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益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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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益鉉
Portraits for Choe Ik-Hyeon by Chae Yong-sin.jpg
朝鲜语/韩语名稱
谚文 최익현
朝鲜汉字 崔益鉉
文观部式 Choe Ik Hyeon
马-赖式 Ch'oe Ik Hyŏn

崔益鉉朝鮮語최익현,1834年1月14日-1906年12月30日),贊謙勉庵,是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儒学家爱国者

生平[编辑]

早年[编辑]

崔益铉是朝鲜王朝后期的儒林领袖,他祖籍庆尚道庆州府纯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1834年1月14日)出生于朝鲜京畿道抱川郡。是金琦铉李恒老的门人,自幼受到严格的理学教育,受华夷之辨影响很大,这使他后来成为激进的排外论者。

哲宗六年(1855年)参加科举考试,获明经科甲科及第,历任顺康园守奉官、新昌县监、成均馆典籍、司宪府持平、司谏院正言、吏曹正郎等职务。高宗五年(1868年),崔益铉上疏请求中止景福宫工程,并革罢苛捐杂税,因而触怒了摄政的高宗生父兴宣大院君,被罢黜官职,放逐归乡。

仕途[编辑]

高宗十年(1873年),崔益铉被重新起用为承政院同副承旨。崔益铉复官以后立刻上疏请求恢复被大院君裁撤的全国各地的书院。此举获得高宗的嘉奖,崔益铉被擢升为户曹参判。

此时王妃闵妃正欲取代大院君而上台执政,便注意到了崔益铉的举动。高宗和闵妃密召崔益铉,要他再写一道奏疏,直接弹劾大院君本人。高宗十年(1873年)十一月三日,崔益铉上疏弹劾大院君,不久高宗就下令将他流放到济州岛,这实际上是高宗和闵妃为了避免崔益铉在汉城遭到大院君的迫害,而采取的以处罚之名、行保护之实的做法。 在这篇奏疏中,崔益铉这样痛斥大院君的失政:

皇庙之撤,君臣之伦斁矣;书院之罢,师生之义绝矣;鬼神出后,父子之亲紊矣;国贼伸雪,忠逆之分混矣;钱之用,华夷之别乱矣。惟此数三条件,打成一片,天理民彝固已荡然而无复余存矣。加之以土木愿纳之类,相为表里,而为殃民祸国之资斧者,几年于此矣。此非变先王之旧章、斁天下之彝伦而何哉?


他尤其指责大院君撤废书院的做法认为裁撤书院是废弃教育,埋没人才的愚民政策,影响国家的安危: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今我朝之成均是古之国学也,乡校是古之州序也,书院是古之党庠也。且设院之本意,则讲学明道实为之主,而乡先生崇德报功,仍其余事也。不谋广置,惟嫌叠享,并与其已举者而加废之,存十一于千百,则深违学校之古制,大失创设之本情。


崔益铉他把这些错误归咎于大院君,称“任事之臣(即大院君)壅蔽聪明,操纵威福,纲目俱弛,而致有今日之痼弊也”。他主张大院君应该和高宗恢复君臣之伦,不应再干预朝政。[1]果然,高宗接受了崔益铉之上疏,并在当天宣布亲政,命令大院君离开汉城,不准干预国政。大院君的十年势道就此终结,从此开始了由高宗亲政、闵妃掌握实权的时代。 崔益铉作为推翻大院君的关键人物,也在不久后获得赦免,回到汉城。

高宗十三年(1876年)正月,日本强迫朝鲜缔结《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国门。崔益铉利用他在儒林中的领袖地位,率领大批儒生在王宫昌德宫门前持上疏,坚决反对与日本谈判乃至缔约。他指出:

臣闻贼船之报,意谓廊庙当有定论,侧听屡日尚无所闻。外间喧传意在求和,万口同愤,四境汹汹。如其讹也,则公私幸甚;如其实也,则为贼人地也,非为国家也。此说施行,殿下之势去矣。……和出于彼之乞怜,强在我而我足以制彼,其和可恃也;今和出于彼之乞怜耶?我之示弱耶?我不备畏怯而求和,则为目前姑息,而向后溪壑之欲何以充?此所以乱亡者一也。彼之物货,皆淫奢奇玩;而我之物货,民命所寄而有限者也,不数年东土数千里,无复支存,国必随亡,此乱亡者二也。彼虽托倭,其实洋贼;和事一成,邪学传授,遍满一国,此乱亡者三也。……持斧伏阙,伏愿亟正大策……如其不然,臣目见域中人没于禽兽,不愿腼面苟活为伍,乞以此斧加臣显戮,使得归陪二圣于地下,亦朝廷之大恩也。[2]


崔益铉深刻洞悉了所谓“修好条规”的本质以及日本侵略朝鲜的野心,但由高宗闵妃最终还是决定和日本缔结条约,并严厉弹压崔益铉等示威者。崔益铉被下令流放到黑山岛,3年后得以释放,回到故乡抱川,专心兴办教育、研究学问。

抗日[编辑]

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日本透过中日甲午战争而驱逐清朝势力、控制朝鲜政权。在日本的主导下,朝鲜开化派断行“甲午更张”,开始推行近代化的改革。“甲午更张”的改革措施短期和表面上有利于朝鲜社会的进步,但实际上却是日本推动朝鲜同化于且合并入日本的过渡工具。于是已十多年不问政治的崔益铉向朝廷上了一道《请讨逆复衣制疏》,请求废除“甲午更张”的一切措施,处断朴泳孝徐光范等开化派“逆贼”,并问罪于侵略朝鲜的日本。

开国五百三年(1895年)八月,日本发动乙未事变,杀害了朝鲜国母闵妃。十一月,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内阁在日本的指使下发布“断发令”,强制朝鲜男子剪去长发,改留西式平头。作为儒学者的崔益铉对日本侵略朝鲜的这一系列暴行十分愤慨,毅然站出来对“断发令”进行强烈抨击和顽强抵抗,最后被内部大臣俞吉浚下令将其逮捕至汉城,投入监狱。崔益铉被投狱后始终拒绝断发,表现出坚强的民族气节和志士精神。最终,建阳元年(1896年)2月10日,随着“俄馆播迁”事件的发生,亲日内阁倒台,“断发令”被废,崔益铉也得到释放。

崔益铉被释放后,被高宗任命为“宣谕大员”,负责安抚各地义兵。这些义兵都是因“为国母报仇”和发对“断发令”而于乙未年冬起义的,其中柳麟锡等义兵领导人和崔益铉有密切关系。崔益铉对义兵运动抱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后来他自己也成了义兵首领。

随后崔益铉被任命为宫内府特进官、议政府赞政、中枢院议官、京畿道观察使等高级官职,但由于崔益铉坚持儒学,思想保守,看不惯当时社会上的开化风气,更由于不满官场的腐败和倾轧,这些职务不久都被他主动辞退。他还对1897年大韩帝国成立一事持反对态度,他上疏称高宗如要称帝,当继承孝宗遗志,扫清中原,恢复大明,镇抚四夷,即使做不到这一步,如能真正自主自立,“则迨此皇统久绝之日,自任以继天立极,或无所不可”,否则只能流于有名无实而已。[3]

光武八年(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控制了大韩帝国政府,强迫其订立《日韩议定书》,协助日本对俄国作战。崔益铉获得高宗的密旨,进与高宗面谈,崔益铉在召对过程中痛斥日本暴行,并提出了一些内政改革的建议。他因此事被日军驻韩司令长谷川好道下令逮捕。

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日本强迫大韩帝国政府签订《日韩保护协约》(即《乙巳保护条约》),将韩国变为事实上的殖民地。崔益铉悲愤欲绝,立刻上了一道《请讨五贼疏》,要求高宗皇帝向国内外宣布乙巳条约无效,并处断李完用朴齐纯等对日缔约的“乙巳五贼”。后来他多次遭到日本的迫害,两度被监禁,但仍不屈不挠,并决定亲自出面领导义兵运动,与各地义兵形成呼应,共拒日本侵略者。 光武十年(1906年)6月4日,73岁高龄的崔益铉与林秉瓒林乐等80多人一道在全罗南道泰仁郡的武城书院宣布举义。在崔益铉起草的声讨日本的檄文中,他这样写道:

噫!彼日本之贼,实我百世之仇敌,……鱼肉我众庶,掘毁我冢宅,占夺我田地,凡系我民命之资,孰非彼掌握之物?……去年十月之所为,实是万古之未有。一夜间,勒纸片印,五百年宗社遂亡。……凡我宗室、大臣、公卿、文武、士农、工贾、吏胥,修我戈矛,一乃心力,殄灭逆党,食其肉而寝其皮;歼剿仇夷,绝其种而捣其穴,无往不复。措国势于泰磐,转危为安;拯人类于涂炭,所恃师直。[4]


崔益铉还发表了分为16条的名为《寄日本政府》的义举疏略,提出要进兵北上汉城与日本统监伊藤博文谈判。之后崔益铉在淳昌结集450人的义兵队伍,自任义兵大将。崔益铉带领的起义队伍作战英勇,多次打败日军,直逼全罗道首府全州城,义兵队伍也发展到近千人。被日本控制的韩国政府先派李道宰诏敕招降,许以高官厚禄,但崔益铉不为所动,严词拒绝;接着韩国政府派遣大军前往全州,准备镇压崔益铉的义兵。

崔益铉在交战的过程中得知这是政府军(镇卫队),认为不应同胞相残,便致书镇卫队统帅韩镇昌,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请其退兵以避免自我残杀。谁料韩镇昌不但不退兵,反而利用崔益铉的天真和麻痹袭击包围义兵,结果崔益铉的义兵队伍猝不及防,阵脚大乱,义兵将领郑时海阵亡,崔益铉和林炳瓒等人当场被俘,押往汉城。崔益铉的义兵队伍就这样昙花一现,很快就被镇压了。

光武十年(1906年)8月,崔益铉等人被流放到日本对马岛。12月30日(阴历十一月五日),崔益铉在对马绝食殉国,遗诗一首以明其志:

起瞻北斗拜琼楼
白首蛮衫愤涕流
万死不贪富贵
一生长读春秋


评价[编辑]

著作[编辑]

崔益铉一生著述颇丰,他的诗歌、散文、书信、奏疏被收录在《勉庵集》中,全部用汉字写成。1931年,《勉庵集》被编辑出版,合48卷24册。

参考资料[编辑]

  1. ^ 以上上疏内容引自《日省录》(影印,汉城,民昌文化社,1991)高宗篇十,癸酉年(1873)十一月三日《崔益铉上疏》
  2. ^ 《朝鲜王朝实录·高宗实录》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条。高宗对此上疏的批示是:崔益铉方在台启未停中,而谓以言事无难,投疏持斧来伏于跸路之傍,事极骇然,令王府拿囚。
  3. ^ 《勉庵先生文集》卷四《请讨逆复衣制疏(乙未六月二十六日)》,景仁文化社1994年版,第290页。
  4. ^ 《韩国独立运动史》(一)154页。
  5. ^ 宋相焘《骑驴随笔》,103页。
  6. ^ 黄玹《梅泉野录》,卷五。
  7. ^ 金日成《与世纪同行》(中文版)第12页,朝鲜·平壤 外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