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義與蓄意主義的爭論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跳转至: 导航搜索

功能主義與蓄意主義的爭論史學史上關於猶太人大屠殺肇端的辯論,同時論及一些關於納粹德國(第三帝國) 的政策。辯論的中心本質上環繞兩個問題:

  • 究竟希特拉有沒有大舉屠殺猶太人的整體藍圖?蓄意主義認為他有計劃,功能主義則認為沒有。
  • 猶太人大屠殺是基於希特拉的命令,還是由德國的官僚引起?蓄意主義認為是基於希特拉的命令,功能主義認為是禍首是德國的基層官僚。

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Timothy Mason在1918年討論相關問題的論文中,首次使用了功能主義和蓄意主義這兩個辭彙。著名的功能主義者包括Raul HilbergChristopher BrowningHans MommsenMartin BroszatZygmunt Bauman。著名的蓄意主義者則包括Andreas HillgruberKarl Dietrich BracherKlaus HildebrandEberhard JäckelRichard BreitmanLucy Dawidowicz

值得注意的是,雙方都沒有爭論猶太人大屠殺的真實性,或是希特拉煽動反猶太主義,導致猶太人大屠殺發生。所以功能主義和蓄意主義之間的辯論,被認為是純學術爭論。他們與猶太人大屠殺否認論不同,後者認為猶太人大屠殺是野史

辯論的起源[编辑]

「猶太人大屠殺的起源」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開始。在紐倫堡審判(1945-46),「猶太人問題最後定案」被起訴為納粹黨領袖的長遠計劃,甚至可追溯到1919年納粹黨創立的時候。随後大多數歷史學家贊成這項論調,但在今時今日被認為是極端蓄意主義。1960年代,随着The Hitler State(1969),Twisted Road to Auschwitz(1970)等書的出版,某些歷史學家開始挑戰既往的觀點,認為希特拉沒有策劃猶太人大屠殺的總體大綱。

1970年代,蓄意主義支持者被稱作「通向奧斯威辛集中營之直路」陣營(the straight road to Auschwitz),因為他們堅持希特拉執行了一個計劃。功能主義支持者則被稱作「通向奧斯威辛集中營之彎路」陣營 (the twisted road to Auschwitz)或是結構主義者。因為他們堅持是第三帝國的內部權力結構引致猶太人大屠殺。

1981年,英國歷史學家Timothy Mason出版了題為「蓄意與解釋」(Intention and Explanation)的論文,意在攻擊Karl Dietrich BracherKlaus Hildebrand的觀點。在論文中,Mason稱「通向奥許維次集中營之彎路」陣營為功能主義者,「通向奥許維次集中營之直路」陣營為蓄意主義者。從此便以功能主義和蓄意主義取代舊稱。

蓄意主義(Intentionalist)[编辑]

蓄意主義者認為猶大人大屠殺是預先計劃好的。希特拉在《我的奮鬥》中表示他既是思想家同時也是實幹者,想出在奪權後會如何對待猶太人的藍圖。1919年,當希特拉還在軍隊的時候就已寫了一封信定義他怎樣去理解「理性的反猶太主義」(rational anti-semitism) 他表示首先要做的是有計劃地移除猶太人所有的法定權利。之後就是徹底滅絕。之後他又在納粹黨辦的報紙撰文,建議要將「病毒」封鎖在「集中營」以保護德國人遠離猶太人威脅。

蓄意主義者又相信大眾反猶太主義在1935年夏天升溫,是基於納粹黨領袖的搧動。納粹思想家Nicolai在1931-32年計劃納粹德國的未來憲法,最先想到的就是只能讓擁有純正德國血統的人才可成為德國公民。

極端蓄意主義論調[编辑]

極端蓄意主義者相信希特拉明確地在1924年或以後,組織猶太人大屠殺計劃。Dawidowicz爭辯希特拉早已在不遲於1919年部署猶太人大屠殺。為支持他的觀點,Dawidowicz指出好些希特拉反猶太主義的聲明。

批判主義認為那些反猶太主義聲明中,沒有提到要殺死所有猶太裔人,只有很少涉及要殺害全部猶太人。在《我的奮鬥》(Mein Kampf) 中唯一一次提及要殺死猶太人,是說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12,000至15,000名猶太人代替德國士兵被毒氣毒死,那麼在「在前線上百萬的犧牲就不會是徒勞無功」(the sacrifice of millions at the front would not have been in vain)《我的奮鬥》全長694頁,Dawidowicz的批評者認為她是在一句句子上大做文章。

温和蓄意主義論調[编辑]

温和派蓄意主義者例如Richard Breitman相信希特拉計劃猶太人大屠殺是在1930年代末,不遲於1939或1941。這派學說非常強調希特拉在1939年1月30日國會發表的「預言演講」,希特拉曾說如果「猶太裔財政家」發動另一場世界大戰,那麼「…結果將會是所有在歐洲的猶太裔人被滅絕。」據Yehuda Bauer所指,這論題的最大毛病是將希特拉推向種族滅絕,但希特拉在發表了演說後並沒有落實行動。此外,Ian Kershaw指出1941年末,帝國宣傳部長 (Reich Minister of Propaganda) 约瑟夫·戈培尔的日記手帳寫道「元首的預言朝最可怕的方向實現了」。普遍認為Goebbels對於希特拉真的會認真執行「預言演講」內容感到十分驚訝。

極端功能主義論調[编辑]

極端功能主義者例如Götz Aly相信納粹領袖沒有發起猶太人大屠殺,大部份發起者來自低階的德國官員。Aly找出很多來自在波蘭的德國官僚的文件,討論波蘭的人口要降低25%來達到經濟增長。批判者指這無法解釋,如果納粹黨真的關心波蘭,為甚麼要將猶太人從法國和荷蘭驅逐出境,送到波蘭的滅絕收容所。還有,為甚麽波蘭的猶太人剛好被抽中作為多出的25%人口。

温和功能主義論調[编辑]

温和功能主義者,例如Christopher Browning相信不穩定的納粹黨權力之間的較量,為猶太人大屠殺提供了溫床。他們認為納粹黨目的是想將猶太人趕出歐洲,但計劃失敗只好採取種族滅絕這個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