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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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弗蘭克
Annelies Marie "Anne" Frank

安妮·弗蘭克，攝於1942年5月
出生 1929年6月12日
Flag of Germany (3-2 aspect ratio).svg 德國法蘭克福
逝世 1945年3月初（終年15歲）
Flag of the NSDAP (1920–1945).svg 德國伯根-贝尔森集中营
國籍 德國（直至1941年）
無國籍（1941年起）[1]

安内莉斯·玛丽·“安妮”·弗蘭克（Annelies Marie "Anne" Frank[anɛliz maʁi anə fʁɑnk] （幫助·關於），1929年6月12日－1945年3月），女，猶太人，1929年出生於德國法兰克福，15歲时死於伯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 concentration camp），是最受后人关注的犹太人大屠杀中的受害者之一。她的日記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国消滅猶太人的見證，亦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图书之一。

安妮出生於德國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法蘭克福，她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及其周边地区度过。1941年前她拥有德国国籍，后来由于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纽伦堡法）而失去国籍。她逝世后出版的《安妮日記》为她赢得了世界声誉。

她是奧托·弗兰克（Otto Frank）一家的幺女，家中還有母親艾迪特·弗兰克（Edith Frank）和姐姐玛戈特·弗兰克（Margot Frank）。1933年是德国纳粹上台之年，父親奧托在这一年带领全家从德国搬到荷蘭阿姆斯特丹，，一家過著較為平順的生活。1940年5月荷蘭被德國攻占後，荷蘭的新統治者阿圖爾·賽斯-英夸特（Arthur Seyß-Inquart）也在荷兰执行排猶法律，1941年夏天安妮姐妹因此不得不轉入猶太人學校就讀，在此期間安妮開始寫日記。

1942年，由於納粹當局日益加紧迫害猶太人，而且玛戈特收到當局的勞動通知，奧托決定带全家移居到更為隱密且安全的居所。1942年7月9日，安妮一家四口與范·佩尔斯一家三口搬入奧托公司的三樓與四樓，以書櫃擋住出入口以避人耳目，开始過隱蔽的生活。後來他們的夥伴又多了一位牙醫弗里茨，后宅的居住者达到八個人。

1944年8月4日，后宅的八名成员由於被人告密而被德國和荷蘭警察逮捕。數日後，所有人被轉送到荷蘭的韦斯特博克营；一個月後，后宅的八名成员被轉送到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之後，安妮與姐姐又被轉送到伯根-貝爾森集中營。1945年3月，姐妹二人都因傷寒死於集中營内，当时距该集中營被英軍解放还差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其他后宅的成員除奧托·弗兰克之外，也均死於集中營。

安妮於躲藏期間所寫的日記，被公司的女職員梅普·吉斯發現並保存下來。戰後梅普将日记轉交給幸存的奧托。日记记在安妮在13岁生日时获得的日记本中，记录了她自1942年6月12日至1944年8月1日的生活。1947年《安妮日記》出版。

目录

[编辑] 早期的生活情況

弗蘭克一家从1934年住到1942年的位于Merwedeplein的公寓楼

安妮·弗蘭克于1929年出生於德國法兰克福市。她是奧托·弗蘭克（Otto Frank）一家的次女，也是幺女。其家庭成員還包括母親艾迪特·弗兰克（Edith Frank）與姊姊玛戈特·弗兰克（Margot Frank）。[3] 她出生時名為安内莉斯·玛丽（Annelies Marie），但家人和朋友都以暱稱“安妮（Anne）”稱呼她，有時其父也會叫她“小安妮（Annelein）”。

弗蘭克一家住在一個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雜居的同化社區中，和其他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的小孩一樣，安妮經常接觸到不同信仰的人士（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以及其他猶太裔人。弗蘭克一家信奉猶太教的分支——猶太教改革派，此分支只遵守部分原猶太教條，而忽略及摒棄了大量原猶太教傳統。[4] 安妮的母親艾迪特是一個虔誠的教徒，而父親奧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出仕於德國政府，並且獲授勳。奧托熱衷於追求知識，也經常鼓勵安妮及其姊瑪戈特多閱讀。[5]

1933年3月13日，法蘭克福進行了市議會選舉，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勝出。反猶太主義此后迅速兴起，弗蘭克一家開始擔心繼續留在德國是否會對自身安全構成危胁。在接近年末時，艾迪特帶著安妮與瑪格特到亞琛的外祖母家中居住，而奧托則繼續留在法蘭克福，直至他收到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開設公司的邀請。奧托決定搬到阿姆斯特丹打理生意，為家人安排新住所。[6] 弗蘭克一家是1933年至1939年间離開德國的300,000猶太人之一。[7]

奧托開設了一家名為“奥佩克塔”（“Opekta”）的公司，負責批發由各種水果提炼出來的果膠。他在阿姆斯特丹近郊的梅爾韋德廣場（Merwedeplein）替家人找到了新住所。1934年2月，艾迪特帶著安妮與瑪格特搬到新住所，而且也重新為兩姊妹安排了學校。姊姊瑪格特入讀了一所公立學校，而安妮則入讀了一所蒙特梭利教育學校。兩姊妹在學業上各有專長，瑪格特比較精於算術及數學，而安妮在讀寫上比較優異。當時安妮的一個朋友汉内利·戈斯拉尔（Hanneli Goslar）憶述，安妮在写作業時經常會用手蓋著答案，以不被其他同学抄襲，而且也不會跟其他同學一起討論。但是這些作業後來沒有保留下來。同時，安妮和瑪格特在個性上也有著明顯差別。瑪格特舉止較文雅、保守和勤奮，[8] 而安妮則較健談、外向和充滿活力。[9]

1938年，奧托與由德國奧斯納布呂克舉家搬來的名叫赫尔曼·范·佩尔斯（Hermann van Pels）的犹太屠夫合夥建立了另一家公司「佩克塔康」（Pectacon）。1939年安妮的祖母也搬到阿姆斯特丹居住，之後她一直住在這裡直到1942年1月逝世。1940年5月，德軍入侵並迅速佔領荷蘭，新成立的納粹政府開始透過差別對待及嚴格執行歧视法迫害猶太人。政府對猶太人實行強制登記及隔離，故瑪格特與安妮尽管在學校表現優異，但基于新制度的規定，她們只好转到指定的猶太學校讀書。她們被編入猶太吕克昂（Lyceum）繼續學習，在这里安妮和雅克利娜·范·马尔森（Jacqueline van Maarsen）成了好朋友。[10]

[编辑] 日記中的生活情況

[编辑] 躲藏在后宅前

猶太人在納粹統治時期攜帶的「犹太星」

1942年6月12日，當安妮正慶祝13歲生日時，她收到一份之前在逛商店時曾向父親央要過的小簿作為生日禮物。這是一本配有紅白彩格封面，並附上一個小鎖的簽名簿。但安妮之後決定把這本小簿作為日記使用。[11] 她開始在日記中記載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瑣事，如自己、家人和朋友，校園生活，鄰居，甚至與一些男孩嬉戲的情況。這些早期的日記所記錄的生活，其實和其他同學的大同小異。同時，安妮也把一些德國佔領下周遭發生的變化記錄下來，其中有些變化是表面上難以察覺的。在之後的日記中，安妮也透露了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正急速升级，而且也記錄了一些詳細資料，比如日記中有当局強迫猶太人在公眾場合佩戴「犹太星」的内容，她也列舉了一系列在阿姆斯特丹風行的針對猶太人的禁制及迫害措施。此外，她在日記中还表达了對年初祖母離世感到難過。[12]

1942年7月，瑪格特收到了一份由猶太移民局中央辦公室（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所發的徵召通告，命令她到附近的勞動營報到。此後安妮得知其父奧托在與自己公司的僱員“溝通”後，已決定把她和母親與姐姐藏到公司裏去，而其母與其姊早就得知了此事。於是一家人搬到了位於阿姆斯特丹親王赫拉赫特（Prinsengracht）邊的公司內的后宅。[13]

安妮·弗蘭克的筆跡，中文譯為：「我希望可以永遠都保持著如這張相片中的樣貌，這樣我便可有機會到好萊塢了。」——撰於1942年10月10日

[编辑] 后宅中的生活

位於阿姆斯特丹親王赫拉赫特（Prinsengracht）畔，舊Opekta公司大樓的正立面，攝於2002年。

1942年7月6日早上，[14] 安妮一家搬到后宅暫避。他們故意把房子弄得很亂，試圖營造他們已經離開的樣子。奧托·弗蘭克留下了一張字條，暗示他們要去瑞士。他們被迫留下了安妮的貓「莫尔蒂」（Moortje）。因為猶太人不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他們從家門口走了幾公里。每個人都穿了幾層的衣服，因為害怕被人見到他們拿著行李。[15] 房子秘密增建的部分，在日記中叫“后宅”（Achterhuis）。這是一個在房子後侧三層楼高的空間，可以從地面進入。第一層有兩間小房間，以及一个毗邻的浴室兼洗手間；樓上是一間大的開放式房間，旁邊有一間小房間。小房間可以通往閣樓。通往后宅的門被一個書架挡住，不會被發現。主建築在西教堂的一個街口外，表面上跟阿姆斯特丹的其他房子沒什么兩樣。[16]

梅普·吉斯（Miep Gies）、贝普·福斯阔尔（Elisabeth (Bep) Voskuijl）、维克托·库格勒（Victor Kugler）、约翰内斯·克莱曼（Johannes Kleiman）是为数不多的幾個知道這裡有人隱藏的僱員。梅普的丈夫扬·吉斯（Jan Gies）、貝普的父親约翰·福斯阔尔（Johan Voskuijl）也都是幫助他們藏身的人。他們6人是屋內的人和外界的唯一聯繫，经常告知他們戰爭的情況和政局發展。他们负责保證屋內人的安全，照顧他們的飲食起居——这将是一個日益艱難的任務。安妮寫下了他們在最危險的時期對提升屋內人士氣的貢獻。他們都知道，一旦被發現，幫助猶太人可能會令他們落得死刑的下場。[17]

1942年7月末，范·佩尔斯一家也隐藏进来。这家人包括：赫尔曼·范·佩尔斯（Hermann van Pels）與太太奥古斯特·范·佩尔斯（Auguste van Pels）及其16岁的儿子彼得·范·佩尔斯（Peter van Pels）。11月時范·佩尔斯一家的朋友、牙醫弗里茨·普菲菲（Fritz Pfeffer）也藏了进来。安妮寫下了跟新朋友說話的興奮，但很快，狹小的居住環境引发了衝突。安妮跟弗里茨·普菲菲同住一間房，她很快就覺得他让人難以忍受；[18] 她又跟奥古斯特·范·佩尔斯衝突，她認為奥古斯特愚蠢。她跟她母親的關係亦日漸緊張，安妮說她與她母親沒有甚麼共通點。她有時也跟瑪格特吵架。她感觉最親近的還是父親。過了一段日子，她跟彼得墜入了愛河。

安妮将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讀書和學習上，闲時也寫日記。除了記下生活上經歷的事情外，她也寫下自己的感受、信念和希望，一些她覺得她不能再談的東西。後來她對寫作的信心增強了，人又成熟了，她開始寫一些抽象的東西，例如對神的信念，以及对人性的了解。[19] 她一直都在寫，直至1944年8月1日的最後一篇為止。

[编辑] 被捕

1944年8月4日早上，获得告密的德国保安警察（Grüne Polizei，意为“绿色警察”）闖入了后宅，隐藏者们遭到逮捕。告密者的身分至今未明。[20] 在帝国保安部党卫队高级队长（Oberscharführer）卡爾·西爾貝鮑爾（Karl Silberbauer）的帶領下，至少三名德國保安警察参加了行动。屋裡的人都被用貨車帶走問話。維克托、約翰內斯都被帶走並收監，梅普和贝普則沒有被帶走。8个藏匿者都被帶到蓋世太保的基地，被盤問了一整晚。8月5日，他們被轉送到拘留所——一個極度拥擠的監獄中。兩天後，这8個猶太囚犯又被轉送到荷蘭的韦斯特博克营。它是一個转运营（Übergangslager），當時已經有超過十萬猶太人曾經通过该营转运至他处。因為被發現匿藏，他們被視為罪犯，要被送到集中营做苦工。[21]

協助藏匿的約翰內斯與維克托被送往位于荷兰阿默斯福特的囚禁政治犯的阿默斯福特營（Kamp Amersfoort）。約翰內斯在七個星期後獲釋，但維克托則在不同的集中營一直當苦工直到戰爭結束。[22] 梅普與贝普在1944年8月4日当天曾被警察讯問，但沒有被帶走。她們俩後來回到后宅，发现安妮散落在地上的日记；她們把它連同家庭相簿一起收起，由梅普保存。梅普打算在戰後把它們還給安妮。1944年8月7日，梅普曾找到卡爾·西爾貝鮑爾，希望賄賂他以換取囚犯们获釋，但遭到了拒絕。[23]

[编辑] 投入集中營與逝世

位於伯根-貝爾森集中營舊址的紀念碑，周邊滿佈了人們悼念的鮮花和圖片。

9月3日，他們被最後一次轉运，由火車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24] 三日後他們到達奧斯威辛集中營，依性別被分開。在1019名乘客當中，549個人（包括所有15歲以下的小孩）被直接送到毒氣室殺害。安妮當時已經十五歲零三個月，侥幸得以活命。雖然每個從后宅來的人其实都活下來了，但安妮当时相信她的父親已經身亡。（因為集中營中男女完全隔离，安妮自此再未見過父親）[25]

安妮跟其他沒被送進毒氣室的女性一樣，要脫光全身衣物消毒，剃光頭，被紋上識別碼。白天她們被逼做奴隸式的苦工，晚上她們都擠在十分寒冷的營房中。由於集中營環境太過惡劣，疾病蔓延，安妮的皮膚也感染了疥癬。

10月28日，軍方開始将部分犯人轉运到伯根-貝爾森集中營。多於8000個女人，包括安妮、瑪格特和奥古斯特·范·佩尔斯被轉送到該集中營；安妮的母親艾迪特则未被转运。因為大量犯人被送進來，伯根-貝爾森集中營開始用營帳收留新犯人，安妮和瑪格特就是其中二人。人口增加使死亡率不斷上升。安妮跟兩個朋友汉内利·戈斯拉尔（Hanneli Goslar）和娜内特·布利茨（Nanette Blitz）短暫重逢，她們兩人后来都活到了战争结束后。娜内特形容安妮為：“禿頭，瘦弱，又在顫抖。”汉内利說，雖然安妮自己也在生病，卻更擔心瑪格特，因為她的病更嚴重，而且已經不能走動，常常在帆布床中躲著。安妮對她的兩位朋友說，她相信她的父母已經死亡。[26]

1945年3月，斑疹傷寒在集中營中傳開，17000個囚犯因此死亡。[27] 有目擊者說瑪格特從她的帆布床上掉下來，因為休克而死亡，數日後安妮也死去了。他們估計安妮死於1945年4月15日，在英軍解放這個集中營的數星期之前。雖然沒有確切日期，[28][29] 但据信安妮死亡時間介乎二月底和三月中旬。

戰後，有報告稱在110000個從荷蘭押解到納粹德國的猶太人中，只有5000個得以活命。也有估計指出仍有大約30000名猶太人留在荷蘭，大部分都受到地下反納粹組織援助，當中約有三分之二的人存活下來。[30]

[编辑] 安妮日記

主条目：安妮日記

[编辑] 日記出版經過

1995年印行的日記「最終版」，採用了一幅安妮於1941年在猶太人學校讀書時的相片作為封面。

弗兰克一家最後只剩下父親奧托在大戰後存活下來。他在大戰過後回到阿姆斯特丹，而且知道他的妻子已經逝世，而兩個女兒被轉移到了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雖然他满心希望兩個女兒能夠活著回來，但1945年7月，他收到了由國際紅十字會傳來的信息，称兩姊妹被確認已經離世。後來，梅普·吉斯把一直收藏的安妮的日記還給了奧托。奧托在看過日記後表示，他從來也沒有想到安妮会在日記中對往日的生活狀況竟有如此準確和良好的記述。[31] 基於安妮生前曾多次提到自己的意願是成為作家，奧托開始考慮公開出版日記。若干年後，當奧托再次被問起對此事的感受時，他表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发现……我从不知道她有这么深刻的想法和感受……她从没有表露过这些」。

起初，安妮的日記都是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且多次強調她不容許任何人看她的日記。她聰明地描写了她的生活，她的家庭與同伴，他們的情況，同時又表明了自己希望寫小說出版的意向。1944年春，她聽到荷蘭流亡政府成員赫里特·博尔克斯泰因（Gerrit Bolkestein）做的電台廣播。他說當戰事結束後，他会组织收集關於戰时荷蘭人民遭受壓迫的公共紀錄。[32] 他也提出過出版信件和日記，所以安妮決定到那時交出她的日記。她開始修正她的作品，刪減某些部分，又重寫某些部分，希望終有一天可以出版。她原来的筆記本已經用完了，開始寫另一本活頁簿。她為屋子裡的所有人起了假名：范·佩尔斯一家成了Hermann van Daan、Petronella van Daan、Peter van Daan；弗里茨·普菲菲成了Albert Düssell。奧托·弗蘭克用了稱為「A版本」的安妮原本的日記，和稱為「B版本」的安妮修改了的日記，出版了《安妮日記》的初版。他去掉了若干篇章，其中大多數是用不敬的詞語形容他太太的，和一些形容安妮對性的興趣的篇章。他将他們一家在日记中的假名恢复为真名，但其他人依然沿用假名。

他把日記交給歷史學家安妮·罗迈因（Anne Romein），但她想出版日記的嘗試卻都不成功，于是她把日記交給丈夫、歷史學家扬·马里乌斯·罗迈因（Jan Marius Romein）。后者寫了一篇關於日記的文章，叫「一個小孩的聲音」（"Kinderstem"），於1946年4月3日刊在《言语报》（Het Parool）上。他寫道：「日記結結巴巴地道出了一個小孩子的心聲，體現了法西斯主義的可怕，連紐倫堡審判都不及它。[33]」他的文章引來了出版商的注意。1947年日記出版，[34] 1950年再版。在美國，日记于1952年首次出版，書名為Anne Frank: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安妮·弗蘭克：一個少女的日記》）。在法國、德國、美國，日記的刊行都大受歡迎；但英國卻是個例外，1953年便已停印。在日本，此書的發行極受关注及好評，初版賣出逾100,000本。安妮·弗蘭克在當時的日本也成為戰時受害的年輕一代的象徵人物。[35]

後來阿尔伯特·哈克特（Albert Hackett）和弗朗西斯·古德里奇（Frances Goodrich）把日记改編成舞台劇，於1955年10月5日在紐約首次公演，後來贏得了普利策奖。1959年，日記被拍成電影《安妮日記》，無論是評論還是票房都很好。日久年深，日記的受歡迎程度也與日俱增，在很多學校，尤其是在美國，它被列入學校正規課程中，安妮也因此而不断被介紹給新一代讀者。

1986年，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發表了所謂的「評論性版」日記。它包括了所有已知版本的比較，已修訂和未修訂的都包含在內。它也包括了對日記真實性的討論，和附加的有關這個家庭和日記的歷史資料。[36]

1999年，安妮·弗蘭克基金会的前主席和美國大屠殺紀念教育基金会的主席科内利斯·绍克（Cornelis Suijk）宣佈他擁有被奧托·弗蘭克在出版前拿走的五頁日記；绍克說奧托·弗蘭克在1980年臨終前把這幾頁給了他。這幾頁記下了安妮對父母關係緊張的婚姻的批評，和她母親對她的漠不關心。[37]

當绍克打算出售那五頁日記以替他的美國基金会籌款的時候，惹起過一番不小的爭議。手稿的正式主人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要求绍克交出手稿。2000年，荷蘭教育、文化及科學部同意捐300000美元給绍克的基金，2001年，手稿回到他們的手上。此後，五頁手稿均被收入日記的各新版本中。

[编辑] 對安妮與日記的正面評價

戰後在阿姆斯特丹的安妮舊居內，重新放置了用作屏蔽"后宅"的書架。

這本日記高度的文學價值一直倍受世人重視。美國知名劇作家梅耶·莱文（Meyer Levin）曾以「有著嫓美長篇小說的張力」[38] 來形容安妮的寫作風格，並受到日記的啟發和感動，在日記出版後不久便與奧托·弗蘭克合作把日記內容改編為舞台劇。[39] 著名美國詩人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也曾表示，日記內容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不僅描述了青春期的心態，而且「細緻而充滿自信，簡約而不失真實地描述了一個孩子轉變為成人的心態。」

在日記的美國版中，埃莉諾·羅斯福（即美國前第一夫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序言中寫道：「在我曾閱讀過的書籍中，這是對戰爭影響的描述最為現實和聰慧的記載之一。」美國前總統約翰·肯尼迪在1961年一次演說中提到：「在歷史上眾多在重大痛苦和損失之時為人性尊嚴发言的人當中，沒有誰的聲音比安妮·弗蘭克的更鏗鏘有力。」（"Of all the multitudes who throughout history have spoken for human dignity in times of great suffering and loss, no voice is more compelling than that of Anne Frank."）[40] 同年，蘇聯作家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也認為，「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萬（猶太）人心聲的書，縱使這不是甚麼雄壯偉大的史詩，只是一本普通小女孩的日記。」[41]

安妮也被認為是一個有高度寫作水準的作家和人道主義者，同時也被廣泛視為納粹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以及迫害主義的象徵。美國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頓於1994年接受埃利·维瑟尔人道主義獎時的演說中提到，安妮的日記「喚醒我們不要再作出愚蠢的岐視行為」（指當時於薩拉熱窩、索馬里和盧旺達的種族戰爭和屠殺）。[42]

1994年，在獲得安妮·弗蘭克基金会頒授的人權獎後，纳尔逊·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發表講話。他說在读了安妮的日記後，「从中獲得許多鼓勵」。他把自己對種族隔離的反抗和安妮對納粹的反抗相提并论，並以「因為這些信條都是完全錯誤的，也因為古往今來，它們不断被和安妮·弗蘭克相似的人挑戰，所以它們必定會失敗。」[43]

同樣於1994年，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在回應怎樣面對當時東歐國家在蘇聯解體後的政治與社會變化時回答說：「安妮·弗蘭克留給後人的精神至今仍在，並且對我們仍然具有重要意義。」藉此表示自己的理念。[40]

義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曾經表示安妮·弗蘭克之所以被廣泛認為代表了在二戰中數以百萬計受害的民眾，是因為「接受安妮·弗蘭克的故事，比起接受那成千上萬與她一樣的受害者來的容易。也許這樣比較好吧，人們總不能活在成千上萬悲慘故事的陰影下。」而奧地利作家梅莉莎·穆勒（Melissa Müller）在她的撰寫的安妮·弗蘭克傳記的後記中，也提到相似的想法，並且試圖消除公眾對「安妮·弗蘭克代表著六百萬納粹集中營受害者」的誤解。她寫道：「安妮的生命與死亡都是她的命運，而那六百萬受害者也有著自己的命運。所以她不能代表那六百萬被納粹奪去的性命，他們也有著自己與別人不同的命運……但她的命運，依然使我們明白大屠殺對猶太人的影響是如此廣泛，如此深遠。」[44]

安妮的父親奧托·弗蘭克餘生都致力於維護安妮留下的一切。他曾表示「這樣給我的感覺很奇怪。通常在正常的家庭關係裡，都是子女承受著父母知名所帶來榮譽和負擔，而我卻恰好相反。」而他也提到了出版商解释日記何以如此暢銷的说法。「他們說，日記觸及的日常生活細節是如此的廣泛，致使幾乎每個讀者都能在日記中找到觸動自己的共鳴。」著名的「納粹獵人」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認為，安妮的日記大大提高了公眾對那些在紐倫堡審判中已被確認的屠殺罪行的注意和認識，因為「人們都認識這個女孩。人們都知道大屠殺對她的影響，這也是在我的家庭、你的家庭也發生著的事，所以人們都能明白這個罪行的影響。」[45]

1999年6月，美國時代雜誌出版了一期題為《TIME 100：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TIME 100：Heroes & Icons of the 20th century）的特別刊，安妮·弗蘭克獲選。編者罗杰·罗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對她的貢獻作出了這樣的評價：「安妮的日記燃起了所有人對她的熱情，她使人們認識到大屠殺、反猶太主義，也使人們認識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更成為現代世界的精神象徵－不論是在受著各式各樣影響的個人精神道德上，還是在堅定人類對生存的渴望上，以及對未來的憧憬上。」他同時表示，當人們敬重安妮的勇氣與實事求是的態度時，她對自身的分析能力與寫作能力亦使人欽佩，「她的聲譽所以能長存不朽，主要是因為她具有高度的文學水準。不論从甚麼年齡來看，她都是一個水平極高的作家，能在當時殘酷的現實環境下寫出了如此優秀的作品。」[46]

[编辑] 對安妮與日記的負面評價和訴訟

日記自1950年代起受到公眾關注後，批評與質疑也開始不斷出現。有著作申述了這些批評，最早的著作來自瑞典及挪威。在這些負面評價中，有人質疑日記的作者不是安妮·弗蘭克，而是劇作家梅耶·莱文。[47]

1958年，當安妮日記改編的舞台劇在維也納上演時，出席的西蒙·維森塔爾受到一群抗議者的滋擾。那些抗議者认为安妮·弗蘭克这个人實際上不存在，並向維森塔爾挑釁，要求他找出當年逮捕安妮的軍官以資證明。後來維森塔爾於1963年找到了當時的警察卡爾·西爾貝鮑爾，在會談中，西爾貝鮑爾對當時的罪行直言不諱，並在一張被他逮捕的人的相片中認出了安妮·弗蘭克。他还供認了整個逮捕過程，也記得在過程中曾翻倒了一個装滿紙張的公文包。這些證詞後來全被其他目擊證人，包括奧托·弗蘭克予以證實。這次事件也平息了對安妮·弗蘭克存在与否的質疑。[48]

除此以外，有批評者提出了對作者的新質疑。这些批評者認為，安妮的日記實際上是親猶太組織的宣傳品，而奧托·弗蘭克亦被指為騙子。1959年，奧托·弗蘭克於德國呂貝克對一名曾為希特拉青年團成員的教師洛塔·斯蒂劳（Lothar Stielau）提起诉讼，控告該名教師在校報上詆毀日記為贋品。後來奧托又同時控告了在呂貝克一份報紙上刊登来信支持斯蒂劳的海因里希·布德贝格（Heinrich Buddeberg）。開庭審訊後，法庭分析了日記的手稿，在1960年確認日記筆跡與已知的安妮·弗蘭克筆跡相同，並確定日記為真品。法庭判決後，Stielau撤回其言論，而奧托·弗蘭克也沒有繼續追究。[47]

1976年，奧托·弗蘭克控告法蘭克福的海因茨·罗特（Heinz Roth），指他印發詆毀日記為贋品的小冊子，法庭其後判決海因茨·罗特罰款500,000馬克及監禁6個月。罗特其後提出上訴，但他於1978年去世，而翌年上訴也被駁回。[47]

1976年，奧托·弗蘭克也對恩斯特·罗默（Ernst Römer）提起訴訟，指他印發一本名為《暢銷書〈安妮日記〉的謊言》（ The Diary of Anne Frank, Bestseller, A Lie）的小冊子。此案在法庭審訊時，一個名叫艾德加·盖斯（Edgar Geiss）的人在庭上派發此本小冊子，結果他也被起訴。法庭其後判決罗默罰款1,500馬克，[47] 而盖斯則被判監禁6個月。在上訴後刑期雖然獲得減少，但此次案件卻因為奧托·弗蘭克後來對刑期的再度上訴，超逾了當地有關誹謗的法律规定範圍而結束。[49]

在奧托·弗蘭克1980年死後，安妮的日記，包括書信與分散的頁紙，按他的遺願被轉交予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50] 研究所後來在1986年委托荷蘭司法部對日記進行司法科學鑑定。司法部分析了日記的筆跡並與過往案例作了對比，證實筆跡吻合，而且日記上的紙張，漿糊與墨跡亦被確認為與日記撰寫年代脗合，最後安妮的日記正式被荷蘭司法部確認為真跡。後來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綜合研究結果與原稿及其他資料，出版了所謂的「評論版」。1990年3月23日，德國漢堡地方法院對此版日記進行了確認。[36]

1991年，兩位大屠殺否定派學者罗贝尔·福利松（Robert Faurisson）與西格弗里德·维贝克（Siegfried Verbeke）出版了一本名為The Diary of Anne Frank: A Critical Approach（《安妮的日記：一个批判性进路》）的书。這本书宣稱日記由奧托·弗蘭克撰寫，並提出日記內容有不少矛盾，質疑躲藏在后宅的可能性，以及文章風格及文筆與同年齡的青少年有別等問題。[51]

1993年12月，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蘭克之家與瑞士巴塞爾的安妮·弗蘭克基金会，就上述著作動用民法，申请禁止該書在荷蘭的進一步印發。1998年12月9日，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按原告要求，禁止任何否定日記及其內容真實性的印刷品出版，違者將被罰款25,000荷蘭盾（約11350歐元）。[52]

[编辑] 安妮與日記的精神與物質遺產

安妮·弗蘭克的紀念石像，於阿姆斯特丹西教堂
多琳·克恩（Doreen Kern）所作的真人大小的安妮·弗蘭克半身像，於伦敦大英图书馆

1957年5月3日，一群阿姆斯特丹市民，包括奧托·弗蘭克，成立了安妮·弗蘭克基金會（Anne Frank Stichting）以拯救有被拆卸危險的后宅（舊Opekta公司大樓），並把大樓改建為安妮·弗蘭克之家。安妮·弗蘭克之家於1960年5月3日对公眾開放。这家博物館由Opekta公司的貨倉與辦公室和后宅兩部分組成，所有的家具都已經被移走，使訪客能自由移動。而后宅前住客的一些個人物品則仍被保留，如安妮貼在牆上的影星照片，奧托·弗蘭克在牆紙上標示女兒身高的线条，還有一幅記錄著盟军军事进展的地圖，這些東西仍然保存完好。在彼得居住过的房間裡，有一條通往旁邊樓房鄰居處的通道，也被基金會買下來併入博物館。這些房屋用作收藏安妮日記，展示當時納粹迫害犹太人的影響，以及當代世界反對種族岐視暴力。安妮·弗蘭克之家已成為阿姆斯特丹的一個重要的旅遊景點，2005年全年接待了965,000名遊客。博物館还提供網上導覽，并舉辦了国际流動展覽。截至2005年，已有歐洲、亞洲、北美洲及南美洲的32個國家舉行過展覽。[53]

1963年，奧托·弗蘭克與他的第二任妻子艾尔夫丽德·盖林格-马科维茨（Elfriede Geiringer-Markovits）成立了安妮·弗蘭克基金會（Anne Frank Fonds），在瑞士巴塞爾设立總部。基金會籌募捐助經費使博物館「看來好一點」。奧托·弗蘭克在遺嘱中表示把日記的版權留給基金會，但附帶條款是每年需在版權所得收入中撥出80，000瑞士法郎予他的繼承人，其餘收入則由基金管理人決定如何使用。基金會現在使用這筆收入每年定期捐助給一個名為「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計劃以作醫療用途。基金會亦致力教育下一代反對種族岐視暴力，曾在2003年借出安妮的部分手稿於美國大屠殺紀念館公開展覽。在同年的年度報告中，基金會也指出它們於德國、以色列、印度、瑞士、英國及美國亦開展著同樣的計劃。[54]

安妮一家在1933年至1942年間曾經居住於荷蘭Merwedeplein的一所房屋。该房屋於本世紀初仍為私人所有，直至一部電視紀錄片公開才開始受到公眾關注。雖然長期沒有得到保護及維修，但這所房屋被一家荷蘭房屋公司收購後，房屋公司根據以往弗蘭克一家的照片與安妮在信件中對家具、環境等的描述，成功将该房屋恢复到1930年代的舊貌。在这一過程中，安妮·弗蘭克之家的Teresien da Silva與安妮的表弟Bernhard "Buddy" Elias亦提供了不少意見。該房屋已於2005年重新投入使用，因各种原因而不能於原居地寫作的作家可以在被選中后在此棲身。每名被選的作家都有一年期限於屋內居留或工作。首名被選的作家是阿爾及利亞籍的小說家马赫迪·Acherchour（El-Mahdi Acherchour）。[53]

2007年6月，安妮的表弟Bernhard "Buddy" Elias捐贈了約25000件家居文件予安妮之家博物館。這些文件包括弗蘭克一家在德國與荷蘭拍下的照片，以及奧托·弗蘭克1945年将前妻與女兒於納粹集中營中死去的消息告知母親的信件。[55]

以安妮·弗蘭克的生命、日記、作品為靈感，後世也創作了大量以她為參考，或以她為主題的文學、音樂、電視及其他媒體作品。

[编辑] 註釋

  1. ^ 她作為猶太人於1941年被納粹德國取消德國國籍，而她曾於1944年5月22日的日記表示希望入籍荷蘭。
  2. ^ Anne Frank - The Biography, p. 143, 180–181, 186
  3. ^ Anne Frank - The Biography, Family tree，Chapter One
  4. ^ Anne Frank - Beyond the Diary - A Photographic Remembrance，p. 10
  5. ^ The Biography of Anne Frank - Roses from the Earth, p. 17
  6. ^ The Biography of Anne Frank - Roses from the Earth，pp. 20–23
  7. ^ Van der Rol and Verhoeven, p. 21
  8. ^ Anne Frank - The Biography，p. 131
  9. ^ Anne Frank - The Biography，pp. 129–35
  10. ^ Anne Frank - The Biography，pp. 128–130
  11. ^ The Biography of Anne Frank - Roses from the Earth，p. 96
  12. ^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 The Definitive Edition, pp. 1–20
  13. ^ Anne Frank - The Biography，p. 153
  14. ^ Anne Frank - The Biography，p. 163
  15. ^ The Biography of Anne Frank - Roses from the Earth, pp. 105–106
  16. ^ Inside Anne Frank's House: An Illustrated Journey Through Anne's World，pp. 45 and 107–187
  17. ^ The Biography of Anne Frank - Roses from the Earth，pp. 113–115
  18. ^ The Biography of Anne Frank - Roses from the Earth，pp. 120–21
  19. ^ Anne Frank - The Biography，p. 194
  20. ^ Barnauw，David and Gerrold van der Stroom. Who Betrayed Anne Frank? (PDF).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War Documentation，Amsterdam. 2003-4-25 [2007-11-12]. 
  21. ^ Anne Frank - The Biography，p. 233
  22. ^ Anne Frank - The Biography，p. 291
  23. ^ Anne Frank - The Biography，p. 279
  24. ^ Inside Anne Frank's House: An Illustrated Journey Through Anne's World，p. 196。包括一個火車運送人员的名單，內有四位弗蘭克家成員的名字。
  25. ^ Anne Frank - The Biography，pp. 246–247
  26. ^ Anne Frank - The Biography，p. 252
  27. ^ Anne Frank - The Biography，p. 261
  28. ^ Anne Frank Life & Times. Anne Frank Center, USA [2007-02-02]. 
  29. ^ Typhus. Betrayed. Anne Frank Huis: 5 [2007-02-02]. 
  30. ^ Holocaust Encyclopedia - The Netherlands.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200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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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 53.0 53.1 Anne Frank House，Annual Report 2005 (PDF). Anne Frank Huis. 2006-3 [2007-12-03]. 
  54. ^ Anne Frank-Fonds: 2003 annual report. Anne Frank Huis. 2004-7-1 [2007-12-03]. 
  55. ^ Max, Arthur. Anne Frank's cousin donates family files. The Washington Post. 2007-06-25 [2007-12-02]. 

[编辑]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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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rank, Anne and Netherlands State Institute for War Documentation (1989). The Diary of Anne Frank, The Critical Edition. Doubleday. ISBN 0-385-24023-6.
  • Lee, Carol Ann. The Biography of Anne Frank – Roses from the Earth. Viking Press. 2000. ISBN 0-7089-9174-2. 
  • Müller, Melissa Das Mädchen Anne Frank [Anne Frank: The Biography], Kimber, Rita and Robert (translators)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9 [1998] ISBN 0-7475-4523-5 OCLC 42369449 (German).  ; 附有Miep Gies的注释。
  • van der Rol, Ruud; Verhoeven, Rian (for the Anne Frank House); Quindlen, Anna (Introduction); Langham, Tony & Peters, Plym (translation) (1995). Anne Frank – Beyond the Diary – A Photographic Remembrance. Puffin. ISBN 0-14-036926-0.
  • Westra, Hans; Metselaar, Menno; Van Der Rol, Ruud; Stam, Dineke (2004). Inside Anne Frank's House: An Illustrated Journey Through Anne's World. Overlook Duckworth. ISBN 1-58567-628-4.
  • Jacobson, Sid and Colón, Ernie (2010). Anne Frank: The Anne Frank House Authorized Graphic Biograph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ISBN 978-0-8090-2685-2.

[编辑]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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