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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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
欧阳修
清代《晩笑堂竹荘畫傳》中歐陽修像
國家 北宋
歐陽
永叔
醉翁
六一居士
官職 樞密副使
參知政事
族裔 漢族
祖籍 廬陵
出生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
綿州(今四川省綿陽市)
逝世 宋神宗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
1072年9月22日(65歲)
穎州
諡號 文忠
著作
《居士集》
新唐書
新五代史
《六一詩話》

歐陽修(1007年—1072年),亦作歐陽脩[註 1][1],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諡號文忠吉州廬陵(今江西省永豐縣)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官拜樞密副使、副宰相,曾推動慶曆新政政治改革,文學上為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一,領導北宋的古文運動,作品受推崇為古文典範,受中、日兩國傳誦,詩歌風格平易清新,為宋詩奠下基礎,其辭賦創立文賦的新體裁,使中國辭賦有柳暗花明的新發展,所著兩部史書《新唐書》及《新五代史》列入廿四部正史之中,所定家譜格式為後世歷代沿用,經學上開創宋人直接解經、不依注疏的新風氣,易學上打破易傳的權威地位,在中國金石學詩話花譜撰作三方面,都是開山始祖,政治上文化上,皆屬當世最高領袖之一,在文學、史學、經學,俱有劃時代的成就,對中國文化有重大貢獻。

生平[编辑]

早年[编辑]

歐陽修父親歐陽觀,擔任判官推官等小官,母親鄭氏,景德四年(1007年)生於四川綿州。歐陽修4歲喪父,隨母親前往隨州,投靠叔父歐陽曄,自此在隨州成長[2]:131。因無錢買紙筆,母親曾用蘆葦杆在灰土上教他認字,因而有「畫荻教子」的故事[3]:189

應試與出仕[编辑]

天聖元年(1023年),歐陽修在隨州參加解試(地方初試),因文章沒有押韻而落第;天聖四年(1026年),終於在隨州通過解試,有資格參加省試(京城考試)[4]:145-147。翌年,由隨州薦往禮部參加省試,落第[2]:132[4]:132。歐陽修把作品送呈學者胥偃,大受賞識,進入胥偃門下,後來胥偃上京赴任,送歐陽修入京。天聖七年(1029年),胥偃讓歐陽修以國子監推薦舉人的身份,參加國子監解試,結果高中第一名;天聖八年(1030年),省試第一,同年參加殿試,名列甲科第14名[4]:49、51、46。高中後,胥偃把女兒嫁予歐陽修[2]:133

歐陽修與同僚書信真跡

天聖八年(1030年)5月,歐陽修任命為西京洛陽留守推官,開始政治生涯[4]:46,在錢惟演幕下,與尹洙石曼卿梅堯臣等名士交遊,並與范仲淹通書信。明道二年(1033年),夫人胥氏去世[2]:133-135。景祏元年(1034年),歐陽修獲召試學士院,授官館閣校勘,移居汴京;景祐三年(1036年),聲援與宰相呂夷簡衝突的范仲淹,被指為「朋黨」,貶到夷陵。當時一同被貶的共有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4人[2]:142-143、146。景祐四年(1037年),再娶薛氏。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與呂夷簡和解,獲重新起用,歐陽修也再任命為館閣校勘,修訂朝廷藏書目錄《崇文總目》,事成後陞任著作郎(主修國史之職)[2]:133、148-149

政治改革[编辑]

慶曆三年(1043年),呂夷簡因病告退,但仍干預國事,歐陽修當時出任諫官,加以激烈批評,並與蔡襄分別上疏,請起用韓琦范仲淹執政。兩篇奏章非常有力,范仲淹任命為參知政事(副相),富弼則做樞密副使[2]:162、165范仲淹出任副相後,即奏上「十事疏」,推行政治改革,史稱「慶曆新政」,內容包括改革科舉和擴充學校[2]:88、171。歐陽修與富弼余靖蔡襄等人參與慶曆新政革,並撰寫「十事疏」中「精貢舉」一項。歐陽修批評當時科舉考試執著於平仄聲調,考生只知背誦,文章華而不實,主張應先考「策論」(政治論文),考核考生闡述見解的能力,然後才考詩賦[4]:114-117

政敵批評范仲淹等人交結朋黨,歐陽修作《朋黨論》加以反擊[4]:117宋仁宗不信其辯解,夏竦又乘機陷害富弼,於是范、富都出調,改革派被瓦解。慶曆四年(1044年)年底,歐陽修奉使河東,又任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革除地方積弊,罷免不稱職官員[2]:175-180。慶曆五年(1045年),慶曆新政完全失敗,各項政策包括科舉改革都回復原貌,唯獨擴充學校的政策推行下去[4]:117-119[2]:174、181

受攻擊[编辑]

兩次被貶後,歐陽修及其朋友反而聲名大增,更受尊重[5]:82。歐陽修平日多批評,得罪人,政敵力圖剷除他,慶曆五年(1045年)以「張甥案」告發歐陽修,使他下獄。歐陽修有一姓張的外甥女,與他沒有血緣關係[註 2][2]:211,自幼投靠歐陽修,出嫁後被揭發通姦,審問時供出未嫁時與歐陽修亂倫。此事一出,輿論大嘩,歐陽修始終不承認。官員兩度審理此案,都判定並無其事,了結此案。歐陽修死罪得以赦免[6]:31,另以挪用外甥女嫁妝罪名,貶官滁州[2]:210-213

慶曆八年(1048年),歐陽修改任揚州知州,皇祐元年(1049年)改穎州知州,翌年北移應天府。皇祐四年(1052年)其母鄭氏逝世,翌年歸葬其父母於吉州[2]:214、55。至和元年(1054年),歐陽修被召入京,一度被政敵誣陷,幸得其他官員申辯,得以留京,奉命編修《新唐書》;嘉祐二年(1057年),陞為翰林學士,上奏批評宰相陳執中殺婢,宋仁宗不接納,改派歐陽修出使遼國;同年歐陽修知貢舉,以古文取士,推動古文運動;嘉祐三年(1058年),韓琦富弼上台,歐陽修則繼包拯出任開封知府[2]:66、214-216

執政[编辑]

嘉祐五年(1060年),歐陽修上呈《新唐書》,陞為樞密副使[2]:216,自此直至治平三年(1066年),與韓琦富弼一同主政,這是歐陽修生平首次肩負執政重任,也是北宋中期政治最平靜的時期。歐陽修作風以穩健為主[2]:129、224。嘉祐六年(1061年),出任參知政事(副相),掌政期間,整頓行政效率,整理當年呂夷簡制定的行政則例[2]:65、227。後來富弼與韓琦、歐陽修二人,因作風不同而不和[2]:231-232。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駕崩,遺命歐陽修與韓琦輔佐其過繼的姪兒宋英宗[5]:82。歐陽修支持英宗追尊生父濮王趙允讓,稱之為「皇考」,引起「濮議」之爭。大多數大臣如司馬光呂公著等,認為英宗已過繼給仁宗,應稱生父為「皇伯」,批評歐陽修是罪魁禍首,歐陽修亦竭力辯護[2]:7、235-237,主張應考慮親情[7]:63

歐陽修自知在朝中已孤立,請求外任,但不獲准。當時從舅薛宗孺與歐陽修有私怨,治平四年(1067年),揚言歐陽修與媳婦吳氏有曖昧。因指控嚴重,歐陽修立即杜門不出,上奏章辯明真相,一時朝中竟無大臣為他辯解,歐陽修當日提拔的言官也倒戈相向。指控不大可能屬實,因夫人薛氏治家甚嚴。宋神宗不信指控,斷定本無其事。但歐陽修畢竟已聲名受損,政治上已無領導力量,朝廷終於讓他外放,任亳州知州。[2]:248-251

引退[编辑]

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熙寧變法,歐陽修不予贊同,自恃德高望重,不加實施,宋神宗和王安石亦聽由他。熙寧三年(1070年),神宗有意再起用歐陽修,但王安石反對,歐陽修自己亦堅決推辭,神宗讓他改任蔡州知州[2]:252-254。歐陽修晚年多病,身患眼疾、齒疾,手足不便[4]:248,熙寧四年(1071年),獲准告老,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隱居穎州,翌年去世,年六十五[5]:91

思想[编辑]

政治[编辑]

歐陽修重視禮樂,認為禮樂荒廢是五代速亡的原因[4]:178。政務方面,歐陽修本於儒家思想,治術以寬簡為原則,減少擾民,政見由激烈轉為溫和,由改革而轉為保守[2]:70-71、129,主張緩進而非激烈的改革,與王安石有異。歐陽修注重吏治,用人才必須改良考績制度,主張設立按察使,糾察不稱職官員[2]:663-65。歷代王朝,歐陽修以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為正統,反對漢代以來流行的「五德終始」朝代循環說[8]:163-164。歐陽修同情貧困的百姓,怒斥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批評當時冗兵過多,皆不勞而食,游手好閒;地主則兼併田地,使佃農難以維生,紛紛舉債,以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官府力役徵派過重,稍有一二頃田地的小農都要承擔,延誤農時,官吏更乘機勒索受賄,以農民棄田逃亡。歐陽修主張朝廷財政上必須量入為出,不可巧立名目徵斂,並要為荒年留下儲備[9]:446-449

立身處世[编辑]

歐陽修為人寬宏大量,有遠見[2]:7,他主張人本主義的「不朽」論,源自《左傳》立德、立言、立功的傳統[2]:5、118。他最重視忠君之心,其次是父子之情[7]:63,宣揚士大夫氣節,敬仰以身殉國、保存節義的志士,在《新五代史》開創〈死節傳〉加以表揚[4]:177;書法方面,則特別欽佩為唐朝殉國的顏真卿[6]:20。歐陽修對形而上學不感興趣,認為「理」只是社會和人事中的原則[10]:279,萬物各有其理,而沒有終極的「理」;性無善惡,談論人性善惡並無意義[7]:45、53、56-57,「性非學者之所急」,並不關注「道德性命」之類的理學問題,拒絕開拓儒學「內聖」的領域[11]:72。自然知識方面,歐陽修認為自然之理不重要,聖人不關心[7]:46-48,毋須探究,這方面不如稍後的沈括[2]:26

宗教[编辑]

歐陽修堅決排佛,認為佛教傷風敗俗,浪費民財,為了振興儒學,重修「禮義」,必須排斥佛教[2]:4、111[4]:237-239,許多僧尼只為不勞而食而出家[9]:446。他謀求儒家的進步,開創新理想,以禮義超越佛教。雖則反佛,他與有學問,能作詩文的高僧也有來往,希望他們還俗[2]:4-5、113-114。至於道教,歐陽修不信神仙之說,但認為道教為害不大[2]:110。歐陽修為人理性,懷疑祈神之說,雖也曾寫作祈雨、祈晴的文章,無非順應風俗。他連用《易經》占卜也覺得不太可信,對民間的看相和算命,將信將疑,但亦沒有完全否定[2]:108-109、117。他有時相信陰德之說,相信報應於子孫,有時又覺得報應說講不通,人生禍福,世事變遷,只可歸於天命[2]:5、116-118

文學[编辑]

明代仇英《醉翁亭》

文章[编辑]

歐陽修的文章學習自韓愈李翱,10歲時偶然覓得韓愈文集,讀後大為嘆服,苦心鑽研[2]:85[5]:81,但他不主張模彷韓愈的怪僻,認為應自然地寫作[10]:51。風格上,歐陽修散文議論清晰,通俗易懂,平易疏暢,委曲婉轉,抑揚有致,情韻優美,紓餘含蓄,得古文陰柔之美。行文則平易而自然流暢,避免了韓愈尚奇好異的作風[2]:83[4]:85、149。其書信如〈上范司諫書〉、〈與高司諫書〉,文辭懇切動人,令人信服,在宋代無出其右[10]:279

歐陽修散文善用助詞連接詞,如句首的「夫」、「惟」、「然」,句末的「也」、「矣」等,使句子脈絡清晰,更有條理。〈醉翁亭記〉使用21個「也」字[4]:85-87,語言精練,結構嚴謹,平易簡約[10]:48,自成一體,到處傳寫,「為之紙貴」[2]:94。其議論文如〈朋黨論〉結構嚴謹,論証獨特[10]:53;《新五代史》部份源自《舊五代史》,歐陽修把駢偶句子和四六句式,改為古文散句,使文風簡潔,節奏起伏曲折,錯落有致[4]:64

歐陽修片刻不忘寫作,靈感常在「馬上、枕上、廁上」出現,完成作品往往再三修改,寫作態度甚為認真,精益求精[4]:82、94、106。歐陽修重古文而不廢駢文,所寫駢文甚獲好評,為天子起草的詔令,都用駢文寫成,對擅長西崑體駢文的楊億也很贊賞[4]:153、57、108、156-157

詩詞[编辑]

歐陽修詩歌今存古詩359首,近體詩470首,詩風平和寧靜,平易流暢[5]:82、88-89,題材廣泛,以文為詩,手法新穎,使詩風變為平易清新,為宋詩奠下基礎,絕句〈遠山〉可代表他的風格:[5]:83、92

山色無遠近,看山終日行。峰巒隨處改,行客不知名。

歐陽修嘗試「以文為詩」,在詩歌格律下像散文那樣暢所欲言,為王安石蘇軾等人奠定了基礎[12]:24。李、杜二家,歐陽修較重視李白[5]:91-92,稱譽當世梅堯臣蘇舜欽的詩歌,二人因而著名。歐陽修不贊成西崑體詩歌,提倡古詩,其古詩大受蘇軾、王安石讚譽,認為可與李白比美[2]:4、79

歐陽修的成就不如古文、詩歌,毀譽參半[2]:78,只是承上啟下的過渡人物,上承馮延巳的深摯,下啟蘇轍的疏俊、秦觀的深婉,詞風婉轉而抑揚頓挫,風度雍容華貴,但個性不甚分明[3]:190-192,詞風與馮延巳晏殊極相似[13]:69-70,不脫花間派的風格。有些詞吸收民歌腔調與辭彙,也有新意[2]:4、78,如歌詠穎州西湖的聯章組詞〈采桑子〉,受「定格聯章」的民間曲子影響[13]:66。部份歐詞有豪宕深摯的一面,王國維稱讚其〈玉樓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於豪放中有沉著之致」[13]:72、65

古文運動[编辑]

元代趙孟頫行書歐陽修《秋聲賦》

歐陽修文學上最重要的貢獻,是倡導和發展古文[2]:81,承前啟後,一手領導宋代古文運動。在理論上,歐陽修跟韓愈一樣,認為「道」重於「文」,影響宋代文學理論。他成功改革唐末五代以來內容空洞、風格浮艷艱澀的文風,改換風俗,確立重道重文的觀念,使古文復興,在改革文學方面,成就較韓愈柳宗元時代更普遍和透徹。[4]:143、113

石介孫復等人在太學講學,已經使治學者多作古文[4]:119-121。嘉祐二年(1057年),歐陽修主持貢舉,主試進士,改變科舉取士的標準,重視古文的體裁與議論的內容[2]:87-89[4]:111-112,取錄曾鞏蘇軾蘇轍兄弟。起初士人猛烈反對歐陽修所主張的文體,但歐陽修不顧批評,堅決倡導,又特別提拔蘇洵王安石。士人見考試標準改變,歐陽修提拔的人都仕途得意,於是逐漸接受,群起仿傚,從此文體開始大變,古文風行[2]:90、4、94

歐陽修身為文壇領袖,熱心指正與提拔後學,他自己及所提拔的五人,即佔唐宋八大家中六家,唐宋八大家的散文系統由此建立。歐陽修同時批評矯枉過正的古文[2]:90、4,即險怪奇澀的「太學體」古文,使明快達意的古文成為主流的文體。他開創古文平易流暢的風格,後世不少古文家承繼和發展這種風格,形成古文的陰柔派[4]:123-124

文學批評[编辑]

歐陽修撰《六一詩話》,記述詩壇軼事,首創「詩話」的著述形式[6]:45[4]:104,是文學史上第一個寫詩話的人,司馬光劉攽等當世士大夫俱加仿傚,司馬光並明言其詩話是「續」歐陽修之作。《六一詩話》擺脫了嚴肅文論的束縛,擴闊了批評的領域,使詩話發展成中國文學批評的主要形式[6]:46、65、1、45

辭賦[编辑]

宋代中期以前的辭賦,只是應試的官樣文章,以四六為句式,以繁縟工整為風格[14],可說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歐陽修為辭賦開闢新道路[15],其作品著重氣韻,吟詠性情,擺脫過往格律的羈絆,並不炫耀富麗寄巧的辭句[14];名作〈秋聲賦〉文辭精鍊,聲調鏗鏘,佈局緊湊,不拘格律,有聲有色[16],與蘇軾赤壁賦〉同樣流傳久遠,家喻戶曉[15],辭賦自此放寬排偶對仗的約束,夾用散文句式,形成文賦的新體裁[16]

史學[编辑]

歐陽修編纂《新唐書》及《新五代史》,二書都列為正史,並創立新體例。嘉祐四年(1059年),他任史館修撰,主張史館應該獨立,不受君主支配,毋須避諱。目錄學方面,他參與編著《崇文總目[2]:49、3。此外,他和蘇洵並以修家譜著名,一直到20世紀前期,中國人家譜格式所採範本,非歐即蘇,別無他法。這是歐陽修對社會史的一大貢獻[2]:4、54

新唐書[编辑]

歐陽修編纂《新唐書》,負責撰紀、志和表,列傳部份則由宋祁完成[2]:3、50。《新唐書》文筆較《舊唐書》活潑,志、表亦較優勝,其中〈宰相世系表〉最為重要,保存了唐代世家大族的系譜。但《新唐書》刪去唐代的駢體詔令[17]:152-154,也刪去若干史料,以簡潔為貴,材料實不及舊書豐富,失諸過簡,並用春秋筆法加以褒貶,後來許多史家如章學誠,都不贊成這種寫法[2]:51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鑑》中,唐代部份幾乎全用《舊唐書》而不採《新唐書》[17]:152-153

新五代史[编辑]

景祐三年至皇祐五年(1036-1053年)這18年間,歐陽修私下編纂《五代史記》74卷,後世稱為《新五代史》。景祐三年(1036年)歐陽修與尹洙同在洛陽,合作寫作《十國志》,並商議寫成五代史,但慶曆七年(1047年)尹洙去世,結果由歐陽修獨自完成。歐陽修採用春秋筆法,並效法《史記[4]:60-62,文中多寄寓褒貶,論贊(傳末議論)以「嗚呼」起辭,抒發感慨與評價[4]:172、68、94。《五代史記》與《舊五代史》不同,並非各朝的斷代史,而是打通五代,同編入一部本紀,另增加了《舊五代史》所無的〈死節傳〉、〈死事傳〉、〈一行傳〉、〈唐六臣傳〉、〈義兒傳〉、〈伶兒傳〉及〈宦者傳〉[4]:63、88-89。部份篇目如「死節」、「死事」,為後來正史援例採取[2]:51。語言上,《五代史記》以古文撰寫,化《舊五代史》的繁瑣冗長為簡潔,從此中國史書寫法一變[4]:67-68、99

唐代以後,正史都是官修,唯有《新五代史》是例外[2]:51。歐陽修畢生沒有公開《五代史記》,過世後一個月,《五代史記》方上呈宋神宗,地位自此凌駕《舊五代史[4]:61、159。泰和七年(1207年),金國下令刪去《舊五代史》,自此官方史書僅用《新五代史》,《舊五代史》因而散逸,清代學者則一般較重視《舊五代史》而輕視《新五代史》[4]:62、180。二書之優劣,學者意見不一,《新五代史》較能反映五代的時代特點,表現重要事件的因果關係;但卻改寫了原有史料,而且過於簡略,份量不及《舊五代史》的一半,志、表也過於簡單[17]:157-158

歐陽修給弟子徐無黨講解《五代史記》,其意見徐無黨記錄下來,寫成《五代史記》的注釋,共204條,主要闡述寫作意圖、體例,以及對原文的訓詁[4]:167-170、173、180,但清代學者對此注評價不高。此外,清代彭元瑞劉鳳誥都曾注解《五代史記》[4]:179、159

金石學[编辑]

〈集古錄跋〉,1064年。今收藏於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

歐陽修是金石學的開山始祖,是中國歷來廣泛收集拓片的第一人。慶曆五年(1145年),歐陽修調到北方真定府,開始有系統收集碑銘拓片[6]:6、9、4-5。歐陽修之前,沒有人留意散落各地的碑銘,歐陽修首次有系統地加以搜集,共得拓片一千多件,其中六成出於唐代[6]:4、28。歐陽修欣賞碑銘的書法,於嘉祐七年(1062年)編纂《集古錄》,成為考古學上的巨著[2]:251、3[6]:1,他為400多件拓片撰寫跋尾,編成《集古錄跋尾》10卷。他指出拓片的史學價值,舉例說明碑文可以考正史事,校正史籍闕漏[6]:5、16-17。受歐陽修影響,中國士大夫開始留意碑銘及青銅器等古器物[6]:4、9

經學[编辑]

經學上,歐陽修開創自由討論的風氣,解放思想。自漢至宋初,經學不許脫離注疏,宋初科舉亦限定用官方注疏[2]:36、13、19。歐陽修經學無師自通,破除章句注疏的束縛,大膽主張自由討論,從經文本身尋求經旨大義,據經義而不據注疏。自漢至宋初,經學未嘗大變,至歐陽修始一大變[2]:22、3。他認為五經最有文采[4]:151,主張用春秋大義評論歷史,盡信《春秋》經而不盡信三傳,九經中唯獨不盡信《周禮[2]:21、30-32。歐陽修認為《易經》「十翼」全都不是孔子所作,是中國經學史上提出十翼皆非孔子所作的第一人[4]:234。他反對以《易經》占筮,要破除迷信,又主張刪去注疏中的讖緯部份[2]:29、21、27,其易學持無神論觀點,認為64卦都是說明人事,反對天人感應的說法將易經神祕化,影響後世易學中義理學派的形成[6]:74-77、87

著作[编辑]

宋本《歐陽文忠公集》書影,日本國寶

歐陽修著作等身,有《居士集》50卷、《易童子問》3卷、《外制集》3卷、《內制集》8卷、《奏議集》18卷、《四六集》7卷、《集古錄跋尾》10卷等[4]:205。景祐元年(1034年),歐陽修寫成《洛陽牡丹記》,論述牡丹的品種與培植,與洛陽人賞花盛況,是現存最早專記花卉的花譜;影響所及,宋代其他士人亦爭先撰寫花譜[6]:1、81。《歸田錄》及《六一詩話》是歐陽修晚年最後的著作,都屬筆記小說體裁,是他古文造詣登峰造極之作[6]:47[4]:100-101。《歸田錄》記載了許多官員的逸事傳聞,以資談助[10]:53;《六一詩話》內容則以軼事及對詩歌的評論為主,隻言片語,趣味盎然[18]:395、398

文集[编辑]

歐陽修自己編纂文集《居士集》50卷,過世後,出現諸多版本的文集。南宋時周必大編《歐陽文忠公集》,共153卷,把未曾編入《居士集》的作品,結集為《居士外集》25卷。此《歐陽文忠公集》成為中國日後各版本的祖本[4]:231、72、181、196。周必大兒子周綸得到歐陽家的傳本,增補重刊《歐陽文忠公集》。諸本中此本最可信賴,獨有歐陽修所撰的96封書信[4]:188、217[19],孤本今藏於日本天理圖書館,指定為日本國寶。至於中華書局的點校本《歐陽修全集》,文章編排違背了歐陽修編《居士集》的初衷本意,並非佳本[4]:182、216-217

弟子[编辑]

歐陽修弟子有曾鞏徐無黨劉敞劉攽兄弟,其中曾鞏最能承繼歐陽修[2]:91[4]:179。徐無黨與歐陽修關係親密,得授古文之道及詳解《五代史記[4]:162-164

私生活[编辑]

個人行徑上,歐陽修曾是風流名士,私生活較放縱[2]:135,年輕時在洛陽做官,常和妓女來往,作艷詞,為妓女傳唱。他私生活上的弱點,被政敵猛烈攻擊,指他言行不符。歐陽修雖在外面冶遊,夫人薛氏卻治家甚嚴,家中不許有侍女[2]:34-35。至於「張甥案」,學者認為「不全出自無因」[20]:1308,審理此案的官員,多少顧忌歐陽修的聲勢,貶官滁州「算是從輕發落」[2]:212-213。歐陽修晚年以書、酒自娛,自號「六一居士」,六一指書一萬卷、金石佚文一千卷、平日消遣有棋一局、琴一張、酒一壺,加上「吾一老翁」[3]:191[6]:45

地位[编辑]

中國[编辑]

政治上,歐陽修晚年是三朝元老、一代名臣,政治領袖,譽滿天下,後人傳說他已昇仙界[2]:252、8。他參加慶曆新政,反擊政敵,膽色才學,名震一時,頗能鼓勵士氣,許多士大夫隨之而起,以他為榜樣。他提拔許多後進人才,「名卿賢士,出修門下者甚眾」(《續資治通鑑長編》),許多大臣名士如呂公著司馬光王安石,都受他提拔[2]:6-7。過世時,宋朝士人不分政見,都嘆息流淚,跟歐陽修有過來往和仰慕他的士大夫,更為難過,「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王安石語)[2]:93

歐陽修最能代表北宋中期士大夫活躍和開創的精神[2]:3,「特別具有代表性」,是各方面領袖的良師益友[6]:2,在詩歌、散文、史學、經學、考古各方面,「都留下了劃時代的業績」[5]:77,堪稱全才[10]:279,「一代儒宗」(曾慥語)[13]:63,使宋代學風一變。他受蘇洵父子推為孔、孟、荀子揚雄韓愈之後第一人,幾乎尊為道統[2]:4。學術界一般認為,政治上文化上,歐陽修俱屬當世最高領袖,錢鍾書指出歐陽修是「當時公認的文壇領袖」[12]:24;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說:「他在學問文章方面的名聲,以及在政治上的地位影響,與日俱增,至於眾莫能及的地步。……不但在政治上,在文化上也是當代最高的領袖人物。」[5]:82德國漢學家陶德文(Rolf Trauzettel)指出歐陽修「以其多方面的才華鶴立於同時代的文人中,……其光華始終超越群星。」[10]:191史家劉子健則稱他為「蓋世名臣」[2]:252

歐陽修在生時,其散文已享有最高聲譽[10]:53王安石贊揚歐陽修古文如江河、如日星,蘇軾讚揚歐文簡潔含蓄,世人欣然接受,「天下翕然師尊之」,群起加以尊崇。《新五代史》後人視為古文寫作典範,如清初錢謙益即學於此書[10]:59、100;〈醉翁亭記〉人人皆知,是中國史上最著名的散文之一[10]:46。西方漢學界的宇文所安(文學史家)認為,歐陽修的淵博和睿智,可與英語文學中的塞繆爾·約翰遜相提並論[18]:397

理學家則不太佩服歐陽修,最不能贊同的是歐陽修不談「(人)性」,又批評他的詞和私生活,認為是「戲謔放浪」,應該貶斥;學術上又覺得他不夠精當深入,不足以代表道統,只頌揚他的古文元代所修《宋史》及清初的《宋元學案》,受理學的影響,把歐陽修的領導地位貶低了不少[2]:33、35、9。由於歐陽修為宋詩奠基,後世獨尊唐詩而看不起宋詩的人也特別貶抑歐陽修,如清初賀裳說歐陽修「有功於文,有罪於詩」[21]。個別學者否定歐陽修在詩文改革的領導地位,此說未得其他學者認同[22]

日本[编辑]

江戶時代,日本漢學家崇尚歐陽修的文章,推崇為漢文文章模範[5]:81,如伊藤仁齋皆川淇園日语皆川淇園等。皆川淇園並校勘與刊印首部和刻本歐陽修文集,使歐陽修文章更為流行[4]:221-223、226-227

紀念[编辑]

慶曆八年(1048年)歐陽修知揚州時,在城外西北山上興建平山堂,作為休憩與會友之所。後世士人仰慕歐陽修的大名,宋、明、清歷朝都一再重建平山堂,成為揚州著名古跡,清代平山堂附有書院和歐陽修祠堂[23]:149-150、178-180。歐陽修賜葬於河南新鄭,墓前建有陵園,碑石林立,肅穆莊重,是歷代士人憑弔歐陽修的地方,文革时大遭破壞,21世紀初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4]。1997年,歐陽修故鄉永豐縣建成歐陽修紀念館,附有古典園林[25]

註釋[编辑]

註解
  1. ^ 歐陽修本名當作修,出於書法美感的考慮,他自己署名卻習慣作脩。
  2. ^ 張龜正娶歐陽脩之妹為繼室,張氏為其前妻之女,所以兩人沒有血緣關係。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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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劉子健. 《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 香港: 新亞研究所. 1963. ISBN 666170439X (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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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歐陽修紀念館. 吉安市人民政府. 2012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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