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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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歧義
本文介绍的是中国歷史上的一个事件。關於同名之人類起源理论中的一个假设阶段，詳見人类起源。
大跃进时期的宣传海报：“以钢为纲，全面跃进”

中國共產黨政治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大跃进是在1958至1960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试图利用本土充裕劳动力和蓬勃的群众热情在工业和农业上“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高层，尤其是毛泽东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草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1]。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大跃进正式制定任务和目标。成为了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1]。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一九五八年钢的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并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2]。

脱离实际的“大炼钢铁”运动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严重地伤害了农业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无法保证，为保证农产品达标，农村开始虚报粮食产量，“大放卫星”现象蔓延开来。但是国家对于粮食的征购却按照虚报产量制定标准。大跃进运动浮夸的现象和很快暴露的问题也招致党内外大量的质疑之声[3]。党内的意见分歧甚至分裂集中反映在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上，彭因在与会期间批评大跃进政策而遭到毛泽东整肃，支持彭德怀意见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批中共元老人物受到牵连，全国范围内一大批中共干部和相关人士以“反右倾”而被整肃，造成“跃进”在政策上并未及时刹车，进一步助长了“跃进”风潮，最终酿成大饥荒悲剧。而领会毛泽东意图的林彪则从此在政治上崛起。此后，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措辞激烈的政策批评引起毛泽东不满，最终导致党内高层意见出现分歧。

大跃进的后果使得这场运动最终难以为继，钢、铁合格率低下，大量资源遭到浪费，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产业结构畸形和农业生产的不足，加之人民公社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高指标引发的“浮夸风”，以及脱离实际的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和公共食堂的浪费，最终酿成全国饥荒的悲剧。从1960年冬开始，这场脱离实际的运动逐渐被当局叫停[1]。

目录

[编辑] 时代背景

1950年代期间，在苏联给予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中国开始实行土地分配和国营工业化。19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总体情况似乎开始稳定。朝鲜半岛（美国）以及越南（法国）方面的战争已不再构成威胁；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本家财产已在1952年和1953年间被新的中国政府所徵收；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中国国民党在大陆地区的残余势力也已经几乎完全被消灭，被指反對共產黨統治的人已被监禁或遭整肃。

[编辑] “冒进”与“反冒进”

1957年大陆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一定程度提高，财政收支增长，取得平衡还有结余。归还前一年向银行透支款6亿，还增拨给银行信贷资金9亿元。货币流通量比上年降低4.5亿。基本达到财政、物资、信贷平衡，市场趋于稳定。工农业产值较上年增长10%，超过计划4.1%。农业产值增加了20亿元，但未能达到计划的4.9%的增长率。粮食只达到3700亿斤（不含大豆），比计划低出120亿斤，但仍比上年增加50亿斤。1957年被认为是建国以后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4]。

但毛泽东本人却并不以为然，他从1957年工业发展速度（10%）不及上年（31%），农业未能达到计划出发，得出结论：1956年反冒进反错了，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产生了不良后果——1957年9月至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他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他申明：多快好省、四十条、促进会必须恢复。此外还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5]”毛泽东则在后来说，1958年的劲头，开始与三中全会[6]。

[编辑] “大跃进”的提出

1957年整风中，1956年冒进引起的经济和民众生活紧张局面遭到颇多批评，最尖锐者如张奚若、陈铭枢批评毛泽东和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然而这种言论被当局视为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所以中共对社会批评言论进行了反驳，周恩来在1957年6月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批驳了1956年全面冒进了的观点，也表示不同意“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的说法。他在肯定1956年成绩是，使用了1956年“采取了跃进的步骤”、“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的说法，成为了“跃进”一词的最初使用[7]。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说，“1956年公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一高潮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地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毛泽东十分欣赏这篇社论。1958年5月25日，他给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信中写道：“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官方媒体上，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8]

[编辑] “超英赶美”

1957年11月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云集莫斯科，于14-16日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会，16日-19日举行了64个国家党的代表会议。毛泽东率团前往。在40周年庆祝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了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

苏联的行动口号使得毛泽东深受启发，提出了中国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11月18日，他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9]”

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首次公开宣布于1957年底。12月2日，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刘少奇在祝词中宣布“15年后，苏联队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內超过英国、十五年內赶美國（所謂「超英趕美」）。从此，“大跃进”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农业要“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则“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

1958年8月，这些指标又夸大了2倍。随后各行各业都出现“浮夸风”。“大跃进万岁”被人民網評為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10]

[编辑] 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农业放“卫星”

主条目：人民公社

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后来被社会流传成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人民日报》经常报道某某公社农业大放卫星。在早稻亩产36000斤的基础上，中稻亩产达到46000斤。田里的稻谷紧密得排在一起，人都可以坐在上面。同年，还出版发行了祖国主要建设成就地图。

以1957年曾获亩产千斤粮食帅旗的四川郫县为例，该县在当年提出“学麻城，赶孝感”的口号，在大面积丰产上要“元帅升帐”，同时在发射高产“卫星”中也要在四川领先。从收早稻开始，与附近的新繁县竞争，发射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为了开展发射水稻“卫星”的竞赛，他们专门在城关北街十字口竖立一个长十几米，宽数米的“卫星发射台”。每次发射一颗高产“卫星”，就使用一个装饰性的彩色水稻牌悬挂在“卫星台”上，象征“卫星”升起了。水稻牌的大小会随着产量的高低而变化。随后，“卫星台”上的水稻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当年，全县共发射水稻“卫星”41个。8月26日，该县犀浦乡第一农业社居然出现亩产稻谷4万多斤“大卫星”。验收上报的总产量为45262.8斤，平均亩产45217斤，超过安徽省繁昌县东方红三社的水稻大“卫星”2187斤，超过实收总产量26000—27000斤，超过当地水稻正常单位面积产量的77－88倍。实际情况却是当地工作人员趁在晚上田间灯光较弱，人多手多，校收人员难于察觉的情况下进行偷梁换柱：

  1. 将移栽日期比实际移栽期提早一个月，虚报为7月13日，隐瞒移栽水稻已半吊黄熟重要情节。
  2. 从其他田收打进仓的黄谷秘密运到验收现场，冒充“卫星田”稻谷过秤。
  3. 将一箩谷重复称一次、二次甚至三次，称为“转转秤”。[11]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虚假新闻也充斥报纸的各大版面，农业高产“卫星”层出不穷，高产卫星列表。[12] 仅1958年8月1日到9月5日止，《人民日报》经常在一版显著地位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粮食高产“卫星”。先是夏收小麦创高产的新闻[13] ：

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 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
6月15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 亿万人民笑开颜 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 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海拨2797米的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亩产8585斤6两，成为当年小麦亩产最高

秋收开始，《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威廉·杜波伊斯（en:W. E. B. Du Bois，著有《中国》一文）大跃进时期到访过中国。

在大跃进过程中，这种虚报产量的事比比皆是。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宣传。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对当地进行了视察，高兴地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这一段没有来源，谨慎怀疑是伪造的，因为毛泽东对浮夸风的态度在他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体现的非常明确，就是反对：

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过分虚高的高产量也引起怀疑，然而在全国享有很高声望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在却在《中国青年报》上发文宣称：“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14]，李锐回忆说，1958年12月他问毛泽东怎么会相信那些卫星产量时，毛泽东回答说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15]。依照这种虛假報道制定的国家徵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連農民的口糧也被徵收用于填補差額，直接加重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矛盾，成为了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

[编辑] 大炼钢铁与其他基建项目“跃进”

大跃进期间山西省故县“小土群”一角[16]，大跃进期间全国几千万人上阵，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群（群众运动）”，这样的场面四处可见，但炼出的钢铁基本上为废品

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全國為滿足毛澤東的意願，把鋼產量比1957年翻一番，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號召全民煉鋼。在农村，也修建了土法的炼钢炉，企图在田间炼钢铁。很多人把家里的锅子，铁器等金属都捐献出来炼钢铁，卻煉成一個個的鐵疙瘩。但由於技術不合規格，只是煉出大量的廢鐵，造成極大的浪費，並對環境造成極大污染。

煉鋼需要鐵礦、焦炭、燃料等材料。由於鐵礦不足，於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採礦，使糧食產量大減。由於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發日後的天災。其實這些天災都是人為的。傳聞增城掛綠荔枝樹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爐的建築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築拆了，把磚塊拿去建爐，還說文物也要為煉鋼服務。水库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量基建项目纷纷上马。农村也推行真正名副其实的大锅饭，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每个家庭都统一在公社食堂吃饭。称为“放开肚皮吃饱饭”。

[编辑] 矛盾凸显：庐山会议到反击右倾

主条目：庐山会议

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大躍進中严重泛滥。接连发生的问题使得中共高层开始考虑调整政策。部份中共黨員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希望中共領導調整政策。

1959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江西庐山召开，对1958年高指标政策造成的后果，与会者在认识上出现了分歧，柯庆施等强调“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虽然承认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严重，并认为通过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工作，问题已经解决。应当鼓足干劲，继续跃进。而持反对意见的彭德怀面见毛泽东未果，遂向毛上书陈述意见。彭认为：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引起“比例失调”；影响到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误的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同时党内中下层干部也多有怀疑和埋怨，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砸了，党外民主人士多有非议，也被苏联“老大哥”认为是错误的。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以及彭的信在挑战“三面红旗，”动摇全党、全国继续跃进的信心。于是，毛借此信，发动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再次激起人们的“革命干劲”，实现工农业的生产大跃进，从而扳回1958年的败局[17]。

继庐山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后，各省市自治区机关的反右倾运动也随之展开，产生了一批所谓的“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曾下令解散公共食堂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此外福建、青海、湖南、黑龙江、辽宁等地也都有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厅局长、地市县长被打为“反党分子”和“反党集团”。这次反右倾运动，打击官员和群众的规模，超过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加上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等类名目的人数则更大，截至1962年8月，全国得到平反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共六百多万人。[18]1980年，解放军为1959年因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意见而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或其他“政治帽子”予以平反的有17212人[19]。反右倾运动的直接后果是，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刚刚稍有纠正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再次刮起，担心政治错误的地方官员几乎无人敢于讲实话，依然强购农粮，终于导致大面积粮荒。经济学家薛暮桥回忆录中提到，“1957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极为严重。但公社干部不敢反应农民呼声。”[20]

[编辑] 难以为继的工业跃进和大饥荒

大跃进的脱离实际导致这场运动难以为继，在公布完成的1108万吨钢中，合格钢只有800万吨；1369万吨生铁中，合格品只有953万吨[21][22]。国家统计局估算，1958年土法炼钢亏损达50亿元，财政上花费了大量补贴[23]。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工业上单纯追求产量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为保证刚铁生产达标，钢铁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规模扩大，与钢有关的煤、电、运输等行业建设也随之增加。导致工业内部失调，全国职工人数猛增，超出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负担能力，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农村的人民公社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高指标引发的“浮夸风”，以及脱离实际的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共生，加之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调用大量劳动力，大片农作物无人收割。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保守估计，1958年农作物有10%未收回。大办公共食堂又浪费了大量粮食，致使1958年冬-1957年春个别地区开始断粮，浮肿病开始出现[17]。与此同时，各地领导干部却恐于被打成右倾，纷纷瞒报，不报，中央对于人民公社依然好评连连。然而断粮却使得当年连中南海也受到影响，据时任毛泽东医生的李志绥回忆，中南海裡没有了肉和油，连米和蔬菜都很少见[24]。地方上，为了按浮夸数据征购粮食，出现了抄家、强行搜粮的情况，为补足巨大的数据缺口，农民口粮也被征收。然而浮夸带来的巨大的缺口依旧无法弥补，部分人民公社为保留部分口粮和减少损失，以天灾作为借口，降低了高产量粮数。但全国范围的粮食紧张已经无法挽回。

主条目：信阳事件
主条目：三年困难时期

大跃进的严重脱离实际和全国造假带来的严重后果，最终导致全国性饥荒和大面积分正常死亡。关于具体死亡人数，至今未有精确统计数据公布，但死亡人在范围已经有了初步统一：3000万--3700万。

當時由於中國內地的消息封鎖，一般專家不易精確的統計死亡人數，各种渠道公布的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000万左右[25]，其中光是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1000万[26]，这也成为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中国大陆徐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提供的数据，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144万人。而早在1958年非正常死亡就已出现，如四川、山东、河南、甘肃当年则高达21.11‰、个别省份则延续到1962年（四川省1958-1962年平均死亡率达34.03‰。普通死亡率则仅为7.02‰）据此，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蕴晖做出结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因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左右[17]。另外，根据另外一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计算，大饥荒饿死国人为3600万[27]。

一名长期观察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贾斯伯·贝克尔（Jasper Becker）在他的《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一书中说，大部份对大跃进的批评来自于“在香港观察中国的”国外评论家。而当时有在国内生活过的外国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间关于大跃进的争议的主要来源。

[编辑] “大跃进”降温

[编辑] 中苏交恶

主条目：中苏交恶

就在同一时期，陷入意识形态相互挞伐的中苏关系公开破裂。面对毛的一次次挑衅，忍无可忍的赫鲁晓夫撤走专家、毁弃援华合同，激起国人愤慨。毛泽东为保住颜面，以顶住“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压力”为借口，勒令全国同胞束紧裤腰带，提前还债，争气炼钢等为号召，企图以此调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再次发动跃进，挽回颓势，以争取做和苏联一争高低。只是民力早已衰竭，出现的是更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17]。

[编辑] 运动刹车

主条目：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有省市地县三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1月27日又在大会上作了3个小时的口头报告。在该会上，刘坦诚说明：“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了，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造成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是有，但是小，产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在会后整理这份口头报告时，曾情绪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28]。

責任的矛头指向毛澤東。毛澤東不得不退居“二線”，劉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主持重要日常工作，糾正了毛的部分政策；但毛泽东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筆。

1961年1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九中全會中，劉少奇制定「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大躍進運動終告結束。

[编辑] 参见

[编辑] 参考资料

  1. ^ 1.0 1.1 1.2 （简体中文）“大跃进运动”．新华社．於2009年6月7日查閱．
  2. ^ （简体中文）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决议．新华社．於2009年6月7日查閱．
  3. ^ （繁体中文）林蘊暉（2008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四：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ISBN 9789881756244． 
  4. ^ （简体中文）丛进（2009年5月1日）．曲折发展的岁月．人民出版社，75-80．ISBN 9787010078649． 
  5. ^ （中文）毛泽东（1957年10月9日）．做革命的促进派．於2009年6月18日查閱． 
  6. ^ 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7. ^ （简体中文）薄一波（1979年1月8日）．《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北京日报．於2009年6月18日查閱．“有一次，毛主席见到我们，问我们大跃进是谁发明的？还很风趣地说，要颁发奖章。总理笑了笑，没有说话，同志们讲是周总理在一篇报告中提出的。” 对于此，毛泽东于1958年5月17日在八大二次会议时还赞扬说：去年6月，周恩来同志在人大会议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
  8. ^ （简体中文）罗平（2003年11月6日）．“大跃进”口号是如何提出的．合肥晚报转自《农村人民公社史》．於2009年6月18日查閱． 
  9. ^ （英文）赫鲁晓夫（1970年1月第一版）．Khrushchev Remembers［赫鲁晓夫回忆录］．Little Brown & Company，250-257．ISBN 0316831409． 
  10. ^ 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
  11. ^ （简体中文）郫县网管（2007年8月1日）．大跃进运动中郫县放水稻高产卫星的内幕．成都市政府网站．於2009年6月18日查閱．
  12. ^ 关于大跃进的注解
  13. ^ 见人民日报1958年8月1日至9月5日版
  14. ^ （中文）钱学森（1958年6月16日）．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於2009年6月18日查閱． 
  15. ^ （简体中文）李锐（1996年）．《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ISBN 9787806132180． 
  16. ^ （简体中文）杨奎松（2008年4月2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6708 毛泽东的“强国梦” 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成因及影响再解释]．南方周末．於2009年6月18日查閱． 
  17. ^ 17.0 17.1 17.2 17.3 （简体中文）林蕴晖（2008年10月）．国史札记．东方出版中心，279- 282．ISBN 9787801868923． 
  18. ^ （简体中文）胡绳（1991年）．《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379、395．ISBN 7801363396． 
  19. ^ （简体中文）丛进（2004-01-01）．《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228．ISBN 9787215006140． 
  20. ^ （简体中文）薛暮桥（2006年1月1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65．ISBN 9787201025650． 
  21. ^ （简体中文）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十三册，131-132． 
  22. ^ 周恩来，《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1959年8月26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23. ^ （简体中文）李锐（1996年）．《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234．ISBN 9787806132180． 
  24. ^ （繁体中文）李志绥（1994年）．《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32．ISBN 957131434X． 
  25. ^ http://www.coldwarchina.net/zgyj/dyjjrmgs/000958.html “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26. ^ http://engine.cqvip.com/content/K/87283X/2006/000/004/SK32_K3_21483813.pdf “大跃进”带来大灾难 林雪
  27. ^ （繁体中文）杨继绳（2008）．墓碑．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前言及目录．ISBN 988-98927-5-8． 
  28. ^ （简体中文）张素华（2006年6月1日）．《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47．ISBN 9787500667926． 

[编辑] 拓展阅读

  • Greene，Felix. A Curtain of Ignorance: China: How America Is Deceived. （London: Jonathan Cape，1965）
  • Mao: The Unknown Story（中文版《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

[编辑]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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