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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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 – 1954年9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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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27日 – 1976年1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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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任主席 1954年12月25日 – 1976年1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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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 – 195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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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 | 男 |
| 異名 | 翔宇（字） |
| 政黨 | 中国共产党 |
| 籍貫 | 浙江绍兴[1] |
| 國籍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 出生 | 1898年3月5日 江苏淮安 |
| 逝世 | 1976年1月8日 （77歲） 北京 |
| 配偶 | |
| 亲属 | 孙维世（养女），叶扬眉（养女），李鹏（养子） |
| 學歷 | |
| 經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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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2]，曾用名飞飞[2]、伍豪[3]、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自1949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49年至1954年间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直至1976年逝世。1949年至1958年间兼任外交部部长。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等党、政、军重要职务。
目录 |
[编辑] 生平
[编辑] 1920以前 学生生涯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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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生于江苏淮安[7]（现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城内驸马巷[2]。原籍浙江绍兴，其家谱记载先祖是宋朝学者周敦颐，与鲁迅（即周树人）同宗。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祖父周骏龙（又名攀龙，字云门，后改名起魁）[8] 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生父周劭纲，生母万氏，出生后不久即过继给早逝的叔父周贻淦为嗣，由守寡的嗣母陈氏抚养长大[9][10]。
1910年春，周恩来随伯父周贻庚来到东北[11][12]，先在铁岭银岗书院学习[13]，半年后转入奉天官立东关模范小学，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4][15]。1913年7月毕业，8月16日入天津南开学校学习[16][17]，因表现优异而为学校创办人严范孙、张伯苓所器重，视之为“宰相之才”[18] 而特别免除其学杂费，这也是南开当时唯一的一个免费生[19][20]。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21][22][23][24]。
1917年至1919年，周恩来赴日本明治法律学校（后来的明治大学）学习[6][7][22]。1919年4月，得悉南开学校即将创立大学部，周恩来决定回国学习。临行前，他把《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书赠给南开同学张鸿诰[4]。9月8日，周恩来注册进南开学校大学部文科学习，学号62号，其后大学部正式改名南开大学。回国后不久五四运动即爆发，周恩来积极投身其中，成为运动的领导核心，9月16日组织成立觉悟社[2][25]，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26]，并用笔名伍豪在报刊上发表时评文章[3][27][28]。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等四人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被当局拘捕[29][30]。校方在直隶省教育厅的压力下，开除了包括周恩来在内被捕学生的学籍[31][32]。为此严范孙特捐款7000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和李福景出国深造[18]。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2][33]，分别在法国、英国[34][35]、德国柏林大學考察学习[7]，在巴黎結識也是勤工俭学之四川人鄧小平，成為終生好友及革命夥伴[36][37]。
[编辑] 1921-1929 早期革命时期
1921年3月，经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2][38]，随后与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一说是吴明）共5人一起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39][40]。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与国内的其他7个共产主义小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41]。1923年6月周恩来在巴黎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执行部部长王京岐）。[42]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43]。由张申府的推荐，周恩来回国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为戴季陶）[44]，两个月后继任政治部主任[45]，主持建立主要由共产党骨干组成的“叶挺独立团”[2][46][47]。1925年2月、10月，与蒋介石等一起组织领导了第一、二次东征[2][48]，期间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被授予少将军衔[2][49]。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2][50]。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并在年底转往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51]。
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52]，迎接北伐军入城[2][53]。同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54]。8月1日，周恩来与贺龙、叶挺、朱德等人一起发动南昌起义[55][56]，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52]，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之一[57]。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2][58]。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59]，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常委会秘书长[2]。返回上海后，组织成立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52]，下设中共特别行动科[60]，并以学生时代的笔名“伍豪”为化名[3] 从事地下工作，工作包括情报收集、锄奸、安排工作人员渗透国民党党政部门等。特科三科（俗称“红队”、“打狗队”）负责暗杀活动[61]，也被称为“伍豪之剑”。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兼三科科长顾顺章变节后供出了恽代英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其妻、岳父母、哥嫂等在中共秘密组织中负责做饭、看门和采买，顾顺章之妻拒绝表示和顾划清界限，其他顾家人还试图逃走跑，最后特科决定杀了顾家9人 [62]，只留下幼年的侄子顾益群与女儿顾利群则分别被送往松江与吴淞寄养,时称“爱棠村事件”[63]。1929年，彭湃、杨殷、颜昌颐等中共领导人被白鑫供出并遭国民党杀害，周恩来、陈赓等人设法暗杀白鑫[64][65]。
[编辑] 1930-1937 第一次国共战争
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开会，周恩来主持，史称宁都会议，矛头主要针对毛泽东[66]。任弼时等中央局领导以临时中央的行动方针为依据，批判毛泽东“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提出把毛召回后方免除军事指挥权，前方由周恩来负责指挥作战的建议。最后经周恩来折冲，通过留毛泽东在前方辅助周恩来指挥的决议。但毛执意离开前方，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67]。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并取得大胜。，毛泽东在后方遭遇冷落两年之久，后来掌权后反复提及此事，有专家认为此事为毛泽东与周恩来日后关系的症结[68]。周恩来在1972年遭斗争时曾反复检讨宁都会议后“未曾向主席求教过一次，现在反省起来，对照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我真无地自容”[69][70]。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苏区，同年秋，李德受共产国际派遣也从上海到达瑞金，任军事顾问。这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秦邦宪）遂完全依靠李德进行军事指挥，由于军事战略错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严重困境，中共中央与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为统筹转移事宜，中央成立了三人团作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其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史稱“老三人團”[71]。
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7][72]，1935年1月中旬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目前中共官方歷史統一的說法是，「三人團」受到所謂王明“左倾”路线影響，遭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批评，而在湘江战役中，红军折损过半，周恩來认识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影响，在遵义会议中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对毛泽东重掌军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党和红军的决策；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为由朱德、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以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遵义会议决定进行分工，在毛泽东提议下，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73][74]。随后在3月中旬，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和王稼祥为成员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亦称“新三人团”[73][75]，全权指挥红军作战。但不久周恩来即罹患重病，毛泽东遂逐渐取代周恩来负责指挥。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周恩来主动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2]，由张国焘接任。9月，在南下与北上问题上红军正式分裂，中共中央突然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脱离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秘密连夜北上[76]。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西省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77]。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兵谏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前往西安同国民党谈判，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2][52]，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侵略。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先后担任中共长江中央局书记、副书记（书记王明），南方局书记，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常驻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9月起，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
[编辑] 1937-1949 抗日战争及国共第二次内战时期
抗战期间，周恩来任国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主任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担当国共之间的党务交涉工作。周恩来同时主持了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宣传中共主张。
1938年，周恩来同王明在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78]，后来在整风运动中作为与教条主义相唱和的经验主义代表遭到批判。[79][80]
1939年7月，周恩来与江青等人一起前往“华北联大”作题为《中国抗战形势》的报告，途中江青所骑骡子在过小沟时惊吓了周恩来的坐骑，周摔下后正好撞在石岩上使右臂粉碎性骨折[2][81]，事后蒋介石派自己的道格拉斯专机送周恩来赴苏联治疗[2]（接到乌鲁木齐后由苏联方面接到莫斯科）[82][83]。在苏联期间，周恩来除了向苏联与共产国际方面汇报工作外，也带回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一些资助[84][85]。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为《新华日报》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2][86] 1941年中条山战役国军失败后，重庆《大公报》指责中共军队在山西招兵买马，游而不击，周恩来撰文谴责，后大公报将此文章一并发表。[78]
1943年整风运动期间周恩来返回延安，毛泽东、刘少奇等指责周恩来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并且犯有与胡宗南交涉不当等过失，周恩来被迫认错并多次公开检查。[79][80] 此段时间，因周恩来曾与王明共事，而被毛泽东、刘少奇等定为“经验宗派代表”和“教条统治的帮凶”遭受严厉批判斗争，周被迫承认“我连续犯了罪过”,“中心关键在于反毛泽东”,“宁都篡军为最高峰”,“一直考虑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敌我不分，这才使我猛醒”[87][88][89]。为此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12月专程向延安发信，表示：“我认为，开展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责他们推行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他们正在把党推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而应当维护他们并尽一切办法为党的事业而使用他们。”[90]，1944年1月毛泽东连续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你说我反对了周恩来吗？没有这事，“我们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好。我们根本不想把他排除在党外。周恩来有很大的成就和进步。”“我衷心地谢谢您给我的指示。我一定深入研究这些指示，注意它们，并根据指示采取措施。”[91]
1945年4月-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2]。1945年8月，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副主席[52]。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重庆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1946年，作为共产党代表同国民党代表张群（后改为张治中）、美国方面马歇尔将军组成“三人委员会”[92]，下辖“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目的是禁止国共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以及谈判停止国、共两党军事冲突的协议[93]。
1946年11月，国共和谈失败，周恩来从南京返回延安[2][94]。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周恩来在陕北转战[95]。1948年11月兼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52]，和毛泽东一同领导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96]。1949年4月，作为中共首席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傅作义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52]，并最终达成协议，使古都北平免受战火破坏。
[编辑] 1949-1966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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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国务院（1954年10月25日前称政务院）总理[2][7][97]，是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第八、十届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52]，并在1949-1959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9-1952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1-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担负处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了前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98][99][100][101]。
1949年-1952年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98]。1953年-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周恩来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98]。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6年1月，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02][103]，会后主持制订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十二年科技规划）[104]，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
1955年，在经济好转的形势下，以毛泽东为首的部分领导人开始倾向于冒进，在经济建设领域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现状的过高指标[99]。1956年1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105]。其规定，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算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106]。为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周恩来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反“冒进”的主张[105]，却因此遭到毛泽东的批判[107]。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华东地区四省一市中共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并表示“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106] 周恩来被迫作检讨[105]。1月11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南宁会议，并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107]。5月15日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周恩来被迫再次进行检讨[105][107]，大会将这个8千多字的检讨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代表[108]。会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109]。 但在此前后周恩来被免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外交部长等兼职，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108][110]。
1960年-1964年为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和扭转经济困难局面，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99][100]。1960年8至9月间，他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11]，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99]。他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综合平衡。1962年1-2月，北京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召开（即“七千人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106][111]。1963年1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112]。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仍派遣人员在海外持续购入黄金，以控制物价[113]。
他在任期间，还支持水利建设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主持兴建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114][115][116]，并且是中央专委主任，两弹一星（核弹、导弹、人造卫星）工程的总策划与总指挥。他对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都给予特殊的关注[110][117]。
1949年-1958年间周恩来还兼任外交部长[7][118]，参与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决策[119]。1949年10月3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复电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中苏正式建交。1950年1月，周恩来同毛泽东先后到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进行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就旅顺口、长春铁路、经济援助等问题达成协议[2][120]。朝鲜战争时期，周恩来领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停战谈判工作。1953年12月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使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2]。1955年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第一届亚非会议（万隆会议）[7]，在会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121]，促进了会议的成功[122]。会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双方签订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解决了印尼华人的国籍问题[123]。1955年，周恩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会晤，1956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建交[124]。1964年，周恩来会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在上海达成协议。当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建交公报，中法建交[125]。
[编辑] 1966-1976 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尽力利用各种渠道从不同的方面减少动乱带来的影响[7]，被江青等人称为“灭火队长”[109][126][127]。1971年9月，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身亡后，周恩来基本实现了政局的平稳过渡[127][128]。文革末期，周恩来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对于复出后的邓小平给予大力的支持[129][130]，并使国民经济持续保持增长趋势[101]。
文化大革命時，不少古蹟文物在“破四旧”的名义下遭受浩劫[131]，周恩来不断设法予以保護，从而挽救了大批珍贵文物，為中華文化存續做出重大貢獻，其中著名的實例有派軍队进驻保護杭州靈隱寺[132]、北京故宫[133]、莫高窟[134] 以及拉萨的布达拉宫等。
196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坦桑尼亚、赞比亚达成一致，由中国方面派遣人员技术及材料，援建坦赞铁路[124]。1971年7月9日、10月亨利·基辛格秘访北京，并与周恩来进行长期会谈并达成协议[135]，中美关系改善[136][137]。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否决国民党代表的中华民国提案[137]。1972年2月，周恩来同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7][138]，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39]，从而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137]；1972年9月，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明罹患膀胱癌，其仍然带病工作[129]，1973年2月，出现大量尿血的情况，这时血塊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場痛苦的掙扎。1974年5月，癌細胞擴散，6月开始，周恩来被迫住院，6月1日，第一次膀胱癌手術；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術；10月，在周恩来的提议下，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130][140]；12月，周恩来抱重病前往长沙，亲自与毛泽东讨论第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成功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计划”[129]。1975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着手对当时的局势进行大范围整顿[129]。
1976年1月8日9時57分，周恩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78岁[129]。從1974年6月1日第一次手術到1976年1月8日去世為止，一共做了13次手術[129]。他的死讯成为“四五”运动的导火线[141]。
[编辑] 死后影响及活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在1月15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主持会议并致悼词。周恩来去世后，遵其遗嘱，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127]，骨灰撒到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入海口及黄海黄河入海口。灵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自发组织起来悼念周恩来的上百万群众聚集在道路两边，即著名的“十里长街送总理”[142]。中国大陆各地举行了广泛的自发纪念活动。仅仅几天时间，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放满了群众敬献给周恩来的花圈[143]。
1976年4月5日，为中国农历清明节。北京民众为纪念周恩来，自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142]。但毛泽东通过毛远新的传话将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毛泽东去世及四人帮被粉碎后，此事件被视为反抗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革命行动，与当时中国大陆其他地方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集会并称“四五运动”，该活动为打倒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141]。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发动怀仁堂事变，兵不血刃，结束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30]。
周恩来的纪念活动一直在民间及政界进行着[144]。2008年是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中国大陆及其他国家地区开展各类纪念活动[145][146][147][148]。
[编辑] 婚姻及家庭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2]，并相濡以沫整整半个世纪。1927年4月，因难产胎儿夭折，邓颖超未及休息即为逃避国民党追捕而从广州一路奔波至上海，产后子宫没有收缩，对身体损伤很大，导致以后无法再怀孕，因此两人一直没有子嗣[5]。此后他们代为抚养了许多烈士子女，并视同己出引用错误 无效<ref>标签；未填内容的引用必须填写name属性; $2[149][150]，其中包括在文革中惨死的孙维世、以及后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等。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被视为经典[151]，彼此总是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悲喜同担[152][153][154]。双方因为事务繁忙经常无法相聚，故经常以书写情书表达彼此感情[155][156]。
凤（邓颖超）：
昨日你们走后，清闲一阵，温度渐减，惟鼻中出血，至夜始止。
…… 结婚十八载，至友兼爱妻；若云夫妇范，愧我未能齐！
来：
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很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我真想你得很。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
你走了，好像把舞场的闹热气氛亦带走了昨晚的舞厅却是冷淡而减色呢。钟声未响十点，男女舞星都散场回窑了。“怎么散得这样早”我问。“快垮台了”三元答。“今天人不多吗”超复问。“顶多不过二十对。”“女的少极啦。”我心里想，走了一个跳舞男星，就这样减色了么——一笑。
但当舞厅音乐奏起来的时候，还是那些照旧的调子———《西宫怨》、《梅花三弄》……当音乐声声送入我的耳里的时候，亦还照旧觉得那些跳舞的快乐的人们中有个你在。然而当情感透过了理智，环顾眼前的现实，才意味到你已离开了延安，于是我便惘然了你如何慰远人之念。……
深深地吻你轻轻吻你
你的超
一九四四·十一·十二延安[158]
来：
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回报虽迟，知罪免打。此间湖山之地有五多：山多、庙多、泉多、花多、茶多。大小可游之处甚多也。更巧的是雪芬携剧团来杭公演，我得两度做其观众，但彼却未能知晓。我们在此每日遨游于山水之间，或泛舟于西子湖中。此外，在寓中常作乒乓之戏。因此系全身运动，且可防腹部肥胖，有益颇多，望你亦能试行之。老人归期尚有待，我在期满后可能先归，究如何，尚在考虑中。先寄语桃、李、海棠，善备盛装迎接主人呀。匆复。祝你健康！
超。
三月二十三日（一九五一年）
超：
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来信，说我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寄来西湖印本，均属旧制，无可观者。望托人拍几个美而有意义的镜头携归，但千万勿拍着西装的西子。西湖五多，我独选其茶多，如能将植茶、采茶、制茶的全套生产过程探得，你才称得起“茶王”之名，否则，不过是“茶壶”而已。乒乓之戏，确好，待你归来布置。现时已绿满江南，此间方始发青，你如在四月中北归，桃李海棠均将盛开。我意四月中旬是时候了。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来。
三月三十一日（一九五一年）[151][159][160]
[编辑] 轶闻
[编辑] 政治方面
- 周恩来在留德学习期间，曾因政见不同，在饭桌上与曹谷冰等人辩论并发生了乱架，曹谷冰甚至还伤及了同在周身旁的陈寅恪，幸而周和陈躲入饭店老板娘房间[161]。
- 1945年国共双方重庆谈判时，周恩来替毛泽东挡酒，事后无意中说出是担心有人在酒中下毒[162]。
-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国民党情报部门在香港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的包租飞机）上安装了美国中情局提供的炸药，机上11名记者全部遇难[163]，周恩来因阑尾炎手术事先改变行程，幸免于难[164][165]。
- 有次周恩来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赫鲁晓夫就出身问题刺激周恩来道：“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周恩来回答道：“是的，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166][167]
- 1932年2月，国民党用“伍豪”的名义发表周恩来宣布退党的声明；1968年，北京大学有学生向中央反映“伍豪事件”，毛泽东一开始沉默不语，后亲自批示这是污蔑[168]。
- 1954年－1955年，为了召回被美国滞留控制的钱学森等科学家，周恩来利用外交手段，中美双方进行了十余轮谈判，并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以换回钱学森等人[169]。
- 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几内亚。到达当日，几内亚为此全国放假一天，首都当地居民几乎倾城夹道欢迎。总统杜尔亲自驾车拜访。[124]
- 1964年11月，周恩来、贺龙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11月7日晚宴期间，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对说道，“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赶下台了。”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严正抗议，并率领代表团离开当日晚宴[129][170]。
- 1967年7月15日，北京外语学院文革红卫兵组成“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口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车辆，扬言要捉外交部长陈毅。周恩来与红卫兵对峙，并说道“如果你们要抓陈毅、冲击会场，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171]
-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书中记载，纪登奎披露，1971年，在林彪飞机遇难后，周恩来当即失声痛哭[172]。
- 1972年，尼克松夫妇访华午宴时，每人面前摆放一盒“熊猫”牌香烟，尼克松夫人帕特对此赞不绝口。周恩来说：“总统夫人，我们送你一些吧。”帕特疑惑道：“送我什么？香烟吗？”周恩来说：“不是，是送你们大熊猫。”此后，中国的一对雌雄大熊猫被送到美国国家动物园，成为了中美两国友好标志[173]。
- 周恩来的外交思路明锐。曾有西方记者问他：“中国现在还有没有娼妓？”周恩来回答道：“有，在台湾。”[157] 还有一次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恩来时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有一支美国产派克笔，说道：“你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生产的钢笔？”周恩来笑道：“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战利品，是他作为礼物送给我的。”[157]
- 1973年11月，江青组织会议批斗周恩来，并上纲上线为“第11次路线斗争”[174]。毛泽东对此批评道“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引者注：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引者注：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175]
-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6周年，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会。周恩来抱病参加，并握着贺龙妻子薛明的手哭着说，“我没有保住贺龙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呀……”[129]
-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代表团。在介绍自己病情时，周恩来坦然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129][176]。
-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事件〉问题》签字，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文件上签字[129]。
- 1975年10月7日，在病榻中时常昏迷的周恩来忽然醒来，要求身边人转告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177][178]
- 1975年11月，被周恩来举荐后复出的邓小平与毛泽东就“文化大革命”是非功过的问题顶牛，邓小平随即抵305医院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瞪着眼睛、握住邓小平手说道“你就不能忍一忍？”[127][177]
-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最后时刻召见罗青长，提到“不要忘了台湾同胞，更不要忘了那些为革命作过贡献的台湾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与“张镇”）[127][177][178]。
- 1976年1月7日，周恩来临终遗言，“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127][129][176]
[编辑] 生活方面
-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结婚前，周恩来因公务繁忙派陈赓去车站接邓，结果陈赓没有接到，邓颖超自己找到地址，陈赓遂遭众人善意体罚[155]。
- 周恩来生性好酒量，但也有几次醉倒的时候。第一次是与邓颖超新婚之夜[182]；第二次是在莫斯科，与苏联交涉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事宜前，和苏联领导人酒宴后酒醉[182]，事后周恩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检讨，毛泽东原谅并调侃道应该“和对方比吃辣椒”[183]；第三次是招待宴请参加朝鲜战争归来的将士，醉酒后写检讨，并被毛泽东批评[183]。
- 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周恩来夫妇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邓颖超还叮嘱身旁的工作人员：“江青来，总理都不让我们出来，生怕她一下看谁不顺眼，惨了。”[157]
- 周恩来虽然出生于江南，但直到63岁才开始学游泳[184]。
- 周恩来每晚夜归总有清嗓习惯，据邓颖超说这是他早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养成的习惯，以作为联络暗号[162]。
- 周恩来逝世后整理遗产，周恩来夫妇总共积蓄为5100元。其存款主要开支是资助亲戚朋友，剩余则交党费[162]。
[编辑] 影响与身后评价
[编辑] 简评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共武装力量的创立者之一，也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周恩来被广泛认为是一位务实主义者，具有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和折冲调停的外交手腕。
[编辑] 官方评价
- 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的政治活动做出官方评价[185]。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
- 从遵义会议前后到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合作关系维持了整整四十年，一直持续到周本人病逝为止。尽管两人的性格气质截然不同，却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搭档之一[186]，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相辅相成的角色：毛主要扮演“掌舵”的政策制定者与精神领袖，周则是谨慎小心的执行者，内政外交的大管家[110]，正所谓“谋事在毛，成事在周”[187]。周恩来凭借其独特的政治智慧，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唯一一直屹立不倒的核心政治人物（从20年代初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到1976年逝世，历时超过半个世纪）[109]。在其生活晚期，两人经常互相询问身体状况[176][188]。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在听阅周恩来悼念草案时，失声痛哭[110][143]。
- 邓小平视周恩来为兄长，并称“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36][189] 邓小平对周恩来在文革中表现的评价，基本上代表了1978年后中共的官方立场，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190]“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185]
- 李先念说：“周恩来同志这种为共产主义理想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以至在国际人士中，树立了忠诚、亲切、勤奋、坚毅、无私、无畏的崇高形象……中国共产党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光荣，中国人民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自豪感。”[185]
-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191]
[编辑] 国外领导人评价
-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领导人》中，评价周恩来是“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我所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一座冰层覆盖着的火山”。他还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编辑] 民间及学者评价
许多与周恩来接触过与共事过的人，对他的评价均很高。
- 著名外交家，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认为：如果世界上有完美无缺的人，那就是周恩来。[199]
- 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认为，“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非凡才能，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这是一位英俊潇洒、有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的伟人。”“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大臣，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修补残局。”[200]
[编辑] 负面评价
-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为国军政治部副部长，中华民国政府许多官员与周恩来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203]，但国共内战开始后，中华民国政府认定周恩来为首要叛乱分子之一予以通缉。民国政府迁台之后，以周匪恩来称呼其名，并继续将其列为“匪首”之一。不少持类似观点的人，例如中国泛蓝联盟和辛灏年等也认为周恩来参与了颠覆中华民国的叛乱活动，为颠覆民主制度的叛乱人士[204]。
- 政治评论人，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劉曉波认为：自從遵義會議以來，無論毛周的衝突因何而起，也無論毛如何對周施以淫威，周都唯唯諾諾。每一次衝突的平息，皆是以周的認錯為前提，而且周的每次自我作賤，皆要先追溯自己的歷史錯誤，然後上綱到路線鬥爭的高度，最後是感謝毛的有益教誨和再次挽救。……在毛、林衝突中，周再次充當了毛的幫兇，正如倒高饒（高崗、饒漱石）、倒彭德懷、倒劉（少奇）、鄧（小平）、陶（鑄）一樣。……林彪有一次當著汪東興面批評周“像個老當差的，不管誰當了領導，周都會唯唯諾諾，畢恭畢敬，唯命是從”。[205]
- 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胡平认为，周恩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明知毛是错的也一味顺从，即“违道顺上”，所以周不算是忠臣。[206]
- 原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銘在《旋轉舞臺上的周恩來》中寫道：“在查證『四人幫』的罪行中，發現那些文革中慘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幾乎都是周恩來的簽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乾女兒孫維世。”[207] 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表示：“我们后人研究历史，如果查档案的时候，很可能发现有些错误的档案文件是周恩来签字的，但是这些东西的决定过程往往是很复杂的，不是周恩来个人能够决定的，甚至是违背他的本意的。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有些是‘四人帮’决定的，有些是毛主席决定的，周恩来不得不履行手续。对这类事情，我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弄清楚当时的形势，各人有各人的是非功过。”[208]
[编辑] 纪念
[编辑] 故居及纪念馆
- 浙江绍兴市：周恩来祖居
- 江苏淮安市楚州区：驸马巷周恩来故居、周恩来纪念馆
- 江苏淮安市清河区：漕运西路周恩来少年读书处（万公馆，外祖父家）
- 江苏宝应县：周恩来少年读书处
- 江苏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
- 辽宁沈阳：沈阳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
- 辽宁铁岭：铁岭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
- 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天津觉悟社纪念馆
- 北京: 西花厅周恩来故居，毛泽东纪念堂的周恩来厅
- 陕西延安：周恩来枣园故居
- 广东揭阳：周恩来揭阳革命活动旧址
- 日本京都：周恩来诗碑，位于日本京都西北岚山山麓的龟山公园
- 武汉大学珞珈山上周恩来故居
[编辑] 纪念文艺影视作品
- 2008年，电视连续剧《周恩来在重庆》
- 1998年，大型电视专题片《百年恩来》
- 1998年，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
- 1991年，故事片《周恩来》
- 1990年，纪录片《周恩来》
- 1979年，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 歌曲：《大江歌罢掉头东》，周恩来诗作，傅庚辰作曲。
[编辑] 货币与邮票
[编辑] 延伸阅读
[编辑] 相关書目
- 《周恩来自述》 人民出版社，2006年，ISBN 7-01-005639-0
- 《周恩来选集》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2004年，ISBN 7-01-003962-3
- 《晚年周恩來》高文謙 著，美國明鏡出版社2003年4月初版，ISBN 1-932138-07-2
- 《周恩來的晚年歲月》劉武生 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初版，ISBN 7-01-005338-3
- 《周恩来军事文选(全四卷)》 人民出版社，ISBN 7-01-002646-7
- 《周恩来年谱1898-1949》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ISBN 7-5073-0409-4
- 《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ISBN 7-5073-0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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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传》，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封长虹 译，解放军出版社，1990-03，ISBN 978-7-5065-0992-3
- 《周恩来传》，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封长虹 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1，ISBN 978-7-5073-0822-8
- 《周恩来总理生涯》 熊华源 廖心文，人民出版社，1997年，ISBN 7-01-002544-4
- 《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 曹应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ISBN 7-208-05964-0
- 《周恩来与邓颖超》 张颖，东方出版社，ISBN 7-5060-2190-0
- 《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 郝建生，中央文献出版社，ISBN 7-5073-1550-9
- 《大智大勇：周恩来在1946》 肖振才，中央文献出版社，ISBN 7-5073-2011-1
- 《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 钱江，2005年，ISBN 7-80199-189-3
- 《周恩来万隆之行》 熊华源，2002年，ISBN 7-5073-1177-5
- 《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 陈扬勇，重庆出版社，ISBN 7-5366-7612-3
-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陈扬勇，重庆出版社，ISBN 7-5366-7611-5
- 《周恩来画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ISBN 7-220-07014-4
- 《红镜头中的周恩来》 杜修贤，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ISBN 7-205-05504-0
- 《周恩来外交风云》，傅红星，文汇出版社，2003-03，ISBN 978-7-80676-328-5
- 《周恩来传(1—4卷)》，金冲及 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3，ISBN 978-7-5073-0403-9
-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权延赤，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3，ISBN 978-7-5035-0687-1
- 《Zhou Enlai-A Political Life》，Barbara Barnouin / Yu Changgen，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6-08，ISBN 978-962-996-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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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德剛：《周恩来逝世二十周年悼辞》载1996年《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二期，“周是有世界和歷史眼光的中國高知；又是中共黨內開明和穩健派的最高領袖。他和他的黨羽都十分明白，毛這位‘独夫’一旦死亡，則毛的一切皆與之俱亡。所以毛一死便是周家的天下了。在毛死之前，周千萬不能倒。周一倒則周氏之黨（所謂‘老幹部’）就一起完蛋了。周氏之黨全倒，四人幫上台，則黨死國亡。所以周氏有生之年不惜受盡‘胯下之辱’，就是不下台。此太極拳師所謂‘霑綿拳’也。老子‘黏’住你，你推也推不掉，打也打不倒，缠到你死為止。你死就是我的天下——此即周、毛的關係也。……—生為一個大政治家，生民國運為先，個人榮辱生死，不足論也。”
- ^ 抗战初期周恩来在武汉
- ^ 辛灏年，谁是新中国，蓝天出版社
- ^ 劉曉波：《周恩來的官場生存術》
- ^ 胡平：《解讀晚年周恩來》
- ^ 阮銘《旋轉舞臺上的周恩來》，载《中共人物论》，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1993年，ISBN 978-1-879771-08-6
- ^ 《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人民出版社，1997年，ISBN 100192464
- ^ （简体中文）方寸之中的怀念——邮票上的人民总理周恩来．自贡日报．於2009年7月25日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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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外部链接
| 前任： 首任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1954年9月27日－1976年1月8日 |
繼任： 華國鋒 |
| 前任： 毛澤東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1954年12月25日－1976年1月8日 |
繼任： 鄧小平 |
| 前任： 首任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 1949年10月1日－1958年 （1954年之前称“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
繼任： 陳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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