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蘭克
| 安内莉斯·玛丽·“安妮”·弗兰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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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Anne Frank.jpg | |
| 原文名稱 | Annelies Marie "Anne" Frank |
| 出生 | 1929年6月12日.svg){kind=small} 德國法蘭克福 |
| 逝世 | 1945年3月9日（15歲） 德國伯根-贝尔森集中营 |
| 國籍 | 德國 (1929～1941) 無國籍 (1941～1945) [1] |
| 父母 | 奧托·弗蘭克 (父，1889-1980) 艾迪特·法蘭克 (母，1900-1945) |
| 親屬 | 瑪戈·法蘭克（姐，1926-1945） |
| 受影響於 | 西西·范·馬斯费爾特[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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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名 |  |
安内莉斯·瑪麗·“安妮”·法蘭克 （德语：Annelies Marie "Anne" Frank，德语音标：[anɛliz maʁi anə fʁɑnk] ，1929年6月12日～1945年3月9日)，生於德國法蘭克福的猶太人女孩，二战猶太人大屠殺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得年15岁，1999年入选《時代雜誌》“20世纪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一颗编号为5535的小行星以她命名为“5535 Annefrank”。
安妮用13岁生日礼物日记本记录下了从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安妮亲历二战的《安妮日記》，成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滅絕猶太人的著名見證，安妮一家被捕後，日記被梅普·吉斯發現並保存下來，二战之后的1952年出版为《安妮日记》，成为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圖書之一，有多國語言的翻譯版本，很多戲劇和電影都是以此為基礎。
目录 |
早期生活[编辑]
安妮·法蘭克於1929年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市，她是奧托·弗蘭克 (1889-1980)與艾迪特·法蘭克 (1900-1945)的次女，也是幼女，其家庭成員還包括姊姊瑪戈·法蘭克 (1926-1945)[3]。安妮出生時名為安内莉斯·瑪麗 (Annelies Marie)，但家人和朋友都以暱稱“安妮” (Anne)來稱呼她，有時其父也會叫她“小安妮” (Annelein)。
法蘭克一家信奉猶太教的分支 — 猶太教改革派，此分支只遵守部分原猶太教條，而忽略及摒棄了大量原猶太教傳統[4]。他們住在一個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雜居的同化社區中，跟其他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的小孩一樣，安妮經常接觸到不同信仰的人士 (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以及其他猶太裔人。安妮的母親艾迪特是一個虔誠的教徒，而父親奧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出仕於德國政府，並曾獲授勳。奧托熱衷於追求知識，也經常鼓勵安妮兩姊妹多閱讀[5]。她的一生大部分時間 (1933年開始) 生活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及其周邊地區，一家人過著較為平靜的生活，當年納粹主義在德國取得控制權。安妮生為德國國民，但因為1941年納粹德國通過反猶的《纽伦堡法案》政策而令她失去公民身分。
1933年3月13日，法蘭克福進行了市議會選舉，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勝出。反猶太主義此後迅速興起，法蘭克一家開始擔心如繼續留在德國恐會對自身安全構成威脅。同年接近年尾時，艾迪特帶著安妮與瑪戈到居於亞琛的外婆羅莎·霍德蘭的家中居住，而奧托則繼續留在法蘭克福，直至他收到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開設公司的邀請。奧托決定搬到那裡開設公司並打理生意，及為家人安排新住所[6]。法蘭克一家是1933年至1939年期間離開德國的300,000猶太人之一[7]。
奧托的公司名為奥佩克塔的公司，負責批發由各種水果提煉出來的果膠。他在阿姆斯特丹近郊的梅爾韋德廣場替家人找到了新住所。1934年2月，艾迪特帶著孩子來到阿姆斯特丹，搬到新居所，而且也重新為兩個女孩安排了學校 — 姐姐瑪戈入讀了一所公立學校，而安妮則入讀了一所蒙特梭利教育學校。姊妹倆在學業上各有專長，瑪戈比較精於算術，而安妮在閱讀和寫作上比較優異。安妮的朋友漢內莉·戈斯拉爾憶述，安妮在做家課時經常會用手蓋著答案，以不讓其他同學抄襲，也不會跟其他同學一起討論寫作內容，但是這些作業後來沒有保留下來。同時，瑪戈和安妮在個性上也有著鮮明的差別，瑪戈舉止彬彬有禮、保守和勤奮好學[8]，而安妮則敢言的、有活力和外向[9]。
1938年，奧托開設第二間公司，名為Pectacon，是草藥、醃漬鹽、混合香料，用於生產香腸的香料批發商[10][11]，由德國奧斯納布呂克舉家搬來的赫爾曼·范·佩爾斯受聘為公司的香料顧問，一個猶太人屠夫，與他的家人逃出歐斯納布魯克[11]，他們合夥成立了Pectacon公司。1939年安妮的外祖母也搬到阿姆斯特丹跟法蘭克一家同住，直至1942年1月逝世[12]。
1940年5月，德國德軍入侵並迅速佔領荷蘭，新成立的納粹政府開始嚴格實施限制性和歧視性法律來迫害猶太人，荷蘭的新統治者阿圖爾·賽斯·英夸特也在荷蘭執行反猶法律。接着政府對猶太人實行強制登記及隔離，儘管法蘭克姊妹在學校裡表現優秀及得到很多朋友，但基於新規定下，猶太兒童只可到猶太學校上課，她們被編到猶太學校讀書，在那裡安妮跟雅克利娜·范·馬爾森成了好朋友[13]。
1941年4月，奧托法克蘭採取了行動防止Pectacon作為猶太人企業被政府沒收，他將股份轉移給約翰內斯·克萊曼，並辭去董事職務，公司被清盤及所有資產轉移到吉斯和他的公司。1941年夏天，安妮姐妹倆因此不得不轉入猶太人學校就讀，在此期間安妮開始寫日記。1941年12月，法克蘭的母公司奥佩克塔也出現類似情況，業務沒有明顯變化地維持著，法蘭克賺取最低的收入，但已足夠養活一家人[14]。
日記中的生活情況[编辑]
躲藏前[编辑]
1942年6月12日，當安妮正慶祝13歲生日時，她收到一份前幾天在商店櫥窗前曾向父親展示過的記事來作為生日禮物。這是一本四邊是紅白格子封面的記事本，封面附有一個小鎖[15]。奧托希望安妮會用它作為日記使用[16]，她高興得幾乎立即開始使用[17]。開始時，她在日記中記載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瑣事，如自己、家人和朋友、校園生活、鄰居，甚至與一些男孩嬉戲的情況。雖然她的早期日記所記錄的生活和世俗方面的事，但她還討論了在德國佔領下周遭發生的事情的變化，其中有些變化是表面上難以察覺的。在1942年6月20日的日記中，她列出了荷蘭猶太人生活中的限制，和記錄年初她對外祖母離世的悲傷[18][19]。她的夢想是成為一位演員，因為她很愛看電影，但荷蘭猶太人從1941年8月1日以後是被禁止進入電影院的[20]。在之後的日記中，安妮也透露了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正急速升级，而且也記錄了一些詳細資料，比如日記中有當局強迫猶太人在公眾場合佩戴「猶太星」的内容，她也列舉了一系列在阿姆斯特丹風行的針對猶太人的禁制及迫害措施。
1942年7月，納粹黨不斷迫害猶太人家庭，安妮的姐姐瑪戈·法蘭克收到了一份由猶太移民局中央辦公室所發的徵召通告，命令她到附近的勞動營報到。爸爸奧托·法蘭克與媽媽艾迪特·法蘭克決定全家遷到他公司的辦公大樓中的三樓與四樓，以書櫃擋住出入口以避開耳目，開始過著隱蔽的生活。他們同時與范·佩爾斯一家及一位牙醫弗里茨·普菲菲一起匿藏，後來那裡一起匿藏的多達8個人。此後安妮得知其父奧托在與自己公司的員工“溝通”後，已決定把她和母親與姐姐藏到辦公大樓的樓上和背後裏去，那是位於王子運河旁，沿著阿姆斯特丹運河的街道，那裡有可以信任的員工可以協助他們。媽媽與姐姐其實早就得知了此事，而徵召通告只是使他們遷到那裡提前了幾個星期[21]，一家人於是搬到那個他們稱為「後宅」的地方[22]。爸爸
躲藏生活[编辑]
1942年7月6日早上，安妮一家搬到“後宅”暫避[23]，他們故意把房子弄得很凌亂，試圖營造他們已經離開的景象。奧托留下了一張字條，暗示他們要去瑞士，但他們遺下安妮飼養的貓Moortje。因為猶太人不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於是他們從家門口走了幾公里，每人都穿了幾層的衣服，原因是害怕被人見到他們拿著行李[24]。大樓秘密增建的部分，在日記中叫“後宅”，那是一個在大樓後側有三層樓高的空間，可以從地面進入。第一層有兩個小房間，以及一個浴室兼洗手間；樓上是一個很大的開放式房間，旁邊有一個小房間，小房間可以通往閣樓。通往後宅的門被一個書架擋著作掩飾，不容易被發現。主建築在西教堂的一個街口外，表面上跟阿姆斯特丹的其他房子無異[25]。
梅普·吉斯、貝普·福斯闊爾、維克托·庫格勒、約翰內斯·克萊曼是為數不多的幾個知道這裡有人隱藏的員工。梅普的丈夫揚·吉斯、貝普的父親約翰·福斯闊爾也都是協助他們藏身的人。他們6人是屋內的人和外界的唯一聯繫，經常告訴他們戰爭的情況和政局的發展。他們負責保證屋內眾人的安全，照顧他們的飲食起居 — 這是一個日益艱難的任務。安妮寫下了他們在最危險的時期如何鼓舞眾的們士氣。大家都知道，一旦被發現，庇護猶太人可能會令他們落得死刑的下場[26]。
1942年7月13日，范·佩爾斯一家也加入他們，這家人包括：赫爾曼·范·佩爾斯與太太奥古斯特·范·佩爾斯及其16歲的兒子彼得·范·佩爾斯。11月時范·佩爾斯一家的朋友，牙醫弗里茨·普菲菲也加入躲藏進來。安妮寫下了很高興跟新朋友交談。但被迫生活在後宅這麼狹小局限的居住環境中，很快便引起衝突。與牙醫共用房間後，安妮發現對他的侵入實在無法忍受[27][28]；她又跟佩爾斯太太起衝突，因她認為佩爾斯太太愚蠢；她又指佩爾斯先生與牙醫為人自私，特別在食物消耗方面[29]。
一段時間後，在第一次打發害羞和尷尬的彼得·范·佩爾斯後，安妮認定與他有一種很投契的親密關係，過了一段日子後，二人墜入了愛河。她從他身上得到初吻，但她對彼得的迷戀開始消退，原因是她不知道自己對他的感情是否真誠的，或只是他們一同被困著才產生感覺[30]。
安妮與後宅中每個幫忙的人形成一個緊密的聯繫，奧托後來回憶說，她預料到他們每天的探訪會帶來不耐煩的熱情。他認為安妮最要好的朋友是伊麗莎白·福斯闊爾，“那年輕的打字員...她們倆經常站在角落裡竊竊私語[31]”。
在安妮的作品中，她檢察與自己家人的關係，與他們在性格上強烈的差異。她認為跟她情緒最相近的是她的父親，奧托後來表示：“我待安妮較瑪戈好，因為瑪戈很多時都黏著她的媽媽。當中的原因可能是瑪戈很少表達自己的感受，和她不像安妮般那麼受情緒牽動，所以她不需要如安妮般很多的支持。[32]”
安妮兩姊妹在匿藏之前已建立了更親厚的關係，雖然安妮有時會向瑪戈表示妒忌，尤其是當有家庭成員指安妮沒有瑪戈般溫柔和寧靜的本性。當安妮日漸趨向成熟，兩姊妹越能彼此信任。安妮於1944年1月12日寫道：“瑪戈比以前好多了...這幾天她幾乎沒有那麼狡猾，和她成為了真正的朋友了。她不再認為我是小寶寶般不懂算術。[33]”
安妮經常寫她很困難與母親建立關係，及對她的矛盾心理。1942年11月7日，她形容母親對自己的“輕視”，和自己無力“面對她的淡漠、她的諷刺與硬心腸”，得出結論前，她表示“對於我，她不是一個母親[34]。”後來，安妮修改她的日記，她為自己的惡劣態度感到羞愧，她寫道：“安妮，你提及的人真的是你討厭的嗎？噢，安妮，你怎能這樣？[35]”。她清醒明白到他們的分歧是源於誤解，這是她的錯，並看到自己為母親增添不必要的痛苦，她意識到這一點，安妮開始對她的媽媽有一定程度的容忍與尊重[36]。
安妮姊妹二人都希望儘快重返校園，並繼續他們於躲藏期間的學業。瑪戈以朋友伊麗莎白·福斯闊爾之名義修讀速記的函授課程，並獲得高分。而安妮把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了閱讀和學習上，和經常撰寫和編輯她的日記，她除了敘述事件的發生，她還寫了她的感受、信念和抱負，和有些不能跟任何人討論的事。隨著安妮的年紀日漸趨向成熟，和她寫作的信心逐漸增強，寫作的主題更抽象，例如是對上帝的信仰，以及她是如何對人性作出定義等[37][38]。
安妮於她在1944年4月5日 (星期三) 的日記中立志成為一位新聞工作者，她寫了：
- 我終於意識到，我必須繼續學業以避免無知，在生活中成為一名新聞工作者，因為這就是我想要的！我知道我能寫...但我是否真的有天賦還有待觀察...
- 如果我沒有寫書或報紙上文章的天賦，但我可以寫自己的事。但我想得到更多，我不能想像如母親和范·大安太太般所有女人的生活，之前還要去上班的，然後全都拋諸腦後。除了丈夫和孩子，我還需要某種東西讓我投入！...
- 我想自己對所有人來說是有用的，或是樂趣，甚至是對那些與我素未謀面的人。這是我想要的生活，即使是在我過身了之後！這是我為何感恩上帝給我這禮物，我能夠利用它來發展自己的能力和表達所有自己心中所想！...
- 當我寫東西的時候我能夠擺脫自己所有顧慮，我的悲哀消失了，我的靈魂重生了！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有能力寫一些偉大的事情嗎？我有能力成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或是作家嗎？
她一直都定期地寫，直至1944年8月1日的最後一篇為止。
被捕[编辑]
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國秩序警察從告密者得到線報，“後宅”因此德國及荷蘭警察闖入衝進，後宅中所有匿藏的人都被逮捕送到荷蘭的韋斯特博克集中營，而安妮姊妹最後被轉送到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至于但告密者的身分至今未明[40][41]。在帝國保安部黨衛隊高級隊長卡爾·西爾貝鮑爾的帶領下，包括最少三名警員參與行動。法蘭克一家、范·佩爾斯一家、和牙醫弗里茨·普菲菲都被貨車送到蓋世太保秘密警察總部通宵問話。翌日他們被轉移到看守所，那是一個極度擠擁的監獄。8月7日，他們8人被運送到韋斯特博克集中營，那是一個轉運營，當時已有超過十萬猶太人，那些人主要是來自荷蘭和德國，於該處轉到其他營地。因為他們被發現匿藏，被視為罪犯，於是要被送到集中營做苦工[42][43]。
維克托·庫格勒與約翰內斯·克萊曼在荷蘭阿默斯福特被捕和監禁於囚禁刑事政權犯人的營地 - 阿默斯福特營。約翰內斯在七個星期後獲釋，但維克托則在不同的工作營中做苦工直至戰爭結束[44][45]。
梅普·吉斯及伊麗莎白·福斯闊爾被警察提出質疑及受到威脅，但沒有被帶走及拘留。她們二人隨後返回“後宅”，並發現了安妮的日記頁被散落一地，於是她們將它拾回，連同一些家庭相簿一同保存，吉斯打算於戰後把它們歸還到安妮手上。
1944年8月7日，梅普曾面對卡爾·西爾貝鮑爾，希望利用金錢介入以促成釋放眾人的協議，但遭到了拒絕[46][47]。
被遞解出境與逝世[编辑]
| 系列条目 |
| 犹太人大屠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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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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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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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3日，眾人[48]被驅逐出境，這是他們最後一次從韋斯特博克集中營被運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49]安妮兩姊妹於火車上遇到她們在1941年於猶太學苑相識的花兒‧埃弗斯-愛登[50]。到達集中營時，火車上的男人和婦孺被強行分開，奧托就此與家人分開。
經過三日的路程後，1,019人當中的549人 (包括所有15歲以下的兒童) 被直接送到毒氣室殺害。由於當時安妮已經15歲零3個月，所以僥倖保住性命，是被運送到該處最年輕的人之一。安妮很快就意識到很多人在到達後被人用毒氣殺害，但她不知道後宅中的人有否在此遴選中生還。跟其他沒被送進毒氣室的女性一樣，安妮和瑪戈要脫光全身衣物進行 消毒，剃光頭，並於手臂紋上識別碼。他們依年齡和性別被分開囚禁，安妮和瑪戈與花兒，也經常跟她們的媽媽見面[51]，但因為集中營中男女完全被隔離，安妮自此再沒見過父親，所以當時安妮相信50多歲不很強健的父親已在他們分開後不久已經死亡[52][53]。
集中營的生活是，白天她們被逼做奴隸式的苦工，法蘭克姊妹被迫拖運岩石和挖草皮；晚上她們都塞進十分寒冷的營房中。後來有人作證說安妮每當看見有小孩被送到毒氣室，都會變得僻靜和流淚；有些人說她很多時候也展現出堅強和勇氣。她合群和有自信的本質使她、姐姐與母親得到額外的麵包配給。
由於集中營衛生太過惡劣，導致各種疾病蔓延猖獗，法蘭克姊妹的皮膚也受疥癬嚴重感染，二人被送到醫療室治療，那裡是持續黑暗的環境，有很多老鼠出沒。那時候她們的媽媽艾迪特不進食，把每一口的食物留下給兩個女兒，並鑿穿醫療室底部的牆，把食物傳送過去[54]。
1944年10月，法蘭克家的婦孺被選定加入波蘭上西里西亞的勞動營，花兒‧埃弗斯-愛登也被選定，但安妮被禁止去那裡，因為她受到疥癬感染，而她的母親和姐姐選擇與她留下，於是花兒就沒有跟她們在一起[55]。
1944年10月28日，被選擇的女性開始遷到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超過8,000名女性，包括安妮、瑪戈及奥古斯特·范·佩爾斯被轉送到該集中營；安妮姊妹的母親艾迪特則留在原地，後來更死於飢餓[56]。
由於大量的人被送到伯根-贝尔森集中营，集中營開始用營帳容納新入住的人，安妮和瑪戈就是其中兩個。隨著人口增加使死亡率不斷上升，期間安妮和瑪戈跟兩個朋友漢內莉·戈斯拉爾和娜内特·布利茨得到隔著圍欄作短暫的重逢，後者二人被關在營中的另一方。後來二人都活到了戰後，娜内特形容當時的安妮為：“禿頭，瘦弱，又在顫抖。”漢內莉指當時范·佩爾斯太太跟安妮與瑪戈在一起，並照顧瑪戈，因為她當時病得很嚴重。她們二人都沒見到瑪戈，因為她虛弱得不能下床，“雖然安妮自己也在生病，卻更擔心瑪戈，因為她的病更嚴重，而且已經不能走動，常常在帆布床中躺著”。她們見面時，安妮說認為自己父母已經死亡，因此她也不想生存下去[57]。漢內莉後來估計她們的見面是在1945年1月底至2月初[58]。
1945年3月，斑疹傷寒在營中散播，17,000人因此死亡[59][60]。後來有目擊者指瑪戈的身體已非常虛弱，她因為休克，從帆布床掉下來就死了，幾日後安妮也死去了。幾個星期後，英軍於1945年4月15日解放這個集中營，但確實日期並沒有紀錄[61][62][63]，但相信安妮的死亡時間是介乎2月底和3月中。安妮和她的姐姐瑪戈她們倆都同時在1945年3月9日在那裡死於斑疹傷寒。當時距離該集中營被英軍解放還不足兩個月的時間。其他隱居的成員，除了安妮的爸爸奧托外，全都死於集中營。
戰爭結束後，據估計有107,000猶太人從1942年至1944年被驅逐出荷蘭，但只有5,000人能夠生存。據估計，約有30,000猶太人當時仍留在荷蘭，得到荷蘭地下組織的幫助，當中約有2/3的人在戰爭中倖存[64][65]。
解放後，營地被全力燒毀，以防止疾病蔓延，而瑪戈和安妮被埋葬於萬人塚，但確實下落不明。
奥托·法蘭克於奧斯威辛集中營拘留期間倖存下來，戰後他回到阿姆斯特丹，在那裡他得到梅普·吉斯及丈夫揚·吉斯的庇護，並試圖尋回他的家人。雖然他知道他的妻子艾迪特已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中死去，但他仍希望兩個女兒仍然活著。幾個星期後，他得知瑪戈與安妮也死了，他嘗試去確定跟安妮有關朋友的命運，並得知當中很多人都被殺。於安妮的日記經常提及的素珊·萊德曼，已跟她的父母一同被送到毒氣室殺害，而她的姐姐，芭芭拉，跟瑪戈很要好的朋友，她則生還了[66]。而安妮倆姊妹在學校認識的朋友，有幾個生還了。至於奥托與艾迪特的延伸家庭，他們在1930塊年代已逃離德國，分別定居在瑞士、英國及美國。
在荷蘭製片人威利·連和於1988年拍攝的電視紀錄片《安妮法蘭克的最後七個月》中，他訪問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生還者有關法蘭克家中女性的回憶[67]。
安妮日記[编辑]
日記出版經過[编辑]
1945年7月，奧托法蘭克收到由國際紅十字會確實安妮兩姊妹已死的信息，梅普·吉斯把一直想還給安妮她的日記和收集到散落的日記頁，當時只有還給奧托。看過日記後的奧托表示，他從來也沒有想過安妮竟會如此準確和詳細的在日記記錄躲藏時的生活狀況[68]。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形容閱讀這本日記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原因是當中所描述的事件勾起他曾經聽過女兒們朗讀的一些更有趣情節的回憶，他首次看到女兒更多私有的一面，而該部分的日記內容，是她並未跟任何人討論過。他表示：“對於我來說，我無辦法明白她的想法與感受的深度...她自己一直保存著這些感覺，從沒透露[69]。”他感動於安妮曾於日記中多次提到自己想成為作家的意願，奧托開始考慮把日記公開出版。
最初，安妮的日記都是表達她自己的想法，她多次強調不容許任何人看她的日記。她坦率地描述她的生活、家庭與同伴，以及他們的處境，同時她開始意識到自己想出版小說的抱負。1944年3月，她聽到荷蘭流亡政府成員赫里特·博爾克斯泰因的電台廣播，說他會於戰後建立一個公共紀錄，是有關於德國佔領下對荷蘭人民壓迫的紀錄[70][71]，他還提出會把信件和日記出版的決定，於是安妮決定到時候會交出她的日記。她開始為自己的日記進行編輯和修正，刪去部分的段落及重寫其他的部分，為了出版而檢視內容。她原來的日記本已經用完，於是利用其他筆記本和活頁紙作補充。她替全屋的家庭成員和助手創作了假名，赫爾曼·范·佩爾斯寫成Hermann van Daan、奥古斯特·范·佩爾斯寫成Petronella van Daan、彼得·范·佩爾斯是Peter van Daan，而牙醫弗里茨·普菲菲則是Albert Düssell。這經過編輯的版本，安妮於每個條目中加入“吉蒂”，這是西西·范·馬斯費爾特的小說《Joop ter Heul》裡的一個虛構的角色。
奧托稱安妮原本的日記為「版本A」，而安妮修改了的日記稱作「版本B」，版本A成為了最初的發行版本。他刪去某些段落，特別是寫關於她父母的事，出版了《安妮日記》的初版。他去掉了若干篇章，其中大多數是用不敬的詞語批評她的父母 (尤其是她的媽媽)，和一些成長期間有關性慾的篇章。奧托把家人於日記中的假名恢復為真實姓名，但其他人則保留沿用假名作代替。
他把日記交給歷史學家安妮·羅邁因，但她嘗試出版日記卻不成功，於是她把日記交給其同樣是歷史學家的丈夫揚·羅邁因。他於1946年4月3日在言論報上發表一篇有關這日記的文章，名為《一個小孩的聲音 (Kinderstem)》。他寫道：「一個小孩子結結巴巴地道出心聲，體現了駭人聽聞的法西斯主義，連同更多紐倫堡審判的證據放在一起[72][73]。」他的文章終引起出版商的注意，終於在荷蘭於1947年出版，名為《秘密後宅》[74][75]，並於1950年再版。
《秘密後宅》經過幾間出版商拒絕後，於1950年首次在德國和法國出版，而在1952年首次在英國和美國出版，名為《安妮·弗蘭克：一個少女的日記》，並得到積極評價。日記在法國、德國、美國都大受歡迎，但英國卻例外的未能吸引讀者，1953年便已停印。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成功發行，並受到關注及好評如潮，首版銷量已逾100,000本。在日本，安妮·法蘭克成為了戰爭中受苦的年輕人代表人物[76][77]。
一齣根據日記改編的舞台劇，於1955年10月5日在紐約首次公演，由阿爾伯特·哈克特及弗朗西斯·古德里奇主演，後來贏得了普利策戲劇獎。期後在1959年，根據日記而拍成的電影《安妮日記》，贏得商業上關鍵性的成功。傳記作家梅麗莎·米勒指電影戲劇化了安妮的故事，“大大的浪漫化，感情用事及普及化了安妮的故事[78]”。
由於多年來日記的受歡迎程度也與日俱增，使尤其是在美國的很多學校，它被列入學校課程的一部分，安妮因此被新一代讀者所認識。
1986年，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發表了所謂的日記的「評論版」。它包括了所有已知的版本，包括已修訂和未修訂的版本。它還斷言對日記認證的討論，以及對這個家庭和日記本身的附加歷史資料[79][80]。
1999年，安妮·法蘭克基金會的前主席和美國大屠殺紀念教育基金會的主席科内利斯·绍克宣佈他擁有《安妮日記》裡被奧托·法蘭克於書籍出版前移除的5頁日記，绍克稱該5頁日記是奧托於1980年臨終前不久交交給他的，那些日記是安妮對父母緊張的婚姻關係的批判性言論，和安妮對母親的親情缺失[81][82]。隨後當绍克為美國大屠殺紀念教育基金會籌款時，要求出售該5頁日記時引起一些爭議，手稿的擁有人 — 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要求绍克交出手稿。
2000年，荷蘭教育、文化與及科學部同意捐出US$300,000元給绍克的基金。
2001年，手稿輾轉回到他們的手上。此後，該5頁手稿被納入各新版本的日記中。
對安妮與《安妮日記》的正面評價[编辑]
這本日記一直被稱讚它的文學價值。談到安妮的寫作風格，美國劇作家梅耶·萊文形容為“一部結構良好的小說保持著的張力[83][84]”，並對她的作品留下深刻印象，他於日記出版後不久，與奧托·法蘭克合作把日記內容改編為舞台劇[85][86]。萊文對安妮法蘭克的痴迷，在他的自傳《痴迷》當中也曾經提到。詩人約翰·貝里曼也形容這日記是一種獨特的描繪，不只是描繪青春期的心態，而且是“在一個確切的和自信的風格，來形容一個小孩轉變成人的過程，誠實得實在令人震驚。[87]”
美國前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在日記的美國第一版的序言中形容為“這是我讀過所有戰爭及其對人類的影響文章之中，最具智慧及最動人的評注之一[88]。” 美國前總統約翰·甘迺迪在1961年的一次演說中提到安妮·法蘭克：「在歷史當中確有人，為著所有受過極大痛苦和損失的人，為了他們的尊嚴而發聲，沒有聲音能比安妮·法蘭克的更令人信服。[89][90]」
同年，蘇聯作家伊莉亞·愛倫堡也為她寫道：「一把代表著600萬猶太人的聲音 — 不是一位聖人或詩人，而是一個普通小女孩的聲音。[91][92]」
由於日記中安妮的寫作和人道主義思想不斷成長，她被討論視為代表著納粹大屠殺和當時受迫害的代表人物。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莉·克林頓於1994年接受《埃利·維瑟爾人道主義獎》時的演說中，她讀出《安妮日記》中的一段，並說她“喚醒我們冷漠的愚蠢，它並需要用我們的年輕付上代價。 (希拉莉指的是薩拉熱窩、索馬里及盧旺達發生的種族戰爭和屠殺事件)[93][94]”
同年，納爾遜·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接受安妮法蘭克基金會所頒授的人權獎後發表演說，他說在獄中讀過安妮的日記，“並從中獲得更多的鼓勵”，他把自己在南非的種族隔離，與安妮的反對納粹主義的鬥爭，他把。這兩種哲學之間畫一條平行線，“因為這些信念都是明顯地完全錯誤的，古往今來，好像是挑戰安妮法蘭克的人，他們注定要失敗的。[95][96]”
同樣於1994年，捷克的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在回應如何面對前東歐國家在蘇聯解體後的政治與社會變化時，說：「安妮法蘭克遺留下來的東西至今仍活在眼前，並且對我們仍具重要意義。」藉此表示他的理念[89]。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萊維指安妮法蘭克之所以被廣泛認定為於戰爭中數以百萬計的死傷者代表人物，是因為「 一個安妮法蘭克，比起無數如她一樣受害人的面孔仍留在陰影中，所以更能感動我們。也許這樣比較好吧，人們總不能活在成千上萬悲慘故事的陰影之下[89]。」
而奧地利作家梅莉莎·穆勒在安妮法蘭克傳記的後記中，梅普·吉斯也表示有相似的想法，雖然她試圖消除越來越多對「安妮法蘭克是代表著大屠殺當中那600萬名受害者」的誤解，梅莉莎·穆勒寫道：“安妮的生命與死亡都是她自己的命運，個人的命運發生了600萬次以上，安妮不能，也不應該，為許多被納粹政府奪去其生活的人作代表...但她的命運有助我們明白大屠殺對全世界來說影響如此廣泛和深遠的損失。[97][98]”
安妮的父親奧托以作為他女兒的遺產托管人來度過餘生，他說：「這是一個奇怪的角色。在正常的家庭關係裡，都是子女承繼著名父母的榮譽與繼承遺志的負擔，而我的例子卻相反。」他也回憶到出版商向他解釋為何日記會如此暢銷的評論，“他說這日記包括很多生活領域，每個讀者都能從中親自找到感動自己的位置，得到共鳴。[99]”
著名的“納粹獵人”西蒙·維森塔爾當他說到那日記大大提高了讀者對大屠殺有更廣泛的注意和認識，比紐倫堡審判更甚，因為“人們都認識這個女孩子，這是沿於大屠殺的影響，這是一個家庭的故事，像我的也像你的，所有你能夠從中明白這一點。[100][101]”
1999年6月，時代雜誌發表了一期特別版，題目是「時代100大人物：本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安妮法蘭克獲選為“英雄偶像”。編者羅傑·羅森布拉特對安妮的貢獻作出了這樣的評價：“書中的激情使所有人把安妮的地位上升到高於大屠殺、猶太教、少女時期，甚至是善良，更成為了現世代具代表性的人物 — 個人道德思想受到各式各樣機械式的破壞影響，堅持要求得到生存的權利，以及對人類未來的希冀。”他 指出，雖然敬佩安妮的勇氣和務實的態度，她的自我分析能力與寫作也是一個重要的元素，羅森布拉特寫道“她能長存不朽的原因，主要地是因為她高水準的文學作品，她是一位格外優秀的作家，不論任何年紀，她的作品都是她對當時殘酷現實的一個誠實處理的直接結果。[102][103]”
對《安妮日記》的負面評價與訴訟[编辑]
《安妮日記》於1950年代中後期成為家傳戶曉的書籍後，針對日記的各種指控陸續發表，而最早的批評源自瑞典及挪威。在源自瑞典的指控中，指控是來自1957年丹麥作家兼評論家哈拉爾德·尼爾森於瑞典的納粹雜誌《自由詞》中發表，他寫了關於丹麥的猶太作家布蘭迪斯反猶太人文章[104]。在這些批評中，有人質疑日記的作者是美國劇作家梅耶·萊文，而不是安妮·法蘭克[105][106]。
1958年，西蒙·維森塔爾在維也納出席《安妮日記》舞台劇時被一群抗議人士挑戰，該群抗議人士斷言安妮·法蘭克是從來沒有存在過的人，並要求他找出當年拘捕安妮的警察以證明安妮是確實曾經存在。後來他開始尋找，在1963年終於找到卡爾·西爾貝鮑爾，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西爾貝鮑爾爽快地承認當時自己的工作角色，並在被捕人士的相片中認出安妮是其中之一，他提供了事件的整個歷程，還記得在拘捕過程中，曾翻轉一個装滿紙張的公事包，那些紙張撒落一地。他對事件版本的陳述後來得到包括奧托·法蘭克在內的目擊證人來予以證實[107]。這事件也平息了人們對安妮·法蘭克存在與否的質疑[108]。
除此以外，有反對者繼續表達他們的觀點，指這日記不可能是出自一個小孩子的筆下，被認為是親猶太人組織的宣傳品，而奧托·法蘭克亦被控騙子。
1959年，奧托於德國呂貝克控告一名教師洛塔爾·斯蒂勞，他是前希特拉青年團的成員，他在校報上形容《安妮日記》為偽造品。同時他訴訟延伸到控告海因里希·布德貝格，指他寫了一封信到呂貝克的一份報章，支持洛塔爾·斯蒂勞的行動。法庭審查了日記中1960年的手稿，信件的筆跡與日記的認證筆跡是互相匹配的，並確定日記為安妮·法蘭克的真跡。法庭判決後，斯蒂勞撤回其言論，而奧托也沒有再繼續追究[106][105]。
1976年，奧托·法蘭克控告法蘭克福的海因茨·羅特，指他印製指日記是偽造品的小冊子，法官裁定，如羅特再犯，發表進一步聲明的話，羅特將會被罰款500,000馬克及被監禁6個月。其後羅特對法庭的裁判提出上訴，但他於1978年去世，翌年他的上訴被駁回[106][105]。
同年，奧托也對恩斯特·羅默展開訴訟，指他印製一本名為《安妮日記，一個謊言的暢銷書》的小冊子。此案在法庭審訊時，一個名叫艾德加·蓋斯的男子於庭上派發此小冊子，結果他也一同被起訴。法庭最後被判羅默罰款1,500馬克[106] ，蓋斯則被判監禁6個月[105]。蓋斯在上訴後獲得減刑，奧托不滿刑期而再度上訴，但由於超逾了當地誹謗罪的法定時限而要終結[109][110]。
1980年，在奧托·法蘭克去世，終年91歲。死後，安妮的日記手稿，包括書信與分散的活頁紙，按他的遺願被轉交予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111][112]，他們在1986年委托荷蘭司法部對日記進行司法科學鑑定。司法部對比已知的案例，鑑定了那些筆跡，證實筆跡吻合；而且日記的紙張，漿糊與墨水跡與當時的年代脗合。最後安妮的日記正式被認為是真確的，他們的研究結果成為了《安妮日記 (評論版)》。1990年3月23日，德國漢堡地區法院確認了這本日記的真實性[79][80]。
1991年，大屠殺否定派學者 羅拔·福爾臣和西格弗里德·韋貝克出版了一本名為《安妮日記：一個批判性方法》的小冊子，他們聲稱那是奧托·法蘭克撰寫的日記，是基於《安妮日記》中的一些矛盾而寫的，包括匿藏在後宅的可能性，和那些散文風格和手寫的文章不似是一個十多歲的少女...等問題[113][114]。
1993年12月，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安妮法蘭克之家，和位於瑞士巴塞爾的安妮法蘭克基金會就著《安妮日記：一個批判性方法》動用民事訴訟，以禁止該小冊子在荷蘭作進一步印發。
1998年12月9日，阿姆斯特丹地區法院就著申索人的要求，不准任何進一步剝奪日記的真實性與未經請求的分發出版物的發行，違者將會就著每個侵權行為被罰款$25,000荷蘭盾 (約$11,350歐元)[115][116]。
安妮與日記的精神與物質遺產[编辑]
1957年5月3日，一群包括奧托·法蘭克在內的阿姆斯特丹的市民，在他們的努力下成立了安妮法蘭克基金會，以拯救有被拆卸危險的前奥佩克塔公司大樓 (後宅)，改建為《安妮法蘭克之家博物館》。
《安妮法蘭克之家博物館》於1960年5月3日開幕並對外開放，那裡由奥佩克塔公司的倉庫和辦公室及後宅組成，所有的傢俱都被移走，讓訪客能夠在各個房間中自由走動。後宅內前住客的一些個人物品仍被保留，如安妮在牆上貼上的影星照片，奧托在牆紙上標記著女兒的身高，還有一幅記錄著盟軍前進路線的地圖，這些東西利用帕斯佩有機玻璃保護。在彼得·范·佩爾斯曾經居住過的房間中，有一條通往旁邊大廈鄰居的通道，也被基金會收購列入博物館。那些其他建築物被用作收藏《安妮日記》，以及作為大屠殺的編年史，和更多當代在世界各地的種族不寬容現象。
《安妮法蘭克之家博物館》已成為阿姆斯特丹的一個重要的旅遊景點之一，2005年全年創紀錄的接待了965,000名遊客。博物館於互聯網上提供它們的資訊和提供展覽，並在2005年前往有歐洲、亞洲、北美及南美等32個國家舉行國際巡迴展覽[117]。
1963年，奧托與他的第二任妻子艾爾芙麗德·德蓋林格·馬科維茨成立了一個以瑞士巴塞爾為總部基地的慈善組織，安妮法蘭克基金會，基金會籌募經費使博物館“看來好一點”。奧托去世後，他的意願是把《安妮日記》的全數捐給基金會，但附帶條款是要求每年需要把版權收入中的80，000個瑞士法郎撥歸他的繼承人。任何高於這個數目的收入，將會由基金會保留給管理人進行一些他認為值得的項目。它亦為每年度的國際義人組織提供資金作醫療用途。基金會亦致力教育下一代反對種族岐視暴力，他們曾在2003年借出安妮的部分手稿予美國華盛頓的美國大屠殺紀念館作公開展覽。該年基金會的年度報告中，概述了基金會在全球層面上所作出的努力，他們在德國，以色列，印度，瑞士，英國和美國項目上的支持[118][119]。
1997年，安妮法蘭克教育中心於法蘭克福的多恩布什附近的地方開幕，那裡是法蘭克一家人直至1934年所居住的地方。那中心是“年輕人和成年人可以在那裡了解國家社會主義的歷史，和討論它對今天的相關性。”[120]
1999年，《時代雜誌》把安妮法蘭克列入“本世紀最重要的人”，是鈔他們的20世紀英雄與偶像的名單，他表示：「一本藏於閣樓的秘密日記，她冒著納粹分子的威脅，並借出一顆震撼心靈的聲音，為了人類尊嚴而作出爭取[102]。」菲臘·羅斯稱她為弗朗茨·卡夫卡遺失的小女兒[121]。
荷蘭梅爾韋德廣場，是法蘭克一家在1933年至1942年間曾經居住的地方，直至2000年仍是私人所有。成為電視紀錄片公開關注的焦點後，該座大廈在嚴重失修的狀態下被荷蘭的一家建築公司收購，該建築公司根據法蘭克一家的照片和書信中對傢俱和環境的描述，成功將法蘭克的家回復到1930年代的舊貌。安妮法蘭克的故居終於在2005年開幕。
2007年6月，《安妮法蘭克之家博物館》的特蕾莎·達席爾瓦和安妮的表弟本哈德 “老弟”·斯平加恩，他們都為故居還原作出了貢獻，捐贈了約25,000件物品予《安妮之家博物館》，當中包括法蘭克一家在德國與荷蘭拍下的照片，以及奧托·弗蘭克1945年将前妻與女兒於納粹集中營中死去的消息告知母親的信件 [122]。每年，如因任何原因而不能在自己國家中自由寫作的人，都能有機會獲得該處一年的租約，用作棲身和寫作，每名被選的作家都有一年期限於屋內居留或工作。而首位被選中的作家是阿爾及利亞籍的小說家El-Mahdi Acherchour[117]。
2007年11月，安妮法蘭克之樹，是安妮親手種下的樹，由於樹的主幹受到一種真菌感染，被安排砍掉移除，以防止它倒塌在周邊的建築物上。荷蘭的經濟學家阿諾德·赫爾傑談及該樹，他說：“這不是任何其他的樹，安妮法蘭克之樹是與對猶太人的迫害緊密聯系在一起[123]。”安妮法蘭克之樹基金會，由一群樹木的保育人士組成，開始時於民事的案件中，阻止砍伐歐洲七葉樹屬的馬栗樹，並成功獲得國際媒體的關注。荷蘭法庭下令城中官員及保育人士尋求替代方案及解決方案[124]。與訟各方建起一個鋼架，預期能把樹的壽命延長達15年[123]，然而大樹在3年後，2010年8月23日，被大風吹至倒塌下來[125]。
多年來，出現了一些安妮·法蘭克的電影，她的生命和著作啟發了多元化群體中的藝術工作者和時事評論員的靈感去製作大量對安妮·法蘭克文化描述的文學作品、流行音樂、電視和其他媒體，當中包括了亞當·達瑞斯的“安妮法蘭克芭蕾舞蹈團[126]”，他們於1959年首次演出，與及合唱作品《安內莉斯》在2005年作首次演譯[127]。唯一已知安妮的連續鏡頭是來自1941年的一輯無聲電影，那是安妮為新婚的隔壁鄰居拍下的錄像，為了有更好的位置拍攝新娘與新郎，她是倚著二樓窗前拍攝的。那對夫婦後來在戰爭中倖存下來，將這段錄像交給了安妮法蘭克之家博物館[128]。
2012年3月9日，《明鏡周刊》公布杜莎夫人蠟像館將推出一個與安妮法蘭克非常相似的蠟像[129]；一顆編號為5535的小行星以她的榮譽，被命名為「安妮法蘭克之星」[130]。
註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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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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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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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弗蘭克之家
- 安妮·弗蘭克基金會（Anne Frank Fonds）
- 美國安妮·弗蘭克中心
- 美國大屠殺紀念館 - 展覽（安妮·弗蘭克：沒有完結的故事）
- 安妮·弗蘭克生前唯一拍攝的影像－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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