直至10月以前,真假炸彈未告平息。左派學校校園、門口、左派機構門口也都出現炸彈,表明警方要以牙還牙,炸弹风潮也波及左派自身。10月底,政府為提高市民信心及製造太平氣氛,推出香港節,以抗衡左派的十一國慶及右派的雙十國慶,左派以數百大小真假炸彈试图阻止市民參加。到了12月中旬,周恩來要求香港的左派停止炸彈風潮,持續8個月的反英抗暴/六七暴动最后以失败告终。

部分警察死亡细节[编辑]

警員杜雄光死亡[编辑]

1967年10月13日晚,左派人士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78至180號(現在的華懋世紀廣場)馬路中心放置炸彈,警員杜雄光和見習督察史丹頓於晚上7時許前往現場處理,期間有10餘名市民從樓宇步出,警察即喝令他們離開現場,其間炸彈突然爆炸,杜雄光當場被炸至重傷,被送院後不治;另在現場的史丹頓及警目葉金有亦同被炸傷[44]。同日亦有一名乘搭電車的中學生於灣仔被投擲炸彈炸死。

杜雄光遺體於10月18日出殯,安葬於沙田大圍穀寮墳場。

1968年1月,死因裁判法庭裁定杜雄光“死於被一名或多名身份不詳人士謀殺”。[45][46]

高級督察麥基雲死亡[编辑]

1967年11月5日,高級督察麥基雲駕駛電單車途經銅鑼灣怡和街時,發現一可疑物體,當他把該可疑物體移走時,該物體突然爆炸,麥基雲當場慘遭炸死,手腳亦遭炸斷。

荔枝角道炸彈襲擊[编辑]

1967年11月8日晚,太子道近荔枝角道交界發生騷動,其間有人投擲炸彈襲擊警車,警方防暴隊開槍,當場擊斃兩名激进人士,其中一人手上仍握着炸彈(另有說法指該兩名激进人士遭自炸身亡),同時拘捕一名於馬路渠邊放置炸彈之人士(羅水欣)。

就在警方把羅水欣押上警車之際,該枚炸彈突然爆炸,導至39人受傷,包括7名輔警,其中3名傷者(張雲、周雲英、文圖業)後來傷重不治,另有一名在二樓家中做功課的兒童遭炸盲右眼。

該事件造成5人死亡,包括遭警方擊斃的兩名左派分子和三名遭炸死的市民。涉嫌放置炸彈的羅水欣後被控三項謀殺罪,高等法院於翌年2月29日裁定三項誤殺罪名成立,判處羅水欣入獄12年。

石硤尾殺警案[编辑]

1967年11月28日下午四時許,警員薛振鴻與另一名同袍於石硤尾一帶巡邏,期間薛曾於巴域街近石硤尾新區第七座處稍作停留,此時突有三名激进分子出現,薛振鴻遭激进分子從後襲擊,激进分子先把薛按在地上,然後以三角銼等利器向薛亂刺,激进分子於行动後數分鐘逃去無蹤,並搶走薛之配槍及六發子彈,薛倒臥於血泊之中,其左脅仍插有一把三角銼,送院後證實死亡。

錦田殺警案[编辑]

1967年12月9日,警員李觀生與另一名同袍在錦田警崗附近一帶巡邏,在距警崗30米祠堂村口華昌米酒莊處遭兩名左派人士搶奪佩槍,左派人士向李連轟兩槍,李負傷步回警崗,撥打直線電話報警,後於警崗內失救傷重死亡。

警方及政治部連日行動中共拘捕了30多名左派分子,懷疑與案件有關,包括疑兇羅倫、左派打石工會主席兼鬥委會成員劉三、鍾德及前警員蘇長壽等,被捕人士當中,有不少均與一左派武裝組織「新界戰鬥行動組」有關。

至於另一名疑兇何祥(又名何樹祥),警方相信該人為黑社會成員,與8月份尖沙咀一宗金鋪劫案有關,並於此宗殺警案中搶走警槍,案發後一直在逃,據說何祥在潛逃大陸期間,自行把兩把從死者及另一名警員手中奪得之警槍交予當地的武裝組織,使警方無法尋回有關失槍。

1971年9月22日,何祥於爆竊上水滙豐銀行分行期間失手,其後在八鄉一間木屋被捕。最高法院於同年12月判處何祥死刑,至翌年3月獲港督麥理浩發落,改為25年有期徒刑。

部分工人死亡细节[编辑]

工人死难人数比警察多得多,[47]《文匯報》曾在6月9日发表社論《暴行再升級了,抗暴也要再升級!》大部分死难工人都被港英当局於和合石墳場草草安葬,直到1973年才被当年的难友多方努力重新合葬于一處金塔區。总共有16名死难工人被合葬:徐田波、黎松、邓自强、鄒松勝、羅進苟、李安、何楓、鄭浙波、馬烈、章集、盧漢彬、蔡惠南、余秀文、麥志華、蘇全及何瑞祺[48]

機械部工人徐田波遇害[编辑]

防暴隊數百人在工務局機械部工人舉行抗議大會時衝入,發射催淚彈鎮壓,拘捕四百工人,6人被起诉,工人徐田波被捕後死于黃大仙警署,12條肋骨被打斷[10],死因庭裁定徐田波“死於意外”[49]政府發言人聲稱,徐田波於翌日凌晨仍然「看來良好」,至有病態表現時,看守警員召警方醫生到場檢查,後返魂乏術,其遺體於9日下午送抵九龍公眾殮房,又稱徐田波的死亡將會被左派「歪曲和利用」。而左派陣營則認定徐田波是於黃大仙警署羈留期間,遭警察活活打死的,徐田波與另外15名遇難工人合葬於和合石墳場。[50]

中華煤氣公司黎松曾明遇难[编辑]

防暴队在中華煤氣公司,從屋頂發射木彈、催淚彈然後衝入廠房,工人黎松,曾明遇难,並拘捕數十人。按左派媒體說法,警方搜捕期間,黎松被警察開槍射中,後跌落煤氣鼓隔氣水池內死亡[10];但按照亲英《工商日報》說法,黎松和曾明因拒絕收受左派利益參與騷動,而被左派分子打死的[51]。死因庭裁定黎松“死於橫禍,中煤氣毒窒息身亡”。后合葬于和合石坟场。[52]

膠業工會事件邓自强,鄒松勝及羅進苟遇害[编辑]

6月23日4名警察走近位於旺角廣東道的膠業工會樓下,撕下大字報及標語,工人上前理論,发生冲突,警察隨即拔槍連響20多發,兩名工人中彈,其中一人鄧自強送院後不治。膠業工會随后遭到逾百名防暴隊搜捕,在附近樓宇發射催淚彈。開動水龍頭對付催淚彈,到晚上9時45分攻入打傷工人及拘捕。2名洋警官亦重伤。警方拘捕了56人,拘留期間警方,鄒松勝及羅進苟死于警署,传有家屬在前往認屍時,都看到死者遍體傷痕,慘不忍睹。[53][54]

邵氏工人李安遇难[编辑]

1967年6月24日,警方於清水灣邵氏片場把王煜森和李安拘捕,兩人被送往黃大仙警署拘留,王、李兩人於6月26日被解往北九龍裁判署受審,李被控以藏有煽動性標語,內容大意為「邵氏資方與美英帝國主義聯合對付中國同胞,顯露其政治陰謀,為提出強烈抗議,邵氏片場……停工一天」,警方称李於“受審期間突然暈倒,於送院期間不治”。左派称李安及王煜森被提上法庭時,已無法站立,結果李安在送院途中死亡,王煜森傷重留醫。[55][56]左派称由法庭送院期間,右腎爆裂,傷重死亡[10]。在李安死後,有三名警務人員(張錦賢、陳文清、張英奇)隨後被捕,各人被控以謀殺李安及傷害王煜森身體,三警被裁定誤殺罪名成立,分別被判入獄八年及六年。不过翌年1月上訴得直,當庭釋放。李安本人亦與徐田波等被左派陣營視為「烈士」,與另外15名遇難工人合葬於和合石墳場。

九塢勞聯工會書記何楓[编辑]

7月14日警察攻入红磡宝其利街的九塢勞聯工會,冲突中書記何楓被打死,后下葬于和合石墳場。死者头部有枪伤,子弹贯穿两侧太阳穴,遗体曾被解剖。[57]

纱厂工人余秀文,冷气学徒熊兴泽被当街枪杀[编辑]

7月16日行经荃湾沙咀道,被港英军警用密集的卡宾枪扫射,子弹穿过头部,重伤垂危,后经同胞送往荃湾工人医疗所,抢救无效死亡。同时,港英法西斯暴徒又在荃湾众安街向一座楼宇的天台开枪,把一名示威者打死。

16日晚,“防暴队”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一名青年熊兴泽当场被击中,送医院后不治身死。西区裁判署于同年11月裁定死于“横祸”。[58]

工人章集遇害[编辑]

“防暴隊”槍傷工人章集,又將之拘捕。法庭以「缺席提堂」方式審訊章集,並訂9月2日審判,不料事後章集被活生生打死於警署內,至9月5日方通知其家人到殮房認屍。[59]

搬運工人鄭浙波馬烈遇害[编辑]

7月9日傍晚,福建中學15歲學生許自朗於西環校舍門外派發文匯報及大公報出版的聯合號外,期間遭到防暴隊的拘捕、毆打,數名搬運工人見狀即上前干涉,发生冲突,有人以鐵鈎襲擊警員,在外圍的防暴隊向搬運工人開槍,其中鄭浙波及馬烈身中多槍,傷重死亡。事件中亦有一名警察林宝华殉職,另有一名搬運工人被捕。鄭浙波遇難後與另外15名遇難工人合葬於和合石墳場。西區裁判署於同年11月19日就鄭浙波及馬烈之死因展開研訊,至11月23日審結,裁定死於“合法槍殺”。李鴻發,搬運工人,被捕時43歲,六七暴動期間於西環福建中學門外的騷動事件中被捕,被判入獄四年半。1970年9月27日獲釋。[60]殉职的林宝华警员编号編號9424,鄭浙波和馬烈被射殺後,最初報導於西區被左派群眾以鐵鈎刺死,但驗屍期間在身上發現彈孔,死因庭證實林為流彈所殺[61],裁定死於橫禍[62],按《香港左派鬥爭史》書中說法,林寶華的真正死因是被同僚槍擊,是港英心戰室的手段之一[63]

東頭村示威何瑞祺遇害[编辑]

8月29日,東頭村示威期間,冲突中機器工人何瑞祺被警察開槍射死[10],死因庭於同年10月裁定死於“合法槍殺”。

国庆烟花事件盧漢彬遇难[编辑]

10月1日,港府禁放煙花及鞭炮,左派人士決定沖擊該法令。有中國貨輪停泊在西環燃放煙花市民围观。警方出動船隻及直升機包圍中國貨輪;岸上則有數百防暴隊,冲突中開槍殺轮船起落工人盧漢彬、拘八十餘人,其遺體於10月4日運往和合石墳場下葬,至1973年與另外15名遇難工人遷葬至一個金塔段內。西區裁判署於翌年2月15日就盧漢彬之死因展開研訊,裁定“死於橫禍”。[64]

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主席鄧全[编辑]

鄧全於入獄生病,至12月20日被送往瑪麗醫院治理,延至12月29日凌晨不治,其葬禮於1970年1月3日舉行,遺體安葬於柴灣華人墳場。據1970年1月2日《大公報》刊載的一篇特稿指,鄧全曾於11月中於監獄醫院接受預防霍亂注射,由於當時一枝針咀會為獄方在多名囚犯身上使用,而當時院內有十多名黃疸病人,致鄧全感染黃疸病,因獄方未能妥善提供治療而歿。

影響[编辑]

根據統計,六七暴動造成最少52人死亡,當中包括11名警務人員,一名駐港英軍拆彈專家及一名消防員,几十名工人死难包括200名警務人員在內的802人受傷,1936人被檢控。暴動期間共發現8,074個懷疑炸彈,以及1,167個真炸彈。[65]

暴動期間同時造成經濟損失,逼使部分市民變賣財產離開香港,造成香港的第一輪移民潮[66][67][68],许多生意人远走南洋。而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都做了几乎相同的一件事:在地产领域开始低位买入。李嘉诚在香港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的工业大厦,起名“长江大厦”。郑裕彤联同其好友杨志云等逆势大量购入地产物业。经过此次投资的积累,成功抄底的他们变成了香港地产界的“四大天王”。[69]

香港殖民地政府研究六六、六七兩次暴動成因後,察覺到有需要適量調整過時的管治策略。政府透過主動關心及改善一般市民民生,減少社會不公平現象,同時緩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對立。政府在事件結束後一年,即1968年已著手修改勞工法例,大幅加強對勞工的保障。為改善與市民在地區層面上的溝通,進行首次地方行政改革,包括於1968年成立民政處(即今日的民政事務總署)。暴動亦間接催生了香港在1970年代教育醫療廉政房屋等等各方面的改革。同時政府發現青少年空閒時間精神空虚,易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於是決定大量增加文娛活動。事件後的1969年12月開始舉辦的“香港節”,就是當中的一個重要節目,藉以加強青年對香港的“向心力”。此外,漁農處(現漁農自然護理署)也在1968年7月開設林務營以解決青少年問題。

香港自1841年被英国占领后,香港的金融和地产两大支柱产业就完全被英国人控制,香港华人被认为是“二等公民”没有参与这些产业经营管理的权利和资格。因为发生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英国下放这两个产业给华人经营管理,客观上造就了香港繁荣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崛起。

由於六七暴動期間,不少公共巴士路線被迫暫停服務,部份更沒有重投服務,引致不少九座位載客白牌車應運而生,獲准到市區載客,最終致使殖民地政府認為白牌車可以輔助公共交通不足,促成1969年將白牌車合法化,成為今日的公共小巴,座位限制由9座位提升至14座位,1988年更增至16座位,對香港公共交通的發展帶來影響。

香港警隊在事件中的“忠誠”及“勇敢表現”備受“讚賞”,1969年獲英女皇賜予“皇家”封號。

评价[编辑]

此次事件,對香港的共产主义势力造成致命的打擊,左派組織亦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不少地下組織在事件中曝光,有部分人被遣返大陸。左派暴力抗爭的手法失去民心;事件後,有不少之前屬於或是接近左派的人士,從此脫離左派組織。直至現在,很多香港市民亦對左派及中國共產黨亦懷有戒心。左派的聲勢要到八九十年代才慢慢回復。到現在每逢談到過激行為或選舉的時候,左派會被政敵指責「於六十年代放炸彈」、「殺害林彬」的往事(例如大埔區議會會議討論佔領中環議題,泛民議員“斥”左派的“恐怖主義”行為才是“破壞香港法治”[70])。直到1997年香港回歸後,行政長官董建華宣佈頒發大紫荊勳章予當時左派負責策劃事件的人物楊光,被認為是對當年的事件的一種肯定,引起全港社會各界譁然[71]。除楊光外,於1997年至1999年間獲勳的莊世平吳康民李澤添,亦為六七暴動期間的鬥委會委員。據吳康民透露,在1998年的入選名單中,時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有意把吳氏從名單中剔出,後被董建華補回[72][73]

曾任左派报纸大公报副编辑的羅孚1982年被指控为间谍,在京軟禁10年後返回香港,在1993年3月15日《當代月刊》,撰寫了一篇《為香港式文革致歉》的文章,就表明“自我反省”。晚年坦言對自己的文宣感到悔恨:「四十多年來我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證如山,無地自容。」被认为是第一个愿意为激烈行为道歉的人士。[74]

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曾于反英抗暴/六七暴动期间被控放置煽动性标语而入狱,在2014占中的争议中首度开腔谈及事件,强调自己当年是在学校派发反对殖民地主义传单,反问道:“这何犯罪之有?”大公报也评论:港英殖民统治者对爱国工会工人和爱国学校学生横施镇压,工人、学生请愿游行,手无寸铁,却被打至头破血流、鲜血披面,还被捕入狱,甚至被毒打身亡。这些工人、学生,犯了什么法?又何罪之有?[75][76]

曾经参与工运的很多人认为这并非是简单的复制文革而是一場反殖反帝反壓迫斗争,五六十年代香港毫無社會保障及社會福利,目的是要求華洋平等、社會公平、社會福利、市民有愛國權利和活動自由。事实上事后港英当局也大幅改善了施政,客观来说运动取得了成果。左派人士后来长期被社会边缘化是不公平的,要求重新审视事件。[77]

撰写《香港左派斗争史》作者周奕在60年代就出任香港文汇报记者,07年出席凤凰台何亮亮主持的《时事亮亮点》时谈到,香港爱国同胞卷入这场斗争的盈千上万。事件一开始,港英警察就枪杀十三岁理发学徒陈广生,继而在警署内活活打死徐田波、罗进苟、邹松胜、李安等人。被压迫的受害人进行了一些暴力反抗今天竟然遭受到谴责,而对港英长期的法西斯暴戾行动反而没有人提及,历史的歪曲莫此为甚。

香港移居菲律宾的江桦从1999年起,在菲律宾《商报》以连载方式发表近四万字的《香港六十年代反英抗暴运动始末》,被「强国论坛」上署名金山伯摘录。金山伯这样写道:六十年代反英抗暴是香港历史很重要一幕,虽然群众后来采用了过激暴力手法,引致无辜人士死亡,可是反英抗暴运动开始是正义的运动。对悲剧的发生,港英应负起最大的责任,香港左派领导人也要负起部分责任。

大陆政府一直定性为反英抗暴,不过在改革开放后,国际工人运动暂时性退潮,渐渐淡化此事。

1978年,国务院华侨事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港澳工作会议。会议重申了中央对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同时其称:“1967年在香港发生的所谓‘反英抗暴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做法,企图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与中央的方针不符合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78]

2015年5月,當年的暴動領導人楊光逝世之後,吳康民在香港明報撰文回顧暴動事件,關於暴動的本質,他認為是「在內地『文化大革命』左的運動瀰漫全國的時候,香港的北京派出機構新華社領導人,既為表功響應中央號召,又為了自保,居然利用一塲勞資糾紛,加上不少勞工階層對港英的老殖民主義的統治手法不滿,遂煽動起這一場所謂『反英抗暴』的大風暴。」但實際上,「『反英抗暴』根本違反了中央自解放以後的對香港的政策」,而「由香港新華社一手包辦成立的『鬥委會』,既然標榜為『香港各界同胞』,當然也要顯示出『工人階級領導』。於是楊光作為香港左派工聯會的理事長,理所當然地被推為主任。其實,楊光『一切聽指揮』,自己並無決策權。事無大小,都得聽新華社的。而且事實上鬥委成立不久,楊光就已成港英當局監視以至追捕對象。他率眾到總督府示威以後,就只能躲進中國銀行(舊址)大廈頂樓,作為『寓公』達數月之久。」至於當時導致傷亡、破壞的各種暴力行動,吳康民指出:「......放真假炸彈,以至炸死北角無辜小童,暗殺在電台上叫囂反共的廣播員林彬......都不是楊光作出的決定。也許執行者是某些工聯會的屬員,但指揮行動的都另有其人。楊光當時只是一面空頭旗幟,甚至可說是個傀儡,並未參與實際工作。[79]


個人意見记录片 六七回望[编辑]

2013年资深传媒创作人黎文卓出任监製製作了纪录片《六七回望》。[80][81][82][83]其认为在港英统治下,事件被贴上“一面倒”的负面标籤,拍摄此片是希望道出歷史真相。当年香港社会毫无福利,亦无劳工保障,工人最后忍无可忍发起争取权益的工潮,同时不可否认事件也受到同期内地爆发“文革”影响,事件最终变成一场本港左派与右派、中英政府角力的事件。港英当局对工人争取合法权利的行动,先採取了暴力手段镇压,打死打伤工人,才有工人以暴易暴的所谓动乱。这些政治运动的参与者祸及三代,不能做公务员。事件不可能以单一角度、非黑即白的方式去定论。[84]

尝试取消港英政府审判的努力[编辑]

六七工运中几千人被捕,大多犯有案底,而不能任公职。而当时香港警察有用紧急条例滥捕的倾向,很多人认为自己属于无辜入狱。曾因「六七事件」而入狱的曾宇雄,当年遭警员搜查他们的书包,其称书包除了书本外,并无其他用品。当时其香島中學学校一共51名学生及1名女教师放学,被警方引用紧急法例,罪名是非法集會,因為他們“超過三個人”,后逮捕起诉其被判刑一年。这样的刑事纪录影响其一生还影响下一代其儿子也无法投身香港警队。其和当时一起的狱友入狱45周年之际,向特首办示威请愿,要求特首梁振英重新审视案件,取消其刑事纪录。[85]

曾经于六七暴动期间被拘捕及入狱的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曾向群,曾去信董建華曾蔭權,要求為六七事件「平反」,惟兩人均以「司法獨立」為由而拒絕,亦表示不可能將當年的少年犯定性為「政治犯[86]

死者名單[编辑]

部份相關人物[编辑]

  • 梁威林: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不公開的職位為中共香港工委書記;實為中共在香港機構的最高實質領袖。
  • 祁 烽: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不公開的職位為中共香港工委副書記;為中共在香港的領袖之一。
  • 楊 光:時為港九工會聯合會主席,暴動時為「鬥委會」主任委員。
  • 曾德成:香港首位有刑事紀錄的局長級官員。他於1967年暴動時在校內散發共產主義及反政府的傳單,違反《緊急法令》,後來被捕及判監兩年,罪名是“放置煽動性傳單”,內容如下:“港英政府不准我們愛國,它一方面用法西斯手段,鎮壓愛國同胞,一方面以奴化教育毒害青年”。2007年7月1日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哥哥是現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99]後來特首曾蔭權頒發金紫荊星章給他。
  • 鄧 全:當時為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主席,暴動時為「鬥委會」的常務委員,後來被捕入獄,於服刑期間病死。
  • 姬 達:時任港督私人助理,兼副布政司(特別事務)。港督戴麟趾於1967年6月後返回英國治病,姬達為港府內處理暴動的主要決策人。
  • 林 彬:於商台節目《欲罷不能》抨擊嘲諷左派人士的行為,於1967年8月在何文田窩打老道山被伏擊縱火燒死成仁。
  • 華克曼:香港皇家陸軍軍需品軍團(RAOC)中士,於獅子山頂拆彈期間遭炸死,至2010年其遺孀及兒子獲英女皇頒授伊麗莎白十字勳章
  • 葉達成朱志添:暴動期間於荃灣區多處放置炸彈炸傷市民和警員,被判處終身監禁。及至1970年代初,港府陸續釋放在囚的左派人士,赤柱監獄提早釋放葉和朱兩人,他們於1973年5月3日出獄並成為除謀殺犯何樹祥外,最後兩個出獄的左派人士[100]
  • 何樹祥:暴動期間於錦田謀殺警員李觀生,犯案後潛逃三年多,終在八鄉被捕,判處死刑,後改判入獄25年。
  • 鄭則文:警察邊境防暴隊成員,在沙頭角槍戰發生前數小時剛換更,避過一劫,現時為民主黨沙田區議會民選議員。
  • 曾向群:摩總九龍分會職員,於警方搜捕摩分會所期間被控以「處身於藏有攻擊性武器之場所」,判入獄9個月。香港主權移交後曾擔任東區區議會委任議員,現時為新民黨成員。曾去信董建華曾蔭權,要求為六七事件「平反」,惟兩人均以「司法獨立」為由而拒絕,亦表示不可能將當年的少年犯定性為「政治犯[86]
  • 翟暖暉:南昌印務公司股東及經理,港府於8月以「刊登煽動性文字」之罪名,查封三份左派報紙《田豐日報》、《香港夜報》和《新午報》,該三份左報均由南昌印務負責承印,翟氏亦因此於8月9日與另外四名左派報人李少雄、胡棣周、潘懷偉及陳艷娟一同被捕,判入獄三年。於1969年9月6日獲釋後,創辦《廣角鏡》政論雜誌。1983年起出任全國政協委員,及至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翟氏便沒再出席會議。
  • 石慧傅奇夫妇:因为支持左派工运,一度被香港政府关押于域多利道扣押中心一年多。出狱后不久,傅奇和石慧于1968年3月中被港英递解出境,两人被送到罗湖桥边界,两人站在罗湖桥上英界处廿几分钟,石慧手持红宝书,其间中方借了张椅子让他们休息。罗湖桥中方边境用大喇叭喊话:“港英迫害傅奇和石慧,要把两人递解出境,其实他们无所谓出境与不出境,因为香港也是中国领土。”最终于3月15号由港英把两人押走羁留告终。[101][102]

相關條目[编辑]

相關書籍[编辑]

  • 《香港六七暴動內情》(張家偉著)
  • 《六七暴動秘辛》
  • 《香港左派鬥爭史》(周奕著)
  • 《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張家偉著)
  • 《火樹飛花》(屈穎妍著)
  • 《傷城記》(張家偉著)

現今博物館的處理手法[编辑]

張家偉著曾在《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自序」中提及香港歷史博物館常設展覽「香港故事」,四千件展品和照片中,只有一張展板簡單介紹「六七暴動」

參考文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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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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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Bickers and Ray Yep (eds.) May Days in Hong Kong: Riot and Emergency in 1967 (Hong Kong: HKU Press 2009)ISBN 978-962-209-999-9

外部連結[编辑]


最多人死亡:
1956年雙十暴動(約60死300傷)
香港史上第二多人死亡的騷亂 第三多人死亡:
1992年石崗船民中心縱火騷亂事件(24死126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