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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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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士大夫畫像
韓國士大夫

士大夫是古代中國朝鮮越南琉球對於社會上具有聲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官吏之统称。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是其形成的制度保证。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與者,同时又是社會上层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至於「士人」,一般是指沒有官銜、介乎官民之間的讀書人[1]

詞義[编辑]

「士大夫」一詞,由周代封建制度中「大夫」和「」兩個稱號演變而成。「士」初是保衛疆土之武士,後變為文士,成為保衛文化學術尊嚴之士。[2]西漢前期,「士大夫」一詞主要指武人或軍官;其後士族興起,及至東漢,「士大夫」乃成為士族、官員、豪族的通稱。[3]

特點[编辑]

地位[编辑]

士大夫屬統治階層,一般擁有官銜,出現確立科舉制的唐代,並在宋代取得穩固的社會地位。經濟方面,士大夫多是地主,田地卻不是其必要條件。士大夫的特徵是知識,擁有儒學教養,即讀書人。正因其儒學教養,士大夫有資格通過科舉而從政。[4]

四民之中,士屬特權階層,士大夫可透過僕役提出訴狀。即使被告,審案時被州縣拘捕的,基本上也是僕役。對士人不可單呼其姓,必須使用某「省元」的稱呼。有些士大夫和士人濫用權位,成為「武斷鄉曲」的豪強、「形勢戶」,勾結地方官控制地方。[5]

士大夫是官場的成功者,財產主要視乎官職大小,仰賴俸祿[6]科舉的推行,使朝廷上領導的家族時有變換。如北宋初期李宗諤一家三代顯赫,宋真宗已覺了不起。往往在四、五代之間,士大夫家族就完成了由興至衰的歷程。[7]

功能[编辑]

士人是支撐社會、維持鄉村秩序的中堅力量,也是官僚士大夫的「預備軍」。[8]理學家認為,士人理想的處世方式是:1.輕財急誼,並不吝嗇,援助族人、鄉里中的窮人;2.調停紛爭,據理調停族人、鄉里的種種紛爭,不必上訴地方官;3.輕視功名利祿;4.志在性理之學;5.合乎禮教。如有官職,則應有能力處理不法行為,作風清廉。[9]

理想的“士大夫”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語)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但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画”,由于宋徽宗个人的爱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绘画创作。这进一步提高了绘画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性。宋代以后,一般历代的大诗人、大画家、大书法家,绝大多数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官员。如苏轼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样,没有太多政治经历,全凭诗文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几乎绝迹。

中國[编辑]

先秦之士[编辑]

”,在西周、春秋時是封建統治公職者之稱、為封建階級之一,多为卿大夫的家臣。西周時代,士為封建制度下的一種階級身份,在卿大夫之下,庶民之上。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專業與知识分子的统称。

春秋戰國時期,是「士人」的形成期,提出“士”的理论标准的是孔子。《论语·子路》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泰伯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就是说,重视道德操守、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可以称为“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時基本上是重叠的,若細分,則“士”的德行修養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說“士”是有志於成為“君子”的人[原創研究?]

荀子对“士”的分辨更为详细,他所谓“古之仕士”“古之处士”(《荀子·儒效》),便是清流。荀子对士最明确的要求是“从道不从君”。士参与政治,要以儒家的基本价值追求、仁义之道为依归。这亦即孔孟在荀子之前所确立的基本士则:士志于道。[10]这种“士”的精神,在实践上可以是“侠士”。如刺杀秦王嬴政失败的荆轲,在出发前就立下豪言:“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被作为精神典范。这和孔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

春秋战国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各国有名有钱的诸侯贵族,如春申君孟尝君等,都以“养士”为时尚,最多时可达数千人,还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荐”的典故说明,当时的“士”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泛指具有一定异于常人才能的民间人才。他们往往出身于贫寒之家或没落的贵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依附于贵族,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有著书立说的学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等。甚至是自称有才,也可以说服贵族,成为“士族”之列。如: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冯谖客孟尝君、苏秦连横等。

漢代至唐代[编辑]

西汉儒生董仲舒说服当时的汉武帝,不以祖制黃老之術治國,改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学说开始成为以后各代上的主流哲学。(注意:儒学在各代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不同)孔子的学说鼓励知识分子“入世”,即直接做官参与政治,来报效君王和国家。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还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贵族推荐一些品德高尚的人才进入政府。比如,以“”出名,被选拔为官员就很常见。“举孝廉”往往是选拔官员的标准,而考试不是必须的。

東漢士大夫,部份源自服膺儒學的地方豪族,如汝南袁氏、弘農楊氏、河內司馬氏。這些士大夫階層遵行名教(君臣、父子等),符合孝友、禮法等道德標準,特別著重孝道,到西晉,與司馬氏一起組成晉朝的統治集團。[11]

魏晋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賢”。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有高洁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他们中的许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败的朝廷中工作。在权势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一定会“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这种精神气质对孔子的“士”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远离政治,醉心于文学艺术,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即“隐”。这种精神也可在老庄哲学中找到母体。“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12]

宋代[编辑]

虽然隋唐时期就有了科举制度,但真正意義的士大夫,是在武則天大開科舉以後,逐步形成的文化群體。到了宋代,科舉成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如此,哲学精神的传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大夫”(或稱「士)这一群體应该说在宋代正式形成了。[13]

宋初諸帝提倡文學,廣開科舉,讀書風氣大開,士人紛紛應舉,經科舉起家而得官職,成為士大夫。北宋士族盡是新興,絕少源自唐代大族。從晚唐到北宋,名族貴冑為官者,由76.4%降至13%;寒族為官,則由9.3%增至58.4%。[14]宋代士大夫佔人口1-2%,支配了田地、教育和政權,乃至間接控制商業。[15]

士大夫科舉中進士,社會地位即大為提升,較大族或豪族為高,享有法律特權,衣冠與庶民不同,全家以至族人都大大得益。[16]士大夫享有免除勞役及其他特權,親屬眾多,並掌握農村財富。[17]取得官位的家庭,成為「官戶」,與民戶不同,有時也稱「形勢戶」,即地方上的有勢力家族。[18]

宋代士大夫是否地主階層,學者有不同看法。陶晉生指出,經濟方面,士大夫不一定與庶民有分別,很多士大夫是地主,但不都是,有些士大夫並不置產。[19]Zurndorfer(宋漢理)則強調士大夫田產較多。家族財產愈多,中舉機會也愈大。中舉和保持官戶地位,有賴教育,教育又有賴於田地,宗族擁有田產,收入固定,便可致力於教育。因此士大夫往往留下田產,成為家族後人的固定收入,為成功鋪路。中舉後,部份家族成員甚或會轉而從商。[20]

元明清[编辑]

明朝科举考试中的皇帝,能在科舉中層層上攻到殿試成為天子門生是士大夫的最高榮譽。

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发展了儒家思想,占据了哲学的主流地位。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试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径。“学而优则”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开始成为读书人信奉的格言。反过来说,政府官员也必须是饱读儒家诗书经典的文化人。这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必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

影響[编辑]

消亡[编辑]

士大夫阶层和“科举制度”相伴相生,科举制度的撤消,也就意味着士大夫阶层失去政治制度保障。清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在内忧外患中已经面临全面崩溃。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谕明告:“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不仅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千年绝唱,更对中国的教育、文化产生了重大改变。

注釋[编辑]

  1.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17;陶晉生:《北宋士族》,頁5。
  2. ^ 唐君毅著,《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北三民書局,1974年3月,第108頁
  3. ^ 余英時:〈東漢政權之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頁281-284。
  4.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17。
  5.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40-241。
  6. ^ Johnson:〈世家大族的沒落〉,頁290-291。
  7. ^ Johnson:〈世家大族的沒落〉,頁305、280。
  8.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40-242。
  9.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36-237。
  10. ^ “士君子”的清流遗风
  11. ^ 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演講錄》,頁1-5。
  12. ^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13. ^ 《余英時訪談錄》. 中華書局. 2012年9月: 頁28–29. 
  14.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1-4。
  15.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頁296。
  16.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12-13。
  17.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頁279-280。
  18.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22-25。
  19.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23-25。
  20.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頁282-283。

参见[编辑]

参考書目[编辑]

  •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東漢政權之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第217-286頁。
  • 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演講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
  • 近藤一成著,孫曉艷等譯:〈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載近藤一成編:《宋元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215-245。
  • David Johnson著,耿立群譯:〈世家大族的沒落——唐末宋初的趙郡李氏〉,載陶晉生等譯:《唐史論文選集》(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0),頁231-339。
  • 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2001)。
  • Harriet Zurndorfer(宋漢理)著,葉顯恩等譯:〈《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800-1600年)〉,載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頁237-313。
  • 阎步克.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北京大學出版社. ISBN 7-301-02903-9. 
  • 阎步克. 《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 710801503X. 
  • 趙園.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 北京大學出版社. ISBN 7301039573. 

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