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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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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
Chinese people being buried alive by Japanese soldiers, Nanking Massacre.gif
日军将中国人押进坑中准备集体活埋[1]
日期: 1937年12月13日—1938年1月
地点:  中華民國首都南京
結果:
  • 远东军事法庭宣称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遇难者[2]
  • 約2萬中國婦女遭日軍姦淫
  • 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軍縱火燒毀

南京大屠杀日语南京虐殺事件[3]、南京大虐殺、南京事件英语Nanking Massacre, Rape of Nanking)是中国抗日战争初期侵华日军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規模屠殺強姦以及纵火抢劫战争罪行反人类罪行。日军暴行的高潮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了6周,直到1938年2月南京的秩序才开始好转。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战俘被日军杀害,约2万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4][5][6][7][8]

在中国,自1947年南京军事法庭审判以来[6],普遍认为约有30万人在大屠杀中遇难[2]。在日本,日本政府承认“发生过杀害非战斗人员和掠夺等行为”,但对遇难人数则暧昧不清[9][10][11]。日本学界对遇难人数的估计有20万人、4万人、2万人等几种,也有认为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否认派”[12]。“否认派”的论调得到部分日本政商势力的支持[13][14],在华人世界引起强烈反感,这也使得南京大屠杀成为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历史问题之一。

背景

1937年11月中旬,中国在淞沪会战失败后决定坚守首都南京。12月8日,日军全面占领了南京外围阵地,10日对南京城垣阵地展开猛攻。12日,南京卫戍司令部下令弃城突围撤退。13日,日军攻入南京,未能撤离的数十万中国军民即将面对整个抗日战争中最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

中国:坚守首都的决策

南京城墙

从1937年8月到11月,国军在上海与日本上海派遣军已经进行了近三个月惨烈而胶着的战争。战事在日本第10军从杭州湾登陆之后急转直下,侧后被袭的中国守军全线撤退。在日军的迅猛追击下,国军的撤退变成了无比混乱的溃逃。军事委员会此时深感事态严重,在17日和18日三次开会讨论南京防御的问题。会议上多数将领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而南京在军事上无法防御,建议仅仅作象征性的抵抗,只有唐生智以南京是国家首都、孙中山陵寝所在,以及国际观瞻和掩护部队后撤等理由,主张固守南京。中華民国最高領袖蒋介石期望保卫首都的作战对德国外交调停有利,并且以为能够等到苏联的军事介入。出于内政和外交上的考虑,蒋介石最终采纳了唐生智的建议,决定“短期固守”南京1至2个月,於11月26日任命唐(階級上將)為南京衛戍軍司令长官,负责南京保卫战。副司令長則為羅卓英及劉興。[15][16]

根据坚守南京的决策,軍事委員會在12月初日军接近南京城之前共调集了约13个师又15个团共10万余人(一说约15万人)的部队保卫南京[16]。这些部队中有很多单位刚刚经历了在上海的苦战和之后的大溃退,人员严重缺编且士气相当低落,而新补充的数万士兵大多没有完成训练。唐生智多次公开表示誓与南京城共存亡,对蒋介石则承诺没有命令决不撤退。为了防止部队私自过江撤退,唐生智采取了背水死战的态度。他下令各部队把控制的船只交给司令部,又将下关至浦口的两艘渡轮撤往武汉,还命令第36师封锁从南京城退往下关码头的唯一通道挹江门[15],这一“破釜沉舟”的命令给后来的悲剧性撤退埋下了隐患。

11月20日,中華民國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政府机关、学校纷纷迁往内地,很多市民也逃离了南京。在6月有101.5万城乡居民的南京市[17],到了12月初的常住人口据估计只有46.8万至56.8万人,但这并不包括军人和从前方逃亡到南京的难民。[18]22日,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留在南京的二十多位西方侨民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们提出在南京城的西北部设立一个给平民躲避炮火的安全区。29日,南京市市长宣布承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为安全区提供粮食、资金和警察。唐生智还承诺将部队撤出安全区。12月5日,国际委员会收到日本政府模棱两可的回覆,随即开始了安全区的工作。[19]

日本:向南京疯狂进军

1937年12月13日《東京日日新聞》報導:日軍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在进军南京途中相約「殺人競賽」,商定在佔領南京時先殺滿100人者為勝。从句容到汤山,两人分别杀了89人和77人;到南京紫金山下时,两人各称殺了106人和105人;但是不知道誰先殺滿100人,所以決定這次比賽不分勝負,重新比賽誰殺滿150名中國人。向井和野田在战后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20]

日本原本打算在上海附近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从而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然而,日本上海派遣军在淞沪战场苦战三个月,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日本决策层在是否直接进攻南京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为顾虑苏联在北方的军事威胁,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等人主张“不扩大”战事[21]:104。因此,11月7日东京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临时编组为华中方面军的时候,将方面军的作战区域限制在苏州嘉兴一线(即“制令线”)以东[21]:94。而日军战地指挥官却强烈要求进攻南京:15日,柳川平助的第10军无视参谋本部的命令,决定趁中国军队溃退“独断敢行”地“全力向南京追击”[21]:107;22日,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鼓动参谋本部放弃“不扩大”方针,称“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21]:105。11月下旬,日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全面越过“制令线”,分别沿着太湖的南、北两侧开始向常州湖州进攻[21]:108。鉴于前线进展迅速的既成事实,24日东京大本营废除了“制令线”,并在12月1日下达了攻占南京的正式命令[21]:109

进攻南京的作战开始后不久,疯狂前进的作战部队就把辎重部队远远抛在身后,由于日军原本没有深入内陆作战的后勤准备,部队立即面临着粮食供给中断的严重问题,日本军司令部于是下达了实际是要部队抢劫的“就地征收”命令。日军在抢劫中通常伴随着奸淫妇女的暴行,为了掩盖自己抢劫和强奸的罪恶,日军除了杀死受害人,还经常放火烧毁整个村庄。[22]

日军作战的指导者……下达:“在当地征收粮食,以谋自活”的征收命令。……自从命令下达后,罪恶感就消失了,军人们变成了到处偷袭抢夺谷物、家畜来充饥的匪徒。……这个就地征收命令,使下级官兵发狂,不但抢夺粮食,并且强暴了中国妇女。……下级队长就指示……意思就是要湮灭证据。……所以,下级官兵们为了保护自己,毫不考虑的杀掉无辜的中国百姓,这才发展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导火线。
——日本军上等兵曾根一夫,《南京大屠杀亲历记》[22]:49-52

日军在从上海进攻南京的过程中,在南京以外的金山杭州苏州无锡芜湖扬州等地犯下一系列暴行,至少3万多人被杀[23],许多妇女被强奸[24]。这些暴行都是南京大屠杀的预演或延续,南京大屠杀则是日军所有暴行当中的最高潮[25]:97

南京陷落

1937年12月12日,日军攻击中华门

12月8日,日军全面占领了南京外围一线防御阵地,开始向外廓阵地进攻。11日晚,蒋介石通过顾祝同电告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12日,日军第6师团一部突入中华门但未能深入,其余城垣阵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负责防守中华门的第88师师长孙元良擅自带部分部队向下关逃跑,虽被第36师师长宋希濂劝阻返回,但已经造成城内混乱。下午,唐生智仓促召集师以上将领布置撤退。按照撤退部署,除第36师掩护司令部和直属部队从下关渡江以外,其他部队都要从正面突围,但唐生智担心属于中央军嫡系在突围中损失太大,又口头命令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和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这个前后矛盾的命令使中国军队的撤退更加混乱。会议结束后,只有属于粤系的第66军和第83军在军长叶肇邓龙光带领下向正面突围,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成功突破日军包围,第159师代师长罗策群战死。其他部队长官大多数没有向下完整地传达撤退部署,就各自抛下部队前往江边乘事先控制的船只逃离。这些部队听说长官退往下关,以为江边已经做好了撤退准备,于是放弃阵地涌向下关一带。负责封锁挹江门的第36师没有接到允许部队撤退的命令,和从城内退往下关的部队发生冲突,很多人被打死或踩死。12日晚,唐生智与司令部成员乘坐事先保留的小火轮从下关煤炭港逃到江北,此后第74军一部约5000人以及第36师也从煤炭港乘船过江,第88师一部和第156师在下关乘自己控制的木船过江。逃到下关的中国守军已经失去建制,成为混乱的散兵,其中有些人自己扎筏过江,很多人淹死、或是被赶到的日军射杀在江中。大部分未能过江或者突围的中国士兵流散在南京街头,不少人放弃武器,换上便装躲入南京安全区。13日晨,日军攻入南京城。

日军暴行经过

屠杀

南京安全区内的450名中国警察被日军作为“败残兵”押往南京城西门外,他们将被集体屠杀
日军将中国平民集体活埋
南京下关码头尸体堆积如山[26]
日军正挥刀斩杀中国战俘
辛德贝格相册中的原始说明写道:“这名农民男孩被日军用枪托打死,因为他没有脱帽。”[27]

日军攻占南京时在战场上俘虏了数万中国官兵,在日军高层的授意下,这些俘虏都被集体屠杀。此外,日军还对那些换上便衣混入民间的中国溃兵进行了彻底的搜捕,凡是被认为有士兵嫌疑的人都被抓起来,继而遭到集体屠杀。数万中国平民在日军搜捕溃兵的时候受到牵连被一同屠杀。在占领南京后的几个星期裏,日军毫无约束地在城内外游荡,随意杀害平民,被日军强奸、抢劫的受害人也往往被日军杀死灭口。[28]被日军屠杀的中国官兵和平民在20万至30万人以上。

集体屠杀

日军对解除了武裝的中国軍警人員以及他们認為是可能參加過抗日活動和適合兵役年齡的中國青壯年,進行過若干次大規模的集體屠殺。二战后,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在南京犯下的集体屠杀有28案,19万余人受害。[6]

从12日深夜到13日,败退下来的几万中国溃兵和逃难平民蜂拥至挹江门外的下关一带,试图渡江逃离南京。13日,日本陆军第6师团、第13师团、第16师团从三个方向进攻下关,日本海军也逆流而上抵达下关江面,数万中国溃兵和平民被合围在下关沿江的狭长地带。在这一天,即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一天,日军就杀害了大量溃兵、降兵、俘虏以及难民。[29]

13日清晨,第6师团步兵第45连队从长江上游向下关进军,途中歼灭了一支正在逃离的中国大部队。第16师团从南京城东扑向下关,其中步兵第30旅团的先头部队上午10点抵达下关,用坦克炮和重机枪射杀在岸边聚集和正逃往江上的溃兵,用光了1万5千发子弹;第33连队前进途中歼灭了一千几百名前往下关的溃兵;第16师团主力的先头部队在下午2点30分到达下关,在岸边用重机枪及高速炮向在江上漂流的溃兵猛烈射击,日军称两个小时就使2000多人葬身江中。第13师团的山田支队从长江下游沿南岸进击,下午占领乌龙山炮台后通过燕子矶向幕府山炮台前进,途中在幕府山北面长江南岸(即草鞋峡)遭遇大量溃兵和避难民众,山田支队至14日清晨共俘虏14777人。同一天,日本海军第11战队突破了乌龙山封锁线,逆流而上向南京进发,遇到用各种材料在江上顺流漂浮的溃兵和难民就用舰炮、机枪和步枪连续射击。据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的日记记录:“海军参谋松田的报告说,13日,11战队大部到达南京下游,歼灭了1万乘木筏退逃的敌军。”毫无疑问,日本陆海军射杀的“败敌”和“残败兵”也包括许多逃难的平民。[29]

除了在下关江岸和江面的“歼灭战”,日军13日还杀害了大量未能前往下关的溃兵和难民。在城东,大批溃兵和难民从紫金山与幕府山之间向东逃亡时,撞上了在这一带扫荡的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该师团步兵第30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日记中记述道:“这天遗弃在我支队作战区域内的敌军尸体超过一万几千具,此外,再加上装甲车在江上歼灭的,以及各部队的俘虏,我们支队共解决了两万以上的敌军。”[29][30]

分散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東京日日新聞》(即現在的《每日新聞》)報道兩名日本軍官的「殺人競賽」。日軍第十六師團中島部隊兩個少尉軍官向井敏明野田毅在其長官鼓勵下,彼此相約「殺人競賽」,商定在佔領南京時,誰先殺滿100人為勝者。他們從句容殺到湯山,向井敏明殺了89人,野田毅殺了78人,因皆未滿100,「競賽」繼續進行。12月10日中午,兩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軍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謂殺了105人,向井謂殺了106人。又因確定不了是誰先達到殺100人之數,決定這次比賽不分勝負,重新比賽誰殺滿150名中國人。這些暴行都一直在報紙上圖文並茂連載,被稱為“皇軍的英雄”。日本投降後,這兩個戰犯終以在作戰期間,共同連續屠殺俘虜及非戰中人員“實為人類蟊賊,文明公敵”的罪名在南京執行槍決。[20]

奸淫

幸存者李秀英趟在鼓楼医院的病床上。1937年12月,当时18岁的孕妇李秀英躲藏在南京安全区的一个地下室内。19日,日军士兵闯入地下室企图强奸这里的妇女,李秀英在反抗中被刺伤三十多刀,胎儿流产。这张图片是约翰·马吉拍摄的胶片中的一帧。[31]

据估计,在日軍占领南京之后一至两个月内,约有2万至8万名中国婦女遭到日军强奸。日军不分晝夜並在受害婦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強暴,被强奸的妇女甚至包括12岁的幼女、60岁的老妇,乃至孕妇。很多妇女受到了轮奸,有些婦女甚至會被日軍強姦數次,類似的事件往往導致有婦女受不住日軍的折磨而死。受害人或是试图保护她的亲属如果稍有反抗,往往就被日军杀死,母亲身边的孩子因为哭闹也经常被日军一并杀害。此外,日軍還强迫亂倫行為,不从就加以杀害。日军对妇女的大规模强奸和虐杀直到1938年2月才有所收敛。[32][7][33]

约翰·马吉牧师详细记录了一起典型的强奸灭门惨案。12月13日,30个日兵闯入夏淑琴一家与房东居住的门东新路口5号,他们先杀死了房东夫妻和夏淑琴的父亲,用刺刀杀死了夏淑琴母亲怀里的1岁婴儿,之后轮奸了母亲和另一个房间裏16岁、14岁的两个姐姐,她的祖父母在试图保护孙女的时候被杀死。之后日兵杀死了惨遭奸淫的母女,并且在她们的阴道裏插进瓶子和木棍。当时7岁的夏淑琴和她4岁的妹妹被刺刀扎伤,她们因为昏死过去而幸存下来。最后,日兵杀死了房东的两个孩子,4岁孩子被刺死,2岁孩子被用军刀劈开脑壳。[34]

日军在南京期间对女性的奸淫恶行是在军官默认、纵容、鼓动下的集团性暴力。日军发现女性就加以奸淫的现象非常普遍,而日军军官通常不会将其作为违纪行为加以处理。不仅如此,日军军官还把放纵士兵强奸作为鼓舞士气的工具。为了让部下发泄在上海战场上几个月的苦战中积郁的不满情绪并且鼓动部下进攻南京,日军军官向士兵宣传只要攻入南京“就可以拥有漂亮的姑娘”、“杀人、放火、强盗、强奸都可以”。日军举行入城仪式后,数万日军闯入城内,一周之内就有8000以上中国女性遭到奸淫。魏特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立的收容所是日本士兵搜索“花姑娘”的主要目标之一。日军占领南京十几天后,罪行累累的各部陆续离开,而留在南京执行“警备”的第16师团仍然在长期进行强奸作案。1938年1月下旬,天谷支队接替16师团之后,强奸案件进一步增加了。[35]

劫掠与纵火

照片后方的日本士兵用手推车搬运从商店里抢到的赃物。照片前方是大约五十具被害中国军人和平民的尸体。1938年1月10日 Life 杂志,第50页。

南京沦陷之后的六个星期之内,日军几乎侵入了城内所有的建筑物。据统计,城内外23.8%的建筑被纵火焚毁,63.0%的建筑遭到劫掠,因各种原因遭到破坏的建筑合计88.5%,这些破坏绝大多数都是日军在占领南京后造成的。

日军占领南京初期,5万日本士兵从中国难民那里抢夺了大量生活用品和食物。此后的几个星期,日军闯入市内的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掠,有的时候他们在军官的组织下将住宅、商店、机关、仓库等建筑洗劫一空,再用军用车辆把赃物运走,即使各国使馆也未能完全幸免。在占领南京后的一两年内,日军、日本宪兵还强占了大量中国人的店铺、住宅和建筑,有的直接由日军占用,有的则无偿交给来到南京的日本平民。除了日本军人,少数日本随军记者也加入到抢掠的行径当中。

从12月19日或20日开始,日军开始在市内纵火。日军在洗劫商店之后,经常将其付之一炬。市区南部从中华门内桥、从太平路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是南京主要的商业区,几乎全被烧光,整个市区约三分之一的建筑物被焚毁。[28]:140-147

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统计,南京市共损失古物26584件,计商代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字画7720幅、书籍45979册。[36]

人道救助

南京安全区

约翰·拉贝当时的住所,曾保护了很多中国人,现为国际安全区纪念馆

1937年11月22日,留驻南京城内的西方人决定仿照饶家驹神父在上海建立南市难民区的模式建立一个“南京安全区”,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他们成立了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私人机构,推举西门子洋行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任主席。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山西路交叉路口;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至西康路;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

中国政府承认了安全区,承诺实现安全区的非军事化,并且提供给国际委员会现金、粮食和警察。日本方面拒绝承认安全区,但是表示只要安全区没有中国军队驻扎,日军不会攻击安全区。但日军占领南京后,并未遵守与国际委员会的约定,强行闯入安全区,劫掠财物、姦淫妇女,大肆抓捕青壮年并予杀害。国际委员会就此多次向日本使馆及日军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按国际惯例对安全区予以保护,但是日军暴行并未收敛。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下属26个难民营,其中25个在安全区内,分设在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处,另有设在城东南双塘的1个难民营。[37]

1938年1月底,虽然暴行仍在继续,日军却声称已经恢复了南京城的秩序,强迫安全区内的难民还家。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及难民区不复存在,最后一批难民营被迫于1938年5月关闭。

在日军入城后长达数月的屠杀期间,安全区内有25万人,难民所直接管理的难民最多时有7万人。为了救助数量庞大的难民、维持他们的生活、并庇护他们少受日军伤害,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20多位西方成员和数百名中国成员,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其他避难所

在大屠杀期间,除了国际委员会组织的收容所,在城内外还有一些中国人和欧洲人自发组织的难民营,如城北下关的和记洋行、东北郊外的栖霞寺江南水泥厂等。[38]

南京城外东北郊的句容县江宁县栖霞山一带是日军首先进攻的地区,大量青壮年被杀,妇女被掳走强奸。附近的江南水泥厂栖霞寺仿效南京安全区的做法设立难民营收容附近的农民,其中也有少数未能撤离的中国官兵。江南水泥厂与丹麦史密斯公司(F.L. Smidth co.)和德国禅臣洋行有商业合同,因此在战前请两家公司派代表与留守员工一起守护厂内财产。德商派卡尔·京特任代理厂长,丹麦人辛德贝格稍后到达,两人在厂区收容难民最多时有4万至5万人。栖霞寺住持寂然法师在寺内也设立了收容所,最多时有2.4万难民。[39]

城北和记洋行曾收容了大量难民,据应当在一万人以上,但在这里避难的难民大部分被日军捕去杀害。根据幸存者的证词记录,仅12月14日一天日军就从和记洋行带走并屠杀了数千人。此外,江北六合县的葛塘集难民营约有难民2000人,城东南的剪子巷老人堂收容了530多人。[37]

秩序的恢复与遇难者遗体的处理

收尸记录

对南京大屠杀期间遇难者尸体的掩埋和处理大致有五个途径:[40]

  1. 红卍字会、崇善堂、红十字会、同善堂等慈善团体的掩埋;
  2. 南京市民自发组织与一家一户的掩埋;
  3.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雇工掩埋;
  4. 南京市、区伪政权及其下属机构的掩埋;
  5. 日军部队的掩埋与毁尸灭迹。

根据已发现的资料,南京当时8家慈善团体共埋尸19.8万具。其中: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埋尸43123具。据该会1945年的《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慈善工作报告书》及所附埋尸统计表记载,从1937年12月22日至1938年10月30日,在城内收埋1793具,城外收埋41330具,其中女尸75具、孩尸20具。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在八卦洲江岸收埋被射杀的死者尸体、江中浮尸以及打捞江中尸体,正式资料提及埋尸1557具[40],又有该会函件提及处理尸体1万余具[41]。南京崇善堂埋尸112266具。该堂在战后提交给军事法庭的统计显示,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1日,该堂在城区收埋7548具,在城外收埋104718具。该堂埋尸的“前期资料”较少。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收尸22691具。该会1938年1月5日以前在南京下关、和平门一带收埋8949具,此后得到日军许可后留下了按日记载的收尸记录,到5月底又收埋13742具。南京市同善堂收埋7千余具。该堂掩埋组组长刘德才在战后南京军事法庭审判谷寿夫时出庭作证:“我同戈长根两个人所经手掩埋的尸首就有七千多了”。南京代葬局收埋1万余具。代葬局掩埋队也受雇于南京伪政权。掩埋队队长夏元芝于1946年为汉奸嫌疑辩护时称:“曾率领代葬局全体掩埋伕役,终日收埋被惨杀军民尸体万余具”,这一数字得到当年掩埋伕役的确认。顺安善堂收尸约1500具。1940年12月该堂在一份调查登记表中称:“迄至南京事变后,对于掩埋沿江野岸遗尸露骨,人工费用约去陆百元。”按照当时一般收尸付费4角计算,约收埋1500具。明德慈善堂收尸700余具。当时的堂长陈家伟在1940年12月的文件中称:“雇用伕子十余人,掩埋尸首”、“廿七年春,掩埋七百余具”[42]。众志复善堂也参与埋尸,但是具体数目不详[41]

当时民间的4支市民掩埋队共埋尸4.7万余具。其中:城西市民掩埋队,由湖南木商盛世征出资雇工,收埋上新河地区死难者遗体28730具。城南市民掩埋队,由平民芮芳缘、张鸿儒等组织难民30余人掩埋尸体7000餘具,其中难民尸体5000余,中国军人尸体2000余,分别埋葬在雨花台山下和望江矶花神庙等处。回民掩埋队,由鸡鹅巷清真寺王寿仁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南京市红卍字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尸体400余具,所收尸体以回民为主。北家边村民掩埋队,由北家边万人坑唯一幸存者严兆江带领,收尸6000余具。[41]

与日军合作的南京市和各区伪政府以多种方式参与了对尸体的处理,有据可查的埋尸数量有7000余具。下关区在南京城西北,伪区长刘连祥1938年1月30日报告,经过半个月工作,在下关、三汊河一带收埋尸体3240具。第一区在城东南部,伪区公所在1938年2月工作报告中称当月收埋尸体1233具。第二区在城西南部,最近发现该区伪公所的两份文件中提到请崇善堂掩埋了区内两处遗尸共27具。第三区在城东北部,最近发现该区伪公所曾请崇善堂、红卍字会掩埋区内多处遗尸10余具。1938年底,伪南京市政公署督办高冠吾命伪卫生局派掩埋队收集中山门外灵谷寺马群一带遗骨3000余具,葬于灵谷寺之东,立“无主孤魂之碑”记录埋尸经过。[42]

日军在支持中国团体处理尸体之外,也直接进行埋尸和毁尸的处理。日军战俘太田寿男1954年供认日军动用部队处理的尸体总数达到15万具[42]。近年来发现的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和回忆也明确证实,日军曾大量直接掩埋遇难者的尸体,或是将尸体焚烧,或是投入江河、水塘之中[43][44][45]

整个码头,是一座黑黝黝的尸山。有五十个或许一百个人影在其间来回走动,他们在往江裏拖尸体。痛苦的呻吟,流淌的鲜血,痉挛的肢体,再加上哑剧般的寂静。对岸隐约可见。就像月光下的泥泞一样,整个码头在微微闪光,那是血。不久,结束了作业的“苦力”们被迫朝着江岸站成一行。“哒哒哒……”机枪的声音,仰身,倒下,就像跳舞似得,这一伙人落入江中。结束了。……“约有两万人。”一个军官说。
——《朝日新闻》特派记者今井正刚,《文艺春秋特辑:我在那里——目击者的证言》1956年12月号[46]:286-288

暴行真相的传播

战时日本当局的新闻审查

战时日本民众完全不了解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们从日本媒体上只能看到粉饰太平的报道:“(1937年12月17日)日本兵在南京街头购物”(《朝日新聞》,1938年1月12日)
另一個日本粉饰太平的报道:“「アサヒグラフ」[47]日本軍衛生班為南京避難民地区的中国人治療”(日文)(《朝日新聞》,1938年1月19日)

战争期间,日本当局对日本国内媒体施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回国的日本官兵也被命令对在战争中的罪行禁口,这使得大多数日本国内民众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媒体随军记者发出的稿件和照片都要经过日本军方和当局的严密审查,凡是对军方不利的一律没收,违规的记者要受严厉处罚[48]。《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说:“在战场上听到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暴行,但这些事是绝对不能写的。只让写些什么在战场上邂逅的友情和前后方的佳话等,这类军中的所谓美谈。”[49]:11《中央公论》特派记者石川达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跟随第16师团进行实地采访,之后他写成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在送审时被日本当局查禁,石川还被当局以“将虚构作为事实,紊乱安宁秩序”的理由被处以监禁缓刑[50],从此战争中日本记者再没有对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报道[48]。日本传媒还被严厉禁止转载中国及西方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南京被日本报纸粉饰为安宁祥和的地方。[51]

除了防范新闻媒体泄露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南京战役后回国的日本官兵也被禁口。参与过南京暴行的日军士兵曾根一夫后来说:

为了不使军队在战地的恶的一面让国民知道,在强化新闻管制的同时,对在战地的士兵的泄漏严密封锁。南京攻击战结束后,部分老兵返回国内时就曾被禁口。我也是昭和十五年(1938年)秋返回国内的,在离开所属部队之际,被告诫‘诸位回到国内,征召解除就成了地方百姓了,但作为军人的名誉是值得自豪的,而有污皇军体面的事绝对不许外传。’这是烦琐的说法,要而言之就是‘即使回到国内,离开军队,在战场幹的坏事也绝对不许说’。[52]

战时中国和西方揭露日军暴行的努力

日本记者发回国的照片都要接受审查,反映日军南京暴行的照片都被标为“不许可”禁止发表
日本国内充斥占领南京的报捷海报,但极少有揭露日军暴行的报道
图为“广田电报”。1938年,《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揭露日军暴行的文稿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注意,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将该文签发给日本驻美大使馆。
当时在上海发行的英文报纸《密勒士评论报》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西方和中国的新闻媒体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向全世界披露了日军暴行真相,亲历大屠杀全过程的中国人和西方侨民则留下了日军暴行的详细记录。

美英等西方国家记者最早向全世界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在12月初日军向南京发动总攻的时候,在南京城有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十几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他们中的多数人随着帕奈号撤走,只剩下《纽约时报》记者都亭(F. Tillman Durdin)、《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斯蒂尔(Archibald T. Steele)等5人。12月15日,日军攻占南京2天之后,由于南京的对外通讯全部中断,这些西方记者为了尽早发出南京沦陷和日军大屠杀的独家报道,随美舰奥胡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12月1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刊载了斯蒂尔发自南京江面奥胡号的电讯,首先将日军屠杀的暴行大白于天下,斯蒂尔称:“离开南京之际,我们最后见到的场面是一群三百名中国人在临江的城墙前井然有序地遭处决,那儿的尸体已有膝盖高”。《纽约时报》在12月18日和次年1月9日发表了都亭关于日军残杀数万中国战俘和平民的报道。[53][54]

  •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937年用一架1930年代的老式16毫米摄影机拍摄了共四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电影胶片,这是迄今唯一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影像。约翰·马吉在当时的信件中也有大量关于大屠杀的描写:“强奸妇女的行为已无法形容和想象”,“我能说的是,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都有死尸,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关地区。”[32]
  •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区目睹日军在南京地区的暴行,将马吉牧师拍摄的记录日军暴行的胶片偷运到上海柯达公司,制作并带到美国各地放映,并在美国《读者文摘》上揭露日军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暴行:“日本人从我们的宿营地抓人时,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都当作当兵的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拉出去。”
  • 193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1938年初撰写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第一次向世人公布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痛斥日军制造了“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
  • 拉贝日记》:1937年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日军的暴行。
  • 魏特琳日记

中国受害者的叙述

大屠杀幸存者照片墙
  • 李秀英,怀着7个月身孕,与3个日本兵搏斗身中33刀,在鼓楼医院收治并留下了影像资料。她并赴日本进行对日索赔诉讼。于2004年12月4日6点10分在南京鼓楼医院逝世,享年86岁。[55]
  • 夏淑琴,全家9口人被杀7口,她被刺伤后从死人堆裏爬出。
  • 姜根福(1929年12月20日-),弟弟被日本兵摔死,母亲因为反抗强奸而被开枪打死,父亲被抓走,二姐因反抗强奸被刀劈死。
  • 崔金贵,亲眼见慈善团体崇善堂的收尸埋尸过程,并确定崇善堂在埋尸时有计数。
  • 尚德义,1937年12月6日上午11时被日军抓获,同时与1000名以上的中国男子一起被机枪扫射,绝大多数当场死亡。他由于被尸体压住晕倒而幸免于难。
  • 伍正禧,在南京新华巷62号避难时,其二哥伍正保、大表哥云馆、三表哥三云、表叔老王被抓走并枪杀。祖父被刀捅死,30岁的表娘被强奸。
  • 邵翰珍,父亲邵锦晴、祖父邵才潮和舅舅任发和被日军枪杀。
  • 皇甫泽生,保卫南京的一个士兵。被日军俘获后与几百人一起,在板桥镇一个山沟裏集体被日军用机枪射杀。日军在射杀后再用刺刀捅死幸存者。他和另一个重伤难友为仅存者。
  • 孟宪梅,在淌水沟接水时,亲眼看到日军用多辆卡车把老百姓押到现在的汉中门新桥桥口下面用机枪射死。
  • 陈光秀,在南京汤山镇许巷村,父亲被枪杀,包括弟弟在内的村里100多个年轻人被刺刀刺死。艾家四兄弟被扔到天空摔死。多名女性被强奸。母亲因为父亲和弟弟被杀导致忧郁而死。
  • 刘文静,大方巷广场集体屠杀(一百多人)见证人。
  • 天津工商银行退休职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钟铭当年在南京一家商铺当学徒,说道:“日本鬼子进城后见人就杀,城里到处都是尸体,载着日本兵的汽车就从尸体上开过去。那个惨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200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始建立历史证人个性化档案。共新建立档案12425份,包括39名外籍人士、103名原侵华日军老兵、2663名大屠杀幸存者和9620名大屠杀遇难者。[56]

2012年8月3日,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趙斌因病醫治無效逝世,享年75歲。趙斌生於1937年11月27日,出生17天即遭遇南京大屠殺,是年齡最小的大屠殺倖存者[57]

日方的记录和证言

侵华日军各级指挥机构当时的命令和军官的记录为直接物证:

  • 攻占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司令部曾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
  • 日军第16师团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中也记道:“大体上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
  • 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的作战记录《进攻南京纪实》。

侵华日军随军记者的报道、士兵的日记、证言也被列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

  • 侵入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日记中说,1937年12月14日,他看到南京下关江边:“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 日军第16师团老兵东史郎的日记(《东史郎日记》)为重要实证,例如他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哭喊着的支那(中国)人被装进邮袋中,西本(日本兵)点着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烧起来。就在这时袋子裏发出了一种无法言状的可怕的喊叫声。袋中人用浑身的力气使袋子跳了起来,自己滚动……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水面一下子鼓了起来,然后平静下去。”
  • 其他重要的日本兵日记还有:高岛市良日记、小原孝太郎日记、会攻南京的日侵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等。
  •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著作《中国之旅》,记录“百人斩”等屠杀事件。
  • 笠原十九司教授,日本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学者之一,曾多次提供南京大屠杀证据(《侵略亚洲的日本军队》,大月书店出版)。

战后审判

台上右起四人为:日陆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日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長谷川清。1937年12月17日,南京。

遠東國際法庭的判決書上寫道:「在日軍佔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二十萬人以上。這種估計並不誇張,這由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屍體達十五萬五千人的事實就可以證明了(由紅十字會掩埋的是43071人,由崇善堂收埋的是112266人,這些數字是由這兩個團體的負責人根據各該團體當時的記錄和檔案向遠東法庭鄭重提出的)。根據這些團體的報告說,屍體大多是被反綁著兩手的。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毀了的屍體,以及投入到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分的人們計算在內」[7][58]

法官之一的梅汝璈指出,对于南京大屠杀一案“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工夫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十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查和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审理是特别严肃认真的”。松井石根听取了法庭宣布的罪状和科刑后,表示“南京事件,可耻之极”。[33] 法庭判決書中遂有鄭重聲明:「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毀了的屍體,以及投入到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死的人們計算在內。」值得注意的是:遠東國際法庭認定被殺害者為二十萬人以上,未包括屍體被日軍消滅了的被害者在內,而且這個數字僅是「在日軍佔領後六個星期內」的。[7][33]

東京審判中,因為南京大屠殺而判罪者僅有身為乙丙級戰犯的松井石根,罪状是未阻止南京大屠杀的进行[7];不過在南京軍事法庭方面的審判則起訴了包括百人斬見報的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南京大屠殺時期擔任第六師團師團長的谷壽夫等人並判決死刑,三人隨後於1948年1月28日和4月26日,於南京雨花台刑場槍決伏法

影响

遇难人数

“300000”。这个数字已经成为侵华日军在南京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深切苦难的象征。

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而且至今各方没有一致的结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和学界坚持采信30万的遇难人数,这是国民政府在战后军事法庭的相关审判中确认的。[6]不过近几年来,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中国学者的态度发生了一定变化,如孙宅巍曾表示,在日本承认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了大规模屠杀的前提下,具体遇难人数“是30万再多一些,还是30万再少一些,应当是可以讨论的”[59]。日本内阁会议于2007年4月24日通过一份答辩书,暧昧地表示对于南京大屠杀“不能否认发生过杀害非战斗人员和掠夺等行为,但在具体的被杀害人数上存在各种议论,政府作出断定是困难的”[11]。日本学界对遇难人数的主流看法是,从数万至十万以上的中国人遭到日军杀害,然而日本极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他们把东京审判的结果看作是强加给日本的“东京审判史观”[12][18]

对于中国来说,30万这个数字已经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中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深切苦难的象征,并且这一由战后南京军事法庭所确认的数字,被当作是对日本侵略者正义审判的结果的一部分。因此,在日本右翼试图美化和否认侵略战争的背景下,来自日本的对这一数字的质疑就会被中方理解为日本对侵略历史的否认,从而激起中方对这一数字的进一步守护和确认。而在日本,对于右翼来说,30万这个数字被认为是中国式的夸张,更是“东京审判史观”的象征,而中方对这一数字的强调,则被日本右翼看作中国对日本施加政治压力的一张历史牌。[60][61][62]

实际上,要根据现有的档案、证词以及其他历史记录得出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确切人数或者较准确的估计数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有关大屠杀的第一时间原始档案十分匮乏。南京从1937年大屠杀发生直至1945年战败,都在日军占领之下,因此直到1946年中国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之后,南京临时参议会6月11日成立以后才正式开始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63]。而且,对还原大屠杀经过最为重要的日本官方文件,已经被日本方面在战败前后有计划地进行了销毁和隐藏[64]。例如,日军共有57个步兵大队直接参加了对南京的进攻作战,但其中只有16个大队陆续公开了当时的《战斗详报》和《阵中日记》[29]:156。其次,中方在战后进行调查时遇到了诸多困难,最终提交的数字也有争议之处。除了缺乏资料和众多大屠杀事件的受害者已经遇难之外,幸存者之中有的因为对自身补偿不报希望而对调查十分冷漠,有的则因为对于受害感到羞耻而隐瞒自身的情况[65]。在遇难者遗体数量的统计上,由于大量尸体被焚毁和抛入长江,这一部分的数字只能进行估计,而在尸体掩埋的统计上,崇善堂提供的数字由于没有原始文献而存在一定疑问[12]。另一方面,学者们对大屠杀范围的认识有所不同,这包括遇难者身份、大屠杀的地理范围和持续时间三个方面。中国方面的统计数字通常对战死的军人、被俘后被杀的军人与遇难平民并不加以区别。而一些日本学者则将日军以俘虏兵名义抓捕并杀害的平民归入战死的军人,从而将这一类遇难者排出在统计之外。关于大屠杀持续时间,战后审判提出日军大规模施暴时间为日军入城的12月13日开始的6个星期,但实际上,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至少在12月10日南京战役爆发时已经开始,即使在第二年2月,日军的零星杀戮仍未停止,强奸和抢劫仍然严重[33]。关于大屠杀的地理范围,由于1937年的南京在行政上包括城墙内的8个城区(城区内设有国际安全区)、近郊的6个郊区,以及远郊的8个县,如果采用较狭义的地理统计范围,就会得到较小的数字。由于对遇难者人数的统计范围采用不同的标准,在日本学者中出现了相差甚远的结论。例如笠原十九司等“肯定派”为提出的“十万人以上,或接近二十万人,或者更多”,以秦郁彦为代表的“少数派”提出的“四萬人左右”、数千人、数百人,以及认为大屠杀“不存在”的“否认派”。[12][59]

日本方面的观点和争议

許多曾在当时南京附近作战的日籍老兵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日本左翼的日本社會黨及左翼背景的日本教職員組合對南京大屠殺也多抱持承認大規模屠殺的立場。儘管如此、還是有部分日本右翼民眾否認南京大屠殺。而因為秉持觀點與政治立場不同,不同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有不同的解讀與看法,其中死傷人數的部分,有二十万以上[66]、十多萬人、四萬[67]、數千、數百乃至於完全否定的抵赖者[68]等各種說法;

研究大屠殺事件的日本學者对死亡人数主要有幾種看法:

至少十数万人以上
主要支持者有笠原十九司(都留文科大学教授)、洞富雄(早稻田大学教授)、藤原彰(一橋大学教授)、吉田裕(一橋大学教授)、吉見義明(中央大学教授)、井上久士(駿河台大学教授)、本多勝一(新聞記者)、小野賢二(化学工作者)、渡边春巳、熊谷京二郎。
四萬人左右
主要支持者有秦郁彦(日本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另外冈村宁次在《冈村宁次阵中感想录》中认为约有4到5万人被屠杀,抢劫、强奸等“大有其人”。
兩萬至數千
主要支持者有畝本正己(元防衛大学校教授)、板倉由明(戰史研究家)、原剛(防衛研究所調査員)。
認為僅有數百人死亡,乃至於完全否定的态度
主要支持者有鈴木明(雜誌記者)、田中正明(元拓殖大学講師)、東中野修道(亞細亞大学教授)、富澤繁信(日本「南京」学会理事)、阿羅健一(近現代史研究家)、勝岡寬次(明星大学戰後教育史研究)、杉山徹宗(明海大学教授)、渡部昇一(上智大学名誉教授)、大原康男(國學院大學教授)、西岡香織(軍事史学会会員)、深田匠(政治学者)、前野徹(東急元社長)、鈴木正男(大東塾塾長)、水島總(紀錄片《南京真相》導演)[69]

东中野修道指责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教科书没有登载南京大屠杀[68]:266,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南京大屠杀曾先后被收入中国大陆的中共党校教科书、高校教科书以及中学教科书。[70]

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1973年7月发表《南京事件和史料批判》。《驳南京大屠杀是所谓“无稽之谈”》(日本现代史出版会),批判铃木和山本的否定史观。1967年写成《近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后半部分为《南京事件》),1972年4月出版单行本《南京事件》(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11月出版日中战争史资料《南京事件》(河出书房新社),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对教科书文字进行修改,他又立即于同年12月出版定本《南京大屠杀》进行驳斥。

1984年,教文社出版了松井石根的亲信秘书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

诉讼和政界事件

  • 2013年2月13日,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為南京大屠殺道歉,並促請日本要承認歷史。[71]
  • 2012年2月20日,南京的友好城市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在会见南京代表团时称,“南京事件没有发生过”。[72]带队的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刘志伟未提出反驳,并与河村交换了礼物。(河村隆之否認南京大屠殺事件
  • 2007年6月19日,由約百名日本眾議院議員組成的議員聯盟「思考日本前途和歷史教育之會」(日本の前途と歴史教育を考える議員の会)指稱,1937年日軍入侵南京時,死亡人數只有2萬人。該會會長中山成彬自民黨籍眾議員)表示,根據1938年國民政府國際聯盟呈交的文獻,國民政府譴責日軍在該次攻擊中殺害2萬平民,該數據是時任中國駐國際聯盟大使顧維鈞根據1938年1月28日《每日電訊報》和另一份報紙的報導所得。該會「南京大屠殺史實查證小組」組長戶井田徹(自民黨籍眾議員)則要求中國政府移除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內的日軍負面照片。[73]
  • 2005年,参与“百人斬”的两名日军军官向井敏明野田毅的3名遺屬向東京地方法院控告《東京日日新聞》於1937年11至12月間的報道失實,和《朝日新聞》於1971年出版的《中國之旅》一書中所提及關於兩名軍人的「百人斬」競賽失實並損害其名譽,向該兩報社索償3600萬日元。2005年8月23日,東京地方法院審判長土肥章大裁定報道屬實並非捏造,駁回賠償請求。撰寫《中國之旅》的前《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在判決後指出:「『百人斬競賽』真實性無容置疑,原告意圖否定整個南京大屠殺以至對中國發動侵略;不過在訴訟過程中找到新的事實和資料,卻進一步肯定這個史實。」[74]
  • 1994年5月3日,战时日军大佐、二战后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说:“(在日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我就到了南京”,“我认为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事情是编造的谎言”。7日,永野茂门引咎辞职[75]
  • 1990年,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在接受采访时说:“人们说日本人在那里(指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杀,但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这个故事破坏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谎言。”
  • 1989年,自民党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等人撰写的《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要说不》、《日本坚决说不》等三本书中说道:“无端挑起战争的好战的日本人,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残暴的日本人,这就是人们对日本人的两个误解,也是‘敲打日本’的两个根由。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消除它。”
  • 1988年春,战时特别高等警察课特高)课长、二战后法务大臣、文部大臣、日本国土厅首脑奥野诚亮否认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无效”,要从舆论上“再审东京审判”,遭到日本国内外舆论抨击。当年5月,奥野诚亮被迫辞职。
  • 1986年9月,日本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宣称南京暴行不是战争罪行而“仅仅是战争的一部分”,并说1910年日本对朝鲜的吞并是朝鲜心甘情愿成为殖民地。当日,藤尾正行被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免职。
  • 1977年,日本文部省在一个标准历史书中把二战中的日本给战争对方造成的伤亡、日本的战争暴行,和强行将中国及朝鲜犯人送往日本劳动营的内容删去,只留下了一些美国轰炸东京的照片、一幅广岛废墟的照片和一份日本战争死亡人数的统计表。
  • 1973年,日本作家鈴木明出版《南京大屠殺之虛幻》一書,首次指出“百人斬”為虛構。此後在日本,關於“百人斬”是否屬實,成為爭論的話題。
  • 1965年,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起诉日本文部省大幅删改及掩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和整个侵华战争中的暴行描写,其家门口遭到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围堵、骚扰。1970年,东京地方法院法官杉本良吉裁决,教科书审查不得超出纠正事实及印刷错误的范围,家永胜诉,右翼极端分子向律师、法官和家永本人威胁要暗杀他们。

纪念

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纪念碑
拉贝旧居,现为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

为纪念大屠杀中的死难者,南京市的政府、厂矿单位和民间组织在当年日军进行大规模屠杀的部分地点和遇难者丛葬地的部分遗址上陆续建立起22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碑。第一座纪念碑由下关发电厂于1947年在厂区内建立。南京市人民政府自1985年开始,在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鱼雷营(有碑未立)、草鞋峡、燕子矶、东郊、江东门、普德寺、上新河、汉中门、清凉山、五台山、北极阁、正觉寺、金陵大学、花神庙、仙鹤门、太平门等地建立了19座遇难同胞纪念碑和丛葬地纪念碑。[76][77][78][79]江宁区湖山村、西岗头村的村民在当地自发建立了两座民间纪念碑。

南京市人民政府为悼念大屠杀遇难者,在日军大屠杀的一处主要地点和遇难者丛葬地江东门,设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座遗址型专门史博物馆于1985年落成开放,经过1995年、2005年两次扩建,现占地约7.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展陈面积9800平方米,包括展览集会、遗址悼念、和平公园和馆藏交流等4个区域,其中展览陈列包括廣場陈列、遗骨陈列和史料陈列三部份。遗骨陈列室中陈列有建馆及扩建时从丛葬地(俗称“万人坑”)挖出的遇难者骸骨,史料陈列大厅中有千余件相关历史资料,并设有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资料展,每年12月13日在纪念馆的悼念广场上举行大规模的和平集会。该馆共收集了10000多份历史资料和文物,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0][81]

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旧居,2006年起作为“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正式开放,总面积为1628平方米,分为六个展区,共展出300多张图片、50多件实物及4部影像资料片。

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82]

2014年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南京全城鸣笛向死难者致哀,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夏淑琴少先队员代表阮泽宇(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后代)一起走上公祭台为国家公祭鼎揭幕,随后习近平在仪式上发表讲话。[83][84][85]同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海防博物馆堡垒大堂举行纪念仪式,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仪式并致献花圈。[86]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李刚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胡正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司令员王文敬献花圈。[87]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也都举办了形式各异的国家公祭日活动。[88][89]

有关影视作品

(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電影
紀錄片
  • 南京》(又名《南京浩劫》,臺灣譯為『被遺忘的1937』)[90]:由中、英、美三國共同投資拍攝的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殺歷史的紀錄片。片中演員扮演當年見證南京大屠殺的西方人士,整理了他們的日記,以口述的形式做影片主線,加入對幸存者的訪談和大量珍貴歷史資料,對南京大屠殺歷史進行回顧。
  • 南京真相》:2007年,水島總導演,認為南京大屠殺「是當年蔣介石政府捏造的謊言」。[69]
  • 南京:尋找封存的記憶》(南京引き裂かれた記憶)2009年,由日本大阪退休女教師松岡環(Tamaki Matsuoka)編寫和導演。

[91]

音樂錄影帶

附录

南京卫戍军作战单位表

南京卫戍军作战单位表[16]:620[92][93][94][95]:95
部队单位 部队长官 人数 备注
第2军团
  • 第41师
  • 第48师
徐源泉 16929人 漢口增援軍。八成为新兵。

守卫杨坊山、乌龙山要塞。 12月12日下午擅自放弃要塞渡江。 11851人安全撤离。

第66军
  • 第159师
  • 第160师
叶肇 --或7000人
  • --
  • 9000人
原為自吳縣魁儡湖以東撤來之部隊。

12月10日在中山门、玄武门内准备巷战。 12日与第154师由叶肇率领,从日军正面突围。
第160师成功突围3400人。

第71军
  • 第87师
王敬久 8500人

或10000人

原為自吳縣以南撤來之部隊。
第72军
  • 第88师
孙元良
  • 孙元良(兼)
6000人 原為自崑山以東向南逕撤之部隊。

500人安全撤离

第74军
  • 第51师
  • 第58师
俞济时 17000人[96]
  • 8000人
  • 9000人
原為吳縣撤來之部隊。新兵4000人

5000人安全撤离

第78军
  • 第36师
宋希濂
  • 宋希濂(兼)
7000人[97]

或10000人
或11968人

原為安亭鎮一帶逕撤南京之部隊。新兵3000人。

4937人安全撤离

第83军
  • 第154师
  • 第156师
邓龙光 原為錫澄線撤來之部隊。

12日第154师与第66军由叶肇率领从日军正面突围。 第156师一部从下关过江。

教导总队
  • 教导第1旅
  • 教导第2旅
  • 教导第3旅
  • 直属炮团、
    骑兵团、
    工兵团
桂永清 16000人

或35000人

新兵5000人。直属炮团、骑兵团、工兵团实际为营。

防守中山门附近城垣及紫金山。 4000人安全撤离。

  • 第103师
  • 第112师
  • 2000人
  • --
原為江陰撤來之部隊。
宪兵部队
  • 宪兵教导第2团
  • 宪兵第2团
  • 宪兵第10团
萧山令(副) 5490人 2456人安全撤离
江宁要塞部隊 邵百昌

在南京附近作战的日军部队及部分暴行

在南京及附近作战的日军部队[98]
部队单位(部队长,编成地) 军事行动 日方资料记载的部分暴行
华中方面軍(松井石根)
上海派遣軍(朝香宮鳩彦)
第9師團(吉住良輔金泽)
  • 12月9日突破淳化镇
  • 10日开始攻击南京城南光华门、雨花台一线。
  • 入城以后“扫荡”安全区。
  • 12月14日开始“扫荡”安全区,搜捕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99]。至16日,第7联队共杀死约6500人。[100]
第16師團(中島今朝吾京都)
  • 12月10日开始攻击南京城东的紫金山南北两侧。
  • 13日攻入下关。
  • 入城后“扫荡”范围包括[28]:21
    • 太平门以西、中山东路以北
    • 中山路、中山北路以东,北到下关、上元门。
  • 12月22日至1938年1月中旬担任城内警备[21]:114
  • 12月9日,16师团直属卫生队在炮兵学校一带“抓出100余人”,全部射杀。
  • 12月13日,16师团处决杀害俘虏超过23000人。射杀下关江岸和江裏漂浮的溃兵与难民3000人以上。[101][102][103]
  • 14日,38联队在紫金山以北仙鹤门、尧化门一带“扫荡”俘虏并屠杀中国军民7200余人[104]。在城内外其他地区扫荡、杀死的俘虏兵的死尸填满了太平门外很宽的护城河[28]
  • 14日,20联队“扫荡”安全区。1大队2中队在海军部屠杀中国军人数百人,4中队在难民营搜捕出约500人后在玄武门附近枪杀,“据说无论哪个中队都干了这种事情”。
  • 16日,20联队在紫金山以东马群、麒麟门一带屠杀至少7000人;33、38联队扫荡紫金山其他地区,屠杀数百人。[104]
  • 16日,中国士兵袭击麒麟门。38联队俘虏约200人,在马群逐一用枪刺从背后刺杀[105]
第3師團藤田進名古屋)先遣隊
作为二线部队,沿第9师团路线前进。
  • 12月13日进入第9师团左翼参加攻击南京城。
第13師團(--,仙台)
攻城时处于16师团右翼,进攻南京北侧。
  • 12月13日攻占乌龙山炮台,14日攻占幕府山炮台[21]:112
  • 12月20日,从下关渡江到到浦口,之后返回师团。[28]
  • 12月14日在幕府山一带俘获了l4777名俘虏和难民,至15日约俘获2万人
  • 15日得到方面军下达的适当处置俘虏的命令
  • 16、17日将俘虏和难民分批引至江边鱼雷营等地全部杀害
  • 至19日,将尸体焚烧后扔进长江灭迹[106]
第11师团(--,善通寺)
  • 1937年12月下旬开始在南京附近担任守备[107]
  • 1938年1月16日进入南京城,接替第16师团担任城内警备[21]:116
第10軍(柳川平助)
第6師團(谷寿夫熊本)
进攻雨花台方向。
  • 12日攻入中华门一段城墙。
  • 10日以一部沿城西长江东岸进攻,14日攻至下关。
  • 13日从中华门入城。
  • 在城内的行动区域南京城南部及西南[28]:33
    • 东起通过中华门的南北向马路、西至城墙、北至安全区。
  • 第45联队“扫荡”南京城以西的扬子江地区[28]:27
  • 12月14日
    • 骑兵第6联队村上少尉处决300名俘虏。[108]
    • 第45联队第3大队第2补充兵梯队,在水西门将押送的100名俘虏全部射杀。[109]
    • 第45联队第2大队在下关俘虏5500人后将这批战俘释放。战俘行至江东门被同一联队的另一批日军屠杀。[109]
  • 12月15日
    • 第23联队俘虏中国军警约2000人,押赴汉中门外“一如既往那样,以各式各样的方法杀掉。”[105]“今日,遭遇了手持白旗无处可逃的中国人约2000人,其中有老有少,服饰各异,手无寸铁一齐跪在大路上,现场可谓是天下一奇观。然而我军并未接受投降,而是用各种方式将这些人屠杀。”[110]
  • 12月16日:
    • 第23联队“据说今日捕获了1000名俘虏,被押到汉中门外全部枪杀或斩杀”。[111][109]
    • 第13联队在向芜湖进军途中,将“一千多名败逃中国士兵”集体枪杀在中华门外。[109]
  • 12月21日:第23联队“今日又是把无辜的中国人推倒后殴打至半死,再丢到壕沟中放火烧死。”[110]
第114師團(末松茂治宇都宫)
  • 11月28日占领宜兴,12月2日占领溧阳。
  • 随后与第6师团并列进攻雨花台方向。
  • 12月12日,第66联队第1大队在中华门至光华门城墙南面俘获了1500余名俘虏。日军欺说只要投降就可以保全性命遣返。该大队战斗详报称,13日第127旅团命令“必须处决全部俘虏”,当晚处决完毕。[29]:120
  • 12月13日,第66联队在城内“扫荡”,俘虏一千数百人,按旅团长命令全部分批枪杀。[112]
第5師團
  • 12月9日攻占安徽太平镇
  • 10日从太平北面的慈湖镇过江北上。
  • 13日进占下关对岸的浦口,切断中国军队渡江的退路。
第18師團(牛島貞雄久留米)
  • 11月30日占领广德
  • 12月10日攻占芜湖
  • 11日停止向南京进攻,准备转向杭州作战。
海军第3舰队(长谷川清)
  • 12月13日突破乌龙山封锁线,
  • 12月13日,11战队扫射江面上漂浮的中国溃兵和难民,据日军报告射杀10000人[113]
  • 15日至16日,停泊在南京附近的舰艇“扫荡”漂浮在江上的溃兵和难民。炮舰“二见”与“势多”扫荡宝塔水道(八卦洲)一带。[114]

日军集体屠杀主要地点

本表格资料主要来自战后军事法庭的调查和审判记录。

侵華日軍在南京集體屠殺的主要地點[115]
时间 屠殺地點 遇害人數 经过 倖存者(含見証人)
1937年12月13-16日 下關 5500人以上 曹永興陳光興王秀英尚德義(已故)
1937年12月14-17日 煤炭港至上元门江边 5000人 陳德貴潘開明
1937年12月15日 挹江门姜家园 300余人 下午2时,日军将居民300余人集中在姜家园南首,用机枪射杀,或放火烧死。[116]
1937年12月15日 漢中門 2000余人 日军将在司法院难民区搜捕的军民1000余人、解除武装的军警400余人及数百名放下武器的士兵,押至汉中门,用机枪射杀,再以柴油、汽油焚烧灭迹 证人伍長德
1937年12月15日 海军魚雷營 9000余人 日军将俘虏的中国军民9000余人押至海军鱼雷营密集射杀,仅殷有余等9人逃生。 证人殷有余等
1937年12月16日 中山碼頭 5000余人 日军将在华侨招待所难民营搜捕的5000余人押至中山码头射杀,沉尸长江灭迹。 证人白增榮、梁廷芳
1937年12月16日 大方巷广场 400人至数万人 日军将在五条巷捕获的青年数万人集中在大方巷广场,挑出四五百人当场枪杀,其他人被押走,下落不明。
1937年12月16日 四条巷 100余人 上午10时,日军将中山北路原法官训练所内的平民100余人拖至四条巷塘边,用机枪全部射杀。[116]
1937年12月17日 三叉河放生寺、慈幼院难民所 400-500人 日军集体枪杀平民四五百人。[116]
1937年12月17日 煤炭港 3000余人 日军将四处搜捕来的中国军民及南京电厂工人3000多人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
1937年12月18日 下关南通路北 300余人 日军将中国军民300余人集合在麦地,用机枪射杀。[116]
1937年12月18日夜 草鞋峽 5.7万人 日军将关押在幕府山下的军民俘虏5.7万人用铅丝捆扎,驱赶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再用刺刀刺杀,最后用煤油焚毁,沉入江中。 证人鲁甦
1937年12月 中山门 3000余人 伪南京市督办高冠吾收尸3000余具,立无主孤魂碑 孫成英
1937年12月 燕子磯江滩 50000人以上 唐光譜葛仕坤郭國強
1937年12月 寶塔橋 30000人以上
1937年12月 花神廟 7000人
龍江口 700人以上
靈谷寺 40000人以上 陳光秀陸玉華邵翰珍
江東門 10000人以上 劉修榮
上新河 30000人 邢久發何玉峰
雨花台 10000人

部分埋尸记录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部分埋尸记录
收埋单位 时间 人数 资料来源 备注
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 1937.12.22-1938.10.30 43123 有大量前期资料、日方资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资料及参与埋尸者的口碑资料佐证
崇善堂 1937年12月下旬—1938年5月 112267 该堂于战后呈送给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埋尸统计表中记载:组织“崇字掩埋队”,堂长周一渔任队长,共于城区收埋尸体7548具,乡区收尸104718具。当年参加该堂掩埋队埋尸的崔金贵老人证明:崇善堂除分4个掩埋分队外,还雇用了大批临时工;埋尸的时候,埋的人不计数,按天算钱,有专人跟着计数。 该堂埋尸资料为战后回忆编成,埋尸当时的前期资料较少。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 1937.12-1938.5 22691 收埋尸体分两队进行,以下关地区为主,有时也展延到东至迈皋桥、西至水西门、南至鼓楼与新街口一带。 1938年1月5日后得日军许可,有按日清晰记录。
同善堂 7000余 与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有交叉。
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支)会 1556 该会在1945年12月20日的一份函件中提及:“沿洲江岸,被敌舰机枪射死者一百八十四名,沿江两岸浮尸一千二百十八具,在江中打捞者一百五十七具,分别掩埋。”[117]:193 南京分会在此已将八卦洲分会的工作计入。
南京代葬局 10000余 该局曾自行收埋被遇难者尸体,后随掩埋队长夏元芝供职于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救济科及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卫生处(局),其掩埋队亦受雇于伪政权相关机关,继续从事掩埋工作。夏元芝战后在1946年10月7日为其汉奸嫌疑的一份辩护状中称:“在首都沦陷后,本市军民为敌军惨杀者为数甚众,因之尸体遍地,伤心惨目。被告B焉忧之,遂即派员率领代葬局全体掩埋伕役,终日收埋被惨杀之军民尸体约万余具。”[117]:189-190
顺安善堂 约1500 周其芳、区长萧石楼对该堂情况所填调查登记表:“迨至南京事变后,对于掩埋沿江野岸遗尸露骨,人工费用,约去陆佰元。施材一项,以本年计算,约有柒佰贰拾元。”[117]:197 收埋数按照当时每具尸体付0.4元计算。
明德慈善堂 1938年 700余 1940年12月26日陈家伟堂长填具报表,在“殇亡”栏内,填有:“廿七年春,掩埋七百余具”字样。[117]:198
众志复善堂 1938年10月众志复善堂堂致伪行政院长梁鸿志呈文:“上年京市事变以后,本堂对于各处抛露尸骸掩埋、义冢培土工作,不遗余力,其施材已告罄,所办施药、送诊、恤嫠各项慈善事务,均在积极进行中。”
城西市民掩埋队 28730 上新河湖南木商盛世征、昌开运等组织。盛、昌二人1946年1月呈文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称:“(上新河一带)尸横遍野,人血染地,凄惨万状”,“可怜死者抛尸露骨,民等不忍,助款雇工将尸掩埋。每具尸体以法币四角,共费法币一万余元”。 所费金额、所埋尸体数字,均有精确可靠计数。
城南市民掩埋队 1938年1月7日-2月中下旬 7000余 市民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等组织,共30余人。芮、张、杨1945年12月具结称:“由南门外附廓至花神庙一带,经四十餘日之积极工作,计掩埋难民尸体约五千余具,又在兵工厂宿舍二楼、三楼上经掩埋国军兵士尸体约二千余具,分别埋葬雨花台山下及望江矶花神庙等处”。
回民掩埋队 约1938年2月-4月 400 鸡鹅巷清真寺以玛目王寿仁等负责,以收埋回民尸体为主,主要在五台山、东瓜市、峨嵋岭一带埋葬,前后共活动3个多月。阿訇沈锡恩回忆说:“最初是埋一具登记一具,以后无法再逐个登记,收埋的总数不下四百具。” 持“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和“南京市红卐字会掩埋队”两面旗帜。与红卐字会掩埋队有交叉。
北家边村民掩埋队 6000 北家边“万人坑”唯一的幸存者严兆江为首,在南京城东北部尧化门外乌龙山一带活动。日军曾在这里一次屠杀6000名军民,将尸体推入两个上千平方米的大水塘。严兆江回忆说:“当初,我和20多位乡亲在塘裏捞死尸埋,捞了半个多月,足足有6000多具尸体在这两口塘裏……这些尸体全埋在乌龙山、黄毛山和‘万人坑’附近了。”
伪南京市政公署 1938年10月后 3000余 公署督办高冠吾收尸1938年10月就任后,即有村民报告,中山门外灵谷寺至马群一带,有遗骨3000余具。高令卫生局派掩埋队前往埋葬,计工作40余日,开支909元,“悉将骸骨三千余具,葬于灵谷寺之东,深埋以远狐兔,厚封以识其处,立无主孤魂之碑,且使执事夏元芝以豚蹄、只鸡、酒饭奠之,俾妥幽魂”。 与南京代葬局有交叉。
伪下关区公所 3240 区长刘连祥报告:收埋下关、三汊河地区尸体3240具
伪第一区公所 1938年2月 1233 1938年2月工作报告:该月计埋尸1233具
日军第13师团第65联队 10000余(抛入江中) 该部宫本省吾、远藤高明、大寺隆、高桥光夫、菅野嘉雄等资料记录该部在幕府山下将万余尸体抛入江中,予以「清理」。
日军第16师团第33联队 大量尸体抛入长江 该部官兵吉井光之助、金谷正敏、下村宇一郎、上西义雄、山冈敏一等的口述资料:见证了该部将大量尸体直接抛入长江。
日军第16师团 大量尸体掩埋在太平门 官兵山田裕美、下村宇一郎、西田泰雄等:日军在太平门曾将大量尸体就地掩埋。
日军南京碇泊场司令部 1937年12月14日—18日 10万(抛入江中或焚烧、掩埋) 太田寿男1952年供词:南京碇泊场司令部的太田寿男和安达由己两名少佐,指挥800名士兵,动用了30隻小船和10辆汽车,在下关共将10万具尸体抛尸入江或焚烧、掩埋。 孤证。与谷健郎日记和回忆矛盾。
日军南京碇泊场司令部 1937年12月26日—28日 数千 12月26日的日记:“下午指挥40名苦力顶着恶臭清除了千余具尸体。真是惨不忍睹,的确是人间地狱。”其他回忆:“从26日清早开始”,“好像直到第三天的正午时分才结束。” 孤证。与太田寿男矛盾。
世界红十字会、崇善堂 66308 《民国二十六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埋葬处摄影成册》残本(5页):含18个死难者埋葬处图片,每张图片有文字详细记录掩埋地点、被掩埋人数、收殓单位以及掩埋者。掩埋地点分别为:阴阳营南秀村、北秀村、上新村、古林寺、新华门、莫愁湖等地,掩埋死难者共计66308人,由城内各处收殓,分别由世界红十字会和崇善堂等组织掩埋。[118] 在城内收敛的部分尸体。

参见

纪念物
中国抗日战争
人道主义救助
书籍
电影和纪录片
周边话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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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 南京战史资料集,第377-378页:“佐佐木到一(步兵第30旅团旅团长)日记:“这天(13日)遗弃在我支队(步兵第30旅团)作战区域内的敌军尸体超过一万几千具,此外,再加上装甲车在江上歼灭的,以及各部队的俘虏,我们支队共解决了两万以上的敌军。下午两点左右,扫荡大体结束,我们的背后安全了,整队前进到达和平门。此后接续来投降的达数千人,激愤的士兵们不顾长官的制止单方面屠杀起来。回想许多战友的流血牺牲和十天来的辛苦,我虽不是士兵,但很想说:‘大家干吧!’我们连一粒米也没有了,城里大概有吧。至于给俘虏吃的东西,我军是不会有的。”引自:笠原十九司,难民区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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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外部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