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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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閎
Yung Wing
Yung Wing Frontispiece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1909 FRD 4814.jpg
《西學東漸記》卷首插圖(1909年)
出生 1828年11月17日
 大清帝國廣東香山縣南屏村
逝世 1912年4月21日(83歲)
 美國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
国籍  大清帝國(1828-1909)
 美國(1852-)

容閎英语:Yung Wing,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廣東香山縣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鎮)人,中國近代史上首位留學美國學生,亦為首名於耶魯學院就讀之中國人,後又創設幼童留美計畫,世人稱他為中國留學生之父。1876​​年,美國耶魯大學授予容閎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以表揚他對於中國美國之間文化交流的重大貢獻。

容閎年輕時便曾與太平天國打交道,後來又連續參加了自強運動戊戌維新君主立憲運動、與興中會革命等,在滿清的最後六十年之中,從太平天國開始,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每一個最重要的運動裡都能發現他的身影。

容閎在1900年八國聯軍時期發生的自立軍起義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此事件在激發中國人政治思想轉變上有所關鍵作用、又對隨後的惠州起義造成了重大影響。這段時期正是革命歷史中最重要的轉捩點之一,容閎就在這個思想轉變臨界點時期裡,開始對革命有了新的認識,使得他周圍許多維新黨人同受啟廸,同感保皇主張業已過時。他自己也從此開始,真正與孫文的革命事業產生聯繫,並在多年的參與和奮鬥後,親身見證了中國革命的成果,在有生之年看到孫文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西學東漸記[编辑]

紐約協和神學院所珍藏的金字壓印《西學東漸記》.

一般人對容閎生平的了解,絕大部份是來自他的自傳《西學東漸記》[1]。此書容閎用英文寫作,題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於1909年在美國出版。自傳從1828年容閎出生於廣東香山縣開始,內容詳述了這位「中國第一位留學生」的求學經歷,講到他如何進入南京,曾與太平天國洪仁玕討論如何將西方科學引進中國,又敘述他如何在自強運動中得到曾國藩李鴻章的支持,終能以公費選送幼童赴美留學。全書共二十二章,容閎僅在最後一章中輕描淡寫地提到1897年的維新變法戊戌政變,並在述及他因為參與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計畫而遭清廷通緝後,一語帶過1900年曾在上海召開過中國議會,自傳便戛然而止。[2]

《西學東漸記》於1909年在美國出版,內容卻只寫至1898年為止。1898年「變法維新」失敗以後,中華志士為了拯救即將被列強瓜分的家園,在全中國廣大的土地上拋頭顱、灑熱血,有些人支持君主立憲,也有許多人堅持要革命。書出版時離1911辛亥年只差兩年,但容閎卻對1898至1909中整整11個年頭裡發生的事,在自傳中不著一字。事實上,當容閎寫這本自傳時,他早已成為了一個革命者。他當時以80歲高齡還在籌備中國紅龍計劃,忙著幫孫文籌款起義,這些事情都必須在地下進行,當然不能將相關的一丁點計畫內容、人物、地點等公之於世。既然不能講革命,容閎乾脆連他在自立軍起義一事中的角色也都避而不談;而為避免麻煩,索性連戊戌政變也一併輕輕帶過。[3]

幼年[编辑]

1835年,七歲的容閎跟隨父親前往澳門,並於是年入讀當時仍附設於倫敦婦女會女校之馬禮遜紀念學校(Morrison School),由獨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屬荷蘭傳道會)之夫人負責教導。1839年中英交惡,郭夫人因此離開澳門,但容閎仍於馬禮遜紀念學校中就讀。同年美國教育家勃朗(Rev. 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師抵達澳門,馬禮遜紀念學校正式獨立。1842年,由於香港割讓英國,故馬禮遜紀念學校遷往香港,容閎亦隨之遷往香港繼續學業。1847年,勃朗牧師返回美國,離開時帶同容閎、黃寬黃勝三人前往美國留學。其後只有容閎一人留在美國升學,黃勝因病返港,而黃寬則於1849年轉讀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容閎赴美後於麻省孟松預備學校Monson Academy)就讀,1850年畢業後考入耶魯學院,為首名於耶魯學院就讀之中國人。1852年,容閎入籍美國。1854年獲文學士畢業,其後返回中國,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在洋行任职后,自营商业,旋投入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

自強運動[编辑]

容閎曾經进入南京,與太平天國洪仁玕會面,提出以西方文明引入中國的「治國七策」,洪秀全則授予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最後容閎拒絕賜封離開。他後來先後在廣州美國公使館、香港高等審判廳、上海海關等處任職。

洋务运动之幼童留学[编辑]

经过3个月的海上颠簸,1855年3月,容闳在香港登陆。如何去选派留学生出国呢?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甚至连国语都忘得差不多了!实在无奈,先往广州学习中文,后往香港谋生,盼有朝一日能遇到清廷的显宦,说服他们往美国派留学生。辛苦奔波了一年多,一无所获。于是又来到了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译书,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经过七八年的闯荡,容闳已经颇有名气,深得那些洋务官僚的赏识。

1863年曾国藩致函容闳,“亟思一见”。于是,容闳被收留在曾国藩的门下,帮曾办洋务事业。1870年,容閎倡議派幼童前往泰西肄業之計劃,獲其好友丁日昌之贊成,並且得到曾國藩李鴻章的支持,成立「駐洋肄業局」。1872年,120名幼童分批前往美國留學。但隨後之數年,駐美公使陳蘭彬不斷地要求撤回學生,與容閎爭論不休,李鴻章從中調停。

曾国藩和李鸿章计划先向美国派120名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决定选10到16岁的幼童出国;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留学年限为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如果在今天,这样优越的条件,难得的机会,不知有多少人会千方百计去争取出国。但在那时,绝大多数人对出国留学视为危途,尤其是美国,离中国遥远,不少人认为那是个非常野蛮而不开化的地方,甚至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特别是将十来岁的儿童送出国,一别就是15年,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让一般家长难以接受。所以,容闳使出全身解数,就是招不到这30名幼童。于是他不得不返回老家香山县动员说服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有招满,最后在香港又招了几名,才凑足30名,于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赴美。以后的三批90名学生,虽然招收时遇到的困难稍小一点儿,但同样艰难。不过,由于容闳的执著,120名幼童如期派到了美国,终于打开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大门。这120名幼童多数来自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这和当时中国的开放格局完全吻合。

幼童们怀着寂寞、凄凉、悲哀但又兴奋、好奇、激动的复杂心情来到了万里以外的新大陆。当他们从美国西部乘火车去东部的时候,幼童们欢呼雀跃,高兴不已;再看到印第安人插着羽毛的奇装异服,成群的野牛在山谷中奔跑,他们更无法抑制心中的快活。到达东部城市哈特福特后,一系列困难就接踵而来,幼童们兴奋的心情顷刻挥之而去。扑面而来的是语言问题,没有经过英语训练,无法和美国人交流,而且将他们三五人一组分到了美国友人家里,生活上更摸不着门道。他们的女主人出于爱怜,常常见面就抱起来亲他们的脸颊,这些幼童个个满脸通红,不知所措。

礼拜天房主人带他们去教堂,他们想拒绝又不好张口,只好偷偷地溜走,因为清廷明确规定他们不许信仰基督教。这自然破坏了他们和房主人的友好感情。至于西餐,他们更吃不惯,饿肚子在所难免。带队的清廷官僚自带了一些腌黄瓜,没几天就被幼童给偷吃光了。刚到美国的幼童一身中国打扮,瓜皮帽,蓝缎褂,崭新的黑布鞋,油亮的黑大辫,特别引起美国人的好奇感。幼童一上街,就会有一群美国小孩子跟在后面围观,有的还高喊:“中国女孩子”!让这些中国幼童非常难堪,有的急得直哭。学习上的问题也很多。他们要补习英文,还要集中起来学汉语,每周写一篇作文,如果写不出来,汉语先生会打屁股。现存的幼童们写的一些作文,可以发现他们那时的中文水平很低。每次学汉语,首先必须脸朝中国方向向清朝皇帝朝拜,然后再给孔老夫子的画像叩头,给师长请安。稍不听话,就会挨罚。幼童们到美国,带给他们的就是这样枯燥而缺少自由的留学生活。

经过两三年的英语补习,多数幼童可进学校学习了,清朝官吏对他们的管制也相对减少了。在美国的小学、中学,幼童们接受的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加上小孩子特有的适应能力,他们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很多美国学生也喜欢和他们交朋友。幼童们初来美国时那种生活上的困惑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中国人聪明好学、刻苦奋斗的天性,使这批幼童个个学习用功,成绩优良。有的因为用功过度,常常病倒,有三位积劳成疾,客死美国。比起在国内求学来,这些幼童的负担要重得多。除了繁重的功课外,他们还要接受中文教育。到1880年,多数幼童已经中学毕业,个别的如詹天佑等考入了大学,还有一些进入中专或其他职业学校学习,成材在望。但新的政治危机一天天在增加。

然而1881年,留學之事出現變數。李鴻章本欲該批學生進入軍校就讀,但美國政府當時只允許日本人就讀軍校,而拒該批學生於外,陳蘭彬故主張全撤留學生。無奈下李鴻章本打算讓學生們於美就讀其他學校,速成回國,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誤會其意而下全撤之令,因此「駐洋肄業局」被迫停辦,留美學生於出國十年後被迫返國。1876​​年,美國耶魯大學授予容閎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以表揚他對於中國美國之間文化交流的重大貢獻。他的畫像懸掛在耶魯大學名人堂,與同樣畢業於該校的喬治·沃克·布殊比爾·克林頓等政界名人肖像並排一起受學生瞻仰。

清政府派留美幼童的如意算盘是,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幼童们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特别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讲,非常容易“美国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幼童不愿穿中式服装,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尤其是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既麻烦,又常遭人白眼,不少幼童索性把辫子剪掉,见清廷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众所周知,在清朝,辫子不是简单的装束问题,而是是否忠于清廷的政治问题。当清廷官吏发现有的幼童剪掉了辫子,就一面严厉管教,一面上奏清廷。清政府自然对这批留美幼童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还有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诵圣经,做礼拜,十分虔诚。几个极端分子还暗地里组成了“中华归主团”,提出“中华帝国基督化”。这更是清政府不能容忍的。为惧怕这批幼童到美国后信了洋教,清廷曾三令五申不许幼童进教堂,结果还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

幼童们从小学到中学,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数年之后,他们渐渐地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失去了兴趣,对孔夫子也不那么崇拜,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遵守了。反而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十分迷恋。个别的幼童还和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自由恋爱。现存的几位留美幼童所写的情书,充满着缠绵悱恻而情真意切的炽热情感。充满青春活力的幼童们还特别好动,他们参加各类体育活动,经常出没于篮球和足球场上,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棒球队了。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组织的耶鲁大学划船队,曾多次在比赛中击败了哈佛大学队。在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眼里,幼童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他在《西学东渐记》里说:“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熏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故态。……况彼等既离去中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睦,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但是,和他一起负责管理留美幼童的清廷守旧官僚却视幼童的这种新变化为大逆不道,处处给幼童们出难题。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了。最后不得以1881年将幼童凄然撤回而告终。

按照容闳的本意,是让留美生一年一年地派下去,至少坚持百年,就能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一批高级人材。为此,他恳请清政府批准,斥资4万3千美元,在哈特福特建造了一座三层楼房,作为选派和管理留学生的办公用房。1875年楼房竣工后,容闳等人就搬入此楼办公,同时还有一些专供住宿的宿舍和学习汉语的教室,幼童们可以定时来这里上中文课。这大大便利了留学生的培养。但万万没有想到,由于政见不同,这座楼成了领导留学生的这些清廷官僚经常吵架的场所。由于清廷对容闳的信任程度有限,所以只让他担任留美生副监督,遇到好多重大问题还是由监督说了算。

1876年,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容闳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吴支持洋务事业,还有一定的英语水平,但思想开放度不高,行为古怪,官僚习气严重,对派留学生常持异议。他一上任,就将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引起多数留美生的不满。他尤其对一些幼童信奉基督教不满,下令开除了两名信教者,并勒令二人回国。这两名幼童知道回国后没有好果子吃,就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转往异地上学。后来却成了很有成就的名人。吴子登还增加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进行封建道德礼仪教育,对剪掉辫子者严惩不怠,甚至杖责。一时间搞得留美幼童人心惶惶,怨声载道,最后在幼童们的心里反而激起了一种逆反心理,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服从容闳一个人的。这更使吴子登怒不可遏,视容闳为仇敌。容吴二人常常吵翻,很少平心静气地去讨论问题。令人不安的是,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经常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美国化”,如何不听管教;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如何失职。而容闳毕竟不大懂中国政治,从来没想到向清政府写奏折,或给李鸿章写信讲明情况。这样时间一长,清廷即对吴子登的话信以为真。连曾纪泽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材。所以当1881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的时候,迅速得以批准。于是,吴下令,所有幼童从1881年8月21日起,分三批,启程回国。

幼童被撤回的消息,无论对容闳,还是这些幼童,乃至教育幼童的美国老师和朋友,都似晴天霹雳。因为,再过四五年,有一些幼童就要大学毕业,其他的一部分也会陆续升入大学,真是眼见成熟的果子被硬给剥掉了!耶鲁大学的朴德校长联合一批美国友人致信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理有据地指明了撤回留学生的错误,并要求改正。但清政府从政治着眼,还是将幼童撤回来了。除了病故和设法留美不归者外,94名幼童平安抵达上海,像犯人一样被关在了一所学堂里,连中秋节都不许外出。幼童们讲:“只有睡觉,似乎让死亡结束一切痛苦和折磨”。经过数天的“关押”,终于等来了长官的训话,并随意将他们分配了工作。例如学工程的詹天佑却派往广州教英语。然而,这批人毕竟学到了一些先进技术,高人一筹,经过他们个人的努力,到20世纪初年,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据笔者初步统计,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总之,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我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的成就见证了容闳的历史眼光,也成为了他对祖国母亲最好的报答。

戊戌維新[编辑]

從1862年開始,容閎便親身投入了自強運動(洋務運動),要將西方的知識引進中國。雖說其努力全遭到愚昧卻有效的腐敗官僚系統的排擠與掣肘,讓他處處碰壁,但他仍屢挫屢起,熱心不減。但在1881年,清朝官吏的無知、無能、與無用竟使容閎主辦的小留學生運動在施行十年後流產,終於讓容閎看清了僅以科學西化來救國之困難。在產生無力感之餘決心將注意力開始放在政治改革上,希望能從根本做起,真正有效地改變中國的前途。但類似的挫折接連而來,迫使他稍後在居留美國的妻子重病之際,於1883年失意地回美國照顧她,並在1886年妻子過世後繼續在美獨自教養兩個幼子。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容閎因不忍心隔洋看著祖國滅亡,應召遠赴倫敦向外國商借軍費,雖所謀因李鴻章與張之洞的躊躇不決而失敗,1895年他仍再次回到中國,並於定居上海之次年上奏朝廷讓他在中國設立國家銀行,結果還是好事多磨,因盛宣懷居中破壞而不了了之。

甲午戰爭開打不久即決勝負,雖然中國的大敗讓容閎對救國幾乎徹底絕望,但也同時讓他有機會在1895年認識了康有為梁啟超。這三個口操同樣方言,又在救國認知上產生共識的老同鄉之遇合,總算又為容閎在政治改革的抱負帶來了另一契機。[4] 中國與日本同在幾十年當中努力於西化,且同樣是想「師夷長技以制夷」,但小小的日本卻能輕易地大敗華夏帝國,中國知識份子皆認定日本之能夠戰勝中國,是能在政治上先全盤西化,而清廷始終被跟不上時代的封建官僚制度掣肘。康有為在北京組織舉人,因公車上書事件一炮而紅後,與梁啟超在京都組織強學會[5] 1897年,德國強佔中國膠州灣,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俄軍進駐了旅順,英國佔領了山東威海,再要求進一步地拓展九龍新界,法國也趁機佔領了廣州灣,日本更是大打廈門一帶的主意,清廷面臨了被西方各國瓜分的危機。當時光緒皇帝欣賞康有為的維新主張,讓他在1898年4月於北京成立了保國會。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戊戌維新於焉開鑼。[6]

長期居住於美國,英文造詣極高的容閎,對西方民主政治與國際情勢見識極深,維新黨人因此對他十分倚重,而在臨老之年報國有門,容閎也對維新運動中的各種大小改革,積極參與。「保國會」成立的那一天,容閎親自到場,當時他已經快滿七十歲了,比康有為還年長三十歲,比梁啟超則整整大了四十五歲,而他也老驥伏櫪,竭盡心力,連下榻之處都成了黨人聚集商議之地,儼然是維新派幕後的總參謀長。[7]

不料慈禧對光緒帝維新大不滿意,在9月19日傍晚,突然一聲不響地從頤和園搬回大內,並囚光緒於瀛台,自己重掌大權。這就是所謂的戊戌政變,維新運動開鑼一百天便被強制下檔。[8] 當時官府在京城裡到處捕抓維新黨人,容閎、康有為、梁啟超、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皆不知所措。他們一同商討如何請美國公使、英國公使、及日本公使等來營救黨人,保護皇帝。[9] 康有為離京後,搭乘英國商船到上海,後改乘英國軍艦到香港,再由孫文的日本友人宮崎滔天等陪伴東渡日本[10];而當時正在北京訪問的伊藤博文也幫助梁啟超脫逃,讓他乘火車到天津,再搭日本軍艦到日本。容閎自己則先藏匿於上海租界數月,再於1899年輾轉逃往香港。

籌備東南大起義[编辑]

一開始維新黨人在清朝體制內尋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變後他們卻成了被官府緝捕的罪犯,只能拿起槍桿子來暴力革新了。其實在「戊戌政變」之前,維新派與革命派就多有聯繫。[11] 戊戌政變使得這批人又同成天涯淪落人,有鑑於此,宮崎滔天、犬養毅(日本當時之極右派政客)、以及其他熱心支那問題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興中會」(孫文)與「維新派」(康有為),希望兩黨能攜手一同造反。[12] [13]

過了一年多,興中會與維新派合作的機會來了。1900年夏,義和團十萬之眾進入北京,大肆屠殺洋人與信洋教的中國信徒,引發庚子事變,最後導致八國聯軍進據北京,逼得慈禧與光緒逃離京都,避難於西安。[14] 雖然東南各省依東南互保來避免被戰事波及,但全中國在一段日子裡還是處於無中央政府的危險狀態,兩派人士都覺得這是天賜良機,此時發難最有成功機率。早在義和團拳匪還侷限於山東與直隸時,容閎便已積極往返新加坡,會見康有為,為新加坡富商邱菽園以及前台灣民主國的義勇軍統領丘逢甲等拉線,商討「維新派」在長江流域和廣東地區武裝起事的細節。容閎更與「興中會」裡偏向楊衢雲的一派人有直接聯繫,例如謝纘泰等人在戊戌六君子之一康廣仁死後,還能與維新人物互通聲氣,便是容閎與興中會多年來居中連絡的結果。容閎與「興中會」的另一道聯繫是透過小他三十七歲的族弟容星橋進行的。容星橋是1874年第三批留美幼童,僅九歲便被送至美國。當無能的清朝於1881年撤回包括容閎在內的留美全體師生時,容星橋早已考入耶魯大學。被迫回國後,容星橋曾在北洋海軍中服務,稍後從商,在1891年與孫文義父關元昌之女關月英結婚,在婚禮中結識孫文,從此成為摯友。孫、容與關景良(關月英的哥哥)三人曾以兄弟相稱,容星橋更在1895年加入香港「興中會」,以孫文在漢口代表的身份在當地聯絡革命友人。[15]

孫文與梁啟超對中國之改革很早就有共識,認為要成功必定要雙方同志攜手並進。梁啟超在夏威夷致力聯合兩黨,他甚至說要「舉皇上為民主總統」,始能結合兩派原本水火不相容的目標,藉以聯合革命與維新力量。[16]

這個偉大的聯合武裝起義在當時雖無正式名稱,但不管維新黨或是革命黨,都通稱此計畫為長江中下游與廣東的中國東南大起義,範圍包括湖北、湖南、安徽與廣東,武裝力量則由幾萬人的會黨群眾與清軍士兵組成。「會黨」的力量來自遍佈於長江流域的哥老會與兩廣的三合會,此兩會皆是洪門(天地會)的支派,在畢永年與宮崎滔天的努力下,兩會於1899年冬與興中會結合,成立了興漢會,並一致推選孫文為總會長,以便伺機在湖北、湖南與廣東同時大舉。[17] 軍人同志中有一部份從張之洞訓練的新軍而來,湖北新軍身處於兩湖維新之地,因此士兵中多有傳播維新信念者,加上張之洞遣派優良學子赴日留學,他們在日本與革命黨人接觸過後,皆興奮地將革命信念帶回兩湖新軍。除此之外,長江水師綠營中人受「哥老會」薰陶後,也都積極投入起義計畫。

這個群聚裡人際關係複雜,但大多數都在維新與革命陣營中左右逢源,如唐才常、容閎、畢永年林圭等。[18] 許多主要成員甚至身兼維新黨與革命黨的雙重領袖身分,比如起義時任前軍統領的秦力山吳祿貞就是。[19] [20] 1899年終唐才常和林圭離開日本,返國準備起義事宜時,孫文、梁啟超、與宮崎滔天就都同來送行祝福[21],孫文還特別關照林圭返湘漢之後,務須與在漢口的容星橋接洽。稍後在1900年4月,容閎代表維新派,同香港的興中會會員陳少白、楊衢雲、謝纘泰等聯繫,繼續商討兩黨聯合起義的細節。

自立軍發難[编辑]

1900年6月21日慈禧下詔向英、美、法、德、義、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但東南各總督公然抗命。他們對列強解釋,說宣戰是朝廷在義和團脅持下所發的「亂命」,仍堅持與外國各使節及商人保持友好,以免東南各省遭受戰火牽累,這便是近代中國史上所稱的東南互保運動。同時在清廷管理不到的上海租借,一群人則正殫精竭慮地為了近在眼前的聯合起義而準備,其主要籌劃人是湖南的唐才常。[22] 唐與戊戌政變時被殺的譚嗣同是同鄉好友,因此恨死了慈禧,立誓要救出賢能的光緒帝以續成其未完成的君主立憲計畫。與唐同鄉的畢永年也曾在1897年加入譚嗣同與唐才常在長沙創辦的南學會,三人是維新運動裡公開鼓吹西方民權自由的激進派,立場介於傳統維新黨人與孫文的革命派之間。唐才常早在1900年初,於東亞同文會的支持下秘密組織了「正氣會」,對外則託名「東文譯社」[23] [24],又在1900年3月改名為自立會,因他的激進派立場遂能同時號召清軍士兵及「興漢會」裡的各會黨人員,使兩湖的準備工作到了七月中旬逐步就緒。[25] 這支力量中軍人方面由秦力山、吳祿貞等人領導,會黨方面則由身為哥老會龍頭的畢永年來聯繫。容閎從香港偷渡至上海,代表維新黨人,而容星橋也從漢口趕至上海,成為革命黨人的代表之一。[26]

1900年7月26日,這批人在上海愚園招開了一場熱烈的會議[27],有稱為中國議會者,也有人稱為中國國會。會中投票選出容閎為議長,嚴復為副議長,唐才常、汪康年鄭觀應等十人為幹事。容閎以英文草成對外國宣言,曰:「決定不承認滿洲政府有統治清國之權」。議會決定以自立會為基礎成立自立軍,訂8月9日在漢口、漢陽、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時起事,北上殺了慈禧太后,營救光緒皇帝,再建立漢人執政的君主立憲國家。惟會中維新人士佔多數,與偏向革命之士針鋒相對,還在最後關頭為了起義的最終目標不同而起爭論。議會招開前不久,畢永年才為了他的摯友唐才常最終不肯放棄「保皇」立場而黯然離去。一年前,梁啟超在日本將維新黨人章太炎(章炳麟)介紹給孫文,經過了一段革命薰陶,章太炎也學會開口閉口排滿。他大鬧會場,主張驅除會議中的滿人代表與蒙古人代表,並且發誓不與滿人光緒同存。鬧完後又戲劇性地找來一把剪刀,當場剪斷了自己的辮子,以示他不再當滿奴的決心,將尚有可為的合作氛圍一掃而光。[28]

中國議會採取了折中路線,雖然力主「保皇」,但也堅持「立憲」與「普選國會議員」;所謂保皇者,取悅維新黨人也,而普選者,則安撫革命黨人也。蓋任由全中國的老百姓自由選出議員,當不會有半個滿人中選,自能保證全中國的政治由漢人一手包辦。有心居中撮和的梁啟超頻頻以此勸誘革命黨人加入聯合起義,說這是「名為保皇,實則革命」;但他在維新派內卻又力持「名為革命,實則保皇」之說,讓許多革命組織到最後覺得受騙了,紛紛脫離此大聯盟,如孫文的「興中會」與遍佈廣東的「三合會」便因此沒有被正式列入自立軍起義計畫裡。雖然如此,「自立軍」裡確實仍存有極大的革命力量。當時國內知識份子與海外華僑仍普遍支持維新黨人,康有為流亡北美洲與東南亞、到處興辦「保皇會」分會,受到華僑的熱烈支持,僅北美之行就獲得六十萬美元鉅額捐款。與之比較,革命黨的孫文在美國東奔西走,總共也不過就募了個幾百塊美元。起義固然靠人,確也離不了錢,沒有錢就不能置辦軍火,也不能養活起義所需的人手。就以不久前才加入「興漢會」並立誓效忠孫文與革命黨的「哥老會」會友來講,他們在這時也只能對現實低頭,終被維新派收買勸服而編入了「自立軍」。[29]

當時新加坡富商邱菽園早先已與容閎商討聯合起義,他認捐的二十五萬元也早已匯至,做為起義的基本用費。自立軍眾人摩拳擦掌,就等著坐鎮新加坡的康有為將華僑為「保皇會」所捐的款項匯至即可舉事。康有為稱手中已握有北美華僑所捐的六十萬元,但他扣留了四十萬元,只答應將剩餘的二十萬匯給唐才常。起義日期8月9日前夕他還因自立會中滿佈革命黨人疑懼不已,認為自立軍可能劫持他的保皇運動去搞「實革命」,為此他一再拖延匯款,許諾的二十萬元最後連一分錢也不匯至,導致自立軍糧餉不繼而造成一片恐慌,會眾紛紛離去,逼得總司令唐才常不得不下令延期起義、改訂為8月22日。[30] 原訂的8月9日到了,湖北新堤右軍、湖北漢口中軍、湖南常德左軍、安徽安慶後軍、與武漢總會皆按兵不動,卻不料統領安徽大通前軍的秦力山與吳祿貞因未獲得延期的消息,仍然如期發難,他們一鼓作氣佔領了大通縣城,但終因孤掌難鳴,在與清軍激戰七日之後退走九華山。[31]

自立軍失敗[编辑]

同時在華北,八國聯軍兩萬人已在8月2日從天津出發,沿著北運河兩岸北上,直攻北京。8月9日秦力山與吳祿貞在大通發難時,八國聯軍已攻破了清軍在北倉鎮所設的防線,直隸總督裕祿戰敗自殺。8月9日當天,李秉衡的軍隊在南下迎敵的路上與聯軍相遇,敗退至通州時部隊已經所剩無幾,李秉衡最後服毒自殺。自立軍大通前軍還在大通苦戰清軍時,八國聯軍8月14日已攻入了北京。到了8月16日晚上,聯軍佔領了北京全城,慈禧、光緒和一眾滿清權貴倉皇出京,避至城外的懷來縣。

這時全中國都屏氣凝神,睜大眼睛注視著八國聯軍如何走下一步棋:假如聯軍趕盡殺絕,欲致慈禧於死地,那「東南互保」的各總督就要執行協議好的獨立自保計畫。關鍵人物湖廣總督張之洞早已洞悉「自立軍」的整個佈署,連起義從8月9日延至8月22日的情報都已掌握,容閎所草擬的、定於8月24日發給列強的《通告友邦書》,他自然也應該知悉,之所以還任憑自立軍在眼皮下自由活動,為的只是觀望局勢變化,因為隨時都還有可能要招攬自立軍來助成他自己的獨立計畫。何況張之洞與此次起義的領導人也都擁有特殊關係,例如唐才常早年曾就讀於他在武昌創建的新式學堂「兩湖書院」,吳祿貞是他公費保送到日本學習軍事的,章太炎更曾應其邀赴武漢辦報,而容閎曾經也是他的重要幕僚。

慈禧逃至懷來縣後,在8月20日,以光緒的名義發佈《罪己詔》,讓光緒帝譴責他自己支持「義和團」的不智之舉,以謝天下。八國聯軍得此消息後同意就此打住,不再擴大侵犯北京以外的土地,全中國至此才終於喘了一口大氣,相信洋人不致於要瓜分中國。發佈《罪己詔》隔天,也就是自立軍起義日前一天的21日,張之洞包圍了英國租界裡的自立軍總部與各機關,當場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二十多人。鑒於起義的主事者與自己的曖昧關係,必須立即斬草除根以杜後患,他次日清晨更馬上下令,將唐才常等悉數殺害。退往九華山的秦力山、吳祿貞得此惡耗後決定解散部隊,不久湖北新堤右軍的起事也跟著潰敗。接下來兩湖、安徽、江蘇等各省官府開始全力緝捕「哥老會」會眾,殺了上千人。「自立軍」起義至此宣佈失敗,秦力山與吳祿貞逃回日本。[32]

惠州起義[编辑]

自立軍事敗後,容星橋與容閎也逃脫了,他們與甫從南洋途經日本抵達上海的孫文會合後,於1900年9月1日一起由上海乘「神戶丸」輪船潛赴日本。三人不只在旅途密商,到達長崎後又繼續在旅店裡閉門長談。雖然孫文與容閎同是廣東香山人,也曾為了聯合起義與對方的人馬接洽聯繫過,但孫文對容閎從來只是遙相心儀,要到了這次海上相遇並經長談,兩位同鄉的傳奇人物才真正有了接觸。長久以來容閎對孫文的印象全受自他人,此時才發現「其人寬廣誠明」,不禁勉勵孫文要有「華盛頓、弗蘭克林之大志」。[33] 而這次「自立軍」雖能收攬孫文的部份人手如畢永年、林圭、秦力山、吳祿貞、與「哥老會」等,卻也因康有為據款不匯而造成自立軍起義還未全面展開,便被張之洞徹底消滅,更使得「興中會」來不及在廣東發難響應。大勢使得即便孫文要勉強招集殘餘的「三合會」會眾來單獨起事,他們此時薄弱的力量恐也無補大局。雖說如此,經此大變的容閎卻因此對未來有了定見,不但確信非革命無以救中國,也開始對孫文鼓勵有加,要他再接再厲,因而加強了孫文繼續南下台灣,加緊籌劃華南起義的決心。歷盡滄桑的容閎從此就再也不是個「維新人」了,他決意以行動全心加入「革命」行列,而孫文則更擬對他委以重任,打算一等起義告捷,就要請容閎與何啟一起在新政府裡主持外交大計。[34] [35]

兩人長談取得共識後過了一個月,1900年10月6日「興中會」與「三合會」終於在惠州發難,鄭士良黃福帶領會黨黨眾、日本浪人、與南京東亞同文書院的師生(日本間諜),一口氣佔據了三洲田,不久前才離棄自立軍的畢永年也回來共襄盛舉,鄉民皆拿起鋤頭來加入,義軍從六百人迅速增至兩萬人。先前興中會曾多次援助反抗美國的菲律賓獨立軍,獨立運動失敗後菲律賓友軍乃將他們購買還庫存在日本的大量槍械彈藥交給興中會,此次惠州起義便打算用這些軍火長期作戰。但沒想到開戰後宮崎滔天去開倉運械,卻發現中間人中村彌六私吞了軍費,只賤價購買了大量廢械舊彈來搪塞。另一方面,孫文也剛與嘗試出兵佔領廈門的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達成協議,約定只要革命黨能在廣東與廈門造成混亂局面,日本不但就會從台灣出兵廈門,還會供給革命黨武器彈藥。惟天不從人願,晴天霹靂隨之而來,日本政情的突變,迫使台灣方面撤銷了早先的一切約定。起義軍在槍械彈藥接濟無著的情況下,仍與真槍實彈的清軍僵持了把個月,最後鄭士良無法再撐,只得於11月7日解散部隊,「惠州起義」遂告失敗。[36] [37]

革命事業[编辑]

1900年的庚子「中國議會」與「自立軍」事件,是中國人在政治制度上從「君主專政」走向「民主共和」政體的一個心理轉捩點。在自立軍以前,國內的知識份子與海外的華僑皆普遍支持維新黨人,革命行動大抵無人敢問津。如孫文1895年發起「廣州起義」時還必須假借「農學會」的名義,才能讓仕紳從錢包裡掏捐革命經費,失敗後又被老百姓罵成是一群賊黨,可見一斑。1900年因「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的特殊關係,才促進了維新黨與革命黨嘗試攜手合作的意願,雖然聯手起義最終仍告失敗,但兩批人馬卻已經建立起龐大有效的通聯網絡。「自立軍」的失敗更讓維新人對清廷的官僚失望透頂,這個卡在被囚的光緒帝與他們之間的龐大官僚制度,逼使維新黨人終於承認無法以漸進方法來革新中國的殘酷現實。除了少數如康有為等頑固人物還繼續保皇,大多數的維新黨人都已在1900年後背棄了「君主立憲」運動,自發性地追隨了容閎的帶頭作用,開始鐵了他們的心,全力拼「革命運動」去了。

容閎經歷了「太平天國」、「自強運動」、「戊戌維新」、與「君主立憲運動」,他之一路走來卻最終投入革命,實際上已對「保皇立憲」運動劃上了大半個句號,並真正把「排滿革命」的意識帶入政治革新運動的主流。[38]

容閎的《西學東漸記》一書中有他與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對話,兒玉總督說「...惜初次晤面,即有一極惡之消息報君...」容閎聞而大異,急欲知所謂惡消息者究為何事。兒玉曰:「中國閩浙總督方有公文來,囑予留意,謂君設來此者,即倩予捕君送之中政府也。」容閎答稱:「予今在閣下完全治權之下,故無論何時,閣下可以從心所欲,捕予送之中政府,予亦甚願為中國而死,死故得其所也。」兒玉總督聞言莊重對曰:「容先生幸勿以予為中國之警吏,君今請安居於此,慎無過慮,與絕不能聽君往中國就戮也。」並告曰:「君之身命今甚危,惟若居臺灣在予治權之下,予必極力保護,當派兵為君防衛,不致有意外之變。」隔日果有護兵四人,夜間在容閎寓所四圍巡邏,日間逢其外出無論何時,此四兵必隨行,二居前,二居後,加意防護。容閎自述「予居臺灣數日承日人如是待遇,意良可感。」容閎認為此次與日本臺灣總督之談話,實為他一生中最值得紀念之事。[39]

而事實上,容閎在1900年後確也曾經三次親身參與過起義計畫。第一次是1901至1903年與「興中會」的謝纘泰、鄧蔭南李紀堂、及太平天國舊部洪全福等密謀於廣州再次起義,希望建立大明順天國,眾人擬推容閎為起義成功後臨時政府的大總統。[40] 第二次是在1909年,容閎將康有為身邊的兩個美國人實際拉進了革命圈子,他們一個是軍事訓練家荷馬李(Homer Lea)[41],另一個是財政界要人布思(Charles Beach Boothe)[42]。容閎與他們提出了一個中國紅龍計劃,打算籌款五百萬美元,購買十萬支槍和一億發子彈來支應孫文的革命。[43] 第三次則是1910年的長灘計劃,它是「中國紅龍計劃」的實際行動,為此孫文還到加州長灘出席,親身參與了這個軍事計劃的商討與內容擬定。[44]

容閎與馬克吐溫[编辑]

當年有一位學者牧師Joseph Hopkins Twichell(推切爾)在耶魯法學院演講表揚容閎,這一篇演講稿後來被收入《西學東漸記》,成了該書的代跋。推切爾牧師是容閎的好友,曾在1875年主持容閎的婚禮。同時他也是文學家Mark Twain(馬克吐溫)的終生摯友,當年馬克吐溫結婚時,他長途跋涉至埃爾邁拉市為馬克吐溫主持婚禮,而當馬克吐溫的妻子與三個享年不永的孩子相繼離世時,也都由推切爾主持葬禮,最後連馬可吐溫自己的葬禮,也同樣委由他負責。根據紐約時報報導,他親至紐約主持馬克吐溫的追思禮拜,老當益壯的推切爾在禮拜中多次淚流不止,禱告時也是泣不成聲。

在發展幼童留美計劃的這九年與往後幾年間,容閎在康乃狄克州的活動多以哈特福市為中心。從他的留美事務所至推切爾的教會信步可達,而馬可吐溫、推切爾與容閎的家屋,也都分布在市中心幾條街的範圍之內。從這三個朋友各自所寫的書信裡,可以看出馬可吐溫與容閎間確實有多年的交情。從1875年馬克吐溫在他新蓋的新英格蘭豪宅裡招待容閎開始,馬克吐溫與推切爾曾多次攜手為容閎的幼童留美計劃遊說政府。[45] 1880年清廷打算取消幼童留美計劃,為了勸阻清廷,馬克吐溫曾帶著推切爾去會見馬克吐溫的好友前美國總統Ulysses Grant(格蘭特於1869年至1877年擔任美國總統),而格蘭特也馬上發函李鴻章,迫使他暫緩取消學童留美計劃,讓小留學生們在美國又多待了一年。[46] 而為了謝纘泰及洪全福圖謀的大明順天國,容閎更曾在1901年從香港寫信給馬克吐溫與推切爾,試探是否能用中國賑災的名義從美國國會申請經費挹注。

馬克吐溫從1870年代起便鼓吹美國人重視在美華人的人權及尊嚴,在全美一片排華聲中,他是少數曾為華人利益據理力爭的美國名人之一,常用他妙筆生花的文章譴責對華人有偏見的美國國會與大眾媒體。當八國聯軍在北京姦殺擄掠時,馬克吐溫更仗義執言,以他著名的諷刺文筆,向美國民眾描繪西洋帝國主義與傳教士為亞洲殖民地人民帶來所謂「文明祝福」的嘴臉。為此他曾寫了Goldsmith's Friend Abroad Again、Disgraceful Persecution of a Boy、John Chinaman in New York、Roughing It、Ah Sin、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United State of Lyncherdom等著名文章與劇本,也獲得了許多正面回響。馬克吐溫之所以對東方具此情有獨衷的理念,相信其影響多少是來自容閎的。

其他[编辑]

容閎的墳墓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請容閎歸國。但1912年4月21日,容閎於美國去世。

1998年,容閎誕辰170週年,耶魯大學所在的美國康涅狄格州宣佈,將9月22日(當年第一批中國幼童在美入學的日子),公訂為「容閎及中國留美幼童紀念日」。

位於紐約華埠的公立容閎小學便是爲紀念容閎而命名。

个人荣誉[编辑]

1876年耶鲁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与同样毕业于该校的布什克林顿等政界名人肖像并排一起受学生瞻仰。 容闳著有回忆录《西学东渐记》(原版系英文,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81年、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据商务印书馆1915年中译本(恽铁樵、徐凤石译)标点重印,收入《走向世界丛书》。 1998年,容闳诞辰170周年,耶鲁大学所在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宣布,将9月22日(当年第一批中国幼童在美入学的日子),公订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 位于纽约华埠的公立容闳小学便是为纪念容闳而命名。

个人著作[编辑]

中国走向近代的过程,是跟中国人的留学西方分不开的。 他曾任清政府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副公使。1898年他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上海租界。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主持的张园会议(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遭清政府通缉,出逃香港,再度赴美,1910年他曾邀孙中山赴美商谈,表示支持革命。 一个自始至终热爱祖国的人,却不得不“远托异国”,埋骨海角天涯,这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他所在的时代的不幸。 《我在中国与美国的生活》这部书总结作者六十多年的经历,在“西学东渐”史,尤其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公认的重要地位,是中国留学生的人生必读书,是一部值得永恒推荐与永久珍藏的好书。 本书译者的文笔典雅简洁,字里行间能看出一个从温和的改良主义派,如何彻底转变为支持和参与推翻君主专制的民主革命者的思想转变历程。本书堪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和中美交流历史的经典文本。

作者:容闳 ISBN:978-7-5060-5150-7 定价:19.80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8月重磅推出 页数:126页 尺寸:16开 170*228 本书是容闳1901年用英文写成的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的中文版本,由恽铁樵,徐凤石译成中文,名为《我在中国与美国的生活》。作者讲述了自己初蒙教育,学成归国后,从事经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受阻;寄妄于太平天国能够重建一个“新政”失败;入曾国藩幕,派往美国购买机器,建成江南制造局;主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事宜;出任留美学生监督时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副公使;参与“戊戌变法”的经历,一一细数。

容闳故居[编辑]

容闳故居位于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南屏村西大街三巷1号”。而当年,南屏村西大街三巷原来叫“辅仁巷”,这是容闳出国后回家乡给起的名字。 故居大门向东,泥地夯土墙,建于清代中期。据容闳的曾孙容梓灿回忆,容闳故居原由两前廊、天井、大厅、东西边两长屋、后斗(厨房)七个部分组成,东西宽约10米,南北长约20米,面积约200平方米。

容闳小学[编辑]

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唐人街,有一座最高的大厦,叫做孔子大厦,大厦下有一所小学。为了纪念容闳,又命名为容闳小学。

注釋[编辑]

  1. ^ Yung Wing(容閎),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容閎自傳:西學東漸記》),New York, H. Holt and Company, 1909。中文譯本,惲鐵樵,徐鳳石等譯,《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容閎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6年,內附英文原作。馬克吐溫與容閎的共同好友Reverend Joseph Hopkins Twichell(推切爾牧師)曾在耶魯法學院表揚容閎對中國留學生的特殊貢獻,這篇1878年的演講稿被收入此書,成為長達28頁的代跋。
  2. ^ 容閎自傳雖為第一手史料,但對非歷史學家而言似嫌生澁,建議參照張海林之《容閎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此書附加於《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王韜評傳》之後)。該書前三章將容閎自傳重新詮釋後,再加入大量歷史背景,且每個段落資料出處皆予詳細註明。
  3. ^ 有關容閎1898年前之記載見《容閎自傳:西學東漸記》、《容閎評傳》前三章、與《世載堂雜憶.紀先師容純父先生》。1898年後有關容閎之記載見:《唐才常年譜長編》,上冊,頁二二八、上冊,頁五八八、五九九至六○三、六○八至六一三、六二二、與六二八。《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六七、七四、八三至八四、一一一、一一七至一一八、與一二五。《近代中日關係史論》,第一冊,頁三○六至三○八、三一二、與三一八。《終結帝制:簡明辛亥革命史》,頁四二至四三、九五、九八、一○二、一○五、與一○七。《揭開民國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頁二○九至二一三。《晚清七十年.第三冊.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頁一三○、與一三一至一三二。《革命逸史》,〈三十九年前之東亞時局形勢圖〉、〈章太炎事略〉、〈畢永年削發記〉、〈劉學詢與革命黨之關系〉、與〈李紀堂事略〉。《容閎評傳》第四章。《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冊,頁十六、一四一、與二○○,下冊,頁六、四十三、與五十四。《細說孫中山》,〈兩位「總統」的忘年交〉與〈國外軍事、財政智囊〉。《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頁二四五、與二四七。《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留美學子歸國受重用〉,頁二五二、與二五九。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4, 59, 116, 147, 150-151, 153, 155, 159-160, 228n43, 257n5。
  4. ^ 容閎在維新時期前就已經提出過同樣理論,詳情見: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三冊.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遠流出版社,一九九八),頁一三○、一三一至一三二。
  5. ^ 維新主張、戊戌變法的概念、康有為、與梁啟超,請參閱:《晚清七十年.第三冊.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一百年後看戊戌變法〉、〈解剖康有為〉與〈公車上書和保國保種〉。
  6. ^ 百日維新的背景還可參考:楊天石,《終結帝制:簡明辛亥革命史》(香港三聯書店,二○一一),〈體制內改革-戊戌維新運動及其失敗〉。全書資料出處有詳細註記。
  7. ^ 容閎與戊戌變法:《容閎評傳》,第四章,第二節,〈參與戊戌維新〉。
  8. ^ 戊戌變法始末: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三冊.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那變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欲從日本人眼光來看「戊戌政變」者可參閱:陳鵬仁譯,《近代中日關係史論》,五南出版社,二○○○(上村希美雄,《宮崎兄弟傳》,葦書房,一九八七,亞洲上篇及中篇部份),第一冊,第五章〈戊戌維新〉、及第六章〈菲律賓革命〉。全書資料出處皆有註記。「戊戌政變」內容詳參:楊天石,《揭開民國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風雲時代,二○○九),〈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殺西太后確證〉、〈康有為「戊戌密謀」補證〉、〈天津「廢弒密謀」是維新派的虛構〉與〈袁世凱戊戌記略的真實性及其相關問題〉。全書有註。
  9. ^ 有關李提摩太救維新黨人請參閱:Timothy Richard(李提摩太),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 Reminiscences(《親歷晚清四十五年》), New York :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16, 266。中文譯本,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二○○五,頁二四七。
  10. ^ 宮崎滔天簡介:張家鳳,《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下兩冊,秀威資訊,二○一○),上冊,頁三○一至三一七。全書有註。宮崎滔天與田野橘次保護「萬木草堂」的學生,宮崎滔天勸救康有為離開香港並陪同東渡日本,後又努力撮合康有為與孫文合作,內容詳見: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宮崎滔天自傳》,東京國光書房,一九○二。中文譯本,陳鵬仁譯,水牛出版社,一九八九,此書有大量譯註,更附吉野作造所寫三十三年之夢解讀、及宮崎之子宮崎龍介所寫簡介。
  11. ^ 一八九六年「興中會」的馮鏡如等在日本橫濱組織華僑中文學校,孫文曾推薦梁啟超主持,並親自取名「中西學校」。康有為不希望梁啟超離開《時務報》,便派遣另一個學生徐勤赴任。康有為又曰中西二字不雅,將之改為「大同學校」,並親書匾額相贈。但是到了一八九八戊戌維新時,康有為成為官府體制內的領袖,又以帝師自居,才認為不宜再與流亡國外的革命黨人有所糾葛。
  12. ^ 有關日本人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可參閱:John King Fairbank(費正清),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下冊,第六章〈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13. ^ 有關日本人實際接觸中國維新黨人與革命黨人可參考:《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冊與下兩。還可參考: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一九二八,世界書局重印,上下兩冊,二○一一),冊一,〈革命黨與日本志士之關係〉
  14. ^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四冊.義和團與八國聯軍》,遠流出版社,一九九八。
  15. ^ 維新人與革命黨人的合作與破裂之簡介:《終結帝制:簡明辛亥革命史.革命、改良兩派的合作與破裂》。章節中皆可發現容閎參與保皇與革命運動之蛛絲馬跡。
  16. ^ 從「同盟會」與「國民黨」角度看維新黨人與革命黨人之合作與破裂,可參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保皇兩黨之衝突〉與〈正氣會及自立會〉。亦可參考《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冊.中山先生革命藉助國際人士原因》。
  17. ^ 興漢會的成立參閱《三十三年之夢:宮崎滔天自傳》與《近代中日關係史論.興漢會的誕生》。「哥老會」及「三合會」參見:平山周,《中國秘密社會史》,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二(東方出版社重新編校出版,二○一○)。革命黨與洪門各支派的聯繫參見:《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黨與洪門會黨之關係》。
  18. ^ 畢永年相關事宜參閱:《揭開民國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畢永年生平事跡鉤沉》、《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黨與洪門會黨之關係〉與其他相關章節。亦可見:馮自由,《革命逸史》(一九四八。重印更名為《馮自由回憶錄:革命逸史》,上下兩冊,東方出版社,二○一一),〈畢永年削髮記〉。
  19. ^ 有關秦力山參閱:《革命逸史.秦力山事略》。
  20. ^ 有關吳祿貞參閱:惜秋,《民初風雲人物》(三民書局,二○○六)上冊,第五章〈吳祿貞〉。
  21. ^ 有關唐才常與維新黨人及革命黨人之互動參閱:陳善偉,《唐才常年譜長編》(上下兩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下冊,頁五七一至五七二。全書有註,下冊並附有「自立會」名錄、緝捕名單、「自立軍」參考文獻、唐才常著作目錄索引、及總索引。
  22. ^ 有關唐才常的生平、理想及著作:《唐才常年譜長編》上下兩冊。
  23. ^ 有關「東文譯社」切確名稱,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正氣會及自立會》中稱「東文學社」,彭澤周則引據田野橘次所謂「東文譯社」,參閱:彭澤周,《近代中國之革命與日本》(台灣商務,一九八九),頁三三至三四,註六。另《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五八○頁敘唐才常致書唐才中亦稱「東文譯社」。
  24. ^ 有關唐才常與「興亞會」、「亞細亞協會」、「東亞會」及「東亞同文會」之互動,可參考:《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自「論興亞義會」開始,至唐才常死亡之敘述,頁五三七至六三二,惟唐之「興亞義會」似為「東亞會」之誤,見〈「興亞會」與戊戌庚子間的中日民間結盟〉。
  25. ^ 有關唐才常介於維新及革命之間的矛盾立場:《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頁五八一至五八五。
  26. ^ 有關「自立會」的成立、「自立軍」的籌備、及容閎在其中所扮演之角色,請參閱:《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頁五八六至五九九、頁六○六至六二七。
  27. ^ 許多史書宣稱中國議會在「上海張園」召開,恐是受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之誤導,詳見:《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頁五九九至六○二。
  28. ^ 有關中國議會的成立:《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頁五九九至六一○。
  29. ^ 有關康有為在海外之募款活動參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庚子唐才常漢口之役》、《近代中日關係史論.興漢會的誕生》,頁二○七至二○八、以及《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冊.中山先生革命藉助國際人士原因》,頁四五。
  30. ^ 有關保皇黨向海外僑胞募集餉糈、最終卻匯款不至參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庚子唐才常漢口之役》,以及《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頁五八六至五八八、六一四。
  31. ^ 秦力山大通之役:《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庚子秦力山大通之役》。
  32. ^ 有關張之洞圍捕漢口自立軍參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庚子唐才常漢口之役》,以及《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頁六一二至六三二。
  33. ^ 有關容閎對孫文之評論參閱:劉禺生,《世載堂雜憶》,一九四六,〈紀先師容純父先生〉。《容閎評傳》中所以誤解此事發生時間,認為容閎與孫文早在一八九六年便已認識,恐係因劉禺生引用容閎所說「孫逸仙自倫敦釋回,訪予談數日,予亦以此義告之」所致。其實孫文自一八九五年遭清廷緝捕後即浪跡天涯,倫敦蒙難發生於一八九六年,孫文須至一八九七年才返回日本,一直要到一九○○年才有機會再次踏上國土,而容閎於一八九六後皆在上海與北京活動,所以一九○○年前孫文不可能有機會訪問容閎。
  34. ^ 容閎與孫文的互動參閱:《近代中日關係史論.惠州起義》。又可參閱:李君如,《細說孫中山》(河南人民出版社,二○○二),第六章,第二節,〈兩位「總統」的忘年交〉。
  35. ^ 有關孫文在一九○○年各事件中的角色可參閱:《揭開民國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孫中山在一九○○年》。
  36. ^ 日本浪人、興中會與菲律賓革命,參閱:《近代中日關係史論》,第六章〈菲律賓革命〉、及第七章〈布引丸事件〉。又可參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黨與菲律賓志士之關係》。以日本人的眼光看「惠州起義」之來龍去脈,則除《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外,還可參閱《三十三年之夢:宮崎滔天自傳》,亦可見《近代中日關係史論.惠州起義》及其前面幾章。興中會的官方記載參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庚子惠州之役》。
  37. ^ 孫文與日本友人的互動詳載於當事人所寫之第一手資料中,參閱:陳鵬仁,《孫中山先生與日本友人》,水牛出版社,再版一九九○。
  38. ^ 有些學者持不同觀點,認為在一九○○年時尚無「革命黨」與「立憲黨」之分,如:容應萸,〈自立軍起義前後的容閎與康梁〉,《歷史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九九四年,第三期。也有學者認為容閎在一九○○年後並未馬上全心加入革命:劉玉全,〈容閎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轉變辨析〉,二○一一。有關容閎「未全心加入革命」的觀點,還可以參見:Lawrence M. Kaplan, 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0), 116 & 257n5。康有為一九○五年訪美謁見老羅斯福總統時,容閎為其翻譯,此外,容閎還是康有為女兒康同璧在康乃狄克州讀書時之監護人,惟這些似乎只是容閎為老友盡地主之誼而已,不足以妨礙容閎從一九○○年後未再參與保皇會運動之事實。
  39. ^ 劉澤民, 容閎來臺灣時間與次數之蠡測,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09/10/16
  40. ^ 容閎與「大明順天國」參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壬寅洪全福廣州之役》、以及《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下冊,頁四十三至五十五。
  41. ^ 荷馬李簡介:《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下冊,頁十三至二十一。荷馬李傳記參閱: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42. ^ 布思簡介:《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下冊,頁六至十。還可參考更詳細的資料: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43. ^ 有關「中國紅龍計劃」與「長灘計劃」見簡介:《細說孫中山》,第六章,第六節〈國外軍事、財政智囊〉。其實在一九○八年這批人開始醞釀紅龍計劃時,頭號合作對象原本是剛被攝政王載灃下放回鄉的袁世凱,惟容閎欲透過當時正訪美之奉天巡撫唐紹儀連絡其好友袁世凱時,唐紹儀卻因亟欲迴避其師容閎而予多方推拖,紅龍計劃才最後落入第二人選孫文手,詳細的資料參見: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145-188。從另一方面來看,據一九○八年《紐約時報》所報,唐紹儀要至所乘汽船停泊在舊金山時,才獲知慈禧辭世之消息,記者形容清國特使唐紹儀當時神態慌亂,而五十名成員的外交使團馬上將所有華僑已安排的宴會及娛樂全數取消,或許唐並非特意迴避當年提攜他留美的容閎,詳見:鄭曦原編,李方惠、胡書源、鄭曦原譯,《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上下二卷,二版一刷,遠流出版社,二○一二),下卷,頁五二五至五二九。
  44. ^ 有關容閎的著作還可參閱:陳瑋芬,〈西學之子:容閎與新島襄的異國經驗與文化認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二○○七年三月,第三十期,頁二二三至二六五(比較容閎與新島襄)。李亞丁,〈容閎〉,《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世華中國研究中心,二○一二(從基督教徒的觀點看容閎一生)。雷頤,《歷史:何以至此,第一輯:末路的罪與罰》(山西人民出版社,二○一○),〈歷史的見證者:容閎的獨特意義〉(惟內容與《容閎評傳》雷同)。
  45. ^ Hsin-yun Ou, “Mark Twain, Anson Burlingame, Joseph Hopkins Twichell, and the Chinese", 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Vol. 42 No. 2, 2012, 43-74。
  46. ^ 此事在《容閎自傳:西學東漸記》第十九章裡曾有述及,容閎還特地在書裡感謝當時為他奔走的包括馬克吐溫在內的一干美國友人,可惜中文譯者或許不知Samuel Clemens便是在中國大名鼎鼎的馬克吐溫本名,因而只將這些國人不甚熟稔的人名翻成「多數之大教育家及大學校校長」而已。

參考資料[编辑]

  • 李志剛:《香港基督教會史研究》(香港:道聲出版社,1987年)

外部鏈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