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尔的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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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尔的威廉
来自一部中世纪手稿的小画像,画了一个男人坐在桌边写书。
威廉正在写他的历史,来自于一本13世纪的古法语译本,巴黎国家图书馆,MS 2631, f.1r
出生 1130年
Vlag van het Koninkrijk Jeruzalem.svg耶路撒冷王國耶路撒冷
逝世 1186年9月29日
Vlag van het Koninkrijk Jeruzalem.svg耶路撒冷王國提尔
职业 大主教、书记长
知名於 中世纪编年史作家
前任 拉罗什的腓特烈
乔西乌斯,提尔大主教
宗教信仰 罗马天主教

提尔的威廉(William of Tyre,约1130年-1186年9月29日)是一位中世纪的高级教士和编年史作家。作为提尔的大主教,他有时被称为威廉二世,以和他的一位前任,梅赫伦的威廉(William of Malines)区分开来。他出身于耶路撒冷王国的上层,在耶路撒冷长大,这个国家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后于1099年建立。他以20年时间在欧洲的大学接受博雅教育和学习教会法

威廉于1165年回耶路撒冷以后,国王阿马尔里克一世让他作为大使出使拜占庭帝国。威廉成为了国王的儿子,未来的国王鲍德温四世的家庭教师,但威廉发现后者是个麻风病人。在阿马尔里克死后,威廉担任了王国的其中两个最高级的职务书记长(chancellor)和提尔大主教,在1179年威廉带领东方代表团参加了第三次拉特朗公会议。由于他被卷入了鲍德温四世统治期间的宫廷斗争,当敌对阵营控制了王室事务以后他的重要性被减弱了。他没能当选久负盛名的耶路撒冷宗主教,并可能于1186年默默无闻地死去。

威廉写下了拉特朗公会议的记录以及穆罕默德时代以来伊斯兰国家的历史。这两部作品都没能保存下来。他作为耶路撒冷王国历史的作者而闻名于今。在他的时代威廉用优秀的拉丁文创作他的编年史,其中有大量来自古典文学的引用。该编年史有时被冠以Historia rerum in partibus transmarinis gestarum(“大海彼岸的往事的历史”)或Historia Ierosolimitana(“耶路撒冷历史”)之名,或简称为Historia(“历史”)。这部作品在他死后很快就被翻译成法文,随后又被译为多种不同的语言。因为由当地人所写的十二世纪耶路撒冷历史,这是唯一的来源,历史学家通常认为威廉的记述是可信的。然而,近期更多的历史学家表示威廉卷入王国的政治纠纷使他的记述可以看出带有偏见。尽管如此,他被认为是十字军中最伟大的编年史作家,以及中世纪最好的作家之一。

早年生活[编辑]

近东的耶路撒冷王国,西南是开罗的法蒂玛王朝,东面是大马士革酋长国,西面是地中海,北面是的黎波里伯国、安条克亲王国、埃德萨伯国、奇里乞亚亚美尼亚亲王国、拜占庭帝国以及罗姆苏丹国。
1165年的十字军国家

耶路撒冷王国于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时成立。它是四个十字军建立的领地中的第三个,就在埃德萨伯国安条克亲王国之后,在其之后是的黎波里伯国。耶路撒冷的前三位统治者,布永的哥德弗雷(1099–1100),他的兄弟鲍德温一世(1100–1118),以及他们的表亲鲍德温二世(1118–1131),扩张和巩固了王国的疆界,大致包括了与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相同的区域。在王国的前几十年里,人口因访问这基督教世界的至圣之地的朝圣者而增加。来自意大利的地中海城邦以及法国的商人渴望开拓东方丰厚的贸易市场。[1]

威廉的家族可能既非源自法国也非源自意大利,尽管他和这两个国家颇有因缘。[2]他的父母可能是定居在王国的商人并且“显然很富有”,[3]至于他们是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还是后来才到的就不得而知了。威廉大约于1130年生于耶路撒冷。他至少有一个哥哥,拉尔夫,是该城的一位市民,一位商会的平民领袖。他的家庭的更多情况就不得而知了,除了他的母亲死于1165年以前。[4]

儿时的威廉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教堂学校接受教育。大学者,或者说校长,比萨人约翰(John the Pisan),教威廉阅读和书写,并初步传授拉丁语[5]从《历史》中可以明确得知,他还会法语,也许还有意大利语,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他是否学习了希腊语波斯语以及阿拉伯语,这些他有时会用得上。[6]

大约1145年威廉去了欧洲,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学校继续接受教育,特别是在巴黎博洛尼亚,“十二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两个最重要的学术中心。”[7] 这些学校到13世纪以前都还不是官方的大学,但是到11世纪末两地都有大量的艺术和科学学校。它们和教堂学校是分开的,由独立的教授们建立,他们都是各自的学术领域的大师。从全欧洲来的学生汇集到那里听这些大师们的讲座。[8]威廉花了大约十年在巴黎奥尔良学习文科神学,那些教授们曾是沙特尔的蒂埃里(Thierry of Chartres)和普瓦捷的吉尔伯特(Gilbert de la Porrée)的学生。他还花时间向默伦的罗贝尔(Robert of Melun)和小桥的亚当(Adam de Parvo Ponte),以及其他人学习。在奥尔良,古典研究的伟大中心之一,[9]他从奥尔良的希拉里(Hilary of Orléans)那里阅读古罗马的文学作品(使其作为 “作家”而知名),以及和苏瓦松的威廉(William of Soissons)学习数学(“特别是欧几里德”)。有六年的时间,他向伦巴第人彼得(Peter Lombard)和叙利的莫里斯(Maurice de Sully)学习神学。之后,他在博洛尼亚向“四博士”,拉文纳港的于格(Hugo de Porta Ravennate)、布加鲁斯(Bulgarus)、马丁努斯·哥西亚(Martinus Gosia)和巴赖尼的雅克布(Jacob de Boraigne)学习民法教会法[10] 威廉的教授们的名单“给了我们列举了几乎所有的所谓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的语法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和法律导师”,也显示了他和任何欧洲神职人员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与他同时代的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也有许多相同的老师。[11]

在耶路撒冷的宗教和政治生活[编辑]

耶路撒冷最高的宗教和政治职位通常由前来朝圣或参加十字军的欧洲人把持。威廉是少数接受过欧洲教育的本地人之一,而且他被提拔得相当快。[12]在他于1165年返回圣地以后,他成为了阿克的主教座堂的法政牧师。1167年,在国王阿马尔里克一世的支持下,他被提尔大主教,拉罗什的腓特烈指定为提尔主教座堂的总执事[13]

1164年的时候,阿马尔里克已经上台了,他定下了征服埃及的目标。埃及在五十年前就被国王鲍德温一世入侵过,孱弱的法蒂玛王朝被迫每年向耶路撒冷纳贡。阿马尔里克打埃及的主意是因为耶路撒冷以东的穆斯林领土已经陷入了强大的赞吉苏丹努尔丁(Nur ad-Din)的控制。 在第二次十字军于1148年围攻大马士革惨败的六年后,努尔丁于1154年控制了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现在只能向西南,也就是埃及扩张了,在1153年,阿斯卡隆,法蒂玛在巴勒斯坦的最后一处前哨站被十字军攻陷。然而,努尔丁也想获得埃及,便派军队阻止阿马尔里克的计划。这就是威廉从欧洲返回时东方的局势。1167年,阿马尔里克和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的大侄女,玛丽亚·科穆内娜(Maria Komnene)结婚,1168年国王派威廉去完成一份关于拜占庭和十字军对埃及联合作战的条约。这次远征,是阿马尔里克的第四次,第一次获得拜占庭海军的支持。然而,阿马尔里克等不及舰队抵达。他设法占领了杜姆亚特,但是没几年就被努尔丁的一位将军,萨拉丁驱逐了出去,此人后来成了耶路撒冷最大的威胁。[14]

然而,威廉在王国内继续步步高升。1169年他访问了罗马,可能是为了回应大主教腓特烈对他的指责,尽管如此,指控的内容已不得而知。也有可能是腓特烈离开去欧洲执行外交任务的时候,教区内的问题迫使威廉去寻求大主教的帮助。[15]

来自一部中世纪手抄本的一幅小画像,分为两面。在左面,一些男孩在玩耍,可以看到他们的手臂上有伤痕。在右面,一个男人在检查其中一个男孩手臂上的伤痕。
提尔的威廉发现了鲍德温的麻风病的最初症状(《希拉克略的历史(L'Estoire d'Eracles)》(提尔的威廉的《历史》的法语译本)的手抄本,绘于法国,1250年代。大英图书馆伦敦)。

当他于1170年从罗马回来时,他可能已经被阿马尔里克国王委任编写一部王国的历史。他还成为了阿马尔里克的儿子和继承人,鲍德温四世的家庭教师。当鲍德温十三岁的时候,他和一些孩子玩耍,他们抓挠彼此的手臂以使对方疼痛。“其他的男孩因为他们的尖叫而显示出了疼痛的迹象,”威廉写道,“尽管他的同伴们并没有对他手下留情,但是鲍德温也太能忍了,就像他什么都没感觉到一样……谈起这巨大的不幸时,要忍住眼泪是不可能的。”[16]威廉检查了鲍德温的手臂,意识到这是麻风病可能发生的症状,而这些症状随着鲍德温的长大被确认。[17]

阿马尔里克于1174年去世,而鲍德温四世继承了他的王位。努尔丁也于1174年去世,而他的将军萨拉丁花了这个十年剩下的时间来巩固对埃及和原来努尔丁在叙利亚地位的控制,这使他能够全面包围耶路撒冷。随后的事件常被解释为两大敌对派系,“宫廷党(court party)”和“贵族党(noble party)”的斗争。“宫廷党”由鲍德温的母亲,阿马尔里克的第一任妻子库特奈的阿格尼丝(Agnes of Courtenay),和她的直系亲属,以及对王国的事务缺乏经验,赞成对萨拉丁开战的从欧洲新来的人领导。“贵族党”由的黎波里的雷蒙德三世和王国内赞成和穆斯林和平共存的本地贵族领导。这是威廉自己在《历史》中给出的解释,并被后来的历史学家作为事实采纳。然而,彼得·W·艾德布里(Peter W. Edbury)最近有不同的观点,威廉应当被认为持有极大的偏见,因为他明显是雷蒙德那一派的,后者对他后来在政治和宗教机构中的步步升迁不无关系。13世纪在法国续写《历史》的作者的描述也应当被质疑,因为他们和雷蒙德在伊贝林家族中的支持者是同盟。[18]最近的历史学家的共识是虽然这是王朝内斗,“这场分裂不是发生在本地男爵和西方新来者之间,而是发生在国王的母系和父系亲属之间的。”[19]

普朗西的迈尔斯(Miles of Plancy)曾短暂地为未成年的鲍德温四世摄政。迈尔斯于1174年十月遇刺,而很快雷蒙德三世就被指定取代他。[20]雷蒙德任命威廉为耶路撒冷的书记长以及拿撒勒的总执事,在1175年6月6日那天,威廉当选为提尔大主教,以取代1174年10月去世的拉罗什的腓特烈。[21]威廉书记长的职务也许并没有占用他太多的时间;有书记处的文书和官员们起草文件,他就没必要亲自捉刀了。因此他专注于他大主教的职责。1177年他主办了蒙特费拉的威廉(William of Montferrat)的葬礼,此人是鲍德温四世的姐姐茜贝拉(Sibylla)的丈夫,此时耶路撒冷宗主教,内勒的阿马尔里克(Amalric of Nesle)因为病重而无法出席。[22]

在1179年,威廉是耶路撒冷和其它十字军国家出席第三次拉特朗公会议的代表团的一员;其他成员还包括凯撒利亚大主教希拉克略(Heraclius)、阿克主教和未来威廉在提尔的继承者乔西乌斯(Joscius),以及塞巴斯蒂(Sebastea)、伯利恒的黎波里贾柏莱的主教,还有锡安山的修道院长。阿马尔里克宗主教和安条克宗主教利摩日的艾莫里(Aimery of Limoges)没能参加,而威廉和其他主教没有足够的分量来说服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发起新的十字军。[23]然而威廉被亚历山大派遣出使曼努埃尔皇帝,而曼努埃尔又派他去安条克亲王国完成一项使命。威廉没有详细提到在这些出使中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可能商讨了拜占庭和耶路撒冷的结盟事宜,以及曼努埃尔对安条克的保护权,在那里,由于来自罗马和耶路撒冷的压力,皇帝被迫放弃了他恢复希腊宗主教区的企图。威廉离开耶路撒冷两年,于1180年回家。[24]

1180年的宗主教选举[编辑]

在威廉离开的时候,一场危机就已经开始在耶路撒冷国内形成了。鲍德温国王于1176年到达法定年龄,而雷蒙德三世也从摄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但是作为麻风病人,鲍德温不可能有孩子,也不能指望还能统治多久。在蒙特费拉的威廉于1177年死后,鲍德温国王的寡妇姐姐茜贝拉需要一个新丈夫。在1180年的复活节,当雷蒙德和他的表亲安条克的博希蒙德三世企图强迫茜贝拉嫁给伊贝林的鲍德温(Baldwin of Ibelin)时,两大派系间的分裂更加严重了。雷蒙德和博希蒙德是鲍德温国王血缘最近的父系男性亲属,并且可能在国王没有继承人或替代者就去世的情况下取得王位。然而,在雷蒙德和博希蒙德到达以前,阿格尼丝(Agnes)和鲍德温国王就安排茜贝拉嫁给了一个普瓦图的新来者,吕西尼昂的居伊,他的哥哥吕西尼昂的阿马尔里克(Amalric of Lusignan)已经是一个在宫廷里站稳了脚跟的人物了。[25]

这场纷争影响了威廉,因为他被雷蒙德指定为书记长并且可能在雷蒙德被免去摄政职务后失宠了。当阿马尔里克宗主教于1180年10月6日去世的时候,他的两个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是威廉和凯撒利亚的希拉克略。他们在背景和学识方面都不相上下,但是在政治方面他们却结盟于对立的党派,因为希拉克略是库特奈的阿格尼丝的支持者之一。圣墓教堂的教士们无法作出决定,便向国王征求意见;由于阿格尼丝影响,希拉克略当选了。有传言称阿格尼丝和希拉克略是恋人,但这一信息来源于13世纪带有偏见的《历史》的续篇,而且也没有其他的证据来证实这种说法。威廉自己对这次选举的只字不提以及希拉克略的角色,或者说其随后的宗主教职位,也许反映了他对结果的失望。[26]

去世[编辑]

来自一部中世纪抄本上的一幅小画像。一个人骑在马上,后面跟着一些步行的人,骑过一座燃烧的城堡。城堡位于海岸边,有一些船在水里。在画的上方和下方各有一些文字。
萨拉丁在焚烧一座城镇,来自一份《历史》的古法语译本手稿

威廉仍然是提尔大主教和王国的书记长,但是这段时间他生活的详细情况晦涩不清。13世纪的续写者声称希拉克略于1183年将威廉逐出教会,但是不知道希拉克略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还称威廉去罗马向教宗申诉,在那里希拉克略对他下了毒。根据彼得·艾德布里(Peter Edbury)和约翰·罗(John Rowe)说法,威廉这几年生活的默默无闻显示了他没有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角色,而是致力于教会事务和书写他的历史。他被逐出教会,以及不甚清楚的被下毒的故事,可能是古法语续写者编出来的。[27]直到1184年,威廉都留在王国内并写完历史,但是随后耶路撒冷的内部就因为不同的政治派系而分裂,外部则被萨拉丁的军队重重包围,而“能够形容它们的唯有一个可悲国家的灾难和它的种种不幸,仅仅是这话题就足以让人哀叹和流泪。”[28]

随着阿格尼丝和她的支持者们的胜利,以及茜贝拉和蒙特费拉的威廉的幼子,鲍德温五世的继位,他的重要性被削弱了。鲍德温是个病弱的孩子,他第二年就死了。1186年他的王位由他的母亲茜贝拉继承,而她的第二任丈夫,吕西尼昂的居伊则与她共治。威廉的健康也许就是在这时候恶化的。鲁道夫·希斯坦德(Rudolf Hiestand)发现威廉的死亡日期是9月29日,但是年份没有记录;无论是哪一年,1185年5月上任了一位新的书记长,1186年10月21日上任了一位新的提尔大主教。[29]汉斯·E·梅耶(Hans E. Mayer)总结威廉死于1186年,而这个年份被学者们普遍接受。[30]

威廉对他的国家的不幸的预言不到一年就被证实了。在1187年,萨拉丁于哈丁战役击败国王居伊,随后占领了耶路撒冷和王国其他几乎所有的城市,除了威廉的大主教区的所在地,提尔。耶路撒冷陷落的消息震惊了欧洲,人们计划派出援军。[31]根据温多弗的罗杰(Roger of Wendover)所述,当英格兰的亨利二世法兰西的腓力二世于1188年同意参加十字军的时候,威廉出现在了法国的吉索尔(Gisors):“于是英格兰人的国王先抓住了兰斯大主教和提尔的威廉手中的十字架,后者被我主教宗委托以使节一职处理欧洲西部的十字军事务。”[32]然而罗杰弄错了;他知道某个不知叫什么的提尔大主教出现了,就以为那一定是写自己手里的那部编年史的那个威廉,尽管这个可疑的大主教实际上是威廉的继任者乔西乌斯。[33]

作品[编辑]

威廉说他曾写过一篇第三次拉特朗公会议的记录,但是该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他也曾写过一部从穆罕默德崛起到1184年的圣地的历史,其中他使用亚历山大港的尤提丘斯(Eutychius of Alexandria)作为他的主要来源。这部作品在13世纪的欧洲似乎很著名,但是也没能保存下来。[34]奥古斯特·C·克雷(August C. Krey)认为威廉的阿拉伯语来源可能是来自大马士革外交官乌萨马·伊本·蒙克夫(Usamah ibn Munqidh)的藏书,此人的藏书在1154年的一场海难中被鲍德温三世缴获。[35]然而,阿兰·V·穆莱 (Alan V. Murray)辩称,至少在他的编年史中对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记述,威廉是依据圣经和早期的中世纪传说而非真实的历史,而他的知识“主要不是东方的民族历史而是西方的神话。”[36]

拉丁文编年史[编辑]

在当前的工作中我们似乎已经陷入了各种危险和困境中。因为,由于一系列事件的需求,在这个课题中我们现在加上了许多国王们的关于角色、生活,以及个性的细节,无论这些事实是值得赞扬还是应当被批评。也许当这些君主的后人细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种处理方式令人难以容忍,怒骂那个编年史作家必遭报应。他们不是认为他虚伪,就是嫉妒他——这两项指控的内容,神明在上,我们努力避之如瘟疫。[37]

——提尔的威廉,《历史》的序言

威廉最伟大的作品是一部拉丁语编年史,写于1170到1184年之间。[38]它包含了二十三本书;最后的一本书,论述了1183年和1184年初的事件,只有一篇序言和一个章节,所以它不是没有完成就是剩余的书页在整部编年史被复制以前就散失了。第一本书开始于七世纪欧麦尔(Umar)征服叙利亚,但是另一方面这部作品还论述了第一次十字军的到来以及随后耶路撒冷王国的政治历史。顺序安排是按时间来的,但是写的顺序不是;最先写好的部分可能是1167年入侵埃及的章节,这一段极为详细,可能在1171年法蒂玛王朝被推翻前就编写好了。《历史》的大部分在威廉动身去参加拉特朗公会议之前就写好了,但是在他1180年返回以后又做了新的添加和修正,也许因为他这时意识到欧洲的读者也会对王国的历史感兴趣。在1184年他写了序言并开始写第二十三本书。[39]

威廉引用了诸多第一次十字军时代的编年史,包括沙特尔的富尔彻(Fulcher of Chartres)、艾克斯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Aix)、阿吉勒斯的雷蒙德(Raymond of Aguilers)、多尔的巴德里克(Baldric of Dol),和《法兰克人的事迹(Gesta Francorum)》,以及王国档案馆里的其它文件。他使用了书记长瓦尔特(Walter the Chancellor)和其它现已失传的作品来完成安条克亲王国的历史。自富尔彻的编年史于1127年截止以后,威廉是来自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作家的信息的唯一来源。因为诸多事件都是在威廉活着的时候发生的,对于他要写的事件,他可以访问那些年长的目击者,并存于自己的记忆中。[40]

威廉接受的古典教育使他可以比许多中世纪作者更为优秀地创作拉丁文作品。他用到了众多古罗马和早期的基督教作家,不是作为引用,就是作为《历史》的框架和组织的灵感来源。[41]他的词汇几乎完全是古典式的,只有极少的中世纪构词,例如“loricator”(做盔甲的人,借译于阿拉伯语中的“zarra”一词)和“assellare”(让某人空腹)。[42]他能够使用巧妙的文字游戏和高级的修辞手法,但是他倾向于使用许多重复的单词和短语。他的文章里也出现了许多在纯粹的古典拉丁文里不常见或没有,但是在中世纪拉丁语里不少见的措辞和拼写,例如:

  • 反身和物主代词之间的混淆;
  • 宾格离格之间的混淆使用,尤其是在介词in之后;
  • 重叠的双元音(即拉丁语里的ae和oe直接拼写为e);
  • 与格“mihi”(“对我”)拼写为“michi”;
  • 单个的“s”常被写成两个,例如在地名形容词的结尾他常常拼写为“-enssis”;这种拼写也被用于表现阿拉伯语里的“sh”,一个拉丁语里缺乏的音,例如在“沙瓦(Shawar)”这个名字里他拼写成“Ssauar”。[43]

文学主题和偏见[编辑]

一名长着长胡子的骑士的雕像。他戴着荆棘的王国,穿着精致的铠甲。他左手拿着一把剑,一面盾牌靠在他的右腿上。
十六世纪布永的哥德弗雷的青铜像,位于因斯布鲁克的宫廷教堂中的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纪念馆附近的英雄群像中。在威廉的时代,哥德弗雷被看作第一次十字军的一位英雄的领袖,而他的力量和美德已成为了传奇。

除去他对基督教作家和圣经的引用不谈,威廉并没有将太多的重点放在神对人类事务的干涉上面,结果弄出了一部多少有点“世俗”的历史。[44]然而,他还是收录了许多明显带有传说性质的信息,尤其是提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这段时期在他的时代甚至已经被当成了一个伟大基督教英雄的时代。由艾克斯的阿尔伯特的记述推测得知,隐修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对第一次十字军的动员居功至伟,并指出是他,而非教宗乌尔班二世,才是最早构想了十字军运动的人。[45]布永的哥德弗雷,十字军耶路撒冷的首位统治者,也被描述为从一开始就是十字军的领袖,威廉将其归功于他传奇的力量和美德。这反映出了哥德弗雷和其他的第一次十字军人在十二世纪后期耶路撒冷居民心中近乎神话的地位。[46]

威廉给出了他那个时代国王们的细致入微的画面。他声称被阿马尔里克国王亲自委托进行书写,但是威廉不允许自己过分地赞美国王;例如,阿马尔里克不尊重教会的权利,还有尽管他是个很好的军事指挥官,他还是没能阻止邻近的穆斯林国家日益增长的威胁。在个人层面上,威廉很欣赏国王的学识和他对历史和法律的兴趣,但是也注意到阿马尔里克“胸部像女人的一样下垂到腰”[47],并且当国王对死后复活提出质疑时感到震惊。[48]

然而,关于阿马尔里克的儿子鲍德温四世,“毫无疑问”.[49]鲍德温在令他虚弱的麻风病面前唯有英勇可以形容,甚至尚未成年就领导了抵抗萨拉丁的军事行动;威廉对于那些实际并非由鲍德温负责的行动,往往就掩饰过去,宁可将他的赞美指向饱受痛苦的国王,而非其麾下的指挥官们。[50]威廉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辩护,一个文学上的维护,为了王国,更具体地说是为了鲍德温的统治。到1170年代和1180年代,西欧人都不愿来支援王国,部分原因是路途遥远,而欧洲也有更紧迫的问题,但也是因为麻风病常被认为是神的惩罚。[51]

威廉对圣殿骑士团有偏见是出了名的,他认为后者傲慢自大,对世俗和宗教阶层都颇为无礼,因为他们无需缴纳什一税,在法律上只对教宗负责。尽管是在几十年后动笔的,威廉是最早描述圣殿骑士团奠基的作家。在谈论他们的早期时,他通常对他们赞许有加,但是对他们在他的时代所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却颇为怨恨。[52]威廉指责他们阻碍了1153年的阿斯卡隆之围;在1165年对一处骑兵要塞的防守中表现拙劣,因为这事十二个圣殿骑士被国王阿马尔里克吊死了;对1168年入侵埃及的行动暗中作梗;以及1173谋杀了阿萨辛派的大使。[53]

和12世纪的其他拉丁语作家相比,威廉在拜占庭帝国惊人地备受欢迎。他曾作为官方大使出访拜占庭宫廷,可能比其他任何拉丁文编年史作家都了解拜占庭的事情。他对阿历克塞一世·科穆宁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的所作所为评价颇低,尽管他也批评了一些十字军对阿历克塞的做法。[54]阿历克塞的儿子约翰二世·科穆宁则给他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他不赞成约翰将十字军的安条克亲王国纳入拜占庭控制下的企图,但是约翰对希腊人和拉丁人的共同敌人穆斯林国家的军事远征,则被认为是令人钦佩的。[55]威廉在他访问君士坦丁堡时见到的皇帝曼努埃尔,则被描述为更具有矛盾,和阿马尔里克国王很像。威廉本人对他很敬佩,但也意识到帝国无力帮助耶路撒冷对抗努尔丁和萨拉丁的穆斯林大军。威廉对1169年针对埃及的联合军事行动的失败特别失望。在结束《历史》的时候恰逢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大屠杀以及安德洛尼卡一世·科穆宁政变之后的混乱,而在他对那些事件的描述中,威廉当然也难免会有西欧文献中常见的极端反希腊言辞。[56]

作为中世纪的基督徒作家,威廉几乎无法避免对王国的穆斯林邻居们的敌视,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在东方的穆斯林中间的饱学之士,他对伊斯兰教很少讨论或完全不屑一顾。他并不把穆斯林当作异教徒,而是认为他们属于基督教的异端,遵循着某个假先知的教诲。[57]他经常赞美他那个时代的穆斯林领袖,尽管他也哀叹他们压在基督教王国头上的力量;因此穆斯林统治者例如麦因·阿德-丁·乌讷尔(Mu'in ad-Din Unur)、努尔丁、谢尔库赫,甚至是耶路撒冷最终的征服者萨拉丁都被描述为光荣和虔诚的人,而这些特点威廉并没有用在许多他自己的基督徒同辈身上。[58]

编年史的流传[编辑]

在威廉死后,《历史》一书在十字军国家中复制和流传,并最终被带到欧洲。在13世纪,维提的雅克(Jacques de Vitry)在担任阿克主教的时候有机会获得了一部抄本,它被巴佐谢的居伊(Guy of Bazoches)、巴黎人马修(Matthew Paris)和温多弗的罗杰(Roger of Wendover)用在自己的编年史中。然而,只有十份已知的手稿包含了拉丁语编年史,它们都来自法兰西和英格兰,因此威廉的作品不可能以原来的形式被广泛阅读。[59]然而,在英格兰,在加入了来自《国王理查之旅(Itinerarium Regis Ricardi)》和豪登的罗杰(Roger of Hoveden)的编年史的补充信息后,《历史》被以拉丁文扩写了;这个版本大约写于1220年。[60]

威廉自己给他的编年史取的标题已不得而知,尽管一些手稿使用了《大海彼岸的往事的历史》,另一些使用了《耶路撒冷历史》。[61]拉丁文本于1549年在巴塞尔首次被尼古拉·布希兰日(Nicholas Brylinger)印刷成册;此外它在1611年被雅克·邦加斯(Jacques Bongars)编入《法国人的历史(Gesta Dei per Francos)》出版,又于1844年被奥古斯特-亚瑟·贝努(Auguste-Arthur Beugnot)和奥古斯特·勒普雷沃(Auguste Le Prévost)编入《十字军历史学家文集(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RHC)》出版,而邦加斯的文本又于1855年被雅克·保罗·米涅(Jacques Paul Migne)在《拉丁文集(Patrologia Latina)》中重印。现行标准的拉丁文考证版,基于六个现存的抄本,于1986年被R·B·C·惠更斯以《提尔大主教威廉的编年史(Willelmi Tyrensis Archiepiscopi Chronicon)》在《基督教文集(Corpus Christianorum)》中出版,附加了汉斯·E·梅耶和格哈德·罗什(Gerhard Rösch)的笔记。[62]RHC版在1943年被埃米利·A·巴考克(Emily A. Babcock)和奥古斯特·C·克雷(August C. Krey)以“海那边发生的一段历史”之名翻译成英语,尽管这个译本有时并不完全和正确。[63]

古法语译本[编辑]

一部大约在1223年完成的《历史》的古法语译本,流传极广,并在13世纪有许多无名的添写。和现存的拉丁文手稿相比,有“至少五十九份手稿或手稿残片”包含了古法语译本。[64]还有埃尔努(Ernoul)和财务官伯纳德(Bernard le Trésorier)独立的法语续本。此译本有时也叫《征服之书(Livre dou conqueste)》;它以这个名称在全欧洲以及十字军的塞浦路斯王国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知名,而14世纪的威尼斯地理学家长者马利诺·桑努托(Marino Sanuto the Elder)有它的一份拷贝。在13世纪晚期卡斯蒂利亚的智者阿方索在位的时候,法语版又以《海外大征服(Gran Conquista de Ultramar)》之名进一步被翻成西班牙语。法语版是如此的广流传以至于文艺复兴作家弗朗切斯科·皮皮诺(Francesco Pipino)又将它翻回了拉丁文,却不知道拉丁文原版已经存在了。一部译自法语的中古英语译本则于15世纪由威廉·卡克斯顿所作。[65]

现代评价[编辑]

威廉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中立直到二十世纪晚期都无人质疑。例如,奥古斯特·C·克雷相信“他的公正性……和他的批判能力相比毫不逊色。”[66]尽管有如此之高的声誉,D·W·T·C·维塞(D. W. T. C. Vessey)还是展示出威廉肯定不是一个公正的观察者,尤其是当处理1170年代和1180年代的事件的时候。维塞认为威廉声称被阿马尔里克委托是一句典型的中古套话,或者说文学主题,其中一位英明的统治者,一位历史和文学的爱好者,希望将他在位时的丰功伟绩留给后人品读。[67]威廉对公正性的声明也是一句古代和中世纪历史著作中典型的惯用语。[68]

他将鲍德温四世描述成一位英雄是为了“维护他自己党派的政治利益并抹黑其对手。”[69]如上面所述,威廉与鲍德温的母亲库特奈的阿格尼丝、宗主教希拉克略,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不和;他对鲍德温在位时发生的事件的解释以前被认为几乎毫无疑问是事实。在二十世纪中叶,马歇尔·W·鲍德温(Marshall W. Baldwin)、[70]史蒂芬·朗西曼(Steven Runciman)[71]和汉斯·E·梅耶(Hans E. Mayer)[72]都是沿用该观点的重要人物,而近来维塞、彼得·艾德布里和伯纳德·汉密尔顿(Bernard Hamilton)对这一时期的重新评价对威廉的影响并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

《历史》中一个常见的缺陷是威廉总是记不住日期。“年表有时是混乱的,日期也给错了。”甚至是诸如耶路撒冷国王们的在位时期之类的基本信息。[73]例如,威廉给出了阿马尔里克的死亡日期是1173年6月11日,但实际上这发生在1174年。[74]

虽然他有这些偏见和错误,威廉“一直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中世纪作家之一。”[75]史蒂芬·朗西曼写道“他有宽广的视野;他理解他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在历史中的意义和因果关系。”[76]克里斯托夫·泰尔曼(Christopher Tyerman)称他为“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77]以及“十字军历史学家中最伟大的”,[78]而伯纳德·汉密尔顿说他“公正地说,是中世纪最好的历史学家之一”。[79]正如《中世纪词典(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所说,“威廉汇集和评价来源,并用优秀和原汁原味的拉丁文写下了一部批判性的和有见地的(尽管时间顺序有误)叙述的成就,使他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即使是现在,以学术的标准来看,也毫不逊色。”[80]

参考文献[编辑]

  1. ^ The most up-to-date works about the First Crusade are Thomas Asbridge, The First Crusade: A New History (Oxford: 2004) and Christopher Tyerman, God's War: A New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Pengui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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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Loud and Cox, p. 1306. Loud and Cox also give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apter. It has also been translated online by Paul R. Hyams, "William of Tyre's Education, 11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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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和扩展阅读[编辑]

主要来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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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A. Giles, trans. Roger of Wendover's Flowers of History. London, 1849.
  • La Chronique d'Ernoul et de Bernard le Trésorier, ed. Louis de Mas Latrie. Paris, 1871. (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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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rgaret Ruth Morgan, La continuation de Guillaume de Tyr (1184–1197). Paris, 1982. (法文)
  • Helen J. Nicholson, ed. The Chronicle of the Third Crusade: The Itinerarium Peregrinorum and the Gesta Regis Ricardi. Aldershot: Ashgat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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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来源[编辑]

  • John Carl Andressohn, The Ancestry and Life of Godfrey of Bouillon.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Social Science Series 5, 1947.
  • Thomas Asbridge, The First Crusade: A New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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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rederic Duncalf, "The First Crusade: Clermont to Constantinople."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gen. ed. Kenneth M. Setton), vol. 1: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ed. Marshall W. Baldw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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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rgaret Ruth Morgan, The Chronicle of Ernoul and the Continuations of William of Ty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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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lan V. Murray, "William of Tyre." The Crusades: An Encyclopedia, ed. Alan V. Murray (ABC-Clio, 2006), vo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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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ans Prutz, "Studien über Wilhelm von Tyrus." Neues Archiv der Gesellschaft für ältere deutsche Geschichtskunde 8 (1883), pp. 91–132. (德文)
  •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ume 1: The First Crusade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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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C. Schwinges, "William of Tyre, the Muslim enemy, and the problem of tolerance." Tolerance and Intolerance. Social Conflict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ed. Michael Gervers and James M. Powell,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Christopher Tyerman, The Invention of the Crusad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
  • Christopher Tyerman, God's War: A New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Penguin, 2006.
  • Jacques Verger, "The birth of the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 1: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ed. Hilde de Ridder-Symoe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7–55.
  • D. W. T. C. Vessey, "William of Tyre and the art of historiography." Mediaeval Studies 35 (1973), pp. 433–455.

外部链接[编辑]

宗教頭銜
前任:
腓特烈
提尔大主教
1175–1185
繼任:
乔西乌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