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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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年10月10日-1919年4月17日),字菩岳[1]英国傳教士。属于大英浸信會。這一教会中國先後開辟了三個傳教區:山東山西陕西

早年[编辑]

李提摩太生于威尔斯的一个铁匠家庭。幼年帮父亲种田,还上了几年小学。16岁时在矿区小学任教,18岁即当上了校长。20岁时进入神学专科学习,23岁加入伦敦浸礼会,并自愿到中国传教。[1]

赈灾與傳教[编辑]

1869年11月17日他离开英国,在1870年12月抵達上海,随后去山东烟台青州传教,并同时学习佛教、儒家和伊斯兰教著作[1]。1876-1879年华北五省发生空前严重的旱灾丁戊奇荒),他在青州积极赈灾,收养孤儿,后来那里成为大英浸信会山东传教區的中心。现在青州市建有纪念李提摩太之教堂,该教堂为当地最大基督教堂。

1877年,他又去灾情更重的山西从事赈灾活动,由此在山西太原开辟了大英浸信会的传教區,同時也结交了中國官绅。在太原杏花岭和东夹巷一带修建了教堂和耶稣医院,还设立了小学和孤儿院[1]

与官员交往[编辑]

1880年中俄发生纠纷,李提摩太印发《议和论》的小册子,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同年9月李鸿章约他在天津会面,回到山西后开始为官员等讲学(自然科学方面)。[1]

1886年,李提摩太来到北京,主要进行演讲和写书的工作,发表了《七国新学备要》,介绍西方各国的教育情况,并建议清朝政府每年拿出100万两白银作为教育改革的经费。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他与梁启超、康有为建立了较好的个人关系。[1]

广学会[编辑]

1890年,李提摩太应李鸿章之约去天津临時任《中国时报》中文版主笔,经常发表中国改革的社论[1]。接下来他幾乎一生里主要的时間都是负责上海廣學會的工作(1891年-1916年)。廣學會1891年到1915年這段时间是中國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这家出版社范围很大,包括书籍、小册子、單張、杂志。同时廣學會也有一點宣教的工作,不過基本上是一个出版社与文学机构。出版過兩千種書籍和小册子。他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这些著作对中国社會的影响都很大。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國新學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國》、《百年一觉》、《歐洲八大帝王傳》、《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20多种。

其中《泰西新史揽要》为英国马恳西所著,由李提摩太和蔡尔康[2](1851~1921)合译,1895年出版。内容是19世纪欧美各国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3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結交中國上层人士[编辑]

李提摩太的傳教方式類似於利瑪竇,是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他和許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都有较深的交往,張之洞曾拨款一千两资助廣學會。還結交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担任過他的中文秘書。李提摩太對中國的维新运动有很大影响。

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

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3] 一書指出: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4] 於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後,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5] 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瞭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

后来,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於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於9月20日(八月初五)上書光緒帝:「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6] 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於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7] 雷书指出,慈禧太后於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後,於9月20至21日獲知此事,驚覺事態嚴重,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

按照李提摩太向康有為的建議,是要中美英日四國將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交給一個「百人委員會」來管理,建立一個比現在歐盟更緊密結合的聯邦,藉以對抗俄國,這在當時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但身為高級知識份子的李提摩太卻向康有為提出這種建議,動機令人懷疑,可能是以合邦為名,誘使中國先交出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康有為更向光緒建議要向李提摩太與伊藤博文「商酌辦法」,則控制權將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計畫,可以說是一個外交的騙局,利用康有為等人對國際知識所知有限的弱點,誘騙康有為等人與光緒將中國各種重要權力交給外國人,任由外國操控宰割。然而,慈禧在9月21日訓政當天頒佈的捉拿康有為的上諭中並未提到康有為賣國,只說:“諭軍機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罪。[8]”此外,楊深秀和宋伯魯都曾上奏倡議四國合邦,但慈禧在戊戌政變之後定他們的罪中都未提到他們這條罪名;宋伯魯的罪名是“濫保匪人”、“聲名惡劣”,楊深秀的罪名是與康有為結黨。雷家聖認為這是因為慈禧當時還不知道英、美、日等國的參與程度,如果貿然指責英、美、日等國,外交糾紛更難收拾,故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帶過。

山西大學堂[编辑]

1901年,在庚子事变之后,李提摩太请求各国政府把一部分中国赔款,拿出来在山西等地设立大學。他认為庚子事变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教育没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话就可以减少類似这樣的仇外事件。

1902年,西太后因他协助处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開办山西大学堂,山西巡抚岑春煊聘其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清政府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開诰封三代。之后他一直往来于太原、上海之间。

晚年[编辑]

1916年,李提摩太因病辞去廣學會總总干事的職务回國,出版了《留华45年回忆录》。1919年4月20日在伦敦逝世[1]

著作[编辑]

李提摩太他一生里面寫過很多書,有些是用中文寫的,讲到西方的一些思想观念,也包括基督教的教义。所以他在當時宣教士當中是很特别的一位,主要以文字工作為主。

李曾翻译《泰西新史揽要》,介绍了西方的民主、自由等现代政治理念。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等都对此书表示赞赏。梁启超认为,此书“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此外,李还翻译了吴承恩的《西游记》,并且用英文撰写了介绍佛教的书籍。

参見[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吴文周 (编). 太原理工大学百年简史.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10. ISBN 753260957X. 
  2. ^ [1]
  3. ^ 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台北:萬卷樓,2004.
  4. ^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Chapter 12.
  5. ^ 楊崇伊,掌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摺,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p.461.
  6. ^ 楊深秀,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摺,载 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p.15.
  7. ^ 宋伯魯,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摺,载 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p.170.
  8. ^ 《清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