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武九姓

昭武九姓，亦称九姓胡（此九姓并不同等于回鹘九姓），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对西域锡尔河以南至阿姆河流域的粟特民族和国家及其来华后裔之统称。即康、史、安、曹、石、米、何、火寻(花剌子模)和戊地九姓（出自《新唐书》，又有包括穆、東安、畢、沛捍、那色波、烏那曷、穆、漕等姓的说法），唐代又称九姓胡。《隋书》记载，九姓的祖先是月氏人，原居祁连山昭武城（今甘肃张掖市临泽县）（“张掖”既“昭武”转音），为匈奴所破，迁居葱岭，分为多个小国，其王均以昭武为姓。昭武九國在南北朝時隸屬懨噠，隋朝時隸屬西突厥。唐朝平西突厥後，划入康居都护府，归安西都护管辖。康国为康居都督府、史为怯沙州、安为安息州、石为大宛都督府、米为安息州、何为南谧州。

昭武九姓人善商贾，和中国通商很早，唐代在中国的外商，以昭武九姓人最多，其中又以康国人、石国人为主。

西安、洛阳出土了许多昭武九姓中曹、石、米、何、康、安诸姓的墓志，他们有的为唐朝立了军功，有的担任过唐朝的军政职务。例如唐代石城守将康拂耽延、鸿胪卿康谦，琵琶乐师康昆仑。安禄山原为康国人，后改姓安。哥舒翰则父为突厥，母为九姓胡。史思明亦出自史国。

九姓由于世代经商，成为古代西亚文明、南亚文明与东亚文明的重要媒介。石国、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和柘枝舞曾传入长安，为唐人所喜爱。而狮子、哈巴狗、汗血马等物种传入东土，也与九姓有关。

族属争议

昭武含义

昭武九姓的史料始见于《魏书》、《北史》、《隋书》、两《唐书》中的各 《西域传》。“昭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中《地理志》所属的张掖郡昭武县（今甘肃）。不过也有近代学者提出议论，认为昭武九姓中的“昭武”应为外语音转写，德国学者J.Marquart认为昭武应是后突厥碑文中的Čub对音，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进一步补充，认为Čub在伊朗语为“温”，在突厥语中则为“昭武”。植一雄认为“昭武”是嚈哒头罗曼碑文中的Jabula对音，为嚈哒姓氏或称号。另外在敦煌粟特文书上，还多次发现ʏβɯ一词，一般认为读作“昭武”，意为“城主”，用来称呼首领。

来华九姓胡

自加拿大学者蒲立本（1952）提出来华胡人是否是粟特人，“以康、安、石、史、米、曹、何等九姓为判断依据”后，今日学者所论的昭武九姓多指中亚河中粟特族人。但随着后来考古文物的出现，也有学者开始认为来华姓“九姓”的人未必就是粟特人，并且支持汉文史书各《西域传》中的月氏人观点，指出来华的昭武九姓并非一支独立的民族。

粟特人自3世纪—8世纪中叶（魏晋至中唐）来华，多以九姓自居，不过据在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出土的西汉居延汉简，当时河西一带已有姓“九姓”者，居延汉简康、安、石、史、米、曹、何、穆、苏九姓出现的人名条目繁多且复杂，其中以安姓居首位，比粟特人来华时间早了500年，一般多认为他们是匈奴打败月氏，月氏人西迁后所留下来的遗民。汉武帝于前121年取河西之后，史籍中有关内地人在河西地区活动的最早记载是在前119年，此年汉朝先将5万军人及其家属徙往河西，后又续迁部分关东72.5万贫民，至少在前119前河西地区无内地百姓居住，如有人居住，他们应是残留在当地的一些小月氏和羌人。西汉开发河西初期，主要靠当地居民，而当地居民构成中月氏人和羌人占很大的一部分，与后来昭武九姓的姓氏相同的姓氏在居延汉简中大量出现，虽其中也有部分迁往河西的戍民姓有这些姓氏，如何镇，南阳郡涅阳邑东城里人，但是汉简中明确注明大量有这些姓氏的人是本地人的记录，如苏海，张掖郡居延垪庭里人；石夫，张掖郡居延孤山里人；史承禄，张掖郡居延西遂里人等等。由此可以看到与昭武九姓类似的九姓在河西地区早在前2世纪普遍出现，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们是粟特人，毕竟那时候西汉跟西域的联系还不是很密切，因此月氏人曾经生活过的地区是有这些姓氏的，这就把《魏书》中《西域传》等史书记载的“本月氏人”跟昭武九姓的“九姓”联系起来。

普鲁士教授Walter B. Henning（1948）最早注意到这些来华的昭武九姓，实际上仅仅用自己选定的姓氏来表明自己来自何方，而不是表明自己的族别，例如，安某、康某胡人，仅表明自己是“安国来的人”、“康国来的人”。学者不主张把粟特、南北朝的康国、西汉的康居三者相等同，因在河中地区操粟特语、称粟特王的也未必是粟特族，而3世纪—8世纪中叶来华的“粟特人”，实际上也主要是由当地粟特族和海归的月氏人两种人所构成。

善武特点

来华昭武九姓初为经商、能舞工歌著称于世，但由于长期与突厥一蒙古系游牧民族的密切接触，开始以善战军人的身份出现，也因此在中原地区获得了更大的政治上的成就，至10世纪的五代时期，粟特人绝大部分为世传的骁勇武将，并且擅长骑射，其品性已经迥异于6世纪时以经商、歌舞见长的粟特人。著名的昭武九姓人就有后赵和后晋开国皇帝，石勒与石敬瑭，唐朝时期大燕皇帝安禄山和史思明。

同化

据唐代九姓胡的41座墓志中，其通婚对象能分为安史之乱（755年）前后两期，安史之乱前九姓与同族之间通婚者为53%，与汉族通婚者为19%，这期间唐朝政府对在华娶妻的外来人口禁止归国，法律上不承认双方所生子女有继产权，并且对越境者给予刑罚，因此从墓志来看，这些九姓胡都是老死在唐朝，在不能“还蕃”的威胁下，则多采取内部通婚；安史之乱后九姓与同族之间通婚者降至33%，与汉族通婚者为67%，这期间由于陇右受阻，九姓胡的汉化不断深入，活动范围扩大，以致与汉族的通婚率增高。由于他们世代与汉族人通婚，其中还出现了不少自幼学习书画等士大夫文化的儒士，如北宋米芾。

参考

•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