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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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學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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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 （100歲） | |
 張學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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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名： | 少帥 |
| 出生地點： |  中国遼寧省台安縣 |
| 逝世地點： |  美国夏威夷檀香山 |
| 國家： |  中華民國 |
| 隸屬： | 東北軍 |
| 服役年份： | 1915年—1936年 |
| 軍銜： | 陸軍上將 |
| 參與戰役： | 中東路事件 中原大戰 九一八事變 熱河戰役 |
| 其他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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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1]，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中国辽宁海城人，人稱“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之长子，“民国四公子”之一。
由於西安事變，張學良的歷史定位及評價於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歷史有不同的評價。中華民國的公共電視在張學良不再被軟禁後，製作一以其口訴為主的記錄片。[2]
目录 |
[编辑] 早年生涯
1919年就读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一年后毕业，在张作相手下任职，并迅速得到提升。1928年6月4日，自皇姑屯事件其父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继任為東北保安總司令。
[编辑] 东北易帜
1928年底宣布“东北易帜”，效忠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有利于蒋介石解决軍閥割據及完成大約與中國本部加東北範圍的统一，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从此飘扬在东北。
[编辑]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张学良欲取消苏联在東北的特權，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東北进攻，张学良領導的東北軍敗給苏军。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蘇聯在中东铁路的特权。
[编辑] 東北淪陷
[编辑] 九一八事变
中原大戰及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全球經濟大恐慌環境下，剛從內戰中恢復的華北及東北的統一的中國國家主權和日本的南滿鐵路的特權，衝突的可能性升高。[3]。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張學良本人的說法是“不抵抗”是要表明日本侵略而非維護其南滿鐵路的特權。[4]事变发生后，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日军很快便侵占了东三省全境。
大陆教科书称，九一八事变为蒋介石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所致。近年的研究表明，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张学良之“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而蒋介石之“不抵抗”，则是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下令撤退，而蒋介石迟至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编辑] 放弃锦州
九一八事变後，南京就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即过多天商讨，决议了一个《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客观评估了当时的局势条件。著名的台湾历史学家梁敬錞博士事后评论说：“……，持与今日英国日本各方面档案与其他著述资料相互印证，大抵皆能正确，允称政略之杰构。其中明知国联不足恃，而不得不仍作信赖国联之表示：明知解决事变不得不出于军事之牺牲，而仍不能不计较牺牲之真实代价，皆可鉴政府当时应付艰局之苦心。而可憾者，当时忍耐止境只限锦州，锦州有难，即当抗战。而其后锦州卒至不战而退，事变范围反之扩大了。”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系的逼迫下辞职，张学良也辞去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军夺取锦州之战即在此后展开。以粤系为主的新南京政府，孙科为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
在孙科政府上台以前，蒋介石，顾维钧二人均屡次向张建议：“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关系东省存亡甚巨。”顾于12月5日致张电中犹敦促张： “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而张学良也应该确曾有过坚守锦州的打算，据日本关宽治等的《满洲事变》记载，“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张学良在锦州驻有重兵，日本人以四万兵力，分三路攻锦，曾有作出重大牺牲的准备，但据《蒋总统秘录》记载，关东军看穿了张学良自蒋於十五日下野之后已经丧失了战意。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在满州事变中军的统率」文件中，录有获自中国军方的下述两件情报为例，分析张学良内心业已动摇：
12月21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
12月22日张学良上蒋总统电 ：「公（蒋）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
12月26日，张学良给锦州的荣臻下达了锦州军对日军作战的指示。
然而，在最后的关头，张学良却没有“死守锦州”，东北军于1932年1月3日撤出锦州。日方的分析为：“从军事上说，他可能可以这样认为，他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关东军的武力，因而企图保存实力。但是恐怕更大的原因则是，张学良当时在华北的处境要比想象的更不顺。锦州之战是与张学良关系很深的蒋介石正在下野期间发生的，所以张学良既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也没很好地控制华北将领，如果稍一马虎，乘其兵力用在锦州之时，势必要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反张运动。彻底抗战对张学良来说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这也许是实际情况。 ”。
就在孙科国民政府给张学良发出“死守锦州”命令的同时，身为参谋总长的朱培德就在特种外交委员会上指出，“锦州至多只能守一个星期，而且关内无兵可援”，所以对于东北战局，他以军人立场认为：“一条路是不顾一切以赴之，另一条路便是和日本议和”。
当时的锦州，国民政府一再要求张固守，张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说，“日军倾全国之力，而我仅一域之师”，“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不断去电请示援助。当时日本在天津有驻屯军，山海关有守备队，山海关方面还配有海军舰艇。锦州之战以前。日本即发动“天津事变”，被东北军镇压。在两国没有全面开战的前提下，这些日军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只是关东军，华北的日本驻军似乎仍然置身事外。但实际上，华北的日本驻军有一个秘密配合关东军围歼锦州所驻东北军的计划，只是被关东军方面拒绝。东北军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激战失利后，锦州驻军担心退路被截断，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陷于背水一战的境地。
同时，东北方面也质疑粤系的抗日态度是否真实，因为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期间曾到日本向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议，要与日本合作以打击蒋介石，并准备出卖满蒙的权益以换取日本对广东提供一批武器。不过币原喜重郎正是反对日本军人这种做法的，双方没有谈拢而作罢。粤系南京政府向张学良共发了三个“死守锦州”的命令，张学良也三次请援，却无下文。“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当时孙科已经出任行政院长，但财政部长黄汉契却无财可用。中央政府的不负责任激起东北军前方的强烈抗议，奉命守锦州的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
[编辑] 再失热河
一二八事变后，广东军奋起抗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希望张学良出兵南北夹击日军，并派陈公博和李济深北上班请救兵。张学良以他的方针回答道：“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不肯出兵[來源請求]。
在那时一期《独立评论》曾刊登熟悉热河和华北战略地理的丁文江教授所攥写的《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來源請求]，明白地指出：
“一旦热河有了军事行动，北京天津是万万守不了的。”
“我们真正的防御、长期的战争，不在平津，而在热河。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同时把重要的军实和北宁路车辆逐次的运到居庸关以北；只留一部分军队在山海关、秦皇岛、天津等处；在这些几处经过相当的抵抗以后，也预备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分别退至口外。现在驻在热河边界的军队应该从速进到朝阳、并且积极筹备朝阳、凌原，平原、承德各地间的运输。热河东南两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炮都不能使用，就是飞机也有许多危险。喜峰、古北、河南口三处都是天险，每处有一两万人防守，日本非有一倍以上的军力不能进攻。”
“只要守得住热河，放弃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当局有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热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但其時據守熱河的軍閥湯玉鱗是張學良的父執輩，擁兵自重，根本指揮不動，也不允許張學良部進入熱河，甚至有降日傾向。蔣介石建議張學良迅速解決湯，但計劃泄露，爲避免大戰之前先內讧，爭取湯積極抵抗，張學良只能暫時將所部布置在熱河外圍以穩住湯，並派去張作相督戰。
一个多月以后，丁文江眼看热河布防失当，又撰寫一文道[來源請求]：
“热河部队只有四步军旅、六骑兵旅，合计不过二万支枪。朝阳、北原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支枪。日本如在锦州、义县进兵，该地防军就没有抵抗的能力！”
“我们现在将二十旅兵力全放在冀察两省，而将热河交给汤玉麟去防守，这是什么战略？我不懂！”
汪精衛對軍隊系統內部的過節不甚明暸，且與張本有中原大戰的宿怨，另外當時東北根據地已失，華北局勢未穩，大軍開拔需要糧饷，汪不撥分文，卻以此疑忌，一再逼迫張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出戰，顯示其實際目的在於以東北軍之犧牲賺取政治資本和輿論支持。調兵入熱的問題本可以協商解決，最後卻演成一場意氣之爭。
1932年8月6日，汪精衛通電請求辭職，並逼張一同下野：
“北平缓靖公署张主任汉卿勋鉴，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赖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奋起抵御，为我民族争生存，为我国家争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于兄。然亦冀兄之激发天良，有以自见。乃因循经年，未有建树，而寇氛益肆，热河告急，中央军队方事剿匪，溽暑作战，冒诸艰苦。然为安定内地，巩固后方防计，义无可辞。此外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凡属族类，皆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当日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作战淞沪，实本斯义，岂有他求！及战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以助士气。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为实行抵抗以前，弟亦万不忍为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唯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
张学良回复：
“自九一八日本侵华以来，国家力谋团结御侮，汪先生如欲辞职，尽可明白向余表示，何必发表与事实不相符合之谈话？自日军侵犯东北以后，余毫无个人生命财产之观念，但因华北治安责任在身，未敢擅离职守，余为军人，负责统率大军，一切行动当不如汪先生自由也，余虽准备交卸，但一旦在职，不得不努力华北治安。”
張學良嗣後引咎辭職，東北軍將領和宋哲元等北方將領則聯名願與其共進退。汪精衛聲言抗日，卻在熱河抗戰前夕掀起政壇風波，蔣介石亦在日記中稱其“不顧大體”。
1933年2月22日日軍協同滿洲國僞軍全面進攻熱河，熱河抗战爆发了。湯玉麟聞風立刻動員全軍二百多輛軍車，搬運鴉片私産，力求完脫。湯部潰不成軍，日军仅以128名骑兵為先鋒，輕取熱河省會承德。
[编辑] 西安事變
1934年2月張任豫鄂皖三省剿總副總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營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總副總司令。此時，日本侵華日亟，國民政府一再妥協，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簡稱「八一宣言」），全國要求停止內戰實行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
1935年4月，蔣為削弱張學良軍力，命令張學良圍剿紅軍，但卻遭到挫折，逐漸對蔣的調遣有所反感。[1]1936年4月，張與周恩來在膚施（今陝西延安）會談，提出聯蔣抗日，為中共中央所採納，與紅軍達成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協議。這時，中共的葉劍英又攜帶雙方停戰計劃及毛澤東的約書來西安，張學良拿出巨額私款，贈送紅軍做冬季衣食補給費用。共產黨也在西安設立辦事處。
12月4日，蔣介石到西安督戰。張學良與西安綏靖主任、第17路軍總指揮楊虎城共同向蔣面諫，卻遭到蔣拒諫。蔣介石令張學良、楊虎城立即進攻陝北紅軍，否則將其所部分別調往福建、安徽。
12月9日，中國共産黨組織大規模的群衆遊行示威，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特務軍警開槍打傷一名小學生，群衆非常激憤，決定到臨潼直接向蔣介石請願示威。蔣介石強令張學良制止學生運動，必要時可以向學生開槍。張學良接到命令後，趕上遊行隊伍，極力勸說學生回去。東北大學學生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收復東北失地！”等口號。張學良向群衆表示一周內以實際行動答複學生要求。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與楊虎城兵諫蔣介石，共同逼蔣聯共抗日，造成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當天，張學良、楊虎城向全國發出關于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提出：
-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 停止一切內戰。
- 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
- 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 開放民衆愛國運動。
-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
- 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
-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西安事變發生後，東北軍、西北軍內部出現主張殺蔣和放蔣的爭執，但張學良、楊虎城二人都主張釋放蔣介石。據楊虎城的機要秘書王菊人回憶，西安事變發生後，楊虎城曾找張學良商議釋放蔣介石的四項條件：一是蔣介石之“安內攘外政策”必須改變，至少以談話方式向全國公開聲明（當時考慮由南京政府正式發表聲明是辦不到的）；二是改組國民黨政府爲抗日聯合政府，應有行動表現；三是東北軍、17路軍的駐地和政治地位不變；四是紅軍問題，由以後組成的抗日聯合政府解決。
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政府內部以親日派何應欽爲首，陳立夫、陳果夫、戴季陶等極力主張武力解決。1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作出“討逆”決議，由何應欽任“討逆總司令”，任命劉峙、顧祝同爲東西兩路集團軍總司令，兵發潼關；並派飛機先行轟炸了渭南、富平、三原等地。何還給在意大利養傷的汪精衛打電報讓其“速歸”。相對于何應欽的武力討伐，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孫科等人，則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在南京奔走遊說，爲營救蔣介石積極活動。
17日，中國共産黨應張學良邀請，派周恩來到西安參與西安事變的協商。中共黨內也出現過“殺蔣” 與“放蔣”的意見分歧，在延安已經搭好准備公審蔣的台子，但後來又轉為主張放蔣，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根據中共官方資料，中共是出于統戰目的，因爲即使殺蔣，並不會對共産黨有什麽實質意義，反而有可能使何應欽等親日派上台，那樣的話，無論對中華民族還是共産黨本身都是有害無利的。
22日，宋美齡等到西安。張學良、楊虎城去機場迎接，並與宋子文、宋美齡舉行會談。
24日，蔣中正口頭答應了六項協議。即：
- 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
- 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
- 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
- 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
- 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系。
- 其它具體的救國辦法。
張學良見蔣介石接受了談判條件，怕夜長夢多發生危及蔣性命的變故，即力排眾議，決定無條件放蔣。
25日下午，張學良與楊虎城一道送蔣介石及宋氏兄妹上飛機，同時爲了維護領袖威信，自己亦隨同護送蔣回南京。飛機抵達南京後，張學良即被軍統特務監視。
29日，在蔣介石的指示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下達了法丙字第17087號命令，委派李烈鈞爲軍事法庭審判長，對張學良進行審判。
31日，軍法會審判決“張學良首謀夥黨，對于上官爲暴行脅迫，減處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5年”。
1937年1月4日下午，張學良又接到國民政府發布的特赦命令：“經國府委員會討論，一致決議接受蔣委員長請求，張學良准予特赦，張學良所處10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
宋子文陪同張學良出席軍法會審後曾說：“審判是走個手續，5天後漢卿保證回西安。”然而事實上，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即長期監禁。張學良自此一生失去自由。
張學良與楊虎城在1938年11月起被囚禁在貴州省修文縣陽明洞，1941年5月張學良轉囚貴陽市麒麟洞，由於和市區距離很近，不久很多貴州人都知道張學良關在麒麟洞，當局頗不自在，於是在1942年2月把張學良移往貴州省開陽縣劉育鄉囚禁，1944年春天再移貴州息烽縣陽郎壩，冬天再到桐梓縣天門洞小西湖，1946年4月9日蔣介石在貴陽市黔靈公園會見張學良。不久之後，張學良被押往重慶歌樂山戴公館，1946年10月被送到台灣，1947年移住井上溫泉（新竹縣）。
在一次老鄉進訪時，張學良探問道：「不讓我回去，那邊能答應嗎？」（哥倫比亞大學張自述資料）。「陪蔣回京後，幾天就會回來」，張學良曾如是說。但張學良亦料到此去南京很可能凶多吉少，在登機之前曾寫一手諭，將東北軍的善後托付給楊虎城和幕僚于學忠。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成了國共的第二次合作，中國也由此實現了由內戰到抗日戰爭的歷史轉折。
[编辑] 被囚禁的后半生
[编辑] 晚年
在1946年國共兩黨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共產黨曾提出釋放張學良，未獲蔣介石同意。後國民政府撤往臺灣之前，蔣介石於1946年10月將張學良轉至臺灣繼續軟禁，並限制人身自由。
在臺灣，張學良於1946年11月最初被軟禁在新竹縣五峰鄉清泉溫泉長達13年，1961年秋則移居台北市北投居所，在兩地都過著軟禁下的隱者生活。張學良原配夫人于鳳至，生三子一女，後有情妇“趙四小姐”。他于囚禁中信奉基督教后，1964年按與于鳳至离婚，和趙四小姐結婚。
由于1975年蔣介石的逝世，以及1988年蔣經國也相继逝世。1990年起張學良才逐漸得以局部的恢復人身自由。虽然恢復了部分人身自由能到美国探访(后又再到夏威夷长居直到去世),但張學良想返回大陆的期望得不到当时臺灣当局的许可。1993年4月受聘為东北大学名譽校長，5月受聘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譽理事長。1995年離台，僑居美國夏威夷。
[编辑] 逝世
2001年10月14日下午2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壽100岁。
对于张学良虽然活命良久，却从来没有回过大陆这个问题。答案有的归咎于身体原因，有张晚年归信基督教的信仰原因，也有归咎两岸的政治原因。對於兩岸政治因素一項，有人認為張學良不想表態偏向兩岸中任何一方的政權。
[编辑] 其他
- 蒋介石是对张学良一生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而张晚年对蒋介石多有贬低，认为蒋“有大略无雄才”。他說蒋为人失败，思想顽固守旧，若有机会“真能（會）當皇帝。”“蔣經國就不同，所以我可以說，到台灣以后，要不是蔣經國，蔣介石就沒有了，現在也是沒有了。”張表示：「介石沒有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自己，（我）本來很尊重蔣先生，但后來不尊重，因蔣先生完全是自我主義。」訪問者提到：「我們在可大圖書館看見很多書，是說蔣先生對台灣的貢獻。」張：「那大概都是國民党寫出來的，要說蔣經國對台灣有貢獻，我承認。蔣先生有什么貢獻？」[5]
- 张学良对宋美龄怀感激情。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近日公布的少帅张学良生前与宋美龄、蒋介石伉俪往来的信件显示，宋美龄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数十年一直对张学良备极保护、关怀，两人往来信函反映其深厚情谊。张学良生前也说，他因为蒋夫人而保命。
- 张学良批評蔣緯國是個「小丑」。[5]
- 王新衡嘗對张学良說，“蔣介石不用人才，只用奴才”，张学良說何應欽就是一個奴才。[5]
- 张学良說宋藹齡是「坏蛋」。[5]
- 張學良最欣賞周恩來，他說「周恩來的人好厲害，他們都控制住了，連我的部下、楊虎城的部下都听他的，他說出的話很有理。這個人好厲害，不但會講，也能處置事情，是我佩服的一個人。」。[5]
- 张学良93岁时写一首风趣的诗：“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
- 张学良对失东北与扣蒋可能颇有悔意。他获取完全自由后定居夏威夷，却终生不回大陆故里。据杨大中先生回忆道，他在庆80私宴上对好友说“我是罪人中的罪人啊！”[6]
[编辑] 民國美男子
[编辑] 自述公开
张学良晚年曾接受过几次访问，澄清了一些争论已久的历史问题，在台灣的訪問，是由郭冠英與周玉蔻聯合執行。而根据张学良的遗嘱，哥伦比亚大学在他死后，也公布了张学良的自述材料（参见维基语录相关内容）。
[编辑] 参见
[编辑] 外部链接
- 华视采访张学良视频：张学良有话要说...
-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重说民国奉张父子
- 张哮: 消失的省份 (GB码)
- 克强：张学良 民族败类抑或民族英雄
- 东北大学：千古功臣 张学良
- 萨苏：弃守锦州——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
- 王中陵：郑成功、张学良与台独
[编辑] 注釋
- ^ 逝世时间：夏威夷时间10月14日，北京时间10月15日
- ^ 世紀行過 張學良傳
- ^ 世紀行過 張學良傳 第二集 國難家仇
- ^ 世紀行過 張學良傳 第二集 國難家仇 3/5
- ^ 5.0 5.1 5.2 5.3 5.4 美哥倫比亞大學公布張學良口述歷史及文物
- ^ 《凯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