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鹿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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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鹿 素行
山鹿素行
假名 やまが そこう
羅馬拼音 Yamaga Sokō
子敬
素行
出身地 会津若松藩
出生 1622年9月21日
逝世 1685年10月23日
墓葬 东京宗参寺



山鹿素行元和8年8月16日(1622年9月21日)-贞享2年9月26日(1685年10月23日)),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者和兵学者。父亲为浪人山鹿贞以。古学派始祖。本名高祐。字子敬、又称甚五右卫门

山鹿素行汲取了中國儒家思想的養份,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進行了全面的闡述。著有《武教全書》、《武家事記》、《兵法問答》等書,在日本被稱為「國人道德的權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諦」。

经历[编辑]

出生于陆奥国(后来的岩代国会津福岛县会津若松市)。1628年(宽永5年)、6岁离开江户。1630年(宽永7年)9岁之时拜入大学头林罗山门下学习朱子学,15岁开始在小幡景宪和北条氏长处学习兵学、在广田坦斋处学习神道,此外还学习歌学等各种各样的学问。

1656年著《武教小学》、《武教要録》、《武教全書》,开创了山鹿流兵学。脍炙人口的“山鹿流之阵太鼓”也是从山鹿素行的兵学中衍生出的。1665年他批判朱子学对儒家经典的诠释,提出了直接向周公孔子学习的圣教,著《圣教要录》。书中大肆批判孔子以后的宋儒为异端。此时虽然林罗山已过世,其说仍被奉为幕府官学,且由林罗山子孙主宰。因此山鹿素行被人怨恨,自以为犯下死罪,而向当时担任安房守一职的北条氏长写信道:

蒙当二千岁之今,大明周公孔子之道,犹欲纠吾于天下,开板圣教要录之处,当时俗学腐儒,不修身、不勤忠孝。况天下国家之用,聊不知之,故于吾语,无一句之可论,无一言之可纠。或假权贪利,或构谗而追踪,世皆不知之,专任人口而传虚,不正实否,不详其书,不究其理,强嘲书罪我,于是我始安,我言之大道无疑,天下无辨之。夫罪我者,罪周公孔子之道也,我可罪而道不可罪。罪圣人之道者,时世之误也。古今天下之公论不可循。凡知道之辈,必逢天灾。其先踪尤多,乾坤倒覆,日月失光。唯怨生今世,而残时代之误于末代,是臣之罪也,诚惶顿首。

1666年他被信奉朱子学的会津藩主保科正之流放到播磨国赤穗藩,教导赤穂藩士。元禄赤穗事件中的大石良雄也是其门人之一。1675年(延宝3年)被准许回到江户教授兵法,影响了吉田松阴等人。松阴自称“自幼就以山鹿氏之兵学为业,以武士道为心要,以死为常心。” 其著《武教全书讲录》,一开始就说:如果希望懂道,就请接受山鹿先生的教导,自古至今,该读的书有那么多,而我特别信任素行先生。

1685年山鹿素行去世、享年63岁。墓所为位于东京都新宿区弁天町1番地的曹洞宗宗参寺。

名言:“常の勝敗は現在なり”(有上下文)

古学思想[编辑]

山鹿素行早年祖述宋学,晚年宣扬尊信儒家古典的古学,形成‘儒学道统论’,主张儒学始于伏羲神农,次则天生仲尼以身立教,是儒道之宗、纲常之主。“孔子没而圣人之统殆尽。”孔子之后如曾子子思孟子于孔子已不可企望。批评宋程朱等道学为阳儒阴异端,主张回归孔子之前儒学,并自命是继孔子之后的道统正传。[1]山鹿素行自称“以周公、孔子为师,而不以汉、唐、宋、明诸儒为师。”[2]

他宣扬武士要明心术,尽忠主君,自觉实践人伦之道,严守日常生活礼仪,以儒学道德伦理解释武士道。山鹿素行认为武士的职分就在于辅助君主统治农工商三民:“士不可不备文武之德知。然则形为剑戟弓马之用,内务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道,文道为心,武备调外,三民自然以是为师,以是为贵,从其教而知其本末。”他认为武士道的最高准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强调“常把死放在心上”。在《山鹿语类•士谈》中他这样说道:“能勤而安命乃大丈夫之心也。匹夫在于常将死放在心上,尽职尽分,勤而安命。如果常把死放在心上,就不会受任何事的干扰,在各种场合履行其职分,不把死放在心上就是胆小鬼。”他提倡“以人伦之道的自觉为根本,进而以在天下实现人伦之道为武士职分的思想”。

他认为君臣上下的差别“非以力而成,乃天地自然之仪则”,主张“主君之恶纵如夏桀殷纣,而下无蔑上之道。”山鹿素行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要日本以“中国心”来立国。其依据为《日本书纪》,书中言道:本朝正当天之正道,得地之中国。中国,北据高山,南窥大海,山海之间,平原开阔,河海可用。因此,中国漕运便利,往来如一家,没有互相敌对,制度文物发达,没有必要像支那那样设长城而防夷狄,也不可能为夷狄所征服。而外朝,就是在支那,王朝更迭频繁,有几次还是夷狄入侵为王。春秋时代二百四十余年,期间,臣下起而弑君者,竟有二十五次。唯有我中国,自开国以来以至于今日,天之神以来的皇统未曾变过,弑天皇之叛逆没有几次,被夷狄入侵之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他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他在《中朝事实》中主张皇统一贯‘日本主义’,认为日本比万国优越,对后世影响很大。[3]

山鹿素行主张“诚”是从内心中涌出的不可抑制的“情”,而且认为“诚”须力行。他认为“道”是“人人不得已而须力行之诚。”“予吁已之谓诚,纯一无杂,古今上下不可易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也。圣教未尝不以诚,道也、德也、仁义也、礼乐也。”他认为"诚"也不是只求情之"诚"、"实"、"直"或放于情而行,行要守礼,受礼制约的“不得已之诚。”朱舜水曾与山鹿素行有过交往,其经世实用之学对山鹿素行有所影响。[4]朱舜水在送给他的《子敬箴——为山鹿素行轩作》中称赞他说:

问学如何?徵乎素行。素行如何?希贤希圣。匪敢僭逾,勉承来命。尧舜可为,人皆此性。儒道非难,善至德盛懿美。内涵闻望,外会文武张弛。维人无竟,温恭诚允,端庄彰正,不在他求,是在子敬。

为子敬山鹿翰史、藤姓高兴其名也,别号素行。


著作一览[编辑]

关联条目[编辑]

參考資料[编辑]

  1. ^ 《圣教要录》
  2. ^ 山鹿素行,《山鹿语类》
  3. ^ 《国际儒臧》序
  4. ^ 井上哲次郎,《巽轩论文集》: "舜水的学问是经世实用之学,重礼、尚史;在某些方面似乎与 古学派中人有些相似之处;这些方面可能对山鹿素行有所影响。"
  • 《一口氣讀完日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