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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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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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的一部分 | |||||||||||
 1945年9月上党战役中，中共军队围攻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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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中華民國政府 |
 中国共产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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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揮官 | |||||||||||
| 蔣中正 委员长 |
毛澤東 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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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力 | |||||||||||
| 4,300,000人 (1946年7月) 3,650,000人 (1948年6月) 1,490,000人 (1949年6月) |
1,200,000人 (1946年7月) 2,800,000人 (1948年6月) 4,000,000人 (1949年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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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又稱國共戰爭，广义上指1920年代末至1970年代在中國境內發生的一場長期戰爭，也是近现代世界歷史中規模名列前矛的內戰；而狭义上仅指第二次国共内战。国共内战交戰的組織共有兩方，一方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第一次内战为红军，第二次为解放军），以及1949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解放军。另一方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及其軍隊、以及1947年行宪後的中華民國政府與國軍。整個戰爭共分為兩次，中國國民黨稱為“勦匪戰爭”与“抗共衛國勘亂戰爭”，中國共產黨則称為“土地革命战争”（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与“中国人民解放戰爭”（“解放戰爭”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第一次國共內戰中，國民政府軍在第五次对共产党南方根据地的战役中取得根本性胜利，迫使中国共产党政权长距离转移，史称长征。但是由于西安事变、日军侵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事件，双方的交战一度停歇了近十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又再度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此次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0月1日（另一种说法认为是9月21日）在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2]，並逐步终结了中華民國在中国大陆的實質统治和管轄權；而時由中國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则迁往台灣，至此形成台灣海峽两岸直至今日的長期分治及对立。
目录 |
[编辑] 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伐战争
主条目：北伐战争
自從興中會展開聯合中國各地革命勢力，成立同盟會共同進行反清革命之後，便面臨著不斷的改組與整合問題，同盟會在經歷國民黨、中華革命黨時期後，於1919年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亦簡稱為國民黨）。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在其著作中主張國民黨應為一個列寧式政黨，此舉引起甫創立的蘇聯注意。蘇聯認為國民黨走的左派路線與蘇聯的主張類似，當時又同為國際孤立的狀態，因此蘇聯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一直維持相當的外交與軍事援助關係，甚至往後1925年以及1926年中國國民黨曾經兩度申請加入第三国际（又稱共產國際）被拒絕，但第三國際仍承認中國國民黨為「準共產黨」。但是第三国际在马日事变后怀疑國民黨（以及後來的中國國民黨）的革命立场和革命坚决性，對於當時的國際共黨組織的主张並不认同，路線也有所分歧，因此又積極地推动中國共產黨的发展。
1923年1月，基於中國北伐與突破孤立外交的需要，原本就主張外交上與蘇聯接近的孫中山，與蘇聯政府全權代表越飛在上海會面，正式討論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會面後，兩人發表《孫文越飛宣言》，聯俄容共全面展開，成為當時國民黨的主要路線。12月29日，孫中山落實接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協助重建大元帥府，第三国际派出鮑羅廷到廣州為孫中山顧問，以蘇共為模式重組中國國民黨。1924年1月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佈實行「聯俄容共」政策。透過蘇聯的援助，於3月組建黃埔軍校，蔣中正擔任校長，這是「國民革命軍」的正式建軍，也是首支國民黨嫡系的部隊，但國共兩派政治力量在學生之間的較量，可說是決定了日後整個中國的命運。
孫中山於1925年3月12日病逝之後，中國國民黨在1925年7月1日於廣州成立國民政府，汪精衛以全票被選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繼續執行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鮑羅廷被任為政治顧問，後又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最高顧問。1925年11月23日國民黨右派戴季陶、林森等召開「西山會議」，反對汪精衛左傾，被稱之為「西山派」，是當時國民黨內的非主流派。1926年3月20日發生中山艦事件。4月1日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汪重申聯俄容共三大政策。5月11日，中山艦事件之後，由於和蔣中正的政見分歧，汪精衛離開廣州前往法國馬賽。1926年12月，中國國民黨左右派正式分裂，國民政府各擁山頭，鮑羅廷隨國民政府遷往武漢。1927年2月汪精衛自法回國，途經蘇聯受到斯大林的接見。回國後就任武漢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反對蔣的排共建議，堅持容共。4月5日和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4月12日蔣中正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件」。汪精衛發表講話，痛斥蔣中正的武力清黨行為，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蔣中正在南京成立一個新的國民政府，是為寧漢分裂。蔣中正下令「清黨」，清除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並在各地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分子。國、共兩黨因而正式決裂，並展開了十年的武裝持續對立。（原因：國共兩黨本來是合作進行北伐戰爭的，但在北伐期間，共產黨到處發起工人、農民運動，迅速擴張勢力，並在革命軍官兵中產生影響，引致國民黨極為不安。) 5月中，經過李宗仁及朱培德居中斡旋，武漢及南京避免開戰，決定暫時分頭繼續北伐。月底，共產國際決議改變中國共產黨方略，準備武裝工農成立新軍、徹底進行土地改革；但仍然留在國民黨內，使國民黨及武漢國民政府成為工農革命獨裁機構。與此同時，共產黨在湖南的流血土地改革，鬥爭地主，使國民黨內不少軍官不滿，終與何鍵發生衝突；何鍵、朱培德等亦開始清共，是為「馬日事變」，其事变的共党及倾共民众死亡人数在数百到一千余人。7月13日中共公開發表宣言因武汉广东之复杂关系共党党员应退出國民黨。7月15日，汪精衛召開緊急會議，通過《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的共產黨員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停止職務。至此容共政策可說是完全結束。
[编辑] 第一次國共内戰
主条目：土地革命战争
1927年至1937年间，第一阶段國共戰爭，共产党稱之為土地革命、十年内战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政府稱之為剿匪。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產黨周恩來、劉伯承、葉挺、賀龍（其時幷非中共黨員）等指揮發動南昌起事，建立了自己的军队。8月4日，中共部隊放棄南昌，南下廣東，這是中共首次建立正式武裝部隊、也是國共雙方首次武力衝突。8月7日中國共產黨召開八七會議，確定武力奪取政權的方針，第一次國共內戰條件已經全面成熟。8月8日汪精衛的武漢政府開始大肆逮捕處死共產黨人，實行武力分共。8月14日蔣中正下野，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开始整合，史称寧漢復合（中國共產黨稱作寧漢合流）。
9月，桂系軍閥和西山會議派掌握南京政府，汪精衛下野。同月毛澤東在湖南、江西發動秋收起事。10月，汪精衛到廣東否定南京政府，鮑羅廷經蒙古回蘇聯。11月，蔣中正回到上海，邀汪精衛北上。12月11日，共產黨在葉挺、葉劍英的領導下發動廣州起事。12月12日，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但隨即廣東軍將領張發奎調各地軍隊反攻，12月13日，共產黨軍隊被迫撤離廣州。12月16日汪精衛辭職赴法國。
自1927年建軍之後，到1937年抗日爆發其間，中國共產黨於勢力範圍內展開分裂中國與土地改革，並有多次與中華民國政府军队激烈战斗，這段時間的軍事戰鬥，中華民國政府稱為剿匪、中國共產黨稱之為土地革命、十年內戰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自1930年开始，国民革命军先后發动对共产党位于江西、湖南的控制区实行五次“围剿”，前四次未能达成目标，红军通过运动战，成功守卫了共产党南方根据地。但在最后一次“围剿”中，国民革命军在德国顾问建议下步步为营，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式进攻中共红军，而共产党方面，因为王明“御敌于国门之外”政策的实行，最后失败。红军被迫自江西瑞金撤退並转移至陝西延安；共产党稱之為北上抗日、兩萬五千里長征（國民黨稱之為“流竄”）。红军在這过程中损失惨重，但成功逃出了国民政府军的封锁。在遵义，共产党召开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重新拿回领导权，他调整政策，最终成功摆脱国民政府军的攻击，顺利到达陕西延安。之后，国民政府调整国策，国民革命军主力于华东华北抗日区域备战。1936年，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囚禁蒋介石，兵谏迫其反分裂運動，国民革命军最终停止與紅軍作戰。
[编辑] 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戰爭
1937年卢溝橋事變後，中日兩國終於進入全面戰爭的狀態。8月22日至8月25日洛川會議中毛澤東指出，關于軍事問題，抗日戰爭將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創造根據地，牽制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主要是戰略配合），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共產黨對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3]。”紅軍的作戰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3]。明確指出中共軍隊真正的任務何在。1937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展開，延安共黨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下的一個直轄政府，陕北地区的紅軍（约4万人）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后依抗战序列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与此同时，另有约8,000名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的红色游击队集中组成了國民革命軍新编陆军第四軍（简称新四军）对日作战。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主要与日军进行正面战争，共产党部队则在沦陷区开展游击战。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在名义上保持着共同对日的势态。期间中国军队与日本发生22次大型会战和上万次中小战斗。其中有一些战役有双方共同参与，例如平型关战役。国共双方之间也曾经爆发过多次流血冲突，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
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共军隊成功的发展到了130余万人，民兵也发展到260余万人，解放区一亿人口[4]。
[编辑] 第二次國共内戰
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間，第二阶段國共内战，中国共产党稱之為解放战争，也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華民国稱之為 戡亂。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於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華民國政府于1949年在中国大陆战败后撤往台湾。
[编辑] 军事冲突与两岸对峙
1950年后，解放軍一方面逐一攻下沿海島嶼，另一方面在福建集中兵力，為渡海攻臺做準備，然而之後韓戰的爆發，美軍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渡海攻臺難度倍增；加上不久中国共产党决定要开始进行「抗美援朝」，軍事重心北移，因此在東南沿海的作戰暫緩。而韓戰期間，國軍曾多次嘗試突擊東南沿海島嶼，如南日島戰役、東山島戰役等，但皆以撤退告終。韓戰結束後，解放軍在1954年對一江山島發動作戰並對金門砲擊，不久解放軍控制一江山島，視一江山島為屏障的大陳島也不保，最後國軍決定主動撤離大陳島，1955年2月在美軍的協助下大陳島軍民全數撤離，解放軍取得大陳島，自此雙方的勢力範圍都再無變動。
國共雙方隔著臺灣海峽，均積極厲兵秣馬，甫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喊出「解放台灣」的口號，站穩腳跟的中華民國則高舉「反攻大陸」、「光復神州」、「解救苦難同胞」的旗幟，調停失敗的美國則坐等內戰結束，海峽大戰一觸即發，惟1950年的朝鲜战争爆發，原本預備進攻臺灣的解放军，在「抗美援朝」的大旗下，調往朝鮮半島作戰，中華民國政府則在麥克阿瑟的支持下積極備戰反攻，陸戰隊編制擴張到世界第二大規模，預備於東南沿海登陸、或配合聯合國軍渡過鴨綠江進入東北地區。但基於國際勢態與美國內部的政治問題，美國時任總統杜魯門解除麥克阿瑟的兵權、改變對中華民國的放棄態度，下令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宣佈「臺灣海峽中立化」，一方面阻止兩岸衝突，另一方面也保證對中華民國的軍事援助不再斷絕（參見當時中美兩國所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軍對駐守金门的國軍發動了榴弹炮突擊，在四十四天內，向金門射擊砲彈幾近五十萬發。抗日民族英雄，金门防衛部副司令官吉星文、趙家驤、章傑等中彈牺牲。9月11日，金门守軍擊毀廈門火車站。9月22日，美國所支持的八吋大口徑巨炮由中華民國海軍運抵金門。海軍與空軍皆有交手。解放軍以炮彈封鎖金門的嘗試已經算是失敗。其後十年內，兩岸海空軍不斷有零星交手的紀錄，雙方各有戰損，但大體而言，仍是維持勢均力敵的態勢。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臺湾同胞书》，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从1958年开始的对大金门、小金门、大膽、二膽等岛屿的炮击，國共內戰的大規模軍事衝突终于告一段落，但至今未能达成停战协议。
至今兩岸仍維持對峙形勢。1996年中華民國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以東南海域為目標，實施彈道洲際飛彈試射，中華民國方面亦在不擾亂社會秩序，秉持外弛內張的狀況下，讓軍隊進入高度備戰狀態。[5]是次危機由美國第七艦隊以「經過」之名進入台灣海峽而告緩和，但解放军軍機「不出海」的默契從此被打破，解放军軍機活動範圍延伸至海峽中線，壓縮了中華民國空軍的預警時間。2007年中共十七大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锦涛提出「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的主張，当时执政的民主進步黨政府并沒有正式回應，但在国民党重新取得执政权后，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已对此有所回应。
[编辑]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大陆民国时期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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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條目的中立性有争议。內容、語調可能帶有明顯的個人觀點或地方色彩。（2009年11月25日） 加上此模板的編輯者需在討論頁說明此文中立性有爭議的原因，以便讓各編輯者討論和改善。 在編輯之前請務必察看讨论页。 |
[编辑] 民国时期社会弊端与国共内战的关系
至1949年，中华民国经受着由北洋复辟势力、中国共产党武装叛乱、日本侵华而造成的连年的战争灾害。由此引发的社会弊端丛生，人民生活艰苦，国家积贫积弱，而政府无暇顾及百姓民生[6]。根据引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故由此推算大陆民国时期仅饿死人数就累计超过2亿以上。婴儿死亡率是170-200‰，而人口的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7]。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重新夺回权利和土地，成为了人民寻求生存权的最直接，最根本的途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他们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其政治代表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右派。而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被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视为敌人[8]。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就是以蒋介石国民党右派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大买办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者，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中国革命战争全面彻底的胜利[9]。
关于民国时期的弊端与中国工农革命之间的关系，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作出了非常详细的分析。毛泽东1928年10月5日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提出，民国时期的阶级剥削，人民生活负担加重，附属于各帝国主义势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割据混战，民国的政治制度腐败、腐朽，中国仍然处于半封建、殖民地状态等问题，是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并存在的原因[10]。
同一时期，毛泽东1928年11月25日，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并存在，“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而关于当时中国的土地兼并严重的情况，毛泽东在同文中指出在边界地区和江西地区，大部分土地被地主占有，“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11]。
毛泽东在1930年1月5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对各种民国弊端创造了中国工农革命的必然性，做出了最宏观，最详细的阐述：
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
- 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
- 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
-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
- 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 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
-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12]。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当中提出：中国人民不堪重负，支持革命，也是中国红色革命力量能够在艰难环境下迅速发展壮大，并将必然获得最终全面彻底胜利的根本原因[13]。
[编辑] 民国时期社会弊端的主要体现
- 土地兼并极为严重：占有全国人口93%的农民大量失去土地，流民饿殍，哀鸿遍野，具体数据民国政府官方缺乏统计[14]。民国政府亦曾表示“我国当前土地问题之严重，已成为一切祸乱的根源，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而政府现行有关土地的政策和法令，并不足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急求彻底而普遍的改革，实有非常可怖的后果”[15] 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做出统计：边界土地状况：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全国其他地区也基本是这个情况[16]。
- 政府极度腐败：国民党高级军官90%以上拥有自己的商业背景，势力范围，甚至于帮会背景，高级官员（包扩高级军官）与地方士绅勾结，垄断市场，强制增加赋税，严重剥削人民的劳动果实。[17]
- 军阀割据：虽然蒋中正在北伐过程中，表面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军阀的势力范围仍然存在，各派系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抗日时期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得到缓解，反而在抗战结束后，愈演愈烈，各军阀的个人军事力量与个人财力，帝国主义势力对他们的幕后撑腰，成为了他们在民国政治地位的唯一保障。也由于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了长期的军阀混战与军阀割据，人民生灵涂炭。[18][19]
- 鸦片普遍贩卖：民国时期鸦片已经在全中国普遍种植，民国时期吸食鸦片的普及程度远胜于晚清，但具体烟民数量，民国政府缺少整体统计。鸦片毒害中国人民身心健康，破坏社会秩序，加速政府腐败，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成为了民国政府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民国时期，烟土、黄金、白银和美钞被视为“硬货”，烟土可以普遍流通，甚至类似货币交换。仅四川一省，据统计四川在防区制时期，每年烟产量为120万担到140万担（6-7万吨）。而根据国联统计，当时全世界除中国外其他所有国家鸦片总年产量也仅为1770吨；四川烟民约占全省人口的1/19[20]。1935年以后，蒋中正推行“禁烟”政策，鸦片贩卖从此堂而皇之走向合法化。1949年，全中国吸食各类毒品者大约2000万人，平均每25个中国人就有一个烟民[2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统计，建国前三年，有2000万人成功戒毒，至1958年中国成为“无毒国”。[22]
- 土匪恶霸猖獗：由于民国是一个人民生活极度困苦的时代，许多人民落草为寇，为害乡里。据中共方面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剿灭土匪的战争中，共消灭国民党残余和土匪共260万人[24]。也有学者考证说，民国时期的土匪人数高达2000万，很多地方军阀都是土匪起家，在全国解放以后，消灭的剩余土匪只是其中少数。[25]
- 缺少普及医疗体制：广大农村地区普遍没有医疗系统，人民没钱看病，传染性疾病猖獗。由于民国时期娼妓业的繁荣，自然灾害频发、战乱频繁，政府抗疫不力，日军侵华时期人为的传播疫情等因素，据统计，民国年间仅传染病造成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疫情就达59次之多，主要有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痢疾、白喉、回归热、疟疾8个病种。[26]
- 天灾频繁：由于战争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不合理开发等原因，民国时期天灾频繁，且由于政府忙于他务，救灾不力，导致天灾经常会造成大量死亡人口及流亡人口。
- 教育不普及导致贫富永久分化：民国时期，中国的文盲比例高达80%[27]，文盲及半文盲的比率高达90%以上，没有接受教育的广大人民几乎没有可能改变社会地位。
- 工业薄弱：民国时期，虽然中国的经济总产值仍然能够占据世界的5%左右，但主要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其工业基础非常薄弱，远远落后于外国列强，且高度被外国垄断，也成为了中华民国积贫积弱，经常受到列强入侵，始终无法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最根本原因之一。外国产品挤压国货，外资垄断中国市场，外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劳动果实的剥削，也激化了中国工农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中国本土的资产阶级的矛盾。例如，1935年，国统区的钢产量仅为5万吨（并且80%以上的钢铁生产由外资垄断），而同期的伪满洲国年钢产量为76万吨，日本为519万吨。1936年，国统区的机械采煤量的66％，发电量的55％由外资垄断[28]。1936年，国统区煤产量不足2000万吨，伪满洲国为1100万吨，日本为4300万吨。1949年以前，国统区的石油产量几乎为零。1949年，全中国（不包含东北及台湾）的铁路总里程为大约10000万公里，伪满洲国1945年铁路总里程为11400公里；1949年全中国（不包含东北及台湾）的公路总里程为2万公里，东北地区为6万公里。1945年，国统区（不包括台湾）工业总产值为伪满洲国的5%左右。
[编辑]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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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外界对中华民国的信心
内战期间，无论是当时的美苏两强，还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民盟，甚至于中国国民党的一部分人[29]，均对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失去信心，也有当时的美国外交人员称“中国革命势力明显得到了80%以上人口的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接受这个现实”。[30]。
人们对民国维持统治的信心不足，除了由于上文中已有的弊端以外，在抗战之后，内战期间，又出现了以下的新情况：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严重腐败，五子登科，导致极大民怨，民间普遍流传着一句顺口溜：“等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接收成了劫收”。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贪腐作风被认为是触发台湾二二八事变的最直接原因，唐賢龍在二二八事變後出版的《台灣事變內幕記》指出：“自從國內的很多人員接管以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那一套毛病，統統都搬到了台灣……”[31]
蒋经国在上海经改的失败，物价飞涨，发行金圆券搜刮中产阶级，政府逼迫人民用硬货币买来废纸，民怨沸腾，经济秩序崩溃。
战争方面，内战期间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继续，派系之间的内斗与不配合非常突出，面对中共的攻势，国军士气低落，缺乏配合作战，非嫡系部队经常不听从中央指挥，兵败山倒。
[编辑] 组建联合政府之路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陈独秀的带领下，中共的理想是与中国国民党共同革命北伐，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联合政府，而中共本身则并不拥有武装力量。但第一次国共合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发动的上海清党血腥结束。大批中国共产党员被残酷杀害，最终使中国共产党放弃了组建联合政府、和平革命的路线，而改由武装斗争来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路线。
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没有任何武装力量的中国各民主党派人士，以张澜、沈钧儒等人为代表，亦曾寄希望于和平解决中共争端，建立民主共和的联合政府。但事实是，惟有拥有“几十万杆破枪”的中共才有资格与国民党平等谈判——即重庆谈判，而手无寸铁的民盟则一直缺乏跟国民党平等谈判的机会。最终民盟在国民政府军警的包围下，被迫宣布解散，大批民盟人士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恐吓、监视、殴打、软禁[32][33]致使民盟各党派人士最终全面投向中共一方[34]。事实上，民盟早在1944年即已经同中共结成联盟[35]，且政协会议时民盟与国共两党同台并坐对等协商，上面说法并不属实。
[编辑] 关于谁先发动内战
国共内战的开端，中国共产党一方认为是上海清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大规模残忍屠杀中国共产党员[36]，最终使中国共产党放弃和平路线，陈独秀被中共内部批判为投降主义路线，从而失势；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之初，大力支持国共合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被召回苏联[37]。中共从此坚定的选择了建立自己的军队，走武装夺权的道路。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则认为，国共内战始于中共被清党残酷屠杀，放弃和平路线后，发动的南昌起义，或称南昌暴动。
抗日战争结束后，民族统一战线不复存在，国共也立刻进入内战。先是“关外大打，关内小打”，最终发展到全面内战。
对于全面内战，中共方面的官方态度，毛泽东于1945年8月23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即提出：“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而“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38]
中共认为，国民党方面单方面公开撕毁《双十协议》和“政协决议”，于6月26日，以国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内战全面爆发。中共此说的原因是，中共曾经透过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向蒋中正传过话，国军一旦进攻中原野战军将被中共视为国方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并将导致内战的全面爆发。中共还在1949年制定了一个43名战犯名单，认定该名单上者即内战发动者。
国府方面认为，中共在1945年9月即开始发动上党战役，平绥战役围攻国军。尤其在双十协定签署之后的两个月内，中共仍然违反双十协定围攻傅作义在归绥，包头的主力部队一直到12月中旬攻城未下被迫撤围[39]，并主动进攻一直在国军控制下的湖北襄樊地区；另中共在山海关设防，开火阻击依照中苏条约进入东北接收的国军。且中共抗战胜利后大面积破坏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中央日报》的社论由此评论说：“究竟是谁在挑起内战，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40]
关于内战何时全面爆发也有争议，中共认为1946年6月中原战事标志着内战全面爆发[41]；国府认为，抗战期间中共一直进攻和骚扰国军，内战从未停止，且抗战之后中共发动上党战役，尤其在1946年4月围攻长春，内战早已爆发；而内战全面爆发则是在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双方谈判彻底结束之后国军进攻延安，并通缉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始的[42]。
[编辑] 土地改革中的暴力过当
在两次国共内战中，土地革命是中共博得贫农佃农的支持。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中共一改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重新施行土地革命，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基本办法就是在农村按照土地多少划分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地主富农的土地要被没收，且地主要受到批斗。1947年底土改高潮的时候，甚至中农的土地也要被分。以至于农村出现恐怖气氛，据晋绥地区报告，“一般群众恐慌，生产情绪低落，灾情加重，并发生严重外跑现象。不仅地富逃亡，甚至中贫农逃亡也不少”[43]。更有甚者，有的村庄连贫中农的东西都要没收，“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还有用油从头上烧死人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44]。
国民党深知共产党土改对于农民的革命动员作用，故一直研究对策。1945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二五减租办法。1946年公布《土地法》，以政府赎买的办法从地主购买土地分给贫农，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针对解放区土改运动，1946年10月行政院公布《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对于中共已经打土豪分田地之后的地区，国军占领后，不强迫农民归还地主的土地，而是采取这种办法，“绥靖区内之农地，其所有权人，非自耕农时，在政府未依法处理前，准依原有证件，或保甲四邻证明文件，保持其所有权，并应由现耕农民继续佃耕。绥靖区内佃租额，不得超过农产正产物三分之一”。1948年，立法院通过《土地改革方案》，以贯彻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但民国政府的措施与实施远不如中共的土改对贫农有吸引力。
[编辑]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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