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
| 李鴻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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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爵贈太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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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爵位 | 肅毅伯,贈一等侯 | |
| 籍貫 | 安徽省合肥县 | |
| 族裔 | 漢族 | |
| 字號 | 字子黻、漸甫,號少荃、儀叟 | |
| 諡號 | 文忠 | |
| 出生 |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 1823年2月15日 安徽省合肥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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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世 |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1901年11月7日 (78歲)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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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偶 | 元配 周氏 繼室 赵小莲 側室 莫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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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屬 | 父 李文安 長兄 李瀚章 三弟 李鹤章 四弟 李蕴章 五弟 李凤章 六弟 李昭庆 嫡子 李经述 庶子 李经迈 養子 李经方 女 李菊耦 女 李经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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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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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字子黻、漸甫,號少荃、儀叟,封一等肅毅侯,谥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國清朝末期重臣,同時是將領兼外交官,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淮軍創始人和统帥。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
目录 |
[编辑] 生平简介
[编辑] 家世渊源
李鸿章的先祖本姓許,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今合肥市)。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经多年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與曾國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磨店乡(今合肥市瑶海区东北部)。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编辑] 科举出身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1]: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國藩宅邸受曾補習教導[2];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選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後翰林院散館,獲留館任編修。
[编辑] 戎馬功勞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廣州塾師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直入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柱绿营兵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國效力;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士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
咸豐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同年年底舒城被太平军攻破,吕自杀。次年一月,安徽巡抚江忠源因庐州城破自尽,李鸿章投入新任巡抚福济幕下,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官封按察使。
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鸿章生活頗無規律,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訖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其後安徽巡撫翁同書(同治帝、光緒帝之師翁同龢長兄)對太平天國戰爭時棄城逃跑,曾國藩起草《參翁同書片》時採用李鴻章之草稿:「臣職份所在,例應糾參,不敢以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當時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並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但李鴻章也因此與翁同龢結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後翁處處刁難北洋水師,乃至甲午戰爭,一敗塗地[3]。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儼然乃新式陸軍,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及淮军五虎將、援軍到上海后,同外国僱傭軍(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為協辦大學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编辑] 總督直隸及洋務運動
李鴻章军功显赫,累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終於在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後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籌辦洋務,成为同治、光緒兩朝的地方重臣。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權,統領一方,有人甚至稱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编辑] 清季籌辦北洋艦隊
[编辑] 創辦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
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曾国藩有密切关系。1863年盘踞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拟设立铁厂”,特派从美国留学归来、怀有用西方科技文明改造中国愿望的容闳赴美购买“制器之器”。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遵示拨款万两,“交令速往”,并复函曾国藩说:“西人制器之器,实为精巧。醇甫此行,当可购到。海疆自强,权舆于是。”[4]
当时李鸿章与上海道丁日昌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李鸿章认为,先前设立的炸弹三局,“机器仅值万余金,不全之器甚多”,急需“买制齐全”,若托洋商回国代购,路远价重,毫无把握;不如就近在上海“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1865年,李鸿章让丁日昌访求数月,购得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昌铁厂,合并原由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于9月奏准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容闳所购机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所有局务,责成丁日昌督察筹划,先造枪炮兼造制器之器。1867年该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建造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等,开始制造兵轮。后来,该局于 1868年-1870年间,陆续设立翻译馆、汽锤厂、枪厂,并在龙华镇建厂制造洋枪细药及铜帽炮引,使之逐渐成为一个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的综合性新式军用企业。
1865年,李鸿章升署两江总督后,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在雨花台设厂,改称金陵机器局。此后,逐渐扩充规模,改良设备,到1860年代末,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炮弹、枪子和各种军用品。
[编辑] 天津機器局
1865年5月,清廷在飞谕李鸿章派兵北援的同时,命其派员赴津在崇厚主持下开局铸造炮弹,以资应用。清廷此举,“隐寓防患固本之意”[5],企图建立由满洲贵族直接控制的军火工厂,打破汉族官僚对新式军工企业的垄断,借以扭转外重内轻的局面。李鸿章看穿了清廷的真实用心,采取了敷衍态度。
6月,他在复奏后第三天,致函率兵北援的潘鼎新说:“天津设局制造,奏中姑宕一笔。俟弟到直,如再有旨催,容与雨生商办。”“崇厚等如太外行,或多批斥,即作罢论。”8月他函询潘鼎新:“天津设局制造一事,崇公如何商议?彼太外行,或不甚究心,便可从缓。”[6]“奏中姑宕一笔”、“便可从缓”、“即作罢论”云云表明,只要再无廷旨,就想一推了之。其实,崇厚并非“外行”,所以李鸿章不得不筹商定议。
9月20日他上疏表示:“前奉议饬以天津拱卫京畿,宜就厂中机器仿造一分,以备运津,俾京营员弁就近学习,以固根本。现拟督饬匠目随时仿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7]他既答应为天津仿制和购求机器,又要求“宽以时日”,为缓办预留地步。崇厚秉承奕訢等意旨,专函详询李鸿章“何时可以购齐”。李鸿章复信说须到“明年(按指同治五年)夏秋之间,得有眉目,可以筹运”。
1866年10月正式奏准在天津设局,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由崇厚筹划办理。
[编辑] 轮船招商局
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由漕運改为海路。并且,李鸿章为了“自强”、“求富”,企图通过兴办民用企业,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和“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
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上疏,借口制造船舰糜费多而成船少,请旨饬令闽、沪两局暂行停止制造。李鸿章复奏指出,宋晋的主张代表了顽固守旧势力的迂腐之见,“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扭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8]国家诸费皆可节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他深知国家经费困难,要继续制造轮船,就“必须妥筹善后经久之方”。为此,提出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把修造艇船的费用拨归制造兵轮;二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供华商领雇,华商为了同垄断中国航运业的洋商竞争,应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他还从“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出发,进而提出用西法开采煤铁以“与船器相为表里”的主张。他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国煤铁极多,一旦中外关系紧张,外国对华采取禁运措施,各铁厂就势必“废工坐困”,所有轮船也必将因无煤而寸步难行。中国煤铁矿藏丰富,外商垂涎三尺,处心积虑地攫取中国内地煤铁开采权。他认为中国“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计,殊有关系。”他还警告说:若不“因时为变通”,而“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9]经过李鸿章等的力争,清廷不仅否定了宋晋的停造轮船的主张,而且为洋务派兴办轮船捂商局和用西法采煤炼铁开了绿灯。
1873年,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李鸿章给招商局的定位是:没有大事的时候,轮船可以运粮食和载客;有战事时输送军火。(“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10])他还希望在航运上可以和外国的船只抗衡。所以叫作招商局,是因为李鸿章采用招商集资的方式来解决经费问题。招商局是先由官商合办、后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
其余洋务企业,如電報局、唐胥鐵路、開平礦務局等洋務運動,李鴻章作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均有程度不等的參與。
[编辑] 甲午戰爭
1894年清朝與日本的甲午一役,北洋艦隊覆沒,淮軍亦蒙受重創。战争中,李鴻章重用了陆军统帅叶志超和水师提督丁汝昌[11]。在陆地上,平壤一战,當時駐守的清軍三十五營共一萬七千人,日軍有一萬六千多人,雙方人数相当。左宝贵料知叶志超贪生怕死,故以下犯上派人监视叶志超控制局面,但左宝贵战死后叶志超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溃败,而叶志超逃跑当时清军的伤亡小于日军。在海洋上,丁汝昌“只识弓马”,不懂海军建设和海战,致使北洋舰队丧师黄海,一败涂地。
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两遇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被击沉多艘大型舰艇,但未能击沉一艘日舰,也无发射鱼雷打击日舰的战绩。傳是丁汝昌“只识弓马”,一干管带也全用错了炮弹,不用海战时的开花爆破弹,用了穿甲弹甚至训练弹(雖實際狀況是,日軍的海軍指揮原先也只是陸軍軍官,因此雙方實際指揮皆為「副帥」——劉步蟾與東鄉平八郎兩位海軍軍官,而未用爆炸彈的原因是,當時並未攜帶足夠爆炸彈)。丰岛海战中,日本吉野号被一枚济远舰150毫米口径火炮击中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弹头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报废。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Paul W. Bamford,1860-1897,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但經史學家唐德剛的查證,麥氏不過是個拖船駕駛)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12]。据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而不是爆破弹头的开花弹[13]。
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爆破弹一项即达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在3431枚开花弹中,有3071枚早在黄海海战前就已拨给北洋海军。[14]“至于这批开花弹为什么没有用于黄海海战,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15]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16]
从武器装备的角度来看,北洋水师当时原有军械普遍陈旧,购置新军械又苦于经费不足。擔任天津軍械局總辦、負責軍需供應的張士珩是李鴻章的外甥,被指责供給海軍的彈药不合格。梁啟超为此評論說:“槍或苦窳,彈或贗物,槍不對彈,藥不隨械,謂從前管軍械之人廉明,誰能信之?”在黃海海戰前半個月李鴻章上書光緒帝要求「保艦」的祕折上陳述中日軍事實力時,寫道:「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僅定遠、鎮遠兩艘』……」,另外他致電驻英公使龔照瑗「急速搶購四千噸以上的大型巡洋艦」與「搶購智利鐵甲艦兩艘」,顯示出了焦慮。但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17]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李鸿章的政敌,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稣以慈禧太后大寿为由,克扣了海军衙门的军费去修缮颐和园。学者蕭一山认为,“海军衙门所用于颐和园工程之款,大约为白银三千万两。系时人所周知者,必非捕风捉影之谈也。”[18]
而時人認為李鴻章对甲午战败的责任,尚存在争议。[19]虽然存在着种种争议,但从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来看,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将所有淮军主力部队派往前线,从主观希望上全力与日本一战,但客观上用人不当导致了战争进程的改变。吴汝纶曾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20]
[编辑] 馬關條約
[编辑] 李鸿章委任争执
戰敗後在各方指責之下,原本紅極一時,堪稱疆臣首領的李鴻章,亦從此不再有以前的风光。慈禧太后六十大壽之日,破格賞予李鴻章漢人唯一的「三眼花翎」(原只有滿族宗室貝子或以上貴族獨有,曾國藩亦只獲授雙眼花翎)。甲午兵敗后,李鴻章之三眼花翎被褫奪。不久,李氏受命赴日本講和,在赴馬關前向燕京要求,而再獲三眼花翎。
[编辑] 李鸿章遇刺事件
1895年3月24日,李鴻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倒。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鴻章復原迅速。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丰太郎,据此人供认,他本人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
[编辑] 签订《马关条约》
馬關交涉期間遇刺負傷,最後訂定《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澎湖及遼東半島並賠償二萬萬兩白银,因此背上卖国罪名。
[编辑] 李鸿章出使欧美诸国
传说李鴻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后,立誓“终身不履日土”。后来他於1896年环游诸国,出訪俄國、德國、比利時、法國、英國、美國[1],所到之處皆受當地元首接待。返华途中,经横滨港换乘轮船,他命人在两船之间搭木板而行,终不违当日之誓。然因甲午戰敗簽約,在輿論指責下,李鴻章調離直督要缺,改督兩廣。
[编辑] 李鸿章照X光
1896年6月13日,李鴻章赴德访问,在德国医生建议下,李鴻章往医院使用问世仅7个月的伦琴射线(X光)拍照检查遇刺的伤口。当他亲眼看到X光片上日本制造的铅弹以何种姿势镶入其头骨时(李遇刺后子弹因手术风险高而没有取出),李鴻章对此大感兴趣,並為這種技術取名為“照骨術”。李鴻章也成為了第一位照X光的中国「名人」。
[编辑] 中俄密約
甲午戰敗,李鴻章引為奇恥,乃力主拉攏俄國共同對付日本,結果產生《中俄密約》,於中國利權做出相當程度的犧牲。沙皇冬宫档案资料证明,李鸿章与俄方签订《中俄密约》并受贿确有其事。密约签订后,维特和李鸿章订下私人协议,只要《密约》能够顺利执行,李鴻章便能得到300万卢布(约合190万美元)的酬谢。李鴻章至少拿到了其中的170.25万卢布[21]。据记载,俄方先后三次给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支付款项,其中一笔是俄国专使吴克托穆亲王到北京交给李鸿章的。[22][23]而更令人费解的是,李鸿章收受此贿之时,中国的普通百姓正在为李鴻章签订的《馬關條約》买那二万万两白银的单。[24]
[编辑] 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时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充武英殿总裁。二十四年(1898年),命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疏称迁民筑堤,成工匪易,惟择要加修两岸堤埝,疏通海口尾闾,为救急治标之策。下其奏,核议施行。当年十月,出督两广。
1900年八國聯軍進圖京師之際,李鴻章與兩江劉坤一、湖廣張之洞等督撫協議東南互保,甚至與革命黨人接觸,試探光緒、慈禧兩宮萬一罹難後之可能政局;光緒皇帝、慈禧太后抵達西安的消息傳出後,共和之議遂未成局。在西安方面多次敦促之下,原意不願北上收拾殘局的李鴻章方不得已而受命。李鴻章到燕京,全無談判籌碼,在各國嚴厲要求之下,經多番請示行在,終於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國所提條件簽訂《辛丑和約》;李鴻章心力交瘁,簽約不久便即去世。据傳李鴻章重病彌留之際,俄国公使尚自迫其在不利於清廷利益的條款之上簽字,景況堪憐。
[编辑] 身後哀荣
李鴻章有一首臨終詩:“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另付一遗疏:
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久,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慈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涕零。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喀血碗余,数日之间,遂至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烦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效力,翼赞讦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唯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两宫“哭失声”,慈禧太后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銀五千兩治喪。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 北京李公祠:东城区西总布胡同27号
- 天津李公祠:河北区天纬路李公祠东箭道、西箭道。现为五十七中校址,主体建筑已被拆毁,仅存附属两个小四合院。
- 保定李公祠:淮军公所街
- 上海李公祠:华山路1626号复旦中学内
- 济南李公祠:大明湖,1961年改为辛弃疾纪念祠
- 南京李公祠:白下区四条巷77号、五福巷
[编辑] 著作
[编辑] 评价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為不平等条约。近來隨着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对這位清末重臣也逐漸評價多元化。
[编辑] 自我评价
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嘗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25]
[编辑] 正面评价
史学界正面的评价认为,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后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26],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國藩曾說「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蔭甫(俞樾)拼命著書」。李鴻章熱衷官場,亦深得朝廷倚重,歷數十年而不衰,顯然得益於他的為官之道。
梁啟超《李鸿章传》對他的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以李鸿章)“居位之高之久,却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梁启超在为李鸿章和俾斯麦作比较时说:“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27]
孫文上書李鴻章時,曾這樣說李鴻章:“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近代史學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同乡)认为其「內悅昏君,外御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美國總統格蘭特(U.S.Grant)稱李為當時世界上四大偉人之首,與當時英國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國總理甘必大,德國宰相俾斯麥齊名。
1885年,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劝告李鸿章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日本国会后来居上,此时已经应验了。李鸿章叹气对伊藤博文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伊藤思忖一会儿回答道: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28]
[编辑] 负面评价
李鴻章為人陰沈多謀,極力打擊左宗棠的政治勢力,更直取其經濟來源。李鴻章亟言「白銀更勝白米,錢根即是命根」,所以「排左必先除胡」,決心打擊左宗棠的金主,也就是生絲巨賈胡雪巖。李鴻章命盛宣懷利用電報聯絡,要求各地買家拒買胡雪巖的生絲,胡雪巖無奈之下從自己的阜康錢莊調現銀八十万两周轉,盛宣懷趁阜康銀庫空虚之际,遣人到其錢莊前排隊提款,全國各地阜康錢莊大排長龍,從此官紳對胡雪巖信心全失,紛以銀票挤兑銀錢,胡雪巖無力支應,1884年破產。李鴻章還對左宗棠的下屬加以整肅,指使親信潘鼎新、劉銘傳等陷害攻擊「恪靖定邊軍」首領王德榜、臺灣兵備道道員劉璈,使他們失去兵權,或調或貶。左宗棠因而深恨李鴻章。
李鴻章的外交政策,翁同龢的內政政策,深為清末不少文士所不滿,清末有一幅著名的對聯,上聯詠李,下聯詠翁: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農常熟世間荒
1895年因馬關條約簽訂,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省籍的士紳打算擁清抗日,爆發了乙未戰爭,隨即敗於日本。臺灣客家大老丘逢甲在乙未戰爭後寫下一詩: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其中前兩句意在諷刺李鴻章。
张伯驹曾著有《红毹纪梦诗注》一书,回忆自7岁以来,70年间所经历过的菊坛史料,吟哦成诗199首收录其内。诗中记载,《马关条约》签订后,招致民间物议沸腾。当年在燕京唱苏昆曲的,有一个饰演丑角的名演员劉趕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戏时,就敢公开嘲骂李鸿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词:“拔去三眼花翎!” 恰遇李鸿章的侄子也在场看戏,听后大怒,立即上台打了刘赶三好几个耳光,经人劝阻方罢。刘赶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郁在心,不久竟因而弃世。时人就此事而作联嘲讽曰: 赶三一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由于“赶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对不上,经过辗转相传后,就变成了杨三。另有說法曰,劉趕三小名「羊三兒」,故訛傳為「杨三」。也有說法是「杨三」指的是,蘇州籍的名丑杨鸣玉。
楊三已死無蘇丑
李二先生是漢奸
1896年,李鸿章访俄,俄羅斯帝國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鸿章的印象时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受過甚麼教育,也并不文明。”[28]
[编辑] 后代
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生子李经毓,早年夭折。周氏于1861年病故。
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就把自己的儿子李经方过继给李鸿章为长子。李经方后任驻日本公使、邮传部左侍郎等要职。
李鸿章继室夫人赵小莲,生子李经述。李经述继承李鸿章肃毅侯的爵位,但不久就去世。李经述有儿子李国杰。
李鸿章侧室莫氏生三子,李经远、李经迈、李经进。其中只有李经迈成年,后任清驻奥地利大臣、民政部右侍郎等要职。
李鸿章三个女儿,其中李菊藕嫁给張佩綸填房,近代著名作家張愛玲是他们之孫女。另外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山东濰縣的同知郭恩垕、江苏宜兴的主事任德和。
[编辑] 其他
李鴻章被稱作“東方俾斯麥”。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被視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伊藤博文自傳》)。
李鸿章生活简朴,酒量尚可,午餐喜欢喝两杯。他喜抽水烟袋,对鸦片十分痛恨,经常组织各地戒鸦片烟。史料记载,北洋艦隊軍官劉步蟾及严复在水师学堂教书的时候吸食鸦片,便经常受到李鸿章的痛斥。
1896年李鴻章遊歷美國,喜歡到當地的中餐館進膳。當地一些美國人打聽李鴻章食品,中餐館店主難以回答,便說是「雜碎」,於是「李鴻章雜碎」名聲大嘈,風行全美乃至拉美,至今仍是美國及拉美華人餐館一道經典的菜色。
[编辑] 参考资料
- ^ 此诗后来误传曾国藩除与李鸿章父亲之交情外,又对其在此诗中的才气极其欣赏,被曾国藩认为李有大志。而此诗内容也被讹传为:“丈夫隻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原诗参见:李文安:《乙已仲春都门寓宅寄示诸子侄》,《李光禄公遗集》,卷5,第6页。
- ^ 黎東方:細說清朝。
- ^ 《蜷廬隨筆》中記載了翁同龢的一句名言:“正好藉此機會讓他(李鴻章)到戰場上試試,看他到底怎麼樣,將來就會有整頓他的餘地了。”
- ^ 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9,第 31—35 页。
- ^ 李鸿章:《等议天津机器局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7,第 16—18 页。
- ^ 李鸿章:《等议天津机器局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7,第 16—18 页。
- ^ 李鸿章:《筹议天津机器局片》,《洋务运动》(四),第 244,245 页。
- ^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9,第 44—50 页。
- ^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9,第 44—50 页。
- ^ 李鸿章:《轮船招商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5,第 4 页。
- ^ 淮军近乎李鴻章的私人武装,重要官员均为李鴻章的同乡,叶志超是安徽合肥人,丁汝昌是安徽庐江人。
- ^ 参见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84.
- ^ 参见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84.
- ^ 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之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中统计
- ^ 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察》
- ^ 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察》
- ^ 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后,他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和以前的说法矛盾。
- ^ 肖一山《清代通史》
- ^ 李鴻章曾對甲午之敗作出這樣的分析:“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糜費為疑,至以購械、購船,縣為厲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敵而淆於群哄,輕於一擲,遂至一發不復收。戰絀而後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機萬緊,更非尋常交際可比。兵事甫解,謗書又騰,知我罪我,付之千載……”。雖然左宗棠死后湘军失势,李鴻章的淮军获得了中国当时绝大部分军事资源,但是實際上可用極為有限(按照康有為的說法,朝廷的預算都是“三七開”,亦級實用三分,七分則被從中剝削了。因此,李鸿章在整个甲午戰爭中都极其消极,陆军且战且退,海军弃战保船,而一直为人所诟病。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向朝廷奏参李鸿章,称李鸿章「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此若为真,则李鸿章和日本之间有私利作祟,并非马关和谈之合适人选。而日本方面,也确实点名只和李鴻章谈,而拒绝清廷派遣的其他人选。
- ^ 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二,第9页。
- ^ 据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德米特里·乌赫托姆斯基(Esper Esperevich Ouchtomsky,1861-1921)的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记载:“《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在一份向李鸿章付款的协定书上签字。协定书规定,头一个100万卢布在清帝降旨允准修筑中东铁路后付给,第二个100万卢布在签订铁路合同和确定铁路路线后交付,第三个100万卢布则等到铁路工程全部竣工后才支付。这份议定书并没有交给李鸿章本人,而是作为绝密文件由俄国财政部收藏起来。”这笔钱作为一个专项基金存在华俄道盛银行,归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鸿章基金”
- ^ 据《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
- ^ 据《我所知道的李经方——北洋杂闻录》记载,由于没有得到俄方许诺的全额款项,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曾抱怨说:“俄国人花小钱办大事,最不讲信义,老爷子为了他们挨了多少骂,最后跟打发要饭的差不多”。
- ^ 但對于這种說法學者袁偉時并不同意,他認為:“祝賀俄皇加冕和出訪歐美各國是李鴻章馬關簽約后投閑置散生活的結束,標志著他在政治上再度崛起。可是,朝野中有不少人盯著他,一有差錯,不少人愿將他置之死地而后快。在這樣的背景下,他有沒有可能為盧布而出賣自己一生的名節和前途呢?此外,300万盧布不是一個小數目,李鴻章要把這筆巨款放進自己的袋子,不能不留下若干痕跡,但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有此方面的記錄。而且,條約最后也是清政府批准的。”但沙皇冬宫档案资料《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我所知道的李经方——北洋杂闻录》等记载证明了袁偉時的想法是随意的和缺乏事实支持的。
- ^ 吳永,《庚子西狩叢談》,卷四
- ^ 直到今天,西方仍以Boxer Rebellion称呼庚子拳乱,认为是反对本国政府的叛乱(rebellion),而非代表中国政府官方。事实上,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对十一国正式宣战。宣战诏书虽未送达各国政府,但已送达中国方面各武装力量,因此宣战是慈禧等仇外派在政府内处于支配地位时代表中国政府官方的行为。
- ^ 《李鸿章传》,梁启超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 ^ 28.0 28.1 《伊藤博文对话李鸿章:我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程万军. 凤凰网 [2011年11月24日] (简体中文).
[编辑] 參考書目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第6册 《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清光绪二十七年
- 苑书义,《李鴻章傳》,人民出版社,2004
- 李守孔,《李鴻章傳》,台灣學生書局,1978
- 雷祿慶,《李鴻章新傳》,文海出版社,1983
- 清史稿 [2]
[编辑] 参考
| 官銜 | ||
|---|---|---|
| 前任: 薛煥 |
江蘇巡撫 1862 - 1865 |
繼任: 劉郇膏 |
| 前任: 曾國藩 |
署理兩江總督 1865 - 1866 |
繼任: 曾國藩 |
| 前任: 官文 |
湖广總督 1867 - 1870 |
繼任: 李瀚章 |
| 前任: 曾國藩 |
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首次) 1870 - 1895 |
繼任: 王文韶 |
| 前任: 譚鍾麟 |
兩廣總督 1899 - 1900 |
繼任: 陶模 |
| 前任: 榮祿 |
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二次) 1900 - 1901 |
繼任: 袁世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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