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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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
大清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晉一等肅毅侯贈太傅
Portrait of Li Hongzhang.jpg
爵位 肅毅伯,贈一等候
籍貫 安徽省合肥县
族裔 漢族
字號 字子黻、漸甫,號少荃、儀叟
諡號 文忠
出生 大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
1823年2月15日(1823-02-15)
安徽省合肥縣
逝世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1901年11月7日 (78歲)
北京
配偶


  • 元配:周氏
  • 繼室:赵小莲(婚姻:1863-1892)
  • 側室:莫氏
親屬


出身
  •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舉人
  •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進士出身

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子黻漸甫少荃儀叟文忠。安徽合肥人。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中国近代私人武装淮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历经太平天国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在经济上与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财阀有私人来往。李鸿章曾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皇家维多利亚勋章[1]

生平简介[编辑]

家世渊源[编辑]

李鸿章的先祖本姓,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今合肥市)。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经多年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與曾國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磨店乡(今合肥市瑶海区东北部)。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科举出身[编辑]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註 1]

丈夫隻手把吴鉤,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足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他日燕臺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北京曾國藩門第,受曾補習教導[2];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選入翰林院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後翰林院散館,獲留館任編修

创建私人武装淮军、参与对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战争[编辑]

Li Hongzhang.jpg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廣西塾師洪秀全为首的农民,以传播拜上帝教为途径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聚众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从广西一隅经湖南攻克武昌,直入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武装八旗绿营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國效力;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士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与太平军作战。

咸豐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同年年底太平军攻破舒城,吕自杀。次年一月,安徽巡抚江忠源庐州城破自尽,李鸿章投入新任巡抚福济幕下,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官封按察使

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鸿章生活頗無規律,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訖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其後安徽巡撫翁同書同治帝光緒帝翁同龢長兄)對太平天國戰爭時棄城逃跑,曾國藩起草《參翁同書片》時採用李鴻章之草稿:「臣職份所在,例應糾參,不敢以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當時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並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但李鴻章也因此與翁同龢結怨,日後翁處處刁難北洋水師,乃至甲午戰爭,一敗塗地[3]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

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以中立国名义通过太平天国控制的南京长江江面抵达上海,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儼然乃新式陸軍,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及淮军五虎將、援軍到上海后,同外国僱傭軍(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与湘军一起对太平天国实行战略包围。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参与平定了捻军叛乱,因功加封為協辦大學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天津望海楼教案、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隸总督[编辑]

天津教案曾国藩倒台后,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後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籌辦洋務,成为同治光緒兩朝的地方重臣。因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手握兵權,統領一方,有人甚至稱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洋务运动[编辑]

帮助奕譞创办北洋水师[编辑]

創辦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编辑]

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曾国藩有密切关系。1863年盘踞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拟设立铁厂”,特派从美国留学归来、怀有用西方科技文明改造中国愿望的容闳赴美购买“制器之器”。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遵示拨款万两,“交令速往”,并复函曾国藩说:“西人制器之器,实为精巧。醇甫此行,当可购到。海疆自强,权舆于是。”[4]

当时李鸿章与上海道丁日昌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李鸿章认为,先前设立的炸弹三局,“机器仅值万余金,不全之器甚多”,急需“买制齐全”,若托洋商回国代购,路远价重,毫无把握;不如就近在上海“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1865年,李鸿章让丁日昌访求数月,购得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昌铁厂,合并原由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于9月奏准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容闳所购机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所有局务,责成丁日昌督察筹划,先造枪炮兼造制器之器。1867年该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建造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等,开始制造兵轮。后来,该局于1868年-1870年间,陆续设立翻译馆、汽锤厂、枪厂,并在龙华镇建厂制造洋枪细药及铜帽炮引,使之逐渐成为一个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的综合性新式军用企业。

1865年,李鸿章升署两江总督后,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在雨花台设厂,改称金陵机器局。此后,逐渐扩充规模,改良设备,到1860年代末,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炮弹、枪子和各种军用品。

天津機器局[编辑]

1865年5月,清廷在飞谕李鸿章派兵北援的同时,命其派员赴天津崇厚主持下开局铸造炮弹,以资应用。清廷此举,“隐寓防患固本之意”[5],企图建立由满洲贵族直接控制的军火工厂,打破汉族官僚对新式军工企业的垄断,借以扭转外重内轻的局面。李鸿章看穿了清廷的真实用心,采取了敷衍态度。

6月,他在复奏后第三天,致函率兵北援的潘鼎新说:“天津设局制造,奏中姑宕一笔。俟弟到直,如再有旨催,容与雨生商办。”“崇厚等如太外行,或多批斥,即作罢论。”8月他函询潘鼎新:“天津设局制造一事,崇公如何商议?彼太外行,或不甚究心,便可从缓。”[6]“奏中姑宕一笔”、“便可从缓”、“即作罢论”云云表明,只要再无廷旨,就想一推了之。其实,崇厚并非“外行”,所以李鸿章不得不筹商定议。

9月20日他上疏表示:“前奉议饬以天津拱卫京畿,宜就厂中机器仿造一分,以备运津,俾京营员弁就近学习,以固根本。现拟督饬匠目随时仿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7]他既答应为天津仿制和购求机器,又要求“宽以时日”,为缓办预留地步。崇厚秉承奕訢等意旨,专函详询李鸿章“何时可以购齐”。李鸿章复信说须到“明年(按指同治五年)夏秋之间,得有眉目,可以筹运”。

1866年10月正式奏准在天津设局,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由崇厚筹划办理。

轮船招商局[编辑]

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由漕運改为海路。并且,李鸿章为了“自强”、“求富”,企图通过兴办民用企业,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和“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

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上疏,借口制造船舰糜费多而成船少,请旨饬令两局暂行停止制造。李鸿章复奏指出,宋晋的主张代表了顽固守旧势力的迂腐之见,“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扭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8]国家诸费皆可节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他深知国家经费困难,要继续制造轮船,就“必须妥筹善后经久之方”。为此,提出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把修造艇船的费用拨归制造兵轮;二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供华商领雇,华商为了同垄断中国航运业的洋商竞争,应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他还从“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出发,进而提出用西法开采煤铁以“与船器相为表里”的主张。他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国煤铁极多,一旦中外关系紧张,外国对华采取禁运措施,各铁厂就势必“废工坐困”,所有轮船也必将因无煤而寸步难行。中国煤铁矿藏丰富,外商垂涎三尺,处心积虑地攫取中国内地煤铁开采权。他认为中国“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计,殊有关系。”他还警告说:若不“因时为变通”,而“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8]经过李鸿章等的力争,清廷不仅否定了宋晋的停造轮船的主张,而且为洋务派兴办轮船招商局和用西法采煤炼铁开了绿灯。

1873年,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李鸿章给招商局的定位是:没有大事的时候,轮船可以运粮食和载客;有战事时输送军火。(“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9])他还希望在航运上可以和外国的船只抗衡。所以叫作招商局,是因为李鸿章采用招商集资的方式来解决经费问题。招商局是先由官商合办、后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

其余洋务企业,如電報局、唐胥鐵路開平礦務局洋務運動,李鴻章作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均有程度不等的參與。

甲午戰爭[编辑]

在开战之前,由于北洋水师发展停滞数年,已经没有多少“大舰巨炮”优势可言,晚清用1600万两白银购德国军舰,李鸿章的亲信驻德公使李凤苞按例收回扣5%即80万两白银。事后有人指责李凤苞将此款私扣,李凤苞回辩说,这80万两都是给李鸿章及其家人用作国外旅资,自己没有私吞。

战争中,李鴻章重用了陆军统帅叶志超和水师提督丁汝昌[10]。在陆地上,平壤一战,當時駐守的清軍三十五營共一萬七千人,日軍有一萬六千多人,雙方人数相当。左宝贵料知叶志超贪生怕死,故以下犯上,派人監督叶志超控制局面,但左宝贵战死后叶志超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溃败,而叶志超逃跑当时清军的伤亡小于日军。在海洋上,丁汝昌“只识弓马”,不懂海军建设和海战,致使北洋舰队丧师黄海,一败涂地。

日本聯合艦隊於黃海擊潰清朝北洋水師
浮世繪畫師小林清親井上吉次郎

1894年中日对比是20CM以上火炮:31/15,20CM以下火炮230/140,速射机关炮244/294,鱼雷管39/43,航速11.48/12.84,铁甲舰2/0,装甲巡洋舰3/1,防护巡洋舰3/8[11]丰岛海战黄海海战两遇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被击沉多艘大型舰艇,但未能击沉一艘日舰。傳是丁汝昌“只识弓马”,一干管带也全用错了炮弹,不用海战时的开花爆破弹,用了穿甲弹甚至训练弹(雖實際狀況是,日軍的海軍指揮原先也只是陸軍軍官,因此雙方實際指揮皆為「副帥」——劉步蟾東鄉平八郎兩位海軍軍官,而未用爆炸彈的原因是,當時並未攜帶足夠爆炸彈)。丰岛海战中,日本吉野号被一枚济远舰150毫米口径火炮击中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弹头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报废。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Paul W. Bamford,1860-1897,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但經史學家唐德剛的查證,麥氏不過是個拖船駕駛)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据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而不是爆破弹头的开花弹[12]

在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之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摺》、《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摺》中统计,經鍾琳的分析,認為由於徐到威海視察已經離大東溝海戰三個月,並不能確證摺中的炮彈數目就都是戰前運到的,再加上國產炮彈質量低下,藥包引信與彈不能配齊“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等因素,大東溝海戰中北洋艦隊的彈藥不足確實是客觀的後勤不力造成的而不存在“海戰中彈藥短缺而大量的炮彈卻堆在基地裡”的事。[13]

从武器装备的角度来看,北洋水师当时原有军械普遍陈旧,购置新军械又苦于经费不足。擔任天津軍械局總辦、負責軍需供應的張士珩是李鴻章的外甥,被指责供給海軍的彈药不合格。梁啟超为此評論說:“槍或苦窳,彈或贗物,槍不對彈,藥不隨械,謂從前管軍械之人皆廉明,誰能信之?”在黃海海戰前半個月李鴻章上書光緒帝要求「保艦」的祕摺上陳述中日軍事實力時,寫道:「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僅定遠、鎮遠兩艘』……」,之后他致電驻公使龔照瑗「急速搶購四千噸以上的大型巡洋艦」與「搶購智利鐵甲艦兩艘」,顯示出了焦慮。9月23日李上摺请求将1888年以建海军名义筹集来,实际一直由中央控制作修园基金的“海军巨款”260万两拨下,得到其中150万两[註 2][註 3]。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购买20门速射炮,但是沒有資金,李鸿章只能从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聊购次等快炮十二尊,在甲午海战时还未安装到位。這時北洋艦隊每年得款僅130萬兩,虧空70萬兩僅能勉強運營[14]。戚其章認為之所以換裝速射炮遲遲不能落實根本原因是李自己確定了緩行的方針[15]。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李鸿章的政敌、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稣以慈禧太后大寿为由,克扣了海军衙门的军费去修缮颐和园。学者蕭一山认为,“海军衙门所用于颐和园工程之款,大约为白银三千万两。系时人所周知者,必非捕风捉影之谈也。”[16]然而慈禧内侄称,修園的費用只是十年間花五百萬兩[17]

传统说法常认为李指示给丁要“避战保船”,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偏颇和误传,如9月28日电令“丁督催修理各船早竣,以后专在北洋各要口巡击”[18]。而末期也曾命令丁试着突围逃跑而丁此时连拼力挣脱漏网的意志都已失去,回电拒绝[19]。而時人認為李鴻章对甲午战败的责任,尚存在争议[註 4]。虽然存在着种种争议,但从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来看,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将所有淮军主力部队派往前线,从主观希望上全力与日本一战,但双方实力悬殊,同时用人不当导致了战败。吴汝纶曾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20]梁启超则说“李之失机之处多矣,然不失机亦绝无可胜之理”。

馬關條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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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委任争执[编辑]

戰敗後在各方指責之下,原本紅極一時,堪稱疆臣首領的李鴻章,亦從此不再有以前的风光。慈禧太后六十大壽之日,破格賞予李鴻章漢人唯一的「三眼花翎」(原只有滿族宗室貝子或以上貴族獨有,曾國藩亦只獲授雙眼花翎)。甲午兵敗后,李鴻章之三眼花翎被褫奪。不久,由於日本拒絕张萌桓邵友濂為談判代表,李氏不得不受命赴日本講和,在赴馬關前向朝廷要求,而再獲三眼花翎

1895年4月17日,中日雙方代表在日本下關的「春帆樓」展開和談

李鸿章遇刺事件[编辑]

1895年3月24日,李鴻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倒。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鴻章復原迅速。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丰太郎,据此人供认,他本人是日本“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

签订《马关条约》[编辑]

馬關交涉期間遇刺負傷,最後訂定《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澎湖遼東半島並賠償二萬萬兩白银,因此背上卖国賊罪名。据梁启超记载李遇刺后说“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而稍愈后日本送来和约纲要,李“除第一朝鲜自主外,餘皆驳议”。最后一稿和约,日本方面毫不让步,于是只好被迫签约,而在条约上签字的时候,李鸿章故意把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变得难以辨认,使其看起来像一个“肃”字[21];但事后由于条约过于苛刻以及损害了俄德法的在华利益,于是三国联手干预,逼日本修改条约“退还”辽东半岛,但日本在“退还”的同时向中国勒索3000万两白银赔款,很多人因此事指责李鸿章没有努力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获得一个更有利于中国的条约。

李鸿章出使欧美诸国[编辑]

李鴻章在德國期間與俾斯麥合影

传说李鴻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后,立誓“终身不履日土”。后来他於1896年环游诸国,出訪俄國德國比利時法國英國美國[22],所到之處皆受當地元首接待,他在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抨击了排华法案。返华途中,经横滨港换乘轮船,他命人在两船之间搭木板而行,终不违当日之誓。然因甲午戰敗簽約,在輿論指責下,李鴻章調離直督要缺,改督兩廣

李鸿章照X光[编辑]

1896年6月13日,李鴻章赴德访问,在德国医生建议下,李鴻章往医院使用问世仅7个月的伦琴射线X光)拍照检查遇刺的伤口。当他亲眼看到X光片上日本制造的铅弹以何种姿势镶入其头骨时(李遇刺后子弹因手术风险高而没有取出),李鴻章对此大感兴趣,並為這種技術取名為“照骨術”。李鴻章也成為了第一位照X光的中国「名人」。

中俄密約[编辑]

甲午戰敗,李鴻章力主拉攏俄國共同對付日本,与沙皇俄国签署《中俄密約》,权衡之下於中國利權做出相當程度的犧牲。

时任俄罗斯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为此报请沙皇批准成立三百万卢布所谓“特别基金”,以抵补和授给中东铁路授让权有关费用[23],该基金又被称为“李鸿章基金”。但之后由于维特的阻扰李鸿章仅得到小部分款项,维特的回忆录否认在圣彼得堡谈判时行贿,但未说明之后是否行贿[24]。直到1901年(中俄密约签订五年后)维特仍然在打电报给驻北京全权公使指示协定缔结后可再打五十万卢布给李鸿章[25]。时任俄罗斯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也在日记中说维特收买了李鸿章[26]。马文忠则认为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说明李、张为了实践对俄国人的“承诺”而劝说了哪些人,将旅大租借协议的签订完全归结于李、张的极力促成恐怕与事实有相当的距离。[27]

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时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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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充武英殿总裁。二十四年(1898年),命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疏称迁民筑堤,成工匪易,惟择要加修两岸堤埝,疏通海口尾闾,为救急治标之策。下其奏,核议施行。当年十月,出督两广。

1900年八國聯軍進圖北京之際,李鴻章與兩江劉坤一湖廣張之洞等督撫協議東南互保,甚至與革命黨人接觸[28],試探光緒、慈禧兩宮萬一殉難之後,可能政局;光緒皇帝慈禧太后抵達西安的消息傳出後,共和之議遂未成局。在西安方面多次敦促之下,原意不願北上收拾殘局的李鴻章方不得已而受命。李鴻章到北京,全無談判籌碼,在各國嚴厲要求之下,經多番請示行在,終於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國所提條件簽訂《辛丑和約》;李鴻章心力交瘁,簽約不久便即去世。据傳李鴻章重病彌留之際,俄国公使尚自迫其在不利於清廷利益的條款之上簽字,景況堪憐。

身後哀荣[编辑]

李鴻章有一首臨終詩:“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另付一遗疏:

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久,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慈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涕零。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喀血碗余,数日之间,遂至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烦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效力,翼赞讦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唯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南京四条巷李公祠

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哭失声”,太后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文忠。赐白銀五千兩治喪。原籍和立功之省,建祠十处,賜北京建祠。北京之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人官员北京建祠者,仅此一人。

  • 北京李公祠:东城区西总布胡同27号
  • 天津李公祠:河北区天纬路李公祠东箭道、西箭道。现为五十七中校址,主体建筑已被拆毁,仅存附属两个小四合院。
  • 保定李公祠:淮军公所街
  • 上海李公祠:华山路1626号复旦中学内
  • 济南李公祠:大明湖,1961年改为辛弃疾纪念祠
  • 南京李公祠:白下区四条巷77号、五福巷

著作[编辑]

  • 吳汝綸編有《李文忠公全集》
  • 2007年顧廷龍戴逸主編的《李鴻章全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评价[编辑]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為不平等条约。近來隨着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对這位清末重臣也逐漸評價多元化。

自我评价[编辑]

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嘗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29]

正面评价[编辑]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國藩曾說「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蔭甫俞樾)拼命著書」。李鴻章熱衷官場,亦深得朝廷倚重,歷數十年而不衰,顯然得益於他的為官之道。

孫文上書李鴻章時,曾這樣說李鴻章:“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近代史學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同乡)认为其「內悅昏君,外御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美國總統格兰特稱李為當時世界上四大偉人之首,與當時英國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國總理甘必大德國宰相俾斯麥齊名。

梁启超则说:“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30]

1896年,美国《纽约时报》认为美国民众对李访美反响热烈是因为“都想一睹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因为此人统治的人口比全欧洲君主们所辖子民的总和还多”国宾礼遇“不仅表明了他个人的崇高尊严,同时也表明了大清帝国的伟大。”[31]

1896年,李鸿章访俄羅斯帝國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评论对李鸿章的印象时说:“我认为李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当然他是中国人,没受过一点欧洲教育,但受过高深的中国教育,而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地思考。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32][註 5]

负面评价[编辑]

李鴻章与守旧的清流派翁同龢长期不和。翁同龢曾出上聯宰相合肥天下瘦”讥讽李鴻章,被李以下联“司農常熟世間荒”回击。

1895年因馬關條約簽訂,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省籍士紳打算擁抗日,爆發了乙未戰爭,隨即敗於日本。臺灣客家大老丘逢甲在乙未戰爭後寫下一詩:“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其中前兩句意在諷刺李鴻章。

张伯驹曾著有《红毹纪梦诗注》一书,回忆自7岁以来,70年间所经历过的菊坛史料,吟哦成诗199首收录其内。诗中记载,《马关条约》签订后,招致民间物议沸腾。当年在北京唱苏昆曲的,有一个饰演丑角的名演员劉趕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戏时,就敢公开嘲骂李鸿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词:“拔去三眼花翎!”恰遇李鸿章的侄子也在场看戏,听后大怒,立即上台打了刘赶三好几个耳光,经人劝阻方罢。刘赶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郁在心,不久竟因而弃世。时人就此事而作联嘲讽曰:「赶三一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由于“赶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对不上,经过辗转相传后,就变成了杨三。另有說法曰,劉趕三小名「羊三兒」,故訛傳為「杨三」。也有說法是「杨三」指的是,蘇州的名丑杨鸣玉

清朝和法国的战争结束后,签订条约放弃对越宗主权,左宗棠评价李鸿章是:“对清朝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33]

李鴻章訪問德國,會見德意志帝國鐵血宰相俾斯麥。俾斯麥問他:「你當了一輩子的中國宰相,告訴我,你有甚麼足以自傲的政績?」李鴻章就說,他怎樣領導軍隊剿滅了太平天國和造反的捻匪。據梁啟超記述,俾斯麥聽了通過翻譯告訴李鴻章:「真的是很崇高啊!不過,我們歐洲人卻認為,打仗要戰勝外族人才是功勞;國內自相殘殺來保持一國的穩定,我們歐洲人不拿出來談。」[註 6]然而,俾斯麦卻是以武力統一德意志而聲名鵲起。

俾斯麥聽说李被称为“东方俾斯麦”後,说可沒有人說他是「歐洲的李鴻章」;這話其實是在諷剌李鴻章簽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俾斯麦可不敢以歐洲李鴻章自居。

中立评价[编辑]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价“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居位之高之久,却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 [34]

后代[编辑]

李鸿章死前,遗产都分给了后代,外孙张志沂(张爱玲父亲)得租界洋楼八幢,金银无数。

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生子李经毓,早年夭折。周氏于1861年病故。

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就把自己的儿子李经方过继给李鸿章为长子。李经方后任驻日本公使、邮传部左侍郎等要职。

李鸿章继室夫人赵小莲,生子李经述。李经述继承李鸿章肃毅侯的爵位,但不久就去世[35]。李经述有儿子李国杰

李鸿章侧室莫氏生三子,李经远、李經邁、李经进。其中只有李經邁成年,后任清驻奥地利大臣、民政部右侍郎等要职。

李鸿章三个女儿,其中李菊藕嫁给張佩綸填房,近代著名作家張愛玲是他们之孫女。另外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山东濰縣同知郭恩垕、江苏宜兴主事任德和

其他[编辑]

  • 李鴻章被稱作“東方俾斯麥”。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被視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伊藤博文自傳》)。但同时,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的马关条约为当时空前苛刻之条约,签订后连其他列强都无法忍受,逼迫日本做出重大修改,让出辽东半岛。
  • 李鸿章即使身处逆境,也仍然注意“养生之术”,保持在军营中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天 6、7 点钟起床,少许吃些早点后,就开始批阅公文,办理公务,公余则随意看书和练字。他常常翻阅《资治通鉴》和《庄子》,前者意在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借鉴,后者企图从道家经典中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以期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从失势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他曾从曾国藩学习书法,推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妍美流便的书法,此间每天临摹唐僧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帖,临过之后,细看默思,力求神似。午间饭量颇大,无非山珍海味之类。饭后还要喝一碗稠粥,饮一杯清鸡汁,过一会儿再饮一盅以人参、黄芩等药物配制的铁水,然后就脱去长衫,短衣负手,在廊下散步,除非遇到严寒冰雪,从不穿长衣。散步时从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并令一个仆人在一旁记数,当仆人大声禀报“够矣!”时,就掀帘而入,坐在皮椅上,再饮一盅铁酒,闭目养神,一个仆人给他按摩两腿,很久才慢慢睁开眼睛,对守候在一边的幕僚和仆人说:“请诸君自便,予将就息矣,然且勿去。随即上床午睡1、2 小时。当仆人通报“中堂已起”之后,幕僚连忙入室,同他说古道今。晚餐食量较少,饭后让幕僚自便,“稍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这种生活规律,“凡历数十百日,皆无一更变”。[36][37]
  • 李鸿章因嗜食鲈鱼,时人送绰号“李鲈”。
  • 李鴻章1896年遊歷美國,喜歡到當地的中餐館進膳。當地一些美國人打聽李鴻章選的餐點,中餐館店主難以回答,便說是「雜碎」,於是「李鴻章雜碎」名聲大嘈,風行北美乃至於拉丁美洲,至今仍是美國及拉美華人餐館一道經典的菜色。
  • 李鴻章出访欧美时,逢人就问薪資年纪,随员提醒他,洋人最忌諱如此,李仍毫不为意。
  • 洋务要员容闳则估计李家所发的洋务财有4千万两。根据合肥李府管事的记载,李鸿章家族拥有的良田数目为257万亩。 [38]
  • 李鸿章一生背了个卖国贼的骂名。生前背黑锅,死后被拖尸,大跃进时期李鸿章的坟被刨,李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本是保存完好,结果被群众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

注释[编辑]

  1. ^ 此诗后来误传曾国藩除与李鸿章父亲之交情外,又对其在此诗中的才气极其欣赏,被曾国藩认为李有大志。而此诗内容也被讹传为:“丈夫隻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原诗参见:李文安:《乙已仲春都门寓宅寄示诸子侄》,《李光禄公遗集》,卷5,第6页。
  2. ^ 金一南的文章宣稱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后,他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但這完全是断章取义,這段話出自9月23日的“请添拨备倭饷需摺”,裡面的內容清楚地說明了這260萬兩雖然掛名叫海军巨款,但是籌集時是打著海軍的名義為建園服務,平時歸中央發商生息將利金作為建園用,動用本金需皇帝批准,也正是因為戰事惡化李才能申請到其中的一百五十萬作為軍費。見學術研究1985年03期《建頤和園並未動用海軍巨款》和驳所谓“甲午海战中国败北主因:并非慈禧挪用军费”[1]
  3. ^ 關於這260萬兩“海军巨款”根本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海軍籌款而只是為了修園子搞的名義工程,還可參見《河北學刊》1994.04《近代海軍建設史上的一場騙局-關於設立海軍衙門和宣布北洋海軍成軍二事的實際意義》。
  4. ^ 李鴻章曾對甲午之敗作出這樣的分析:“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糜費為疑,至以購械、購船,縣為厲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敵而淆於群哄,輕於一擲,遂至一發不復收。戰絀而後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機萬緊,更非尋常交際可比。兵事甫解,謗書又騰,知我罪我,付之千載……”。雖然左宗棠死后湘军失势,李鴻章的淮军获得了中国当时绝大部分军事资源,但是實際上可用極為有限(按照康有為的說法,朝廷的預算都是“三七開”,亦級實用三分,七分則被從中剝削了。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向朝廷奏参李鸿章,称李鸿章「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但这种说法可信度很低。
  5. ^ 某篇文章将死在明治天皇军隊之手的西乡隆盛,说成死在德川幕府军手中的文章(或书本中),这段话不知为何变成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6. ^ 「誠巍巍矣!然吾歐人以能敵異種者為功,自殘同種保一定,歐人所不稱之。」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1. ^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
  2. ^ 黎東方細說清朝
  3. ^ 《蜷廬隨筆》中記載了翁同龢的一句名言:“正好藉此機會讓他(李鴻章)到戰場上試試,看他到底怎麼樣,將來就會有整頓他的餘地了。”
  4. ^ 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摺》,《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9,第 31—35 页。
  5. ^ 李鸿章:《等议天津机器局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7,第 16—18 页。
  6. ^ 李鸿章:《等议天津机器局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7,第 16—18 页。
  7. ^ 李鸿章:《筹议天津机器局片》,《洋务运动》(四),第 244,245 页。
  8. ^ 8.0 8.1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摺》,《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44—50页。
  9. ^ 李鸿章:《轮船招商请奖摺》,《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5,第4页。
  10. ^ 和湘军一样,淮军近乎李鴻章的私人武装,重要官员均为李鴻章的同乡,叶志超是安徽合肥人,丁汝昌是安徽庐江人。
  11. ^ 《战争史研究》VOL.2 P56
  12. ^ J.L.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184. 
  13. ^ http://www.beiyang.org/wenku/wenku123.htm
  14. ^ 姜鸣《北洋水师经费初探》
  15. ^ http://www.81jr.org/magazine/html/220/220297.htm
  16. ^ 肖一山《清代通史》
  17. ^ 慈禧内侄称太后挪用3千万经费修颐和园属误传
  18. ^ 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ztyjzz/2008-04-28/24548.shtml
  19. ^ 李鸿章:《寄刘公岛丁提督》,《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309页
  20. ^ 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二,第9页。
  21. ^ 祝勇 《1894,悲情李鸿章》 江苏文艺出版社 第五页 第二段
  22. ^ 李鸿章曾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抨击排华法案. 民主与法制时报 (新浪新闻). 2006-07-09 [2012-6-4]. 
  23. ^ 《俄国人在满洲》 (鲍里斯·罗曼诺夫)
  24. ^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回忆录》 (新华出版社,1983)
  25. ^ 《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 (商务印书馆 1977)
  26. ^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库罗巴特金、日涅维奇日记摘编 (商务印书馆 1976)
  27. ^ 《旅大租借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的“受贿”问题 (《学术界》2003年第2期)
  28. ^ 參見自立軍起義
  29. ^ 吳永,《庚子西狩叢談》,卷四
  30. ^ 梁啟超:《李鸿章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二页
  31. ^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P270,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
  32. ^ 《维特伯爵的回忆》维特著张开译 新华出版社1983年1月1版 P40
  33. ^ 左宗棠批李鸿章:十个法国将军 比不上一个李坏事. 罗文兴. 凤凰网. [2012-4-25]. 
  34. ^ 《李鸿章传》,梁启超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35. ^ 大清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实录卷之五百五: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以哀毁身故。予承袭一等侯拨补四品京堂李经述列入国史馆孝友传。从直隶总督袁世凯请也
  36. ^ 李鸿章传 http://wenku.baidu.com/view/a2eba9fefab069dc5022018c.html
  37. ^ 苑书义 李鸿章传 第七章
  38. ^ 冀教版历史八上《洋务运动》ppt课件3[最新] http://www.docin.com/p-329530799.html

书籍[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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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研究書目[编辑]

  • 劉廣京、朱昌峻編,陳絳譯:《李鴻章評傳:中國近代化的起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参见[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


官衔
前任:
薛煥
江蘇巡撫
1862 - 1865
繼任:
劉郇膏
前任:
曾國藩
署理兩江總督
1865 - 1866
繼任:
曾國藩
前任:
官文
湖广總督
1867 - 1870
繼任:
李瀚章
前任:
曾國藩
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 (首次)
1870 - 1895
繼任:
王文韶
前任:
譚鍾麟
兩廣總督
1899 - 1900
繼任:
陶模
前任:
榮祿
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 (二次)
1900 - 1901
繼任:
袁世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