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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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

台灣電影始於日治時期,並與各時代的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當代的台灣社會具多元文化底蘊、自由且富有創作力,因此能給予電影工作者良好的伸展舞台[1]

台灣將自產電影稱為「國片」,即國產片之意,但此用法僅用來指1946年光復後、或1949年兩岸分治後的台灣電影。

特色[编辑]

1990年代以來,台製電影市場景氣一片低迷,許多人都不願意進電影院觀賞國片,不過近年來,新秀導演以不同方式拍攝出台灣人的故事,讓觀眾在電影院裡感動、開懷大笑,觀眾對國片市場信心提升,使國片市場重新燃起新希望高。2008年是低迷已久的台灣電影出現戲劇性發展的一年,台製電影總觀影人次卻創下近五年來的新高。《囧男孩》、《海角七號》、『九降風』《一八九五》均履創口碑和票房佳績,而《海角七號》票房更達5.3億元。

台灣導演[编辑]

現今的台灣電影是以一群默默努力的電影工作者所支撐,也成為台灣電影的驕傲,除了侯孝賢楊德昌已在國際影壇建立作者導演的地位外,馬來西亞來台的僑生蔡明亮也已成為世界矚目的台灣導演。

除了李安侯孝賢外,蔡明亮則一反新導演普遍探索懷舊或歷史記憶的題材,並將觸角深入都會男女生活中,其中,早期作品《青少年哪吒》觀察都會青少年虛無而沒出路的生命、得獎作品《愛情萬歲》探觸寂寞的都市男女互舔傷口、另外,幾年後的作品如《河流》及《》更是赤裸描寫黑暗都市的情景。相對的,蔡明亮電影雖給人一種現代寓言的感覺,但也因為十分灰澀難懂而曲高和寡。除此,其他在1990年代出現的新新導演,如陳國富徐小明王小棣易智言陳玉勳林正盛張作驥,以及獨立製作的黃明川賴聲川等,也屢有佳作。

而2008年以來的國片復興浪潮中,也有許多新銳導演脫穎而出,其中代表者為執導《海角七號》一炮而紅的魏德聖;但事實上,這些新銳導演並非電影業界的新手,而是在國片低迷的時候琢磨出底子,在適當的機會得以大展身手[2]

政府的影響[编辑]

台灣自日治時期後期至解嚴前,電影產業的發展一直受到官營製片廠所主導。當時台灣電影的製作基本上也是以官營製片廠(台灣電影公司中央電影公司中國電影製片廠)所拍攝的新聞片與政治宣傳片之製作為主[3]

1962年,政府為促進本國電影事業的發展,由新聞局舉辦金馬獎,頒發電影獎項鼓勵優良國語影片及優秀電影工作者,也曾改由教育部文化局來主辦,直到1991年,新聞局宣佈決定將金馬獎由官方全部轉交給民間團體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主辦。自1970年代以來,金馬獎一直是華語電影界最受矚目的電影盛會之一。官方的主導色彩在1980年代以後逐漸消退,但隨著西方好萊塢影片的開放及風行,台灣的電影產業逐漸萎縮低迷。

近年來,由政府出資及主導的「電影輔導金」成為一個鼓勵台灣電影產業及發掘台灣電影人才的重要方式;電影輔導金由行政院新聞局主管,其補助金額以「片」為單位,分為五百萬元及八百萬元兩組。投入金額最少達十五部影片的一億兩千萬元以上,其中,各項申請均有一定規範,例如五百萬組目的乃鼓勵第一次執導劇情長片新人導演。事實上,今台灣電影輔導金的設施,重點落實培育電影人才、促進影片製作能達一定品質和增加影片數量與素質,最後達到產業量能皆達的目標[4]

電影輔導金於2012年分為一般組、新人組及紀錄片組,一般組最高可獲二千萬元(上限)之輔導金;新人組及紀錄片組最高可獲一千萬元(上限)之輔導金;此外,電視電影可另外申請高畫質補助,金額上限為三百萬元。 雖此電影輔導金帶來許多批評,但若以「創作來活絡台灣電影產業的角度」來看,仍多受肯定,事實上,許多人認為輔導金實為台灣文化的輔導架構[5]

過去《電影法》中規定,中華民國國民中華民國國內設立公司製作、編、導、主演,以本國語言發音之電影片為國產電影;而中華民國國民在國外製作、主演,並以本國語言發音之電影片為本國電影[6]。現在的標準則改由行政院新聞局依照拍攝與製作地點、導演與主要演員,以及資金來源在一部電影中所佔比例來認定[7]

紀錄片[编辑]

除了知名導演與所其執導的片子外,今台灣電影尚有紀錄片的蓬勃發展。該發展主要是受惠於1987年的解嚴小型電子攝錄影機的普及化,另一方面的成功因素,乃是台灣文建會(今文化部的支持與推廣教育。事實上,其他政府與民間單位也積極資助,並設立各種影展與獎項以鼓勵優良紀錄片等激勵,也是紀錄片蓬勃的主因。

今台灣有一批年輕紀錄片導演。來自台灣社會各階層的他們,其影片題材也五花八門。題材從探索嚴肅社會或政治議題到有的以自己或家人、朋友為拍攝對象皆有。其紀錄片主軸,也從探索社會到探索個人的生活與問題。因為配合得當,整體成績已漸受國際矚目,並有不少的國際重要紀錄片影展獲獎紀錄。另外也有如《無米樂》的叫好叫座影片[8]

歷史[编辑]

日治時期[编辑]

日治時代台灣自製日語電影《莎勇之鐘》,李香蘭主演

第一部在台灣拍攝的電影是1907年2月日人高松豐次郎率領日本攝影師等一行人在全台灣北、中、南一百多處地點取鏡的《台灣實況紹介》。電影內容涵蓋城市建設、電力、農業、工業、礦業、鐵路、教育、風景、民俗、征討原住民等題材[9]。第一部台灣人製作的劇情片《誰之過》於1925年由劉喜陽李松峰等人組成的台灣映畫研究會製作。不過即使劇情片,仍有相當多的影片。具有政治宣傳的作用[10]

1908年,高松豐次郎於台灣定居,開始在台灣北、中、南七大都會建戲院放映電影,並與日本及歐美的電影公司簽約,建立制度化的電影發行放映制度。1924年後,台北的放映業者由日本請來一流的辯士(電影說明者),電影放映業愈加蓬勃起來。1935年10月,日本領台40年舉行台灣博覽會,以及隔年台北與福岡間開闢航空通運,這兩件事推化造就了日治時期台灣電影放映業的鼎盛時期[10]

臺語電影興起[编辑]

1955年,麥寮拱樂社歌仔戲團團主陳澄三何基明導演合作,拍攝該團的拿手戲《薛平貴與王寶釧》,成為二戰後第一齣臺語片,一直到1981年最後一齣臺語片《陳三五娘》為止,歷經了二十多年的台語電影時代。根據統計,臺語片的總產量將近兩千部,產量最多時一年高達120齣作品問世。《薛平貴與王寶釧》在當時臺灣社會引起大轟動,皆創下當時票房紀錄,[11],引來一窩蜂的臺語歌仔戲跟拍風。

中央電影公司興起[编辑]

  • 1960年代,香港邵氏公司開始製作新派的武俠片,其中的兩位主要導演胡金銓張徹後來都來台灣發展。胡金銓於1967年為聯邦電影公司編導武俠片《龍門客棧》締造了絕佳的票房紀錄[12],從此武俠功夫武打類型的電影成為台灣電影的主流之一,直到80年代才沒落。胡金銓的電影發揮中國京劇的特色,結合彈簧床與吊鋼絲的特技,運用蒙太奇電影手法,使得武打動作快速俐落,動靜收放形成視覺韻律。
  • 功夫片興起:1971年,香港嘉禾公司推出李小龍主演的功夫片《唐山大兄》及次年的《精武門》均在台掀起一股功夫熱潮,而台灣武俠主流自此就轉化為功夫片、武打片繼續在台灣流行。接著張徹卲氏公司幕後支持下,於1974年率其子弟兵姜大衛狄龍等來台成立的長弓公司,也讓功夫武打片,成為當時台灣電影的要角。
  • 兒童電影:在新浪潮電影前台灣在國際影展最成功的一個區塊,中影在農教時代進口600部美國兒童教育短片,每週日在國際戲院放映,以極低價招待學童,可見其台灣電影傳統。從早期的張英導演到新電影時期的楊立國柯一正導演屢屢在區域及國際影展獲獎,如亞洲影展以張小燕主演的《苦女尋親記》,得最佳童星特別獎,李嘉導演的《我女若蘭》,在伊朗第一屆國際兒童電影節,第十五屆亞洲影展及金馬獎得了一大堆獎。李行導演《婉君表妹》、《汪洋中一條船》也在亞展得獎,到了1979年哥倫比亞舉辦「第一屆國際兒童影展」,在21國28部片的競爭下,台灣兒童片《鄉野奇談》獲最佳影片首獎,男女主角黃一龍、劉煥幗獲最佳演員獎、、等;早期的台語電影也有很多佳作,如木偶電影《豬八戒招親》甚至在五零年代就成功賣出美國版權,另外還有《八歲小偵探》、《罪海孤兒淚》、《玻璃眼球》、《紅葉師生情》等等。《五子哭墓》、《淚的小花》、《桃太郎》等台語兒童電影也曾經翻拍成國語電影。所以兒童電影是台灣電影史不得不說的一個重要分類。

台灣新浪潮電影的興起[编辑]

1980年代,新生代電影工作者及電影導演發起了電影改革運動。電影主要呈現寫實風格,其題材貼近現實社會,回顧民眾的真實生活,由於形式新穎、風格獨特,促成了台灣電影的新風貌。 1982年,中央電影公司在楊德昌柯一正張毅等三位導演參與,共同合作構想小成本電影的拍攝,再經由明驥及小野,拍成四段式集錦電影《光陰的故事》。本片解析社會真實現象,並關懷大眾現實生活和共同記憶,普遍被認為是台灣新浪潮電影的首部作品[13]。該片的創作者均成為後來新電影的重要成員,影片的自然寫實風格與文學表現特質,象徵了「新電影」與「舊電影」之間的差別(盧非易,1998)。 中影公司大膽啟用新人拍攝鄉土文學作品,也是確立台灣電影新浪潮的主因。中影啟用楊德昌、柯一正張毅陶德辰拍攝了《光陰的故事》,《在那河畔青草青》與《小畢的故事》。。 另一部具有「現代主義」的原著改編電影——《兒子的大玩偶》,突破當時台灣政治與電影保守勢力的抵制,於輿論、口碑與市場的支持下,為往後台灣電影的創作自由創造一片天空。其後,包括侯孝賢、楊德昌、張毅、萬仁、柯一正、陳坤厚、曾壯祥、李祐寧、王童虞戡平等也確定了以導演為主;形式新穎、風格獨特、意識前進的台灣新電影。這些電影也促成了台灣電影的新風貌,更因票房賣座,讓台灣新電影成為主流[9]。 一般來說,此波新浪潮電影中較重要的作品計有《搭錯車》、《風櫃來的人》、《海灘的一天》、《看海的日子》、《老莫的第二個春天》、《玉卿嫂》、《油麻菜籽》、《童年往事》、《我這樣過了一生》、《青梅竹馬》、《殺夫》、《恐怖份子》、《戀戀風塵》、《桂花巷》。 該新電影絕大多數是由台灣政府所屬的中影所投資拍攝,主要的推動者為中影主事者明驥與中高階層的小野吳念真。此三人,可說是促成台灣新電影的主要功臣,也對當時低迷的台灣電影產生重大影響[9]。 在此影響下,台灣業內原本拍攝商業電影的導演見狀,也將此潮流引進商業電影境地,此種以鄉土小說為類型的商業電影,計有《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在室男》、《嫁妝一牛車》、《孤戀花》、《孽子》等。不過因為產量畢竟有限,1980年代台灣電影仍以如許不了主角的喜劇,與其他如賭博片、犯罪片的商業電影。

電影圖書館與金穗獎[编辑]

台灣在1980年代中葉起,隨著社會經濟泡沫及言論自由的達成,讓導演為主導的台灣電影,將電影觸角伸向過去禁忌題材,並回顧與探討台灣近現代社會、歷史與個人記憶。這階段代表作有《刀瘟》、《香蕉天堂》、《童黨萬歲》、《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其中最震撼台灣的莫過於侯孝賢的《悲情城市》。這部片以一九份世家各成員經歷台灣光復、二二八事件、及台灣光復初期的歷程,具體而微地反映台灣人的歷史經驗,不但票房叫座,也在威尼斯影展榮獲金獅獎,使侯孝賢成為國際矚目的知名導演。之後幾年,台灣電影於世界各地大小影展獲得不少得獎紀錄,這使得主管電影業務的新聞局自1990年開始,透過電影輔導金來支持藝術電影的製作。

1980年代起,中華民國政府新設立了電影發展基金會電影圖書館(後改名為國家電影資料館),其功能乃為保存電影資產及推廣電影欣賞。同一時間,促成設置了金穗獎。以鼓勵動畫紀錄片實驗電影劇情短片製作為講目的的獎項,也讓台灣電影藉由劇情片、紀錄片、動畫、與實驗電影提拔出相當多的製作人才。

衰退與崩盤[编辑]

另一方面,因為香港電影的成功,讓台灣輿論上也開始出現對台灣新電影的批判聲音。以藝術電影為主軸的台灣新電影的支持者與反對者逐漸壁壘分明,此因素,讓集體的台灣新潮流電影方朝終於1980年代末期結束[9]。不但如此,在票房也大為失利。不過,相對的,此藝術電影,卻同時間大受國際影展與各國藝術電影市場上的歡迎。 國片的衰退,最早可追溯至1992年,中華民國正為加入WTO努力,當時所有電影市場的配額,是在GATT中討論,國片市場一直處在不利的位置,1996年起,國片每年產出量一直維持在15至20部,票房市占率盤旋在全台總票房1~2%間,2000年初正式進入WTO後,幾次的開放政策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悲慘的景況到2003年達到谷底,這年僅推出15部國片,總票房約NT1,500萬元,不到總票房的1%,這樣的票房相當於《鐵達尼號》的40%,國片當年愁雲慘霧,台灣成為世界少數沒有電影工業的非第三世界國家,台灣電影可謂是政府放棄的產業。

自1985年起,台灣產量與發行量較多的如學甫、龍族、麗城、中影、上上、倍倫、新船、金壂、學者、龍祥…等各公司均因各種因素萎縮產量,其製片量一路下滑。不但如此,維繫電影產業的上述幾家公司,產業重心也移往如有線電視的影視產業。在產業無法支持下,惟剩台灣政府於文化維持的壓力下,勉為其難出資維持。1998年,台灣電影生產不到20部[14],2001年1-10月間,僅達11部,至2006年,台灣電影於台灣市佔率則僅1.62%。

就票房方面,以台北市首輪票房為例子,台灣電影的票房收入僅有163萬元,佔全部台北電影票房收入不到1%,比起美國好萊塢所佔台北票房的95%以上相差甚遠。因為台灣電影產量極低,票房慘澹,實已不足以支撐電影工業。因此有媒體業者認為「再多的影展獎項都無法遮掩台灣電影全面崩盤的事實[15]。」

國片低谷期[编辑]

2000年後,台灣的國產電影偶有佳作,如2000年的《聖石傳說》、2002年的《雙瞳》、2005年的《刺青》等;但整體上,台灣的電影市場仍由好萊塢電影主宰,國片持續處於弱勢。

2007年起的全球金融危機,在台灣居於優勢地位的美商影視企業受到影響,使得台灣電影有了喘息的機遇。

國片熱潮[编辑]

台灣電影歷經廿年不景氣後,蓄積的能量終在2008年爆發開來,形成一股「國片熱潮」。

2008年,魏德聖執導的電影《海角七號》以大規模國際化商業路線(包括延攬日本歌星中孝介演出)並在內容上揉合本土特色,在票房方面成為戰後以來最賣座的華語片、及台灣影史最賣座影片的第三名(不計算通膨),同時也獲得不少獎項,叫好又叫座的結果讓台灣觀眾開始重新關注台灣自製電影[16]

隨著《海角七號》熱賣,片商與觀眾均對台灣電影重拾信心,加上好萊塢片廠籌措資金不易市場低迷因素減少大卡司的投入,多部電影亦趕上這波替補美國電影遺留下來的台灣市場爭奪,因而取得較以往為佳的票房成績,如《囧男孩》、《九降風》、《花吃了那女孩》等等;而2010年的《艋舺》,2011年的《雞排英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賽德克·巴萊》更被視為台灣電影票房的指標。

觀影人潮帶來的市場收益是鼓勵新興電影的主要關鍵,圖為於台北市西門町電影街排隊買票觀看《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的消費者

另一方面,台灣電影也有新的發展。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曾發下豪願要投入電影業,並以電子業代工為概念,於2008年退休後拍100部以上的電影或電視劇[17]。有人認為,該做法是傚法Sony進軍好萊塢模式,在擁有極強大硬體整合力量之後積極轉進電影業,並謀取好萊塢600億美元電影產業的代工數位商機[18]。其中初試啼聲的作品(同時也是唯一的一部)即為電影《白銀帝國》。由於有郭台銘所屬鴻海集團1000萬美元的的投資(初時號稱5000萬),《白銀帝國》成為中台兩地少見的高製作成本的商業電影。在開拍之時,有人認為郭台銘的加入,不但能於資本上挹注台灣電影,更能為台灣電影帶來新想法與新視野[17]。郭台銘以此為契機跨足娛樂圈,與眾女星大玩桃色新聞;在娶得新夫人後改為低調退出。而後郭台銘的精緯電影公司解散,但其長子郭守正的山水國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仍繼續經營[19]

2008年台灣電影總產量(指製作及完成者)為36部,總票房約6億1,085萬元,市占率12.09%,較2007年之7.38%成長約0.6倍;2009年國產電影片總產量為48部,較2008年之36部成長約33%,總票房約1億2,499萬元,市占率2.3%,衰退八成以上;2010年國產電影片總產量為50部,總票房約4億5,117萬元,市占率7.31%,較2009年成長約2倍,以產量而言台灣電影已逐漸復甦之趨勢[20]

2012年[编辑]

2012年《陣頭》、《》、《犀利人妻最終回:幸福男·不難》、《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 ,都是台灣破億影片;口碑與票房都頗受肯定[21]

2013年[编辑]

2013年《大尾鱸鰻》 ,也是台灣破億影片。和以往國片低迷期時藝術電影掛帥的狀況不同,以一般大眾為市場目標的商業電影重新成為台灣電影的主流,以戲院上映為主的商業紀錄片也開始取得一定的發展(如《翻滾吧!男孩》等);而好票房衍伸出商機,讓片商有資本繼續製作吸引觀眾的電影,也讓台灣電影市場逐漸邁向資金提供、影片內容、觀眾票房三者均贏的正向循環[22]

未來展望[编辑]

導演、製片分立制度的確立[编辑]

隨著《海角七號》、《艋舺》的票房奪冠,以往在台灣並不受重視的製片人制度開始被台灣影壇採用。製片制在台灣電影業的確立,改變以往導演必須自理籌資、設備調控等拍片庶務的窘境,而製片人制度的導入,也促使台灣的電影開始走向商業操作,讓電影作品在好看之外也能賣座[23]

走向國際[编辑]

進入21世紀,台灣電影人在選角、攝製等方面更多的走向國際,與兩岸三地等地的電影同業共同製作,例如2007年,電影輔導金補助《刺青》的拍攝工作,以刺青為象徵,探討愛情親情友情女同性戀。而《刺青》一片亦加入出生於葡屬澳門但以香港為演藝基地的女演員梁洛施作為其中一位主角。同年的《生日快樂》是香港電影,改編自台灣女演員劉若英的書籍《我想跟你走》的其中一篇短篇小說《Happy Birthday》,劉若英本人並擔任主角。

2008年的《海角七號》一片除了開啟台灣電影新局面外,也延攬日本歌手中孝介以及模特兒田中千繪等日籍人士參與演出,進一步將合作觸角突破華人圈而跟更廣闊的國際電影界接軌。

2012年的《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則是台灣第一部好萊塢商業片,與華納兄弟公司合作請來兩岸三地的演員一同演出。耗資三億五千萬台幣、繼《賽德克·巴萊》後最大投資的台灣電影,公視電視劇《痞子英雄》的「前傳」,來自中國的金馬影帝黃渤頂替周渝民原本的「痞子」角色。不過最後黃渤演的是一位黑道小弟,並非真正接替仔仔角色。

帶動觀光業[编辑]

台灣商業電影的拍攝地點大多選在台灣各地的景點,如《海角七號》在恆春拍攝、《不能說的秘密》在淡水拍攝、《艋舺》在台北萬華剝皮寮拍攝等。2008年國片復甦後,這些拍攝點都造就了當地觀光業的發展,因此部分縣市政府也主動邀請電影業者到自己的縣市拍片以促進觀光。

困境與突破[编辑]

對於台灣電影的復甦,前金馬執委會秘書長胡幼鳳指出,「電影還有置入性行銷、促進觀光、提升品牌形象等周邊效應,加上中國電影內需市場票房高達100億人民幣,但電影屬於藝術成功模式不易大量複製,投資者應有長遠想法與配套」,胡幼鳳認為,「電影和企業遊戲規則不同,電影的投資報酬率,不能單以票房論斷」[24]。台灣多數電影工作者均寄望2008年以來的這股「國片復興浪潮」,不再只是曇花一現的榮景,而是讓台灣電影產業能夠就此站穩腳步、並持續發展[25]

參考資料[编辑]

腳註[编辑]

  1. ^ 行政院新聞局,《振興台灣電影之策略與計畫-台灣電影如何面對韓國、大陸等國之競爭壓力》
  2. ^ 《熱血》 - 商業周刊 第1232期
  3. ^ 李道明,《台灣電影一百年
  4. ^ 行政院新聞局,《改進電影輔導機制》
  5. ^ 行政院新聞局,《點燃台灣電影的復甦之火》
  6. ^ 電影法,1983年
  7. ^ 國產電影片本國電影片及外國電影片之認定基準,2007年
  8. ^ cheers,打破框框,創造奇蹟
  9. ^ 9.0 9.1 9.2 9.3 9.4 暮然回首----台灣電影一百年
  10. ^ 10.0 10.1 李道明,《日本統治時期電影與政治的關係》
  11. ^ 陳澄三
  12. ^ 林文淇,《大醉俠與龍門客棧的電影敘事比較》
  13. ^ [1]
  14. ^ 盧非易,《從數字看台灣電影五十年》
  15. ^ 何自力、范麗青,《台灣電影遭遇寒冬》
  16. ^ 觀眾盼拍海角七號前傳,魏導:故事的美好是留在現在
  17. ^ 17.0 17.1 中時電子報,《郭台銘的電影夢》
  18. ^ 科技產業研究室,《鴻海郭台銘與數位內容》
  19. ^ 郭台銘 電影大夢半年玩完! 投資百億拍百部國片淪為空話 - 自由時報 2008.07.18
  20. ^ 行政院新聞局近三年施政績效 - 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 
  21. ^ TVBS:投資國片眼光準 郭台強砸4億笑豐收
  22. ^ 社論《掌握契機馳騁大華人區文創市場》 - 工商時報 2011.12.08
  23. ^ 《導演只是廚師,製片才是餐廳老闆——透視賣座電影幕後推手》 - 商業周刊 第1232期
  24. ^ 蔡沛琪. 企業投資電影熱 成功規模難複製. 台灣醒報. 2011-02-23 [2011-02-24查閱] (中文(台灣)‎). 
  25. ^ - 商業周刊 第1232期

相關史料以及學術文獻[编辑]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只列出專書,期刊論文及書籍篇章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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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影資料館口述電影小組,1994,台語片時代(一)。台北:國家電影資料館
  • 電影資料館本國電影史研究小組編,1996,歷史的腳蹤:台影五十年。台北:國家電影資料館。
  • 國家電影資料館口述電影史研究計劃,1994,電影歲月縱橫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台北:國家電影資料館。
  • 黃仁,1994,悲情台語片。台北:萬象書局。
  • 黃仁,1994,電影與政治宣傳:政策電影研究。台北:萬象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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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目[编辑]

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