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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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周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1949年10月1日 – 1954年9月
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54年9月 – 1976年1月8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第二任主席
1954年 – 1976年1月8日
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
1949年 – 1958年
性別 男
異名 （字） 翔宇
政黨 中国共产党
出生 1898年3月5日
江苏淮安
逝世 1976年1月8日 （77歲）
北京
配偶 邓颖超 （1925年 - 1992年）
亲属 孙维世（养女），叶扬眉（养女），李鹏（养子）
學歷
經歷
  •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1923年2月20日-12月
  •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10月-1925年1月31日
  •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1925年9月
  • 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1925年9月19日-1926年4月11日
  • 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1926年2月1日-1926年4月11日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7年5月9日-1976年1月8日
  •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2月3日-1937年8月25日
  •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1933年-1935年7月18日
  •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5年8月8日-1935年9月12日
  •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8月25日-1945年8月23日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45年6月19日-1956年9月26日
  •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8月23日-1949年10月1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10月19日-1954年9月28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1949年10月1日-1958年2月11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54年9月27日-1976年1月8日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1954年12月25日-1976年1月8日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9月28日-1966年8月12日，1973年8月30日-1976年1月8日
  •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56年9月28日-1976年1月8日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1]，曾用名飞飞[1]、伍豪[2]、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自1949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49年至1954年间称政务院）总理直至1976年逝世。1949年至1958年间兼任外交部部长。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等党、政、军重要职务。

目录

[编辑] 生平

[编辑] 1920以前 学生生涯时期

青年時的周恩来(1919年)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来[3][4][5]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生于江苏淮安[6]（现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城内驸马巷[1]。原籍浙江绍兴，其家谱记载先祖是宋朝学者周敦颐，与鲁迅（即周树人）同宗。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祖父周骏龙（又名攀龙，字云门，后改名起魁）[7]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生父周劭纲，生母万氏，出生后不久即过继给早逝的叔父周贻淦为嗣，由守寡的嗣母陈氏抚养长大[8][9]。

1910年春，周恩来随伯父周贻庚来到东北[10][11]，先在铁岭银岗书院学习[12]，半年后转入奉天官立东关模范小学，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3][14]。1913年7月毕业，8月16日入天津南开学校学习[15][16]，因表现优异而为学校创办人严范孙、张伯苓所器重，被视为具有“宰相之才”[17]，其被免除学杂费，成为南开当时唯一的一个免费生[18][19]。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20][21][22][23]。

1917年至1919年，周恩来赴日本明治法律学校（后来的明治大学）学习[6][21][5]。1919年4月，得悉南开学校即将创立大学部，周恩来决定回国学习。临行前，他把《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书赠给南开同学张鸿诰[3]。9月8日，周恩来注册进南开学校大学部文科学习，学号62号，其后大学部正式改名南开大学。回国后不久五四运动即爆发，周恩来积极投身其中，成为运动的领导核心，9月16日组织成立觉悟社[1][24]，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25]，并用笔名伍豪在报刊上发表时评文章[26][27][2]。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等四人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被当局拘捕[28][29]。校方在直隶省教育厅的压力下，开除了包括周恩来在内被捕学生的学籍[30][31]。为此严范孙特捐款7000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和李福景出国深造[17]。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32][1]，分别在法国、英国[33][34]、德国柏林大學考察学习[6]，在巴黎結識也是勤工俭学之四川人鄧小平，成為終生好友及革命夥伴[35]。

[编辑] 1921-1929 早期革命时期

参见：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黄埔军校、南昌起义及中共中央特科

1921年3月，经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1][36]，随后与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一说是吴明）共5人一起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37][38]。它与国内的其他7个共产主义小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39]。1924年7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40]。由张申府的推荐，周恩来回国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为戴季陶）[41]，两个月后继任政治部主任[42]，主持建立主要由共产党骨干组成的“叶挺独立团”[43][1][44]。1925年2月、10月，与蒋介石等一起组织领导了第一、二次东征[1][45]，期间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被授予少将军衔[1][46]。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1][47]。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并在年底转往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48]。

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

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49]，迎接北伐军入城[1][50]。同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51]。8月1日，周恩来与贺龙、叶挺、朱德等人一起发动南昌起义[52][53]，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49]，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之一[54]。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55]。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56]，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常委会秘书长[1]。返回上海后，组织成立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49]，下设中共特别行动科[57]，并以学生时代的笔名“伍豪”为化名[2]从事地下工作，工作包括情报收集、锄奸、安排工作人员渗透国民党党政部门等。特科三科（俗称“红队”、“打狗队”）负责暗杀活动[58]，也被称为“伍豪之剑”。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兼三科科长顾顺章变节后供出了恽代英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其妻、岳父母、哥嫂等一共九人均被特科杀死，时称“爱棠村事件”[59]，而幼年的侄子顾益群与女儿顾利群则分别被送往松江与吴淞寄养[60]。1929年，彭湃、杨殷、颜昌颐等中共领导人被白鑫供出并遭国民党杀害，周恩来、陈赓等人设法暗杀白鑫[61][62]。

[编辑] 1930-1937 第一次国共战争

参见：国共内战、长征、遵义会议、西安事变及国共合作

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并取得胜利。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苏区，同年秋，李德受共产国际派遣也从上海到达瑞金，任军事顾问。这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秦邦宪）遂完全依靠李德进行军事指挥，由于军事战略错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严重困境，中共中央与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为统筹转移事宜，中央成立了三人团作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其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史稱“老三人團”[4]。

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6][63]，1935年1月中旬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目前中共官方歷史統一的說法是，「三人團」受到所謂王明“左倾”路线影響，遭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批评，而在湘江战役中，红军折损过半，周恩來认识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影响，在遵义会议中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对毛泽东重掌军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党和红军的决策；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为由朱德、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以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遵义会议决定进行分工，在毛泽东提议下，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64][65]。随后在3月中旬，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和王稼祥为成员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亦称“新三人团”[64][66]，全权指挥红军作战。但不久周恩来即罹患重病，毛泽东遂逐渐取代周恩来负责指挥。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周恩来主动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1]1935年11月，红一到达陕北根据地后，毛泽东取代周恩来成为最高指挥者[67]。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兵谏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1][49]，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侵略。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先后担任中共长江中央局书记、副书记（书记王明），南方局书记，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常驻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9月起，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

[编辑] 1937-1949 抗日战争及国共第二次内战时期

周恩来在陕北
参见：皖南事变、重庆谈判、双十协定及国共内战

1939年7月，周恩来与江青等人一起前往“华北联大”作题为《中国抗战形势》的报告，途中江青所骑骡子在过小沟时惊吓了周恩来的坐骑，周摔下后正好撞在石岩上使右臂粉碎性骨折[1][68]，事后蒋介石派自己的道格拉斯专机送周恩来赴苏联治疗[1]（接到乌鲁木齐后由苏联方面接到莫斯科）[69][70]。在苏联期间，周恩来与苏联方面沟通，并获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一些资助[71][72]。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为《新华日报》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73]

国共谈判“三人委员会”：张治中、马歇尔、周恩来

1945年4月-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1945年8月，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副主席[49]。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重庆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1946年，作为共产党代表同国民党代表张群（后改为张治中）、美国方面马歇尔将军组成“三人委员会”[74]，下辖“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目的是禁止国共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以及谈判停止国、共两党军事冲突的协议[75]。

1946年11月，国共和谈失败，周恩来从南京返回延安[1][76]。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周恩来在陕北转战[77]。1948年11月兼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49]，和毛泽东一同领导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78]。1949年4月，作为中共首席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傅作义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49]，并最终达成协议，使古都北平免受战火破坏。

[编辑] 1949-1966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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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国务院（1954年10月25日前称政务院）总理[1][6][79]，是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第八、十届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49]，并在1949-1959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9-1952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1-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了前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80][81][82][83]。

1949年-1952年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80]。1953年-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周恩来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80]。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6年1月，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84][85]，会后主持制订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十二年科技规划）[86]，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

周恩来手迹-- 1959年白帝城录李白诗

1955年，在经济好转的形势下，以毛泽东为首的部分领导人开始倾向于冒进，在经济建设领域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现状的过高指标[81]。1956年1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87]。其规定，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算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88]。为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周恩来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反“冒进”的主张[87]，却因此遭到毛泽东的批判[89]。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华东地区四省一市中共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并表示“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88]周恩来被迫作检讨[87]。1月11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南宁会议，并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89]。5月15日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周恩来被迫再次进行检讨[89][87]，大会将这个8千多字的检讨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代表[90]。会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91]。 但在此前后周恩来被免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外交部长等兼职，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90][92]。

1960年-1964年为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和扭转经济困难局面，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81][82]。1960年8至9月间，他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3]，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81]。他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综合平衡。1962年1-2月，北京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召开（即“七千人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93][88]。1963年1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94]。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仍派遣人员在海外持续购入黄金，以控制物价[95]。

他在任期间，还支持水利建设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主持兴建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96][97][98]，并且是中国两弹一星（核弹、导弹、人造卫星）工程的总策划与总指挥。他对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都给予特殊的关注[99][92]。

http://zh.wikisource.org/wiki/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建交公报
1954年日内瓦会议

1949年-1958年间周恩来还兼任外交部长[6][100]，参与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决策[101]。1949年10月3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复电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中苏正式建交。1950年1月，周恩来同毛泽东先后到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进行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就旅顺口、长春铁路、经济援助等问题达成协议[1][102]。朝鲜战争时期，周恩来领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停战谈判工作。1953年12月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使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1]。1955年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第一届亚非会议（万隆会议）[6]，在会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103]，促进了会议的成功[104]。会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双方签订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解决了印尼华人的国籍问题[105]。1955年，周恩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会晤，1956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建交[106]。1964年，周恩来会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在上海达成协议。当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建交公报，中法建交[107]。

[编辑] 1966-1976 文化大革命时期

参见：文化大革命、中美建交、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及邓小平
1972年周恩来欢迎尼克森
基辛格、周恩来和毛泽东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尽力利用各种渠道从不同的方面减少动乱带来的影响[6]，被江青等人称为“灭火队长”[108][91][109]。1971年9月，林彪变节后，周恩来基本实现了政局的平稳过渡[109][110]。文革末期，周恩来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对于复出后的邓小平给予大力的支持[111][112]，并使国民经济持续保持增长趋势[83]。

文化大革命時，不少古蹟文物在“破四旧”的名义下遭受浩劫[113]，周恩来不断设法予以保護，从而挽救了大批珍贵文物，為中華文化存續做出重大貢獻，其中著名的實例有派軍队进驻保護杭州靈隱寺[114]、北京故宫[115]、莫高窟[116]以及拉萨的布达拉宫等。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http://zh.wikisource.org/wiki/上海公报
http://zh.wikisource.org/wiki/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196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坦桑尼亚、赞比亚达成一致，由中国方面派遣人员技术及材料，援建坦赞铁路[106]。1971年7月9日、10月亨利·基辛格秘访北京，并与周恩来进行长期会谈并达成协议[117]，中美关系改善[118][119]。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否决国民党代表的中华民国提案[119]。1972年2月，周恩来同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6][120]，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21]，从而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119]；1972年9月，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明罹患膀胱癌，其仍然带病工作[122][111]，1973年2月，開始大量尿血，这时血塊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場痛苦的掙扎。1974年5月，癌細胞擴散，6月开始，周恩来被迫住院，6月1日，第一次膀胱癌手術；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術；10月，在周恩来的提议下，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112][123]；12月，周恩来抱重病前往长沙，亲自与毛泽东讨论第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成功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计划”[111]。1975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着手对当时的局势进行大范围整顿[111]。

1976年1月8日9時57分，周恩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78岁[111]。從1974年6月1日第一次手術到1976年1月8日去世為止，一共做了13次手術[111]。他的死讯成为“四五”运动的导火线[124]。

[编辑] 死后影响及活动

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
参见：四五运动

周恩来去世后，遵其遗嘱，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109]，骨灰撒到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入海口及黄海黄河入海口。灵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自发组织起来悼念周恩来的上百万群众聚集在道路两边，即著名的“十里长街送总理”[125]。中国大陆各地举行了广泛的自发纪念活动。仅仅几天时间，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放满了群众敬献给周恩来的花圈[126]。

1976年4月5日，为中国农历清明节。北京民众为纪念周恩来，自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125]。但毛泽东通过毛远新的传话将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毛泽东去世及四人帮被粉碎后，此事件被视为反抗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革命行动，与当时中国大陆其他地方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集会并称“四五运动”，该活动为打倒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124]。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共元老发动怀仁堂事变，兵不血刃，结束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12]。

周恩来的纪念活动一直在民间及政界进行着[127]。2008年是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中国大陆及其他国家地区开展各类纪念活动[128][129][130][131]。

[编辑] 婚姻及家庭

1925年邓颖超與周恩來结婚
参见：邓颖超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1]，并相濡以沫整整半个世纪。1927年4月，因难产胎儿夭折，邓颖超未及休息即为逃避国民党追捕而从广州一路奔波至上海，产后子宫没有收缩，对身体损伤很大，导致以后无法再怀孕，因此两人一直没有子嗣[4]。此后他们代为抚养了许多烈士子女，并视同己出[132][133][134]，其中包括在文革中惨死的孙维世、以及后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等。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被视为经典[135]，彼此总是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悲喜同担[136][137][138]。双方因为事务繁忙经常无法相聚，故经常以书写情书表达彼此感情[139][140]。


[编辑] 轶闻

[编辑] 政治方面

周恩来、邓颖超及美国记者斯诺，摄于1938年
  • 周恩来在留德学习期间，曾因政见不同，在饭桌上与曹谷冰等人辩论并发生了乱架，曹谷冰甚至还伤及了同在周身旁的陈寅恪，幸而周和陈躲入饭店老板娘房间[145]。
  • 1945年国共双方重庆谈判时，周恩来替毛泽东挡酒，事后无意中说出是担心有人在酒中下毒[146]。
  •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国民党情报部门在香港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的包租飞机）上安装了美国中情局提供的炸药，机上11名记者全部遇难[147]，周恩来因阑尾炎手术事先改变行程，幸免遇难[148][149]。
  • 有次周恩来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赫鲁晓夫就出身问题刺激周恩来道：“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周恩来回答道：“是的，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150][151]
  • 1932年2月，国民党经常用“伍豪”的名义发表周恩来宣布退党的声明；1968年，北京大学有学生向中央反映“伍豪事件”，后毛泽东亲自批示这是污蔑[152]。
  • 1954年－1955年，为了召回被美国滞留控制的钱学森等科学家，周恩来利用外交手段，中美双方进行了十余轮谈判，并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以换回钱学森等人[153]。
  • 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几内亚。到达当日，几内亚为此全国放假一天，首都当地居民几乎倾城夹道欢迎。总统杜尔亲自驾车拜访。[106]
  • 1964年11月，周恩来、贺龙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11月7日晚宴期间，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对说道，“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赶下台了。”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严正抗议，并率领代表团离开当日晚宴[154][111]。
  • 1967年7月15日，北京外语学院文革红卫兵组成“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口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车辆，扬言要捉外交部长陈毅。周恩来与红卫兵对峙，并说道“如果你们要抓陈毅、冲击会场，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155]
  •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书中记载，1971年，在林彪飞机遇难后，周恩来当即失声痛哭[156]。
  • 1972年，尼克松夫妇访华午宴时，每人面前摆放一盒“熊猫”牌香烟，尼克松夫人帕特对此赞不绝口。周恩来说：“总统夫人，我们送你一些吧。”帕特疑惑道：“送我什么？香烟吗？”周恩来说：“不是，是送你们大熊猫。”此后，中国的一对雌雄大熊猫被送到美国国家动物园，成为了中美两国友好标志[157]。
  • 周恩来的外交思路明锐。曾有西方记者问他：“中国现在还有没有娼妓？”周恩来回答道：“有，在台湾。”[141]还有一次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恩来时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有一支美国产派克笔，说道：“你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生产的钢笔？”周恩来笑道：“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战利品，是他作为礼物送给我的。”[141]
  • 1973年11月，江青组织会议批斗周恩来，并挖掘“11次路线斗争”[158]。毛泽东对此批评道“有野心的不是周，是你江青”[141][109]。
  •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6周年，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会。周恩来抱病参加，并握着贺龙妻子薛明的手哭着说，“我没有保住贺龙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呀……”[111]
  •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代表团。在介绍自己病情时，周恩来坦然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159][111]。
  •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事件〉问题》签字，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文件上签字[111]。
  • 1975年10月7日，在病榻中时常昏迷的周恩来忽然醒来，要求身边人转告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160][161]
  • 1975年11月，被周恩来举荐后复出的邓小平与毛泽东就“文化大革命”事后功过的问题未能谈拢，邓小平随即抵305医院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瞪着眼睛、握住邓小平手说道“你就不能忍一忍？”[160][109]
  •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最后时刻召见罗青长，提到“不要忘了台湾同胞，更不要忘了那些为革命作过贡献的台湾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与“张镇”）[160][161][109]。
  • 1976年1月7日，周恩来临终遗言，“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159][111][109]

[编辑] 生活方面

周恩来与邓颖超，1954年
  • 周恩来在留法期间，曾有过女友张若名，后因志向不同最终分手，嗣后双方仍以朋友相处。张若名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164]。
  •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结婚前，周恩来因公务繁忙派陈赓去车站接邓，结果陈赓没有接到，邓颖超自己找到地址，陈赓遂遭众人善意体罚[139]。
  • 周恩来生性好酒量，但也有几次醉倒的时候。第一次是与邓颖超新婚之夜[165]；第二次是在莫斯科，与苏联交涉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事宜前，和苏联领导人酒宴后酒醉[165]，事后周恩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检讨，毛泽东原谅并调侃道应该“和对方比吃辣椒”[166]；第三次是招待宴请参加朝鲜战争归来的将士，醉酒后写检讨，并被毛泽东批评[166]。
  • 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周恩来夫妇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邓颖超还叮嘱身旁的工作人员：“江青来，总理都不让我们出来，生怕她一下看谁不顺眼，惨了。”[141]
  • 周恩来虽然出生于江南，但直到63岁才开始学游泳[167]。
  • 周恩来每晚夜出归来总有清嗓习惯，据邓颖超说这是他早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养成的习惯，以作为联络暗号[146]。
  • 周恩来临终交代邓颖超，将其六伯父（周贻良）遗赠的、周恩来平常喜欢观赏的一批国宝级文物在其去世后“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后故宫博物院转交给周恩来纪念馆[160]。
  • 周恩来死后清算遗产，周恩来夫妇总共积蓄为5100元。其存款主要开支是资助亲戚朋友，剩余则交党费[146]。


[编辑] 影响与身后评价

[编辑] 正面评价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共武装力量的创立者之一，也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周恩来被广泛认为是一位务实主义者，具有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和折冲调停的外交手腕。

[编辑] 官方评价

  • 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的政治活动做出官方评价[168]。
http://zh.wikisource.org/wiki/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

[编辑] 共产党人士评价

  • 从遵义会议前后到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合作关系维持了整整四十年，一直持续到周本人病逝为止。尽管两人的性格气质截然不同，却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搭档之一[169]，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相辅相成的角色：毛主要扮演“掌舵”的政策制定者与精神领袖，周则是谨慎小心的执行者，内政外交的大管家[92]，正所谓“谋事在毛，成事在周”[170]。周恩来凭借其独特的政治智慧，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唯一一直屹立不倒的核心政治人物（从20年代初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到1976年逝世，历时超过半个世纪）[91]。在其生活晚期，两人经常互相询问身体状况[159][171]。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在听阅周恩来悼念草案时，失声痛哭[126][92]。
  • 邓小平视周恩来为兄长，并称“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35][172]邓小平对周恩来在文革中表现的评价，基本上代表了1978年后中共的官方立场，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173]“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168]
  • 李先念说：“周恩来同志这种为共产主义理想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以至在国际人士中，树立了忠诚、亲切、勤奋、坚毅、无私、无畏的崇高形象……中国共产党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光荣，中国人民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自豪感。”[168]
  •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174]
  • 杨尚昆则认为：“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更为复杂艰难的迂回斗争的道路。”[174]

[编辑] 国外领导人评价

1972年周恩来和尼克森
  •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领导人》中，评价周恩来是“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我所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一座冰层覆盖着的火山”。他还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 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曾感慨：“毛主席真幸运，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我要是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就好了。”[175]
  • 著名外交家，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认为：如果世界上有完美无缺的人，那就是周恩来。[177]
  • 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对西方记者说：“你们认为我是难以对付的话，那你们就等着与周恩来打交道吧。”[175]

[编辑] 民间及学者评价

许多与周恩来接触过与共事过的人，对他的评价均很高。

  • 著名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钱学森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 [178][99]
  • 中国著名作家冰心晚年说：“周恩来总理是我国二十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179]
  • 周恩来入党介绍人、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在周恩来死后当日拟挽联为：上联“为人类为革命奋斗一生”；下联“无名心无私情当今完人”。[180]
  • 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对周恩来十分敬佩和爱戴，两者早年即以“兄弟”相称[181]。周恩来死后，郭沫若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形容他对周恩来的敬仰，并写数首哀思悼念的诗作怀念[182]。
  • 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认为，“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非凡才能，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这是一位英俊潇洒、有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的伟人。”“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大臣，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修补残局。”[183]
  • 美国历史学家唐德剛认为周恩来是“近代中国的两个半外交家”之一（另外“一个”是李鸿章、“半个”是顾维钧）[184]，并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表现是一种“忍辱负重”。[185]

[编辑] 负面评价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http://zh.wikisource.org/wiki/谈批判刘少奇
  • 中国政治评论家劉曉波则认为：自從遵義會議以來，無論毛周的衝突因何而起，也無論毛如何對周施以淫威，周都唯唯諾諾。每一次衝突的平息，皆是以周的認錯為前提，而且周的每次自我作賤，皆要先追溯自己的歷史錯誤，然後上綱到路線鬥爭的高度，最後是感謝毛的有益教誨和再次挽救。……在毛、林衝突中，周再次充當了毛的幫兇，正如倒高饒（高崗、饒漱石）、倒彭德懷、倒劉（少奇）、鄧（小平）、陶（鑄）一樣。……林彪有一次當著汪東興面批評周“像個老當差的，不管誰當了領導，周都會唯唯諾諾，畢恭畢敬，唯命是從”。[186]
邓颖超、孙维世与周恩来
  • 民主人士胡平则认为，周恩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明知毛是错的也一味顺从，正所谓“违道顺上”，所以周不算忠臣。[187]
  • 原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銘在《旋轉舞臺上的周恩來》中寫道：“在查證『四人幫』的罪行中，發現那些文革中慘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幾乎都是周恩來的簽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乾女兒孫維世。”[188]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表示：“我们后人研究历史，如果查档案的时候，很可能发现有些错误的档案文件是周恩来签字的，但是这些东西的决定过程往往是很复杂的，不是周恩来个人能够决定的，甚至是违背他的本意的。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有些是‘四人帮’决定的，有些是毛主席决定的，周恩来不得不履行手续。对这类事情，我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弄清楚当时的形势，各人有各人的是非功过。”[189]

[编辑] 故居与纪念场所

周恩来铜像，南京梅園新村紀念館

[编辑] 纪念文艺影视作品

[编辑] 延伸阅读

维基语录上的相关摘錄：
周恩来
维基文库中该作者的作品：
周恩来
http://zh.wikisource.org/wiki/周恩来
维基共享资源中相关的多媒体资源：
周恩来

書目：

[编辑]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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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 《对〈屈原思想〉的意见——致郭沫若》（一九四二年三月七日）、《共商救济文化界朋友——致郭沫若》（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二日）、《纪念江南事变——致郭沫若、阳翰笙》（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 ，载《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82. ^ （简体中文）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周恩来与郭沫若．人民网（2008年10月6日）．於2009年6月30日查閱．
  183. ^ （简体中文）许知远（2009年04月01日）．田中角荣回忆周恩来像个笨拙的小学生(图)．新浪．於2009年07月07日查閱．
  184. ^ （简体中文）唐德刚（2001年12月30日）．唐德刚：中国海军和慈禧太后的颐和园．中国报道周刊．於2009年07月07日查閱．
  185. ^ 唐德剛：《周恩来逝世二十周年悼辞》载1996年《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二期，“周是有世界和歷史眼光的中國高知；又是中共黨內開明和穩健派的最高領袖。他和他的黨羽都十分明白，毛這位‘独夫’一旦死亡，則毛的一切皆與之俱亡。所以毛一死便是周家的天下了。在毛死之前，周千萬不能倒。周一倒則周氏之黨（所謂‘老幹部’）就一起完蛋了。周氏之黨全倒，四人幫上台，則黨死國亡。所以周氏有生之年不惜受盡‘胯下之辱’，就是不下台。此太極拳師所謂‘霑綿拳’也。老子‘黏’住你，你推也推不掉，打也打不倒，缠到你死為止。你死就是我的天下——此即周、毛的關係也。……—生為一個大政治家，生民國運為先，個人榮辱生死，不足論也。”
  186. ^ 劉曉波：《周恩來的官場生存術》
  187. ^ 胡平：《解讀晚年周恩來》
  188. ^ 阮銘《旋轉舞臺上的周恩來》，载《中共人物论》，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1993年，ISBN 9781879771086
  189. ^ 《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人民出版社，1997年，ISBN 100192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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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
首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1954年－1976年		 繼任：
華國鋒
前任：
毛澤東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1954年－1976年		 繼任：
鄧小平
前任：
首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
1949年－1958年		 繼任：
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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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 华国锋 - 赵紫阳 - 李鹏 - 朱镕基 - 温家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注：1954年一届人大之前称「政务院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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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毛澤東 · 周恩來 · 鄧小平 · 鄧穎超 · 李先念 · 李瑞環 · 賈慶林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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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六大
六屆一中全會
苏兆征（1929年2月逝世） · 向忠发 · 项英 · 周恩来 · 蔡和森（1928年11月被撤职）
六屆三中全會
向忠发 · 周恩来 · 瞿秋白
六屆四中全會
1931年1月
向忠发 · 周恩来 · 张国焘 · 王明
1931年6月
卢福坦 · 周恩来 · 刘少奇 · 张闻天
1931年9月
六屆五中全會
1934年1月
博古 · 张闻天 · 周恩来 · 项英
1935年1月
张闻天 · 毛泽东 · 周恩来 · 博古 · 项英
1937年12月
六屆六中全會
毛泽东 · 张闻天 · 陈云 · 康生 · 王明 · 任弼时（1940年7月增选）
六屆七中全會
毛泽东 · 朱德 · 刘少奇 · 周恩来 · 任弼时
七大 毛泽东 · 朱德 · 刘少奇 · 周恩来 · 任弼时（1950年10月去世） · 陈云（七届三中全会增选）
八大
八屆一中全會
毛泽东 · 刘少奇 · 周恩来 · 朱德 · 陈云 · 林彪（八届五中全会增选） · 邓小平
八屆十一中全會
毛泽东 · 林彪 · 周恩来 · 陶铸 · 陈伯达 · 邓小平 · 康生 · 刘少奇（八届十二中全会被撤职、十一届五中全会平反） · 朱德 · 李富春 · 陈云
九大 毛泽东 · 林彪 · 周恩来 · 陈伯达 · 康生
十大
十屆一中全會
毛泽东（1976年9月逝世） · 周恩来（1976年1月逝世） · 王洪文（1976年10月被撤职） · 康生（1975年12月逝世） · 叶剑英 · 李德生（1975年1月辞职） · 朱德（1976年7月逝世） · 张春桥（1976年10月被撤职） · 董必武（1975年6月病逝） · 邓小平（十届二中全会增补、1976年10月被撤职） · 华国锋（76年政治局会议增补）
十屆三中全會
十一大
十一屆一中全會
华国锋 · 叶剑英 · 邓小平 · 李先念 · 汪东兴（十一届五中全会辞职） · 陈云（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 · 胡耀邦（十一届五中全会增选） · 赵紫阳（十一届五中全会增选）
十一屆六中全會
十二大
十二屆一中全會
胡耀邦 · 叶剑英（十二届五中全会辞职） · 邓小平 · 赵紫阳 · 李先念 · 陈云
十二屆五中全會
十三大
十三屆一中全會
赵紫阳（十三屆四中全会被撤职） · 李鹏 · 乔石 · 胡启立（十三屆四中全会被撤职） · 姚依林
十三屆四中全會
十四大 江泽民 · 李鹏 · 乔石 · 李瑞环 · 朱镕基 · 刘华清 · 胡锦涛
十五大 江泽民 · 李鹏 · 朱镕基 · 李瑞环 · 胡锦涛 · 尉健行 · 李岚清
十六大 胡锦涛 · 吴邦国 · 温家宝 · 贾庆林 · 曾庆红 · 黄菊（2007年6月病逝） · 吴官正 · 李长春 · 罗干
十七大 胡锦涛 · 吴邦国 · 温家宝 · 贾庆林 · 李长春 · 习近平 · 李克强 · 贺国强 · 周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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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 陈毅 · 姬鹏飞 · 乔冠华 · 黄华 · 吴学谦 · 钱其琛 · 唐家璇 · 李肇星 · 杨洁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查 • 論 • 編 • 歷
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
主要事件 四清運動 · 廬山會議 · 上山下鄉運動 · 七二零事件 · 五七一工程紀要 · 批林批孔運動 · 天安門事件 ·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 農業學大寨 · 怀仁堂事变
主要人物 毛澤東 · 劉少奇 · 周恩來 · 林彪 · 鄧小平  · 四人幫（江青 ·張春橋 ·姚文元 ·王洪文） · 彭德懷 · 吳晗 · 彭真 · 陳伯達 · 汪東興  · 謝富治 · 康生 · 毛遠新 · 华国锋
文革文件 炮打司令部 · 二月提綱 · 五一六通知 ·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 紅寶書 · 海瑞罷官
文革思想 四舊 · 階級鬥爭 · 兩個凡是 · 大字報 · 民主牆 · 樣板戲 · 傷痕文學
文革組織 紅衛兵 ·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 上海人民公社 · 8341部队 · 知識青年
文革名詞 劃清界限 · 又紅又專 · 史無前例 · 反動學術權威 · 最高指示 · 舊社會 · 忠字舞 · 憶苦飯 · 大方向 · 牛棚 · 糖衣砲彈 · 自絕於人民 · 牛鬼蛇神 · 五七干校 · 现行反革命 · 历史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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