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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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又名百日維新戊戌維新維新變法,是清朝光緒二十四年間(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短暫政治改革運動,變法由光緒皇帝領導,深入經濟教育軍事政治官僚制度等多個層面,希祈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然而期後遭到慈禧太后與守舊派的反撲,發動了戊戌政變,戊戌變法僅經歷了103日就告終。維新派首領康有為梁啟超逃入日本驻北京大使馆,譚嗣同等維新人士陸續被捕殺害,光緒帝則被軟禁中南海瀛臺,太后重新當政。變法失敗亦引發了民間輿論支持孫文、黃興等更為激烈的改革主張,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背景[编辑]

洋務運動[编辑]

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後,清朝与世界的關係日益紧密。接踵而至的內憂外患,迫使清政府及一眾知識分子醒覺到必須要改變以自強。同治年間(1861年)開始,清政府進行洋務運動,希望能夠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式,改良生產技術。全國各地先後引入了外國新科技,開設礦業工廠,建設鐵路及架設電報網,培訓技術人材;在軍事上亦建立了遠東最具規模的海軍──北洋水師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戰爭败给日本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中國因此割讓了臺灣澎湖列島,賠款二萬萬三仟萬兩銀即二億三仟萬兩白銀。証明了洋務運動未能根本地改變清朝落後的境况。於是涌现出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面,包括政治體制上,進行變法維新的聲音。

公車上書[编辑]

翁同龢曾經支持康有為和梁啟超兩人發起的強學會,但是戊戌變法進入第5日,慈禧要求光緒下令免去他的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等職務,逐回原籍

維新運動開始於1895年於北京發生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各省舉人收到《馬關條約》中,中國割去臺灣遼東,並且向日本賠款白銀兩萬萬兩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動。4月,康有為梁啟超作出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得到一千多人連署。5月2日,二人、十八省舉人及數千北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門前要求代奏光緒帝。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是由各省派送,依照汉代举孝廉乘公家馬車赴京接受考核之惯例,對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又俗稱為公车,故此稱為公車上書。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的效果,但是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有為和梁啟超二人發起的強學會最為聲勢浩大,一度得到帝師翁同龢湖廣總督張之洞等清朝高級官員的支持。

變法醞釀[编辑]

1897年底,發生山東曹州教案,兩名德國傳教士被殺。德國乘機侵佔膠州灣(今青島),俄國同時進佔旅順大連法國進佔廣州灣(今廣東湛江),英國進佔山東威海,並且要求拓展九龍新界

1898年(戊戌年),康有為多番上書要求推行新政,但是康有為非四品官,無權力上書皇上。1月29日,康有為的奏摺首次轉呈光緒,光緒命令允許康有為隨時上書。於同日,康有為第6次上書。2月,康第7次上書,再次建議皇帝效仿彼得大帝明治天皇的改革,並且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大彼得變政記》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籍。皇帝之後每日閱讀,加強了改革的決心。[1]

5月29日,恭親王奕訢去世,死前對光緒說:「聞廣東舉人康有為等主張變法,請皇上慎思,不可輕信小人。」他逝世兩日後,康有為以御史楊深秀名義呈上奏摺,請求明定國是。6月6日,徐致靖上書《請明定國是疏》(康有為代擬)請求光緒帝正式改變舊法,實施新政。

明定國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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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于公元1898年起用康、梁兩人等推行新政,并以谭嗣同等四军卿架空原有的军机大臣,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当权保守派的反对。

1898年6月10日光緒翁同龢起草《明定國是詔》,送呈慈禧審查,得到批准,於6月11日(農曆四月二十三日)頒布《明定國是詔[2],表明變革決心,百日維新由此開始。

然而,變法後第6日,亦即6月16日,光緒才首次召見康有為。據傳康有為入殿前,碰到剛剛接到直隸總督任命的榮祿,榮祿問:「以子之大才,亦將有補救時局之術否?」康有為答:「非變法不能救中國也。」榮祿問:「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康有為答:「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3][4]康有為覲見光緒帝時,開宗明義說:「大清快要滅亡了。」光緒答這是保守官員所累,康有為指靠那些官員推動改革,等如緣木求魚,康有為用了大量的時間,力陳變革之必要。這是光緒與康有為首次會面、亦是唯一一次,數日後,光緖調任他為總理事務衙門章京行走,但是官位僅至六品,而康有為早於3年前已經是六品官。

隨後,光緒又召見梁啟超,並且僅委派其出任六品的辦理譯書局事務。梁啟超獲得任命後,離開北京,沒有再次參與新政。在整場百日維新中,作為骨幹成員的康有為與梁啟超,各自僅見過光緒一次。

變法內容[编辑]

新政內容主要涵蓋教育及軍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體制。其最終目標,是推行君主立憲制。康有為向光緒皇帝贈送康有為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還有李提摩太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這令光緒傾向以明治維新為改革的藍本。

教育改革[编辑]

這是維新派最重視的地方,細節包括:

經濟建設[编辑]

康有為強調中國必須以工商立國,才能富國養民;另外因為官辦企業多有弊病,故此也著重鼓勵民辦企業。

  • 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並且在各省設分局
  • 廣泛開設農會,刊印農報,購買農具,訂立獎勵學藝、農業程序,編譯外國農學書籍,採用清西各法切實開墾
  • 頒發製器及振興工藝給獎章程
  • 在各地設立工廠
  • 在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
  • 開放八旗經商的禁令,名其學習士農工商自謀生計
  • 倡辦實業,促進生產。

軍事[编辑]

  • 改用西洋軍事訓練
  • 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餉須支,實行團練,裁減綠營,舉辦民兵
  • 頒發興造槍砲特賞章程
  • 籌設武備大學堂
  • 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槍炮

政治[编辑]

  • 裁減冗官
  • 設置京卿學士,以集思廣益
  • 准許地方官與士民上書
  • 更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創設京師報館
  • 解除报禁(允许民间创立报馆)
  • 按月分類列名每年收支

康有為還有好些未發表的新政,如尊孔聖國教、立教部及教會、以孔子紀年、制訂憲法、開國會君民合治滿漢平等、皇帝親自統帥陸海軍、改年號為維新、斷髮易服及遷都上海等。根據康有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緒的同意。

慈禧干政[编辑]

後世史家評價戊戌變法時,常形容光緒正式掌權親政,但是此種說法歷來受到爭議。6月15日,也就是戊戌變法進入到第5日,慈禧要求光緒連下三道上諭:一、下令免去帝師翁同龢的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等職務,逐回原籍;二,凡授任新職的二品以上大臣,須到皇太后面前謝恩;三,任命慈禧親信榮祿出任直隸總督,掌握大權[5]。從6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要求光緒任命崇禮為步軍統領,懷塔布掌管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及鳥槍營,剛毅掌管健銳營,光緒並無軍事大權。[6]

從戊戌年農曆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日內,光緒皇帝與太后同住69天、請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及侍看戲15次。百日維新期間,光緒12次前往頤和園請安。其時光緒下詔書時,亦多寫有「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6月11日至9月20日,軍機處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片、呈及書等共計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6]

當時幾位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剛毅錢應溥廖壽恆王文韶,除了廖壽恆暗中支持改革外,或者頑固抵制或者明哲保身。剛毅甚至到頤和園向慈禧太后哭訴,請求太后重新訓政

6月16日,慈禧太后命咸豐帝老臣刑部尚書崇禮代理步軍統領。6月25日,慈禧太后再命懷塔布管理圓明園官兵,剛毅管理健銳營

帝后兩黨爭權經過[编辑]

有評論指慈禧太后並非反對變法,但變法目的應以利於清室統治,延長清朝國祚為大前提,但康梁兩人「改元易服,南巡遷都」的主張,被慈禧認定是「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舉措,故而斷然發動政變,扼殺維新。

9月1日,禮部主事王照疏請光緒帝遊歷日本等國,以考察各國情況。懷塔布許應骙不肯代送。王照彈劾他並到堂親遞,懷塔布不得已允許其代奏。許應骙則上奏彈劾王照「咆哮署堂,藉端挾制。」

9月4日,光緒下令將懷塔布許應骙堃岫徐會灃溥頲曾廣漢等阻礙變法的禮部六堂官革職。王照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用昭激勵。懷塔布老婆與慈禧太后有親戚關係,遂向太后哭訴。

9月5日,光緒召見譚嗣同,並命譚與劉光第、楊銳、林旭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9月11日,光緒帝召直隸按察使袁世凱來京陛見。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有為。

9月13日,光緒帝擬開懋勤殿,設顧問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緒帝手諭楊銳以變法之難,命康有為等詳細籌議。

9月14日,直隸按察使袁世凱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經天津抵京。

9月16日(八月初一),光緒在頤和園召見統率新建陸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面談後昇任他為侍郎候補。另一方面,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催袁急回天津畢永年與譚嗣同議軟禁太后事。

9月17日(八月初二),光緒帝再召見袁世凱,命與直隸總督榮祿各辦各事。光緒命康有為即離京赴上海督辦官報局,傳通過楊銳帶給康有為密詔。

9月18日(八月初三),御史楊崇伊上書慈禧,稱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政,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籲懇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亂萌。據袁世凱的日記,之後譚嗣同於9月18日去法華寺夜訪袁世凱,透露慈禧聯同榮祿,要廢除光緒;並說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住的頤和園。兩日後(9月20日),袁世凱回到天津,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也有一種說法是,袁世凱離京前密告給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7]

榮祿曾表示反对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他在公元1896年9月20日回京,参与扼殺戊戌變法,为慈禧太后提供武力支持。

變法失敗[编辑]

9月19日(八月初四),傍晚慈禧突然離開頤和園,返回大內。光緒帝自是日起遷居瀛台。 康有為訪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請英國公使相助,不成;又訪伊藤博文,請遊說慈禧太后。當晚黃紹箕勸康有為迅速離京。深夜,梁啟超、康廣仁等懇求康盡快出走。

9月20日(八月初五),凌晨康有為攜僕人李唐離京。光緒皇帝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之後袁回天津。光緒皇帝接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親密交談。太后垂簾旁聽,極為不滿,當天深夜又接到榮祿密報,說光緒帝欲軟禁太后[8]。康有為離開北京。

9月21日(八月初六),凌晨慈禧太后率衛隊軟禁光緒帝於中南海涵元殿,然後下詔太后訓政。當天步軍統領率兵圍南海會館宅,搜捕康有為未獲,但在此拿獲康廣仁和康的弟子程大璋錢維驥。之後又查抄了粵籍官僚張蔭桓寓所,沒有發現康有為,將張逮捕。

9月24日(八月初九),剛毅奉太后諭令開始搜捕四軍機章京等變法份子。楊銳、林旭當日被捕。劉光第投案自首。楊深秀因詰問慈禧太后為何罷黜光緒帝,在聞喜會館住處被捕。

9月25日(八月初十),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

9月19日,慈禧回宮,9月21日即臨朝,宣佈戒嚴,火車停駛;並即幽禁光緒,廢除新政,搜捕維新黨人。是為戊戌政變,結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維新。維新黨人中,康有為早離開北京,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其他數十人被捕,包括稱為「戊戌六君子」的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有溥,六人於9月28日被斬首菜市口剛毅親自監斬。徐致靖處以終身監禁庚子之亂後得赦免);張蔭桓流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外,一律都被廢止。

失敗原因[编辑]

戊戌政变之所以爆发,在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做法和态度太过激进,在明知光绪权力有限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地在权力中心安插自己人、排挤异己,完全无视慈禧的存在。他们过分高调的举动一来激起旧有保守派的反抗,二来将原本处于中间摇摆状态的人也推向了自己的反面,还未等变法好好展开,就把大多数人得罪了,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說道:“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地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

此外,戊戌政变的深层原因是满汉之争,慈禧并不一定反对维新,但变法与“满洲统治”这一根基相抵触,随着变法运动的激进化,康有为上奏在华东建设新都,剪掉辫子,改穿西式服装,改元維新(参《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意味着脱离清兵入关后在北京周边设定的旗地、八旗等满人势力,轉向对外开放之地上海,断发、易服、改元意味着对祖法即二百五十年来的清朝统治的全盘否定,因此唤起了满洲人的抗拒。当时一封致英国代理上海总领事白利南的信中称:“到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辮子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据康说这是真的),旗人的不满达到顶点。对满人来说,割掉象征旗人征服汉人的辫子,等于否认旗人在中国的统治[9]。英国公使窦纳乐說道:“最近的一些事件确切表现出太后和旗人派对他们自身安全感到严重的惊恐,且视维新运动有害于旗人统治。维新新党的领袖都是汉人,在斥责康有为所组织的‘保国会’的上谕中,很有意义地指出,保国会志在保中国而不保大清。旗人在摧毁维新派时,能够博得多数汉族官員的赞同,或至少漠不关心,乃因为光绪采纳热心变法的青年一派的建议从事改革,不但危及他们的权力,甚至危及他们的地位[10]

袁世凱與戊戌變法的成敗[编辑]

北洋首领袁世凱

袁世凱1896年4月受到监察御史胡景桂彈劾,指他在小站练兵时犯下“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当时视察新军,为新军军容所动,力保袁世凯,袁世凯才得以留任[11],荣禄有恩于袁世凯,所以有观点认为袁世凯把譚嗣同的想法告訴给榮祿,結果戊戌變法失敗,光緒帝失去朝廷政權並遭軟禁

但據近年根据历史资料考證,慈禧及榮祿等早有廢除新政的計劃,已經有所部署和防備。袁世凯告密一事的真实情况亦有诸多疑点,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倾向“维新” 并未主动告密。[12]9月21日(八月初六)清廷颁布训政诏书,慈禧太后全面掌握政权。如果袁世凯告密,谭嗣同作为劝言袁世凯劫持或杀掉慈禧的人,罪不可赦,但上谕中只是要求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并未下令逮捕谭嗣同。[12] 同时,时间和技术也是问题,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抵达天津已是日落,赶到荣禄处已是夜间,即便当时告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荣禄根本无法及时赶回北京。可见慈禧太后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12]根据袁世凯亲信张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真实情况应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而非主动告密。[12]即便按照维新派原计划进行,袁世凱對於戊戌維新的成敗是否具有決定性的影响仍有爭議,因为以袁世凱當時掌握的新軍戰力,亦不足以對抗聽命於榮祿駐紮於北京附近的眾多部隊。

當代新探[编辑]

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13]一書指出: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14]。於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後,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15]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瞭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

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於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於9月20日(八月初五)上書光緒皇帝:「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16]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於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17] 雷家圣认为,这是欲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等國家大權,交於外人之手,所以慈禧太后驚覺事態嚴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13]

雷家圣认为“合邦”为外国的阴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即曾与日本人联系,要与日本人联合召开“两国合邦大会议”。[18]戊戌变法开始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建议中、美、英、日四国“合邦”,藉以对抗俄国,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李提摩太却向康有为提出这种建议,动机令人怀疑。康有为更向光绪建议要向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商酌办法”,则控制权将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外交的骗局,利用康有为等人对国际常识不足的弱点,诱骗康有为等人与光绪将交出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给外国人,任由外国操控宰割。[19]中国学者孔祥吉也认为:“拆穿了李提摩太的西洋镜,原来是一个赤裸裸的并吞中国的阴谋,…这一合邦计划幸好没有实行,倘若付诸实施,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无疑会成为对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国和殖民地。”[20]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下令逮捕康有为,将宋伯鲁革职拿问,后又处死杨深秀等戊戌六君子,均没有提到他们有卖国通敌之罪。雷家圣认为当时英、日正在中国东北与渤海进行军事活动,一旦公布英、日涉及合邦计划,无异与英、日反目成仇,因此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带过。[21]

對日後政局的影響[编辑]

戊戌變法雖告失敗,但卻深刻影響了後來的中國歷史。

戊戌政變後,光緒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環水的南海瀛台。康有為逃至香港,後轉至加拿大,在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組織保皇會,又名中國維新會,頌揚光緒皇帝,鼓吹君主立憲,而梁啟超則逃至日本,創刊《清議報》,醜詆慈禧太后。

在康梁兩人出逃的時候,宮內傳來康有為毒殺光緒皇帝的消息,後來又傳光緒久病,由太后訓政。民間議論紛紛,中外盛傳光緒皇帝已不在人世。兩江總督劉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時任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亦稱假若光緒皇帝去世,將為各國所不諒。結果大內允許法國使館醫生入宮中診治光緒,云無大礙。

守舊派大臣恐光緒怨於將來,紛紛慫恿慈禧太后廢掉光緒,但議論未決。各國公使聽聞消息後,於元旦入覲詰問理由。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強干涉,為測試列強態度,遂依榮祿建議,於1900年1月24日,以光緒帝名義頒詔,稱其不能誕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載漪之子,15歲的溥儁大阿哥,史稱己亥建儲

不過該詔書一出,隨即令天下嘩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領銜通電要求光緒皇帝「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簽名者有葉瀚、馬裕藻、章炳麟、汪貽年、丁惠康、沈藎,唐才常、經亨頤、蔡元培、黃炎培等1231人。同時發表《布告各省公啟》,要求各省共同力爭,「如朝廷不理,則請我諸工商通行罷市集議」。各國公使認為立儲事件影響中國形勢穩定,隨之提出警告,拒絕入賀。慈禧太后對列強怨恨甚深,在守舊派大臣慫恿下,對義和團採放任態度,終釀成八國聯軍入侵的大禍。[來源請求]

一開始維新黨人在清朝體制內尋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變後他們卻成了被官府緝捕的罪犯。戊戌政變使得這批人與革命黨人在日本相會,當時宮崎滔天、犬養毅、以及其他熱心支那問題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興中會」(孫文)與「維新派」(康有為),希望兩黨能攜手一同造反。[22] [23] 戊戌政變直接導致1900年夏維新派與革命黨嘗試合作,趁義和團事件及八國聯軍時發動自立軍起義。此維新起義失敗後,代之而起的是主張推翻滿清,激烈變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後清朝亦畫上句號。

參考文獻[编辑]

引用[编辑]

  1. ^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374頁
  2. ^ 明定國是詔》:「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於老成愛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挺以撻堅甲利兵乎?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是政毫無補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譽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太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傅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粹,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員司員,大內待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及大員子第,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業,以期人材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
  3. ^ 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
  4. ^ 《晚清有個李鴻章》,趙焰著,2009年7月20日版
  5. ^ 學者楊天石認為光緒帝罷免翁同龢不是被迫的,參見楊天石《翁同龢罷官問題新探》,北京日報,2005年10月31日。
  6. ^ 6.0 6.1 《戊戌變法史事考》,茅海建著
  7. ^ 姜鳴:關於袁世凱告密的新史料
  8. ^ 張一麐在《心太平室集》卷八記袁世凱初五日返天津,隔一天後,御史楊崇伊來到天津,向榮祿報告消息,袁告密時,楊崇伊已在榮祿處
  9. ^ 《戊戌变法》III,第537页。窦纳乐致外交大臣,1898年10月13日
  10. ^ 《戊戌变法》III,第532页
  11. ^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12. ^ 12.0 12.1 12.2 12.3 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倾向“维新” 并未主动告密. 凤凰网. 2009年06月21日. 
  13. ^ 13.0 13.1 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台北:萬卷樓,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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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楊崇伊〈掌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摺〉,《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p.461.
  16. ^ 楊深秀〈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摺〉,《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p.15.
  17. ^ 宋伯魯〈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摺〉,《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p.170.
  18. ^ 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p.101.
  19. ^ 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p.123.
  20. ^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第 422-423页。
  21. ^ 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pp.125~127.
  22. ^ 有關日本人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可參閱:John King Fairbank(費正清),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下冊,第六章〈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23. ^ 有關日本人實際接觸中國維新黨人與革命黨人可參考:《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冊與下兩。還可參考: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一九二八,世界書局重印,上下兩冊,二○一一),冊一,〈革命黨與日本志士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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