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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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是西周的重要政治制度，这种宗法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核心是嫡長子繼承制。这种制度起着维护西周政治等级制度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世袭周王称天子，为天下政治共主，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天子的其它诸子可被分封为诸侯，君位亦传给嫡长子。诸侯其它诸子则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之位亦传位嫡长子，其余诸子为贵族阶层的最低等级——没有封国和采邑的士。这些世袭嫡长子成为各级政权的首领。
周人很早就有建造宗庙习惯，宗庙安置有代表祖先的木主，里面分建多少个“庙”则取决于宗主的等级地位。宗庙除了祭祀，还可以举行重大典礼、决定重大事情，具有礼堂的性质。这中对祖先的尊敬，加强了宗族内部的团结，稳定了社会结构。与宗庙制度相辅相成的还有族墓制度，西周、春秋时代，贵族和国人都被集体安葬于公共墓地。按礼，除了凶死者外，所有族人都应葬于族墓。宗主有紧急的事情，有时也要去族墓报告祖先。
在西周时代，“姓”和“氏”是两个概念，“姓”表明血统，“氏”则为“姓”的分支。贵族在幼年时由父亲题取“名”，“字”则是成年后“冠礼”或“笄礼”时所取。男子的“字”全称有三个汉字：第一字表长幼行辈（伯、仲、叔、季等），第二字任意，末一字为“父”字。女子的字全称的末一字则为“母”或“女”，第一字后标明“姓”。由于全称过于复杂，故习惯上省略末尾的“父”或“母”。这种姓氏名字制度能够很好的起到确定血统、长幼、尊卑的作用。
与氏族社会相类，周代贵族禁止同姓通婚。但是各等级的贵族又必须在同等级之内迎娶异姓女子，天子、王姬则可与诸侯通婚。贵族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生育的后代则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但是在早期并没有被严格的执行）。嫡长子继承制起到了稳固部族、防止内乱的作用。西周脱胎于氏族社会，各宗族由族长或管理。天子是天下的大宗、诸侯是本国的大宗、卿大夫则是本家的大宗，掌管采邑人民和土地，各种宗族组织构成了由上至下的层层统治结构。各级贵族都拥有军队，由族长统领。族长还是宗庙的主祭者、宗族成员的庇护者。各国的卿大夫掌管着军政大权，还有家臣助其打理各种事务。“室老”负责族长财务，“宗老”掌管各种礼仪，“宰”帮助处理政务，还有各种服务卿大夫生活的家臣。家臣对“家”的利益必须绝对的效忠。
宗法制的缺點在於諸侯國權力會日漸膨脹，尾大不掉。周天子對其采邑的控制權則逐漸喪失，公、侯、伯、子、男的襲爵漸漸由天爵轉變成人爵。西周時諸侯國領土大多很小，有的封國只是一個城。但東周以後，周天子地位大不如前，各諸侯互相吞併，仍至於形成春秋五霸，成為和周王室分庭抗禮的獨立王國。
[编辑] 宗法制度对现代中国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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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制实际上是以种群为区分的缺乏自我存在意识的团体，这是一种原始的组织结构，但就是这种原始的结构至今还影响着现代中国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如果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就不难发现诸多所谓“中国特色”现象的精神根源。
中华文化君、臣、父、子，看似经纬万端无非就是一个“德”字，而这种“德”就始自于宗法制。宗法制习惯依托于道德去组织和管理族群，因为他们发现在对族群的管理中法律显然过于迂腐和呆板，但往往在道德的干预下，许多事情的处理不但能变得高效，而且更灵活且具备相当的延续性。因此社会成本最低的“道德”成为了宗族制度的首选管理方式。现代社会我们观察生活，依然不难找到这种道德标志和体系，“尊老爱幼”，看似民族美德，其实与“君臣父子”并无二致，而“君臣”与“尊老”也并无二致。现代社会君臣之尊卑虽已破（已破？），但父子与尊老的道德关系依然牢固，这种看似天经地义的道德价值，其实其内在逻辑与君臣之尊卑无异。
所以在此建制下繁衍出言諫制度，而言諫制度不以宗法，而以法律與仁義作爲首，下者可諫上，故有曰當仁不讓，就算君臣，父子，師生當遇上違背之事，亦以律義當頭，成爲中國獨有的制度。而言諫制度亦規範天子之諭，下臣可以當朝律例，阻止皇帝進行違反律法的行爲。然而于西洋社會上从來无此制，以致欧洲社會一直処于封建社會直至工業革命。
[编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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