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傑明·迪斯雷利

比肯斯菲爾德伯爵阁下 The Rt. Hon. Earl of Beaconsfield
本傑明·迪斯雷利，由科尼利厄斯·休斯摄于1878年。
英国首相
任期 1874年2月20日 (1874-02-20)－1880年4月21日 (1880-04-21)
君主	维多利亚
前任	威廉·格萊斯頓
繼任	威廉·格萊斯頓
任期 1868年2月27日－1868年11月1日
君主	维多利亚
前任	德比伯爵
繼任	威廉·格萊斯頓
出生	1804年12月21日 英格兰伦敦
逝世	1881年4月19日 英格兰伦敦
政黨	保守党
配偶	玛丽·劉易斯
信仰	犹太教 （13岁前） 英国国教会 （13岁后）
簽名

本傑明·迪斯雷利，第一代比肯斯菲爾德伯爵，KG，PC，FRS（Benjamin Disraeli, 1st Earl of Beaconsfield，1804年12月21日 - 1881年4月19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作家。他在政府中任职的时间长达四十年，曾两次担任首相。他在保守党的现代化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

1844年后，迪斯雷利成为保守党保护主义派的主要人物。但是，他与其他党内主要人物，如党魁德比伯爵的关系经常变得紧张。19世纪60年代，迪斯雷利与德比伯爵的关系逐渐转佳，迪斯雷利后来更接过了德比伯爵党魁的职务。同时间，他与自由党未来党魁格萊斯頓发生了激烈竞争。在这次竞争，他得到了朋友维多利亚女王的支持。1876年，迪斯雷利获封为比肯斯菲爾德伯爵（The Earl of Beaconsfield），结束了四十多年的下院生涯，升入上院。

迪斯雷利在12岁时受洗，成为基督徒，改宗英国国教会。他是唯一一位犹太裔英国首相。虽然迪斯雷利的作家身份广为人知，但是，他的作品算不上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巨著。迪斯雷利最广为人知的两本小说分别是Sybil与Vivian Grey。

历史学家法兰克·沃尔什（Franke Walsh）写道：“迪斯雷利逝世后，他在保守党的万灵殿里的地位，仍然存在争议。迪斯雷利迷倒了时人、划分了时人的政治观点。他被很多人，包括他的党员视为一个冒险家，一个骗子，但是，也有人视他为目光长远的、爱国的政治家。作为演员的他，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过众多角色：拜伦式英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议会内的演奏家，住在休伊登的乡绅，皇室成员的好友，欧洲政治家。他特殊、复杂的性格给研究他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带来一个挑战。”

早年

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年12月21日生于伦敦贝德福德罗（Bedford Row）国王街6号。他的父亲是艾萨克·迪斯雷利（Isaac D'Israeli），他的母亲是玛丽亚·巴塞维（Maria Basevi），他是两人的长子，在家中排行第二。迪斯雷利在1810年至1811年间，在一间由罗珀小姐（Miss Roper）的管理的学校读书。1813年，他转到了位于布莱克希斯（Blackheath）的另一间学校读书，掌管这间学校的人是Revd John Potticary。迪斯雷利在这间学校里和其他的学生不同的是，他接受的是犹太教教育。不过，他却在1817年7月31日受了基督教洗礼，成为了国教会教徒，在此之后，又再次转学，入读位于埃平森林（Epping Forest）的学校希含（Highham），而掌管这个学校的人，则是一位论派牧师以利·科根（Eli Cogan）。1820年，迪斯雷利离开学校，回到家中，由父母教育。1816年，他的祖父逝世，使得他们一家和犹太教的联系从此断绝，方便了迪斯雷利的父亲，让自己的子女改宗基督教。他们一家也在此之后，迁居布卢姆茨伯里广场（Bloomsbury Square）6号。迪斯雷利的父亲是一个随和的人，不但是一个伏尔泰思想的支持者，还是一个怀疑主义的支持者，朋友都是一些业余文学家、出版商和古物收藏家。他在年少的时候，就已经加入到父亲的社交圈里面了。父亲豪放、不拘一格的性格，对迪斯雷利的影响，和强调纪律的学校教育相比，要深远得多。1822年，迪斯雷利删去了自己姓氏里面的撇号。不过，不少在1840年之前出版的书籍、文件（如下院议事录）仍然保留了他姓氏里面的撇号。

19世纪20年代

1821年，迪斯雷利在父亲的安排下，到一个老犹太人的事务律师公司，从此做了三年契约员工。1827年4月，他进入林肯律师学院，修读法律。不过，迪斯雷利在取得律师资格之前，就改变了心意，放弃了学业，因为他不喜欢英国中产阶级平凡的生活，他们“生命中唯一的冒险”是婚姻，而且“要做了一个大律师，就要放弃做一个大人物的机会。”他是拜伦（他的父亲认识他）的崇拜者，希望终有一日能在文学界取得声誉。文学家拜伦和政治家坎寧向他作出了示范：一个人可以通过非凡的人格和眼光，在新兴媒体支持下，赢得国际尊敬。他深受浪漫主义影响，在这段时期里的穿着都十分抢眼。迪斯雷利陶醉于自己的皱边衬衫、丝绒长裤、彩色马甲和珠宝首饰，他又蜷曲自己的头发，并使之垂直散落。1824年，迪斯雷利和父亲一起，第一次到欧洲大陆旅游。他在旅游期间决定不做律师。迪斯雷利第一本小说Vivian Grey就是设定在歌德的家乡德国的。1826年，他又再次游历欧陆，参观了日内瓦，遇到了曾为拜伦撑船的船夫。迪斯雷利在流程中观察了崇高的自然万物后，得出一个带有浪漫主义风格的结论：他“喜欢树胜过喜欢人”。

约翰·穆雷

1824年5月，迪斯雷利交了一份手稿，给父亲的朋友约翰·穆雷（John Murray），不过这份手稿最终没有出版。次年，他试图取得开展文学生涯的必要事物，经济独立，却遭到了失败。迪斯雷利和朋友一起，企图利用南美采矿公司的泡沫，投机获利。为此，他写了一些小册子。1825年6月，两人损失了7,000英镑，但有人偿还了他们的债务。迪斯雷利到了1849年才还清那个人借给他们的钱。1825年末，他说服了穆雷，开办一份早报，The Representative，与泰晤士报竞争。迪斯雷利对报社的工作十分投入，他的精力和眼光令穆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他无法说服J·G·洛克哈特（J. G. Lockhart）接受报社编辑的职务，报社也在创办六个月之后倒闭。迪斯雷利后来把报社的来龙去脉，写在了自己在1826年4月匿名出版的小说Vivian Grey中。出版商亨利·科爾伯恩（Henry Colburn）称这是一本轰动公众的、有关现实生活的时兴小说。小说描写了一个充满野心、不择手段的年轻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故事。这本书对伦敦社交圈的观点，是非常不敬的，它揭露了伦敦社交圈成员的自私、肤浅和虚伪。这些明确无误的自我暴露和不计后果的尖锐讽刺，为他带来了声望，也带来了骂名 - 因为这本书的作家很快被揭露出来。有人批评这本书文理不同、十分幼稚。而两个文坛大人物：穆雷和洛克哈特都受到了迪斯雷利的冒犯，因为他在小说里面创造了两个代表他们的人物。

迪斯雷利在经济和文学方面都遭到了失败，这双重打击，最终令他在1825年出现精神问题，这个问题，影响了他四年之久。他在此之前，一直都是喜怒無常、敏感、孤独的，现在他变得抑郁、呆滯。迪斯雷利后来写道“冷酷、晦暗的世界”，并不能使意识到“名誉的必要性”，但“还未意识到自己的能力”的“年轻天才”“意志消沉”。

1830年至1832年

1830年，迪斯雷利在出版了广受欢迎的小说The Young Duke后，到了东方旅行。他终于回复了精神状态，继续追求声誉。在6月至9月之间，他和威廉·梅勒迪斯（William Meredith）一起，参观了直布羅陀、西班牙和马耳他。两人又在马耳他，和梅勒迪斯在牛津读书时的同学詹姆斯·克莱（James Clay）会合。克莱的海盗气质，不正经的生活，令迪斯雷利感到他十分有趣，令余下来的旅程，更富冒险性。他们三人和拜伦的前仆人蒂塔（Tita）一起，又到了奥斯曼帝国旅游，体验了东方生活。迪斯雷利在阿尔巴尼亚大維齊爾Redschid Ali的官邸里面逗留了一个星期，然后又去了雅典、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官邸的异域风情、缤纷绚丽都超乎了他的想象。他发现一个事物对一个人来说，是沉稳抑或是奢华，要视乎他个人的口味。迪斯雷利喜欢东方奸诈的、勾心斗角的宫廷政治，喜欢这种政治和西方布尔乔亚清教徒式的道德主义的距离。他写道，这段时间里，很大一部分的喜悦，都来自Redschid Ali - 这个每天都会杀掉半个省的居民的官员。最后，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和埃及。在埃及居住了五个月后，1831年7月，梅勒迪斯意外地在开罗因天花病逝，这个突发事件结束了他们的旅行。迪斯雷利回到伦敦后，也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

迪斯雷利感觉此行拓宽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知识，了解了那些遭到他目光狭窄的国内同胞否定的价值观。旅程令他的自我意识、道德相对主义都加强了，令他对东方人和东方宗教有了兴趣。回国后，迪斯雷利经常以令人难以接受的方式，打击别人。罗西娜·布尔沃（Rosina Bulwer）的著作Very Successful就有一个人物，是以他为原型。1833年，他出版了一本小说，名为Wondrous Tale of Alroy，小说设定在12世纪的中东，故事里面，一个追求名誉犹太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面临了选择 - 是要建立一个犹太教政权或是建立一个包含其他宗教的国家？领导人需要道德缺失和想象力。Alroy这本书虽然既没有取得文学成就，也没有取得商业成功，但它显示了迪斯雷利在思考他自己的未来。

1832年出版的Contarini Fleming也是这次旅程的产物。这本副标题叫a psychological autobiography的书和Vivian Grey一样，是一本教育小说，探索了艺术意识的发展过程，含有大量反映了迪斯雷利一生中的苦难的内容。它展现了一个英雄的双重性质。这个人，既有地中海的背景，也有北部地区的背景，既是一个沉思的艺术家，也是一个有抱负的行动者，既有想象力，也有精力。迪斯雷利在他的两个方面，着墨很重。这部小说在一个新的主题上结束 - 欧洲由封建原则过渡到联邦原则的过程。迪斯雷利在1833年，声称自己的眼光是“大陆”的和“革命”的。他的意思大概是，他的眼光是广阔的、原创的，足以涵盖塑造欧洲的知识和社会力量。1834年，迪斯雷利完成了一部史诗，The Revolutionary Epick，篇幅和荷马的作品一样，灵感显然来自于他在旅途中，站在特洛伊平原的那个时刻。作品的目的是唤起人民对封建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冲突的关注。这个作品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证明了迪斯雷利对欧洲大陆流行的概念 - 人类事务是通过个人意志、观念和社会的作用力实现的的热情。他被塑造社会变革的、享誉世界的创造力迷倒了。

迪斯雷利在19世纪30年代初决定要进入政坛。他在1833年写道，他不会再写有关自己的文字了，这大概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文坛没有发展前景。迪斯雷利对名誉的追求，促使他寻找独立存在于文字之外的事物。他后来写道，进入政坛，给予人统治有权势的人的机会，政治也带来了刺激，“行动不一定会带来快乐，但不行动一定不会有快乐。”1830年至1832年的改革危机（1832年改革法令），为有条件、有眼光的人带来了政治重整和取得名誉的机会。迪斯雷利在1834年出版的 Year at Hartlebury写道，“在革命的前夜...只要国家一天受到危害，那么，对他不作为的谴谪，一天也不会消失。”更现实的是，他要靠取得议会席位，保住自由之身，因为他已经负债累累，要避免债主以他拖欠债务为由，将他投入监狱，就只有取得议会席位，获得豁免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