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护十二世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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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十二世与中国包括从1939年到1958年,罗马教廷中国的关系。它开始于梵蒂冈在1939年承认中国礼仪,在1946年提拔了第一位中国枢机,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在五十年代初期对天主教会迫害,以及在1957年成立独立于罗马教廷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中国礼仪[编辑]

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教会得到中国人很困难,因为它不承认他们的儒家尊重死者家属的习俗。对于中国人,这是一个古老的仪式,但对于梵蒂冈,这是一个与天主教教义相冲突的宗教活动。因此教会在中国进展甚微。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他当选的当年,政策作出了戏剧性的变化。应他的要求,1939年12月8日傳信部发表新指令,中国习俗不再被认为是迷信,而是一种景仰亲属的体面的方式,因此允许天主教徒这样做[1]。教宗的法令改变了中国教会的处境,1942年6月中国国民政府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首任使节在1943年1月递交国书。[2] [3]由于教会开始蓬勃发展,庇护十二世在中国建立了圣统制,将田耕莘主教提升为枢机主教[2],后来提升他为北京总主教。

1949年的天主教会[编辑]

二战以后,大约有四百万中国人是天主教徒。这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人数增长迅速。1949年,在中国有20 个总教区、39个宗座监牧区,3080 名外国传教士,和2557名中国神父[4]

1949年共产党政府的成立,搁置了这些进展,并导致了在中国数以千计的神职人员和信徒遭受迫害。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自那时起,被迫害的天主教会只能在地下秘密存在。损失是巨大的。例如,在1948年,天主教会开办有254所孤儿院、196所医院,有81628 个床位[5]

迫害[编辑]

1949年10月,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的1949年9月宪法保障所有重要的自由,包括宗教自由,禁止对信徒的歧视。但是,政府所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非常敌视宗教,并支持其消灭。共产党很快就将宗教信仰等同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忠诚[6],特别敌视它认为在其控制之外的宗教团体。

在中国的城市,教会暂时受到了宽容。在农村地区,迫害始于1950年。从1950年7月23日和1951年2月制定了反对反革命活动的新法律[7] ,创建了对付“人民公敌”的法律工具。天主教神职人员经历了加大的监管力度。主教和神父被迫从事有辱人格的粗活谋生。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外国传教士(其中大多数是西方人)被指控是外国间谍,准备把这个国家转交给帝国主义势力[7]。他们被驱逐出境,不得返回(直到今日);所有传教会的财产均被没收[6]。作出这一决定(既不监禁也不处决)是害怕可能引发一场中国和西方强国之间的国际战争。这一行动是为了象征中国从外国帝国主义获得解放。

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筹备委员会成立,宗旨在于谴责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6]。所有的教会都必须妖魔化外国传教士(即使他们已经工作了几十年),以及拒绝参加政治学习会议的中国基督徒[6]

1950年7月,吴耀宗率领一个代表19个新教教会的代表团会见周恩来总理,在这次会见中起草了一份声明,呼吁基督徒支持政府。这导致了“三自爱国运动”的成立,以及在中国的基督教团体脱离所有与外国的关系。吴耀宗后来于1954年成为三自组织主席。

官方政策禁止中国宗教团体受到外国的控制[8]。这对于罗马天主教徒特别困难,因为教宗被认为是外国势力。

天主教教会被认为非常危险,因为它的教阶制度、全国性的网络和阻止政府渗透的能力。国家要求天主教徒全力效忠国家,取代对教皇的效忠;不得选择政治中立[6]

庇护十二世在他的通谕《致中国教会》中,对这些攻击和迫害作出了回应,虽然这篇通谕广泛涉及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传教区,但是包括了他对于中国新的形势的看法。

  • 即以目前来讲,在远东许多的国家,也染遍了殉教者的鲜血。我们确切知道有不少的公教信友,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坚定不移,同时还有不少的献身于天主的修女,本地的传教司铎,甚至还有不少的主教们,有从他们自己的住所被逐的,有将他们自己的财产充公的,有将他们放逐远处不与饮食而使其饥饿疲惫的,有将他们逮捕的,有将他们关在牢狱的,有将他们放在集中营的,有将他残酷地处以死刑的。
  • 当我们想到这些可爱的子女们所遭遇的困难、迫害及死亡时,极沉重的忧伤,立时会压向我们的心灵。我们不但以慈父般的心情爱慕他们,我们更以慈父般的敬意尊重他们;我们完全意料到,他们那极高度的责任感,是富有为教殉难的勇气。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为道殉难者,他曾说:「如果人们迫害了我,也要迫害你们」[9]

1951年,教廷大使黎培里总主教被驱逐出中国。中国政府定义了三自运动(自治、自养、自传)。主教们将其解读为敌对的企图: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借口,要求神职人员离开罗马教廷,因此加以抵制。到1953年,许多中外主教和司铎以及教友遭逮捕其中许多人在监狱中死亡。确切数字没有公布。

教宗的回应[编辑]

庇护十二世在他1954年10月7日的通谕《致中华人民》,警告中国神父,一个国家教会将不再是天主教。他对于自养和自治采取了灵活的立场,指出教会认为传教士和财政援助活动只是作为过渡性的,因此总是优先考虑本地神职人员的培育。但是同时也不应该贬低其他基督徒的慷慨,因为是他们资助了传教活动。外国神父将基督的名带到中国,而不是作为敌对强国的间谍。[10] 对于自传,教宗同意,讲道和教导的方式应根据不同的地方有所不同,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和它古老的传统习俗,以便收获更多的果实。[11]

1955年,政府在天主教上海教区进行大逮捕。在1955年9月8日夜晚,有200多位神职人员和信徒被捕,包括上海主教龚品梅,他拒绝支持脱离教廷的三自运动[12]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编辑]

1957年7月,脱离梵蒂冈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因为罗马教廷被视为美国资本主义和侵略的工具(尽管天主教同时谴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13]。神父和主教要学习漫长的自愿再教育课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政策,以便在星期天用此来教育信徒。拒绝参加爱国会的神父被视为反革命分子[13]。广州主教邓以明就是一位突出的“反革命分子”。自1957年以来,他一直被软禁,中间穿插有持续两至四个小时的自白会。他于1958年2月5日被捕,被指控讲道来自于庇护十二世的通谕致中华人民。其他外国出生的主教被监禁,审判或流放。在所有主教被逮捕、杀害和驱逐以后,政府宣布主教位置空缺,于是安排自己的候选人。1958年3月24日和26日,爱国会主教接管了汉口和武昌教区[14]。其他教区也照样实行:赶走合法的天主教主教,并将他们合法的代理主教关进监狱[15]。庇护十二世表示强烈抗议,发布他的最后一个通谕。天主教不再存在。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国内教会的命运不为外界所知。[16]

庇护十二世的最后通谕[编辑]

庇护十二世在通谕《宗徒之长》中,抗议这一新的迫害,这个通谕问道,为什么忠心的好天主教徒会变成分裂的,并得出结论,长达一个月无休止的再教育课程,以及身体和心理矫治方法是不人道的,但是是有效的。许多人在教育营被迫作出“自愿招供”。教宗承认,至少在短期内,教会会面对黑暗。但她继续拥有抗议,祈祷和充分信靠天主的权力。庇护十二世在他最后的通谕中,祝福和安慰那些仍然忠于罗马教廷者:

庇护十二世关于中国的著作[编辑]

  • 1. Instruction of the Sacred Congregation of the Propagation of Faith on mission related issues AAS 1939, 269
  • 2. Instruction of the Sacred Congregation of the Propagation of Faith concerning Chinese rites AAS 1940, 24
  • 3. 一九四五年聖誕廣播詞Christmas Message December 24, 1945, AAS 1946, 15
  • 4. Allocution to the new Cardinals February 2, 1946 AAS 1946, 141
  • 5. Beatification of twenty-nine Chinese Martyrs, November 27, 1946, AAS 1947, 307
  • 6. 教宗勗勉中國苦難教胞通諭 Apostolic Letter Cupimus Imprimis, 1952年1月18日, AAS 1952, 153
  • 7. 致中国人民Encyclical Ad Sinarum Gentem, 1954年10月17日, AAS 1955, 5
  • 8. Address to Historians August 9, 1955 AAS 1955, 672
  • 9. 宗徒之长Encyclical Ad Apostolorum Principis, 1958年6月29日, AAS 1958, 601

参考文献[编辑]

出处[编辑]

  1. ^ Smit 195
  2. ^ 2.0 2.1 Smit 197
  3. ^ Chen Fang-Chung, Lou Tseng-Tsiang: A Lover of His Church and of His Country
  4. ^ Giovanetti 230
  5. ^ Herder Korrespondenz 5, 201
  6. ^ 6.0 6.1 6.2 6.3 6.4 Lee, Joseph Tse-Hei. "Christia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 update."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49.2 (2007)
  7. ^ 7.0 7.1 Giovanetti 232
  8. ^ Marsh, Christopher. "Revisiting China's 'Great Wall' of separation: religious liberty in China today."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50.2 (2008)
  9. ^ Evangelii Praecones, 11,12
  10. ^ Ad Sinarum Gentem 12-14
  11. ^ Ad Sinarum Gentem 15,16, in AAS 1955, 5 ff
  12. ^ Cardinal Kung Foundation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0605214624/http://www.cardinalkungfoundation.org/index2.html
  13. ^ 13.0 13.1 Giovanetti 250
  14. ^ Giovanetti 252
  15. ^ Ad Apostulorum Principis 49 in AAS, 1958
  16. ^ Dammertz 379

书目[编辑]

  • Acta Apostolicae Sedis (AAS), Roma, Vaticano 1922-1960
  • Owen Chadwick,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the Cold War, London 1993
  • Richard Cardinal Cushing, Pope Pius XII, St. Paul Editions, Boston, 1959
  • Victor Dammertz OSB, "Ordensgemeinschaften und Säkularinstitute", 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II, Herder, Freiburg, 1979, 355-380
  • A Galter, Rotbuch der verfolgten Kirchen, Paulus Verlag, Recklinghausen, 1957,
  • Alberto Giovanetti, Pio XII parla alla Chiesa del Silenzio, Editrice Ancona, Milano, 1959, German translation, Der Papst spricht zur Kirche des Schweigens, Paulus Verlag, Recklinghausen, 1959
  • Herder Korrespondenz Orbis Catholicus, Freiburg, 1946–1961
  • Pio XII Discorsi e Radiomessagi, Roma Vaticano, 1939-1959,
  • Jan Olav Smit, Pope Pius XII, Lond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LTD, 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