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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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簡稱六四，又稱八九民運、八九學運、六四天安門事件、天安門大屠殺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起初定調為反革命暴乱，后來一般称之为六四动乱、六四风波、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是1989年4月至6月發生在中国大陆的重大政治事件。
事件起端於對突然病逝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悼念活動，學生透過悼念表達對社會各種弊端的不滿，并隨著民眾對反官倒、反腐敗、自由、民主的呼聲高漲，學潮最終漫延全國。期間北京城區實施戒嚴，但未能完全平息民間抗議，在各派系互相角力下，中共中央最終出动軍隊暴力鎮壓。由于當時消息被封鎖，學生、市民以至于軍人的死亡數字並無定數，資料來源眾說紛紜，不同估計指死傷人數由數百至数千不等。
六四事件雖然没有動搖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但對中國内地以至香港的政治、外交產生深遠影響，至今仍是中國内地極為敏感和極具爭議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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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過程
六四事件發端於前中共總書記、改革派領袖胡耀邦的猝逝。當時北京各大高校学生發起悼念活动，數日內迅速演變成大規模的遊行，學生除了要求中共中央肯定胡耀邦「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亦提出反贪污，反官倒、解放報禁、增加教育撥款、並提出民主選舉部分領導人等要求。
中共中央初期對處理學潮並未取得一致看法，一方面《人民日报》在1989年4月26日发表四二六社论，將學潮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引發學生極強烈回嚮，號召更多學生返回廣場，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5月4日发表五四谈话，肯定学生热情，紓緩學生的不滿。
5月13日學生發起绝食，學生情況廣受報道，學運終於演變成全國各界大示威，中共領導層的矛盾亦日益突顯，最終趙紫陽下台，北京實施戒嚴，解放軍集結市郊。
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解放军開進北京城，与民眾爆發嚴重流血冲突，抗議活動隨鎮壓而結束，但餘波未了。事后，全國展開大規模緝捕行動，赵紫阳所代表的開明派倒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形象受重挫，歐美多國向中國大陆實施不同程度制裁。中国大陆改革陷入空前困局，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南巡和安排新一届領導上台後雖然有所改变，但未能消取派系矛盾，中國大陆短暫的自由氣氛隨之消失，政治改革停滯不前，自此中央加強對傳媒、以至後來的互聯網規管；事件亦在香港等地引發連串政治效應。
[编辑] 學運前狀況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佈改革開放方針，以求擺脫混亂、愚昧、貧窮。1985年，政府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召回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許多觀念，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有計劃經濟理論被棄守，國內思想走向多元。
1980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的最後階段。1985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思維運動，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產生廣泛影響。雖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嚴防「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西方民主思潮，但社會已浮現不安情緒。
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發動大規模的要求民主選舉和反貪的示威，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中共指控學生運動受人操控，指责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企圖「否定社会主义」，「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學潮促使胡耀邦下台，几位党内主张民主化的學者如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被開除出黨，為安撫俗稱「左王」的保守派力量，李鹏得以接任国务院总理。這場運動被视为六四事件的远因。
從1988年底至1990年代初，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及人大會議會議已提出各種問題，包括通脹、糧食減產、工人騷動不安、失控的人口流動、貪污、人口高速增長。
1988年初，全國通脹達20%，年底城市通脹升至26%，糧食、食油以至牙膏均被民間囤積。糧食減產進一步深化囤積問題，當時中國會按指定價格收購農民糧食，但價格依舊遠低於市場價，產糧的利潤無法與煙草、糖等作物相比，而政府囿於財政短缺，往往只能以借據向農民收購糧食。改革推進時，各地一批國營企業關閉，全國約數百萬工人失業[1][2]，工人亦要面對苛刻的工作條件和通脹壓力，各地出現工潮，1988年浙江一家紡織廠近1500名工人遊行長達兩日，另一家藥廠的1100名工更怠工3個月。[3]同時全國流動人口急增，當時約4億人散居於中國365座大城市，每年800萬人流入城市。共產黨內部貪污令局勢進一步惡化，有統計[4]指1987年共有15萬名黨員因貪瀆而受罰，25000人被開除黨籍，政府下令黨員每年必須接受廉潔操守的考核。[5][6][7]
中國大陸儼然形成保守派與自由派的陣營。一些保守人士批評改革背棄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然而隨著中國開放並接觸西方思想，很多學者及學生公開提倡自由、人權、平等和民主，深信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進行，1988年中央電視台播出電視片《河殤》，公開呼喚「蔚藍色」西方文明，引起全國轟動，成為六四運動的先聲。
對中國來說，1989年也是具意義的年份，它是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五四運動70周年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在六四前夕，一批著名知識分子如科學家方勵之、詩人北島已上書中央，要求把握契機，讓政治鬆綁；全國人大會議亦提出把「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民主化」與經濟改革融合。
從世界的角度看，六四運動並非孤立的事件，而是當時各地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化的一環。六四事件發生當天，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中獲勝，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數月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先後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聯亦宣告解體。
[编辑] 胡耀邦病逝
在社會不安氣氛下，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以73歲之年猝逝，加劇了緊張局勢。胡耀邦被視為開明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發起抗議社會弊端的學潮時，他對学生与知识分子表達同情，被中共元老们視為软弱表現，翌年1月因「反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指違反中共的集體領導原則[8]，胡耀邦請求中央批准他辭去總書記的職務[9][10]；1987年，中共中央號召全黨全國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1][8][12]。
雖然代表開明派的胡耀邦下台，但是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延續，与胡耀邦政治见解接近的時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被安排接任中共总书记，成为中共名義上最高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提升为国务院总理。
當胡耀邦病逝的消息送到鄧小平後，有說他把煙頭熄滅，「十指無力地交叉在胸前，沒有一句話。過一會，就又拿起煙，狠狠地抽起來。」他要求夫人卓琳致電慰問胡耀邦夫人李昭，同意中央政治局對胡耀邦的評價和喪事安排，並表示要親自參加追悼大會。[13]胡去世不到4小時，新華社迅速作出報道，指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外界密切關注胡耀邦去世可能產生的影響。其中美聯社、路透社均認為胡的猝逝不會對政局產生重大影響，因為胡早已離開權力中心，但一些日本媒體則認為有可能影響中國政局。4月16日《東京新聞》發表一篇題為《胡的追悼活動是注意的焦點》，文章說：「追悼胡的活動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如果黨和政府對追悼活動草率從事，很可能激怒民眾。」同日，日本時事社指出適逢五四運動七十週年，民眾不滿通脹和官員特權等弊端，民主的呼聲在學生之間高漲：「胡氏逝世會否引發類似天安門事件，正受人關注。」[14]
[编辑] 運動醞釀期
當胡耀邦病逝消息傳回校園起，北大、清華以至上海多間大學等均掛滿大字報和輓聯，有學生成立胡耀邦治喪委員會，準備在校內設立靈堂，陸續有人前往天安門廣場悼念，悼念的口號除了讚揚胡耀邦外，逐漸發展出對民主的訴求。4月16日在上海復旦大學一場400人追悼會，有學生自由發言時說「一定要爭取民主，民主是我們的。」同日，西安市鐘樓郵電大樓前的廣場，亦有人掛上輓聯說：「敢說敢幹公正堅韌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學法制是我們永遠追求的目標。」
4月17日，學生開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過程中警察未能驅散群眾，当晚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增援。翌日凌晨，约3,000人学生从北京大学前往天安门，沿途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清晨，数百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常委提交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15]：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
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
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
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
上午8时，国务院派出一名官员接见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期间学生继续静坐，聲援人數不斷增加，到晚上9点，广场已经聚集约2万名学生。当天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出現约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有警察與民眾在新華門對峙[16]。其他城市情况相對稳定，上海只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數千名学生在市政府聚集，而南京亦有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悼念，但悼念活動很快和平結束。
此時中國的局勢漸受關注。有說在一份中共內部的報告上稱：雖然目前局勢表面平靜，但民間有一種普遍意見認為，隨著五四運動70周年，「兩件事應結合起來搞」，並警告悼念活動可能在胡耀邦追悼大會而推上高潮，呼籲做好疏導工作，密切注視校內動向。[17]
到了4月17日，香港《英文虎報》發表《胡耀邦逝世料會激勵改革派》的報道指，「要求民主和人權的運動的勢頭日益增大，隨著五四70週年臨近……北京大學生可能會自發地組織民主活動。」當天，路透社一篇《中國學生遊行要求民主》的報道指北京發生「文革後最大規模的示威」。
4月19日，学生衝擊新華門。他們要求进中南海献花圈被拒，武装警察以人墙阻挡学生，學生6次試圖突破警戒防線而未果，晚上更多學生加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與警方衝撞[18]，擾釀至20日零晨，警察把學生和圍觀群眾隔開，新華門前僅剩下約300名學生，雙方對峙，期間未有大型衝突。北京市政府用公車把學生拉回學校，有學生被拉上車後呼叫「打倒共產黨！」，但沒有學生響應。
面對學生連日的遊行，中共出現兩種聲音，趙紫陽等人認為應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並要求警衛把槍上的刺刀卸下，盡力避免與學生肢體接觸，但王震等元老懷疑運動受人操縱，背後用意是打倒共產黨。
4月20日，李錫銘、陳希同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義給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呈送報告。內容稱，有人借題發揮，公開喊出「打倒共產黨」的反動言論，有人造謠指胡耀邦「是被迫害致死」，並公開號召大學生成立聯合行動委員會，到工廠、農村、商店動員各界反對腐敗政府，北大有大字報指：「火燒中南海！」報告亦留意到活動趨於組織化，一些學校提出成立高校學生自治會，以至成立修政憲法委員會，實行地方自治，實現新聞獨立等。
同時，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
[编辑] 罷課潮爆發
4月20日凌晨，北大舉行民主沙龍，學生總結歷次學潮的失敗在於沒有統一領導，北大學生王丹宣佈廢除原有聽命於政府的北大學生會，由丁小平、王丹、楊濤、封從德等7人建立「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下設宣傳、工農、糾察、聯絡、理論、後勤等八個部，並宣佈直至5月4日前，籌委會領導一切學運，並準備成立協調各校的「團結協會」。會議提倡非暴力、不抵抗抗争，以罢课争取民主。
這一天成為運動擴大的轉捩點。当日新华社首次发表提為《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的社論，並在報道中指責「數百人圍聚新華門前製造事端」；《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
然而文章不但未能令學運收歛，反而挑動學生不滿，學潮蔓延至主要城市。《人民日報》的社論發表當天，陝西出現自胡耀邦逝世後最大規模的遊行，新城廣場的群眾由上午300人急升至5000人，下午有學生翻過省政府辦公樓前的鐵欄，進入省政府大院，停車場聚集1萬多人，武警把走在前面的6人強行帶走，激起群眾不滿，武警與群眾對峙，但晚上6時剛好下雨，不少群眾離開。
當日南京大學學生會門外亦有3000名學生遊行至鼓樓廣場，口號是「打倒官僚」「打倒貪污」「還我民主」「自由萬歲」，南京大學還有標語說：「流血不要緊，自由最可貴」、「用戰鬥迎接五四」、「北京衝擊中南海，俺們咋辦？」
4月21日，北大学生开始罢课，抗议在新華門被武警打伤，也有学生阻挡其他学生上课，当晚广场学生剧增至20万人。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請願信送交全国人大，聲援學生，但未获接收。全国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阻拦，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进京。
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靈柩绕广场一周，与总理李鹏对话，並要求官方媒體报道学生悼念活动。[19]，但都未獲政府同意。
當日上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人民大会堂門前，中间一人举着一條纸卷，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有工作人员嘗試扶起学生，有學生淚流滿面，更多學生齊喊：「站起来！」。這一場面引起全國以至黨外內的關注，有一些黨員回顧事件時指，不少老黨員經歷過學運，眼見學生下跪，領導人卻不問不聞，感覺共產黨怎麼會變成昔日要被打倒的封建對象，心裡嘀咕。[20]
[编辑] 四二二事件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舉行，天安門广场坐满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军队加入維持秩序，學生們在人民大會堂東側按學校列隊有秩序靜坐，不少學校組織糾察隊維持秩序。當廣場上的喇叭宣佈追悼會開始後，學生自動肅立，齊唱國歌，有學生流淚，氣氛肅穆。
追悼會下午結束後，学生雖然满意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悼词，但接近一昼夜的静坐毫无结果，情绪激愤。學生担心入夜出事，決定撤出廣場，並「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
西安、長沙出現後來被稱為「四二二事件」的嚴重騷亂。據報晚上5時起，西安有人焚燒二輛汽輪和五間房子，逃走時又有人在西華門、鐘樓附近焚車和搶劫商店，西安公安部大舉緝捕270人，其中大、中、小學生佔72人，西安初審164人後，釋放了106人，但大學生比例不詳。長沙亦有20家商店被搶劫，96人被拘捕，當中3人為大學生。武漢大學生意圖衝擊省政府機關時，警察動用警械，數人受傷。
4月23日，赵紫阳未有依照田紀雲等人的勸告，決定按原定计劃出访朝鲜，以免外界揣測政局不穩，但他重申三點：一是追悼會已結束，堅決勸止學生遊行，要馬上復課；二是嚴懲打砸搶行為；三是要疏導學生，開展多層次對話。[21]
同日，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向全国各高校倡議无限期罢课時，申明事件焦點已由「悼念」變成「争取自由民主」。當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新闻封锁，在头版報道学生游行活动，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日本共同社及日本《產經新聞》均不约而同指出，面對當前狀況，政府可能會出動軍隊，其中共同社電文稱：「北京學生領袖已開始敦促工人罷工。如果工人加入民主運動行列，將嚴重動搖中共領導，中共屆時或會不惜犠牲黨的權威予以鎮壓。」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與中共領導層同意會晤，由15名学生代表會晤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但学生代表认为清华不应该单独與官方會談，對话流产。上海市委則没收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當中有文章批评中央撤掉胡耀邦及同情学生游行，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原本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该报在原處留白抗議，引起海內外巨大回嚮，最後報社被查封，外界普遍認為江泽民因處理事件的手法而获邓小平赏识，晉身中共領導層。[22]
[编辑] 四二六社论
事件擾釀至第十天，鄧小平及多名政治局成員指遊行已擴大至20個城市，堅信運動受極少數人操控，必須強硬遏止。4月25日，中共把高層看法通报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後，由曾建徽起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經胡啟立與李鵬審閱，把學運定性為「極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社論在當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报》頭版發表。 [23][24]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袭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还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在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召开前，对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证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藉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這份社論引起極強烈回嚮。社論在4月25日發表首天，北大校園晚上反覆播放其內容，一些學生骨幹反應激烈，表示「要鬥爭到底」，一些學生對自己被列為「反黨集團」而感到害怕，並指政府很快會抓人，更多學生指控政府歪曲事件，堅持最少要罷課至5月4日。
在中國政法大學，學生與家長得悉社論後趕到往學校了解情況，該校黨委副書記謝戰原說：「不少同學都很震驚，覺得中央定調太高，這與之前中央的寬容精神很不相稱，學生們很難接受。學生認為這不是在搞動亂，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中央領導不管是什麼人出來對話。」當晚，長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長沙、合肥等城市發生規模不同的示威，抗議社論，其中以長春規模最大。當晚吉林大學等校約3000名學生湧到省委門前，強烈要求同省委領導對話，並表明因為聽到運動被定性為「動亂」才上街。
然而，地方政府單位對此反應迥異。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論，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批评学生搞「文革」。
学生召开記者會反駁「學生颠覆中共」的言论，并再度要求与李鹏对话、並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学生最后決定舉行四二七大游行。4月27日，北京约5万名学生上街示威，雖然政府明令禁止游行，但警方並未強硬阻撓，学生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以至「拥护共产党」，遊行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
四二六社論發表三天內，有說[26]中南海接收國安、新華社、高校黨組織共36份報告，普遍認為社論定性過高，不利解決問題。其中各高校黨委匯報指，問題被社論深化，絕大多數幹部、教師及學生難以接受，批評社論令政府失去與學生對話的餘地；有報告批評靠權威實現的安定只是暫時的，隨之而來是更大的不安定。更有報告指：「為什麼這次學生遊行，從教授、青年教師到幹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話，共產黨確實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了。」
在中南海，胡啟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的失誤；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语气相對温和。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穩定壓倒一切，否則只會為国家民族带来灾难。
過程中，中共嘗試將「極少數分子」與「廣大學生」劃下界線，申明四二六社論只針對「一小撮人」，但學生對誰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詞，紛紛要求推翻社論內容。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會上，袁木承认「黨風不正和各種腐敗現象有目共睹」，但強調大多數「幹部、黨員還是好的」，他並稱中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現行的是「各報刊總編輯負責制」。
然而在「定性」問題上，袁木重申立場，指運動背後被「長鬍子的人」策劃，「他們往往比長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搶的人可能還要更厲害些，他們要造成的動亂可能還要更大一些。現在許多作法和當年的文化大革命有驚人的類似之處。」[27]。
中共對袁木的對話大加讚揚，認為內容一張一弛，局面控制得宜，但学生的觀感相當迥異。有學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日後举行更多直接对话，有學生批指責袁木回避实质问题。當時也有學生質疑參與對話的學生代表並非由「普選」產生，不具備代表性而拒絕參與對話。
當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大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对话像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兰州亦有數千名学生遊行，要求与省长对话，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结束游行。武汉也有类似的学生游行。
[编辑] 短暫的緩和
自4月30日起，學潮表面有所緩和，雖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約30%高校生已陸續復課。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與北京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話題包括学生關心的反貪問題，言談間陈希同說自己是工人之子，每月工资僅數百元，不會參與貪污（然而六年後陈希同因为严重贪污而被开除党籍，後被判16年有期徒刑）。[28]
5月1日劳动节当天，政府與學生都在部署下一步行動。「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再次提七點要求，包括正確評價胡耀邦；公正評價學生運動；懲處日前新華門毆打學生的人；反貪污、反腐敗；並且盡快起草新的《新聞法》，支持香港報人徐四民回大陸辦報的要求；提高教育經費；由全國政協出組成專家論證小組，檢討政府政策失誤等。[29][30]
學生同時宣讀《告香港同胞書》，申明這是一場民主愛國運動，旨在加快政改、反腐敗、倡自由、對政府提合理意見，籍著建立完善社會制度，可加快祖國統一。「我們希望香港各界有識之士，支持我們的行動，讓我們團結起來，把鬥爭進行到底。」[31][32]
5月2日，上海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而游行，學生事前特別強調，遊行口號必須排除反動口號。北京高自联則選出请愿代表，由王超华、王丹、郑旭光帶領學生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信訪部提交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双方代表要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安全。當天，新華社罕有地刊載學生声明的全部内容[33]。
一、对话双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
二、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特别是参加此次四月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校学生）公认推出。同时我们认为，鉴于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起到任何正确的领导和有益的组织作用，因此我们决不同意由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也决不承认由政府单方面未经广大同学的同意而私下邀请的学生充当学生代表。
三、我们提出学生代表组成方式如下：鉴于学生自发组织产生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一直起领导组织作用，并且在广大同学中获得了认可，可以由市高联出面联络组织，由首都各高校学生根据人数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学生代表作为学生一方总发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听，并对学生方面的发言作协商补充，及向政府方面发言人提出质疑的权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人员，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具有了解国家各种事物及决策权力的人员。
五、对话必须容许双方邀请的民间人士或团体的代表参加旁听，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挡。被邀请代表在对话过程中不具有发言权，但具有事后就对话内容发表看法的权利。
六、双方发言人必须有发言机会均等的权利。双方发言人每次发言必须限定时间，质疑应限定在3分钟以内，答问应限定在10-15分钟之内，容许发言人在问答中多次质疑。
七、对话过程中必须容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道，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对话双方具有现场摄像、录音和记录的权利，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和阻挠。
八、对话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时间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九、政府参加对话人员在对话过程中应尽量回答并在会后尽量解决可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确实不能迅即答复，可商定在限定的时间内举行下一轮对话，任何一方不得无理拒绝。
十、为保证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
十一、必须保证对话双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轮对话之后，必须在国家各大报纸及电台上如实报道结果，出具公告，并宣布下一轮对话的时间、地点等事宜。
关于以上要求，我们声明如下：
一、为确保对话尽快达成，对以上要求，我们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复，并在对具体要求作答复的基础上，附注各条答复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
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
三、关于第一轮对话我们建议在5月4日上午8：30，地点可设在北京大学。
四、此请愿书将抄送一副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在聲明中，學生特別提到：「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們得不到答覆，我們將保留在5月4日繼續請願的權利。」這份聲明隨即送呈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5月3日派出袁木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反擊學生言論。袁木在會上批評學生要求像「最后通碟」，无法接受，並指学生代表若然犯法，政府必须追究。
袁木講話內容包括：一、政府與學生對話不能排除合法的學生組織；二，對話不應有先決條件，批評學生不僅想與政府平起平坐，而且要超越於政府之上，表現了學生「幼稚的衝動」；三，請願書帶有威脅性質，「從請願書中看出確實背後有人給學生出主意，挑起社會的動亂……是極少數極少數人在背後製造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河東昌期後亦指，4月22日三名學生「在封建的習慣下」跪求總理接請願書，「非常擔心他們背後有人」。
袁木在會上只承諾，當5月4日出現大遊行時，政府將平心靜氣待之，但袁木卻說，對於「在背後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惡毒的人……我們不準備現在採取措施。」[35]
袁木的答覆引起一些學生不滿，但情緒似沒有四二六社論發表後高漲。有學生認為袁木強硬態度，可能是政府要動手的警號，亦有學生不滿政府不承認自治聯合會、把他們當成是「動亂之一小撮」，難以令人接受。
當天，高自聯即日召集47所高校學生代表舉行會議，決定明天是否去廣場遊行，在場41票贊成，5票反對，1票棄權。同一時間，廣東一家向海外發行的報章《亞太經濟時報》在北京籌劃一場新聞界研討會，該會早在4月已安排好，原定反思五四運動的精神，剛好碰上學潮，會上議題集中在《世界經濟導報》查封事件，席間各人爭論應否加入遊行，最後會議擬定發起新聞界聯署要求與主管新聞的中央領導對話，同時媒體員工可自願參與學生，在五四當天一起遊行。[36][37]
[编辑] 五四70周年
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回到北京，5月3日在中共舉辦的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趙紫陽發表五四講話。該文章由鮑彤起草，經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審核，期間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等提出要在講話中加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句話，但趙紫陽認為目前氣氛不宜加入該內容，事後趙紫陽亦因此講話被指不聽意見。
十一屆一中全會以來的十年，黨的正確方針政策之所以能夠慣徹實施，改革和建設之所以能夠取得大家切身感受到的成效，最重要的條件是保持了社會的穩定。
在穩定這個事關大局的問題上形成共識，同心協力不容易啊！身在穩定之中，有時不覺得穩定之可貴，但是如果失去穩定，就會痛悔莫及！
如果再發生動亂，發生大規模的社會衝突和無政府狀態，亂了人心，亂了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學習秩序、工作秩序、亂了人民自己，鬧得國無寧日，怕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就會變為一個動亂的沒有前途的中國。
如果出現那種局面，中國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希望的建設、改革、民主、科學，一概都談不上，不僅如此，那些反民主、反科學的東西，都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穩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們的民主走上一條有法制化的正道。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同時，也要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新秩序。這是一種建立在四項根本原則基礎上的民主政治新秩序，無疑是現代化所必需的，也是維護社會政治環境的穩定所必需的 。穩定、漸進、理智、秩序、法制，這是建設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學的要求。
廣大群眾包括廣大學生希望推進民主政治，要求懲處貪污腐敗，發展教育和科學，這也正是我們黨的主張。中國共產黨之心、是同人民之心、 青年之心連在一起的。讓我們大家互相溝通、互相理解。認清歷史的使命，清醒、理智、堅毅、沉著、實事求是、艱苦奮鬥，這是當代青年最可貴最需要的品質。
趙紫陽的講話一方面強調穩定的重要性，同時亦強調學生的要求與共產黨是一致，在學生之間頗獲好評，5月4日北高联宣布，從次日起，结束罢课。此时大多数人认为，赵紫阳返京後，事件应告一段落；同日，赵紫阳會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也說，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24]
人民日报當天在头版報道指：「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 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文章亦報道了「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並指游行组织者宣布「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課」。
5月5日，80%北京高校學生已复课，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仍有一半學生罷課，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 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
[编辑] 絕食潮開始
此後一周，學生与政府陷入僵持，虽然不断有要求对话和稳定的呼声，却没有实质性进展。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问题，学生擔心這種定性會為學業和就業帶來極大影響，而且参与运动的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果事件以此定性收场，即使中共不「秋後算帳」，各高校的党、团组织在之后将如何看待参加者也是未知数。
5月13日，由柴玲等人发动的绝食运动，將學潮推上高峰。当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对话，要求政府肯定學生行動是爱国运动、推翻《四二六社论》。他們向全國發出絕食書，引用了毛澤東「國家是人民的國家」等語錄，筆調極賦感情色彩。
在這個陽光燦爛的五月裡，我們絕食了，在這最美好的青春時刻，我們卻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絕然地留在身後了，但我們是多麼的不情願，多麼的不甘心啊！
然而，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物價飛漲、官倒橫流、強權高掛、官僚腐敗，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會治安日趨混亂，在這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同胞們，一些有良心的同胞們，請聽一聽我們的呼聲吧！
國家是人民的國家，
人民是我們的人民，
政府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不喊，誰喊？
我們不幹，誰幹？儘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儘管死亡對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遙遠，但是，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
我們最純潔的愛國熱情，我們最優秀的赤子心情，卻被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們想請求所有正直的中國公民，請求每個工人、農民、士兵、市民、知識分子、社會名流、政府官員、警察和給我們炮製罪名的人，把你們的手撫在你的心上，問一問你們的良心，我們有什麼罪？我們是動亂嗎？我們罷課，我們遊行，我們絕食，我們獻身，到底是為什麼？可是，我們的感情卻一再被玩弄，我們忍著飢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毆打……學生代表跪求民主卻被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一再拖延，學生領袖身處危難……
我們怎麼辦？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但這就需要我們用這些年輕的生命去換取，這難道是中華民族的自豪嗎？
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
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但我們還是孩子，我們還是孩子呀！中國母親，請認真看一眼你的兒女吧！雖飢餓無情地摧殘著他們的青春，而死亡正向他們逼近，您難道能夠無動於衷嗎？
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地活著，因為我們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齡，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學習，祖國還是這樣的貧窮，我們不忍心留下祖國就這樣死去，死亡決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理由去偷生。
當我們挨餓時，爸爸媽媽們，請不要悲哀；當我們告別生命時，叔叔阿姨們，請不要傷心，我們只有一個願望，那就是讓你們能更好地活著；我們只有一個請求，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因為民主不是一個人的事情，民主事業也絕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
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
人將去矣，其言也善；烏將去矣，其鳴也哀。別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樣的忠誠。
別了，愛人，保重！捨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終。
別了，父母！請原諒，孩兒不能忠孝兩全。
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種不得已的方式效忠。
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絕食宣言」全文如下：各位親愛的同胞，在繼前幾次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之後，今天，我們決定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鬥爭。
絕食原因：第一，抗議政府對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報導。
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絕食時間：五月十三日下午二點出發。
絕食地點：天安門廣場。
口號： 不是動亂，立即平反！
馬上對話，不許拖延！為民絕食，實屬無奈！
世界輿論，請聲援我們！
各界民主力量，請支援我們！
當绝食学生濒危的畫面在電視上播出後，多間医院以至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北京市民、機關單位、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以至武装警察都加入声援、募捐、抢救，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嚮應，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
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斡旋，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5月14日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与30余所高校学生对话，亦未果。
5月15日，学生發動北京大遊行，长安街交通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游行口号開始針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輿論逐漸同情學生。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
当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对话因公开直播问题无限期中断。当日，苏联领导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抵达北京进行访问，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请愿，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临时改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原定其在北京市区进行的活动取消。此事对于邓小平有根本性的影响，认为学生行动实际影响了中共在共产主义盟友中的威信。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阎明复走学生前說：「改革需要你们进行下去……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我请求你们，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静坐，请求你们能够爱惜自己。」然而學生未有理會勸告。
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安排被取消。
當晚，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戈爾巴喬夫時，在大批記者面前說：
「鄧小平同志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儘管在十三大根據他的請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員會，退出了政治和常委會，但是我們全黨都知道，我們離不開他，離不開他的智慧和經驗。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的决定，雖然這個决定沒有公佈，但是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說，我們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需要他掌舵。」
外界一直認為這番話觸發趙紫陽與鄧小平的決裂。上述講話發表後，北京學生開始打出針對鄧小平的標語，例如「小平糊塗」、「老眼昏花少而無能」、「八十五歲，尚能飯否」等等，而參加遊行的人之中，亦有人打起政府部門的旗號，外交部、郵電部、國家體委、中宣部、國家教委、國中央、中央黨校、求是雜誌等等單位，都有幹部參加遊行。
5月17日，严家其、包遵信等發表《五一七宣言》，進一步攻擊鄧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发动知识分子签名。
从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时起，三千餘名同学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到现在已有七百多位同学晕倒。这是我们祖国历史上空前悲壮的事件。同学们要求否定《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要求现场直播和政府对话。面对我们祖国儿女一个又一个倒下去，同学们的正义要求迟迟得不到理睬，这就是绝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现在，我们祖国的问题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这就是，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这样一个不负责任和丧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国的政府，而是在一个独裁者权力下的政府。 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位独裁者说话，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在同学们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斗争后，已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们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从现在起，同学们一百小时的伟大绝食斗争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让我们高呼绝食斗争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非暴力抗议精神万岁！
打倒个人独裁！独裁者没有好下场！
推翻“四.二六社论”！
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
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民主万岁！自由万岁！
[编辑] 趙紫陽倒台
趙紫陽披露鄧小平仍然為中共掌舵人後，鄧小平成為外界抨擊對象。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家中召開會議，李鵬等常委把矛頭指向趙紫陽，認為局勢難以控制是他一手做成，並強烈要求採取果斷措施，終止學潮。有說法[39]指趙紫陽當晚以「不能認同大多數常委意見」為由，提出辭去總書記一職。
翌日清晨，趙紫陽、李鵬等人前往醫院探望因絕食學生後，趙紫陽當即撰寫辭職信，內容說「我對小平同志和常委會議作出的關於在北京實施戒嚴的方針，沒有辦法執行。我還是保留我原來的意見。為此，我請求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信件送交楊尚昆，楊尚昆把信件扣下，並勸趙紫陽顧全大局，收回請辭。[40]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會晤50分鐘，双方态度强硬，不欢而散。
5月19日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召開黨政軍部大會，由電視現場直播，李鵬強調政府必須迅速扭轉亂局，呼籲黨政軍各級幹部緊急動員，並宣布調動解放軍進駐北京市郊。此時外界已注意到，趙紫陽及胡啟立並未列席，斷言趙已失勢。
5月20日凌晨4時50分，赵紫阳突然前往天安門廣場，含淚向學生道歉、勸學生撤退、並承諾政府不會秋後算賬，「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赵紫阳講話後向在学生鞠躬，学生們十分感動，或鼓掌、或哭泣，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亦是赵紫阳下台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41]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遊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编辑] 頒布戒嚴令
趙紫陽夜會學生約5個小時後，北京戒嚴令正式下達。5月20日早上10時，李鹏在电视上頒布北京部分地區戒严令，軍隊開往天安門，學生紧急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天安门广场方向前进，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24]該戒嚴令至1990年1月11日才解除[42]。
戒嚴令說[43]：
鑑於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了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據戒嚴令，由陳希同市長簽發了實施戒嚴令的第一、第二、第三號令，列明北京市市區的戒嚴範圍，期間禁止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同時禁止境外記者進入機關、團體、學校、工廠、礦場、企業、街道等單位採訪，市內多處擺設交通路障。
戒嚴期間，廣場上仍有逾十萬民眾聚集，媒體採訪工作並未停止。當時市郊有零星流血衝突，但軍隊嚴守「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命令，衝突並不嚴重，也有不少民眾向軍人送水送糧、慰問軍人，勸他們放下武器。一些士兵流淚，一些顯得不知所措，事後據稱有軍長級幹部因拒絕執行戒嚴令而被撤職。[44]
5月21日，香港民眾發起自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百萬人大遊行，聲援北京學生，並成立支聯會發起籌款，數以百萬的捐款送到支聯會的戶口。
此時政府與示威者展開最後的拉鋸。5月21日，軍方派出直升機來回到廣場上空撒下量用大號字印刷的李鵬講話傳單，引起了廣場上學生的騷動[45]。
5月23日，北京亦舉行百萬人大遊行，不少機關、幹部、文化人、科技界、工業界人士參入隊伍，喊出李鵬下台的口號。[45]當天，三名學生用裝滿顏料的雞蛋毀壞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畫像，但學生表明只要求改革政府弊端，無意推翻共產黨統治，他們把三名破壞者送交公安。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佈，自學生絕食請願以來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醫院共救治學生9158人次，留院觀察8205人次，沒有一人死亡。[45]
5月25日，廣場上盛傳趙紫陽被指控帶領反黨，同時胡啟立、閻明復、鮑彤、溫家寶、杜潤生、安志文等七位高級黨政幹部，據說被點名指為「反黨集團成員」，同日李鵬公開接見外國駐華大使，顯示他仍然掌權。
此時身處美、加的人大委員長萬里的取態備受關注。他在學運時正好出訪多倫多，他當時說：「要堅決保護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同時也要堅定地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45]正因為這一說法，外界當時期望他能以中國憲法上最高機關的代表，以法律推翻戒嚴令、恢復趙紫陽的職務，但萬里提早結束對外訪問，5月25日凌晨經上海返回，期後以身體不適為由，留在上海治療，並沒有回北京召開會議。
5月26日，新華社發放消息，中共元老陳雲主持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議，出席者有薄一波、宋任窮、余秋裡、劉瀾濤、楊得志、蕭克、陸定一、姬鵬飛、耿飈、黃鎮、宋時輪等人，會議通過「老同志一致擁護中央決議」。其後徐向前、聶榮臻表示戒嚴部隊不會對付學生；另一批元老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亦公開表態支持中央決定。李先念稱，極少數人製造複雜局面，煽動學生反對共產黨。[45]
5月30日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20餘名師生集體創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置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引起天安門管理處不滿，指該位置歷來是重大節日期間矗立孫中山巨幅畫像的地方，學生做法損害國家尊嚴。[45]
[编辑] 廣場上矛盾
在局勢日趨緊張下，學生之間的矛盾也日漸突顯。他們的分歧在於：誰負責做總指揮？誰管財務？接下來應採取甚麼抗爭手段？更迫切問題是：究竟撤退，抑或留守？
在「撤退」和「留守」問題上，高校學生聯會秘書長王有才認為靜坐已不能取得成果，主張盡快先撤回學校，再謀行動，但柴玲等人則認為必須留守，並指控主張撤退的人為「投降派」。當全國各地的學生湧入北京時，不同派別的學生爭相搶奪這批學生[46]，而位於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學生廣播站，也成為佔據的對象。學生領袖封從德說：「大大小小的『政變』，每天總得二、三次。」[47]在學生眼中，誰掌管握廣播中心，就等於掌握了廣場上的控制權[48]，廣場上不時傳出學生高呼「審判柴玲」等口號。
就在雙方僵持不下之際，香港演藝界5月27日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籌得逾千萬元捐款，物資陸續運抵北京，為當時已現疲態的學運注入一支強心針。然而學生的矛盾並未平息。6月1日，柴玲及封從德指有學生在廣場上意圖綁架他們[49]，並公開點名幾位學生參與綁架；有被點名的學生在電視上強烈否認指控，並在媒體上公開批評有人侵吞捐款[50]。一位從山東到北京聲援的學生說，他之前懷著熱情來到北京，但天安門廣場已經變成外地學生棲身之所，廣場衛生惡劣，靜坐徒具形式。[51]
直到6月初，除了北大、清華、師大、人大之外，北京大部分院校已復課。[52]翌日，被稱為「天安門四君子」的劉曉波、周舵、高新、侯德健等主張撤離的知名人士宣佈在天安門絕食72小時，籲學生和政府重新開展和平對話[45]。劉曉波事後指，他們是為了勸退學生才加入絕食，希望令自己在學生之間擁有發言權，料不到這反而堅定了學生的決心；當面對學生高漲的掌聲時，他們也覺得心情興奮，把原先的理智拋諸腦後。[53]
[编辑] 天安門清场
6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清場。當天下午4時，楊尚昆、李鵬、喬石和姚依林等召開軍政會議，指令翌日6時前要完成任務，並宣布「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當晚7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戒严部队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45][45]
晚上10時後，天安門與長安街的形勢急轉直下。軍隊入城後遭到市民阻撓，軍隊開槍，其中木墀地是死傷最多的焦點。該處聚集數千人，部分人用碎磚頭砸打解隊，軍隊立即一排排沖上大橋，邊喊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號，邊向投石頭的市民開槍。
從這時起，軍隊時而向天開槍，時而對正人群掃射，有人中彈倒下。民眾不斷向後退，高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殺人犯！」軍隊用衝鋒槍向罵聲掃射，約百名學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大部分立刻被送往旁邊的復興醫院。[54]復興門外大街兩旁的市民從自家窗戶上探出頭來痛罵，也有人從窗口上往馬路上投東西，軍隊開槍還擊，從木墀地到全國總工會約五百米左右的路段，兩旁建築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濺，其中22號樓、24號樓兩幢部長樓有3人在樓上被子彈打死，當中據報包括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宋汝尊的女婿[55]。
根据BBC现场报道，解放军从卡车上不分目标的向人群射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次扫射中，她自己被尸体绊倒，几码之外被当场射杀的还有两人，重伤倒地不起的两人；之前北京某儿童医院20分钟内送来40多名遭枪击的重伤者，其中包括妇女和老人，不少人是在自己家中中弹，其中有两人已死亡。[56]有說一些死者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但說法並未得到證實，但一些有录像卻显示解放军直接在長安大街向市民開槍[57]。
廣場上的學生雖然知道鎮壓開始，但以為軍人只用橡膠子彈和催淚彈，最多是被軍人押走。此時不斷有人跑入廣場緊急報信，說明軍隊荷槍實彈掃射示威者，廣場陷入驚恐。[58]
零晨1時，天安門以西約四公里的復興門傳出槍聲，軍隊向堵塞他們的群眾開槍，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人受傷，復興門外醫院接收大量死傷者。1時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發出《緊急通告》，內容說：
「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猖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解放軍多日來保持了高度克制，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嚴令規定，並同解放軍密切配合，堅決捍衛憲法，保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
中国官方资料称，《通告》內容廣播後，至零晨2時，幾十萬人的廣場只剩下數千名學生和市民。[59] 零晨2時20分，軍隊開進廣場，施放催淚彈，部隊從廣場南面的前門向中央推進，沿途向高空發射照明彈，群眾向天安門廣場北面後退。 [60]據報中枪者包括徒手阻拦军队的平民以及旁观的民众，也包括現場搶救的医务人员[61]，另外有一队学生（包括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被军队坦克辗压[62] ，至少五人被压死，九人被压伤[63]。
3時左右，約3000名學生圍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此時正進行絕食侯德健、劉曉波、周舵、高新決定勸學生離開，並在廣播中發言，大意是指北京已在流血，足以喚醒人民，讚揚學生不畏死的精神。劉曉波等人發現有學生之前從軍隊搶來的槍支，要求立即砸毀槍械，並命令學生必須堅持非暴力原則，否則解放軍就會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向學生開槍。
5時20分，一大部分學生已離開，但廣場仍有約200名民眾不肯散去。侯德健等人直接要求會見軍隊指揮官，表達願意由他們出面勸餘下的學生離去，希望和平解決事件，軍隊同意，學生逐以「聲音投票」方式，想撤的人喊撤退，想留的人喊留，兩把聲音旗鼓相當，但考慮到喊撤退的人可能不敢高聲呼叫，學生領袖認為想撤退的人更多，宣布離開。
學生撤走時，有人聲淚俱下，有人喊出「打倒法西斯！」的口號，戒嚴部隊官兵突然全體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並朝天開槍震懾。約5時40分，清場基本結束。
事後，柴玲在逃亡後曾發出一段錄音，指廣場上有學生被坦克壓成肉餅，但這一說法極具爭議。侯德健事後說[64]，他留守至5時，但在廣場上沒有看見這情況，批評如果使用謊言去對抗謊言，只會損害學生的道德力量；柴玲事後則指她是「聽說」有這情況。目前較公認的說法是，木墀地是傷亡最重的地方，而在一些主要街道上，軍人有向呼喊口號的學生開槍。[65][66]。
[编辑] 輿論的聳動
在6月3日至4日，中央媒體均以不同方法表達對鎮壓的不滿。在6月4日早上6時25分，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广播员李丹當晚这样报道：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67]
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68]
6月4日早上，《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亦一則題為「北京這一夜」的消息：
本報6月4日凌晨五時訊，解放軍報6月4日社論說：自6月3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三日二十二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從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亡情況。
到截稿為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
[69]
《人民日報》該日在新聞選材上亦曲線表達不滿，其中國際新聞選用南韓光州事件，以粗黑體寫上：「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屠殺鎮壓。」關於波蘭局勢的標題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副題為「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關於中東局勢的題目則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