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特子爵夫人南茜·阿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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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t Hon The Viscountess Astor
阿斯特子爵夫人阁下
CH
Nancy Viscountess Astor by John Singer Sargent.jpeg
阿斯特夫人,由约翰·沙金·萨金特绘于1909年
議員
普利茅斯萨顿選區
任期
1919年11月28日-1948年7月5日
前任 沃尔道夫·阿斯特
繼任 露西·米德尔顿
个人资料
出生 1879年5月19日(1879-05-19)
弗吉尼亚州丹维尔
逝世 1964年5月2日(84歲)
林肯郡格姆斯郎堡
政黨 保守党
配偶 罗伯特·古尔德·肖二世(1897年-1903年)
沃尔道夫·阿斯特(1906年-1952年)
信仰 基督教科学派

南茜·威彻·阿斯特,阿斯特子爵夫人CHNancy Witcher Astor, Viscountess Astor,1879年5月19日-1964年5月2日),英国首位女下议院议员,[1]沃尔道夫·阿斯特,第二代阿斯特子爵(Waldorf Astor, 2nd Viscount Astor)之妻。

早年[编辑]

兰霍恩楼

南茜本名南茜·威彻·兰霍恩,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丹维尔。她的父亲是奇兹韦尔·达布尼·兰霍恩(Chiswell Dabney Langhorne),母亲是南茜·威彻·基恩(Nancy Witcher Keene)。南茜的父亲本来是大奴隶主,但是,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南北战争期间,解放了所有奴隶,导致南茜一家在她出生前几年过得十分拮据。南茜出生后,她的父亲东山再起,首先是当拍卖人,然后是经营铁路生意。南茜13岁时,兰霍恩家已经重新崛起了,住在规模可观的宅邸里。[2][3]后来,兰霍恩居家搬往弗吉尼亚州阿尔伯马尔县一个庄园,叫米拉多尔(Mirador)。

南茜有四个姊妹,三个兄弟。她的姐姐,艾琳(Irene)嫁给了艺术家查尔斯·达纳·吉本森(Charles Dana Gibson),是吉本森女孩(Gibson girl)的模特。南茜和艾琳都曾在纽约市就读精修學校(Finishing school)。后来,南茜结识了罗伯特·古尔德·肖二世(Robert Gould Shaw II),他是马萨诸塞州第54志愿步兵团指挥官罗伯特·古尔德·肖上校(Robert Gould Shaw)的表弟。两人在1897年10月27日在纽约市结婚,南茜时年18岁。

不幸的是,这次婚姻是一场灾难。肖的朋友指责南茜是清教徒,十分古板,而南茜的朋友则说肖是醉酒强奸犯。尽管如此,他们之间婚姻仍然维持了四年,两人育有一子,博比(Bobbie)。南茜曾多次离开肖(第一次是在度蜜月时)。

1903年,南茜的母亲去世,她(当时已经离婚)搬回了米拉多尔住,[4]开始打点家务。随后,她到英国旅游,爱上了这个国家。南茜的父亲建议她搬到英国居住,但是,她舍不得离开美国,他的父亲告诉她,这是她母亲的遗愿,也有利于她的妹妹。1905年,南茜和菲莉丝(Phyllis)移居英国。

英国[编辑]

克莱夫登

南茜初到英国时,给人的印象是个有趣和机智的美国人。她说话机智、俏皮,笃信宗教、行为拘谨,令不少英国男士感到困惑,但是,受到年老社会名流欢迎,他们喜欢和生动迷人,又体面、克制的美国人。南茜开始展露出回应批评的技巧。一次,有一个英国女士问她:“你是来夺走我们的丈夫的吗?”她出人意外地答道:“如果你知道我解脱了的烦恼的话……”迷住了旁人,展示了她日后闻名的机智。[5]

南茜·阿斯特,阿斯特子爵夫人

尽管如此,南茜最终还是嫁给了英国人。她的第二任丈夫,沃尔道夫·阿斯特(Waldorf Astor),生于美国,13岁时随父亲移居英国,在英国贵族的环境下成长。两人一开始十分匹配。他们生于同年同月同日(1879年5月19日),都是美国海外国民,性情又相近。阿斯特与南茜有着一些相同的观念,而且,他的心脏有问题,他不能做出一些冒险的事情,这令南茜十分安心。这次婚姻似乎十分成功。

婚后,南茜与阿斯特迁入泰晤士河畔白金汉郡奢侈庄园克莱夫登(Cliveden),开始了她作为精英阶层的重要女主人的生活。阿斯特在大伦敦也有宅邸,圣詹姆斯广场(St. James Square)4号(现海军及军事俱乐部)。因为她有不少人脉,南茜开始参与一个叫米尔纳幼稚园(Milner's Kindergarten)的政治群体。这个群体,在当时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提倡团结、平等,主张英国应继续扩张。

基督教科学派[编辑]

米尔纳幼稚园的政治意义有限,但是,它对南茜的意义重大。她因此而结识了菲利普·卡尔(Philip Kerr),并与他成为终身好友。当时,两人都在重要关头。卡尔正经历一次精神危机,开始质疑他先前虔诚信仰的天主教。两人都寻求精神上的安定,最终两人都投向基督教科学派。南茜此后一直信仰基督教科学派。

南茜改宗基督教科学派是循序渐进的,受多个因素影响。她的妹妹,菲莉丝推荐她阅读玛丽·贝克·埃迪(Mary Baker Eddy)所著的科学与健康(Science and Health)。起初,南茜并不在意这本书,后来,在患病一段时间后,她认为这些苦难,是上帝不想要的。她接受了病痛只是唤醒真我的精神建设的说法。南茜的变化,令她的精神导师、好友會吏長弗雷德里克·尼夫(Frederick Neve)大为不满,更令两人之间的关系恶化。

卡尔在涉足了东方宗教后,才改宗基督教科学派,后来却成为了南茜的精神导师。卡尔对天主教的反感,也影响了南茜,加深了她对天主教的偏见。南茜与作家希莱尔·贝洛克(Hillaire Belloc)的友谊也愈发紧张,因为贝洛克鄙视富人,同时,南茜企图令他的女儿改宗基督教科学派。这件事进一步加深了南茜对天主教的反感。她对基督教科学派的信仰十分虔诚,比东正教徒更甚,她辞退了不同意她的观点的医生。南茜改宗基督教科学派以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三番四次地提到基督教科学派,力图使朋友一同改宗。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视她这种人为狂人。

一战期间,克莱夫登被改为收容加拿大士兵的医院。尽管南茜不相信医学,但是,她与医生的关系仍然十分融洽(尤其是外科医生墨本上校)。她尽力帮助受到心理创伤的士兵。南茜因此成为了士兵之友,对她日后竞选下议院议员大有裨益。战争期间,双方释放可怖的毒气,死伤无数,令她转而反对战争。

参选议员[编辑]

与她改宗基督教科学派一样,有多个因素影响了南茜参选下议院议员,但是,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她丈夫的状况。阿斯特在一战前几年担任过几年下议院议员,前途光明。但是,他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成为第二代阿斯特子爵,并因此而升入上议院。南茜决定取得丈夫先前在下议院的议席。

南茜参选,有多个不利之处。首先,她与争取女性选举权的运动缺乏联系。其次,第一位获选为英国议员的女性,康斯坦斯·麦科马克(Constance Markievicz)曾经说阿斯特夫人“属于上层,脱离民众。”麦科马克当时因为参与新芬党活动,被关押在哈洛威监狱(Holloway Prison),其他人亦因为纵火而收监。南茜没有这种背景。再者,她极力主张禁酒,又对当时的政治缺乏了解。南茜因此没有得到选区民众的爱戴。最后,她对古怪事物的偏好使得她看起来不可靠。

然而,南茜也有一些有利之处:在一战期间,她曾经帮助加拿大士兵,除此之外,她也从事过其他慈善工作,例如捐款助战,最重要的是,她拥有应变突发事件的能力。她的这个能力,在应对激烈质问者时十分有效。有一次,一个男人问她,她为他做了什么,她回答道:“为何,查理,你知道……”然后与他合照。南茜这种非正式的风格,令英国公众十分困惑。她团结现届政府的支持者,放缓她对酒精的观点,利用女性聚会,争取女性选民支持。1919年11月28日,补选举行,三日后,她以保守党党员身份,成功取得下议院议席。[6]

早年议会生涯[编辑]

担任议员的二十几年,是南茜一生中最受公众关注的时期,人们对她议论纷纷。她一上任,几乎立即得到众人注意,首先是因为她是女性,然后是因为她打破常规。南茜第一天到下议院议事,被议长要求保持肃静,因为她在与其他议员聊天,没有注意到自己引起了骚动。为免打扰议员议事,她的衣着变得更为沉稳,也避免出现在酒吧吸烟间

起初,另一个下议院议员,霍雷肖·博顿利(Horatio Bottomley),视南茜为障碍,想取得“士兵之友”这个问题的主导权,计划铲除她,毁掉她的政治生涯。他利用她的两个有争议性的议题,即反对离婚改革法与支持延续战时酒精限制来攻击她。博顿利说她是一个虚伪的人,自己曾经离婚,现在却反对别人离婚。最后,他因为资金不足,语气又太过尖酸刻薄,没有得逞。他最终因舞弊而入狱,南茜后来在争取连任时把这件事当做政治资本宣传。[7]

在这个时期里,南茜在议会里的朋友,大部分都是第一批入选下议院的女性,当中还包括其他政党的成员。当中有:英国第二位女下议院议员,玛格丽特·温特林厄姆(Margaret Wintringham),还有工党共产党派,海伦·威尔金森(Ellen Wilkinson)。后来,南茜提议创立“女性党”,但是,工党女党员都觉得这个提议实在是荒唐离奇,因为工党前途光明,又许诺升迁她们。她与这些人的友谊,随着年月的流逝而逐渐消散,到了后来,甚至有一些女议员,如苏珊·劳伦斯(Susan Lawrence)视她为敌人。[8][9]

这段时间里,南茜在下议院里成就甚少。她从未担任过有影响力的职位。反而是后来居上的阿索尔公爵夫人(Duchess of Atholl)在党内担任的职位高过南茜,令她羡慕。她觉得,如果她在党内担任了高级职位,就无须频繁攻击现任政府(当时的执政党是保守党)。南茜少有的成就之一,就是引入一个法令,提高合法饮酒年龄至18岁(除非家长同意)。[10]

虽然在这几年里,南茜政治成就甚少,但是,她在政坛之外取得了一些成就。当中最著名的就是她对幼儿教育的推动。南茜是受了一个社会主义者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cMillan)的启发。最初,南茜对麦克米伦的理论持怀疑态度,后来,两人变得亲密,南茜开始赞助后者的善举。[11][12]

尽管南茜从事过慈善工作,但是,她也以冷酷无情闻名。在得知政敌去世后,她公然发表感受。有人因此而批评南茜,她也没有道歉,反而说:“我是一个弗吉尼亚人;我们格杀勿论。”她有一个朋友,安格斯·麦克唐纳(Angus McDonnell),因为她没有咨询他的意见,就与阿斯特结婚,而生她的气。南茜则引用麦克唐纳的处女演说,他“真的要做好一些”。她激烈的言辞使得不少人逐渐疏远她。[13][14]

20世纪20年代,南茜在议会里十分活跃,发表了多个重要演说,又引入了一个法令,并成功获得通过。她的富裕也引起了女官员的注意。南茜的主要工作是在政府、警察、上议院中引入更多女性,以及改革教育。她在代表选区受到民众爱戴,与美国保持良好联系,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她的成功不再。[15][16]

20世纪30年代[编辑]

20世纪30年代,南茜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1928年大选,她险胜工党候选人。1931年,南茜遇到了更严重的问题:她与前夫的儿子,博比,因为作出同性恋行为而被捕。菲利普·卡尔却告诉她,坐牢对博比有益,因为他此前似乎有酗酒的习惯,又定不下性来。后来南茜才发现,这些断言都是错误的。同时,她发表了一个极具争议的演说,把英国国家板球队被澳洲国家板球队击败的原因归咎于酒精。无论是英国队,还是澳洲队,都批评南茜发表这样的演说。她自此越发不受欢迎,到了最后,甚至可以说是不得民心。[17][18]

萧伯纳也是南茜的朋友之一。他帮助南茜渡过了一些难关,但也增添了不少麻烦。他们拥有相反的政治观点,不同的性情,但都是打破传统者。然而,萧伯纳时常喜欢说出一些有争议性的话来,或是置南茜于尴尬的境地。[19][20]

南茜的儿子被捕后,萧伯纳邀请她前往苏联旅游。此程益处不大。旅途中,萧伯纳多次发表谄媚斯大林主义的言论,遭到南茜鄙视,因为她反对共产主义。她甚至直截了当地问约瑟夫·斯大林,为何要屠杀那么多俄国人。但是,她的批评大部分都被翻译改成更温和的话语,令不少保守党支持者以为,她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放缓”了。在南茜看来,萧伯纳对苏联赞美连连,令此程看起来是苏联的政治宣传课。[19][21]

与纳粹主义的联系[编辑]

随着纳粹的崛起,南茜的形象进一步转差。虽然她曾批评纳粹主义贬低了女性的地位,但是,她坚决反对发动第二场世界大战对抗纳粹德国。一些与她有联系的人,尤其是洛锡安勋爵(即前菲利普·卡尔),非常支持绥靖政策。这群人后来被称为“克莱夫登帮”。这个词在激进主义记者克劳德科·伯恩(Claud Cockburn)主办的报纸“The Week”上首次出现。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群人是绥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又或者是秘密操控国家的群体,甚至是英国纳粹主义的滩头。南茜更被看成阿道夫·希特勒的英国女人,拥有催眠能力。[22][23]

尽管南茜反对天主教,但是,她还与身为天主教徒的老约瑟夫·P·肯尼迪交往甚密,据说两人之间的信件处处表露出反犹太主义情绪。正如小爱德华·J·雷纳德所言:

他们极力反对共产主义和犹太主义,十分欢迎希特勒,以解决上述“世界问题”(南茜语)……肯尼迪认为美国的“犹太媒体”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纽约和洛杉矶的犹太评论家”在“迷惑世人”。[24]

南茜究竟与反犹太主义、亲纳粹主义有无联系,至今未有定论。但是,她的确间中会见纳粹官员,也的确不信任、不喜欢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还说他“永远不会是第二个本杰明·迪斯雷利”。南茜告诉纳粹官员,她之所以支持德国重新武装,是因为德国“被天主教国家包围”了。她告诉另一位德国官员,德国驻英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严肃地说,希特勒太像查理·卓别林了。只有这几句话能够证明南茜同情纳粹。[23][25]

南茜似乎不在意批评。她攻击天主教与共产主义的力度越来越大。慕尼黑協定后,南茜说流亡海外的捷克共产党不应投靠英国,而应投靠苏联。到了大部分绥靖政策的支持者都认为情势已无可挽回的时候,洛锡安勋爵仍支持她保持一贯的态度。深受南茜影响的洛锡安更批评教皇不支持希特勒吞并奥地利。[26]

第二次世界大战[编辑]

二战爆发后,南茜承认之前犯下了错误,还投票反对过张伯伦,但是,仍然被人敌视。她的地位以及不如往日,有人甚至还称她为“柏林市民”。[27]随着年纪的日增,南茜越来越力不从心。她对天主教的恐惧进一步加深,更发表了一个演说,指天主教正阴谋颠覆外交部。南茜并没有因为苏联加入盟国,就减弱对共产党的仇恨,在二战期间,她发表过批评苏联的演说。她的演说变得散漫、不知所云,连她的政敌都感叹说,她像是“用一碟炒蛋玩壁球”。对于南茜的政敌来说,她不再是对手,反而是笑话。

二战期间,南茜在个人层面上也受到了打击。1937年、1938年两年里,她的姊妹与兄弟先后去世。1940年,南茜的精神导师、密友洛锡安勋爵去世。尽管洛锡安对她有一定负面影响,但是,他仍然是她最亲密的教友,连她改宗后的丈夫都比不上。萧伯纳的妻子也在大约两年之后去世。这几年里,南茜还与患有心脏病的丈夫阿斯特因为吃巧克力的问题而吵架。从此以后,他们的关系转冷,原因不止是因为吃巧克力的问题而吵架,还因为南茜对丈夫阿斯特的健康状况不满。与一战时期一样,南茜再度开办了一间医院收容加拿大士兵的医院,但是,这次她表现出对参加过一战的老兵的偏爱。[28][29][30]

普遍认为,参加意大利战役的英军第八军的外号“逃避D日的人”,来自于南茜的一次演讲。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觉得第八军的任务十分轻松,比不上在法国与德国作战的同袍,他们打的才是“真正的战争”。在意大利作战的盟军士兵都十分愤怒,第51高地师哈米什·亨德森少校甚至将莉莉瑪蓮改编为一首讽刺歌,“逃避D日的人的歌谣”。

晚年[编辑]

一座位于克莱夫登的雕像,正对着42个献给在一战中阵亡的士兵的石碑。伯特伦·麦坎罗爵士参照南茜的头部雕刻了雕像的头部。

南茜并不觉得晚年事业衰退,反而觉得是政党与丈夫迫使她在1945年退出政坛。保守党在二战末年已经觉得她是一个负累,她的丈夫也告诉她,家人将不会支持她争取连任议员。虽然心怀不满,但是,南茜最后还是作出了让步。[31][32]

南茜的退休生活过得不太好,尤其是婚姻生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她不时公开批评她的丈夫迫使她退休,比如说,在她担任议员25周年纪念典礼上,她发表了一个演说,当中提到了,她之所以退休,是因为丈夫迫使,还说英国男人应该会为此而感到高兴。两人开始独自旅游,随后很快开始分居。南茜此后越发左倾,加剧了与丈夫的分歧。不过,在阿斯特去世前,两人又再次和好。[33][34]

南茜的形象也变得十分差。她因为跟不上文化潮流而变得十分激进,对少数族裔的妄想越来越严重。有一次,南茜说,美国太依赖纽约市了,而纽约市对于她来说,代表着她所恐惧的“犹太人与外国人”。在美国旅游期间,她告诉一群非裔学生,他们应该立志成为与旧时黑奴一样的黑种仆人。在另一次旅途中,她又同非裔教会职员说,他们应该感谢奴隶制,没有奴隶制的话,他们就没有改宗基督教的机会。在罗得西亚,南茜骄傲地与一个非裔政府官员说,她是奴隶主之女。[35]

1956年后,南茜变得十分孤独。她的姊妹都去世了,两个好友,海伦·威尔金森、萧伯纳分别在1947年、1950年去世。南茜的儿子博比变得更加好斗,在她去世后自杀身亡。另一个儿子,杰克,娶了一个天主教徒,因此,他与母亲产生了矛盾,而南茜的其他儿女亦疏远了她。发生了那么多事,她最终接受了天主教徒。然而,南茜最后还是说,她的晚年很孤单。1964年,她在女儿的宅邸林肯郡格姆斯郎堡去世。[33][34]

注脚[编辑]

  1. ^ 康斯坦斯·麦科马克以新芬党党员身份,在1918年12月获选为下议院议员,是首位获选为议员的女性。但是,她依照党内政策,没有取得席位,而且,当时她还在狱中。
  2. ^ “Our Nancy”: The Story of Nancy Astor and Her Gift to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3. ^ Langhorne House, Birthplace of Lady Astor
  4. ^ Mirador
  5. ^ Sykes (1984), p. 75.
  6. ^ Women's Political Records in the United Kingdom. Centre for Advancement of Women in Politics.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27 November 2011]. 
  7. ^ Sykes (1984), pp. 242–60
  8. ^ Sykes (1984), pp. 266–267, 354, 377.
  9. ^ Masters (1981), p. 137.
  10. ^ Sykes (1984), pp. 299–309, 327.
  11. ^ Sykes (1984), pp. 329–330.
  12. ^ Masters (1981), p. 140.
  13. ^ Sykes (1984), pp. 285, 326.
  14. ^ Masters (1981), p. 58.
  15. ^ Sykes (1984), pp. 317–318, 327–328.
  16. ^ Masters (1981), pp. 115–118.
  17. ^ Sykes (1984), pp. 351–352, 371–380.
  18. ^ Masters (1981), pp. 161–168.
  19. ^ 19.0 19.1 Sykes (1984), pp. 382–395.
  20. ^ Masters (1981), pp. 145–149, 170–175.
  21. ^ Masters (1981), pp. 170–175.
  22. ^ Sykes (1984), pp. 425–437.
  23. ^ 23.0 23.1 Masters (1981), pp. 185–192.
  24. ^ Edward J. Renehan, Jr. Joseph Kennedy and the Jews. History News Network.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29 April 2002 [29 April 2009]. 
  25. ^ Sykes (1984), pp. 440–450.
  26. ^ Sykes (1984), pp. 446–453, 468.
  27. ^ Military Training Bill. Hansard.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8 May 1939 [2011-11-27]. 
  28. ^ Sykes (1984), pp. 520–522, 534.
  29. ^ Masters (1984), pp. 200–205.
  30. ^ Thornton (1997), p. 434.
  31. ^ Sykes (1984), pp. 554–556.
  32. ^ Thornton (1997).
  33. ^ 33.0 33.1 Sykes (1984), pp. 556–557, 573–575.
  34. ^ 34.0 34.1 Thornton (1997), p. 444.
  35. ^ Sykes (1984), pp. 580, 586–594, 601–606.

参考书目[编辑]

  • Astor, Michael, Tribal Feelings (Readers Union, 1964)
  • Cowling, Maurice, The Impact of Hitler - British Policies and Policy 1933-19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402, ISBN 0-521-20582-4
  • Masters, Anthony. Nancy Astor: A Biography. New York City: McGraw-Hill. 1981. ISBN 0-07-040784-3. 
  • Musolf, Karen J, From Plymouth to Parliament (St. Martin’s Press, 1999)
  • Sykes, Christopher. Nancy: The Life of Lady Astor. Chicago, Illinois: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1984. ISBN 0-89733-098-6. 
  • Astor, Lady Nancy. Martin Thornton, 编. Nancy Astor’s Canadian Correspondence, 1912–1962. Lewiston,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1997. ISBN 0-7734-8452-3. 
  • Wearing, J.P., (editor) Bernard Shaw and Nancy Astor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