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跳转至: 导航搜索

文字狱,指在專制統治者對文人的一種迫害,《漢語大詞典》定義為「舊時謂統治者為迫害知識份子,故意從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1]中國大百科全書》則定義為「時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置的刑獄。」[2]

文字獄之案件常是無中生有,小人造謠所為。較大規模的文字獄甚至可以牽連成千上萬人受害。中國歷史上文字獄以清朝为最烈,清人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粱谋。”[3]杨凤城等認為文字狱是“文化现象”[4]

北宋和以前[编辑]

《汉书》上说,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魏末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司马师“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

北宋大诗人,大词人苏轼就曾因为所作的诗中,被指“包藏祸心,诽谤谩骂”,得罪当权者,被捕入狱将近五个月,罪名是包藏祸心、谤讪时政。主要的根据是《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等几首诗。史称“乌台诗案”。

金朝[编辑]

翰林学士張鈞金国有史可查的第一個文字獄受害者,因為一場天災為金熙宗起草「深自贬损」的詔書,被萧肄誣陷而被劈開嘴巴剁成肉醬。《金史·熙宗本纪》:『四月壬申夜,大风雨,雷电震坏寝殿鸱尾,有火入上寝,烧帏幔,帝趋别殿避之。丁丑,有龙斗于利州榆林河水上。大风坏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飘扬十数里,死伤者数百人。五月戊子,以四月壬申、丁丑天变,肆赦。命翰林学士張鈞草诏,参知政事萧肄擿其语以为诽谤,上怒,杀(張)鈞。』《金史·佞幸列传》:『萧肄,本奚人,有宠于熙宗,复谄事悼后,累官参知政事。皇统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风雨,雷电震坏寝殿鸱尾,有火自外入,烧内寝帏幔。帝徙别殿避之,欲下诏罪己。翰林学士張鈞视草。(張)鈞意欲奉答天戒,当深自贬损,其文有曰:「惟德弗类,上干天威」及「顾兹寡昧眇予小子」等语。肄译奏曰:「弗类是大无道,寡者孤独无亲,昧则于人事弗晓,眇则目无所见,小子婴孩之称,此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卫士拽(張)鈞下殿,榜之数百,不死。以手剑剺其口而醢之。赐肄通天犀带。』

元朝[编辑]

公元1323年,已出家為僧的宋恭帝懷念宋朝,寫了以下的詩句:「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被認為是「諷動人心,圖謀不軌」。觸怒元朝朝廷賜死

明朝[编辑]

中國史學家顧頡剛形容明朝文字獄在二百多年間基本上沒間斷:“明代三百年,文献猶存,文字獄禍尚有可以考見者乎?曰:有之,然其嚴酷莫甚於明初。”[5];而另一方面,據陳學霖所言,有關明太祖的文字狱,由於「官書失載」和「官史諱言」而在正史中基本都查无实据,只有一些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中提到,以至「後代史學家因史料不足而過信野史」[6]

有明一代,太祖朱元璋因出身寒微,疑心極重,群臣往往因為一兩個字,而被認為訕笑他的過去,因而招致殺身之禍。

祝允明写《野记》称文人高启因写作了《上梁文》与苏州知府魏观同案处斩。[7]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称:“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下。”但事實上,徐一夔於建文二年尚在。

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賀表》,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法坤」被读为「髮髡」(即光頭),「藻飾太平」当作「早失太平」,作笺者也被处死。

在明初洪武年期,曾經有老百姓因私下里议论有关政治的话题擺放政府而满门抄斩:「押回原籍,枭令于市,合家成丁者诛之,妇女迁于化外」。亦有人因為念佛而被牵扯到「文字狱」当中,更加全家被杀[8]

朱元璋亦創造了一條在世界法律史上獨一無二的法律:“《大誥三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規定不願意出仕為官的都要處死刑,甚至要抄家。由於明初士大夫大多不願意出仕為官,甚至為此弄殘自身,因此出現「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百無一二」的情況[9]

清朝[编辑]

清朝文字獄基本上都是發生於雍乾年代,對於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梁啟超曾有如此評價:「康熙帝“闊達大度”,雍正帝“極猜忌、刻薄而又十分雄摯”,乾隆帝“也不是好惹的人”,學問不及乃祖乃父,卻偏要“附庸風雅,恃強好勝”。」[10]

近人柳诒徵稱“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稍一不慎,祸且不测。”[11]顺治四年(1647年),发生清朝第一起文字狱“函可案”。一位法号函可的和尚因藏有“逆书”《变记》而被逮捕,后来流放到沈阳。除此之外,顺治十八年(1661年)还发生了“明史案”,于两年后结案。

明史案[编辑]

浙江乌程(今吴兴)盲人莊廷鑨,想学习历史上同为盲人的左丘明,著写一部史书。但又愧於自己所知不多,便去买得邻居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加以编辑。书中仍奉尊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并增补明末崇祯一朝事,書中還將“龙兴”说成“滋患”,稱努尔哈赤及清兵为“贼”,甚至直接稱呼努尔哈赤本名,這些全都犯了中國封建王朝的忌讳[12]。该书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的著作。书编成后,莊廷鑨死,其父莊允城为之刊行。不料有小人吴之荣敲诈不成,反去告发,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惊动朝廷中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当时康熙年幼尚未亲政,鳌拜下令逮捕并严厉处置涉案的相关人士。莊允城被逮捕上京,后来死于狱中,莊廷鑨被掘墓开棺焚骨。1663年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先后因此狱牵连被杀者共七十余人,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

康熙自14岁亲政后发生过一起较著名的文字狱案件,即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

南山集案[编辑]

方孝标曾到云南吴三桂幕府為官,后来及早投降清朝免死,著有《滇黔纪闻》等书。戴南山见其书,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引用,结果被仇家御史趙申喬告发认为其著作中有“大逆”语。其实著作中并无真正詆毁清朝的“大逆”之语,但是方書說到南明永曆政權未可稱為偽朝,戴書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號,戴名世在研究南明歷史時不用清朝紀年,又認為清朝正統宜從南明亡後的康熙時始,今天看來這是學術問題,但在當時卻是極為敏感的政治問題,並且是一個大忌。结果此案也波及数百人,刑部原定将戴名世斩首,处死家族中十六岁以上男子,而将女眷等没收为奴婢。不過後來康熙下令只殺戴南山一人,其餘原定處死的百餘人改為流放寧古塔:「得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13]

雍正朝较著名的文字狱案件如“查嗣庭试题案”和“吕留良案”。

查嗣庭试题案[编辑]

1726年雍正年间发生了文字狱史上流传最广泛的大案“查嗣庭试题案”。礼部侍郎查嗣庭到江南某省主持科考,试题出的是“维民所止”,出自《大学》。但这句话却被人送到雍正面前,说“维止”二字乃是去“雍正”之首的意思(雍正無頭),雍正轻信大怒,令查嗣庭斩首,後死於獄中。 實際上,查嗣庭所出過的四題分別為:首題“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次題來自《易經》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三題也來自《易經》“其旨遠,其辭文”;四題出自《詩經》“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可見並沒有出現過“維民所止”這樣的試題。查嗣庭被清算事實上另有原因[14]

吕留良案[编辑]

湖南的曾静张熙两个书生受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吕留良的著作中“华夷之辨”等观点的影响,到处进行反清活动。后来曾静和张熙策动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结果被告发。雍正下令亲自审问曾静等人,不过他认为曾静等为“迂妄之辈”,决定予以赦免,但却将死去几十年的吕留良开棺鞭尸示众,其许多亲族、学生及刻书藏书者也受到牵连。同时,雍正帝将曾静等人指责他的十大罪状(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株忠、好谀任佞)一一进行了辩解和驳斥,编为《大义觉迷录》,并派大员带领曾静到各地进行宣讲。

到了乾隆初年,皇帝曾一度下诏停止文字狱。乾隆六年“谢济世著书案”中,乾隆谕称“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波及全国的“伪孙嘉淦疏稿”事件开始,文字狱开始重现。尤其到乾隆中后期,文字狱达到高峰,而且非常严酷。乾隆年间共发生文字狱案件一百多起,大大超过前朝。知名案件有胡中藻诗案蔡显案字贯案尹嘉铨案沈德潜反诗案。学者任松如在《四库全书答问》序说:“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为所欲为。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虽其工程之大,著录之富,足与长城运河方驾,迄不能偿其罪也。”乾隆四十六年以後,乾隆本人執政逐漸鬆懈,文字獄漸少[15]。嘉慶時文字獄正式結束,此時剛好亦為清朝由盛轉衰之時。

影響與評論[编辑]

史學界裡有文字狱政策使得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作用一說。李祖陶说:“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16]宋翔凤亦言:“行事之间,动遭蹇难;议论所及,娄丛谗讥。故人旧友,或相告绝。幸为太平之人,不撄罗网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17]

在清朝康熙年間,有些以「反滿」為內容的書籍多次在作者不用受到追究的情況下合法出版,例如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和顧炎武的詩文集。在康熙年間的思想界、學術界,都相當活躍。康熙規定:“凡舊刻文卷,有國諱勿禁;其清、明、夷、虜等字,則在史館奉上諭,無避忌者”,表現出比歷代封建統治者都較為開明和寬容的態度[18]

對於文字狱摧残个性禁锢思想一說,喻大華认为文字狱是会对士风日下有所影响,但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並且認為「文字狱的影响既没有使清王朝的统治强化到什么程度,也没有扼杀学术和思想。无论如何,其作用只是暂时的、局部的。」[19]喻大華亦認為實際上不應該將清朝查禁「反清」言论与「文字狱」混为一谈:「……因为号召推翻现政权,就不是文字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例如有的著作把曾静、张熙案定为“雍正朝最重要的文字狱”便属不妥。」「虽无推翻清政权的确实言行,但是,故意地、公开地在文字作品中触讳,并且触的是统治者讳莫如深的大讳而被系狱者,不应认定为文字狱。」「个别大狱的认定不可“一刀切”,要具体分析。如清初庄氏明史狱就是一例。该书不奉清朝正朔,把“龙兴”说成“滋患”,把努尔哈赤及清兵称为“贼”,这是任何专制政府都要严厉制裁的,所以,庄氏被狱就不是文字狱。但此案株连甚广,校刻、发售、收藏者也被置之于法,对这些无辜者来说,又是文字狱了。」[20]

亦有學說認為,清朝的禁书和文字狱事實上對中國的文學發展影响不大,並稱漢清兩代是中國中国传统语言学史上的两大高峰 [21]

曾經自稱有「排滿思想」的梁啟超卻對清朝二百多年文化發展有高度評價:「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22]

中華民國[编辑]

除了在被稱為白色恐怖戒嚴時期發生的大力水手事件雷震案、與被政府部門認定為叛亂、「為匪宣傳」等(通常是因肆意批評國民黨執政團隊而獲罪),隨著台灣解嚴、民主化後,幾乎已沒有任何人,因發表在不觸法為前提之下,因影響政府威信與觀感而獲罪。今日的台灣社會,除受法院判決確定與社會公認的具體煽動仇恨、公然侮辱、妨害名譽與毀謗、妨害社會秩序之維護等罪責外,一般都不受政府與執法單位的干涉。

中华人民共和国[编辑]

2009年中共中央推動「和諧社會」政策,並在網際網路上建立了中國國家防火牆綠壩等國家級網路防護系統,不但屏蔽了許多境外入口網站社交網站視頻分享網站,甚至有些對中國官方列為敏感關鍵字的字眼也被屏蔽掉;而受此影響的大陸網民就以同音異字的方法隱晦地表達敏感字眼(譬如「和諧」改成「河蟹」等等,詳情參照網路語言列表#中国大陆段落),並將「河蟹」一詞引申為中國官方過濾不當內容與敏感關鍵字的作法。

2010年6月到7月,大陆各地的警察秘密警察突然统一发起了禁止非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大规模的“文字狱”:6月中旬西安关押一笔名“金牌民工”的青年网民,起因是其曾写奸相乱政的历史文章;7月6日北京作家余杰因写作《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遭到北京国保传唤并威胁重刑坐牢[23] [24];7月3日福建省泰宁县作家廖祖笙因写作《温家宝有几条腿?》遭泰宁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传唤[25] [26];河北上海重庆等各地也出现一些民间人士因为写文章议论温家宝而遭到关押和殴打。海外人士认为可能是因为高层权力斗争加剧,温家宝派系出手导致。之後《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因為被大陸當局列為禁書的關係,故只能在香港出版。甚至因為中國國家防火牆的影響,正常情況下若輸入溫家寶三字會被河蟹掉,故以「影帝」代稱他;之後「影帝」一詞也被引申為總理溫家寶的統稱。

2012年5月1日,南京市书商吴平因为出售《红太阳》、《看守所杂记》、《文革秘闻》等港版关于“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禁书,被公安局缉拿,随后法院宣布“建议判处有期徒刑5年5个月至6年,并处罚金。”[27]

文学作品中的文字狱[编辑]

  • 水浒传》中,梁山泊的首领宋江在浔阳酒楼上醉酒题诗,写下了《西江月》一词和附诗一首,结果也被小吏告发,最终将宋江逼上梁山。(見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 金庸在小說《鹿鼎记》中,也在序幕部分介绍了「明史案」的历史背景。

参考文献[编辑]

  1. ^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香港:三聯出版社;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8,6冊1518頁
  2. ^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III》,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1222頁
  3. ^ 龔自珍:《已亥雜詩》中《詠史·金粉東南十五州》
  4. ^ 《千古文字狱·序言》
  5. ^ 顧頡剛:《明代文字獄禍考略》,《明清史資料》(上),第84頁
  6. ^ 《明代人物與傳說》,明太祖文字獄案考疑
  7. ^ 祝允明写《野记》记载:“魏守(观)欲复府治,兼疏溶城中河。御史张度劾公,有‘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之语。盖以旧治先为伪周所处,而卧龙街西淤川,即旧所谓锦帆泾故也。上大怒,置公极典。高太史启,以作《新府上梁文》与王彝皆与其难。高被截为八段云。”明代李贤《古穰杂录》也有类似的文字记载。
  8. ^ 《明初重典治国对靖难之役结果的影响》,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11月,第8卷,第11期:「洪武十九年,福建沙县的百姓罗辅等十三人因为议论朝延法度过于严苛,先是被处以断指之刑,而后。更有甚者,江西有民口念"南元弥勒尊佛",就被认为是彭玉林之党,结果"全家诛戮"。」]
  9. ^ 《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第21-22頁
  10. ^ 郭成康、林鐵均,《清朝文字獄》:「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如此特點分明,使人們首先想到,這是由康、雍、乾三帝個性不同所致。梁啟超很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在談到清代文字獄時說,康熙帝“闊達大度”,雍正帝“極猜忌、刻薄而又十分雄摯”,乾隆帝“也不是好惹的人”,學問不及乃祖乃父,卻偏要“附庸風雅,恃強好勝”。他的評論是否準確,這裡姑且不談,但他把帝王的個性與文字獄聯繫起來,見解是獨到的。」
  11. ^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版,第731页
  12. ^ 《清代文字狱新论》,载自《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01期,第72-75頁》:「该书不奉清朝正朔,把“龙兴”说成“滋患”,把努尔哈赤及清兵称为“贼”,这是任何专制政府都要严厉制裁的,所以,庄氏被狱就不是文字狱。但此案株连甚广,校刻、发售、收藏者也被置之于法,对这些无辜者来说,又是文字狱了。」
  13. ^ 郭成康、林鐵均《清朝文字獄》:「《南山集》大獄是左都御史趙申喬挑頭鼓動起來的,平心而論,康熙帝對趙某人印象並不佳,說他多疑刻深,好收詞訟,民多受累等等,只是覺得他「為官清廉」,故而信任不衰。 《南山集》結案時,賴康熙帝的寬大,「得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
  14. ^ 《雍正時期“維民所止”試題的真相》,《史学月刊》1985年05期
  15. ^ 張宏傑《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
  16. ^ 李问陶:《迈堂文略》卷一《与杨蓉诸明府书》。
  17. ^ 《清名家词》卷七,宋翔凤《浮溪精舍词自序》。
  18. ^ 《清朝文字獄》:「寬文網之禁,成了對漢族知識分子新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自康熙清除鰲拜,到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勃發,這四十幾年中間,雖在二十一年(1682)發生過一起比較著名的朱方旦案,把一個以神仙家面目出現、卻極有真知灼見的朱方旦殺掉了,但對知識界似乎沒有什麼震動,懷柔和寬容知識分子的政策也仍在繼續貫徹之中。當時的思想界相當活躍,不少被稱道為“勝國(指明朝)遺民”的著作都陸續結集出版了,上面提到的僧函可《千山詩集》就是一例。此外,康熙年間刊行的顧炎武詩文集中所謂“違礙”之處可以說觸目皆是。顧炎武記了莊氏《明史》案,記了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參加官修《明史》,他的“北去(按原抄本作“胡裝”)三百舸,舸舸好紅顏”之類的詩句更是對清初滿洲貴族暴行的無情鞭撻。王夫之的民族情緒較之顧炎武猶有甚者,他在《讀通鑑論》中說,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就是“華夏”和“夷狄”。在他看來,“夷狄”乃“異類”,“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這簡直在公然號召漢族人起來造滿洲的反。然而在當時都未予追究。再看看清初以來十分敏感的學術領域——歷史吧:經過了函可《變紀》案和莊氏《明史》案,有志於著述故明歷史的人都屏息以待,到這時感到文禁已開,又重新活躍了起來。計六奇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成書於康熙十年(1671),溫睿臨的《南疆逸史》成書於康熙四十年(1701)。為打消人們的顧慮,規定了十分明確的政策:“凡舊刻文卷,有國諱勿禁;其清、明、夷、虜等字,則在史館奉上諭,無避忌者”。由此可見,康熙帝的開明和寬容在清朝諸帝中真可說是絕無僅有的。」
  19. ^ 喻大华,《清代文字狱新论》:「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并且不是很主要的原因。士大夫不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凛然的气节,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无法把握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命运。在政治上,臣下的升迁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喜厌,于是士大夫必然丧失气节和人格去讨好皇帝,皇帝以犬马待臣下,臣下必然就以犬马自居,皇帝宠幸权臣和珅, 于是大臣们就奔走于和珅之门,甚至“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 而求拜门生”,甚至“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在经济上,士大夫的逐渐贫困化使他们不得不丧失人格去向上司“昏夜乞怜”、“人前长跪”,以谋一个效益好的职位。乾隆时,京师某石匠去世, 士大夫争去吊唁,为的不过是百十两银子的馈赠。由此可见,士风日下局面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文字狱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目前文字狱的研究还缺乏具体的量化分析,所以研究者还难以更精确地评估其影响。但有一个原则可以肯定:文字狱的影响既没有使清王朝的统治强化到什么程度,也没有扼杀学术和思想。无论如何,其作用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对人民来说,这是封建专制的暴政;对统治者来说,是一无建树的“败政”。」
  20. ^ 喻大华《清代文字狱新论》,载自《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01期,第72頁
  21. ^ 《也谈康乾盛世——文字狱、学者的待遇及其他》,载自《中华读书报》,2002/8/28:「不过总的看,禁书和文字狱对小学影响不大,所以有清一代的语言文字研究仍能发达,构成汉代以来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又一昌盛期(有一种形象的说法,称两千年的中国传统语言学史呈驼峰状,即,汉代和清代并为两大高峰)。」
  22. ^ 《清代学术概论》:「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肤芜之作,存亡固无足轻重;名著失坠,则国民之遗产损焉。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此后兹业日昌,自周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集,苟有片语留存,无不搜罗最录。其取材则唐宋间数种大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最多,而诸经注疏及他书,凡可搜者无不遍。当时学者从事此业者甚多,不备举。而马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分经史子三部,集所辑至数百种,他可推矣。遂使《汉志》诸书、《隋唐志》久称已佚者,今乃累累现于吾辈之藏书目录中,虽复片鳞碎羽,而受赐则既多矣。」
  23. ^ 《中國影帝溫家寶》作家被傳訊
  24. ^ 异议作家余杰:按原计划出版新书
  25. ^ 廖祖笙:国保送来了《传唤通知书》
  26. ^ 廖祖笙:温家宝有几条腿?
  27. ^ 南京一书贩因贩卖《红太阳》等港版禁书受审. 凤凰网. [2012年05月02日] (中文(中国大陆)‎).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