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存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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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存廢問題是人类社会对死刑本身的持续的争议性讨论。死刑作為剝奪人生命的刑罰,乃國家基於法律所賦予的權力,結束犯人生命。[1][2] 然而,死刑的存廢政策各地不同,如歐盟及其成員國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第二條明定禁止執行死刑,以保障人民基本權利[3]。在美國,32个州和聯邦政府及军队保留死刑,其余州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已廢除死刑。[4]

死刑爭議的歷史[编辑]

罗马共和国最后100年,法律上虽有死刑,但实际上并未执行。在1395年的英国,一个公共抗议陈述被罗拉德派的十二点结论The Twelve Conclusions of the Lollards)所采纳。1516年出版的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就曾争议死刑的益处,但尚无结论。1764年,意大利犯罪学家贝卡利亚的《犯罪与刑罚》就针对非正义、社会政策、死刑及酷刑进行分析。受此书影响,神圣罗马帝国利奥波德二世,就曾在托斯卡纳大公国废除死刑,此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永久废除死刑的地区。1786年11月30日,利奥波德二世公布刑法典修正案,其中明确废除死刑并命令捣毁其领域内的所有死刑刑具。2000年,意大利托斯卡纳区区政府规定每年的11月30日为该事件的纪念日,该日也被世界上300个城市以“生命城之日”(Cities for Life Day)的名义纪念。

法國大革命以後,在不能無視人權的社會風潮中,於是開始了有關死刑的妥當性的議論。某些人提出,犯罪者也有人權;死刑本身是殘虐的刑罰;死刑無異是國家殺人等作為應該廢除死刑的論據。某些人也提出,以壓抑犯罪的效果,受害者的心情等作為不應廢除死刑的論據。

在近現代,由於要運作民主主義這種新的社會形態,各種重要的要素的探索,建構開始進行,死刑的問題也與其中的要素有關(總稱為人權)被加以說明。如果司法上的限制過弱的話,社會會變得混亂;過強的話,個人的各種權力也會受到壓迫;結果,社會整體會陷入危險。因此,即使現在,司法限制和個人權利之最適當的權衡仍繼續進行。特別是二次大戰以後,個人權利被社會的限制所凌駕也被指責成戰爭的原因之一。大眾較偏向在個人權利上作出權衡,這也是戰後廢除死刑國家増加的原因之一。在科學研究上,可發現化學污染如污染和基因突變與暴力犯罪明顯相關,歐洲在13世紀至1994年的各類死亡酷刑減少殺人案也減少,美國的研究也顯示死刑對暴力犯罪的影響在最樂觀估計下也極小,影響力遠不如讓惡劣環境生活的婦女墮胎[5]

1849年,罗马共和国废除死刑,其宪法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规定废除死刑的宪法。隨後,委内瑞拉亦於1863年宣布废除死刑;1865年,圣马力诺废除死刑,该国最后一例死刑执行案例发生于1468年。在葡萄牙,根据其1852年、1863年的立法,死刑于1867年在该国告终。英国在1965年进行了一项五年实验,根據其1965年通過的法案,謀殺將不再被處以死刑。(叛国、暴力海盗行为、對皇家船塢縱火、以及战争时期的军事犯罪仍然有死刑之適用),而本法案最後於1969年確定為永久法案。英國最后一次死刑执行是在1964年。1998年時,英国宣布废除所有和平时期的死刑[6]。1976年,加拿大废除死刑;1981年,法国废除;1985年,澳大利亚废除。197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正式决议,希望“全世界能逐步限制可能適用死刑的犯罪數量,并以逐步达到废除死刑為目標。”[7]

美國法律協會過去長期支持死刑,但在2009年因「難以克服的制度和結構上的障礙」,而轉向不支持死刑。[8]

雖然部分國家因宗教信仰,社會價值觀的緣故,而逐漸浮現反死刑的思想,但在許多國家,一般人民依舊是較支持死刑的使用[9],即使在已廢死刑一段時日的歐洲國家亦然[10],但歐洲各國,除白俄羅斯和法律上保留死刑卻超過十年未對任何人執行死刑的俄羅斯外,今日已全面廢除死刑。

由於死刑存廢與否和犯罪率高低關係至今尚未有直接而顯著的社會科學研究足供佐證,因此直到今天,死刑存廢課題仍被認為是沒有對錯的純粹價值觀的爭論,有時甚至被認為是歐美挾帶其固有價值觀,強制其他文化體系接受的例證之一[11][12]

論點簡要[编辑]

維持死刑制度的理由[编辑]

  1. 應報與正義:
    1. 做什麼就要付出相應的代價,而死刑能讓殺人者付出相應的代價[13],死刑合乎應報[14]
  2. 嚇阻:
    1. 認為死刑能嚇阻重大犯罪[15][14]
  3. 隔離:
    1. 死刑能永久隔離罪犯[13][14]
  4. 民意:
    1. 死刑具民意基礎,在有死刑的國家或地區,大多數公眾是支持死刑(或是反對廢除死刑)[15][14]
  5. 人權:
    1. 相對於罪大惡極者,保障無辜者的權益更重要,有些論點還認為,死刑比無期監禁更合於人道[15]
  6. 受害者:
    1. 死刑撫慰受害者遺族的功能不能否定[15][14],也是還給受害者公道的方法[13]
  7. 成本:
    1. 認為死刑只需一次執行,比起要龐大監禁費的無期徒刑便宜[13][14]
  8. 辦案:
    1. 死刑帶來的對死亡的恐懼可做為認罪協商的工具[16]

廢除死刑制度的理由[编辑]

  1. 應報與人權:
    1. 尊重生命,保障人權。[15][14]政府和法律固然該揚善止惡,但「以暴制暴,以死止死」不是好方法。
    2. 要教育社會不可殺人,以暴制暴並非良策,死刑無法徹底抹平被害者家屬的怨恨,且我們不以殺人犯的心態對待他人。
    3. 死刑剝奪罪犯悔改的機會,且現代刑罰著重教化,而不是報復,[14]
  2. 誤判與冤獄:
    1. 死刑的誤判或冤獄所造成的後果,完全無機會補救[14];而且政府的黑暗比想像中嚴重,例如台灣在解嚴後仍有數例枉死案例(而且是在槍決前就知道冤獄可能性極高),個人實難以能保證自己不會在某天莫名其妙的被誣指成殺人犯,或其他可被判死刑的案件。就算遵守科學辦案與嚴格司法審查,死刑仍有誤判可能的;若司法素質不佳,死刑誤殺的機率會大幅提高,近年台灣的江國慶無辜被槍斃,就是其一案例。[17][13]
  3. 公正性:
    1. 死刑被認為具歧視性,在不自由的國家,被判死刑的常為貧窮、少數或弱勢群體,或是用來消滅、控制異議人士的一種工具。[18]
  4. 嚇阻:
    1. 部份研究指出,死刑不比無期徒刑更有嚇阻力,而破案率提高,破除僥倖心態,是嚇阻犯罪較有效果的方法[14],沒有確實的數據表明死刑比無期徒刑更有用。[13]
    2. 以懲罰的觀點來看,終身監禁的人犯必需長期生活在監獄裡面而被剝奪人身自由,比起死刑一槍斃命,更具痛苦性及威嚇效果。
  5. 隔離:
    1. 死刑非唯一隔離犯人的方法[14],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和死刑一樣有將重罪者與社會隔絕與嚇阻犯罪的效果,[15]受刑人也有人權,建造良好的監獄環境,可以減少重罪犯的侵略,教化他們成為更有自信和能力的人,這才是獄政的重點。 [19]
  6. 受害者與兇手親族:
    1. 死刑對受害者與其遺族無法產生具體、實質幫助[14]
    2. 死刑與補償受害者家屬並無關連,具體、實質的幫助來自賠償與罪犯誠心悔改[15]
    3. 死刑有時尚造成二度家庭悲劇,塑造更多的破碎家庭,反而產生更多社會問題,
  7. 成本:
    1. 以經濟因素支持死刑會誘導其他為了經濟利益而不顧生命、環境(如:為了利潤忽視職業安全、人權、環境,事故發生後脫產滅證卸責)的觀念是合理的。
    2. 以成本論,就算維持死刑,死刑犯的人數與全部監獄人數比較也是九牛一毛,減少的成本非常有限。甚至在司法先進的國家,死刑的費用亦不一定較終身監禁不得假釋還來得低。[20][13]這是因為就算在司法公正科學辦案的國家,仍有多起枉死的先例;死刑判決若不經過高成本多次反覆上訴,一個誤判就會造成高昂社會成本。
    3. 社會弱勢群體(包括精神疾病患者、植物人、重症與末期病患、身心障礙者),也需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去照顧,尊重生命不能用成本衡量,罪犯實為"人格上生病的病人",亦同。
  8. 辦案:重刑犯可能知道一些重要的事實,但尚未吐露,不殺他們可能在未來幫助釐清其他案件,執行死刑反而是毀滅證物。

各國廢除或限縮死刑的作法[编辑]

  • 修改與死刑相關的法律,廢除法定唯一死刑,或增列死刑判定的條件(限縮法官自由心證的裁量權),或限縮適用於死刑的罪名(如:與侵害人命無關的犯罪的死刑規定刪除)。
  • 在法律裡訂定真正的「永久監禁」,以取代死刑的判決,或是延長重大暴力(尤指具有虐待性質者)犯罪者、高再犯率犯罪者(尤指性侵、毒品犯)的平均服刑時間,延長無期徒刑的假釋年限,並有效的監控已假釋或出獄的重大暴力罪犯(尤其是高再犯率者),以降低不執行死刑的民意阻力;許多法官也會因此認為不需要使用死刑即可達到永久隔離的目標,而減少死刑的判決。
  • 法定的死刑備而不用,或技術性的拖延死刑的執刑。(非常上訴、一再更審借提為他案之人證,或法務首長不批任何的執行令等)
  • 向國際公開宣布停止執行死刑,或以政府命令的方式,宣布停止執行。
  • 將死刑自法定刑中移除,也就是永久廢除死刑。

另外,在美國,有反對死刑者宣稱哪些謀殺者會被判處死刑,哪些不會,並不是根據犯罪事實本身來決定的,而和很多與犯罪本身無關的狀況有關,因此誰會被判死刑,而誰不會可說是隨機決定的。[21]

論點[编辑]

支持與反對廢除死刑之論點,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應報及生命價值[编辑]

死刑支持者方面的觀點:

  1. 死刑可用於謀殺者,將之用在犯下殺了不只一個人、兒童謀殺虐殺(Torture murder)或大規模殺人(Mass murder)等惡性重大的謀殺行為的謀殺者身上是尤其合理的。有些人認為對上述情況中的某些情況,不使用死刑是不義的。美國紐約法學教授羅伯特‧布來克(Robert Blecker)[22]強烈地支持此類觀點,他認為處罰的痛苦度必須和罪行成比例,並說讓犯下如此恐怖罪行的罪犯活著是不義的,即使判其徒刑也一樣。德國哲學家康德也有類似主張[23]
  2. 中華民國中央警察大學校長侯友宜曾在一篇專訪中主張「某些殺人者極為冷血、惡性極為重大」,並據此主張不能廢除死刑。[24]
  3. 有支持死刑的論點認為,唯有死刑才是對謀殺者的公平處罰,也唯有如此,才能展現社會對於維護「不可殺人」原則的決心,對於某些罪大惡極者,唯有死刑是公義的,不將之處死會有損社會對生命保護的價值。還有論點認為,從宗教傳統來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是正當的,故「殺人者死」,將罪犯處死是正當的。[25]

死刑反對者方面的觀點:

  1. 有些反對死刑者認為應報只是單純的報復,不應該被容許;而其他的一些在接受應報為刑事正義的基礎的同時,主張無假釋的無期徒刑是足夠的替代品。
  2. 有反對死刑的論點認為,應報只是復仇的另一種形式而已,人類情感上對復仇的渴望,不足以支持死刑,而且支持復仇會助長社會的殘暴風氣,司法與正義體系應當教導人尊重任何人的生命,即使是謀殺者的生命也一樣。還有論點認為,死刑在現代社會不是與謀殺者罪行成比例的處罰,因為現代社會對其他的犯罪,不以漢謨拉比法典和《聖經利未記》中的那種嚴格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做法來處置。[26]

法理[编辑]

社會契約論[编辑]

死刑支持者方面的觀點:

  1. 支持死刑方認為人們不反對國家為了他們自己而剝奪第三人的生命,所以契約中會存在著允許國家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或危機解除)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條款[27]。#盧梭認為罪犯得以處死的理由是[28]
  1. 在避免未知的危險前,先交託生命與主權者。個人為了避免被殺害,而同意自己破壞契約時要付出生命代價。
  2. 破壞法律就不是公民,而是敵人,所以可以處死。

但盧梭在後文提到:

頻繁的刑罰是政府軟弱或懶惰的表現。每個過失者都可能在某些事物上成為有用的人。
如非他的饒恕意味著危險,他就不應被處死,哪怕是為了殺一儆百。
  1. 洛克則是認為殺人犯損害的生命法益無法彌補,所以處以死刑是符合自然法的。

死刑反對者方面的觀點:

  1. 依據社會契約論,現代民主法治國家是由人民授權成立政府,人民藉由社會契約論決定國家權力的限度,社會契約論中,每一個社會成員放棄本身部分自由與財產(自然權利)以換取國家保障下完整的權利,但生命權不是人民可以主動讓渡的權利,所以國家也無從取得處置、剝奪人民生命的權力。人民只讓渡「部分」而非「全部」權利給國家,所以國家也只能部份的限制人民的自由與財產(自由刑、財產刑)而不得剝奪「全部」權利。反對死刑的學者以義大利學者貝卡利亞(Cesare Beccaria)、霍布斯 為代表。貝卡利的主張大抵如前所述,而霍布斯則主張國家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完整的保護自己,如果國家反過來危害自己的生存,任何人都有權採取任何手段抵抗逃避(公民不服從)。具體的例子如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台灣反黑箱服貿學生衝入立法院議場持續佔領
  2. 不可讓渡的權利還包括人格權,若人格權能夠讓渡,將使人口買賣、奴役人格的契約、法令將能存在,這種荒謬的推論將會使國家實行奴隸或強迫勞動或歧視、多數暴力、壓迫少數群體也成為合理,甚至會造成人權、民主、文明的等人性基礎徹底崩盤。而所有容許死刑存在的解釋即為容許國家剝奪人民的生命,而能藉此將人民變成被國家控制的牧羊,而使人民的權利遭到架空。
  3. 洛克與盧梭處於死刑充斥全世界的社會環境下,可能會為了迎合當時的社會氛圍而做的論述。在當時全世界的國家,包括當時的歐洲幾乎都有死刑,沒有死刑的國家反而是少數例外。是以學者在解釋刑罰時,也有可能因為現存的現象而有所遷就。但時至今日,除了白俄羅斯外,其餘歐洲國家已全面終止死刑,世界上實施死刑的國家(58)遠少於廢除死刑的國家(98)。這些學者的理論是否能直接套在現代的環境是有必要在思考的。

法律邏輯[编辑]

死刑支持者方面的觀點:

  1. 反廢死方則認為:公權力之執行與私人行為不可一概而論。所以法律可以規定「不可殺人」,卻以「殺人」處罰違法者。法律規定「不可妨礙自由」,卻以自由刑處置違法者;規定「不可偷盜財物」,卻以罰金處置違法者,以及法律所授予的強制處分權等[29]
  2. 支持保留死刑方認為,懲治重大罪行係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如果憲法沒有明文規範廢死,那判處死刑並沒有違憲問題。
  3. 在台灣,是否違憲的有權解釋機關唯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多數意見書。而聲請釋憲必須是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的法律或命令,有牴觸憲法的疑義時,才可由訴訟當事人提出聲請,也就是唯有定讞的死刑犯有資格對死刑違憲提出釋憲聲請。然而司法院對於死刑犯所提出針對死刑是否違憲的多次聲請釋憲,均採取嚴格的要式受理。例如鍾德樹已聲請3次釋憲均因不符法定程序而不為司法院受理。[30]死刑方主張,歷觀中華民國之大法官釋憲案,亦未曾作出死刑違憲之判定。其中具代表性的為 1999 年大法官解釋令第 476 號,該解釋令指出,只要刑罰符合憲法二十三條之正當性,且符合比例原則,即可侵損自由權、生命權等之相關權利。例如「防範煙毒禍害蔓延」之目的極其重要,足以構成「買賣煙毒者得處死刑」之理由。[31]2000 年之 512 號亦重申以上立場。[32]

死刑反對者方面的觀點:

  1. 部分廢死主張者從邏輯的層面辯證:法律規定「不可殺人」,卻以「殺人」處罰違法者,自相矛盾。
  2. 主張生命、人格與自由、財產的本質差異。人的生命是不可讓渡的、即使主觀想要自殺或請託他人殺害自身,別人也不會因此取得合法殺害他的權利(如:《中華民國刑法》「加工自殺罪」),各國也有阻止自殺的相關社會措施;人的人格也是不可讓渡的、即使主觀想要被奴役、或作為人口買賣的客體,奴隸主也不會因此取得合法蓄奴或買賣人口的權利。但是相反地,只要簽訂契約,人們可以主動讓渡部份自由與財產(如:租屋契約的房屋使用規定及租金給付、工作契約規定勞務內容及薪資給付等、財產捐贈),而國家則可以依據法令而徵兵、收稅、設立營業、駕駛等證照制度,而不需要個別的簽訂契約。這是這些人權本質上的差別,從法理上反對死刑就是在強調這個差異。若發生錯判誤判,徒刑、罰金容易救援補償,而一旦喪失生命卻無從補救。
  3. 台灣,有人主張死刑違憲[33]。《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而第二十三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廢死方則認為,二十三條僅允許法律「限制」其「自由權利」,但死刑「剝奪」生命權(包括建立在生命權上的一切權益),故不合憲。在台灣,深耕此議題者為廢死聯盟太陽花學運要角陳為廷林飛帆魏揚等青年意見領袖,於2014年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後,胥皆表達不支持死刑的立場。
  4. 有人則指出,死刑儘管可能有合目的性,但在嚇阻力不超過無期徒刑的狀況下,死刑因其對人民的侵害大於無期徒刑故,因此不合於最小侵害性,因此死刑不合憲[34]
  5. 然而廢死方則主張由於2009年立法院通過聯合國人權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後,依據立法合憲性推定原則,相關死刑法令的環境已經變化,而尚未有配合新法令的大法官解釋。是以死刑是否違憲的觀點仍然還沒有一個有效的憲法解釋。

死刑與辦案、審判等之間的關係[编辑]

誤判(冤案)問題[编辑]

死刑反對者方面的觀點:

  1. 誤判是主張廢死的重要理由之一。相對於自由刑與財產刑,由於死刑完全無法回復,若因審判瑕疵(未遵守正當法律程序及無罪推定原則、採認有問題的證據、有罪心證等)錯殺無辜者,將是對人權的莫大侵害,任何公民皆有可能無端遭受指控其並未參與之犯罪。廢死方並主張,死刑具歧視性,在不自由的國家,被判死刑的常為貧窮、少數或弱勢群體,甚至被政府利用作為消滅異議人士、不當限縮人民權利的工具。
  2. 認為要司法絕對不產生誤判、冤案問題幾乎不可能,而廢除死刑也使得其他侵犯人權的情事更容易被發覺,如同穿著白色衣褲怕髒般。其他冤案還可得到相應的救濟及補償,但冤死者的生命已逝,而完全無機會弭補。廢死者也重視無期冤獄等其他冤案問題,誤判固然是一個司法體制的問題,也是要推行司法改革、改進司法審判品質,但廢除死刑直接限制國家機器的權力,降低迫害無辜的可能。
  3. 是廢除死刑的理由中,其中最重要之一項

死刑支持者方面的觀點:

  1. 死刑維持者反駁:不可因誤判、冤案而因噎廢食般的取消死刑,而是要推行司法改革、改進司法審判品質,盡力降低誤判、冤案的機率,又,無期冤獄,葬送人生的黃金時期,也是無法彌補的。

認罪協商[编辑]

死刑支持者方面的觀點:

  1. 在美國,死刑的支持者,尤其不相信死刑有(高於無期徒刑的)嚇阻力的那些,認為死刑的威脅可用以讓被控死刑的被告認罪、作證反對其共犯或揭露受害者屍體所在的位置等。
  2. 身為俄勒岡州地區檢查處資深副檢查長(senior deputy district attorney)諾曼‧夫林克(Norman Frink)認為死刑對檢察官(Prosecutor)而言是一項有價值的工具。死刑的威脅能使得被告進入換取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或終身監禁三十年假釋的認罪協商,而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或終身監禁三十年假釋是俄勒岡州除死刑外,另兩項可對罪大惡極的謀殺者判處的處罰。[35]
  3. 在華盛頓州檢察官的一起認罪協議中,蓋瑞·里吉威(Gary Ridgway)這位被認為自1982年起犯了48起謀殺案的人,他接受了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處罰,該州的檢察官藉由免除里吉威氏的死刑,以換取他與警察的合作,讓他帶領警察找出剩下的受害者的屍體。[36][37][38]

死刑對犯罪的嚇阻力[编辑]

嚇阻力是死刑存廢問題的主要焦點之一。廢死方往往舉曾暫停或減少死刑執行之國家為例,描述減少甚至停止死刑前後犯罪率無明顯差異,據此主張死刑無嚇阻力。

亦有類似研究對歷年之[死刑執行人數]與[命案犯罪率]或[犯罪率]作分析[39][40][41],但不同的研究結論各不相同。

支持者方面的觀點[编辑]

  1. 認為死刑可嚇阻犯罪(尤其是謀殺)的觀念,是主張死刑制度的重要理由,也是多數贊成死刑(或反對廢除死刑)民眾的一個重要的想法。而死刑對於殺人犯罪,甚至是其他犯罪的影響也是死刑存廢的重點議題之一。
  2. 倘若採取功利主義來考慮刑罰嚇阻力的觀點,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當死刑判決有嚇阻力時,可以減少未來國民成為犯罪被害者的機率,這是死刑的效益。[42]
  3. 19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Isaac Ehrlich提出他的研究,指出死刑有很強的嚇阻力。而在1990年代Hashem Dezhbakhsh教授、Paul R. Rubin與Joanna M. Shepherd研究的結論是,平均來說執行1次的死刑,可以拯救18條被謀害的人命。同一個時期,另一位學者Shepherd教授發表的結論則是,平均來說執行1次的死刑,可以拯救3條被謀害的人命[43]
  4. 有些人認為,死刑在台灣具有嚇阻效果[44][24]。在臺灣,2012年12月1日曾文欽隨機殺人事件的嫌犯,在犯下隨機冷血殺害國小五年級學童的刑案後,供稱殺一人在目前台灣不會被判死刑,並說自己「吃一輩子牢飯就好」,社會輿論便以此來佐證其「取消死刑會導致更多類似的殺人者出現,進而導致治安惡化」的觀點。[45]同月,法務部長曾勇夫因此影響而核定槍斃6人後的隔日,花蓮孽女弒母案兇嫌31歲以因「害怕被判死刑」為由認罪,有人並以此做為死刑嚇阻力的明證,之後八里雙屍命案犯嫌謝依涵在被警方帶往命案現場模擬殺人時,也曾崩潰哭喊:「我沒想到會這麼嚴重!真的很後悔殺人,真的好怕被判死刑!」,顯見死刑制度對犯罪人確實構成相當強大的心理壓力[46][47]
  5.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經濟學家Naci Mocan研究指出,平均每執行一個死刑可減少5件謀殺案,一個緩刑會增加5件謀殺案,減少一個死刑會增加1件謀殺案。Mocan提到他本人反對死刑,但研究結果顯示死刑有嚇阻作用。[48]然而亦有批評者認為其前提、資料、方法學不恰當。

死刑反對方面的觀點[编辑]

  1. 嚇阻力不明確。
  2. 有研究指出死刑不僅不具嚇阻力,反具殘忍效應(brutalization)——也就是死刑的存在和執行會增加謀殺犯罪率,像美國1935年時,Robert Dann的研究指出,每處決一名犯人,就會增加4.4件殺人案[49]
  3. 有碩士論文指出,臺灣執行死刑次數的多寡對殺人和一些重大犯罪的犯罪率未必有影響。[40][41][50]也就是說,高破獲率,破獲時間短,最能降低犯罪發生率。
  4. 根據美國犯罪防治的統計,所有執行死刑的州整體來說,其犯罪率並沒有低於廢止死刑的州;在廢止死刑的州,其襲警案件的機率比起保有死刑的州來得低;廢除死刑的州比起實施的州,其囚犯及獄政人員遭到終身監禁者的暴力攻擊機率為低[51]
  5. 澳洲於 1960 年代中期執行了最後一個死刑,但殺人犯罪率長期而言無明顯變化。英格蘭於 1966 年廢止死刑,廢止後二十年內殺人犯罪率上升了 60%,但上升幅度遠低於其他犯罪種類,例如暴力犯罪率上升了 160%。奈及利亞的研究亦未發現死刑減低命案犯罪率之效果。[52]
  6. 在美國有一些較複雜、控制數個其他變因的比較研究。比如 1967 年雪林(Sherlin)比較五組每組由三個相鄰州之殺人犯罪率差異,每三個州之「社會組成、人口結構、社經狀況」圴儘可能相似,除了至少其中一個州為死刑存置州。對 1940~1955 年之研究,其結果顯示,這些州的殺人犯罪率與刑存廢無顯著相關。另一個由 Bower 等人檢視 1919~1969 則指出死刑廢止州較隔鄰的保留州,殺人犯罪率較低。此外還有許多類似的研究,得到的結果亦不同,但它們都有方法學上的限制與缺陷,而控制的因子是否恰當也有爭議,無法有效證明死刑之嚇阻效應是否存在。

其他研究[编辑]

  • 2007年《紐約時報》提及,死刑嚇阻力的研究沒有一致結果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死刑數量太少,大約 300 個謀殺才有 1 個死刑。[53]
  • Joanna M. Shepherd 亦為死刑反對者,他在 2005 年發表的研究表示,1977 至 1996 年的美國,只有每年處決 9 人以上的州,死刑才有嚇阻作用[54]
  • 儘管美國支持死刑者多於反對死刑者,然有研究指出,62%的美國人不相信死刑對謀殺具有嚇阻效應。[55]

隔離罪犯[编辑]

死刑方認為,死刑有一重要功能是能將重罪犯一勞永逸地隔離,終止他們再對社會造成危害的可能。[25]也有論點指出,死刑是唯一能確保殺人犯不會再犯下殺人罪的方法。[56],即便以終身監禁取代死刑,重罪犯除有越獄之可能,亦可能因日後法令修改、假釋門檻放寬、大赦特赦等因素重回社會。唯目前台灣的監獄僅用於監禁受自由刑者(包括有期與無期徒刑),死刑犯在執行前皆監禁於看守所(除死刑犯外,亦有被告、勒戒犯、被羈押者),因而死刑犯與自由刑犯有截然不同的管理方式。中華民國之越獄率極低,綠島監獄目前未有越獄記錄。

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取代死刑較直接性地廢除死刑受民意支持,但是一些人則認為無假釋機會將造成獄政管理上的困難。若能擬定良好的政策,規定以終生監禁犯人可以依表現在若干年後移至條件較佳的監獄、來取代假釋,就可以解決許多管理問題;而且若獄政管理良好,幾乎不會發生越獄問題,又,以懲罰的觀點來看,終身監禁的人犯必需長期生活在監獄裡面而被剝奪人身自由,比起死刑一槍斃命,更具痛苦性及威嚇效果,若發覺是誤判或冤枉,也有辦法救援。

有可得數字顯示,謀殺者被放出後,再犯下其他謀殺罪的機率小於2%,謀殺者出獄後再犯其他罪行的機率也較其他種類的犯罪者來得低。[57]實際上惡性重大又再犯率高、需要拉長刑期的主要是強暴犯。

國際潮流[编辑]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統計,2012全世界已經有140個國家廢除及不使用死刑(97國廢除所有死刑,8國對一般狀態下、非戰時廢除所有死刑,35國法律尚未廢除但實際上超過十年未執行死刑);仍維持死刑的只有58個國家(這58個國家中,只有21個國家在2011年有執行死刑)。也就是說目前全球已經有超過2/3的國家廢除死刑。而聯合國大會於2007、2008兩年通過決議,呼籲全球停止使用死刑。歐盟的官方立場很明確為廢除死刑,要成為歐盟會員國必須廢除死刑。美洲、非洲也都出現區域性的文件、宣言,呼籲區域中的國家停止或廢除死刑。

死刑方則指出,維持死刑的國家佔全世界人口的65%[58],而美國、日本皆為(對內)人權記錄優良的世界強國,且都維持死刑。一些國家廢死並非基於其實際優點,而是因政治考量,例如歐盟規定其成員國廢死(土耳其),香港則是在英國殖民時期隨英國廢死;另外,許多廢死國是基於天主教和東正教的文化背景。因而,廢死是否真能增進國際地位,值得存疑。

有些人主張,在社會環境到達這些國家的水準以前,不宜廢死。此外,由於死刑存廢中許多研究皆僅立基於研究所在之單一國家,而未考量其研究狀況用於不同文化時之差異,對於生命權與自由權的看重程度與優先順序,可能因文化與先進程度而不同,故其研究對於不同文化下的罪犯並不能保證具有相同之結論。政策之制定不宜邯鄲學步,應考量社會風俗民情之差異。

民意[编辑]

支持死刑的一方認為,民意應有權力決定是否保留死刑。當廢除死刑還未成為國家全體國民的社會共識時,跳過全民共識決定這一階段而以各種手段讓政府貿然停止死刑(或政府不經過民意的決策而停止死刑)並強迫國民接受要廢除死刑,這不符合民主國家之程序,且漠視國家公民人權

廢死方則主張,民意不能做為不廢死刑的藉口,類似的荒謬做法有:投票選出犯罪者、浮濫或低價徵收土地及財產(侵害財產權)、放任污染及違規造成公地悲劇、興建不合格的核電廠等,大多數民眾未必對此議題深入瞭解,所謂的民意常常受到資訊不足或錯誤的限制與扭曲,或是一時一地的片面認知。政治領袖是被人民推選出來做決定的,應該負起教育民眾及引領民意的責任。[59]

死刑執行與否僅是國家其中一項政策而已,民意是人民對於國家施政的意見,包括治安、國防、消防、社會福利、教育、經濟、交通、建設等,倘若認為執行死刑是重視民意,而不重視其他民意面向,或其時機被懷疑係轉移模糊社會焦點,就不能說是真的重視民意。[60]

但是也有不少人認為,廢除死刑的反對率其實可以降到很低,只要司法系統的判決盡量符合以下前提:「重罪就會重罰」、「該監視的出獄者就嚴格的終身監視(潔西卡法案)」、「惡性最重大的罪犯不可能出獄」、「真實破案率夠高」及「司法會認錯」,降低民眾對於惡性犯罪的恐懼,民眾就不會這麼的反對廢死。

審判及執行成本[编辑]

一般人認為,死刑只需幾顆子彈槍決即可了事,而無期徒刑要關押犯人一輩子,故無期徒刑花費較死刑高,無假釋可能的無期徒刑花費又更高,也認為「為何要花納稅人的錢養罪大惡極的罪犯?」,據以主張死刑的存續。台灣每名死囚每月費用約新台幣兩千元(僅計算伙食費與雜項支出)[61]。在美國也有"在監獄關一年的費用,比讀哈佛一年還貴"[62]的報導。

在美國加州,反廢死刑者認為取消死刑是用「有保證的住房、健康照護和其他的服務等」來取代一個「具有意義且有嚇阻功能的處罰」;認為死刑該廢除的則認為取消死刑「能節省數百萬元的經費,且犯人能終身工作以給予受害者及其家屬補償,此外,多出來的錢能用以解決如此的犯罪,能使得殺人兇手很快地面對正義」[63]

刑事追訴成本:在台灣,關押一名囚犯一年約需20萬,無期徒刑囚犯平均服刑年數為30年,而死刑犯羈押年數則會因審判程序而拖延甚久,例如徐自強案便已羈押超過13年[64] ,蘇建和案也羈押超過11年。死刑若僅論以行刑及關押戒護的相關成本,在不考慮訴訟審判的卷證成本與其他社會成本下也許相對較低。然而,在訴訟審判時,律師費、進行訴訟的卷證成本、司法官開庭的成本,僅僅一個審級的成本就超過百萬,三審定讞成本便已高於行刑的總成本。更何況在重視人權的民主國家(包括美國、日本、台灣),死刑為求謹慎並防止冤案發生,往往會提供非常上訴等救濟機制,導致救濟審判成本更為高昂,遠超過監禁犯人的成本,此問題在美國尤為明顯,據統計,把一個人判死刑並且執行,在美國大約要花上兩三百萬美金,比無期徒刑貴了好幾倍。部分廢死支持者便據以主張廢死可減低社會成本。

然而,由於救濟機制的存在,理論上死刑審判應較無期徒刑正確、誤判率亦較低;又無期徒刑保有事後打官司救濟的機會,可能再增加為數不等的官司成本,僅比較刑罰執行前的審判,可能有失客觀。目前為止,死刑與無期之審判成本及審判正確率孰高孰低,尚無確切定論。然而救濟制度的意義正是以金錢和人力換取降低誤判率,本質上與刑種無涉;倘使救濟制度成本過高且證實無法降低誤判率,應改善的也是救濟制度(即死刑司法程序比照無期徒刑辦理)而非死刑制度,故考慮刑種時,救濟制度這個變因應受控制。且假若將無期徒刑上拉到死刑的高度,不排除未來審判成本與訴訟程序也將跟著增加,只單以訴訟程序相比顯然並不公正。

廢死支持者則主張,重刑犯可能知道一些重要的事實,在未來可能幫助釐清其他案件,執行死刑有毀滅證據的疑慮,令真相無法澄清,或是冤誤無法逆轉,而使司法伸冤成本提高,若死刑司法程序比照無期徒刑辦理,反而會讓誤判率提高,違背降低誤判產生的理念。

刑事執行成本:在良好的獄政管理下,依據獄政法規,囚犯仍能藉由從事勞動為社會再創造價值,生活費可自給自足,至於監禁費用,則是國家絕對必須負擔的,因為罪犯之所以會從事犯罪行為,作為刑事政策走向的決定者的國家社會也有一部分連帶責任。現時監所內已經關押許多罪犯,包括殺人犯、性侵犯、毒品犯、竊盜犯、強盜犯、詐欺犯……等,死刑犯數目甚少,全部處死也無法減少獄政的固定成本。若實行終身監禁不得假釋而果真造成監獄爆滿,以及管理費用大增,也是與獄政管理、刑事政策、社會文化、道德價值觀、社會福利等息息相關。要避免此問題,可讓不具侵害危險性的受刑人,採行非機構處遇、醫療手段治療因病態心理所造成的問題,甚至對於無具體法益侵害的將之除罪化。死刑支持方則批評,部分國家的獄政管理不佳,有監獄暴滿、空間不足的問題,且人力、醫療照護、心理諮商資源亦相當缺乏,令囚犯創造價值恐難實現,並成為"犯罪進修學校",若主張廢死,應先改善獄政問題。

生命的價值與成本的權衡:生命的價值是不能以金錢衡量的,精神疾病患者、植物人、重症與末期病患、身心障礙者,特定罕見疾病者,本身沒多少生產力,也需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去照顧,即使未來恢復生產力的機率相當低。若以降低成本做為死刑存續主張的依據,就相當於不想負擔這些照護成本就予以遺棄任其自生自滅,甚至故意殺害,這是違背文明社會最重要的基本人性,又,綁匪擄人,若依綁匪的邏輯:「人質可能會逃跑,守著他多麻煩,現在就宰了他以免夜長夢多。」或「撕票吧,不要留活口,這樣每餐還省一個便當。」對綁匪來說,自己的便利比人命重要,錢比人命重要,社會能接受嗎? [65]。以方便和省錢做為死刑存續主張,這邏輯與綁匪無異。同樣地,重罪犯是"人格上生病的病人",不得因其人格有缺失就剝奪其生命,對於所有生命的尊重,是不能以效益為考量。當公民願意多付出金錢心力維護對人的尊重原則,這個原則最終將能消除戰爭、壓迫、歧視等結構性的傷害,也能一併改善對於精神疾病患者、植物人、重症病患、身心障礙者的歧視與壓迫問題,達到真正的平等。 [66]

心理補償與被害人權益回復[编辑]

廢除死刑方則主張死刑制度之心理補償作用微不足道,手段與目的之實質關連性薄弱,法律不應為此理由殺人,要幫助受害者,正確作法是推行實質具體的補償、扶助、照顧措施,保護被害人不受二次侵害,以及改善司法(如:讓被害人也可參與訴訟、協助被害人向加害人請求民事賠償)解決此問題。此外,處死犯人對受害者方無實質幫助,反而可能有害,導致加害人拒絕道歉、賠償。若改為終身監禁或長期徒刑,加害者可透過獄中勞動等方式補償受害者家屬。而且,刑罰、憤怒、責怪,實際上對於受害者家屬是無法得到真正的支持與幫助的。

廢除死刑,是要废除国家执行死刑的特权,即废除国家杀人的特权,並未取消人民自衛的權利,當有人肆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时候,当事人正当防卫的权利不受剥夺,即自卫权不受剥夺。私人之间,实力相差并不大,自卫权的存在,受害人的反击,对私人之间的冲突,可以起到必要的恐怖平衡作用。

若加害者在沒有懺悔、道歉、賠償的情形下被槍決,對於受害者家屬來說,不但無法平復情緒,反而會造成更嚴重的心理陰影,反之,加害者若有主動懺悔、道歉、賠償,其實也就不需運用死刑這個手段了。一命不能償另一命,執行死刑無法讓被害人起死回生。甚至蓄意仗著「要錢沒有,要命一條」,做出極激烈的舉動,包括隨機殺人、縱火、恐怖攻擊等,損失鉅大的財產甚至人命,因為民事賠償往往已經無力賠償,或是拒絕賠償,只留下一具必然火化的遺體而已。

而就現代刑法的體系架構來看,使受害者家屬獲得「安心」、「滿意」的心理補償並非刑罰執行的主要或正當目的,受害者或其家屬並無要求國家必須按其意願,使犯人「伏法」或施予何等種類、程度的刑罰之正當理由與權利地位。況且對於犯罪之受害者家屬應予補償、關懷與照顧,亦為死刑支持或反對雙方均同意之事。從而所謂「受害者家屬心理補償」的觀點,是否適合作為支持或反對死刑的主要理由,或只是在不執行死刑狀況下用來宣傳儘速執行死刑的藉口,令人存疑。將照顧受害者之責任單方面推給主張廢死者的卸責想法,亦讓人難以理解。

要保護人民的權益,應做的是預防犯罪的發生,除正確行為觀念的灌輸外,在美國便有一個MVFHR的團體即主張:國家不要以被害人之名義處決。他們並主張死刑不是受害者家屬要的正義[67][68]

身為綁票與謀殺案受害人之母的白冰冰說,謀殺受害者家屬真正要的是尊嚴、公道[69],並以死刑是受害者家屬「唯一的公道」為由支持死刑[70]

臺灣有碩士論文研究認為,被害人與其遺族真正需要的是實質的幫助,死刑存在與否對受害者沒什麼幫助,並論及配套措施的重要性。[71]

處決罪犯也無法讓被害人本身死而復生,有支持死刑的觀點指出,死刑象徵受害者遺族的痛苦與加害者罪行的終結[25];但有反對死刑的觀點指出,對某些受害者遺族而言,死刑不僅不能撫慰他們,反還是種冒犯,徒增更多的痛苦[26]

有說指出,「一個常見的觀點認為反對死刑者是沒有想到受害者的。若是在討論對受害者的(應當要做的)補償的話固然該更關注受害者,但討論死刑時,焦點其實是在社會正義而非受害者個人身上的。」[72]

在美國加州,反廢死刑者指出「廢除死刑對受害者與其家屬是殘忍的」;而認為死刑該廢除的一方則指出「廢除死刑後(那些本判死刑但因沒有死刑而變成其他處罰的)罪犯的勞動可幫助受害者與其家屬」[63]

在臺灣,大眾常指廢除死刑者「只為罪犯爭取權益,而漠視受害者權益」,但有指出,儘管在死刑存廢爭議中,使用「人權」這詞沒有太大的意義,但受害者與其家屬的權益在實質上和死刑存廢爭議關聯不大。[73]

在臺灣,有研究指出,女性中有暴力犯罪受害經驗的反倒較無此經驗的不支持死刑,而男性暴力犯罪受害經驗的有無對死刑支持與否則未必有影響。[74]另外美國有研究顯示,自身的犯罪受害經驗對死刑支持無顯著的影響,但認識的親友中有人成為暴力犯罪受害者的那些則較傾向支持死刑[75]

在瑞士,2010年8月時,曾有謀殺受害者家屬提出一個憲法修正案,提議對伴隨性暴力犯罪的謀殺罪行判處死刑。[76]這法案很快就成為公眾的焦點並被政治領袖給嚴厲地批判;在它被正式提出後的第二天這提案就被撤回了。[77]

刑罰上限[编辑]

廢死方主張,如果死刑存在,犯下死罪者若知曉其後果,或在邊際刑罰為零的情況下,可能不擇手段逃避追捕,例如殺害被害者湮滅證據、襲擊警察、或挾持路人,造成更多無辜者受害,或者有意自殺者以恐怖攻擊拉人陪葬等,故廢除死刑有保護受害者和社會之作用。

在台灣,死刑支持者認為,若非先有撕票、襲警、殺害無辜者等兇殘行為,在中華民國現行實務下,幾乎不可能被判死刑,故此說係因果倒置。只要刑罰有上限,皆會面臨此問題,即便以終身監禁、無期徒刑、X年有期徒刑取代死刑作為最高刑罰,犯下最高罪刑的惡徒仍有「不擇手段」的問題。[78]也有人認為,如果只想避免刑罰上限問題,一味減少刑期,反而會讓一些再犯高的重罪犯都可以出獄問題,造成更多受害者。不過,如果想要達到永久隔離,有些國家不是判處「無期徒刑」,而是超高年數的監禁,如菲律賓一名性侵犯,在2010年8月,被判處14,400年徒刑;只要有實質的永久隔離,其實國民不會真的這麼反對廢死。

對於刑罰上限問題,一部分廢死支持者主張,可取消無期徒刑,以高年數之有期徒刑取代,假釋門檻根據刑期的特定比例制訂,減刑亦以刪減年數處理,可減輕刑罰上限的問題。但是這些主張很可能反成廢死的重大阻力,而許多支持廢死者,也會強力支持,對於一些重罪犯,處與終身或極長時間的監禁。

若以自由刑期取代死刑,邊際刑罰可反映在假釋條件、待遇、權利、福利、責任負擔、特赦條件、縮短刑期、出獄後待遇等,可區分不同情況的犯罪者,是解決刑罰上限的問題的重要措施,但死刑無論如何均為最高限,刑罰極限也是在提醒,不能過度依賴刑罰解決社會問題,非刑罰處遇也是同等重要的

美國印第安納州政府的一篇文章提到說,儘管處罰應當要與犯罪者的罪行成比例,政府讓刑罰合於犯罪者行為的能力並非無限的。[79]

國際現況[编辑]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統計,2012年,全世界已經有140個國家廢除及不使用死刑(97國廢除所有死刑,8國對一般狀態下、非戰時廢除所有死刑,35國法律尚未廢除但實際上超過十年未執行死刑);仍維持死刑的只有58個國家(這58個國家中,只有21個國家在2011年有執行死刑)。仍維持死刑的國家和地区包括:阿富汗中華人民共和國古巴印度伊朗日本索馬利亞新加坡臺灣美國等等。其中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比為完全民主自由的經濟高度發展國家(或地区)而仍維持死刑的,有日本、臺灣、跟美國。簡表如下:[80]

各國死刑圖示
顏色註解
*:廢除一切死刑 *:廢除非特殊時期罪行的死刑(特殊時期包括戰時等) *:實際上(非法律上)已廢除 *:法律規定死刑
死刑存廢狀況 國家數
廢除死刑國家 法律上廢除死刑 95 138
法律上原則廢除死刑,但保留在特殊情況下可執行死刑 8
法律上維持死刑,但至少十年未執行死刑,或處於中止狀態 35
維持死刑國家 維持死刑 58

聯合國大會於2007、2008兩年通過決議,呼籲全球停止使用死刑。歐盟的官方立場很明確為廢除死刑,要成為歐盟會員國必須廢除死刑。美洲、非洲也都出現區域性的文件、宣言,呼籲區域中的國家停止或廢除死刑。

在美國,對死刑的反對在1966年升到最高峰,[81]當時美國有47%的民眾反對死刑,比支持死刑的(當時是42%)還多,而當時有11%的人對此「沒有意見」;同時,在1970和1980年代,隨著犯罪率的增加,美國民眾支持死刑的比例有所上升,對死刑的支持在1994年達到高峰,當時有80%的人支持死刑;之後,反對死刑運動再次強化,在最近一次於2011年所做的蓋洛普民意調查中,有35%的美國民眾反對死刑;另外,在2012年加州死刑公投的結果,53%的民眾反對一項會導致死刑廢除的提案(Proposition 34),而47%的則支持該提案[82]

2010年時,日本有85.6%的民眾支持死刑,比先前(2010年之前)的調查結果都要高[83][84]

南韓,有民調顯示,多達83.1%的民眾支持死刑,只有11.1%同意廢除死刑[85];另根據一份2009年的民意調查的結果,有66.7%的南韓民眾支持死刑[86]

台灣,研究顯示無論一般民眾、社會菁英或司法官,贊成死刑存在者皆遠遠多過反對者。約有八成之司法官不同意廢除死刑。1990年有75%、1994年有69%,2001年有79%的民眾不贊成廢除死刑。2006年有76%的民眾表示不贊成廢除死刑,24%贊成廢除死刑;但贊成廢除死刑改採終身監禁的比例為54%。2007-2008年間有79.7%的民眾不贊成廢除死刑,15.9%贊成廢除死刑;而贊成廢除死刑改採終身監禁的比例為56%。[87]2010年後,完全不贊成廢除死刑者的比例在歷次調查中都超過五成,也就是在2010年後,臺灣全國絕對多數的民眾認為死刑不論如何都不能廢除[88][89][90]。另外,在2010年有74%的民眾支持死刑;[91]而在2012年做的民調則顯示有76.7%的民眾支持死刑。[92]此外有研究者認為,有些司法官和學者之所以不同意廢除死刑,或許是因為他們覺得廢除死刑的時機尚未成熟。學者謝靜琪則以性別差異探討民眾對於死刑存廢原由,研究顯示「應報主義」的信念可能是兩性支持死刑最重要的原由;而人道主義的信念則可能是反對死刑的最重要因素。[93]2013年2月7日,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公佈2012下半年一項民調,有高達91%民眾反對廢除死刑,反對廢死的民意創下歷史新高。

2008年時,由加拿大通訊社與哈里斯迪塞瑪民調公司共同主持的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加拿大民眾有52%反對死刑,39%支持死刑[94],但在2012年時,由Angus Reid民調公司聯同《多倫多星報》所做的調查發現,在廢除死刑36年後,多數的加拿大人並不太抗拒回復死刑,有61%的的人相信,被判謀殺罪的應處死刑[95][96],然而在「死刑」與「無假釋無期徒刑」兩者間二選一時,有50%的加拿大人偏好無假釋無期徒刑,38%的則偏好死刑[97]

在法國,廢除死刑前的1978年有58%支持死刑,31%反對死刑;在廢除死刑後的1987年,則有61%的人支持死刑,35%的人反對死刑[14]。1999年以後,法國反對死刑的比例開始超過支持死刑的比例,2006年,52%的人反對死刑,而42%的人則支持死刑[98]

在英國,在2011年八月透過Angus Reid公司的一項調查顯示,65%的英國人支持對謀殺罪回復死刑,而28%的人則反對。男性和年紀超過35歲的回應者更傾向恢復死刑。[99][100]

民調顯示,在挪威,每四人中大約有一人支持死刑,其中投給挪威進步黨(挪威語Bokmål形:Fremskrittspartiet或Framskrittspartiet;挪威語Nynorsk形:Framstegspartiet)的支持死刑的比例最高,根據一項2010年的調查顯示,投給挪威進步黨的人中有51%支持死刑。[101]儘管像Ulf Erik Knudsen[102]和Jan Blomseth[103]挪威進步黨政治人物表達了支持對過份的強姦者和謀殺者等的死刑的立場,該黨本身的政策依舊是反對死刑的。[101]根據一項在2011年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之後做的民調顯示,挪威人對死刑的反對依舊是根深蒂固的,有16%的人支持死刑,而有68%的人反對死刑。[104]

以下是Roy Morgan機構多年來對澳大利亞民眾問「根據你的意見,對謀殺者的處罰該是死還是監禁?」(In your opinion, should the penalty for murder be death or imprisonment?)這問題後,民眾回答狀況的變化,其中最近一次在2009年8月的調查是對687名14歲以上的澳洲民眾做的。[105]下為不同年份的結果:

日期 死刑
 %
監禁
 %
未定
 %
1947年12月 67 24 9
1953年2月 68 24 8
1962年4月 53 37 10
1975年11月 40 43 17
1980年10月 43 40 17
1986年1月 43 41 16
1986年7月 44 40 16
1987年7月 49 37 14
1989年2月 52 34 14
1990年2月 53 35 12
1990年6月 51 35 14
1992年5月 46 39 15
1993年5月 54 36 10
1995年8月 53 36 11
2005年11月 27 66 7
2005年12月 25 69 6
2009年8月 23 64 13

相關條目[编辑]

參考資料[编辑]

  1. ^ Chapter 9, Death Penalty in ChinaJon Yorke.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and Implications.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8: 205– [24 December 2012]. ISBN 978-0-7546-7413-9. 
  2. ^ Austin Sarat. When the State Kills: Capital Punishment and the American Con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9 July 2002 [24 December 2012]. ISBN 978-0-691-10261-0. 
  3. ^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PDF). [23 August 2010]. 
  4. ^ Michael Dow Burkhead. A Life for a Life: The American Debate Over the Death Penalty. McFarland. 15 October 2009 [24 December 2012]. ISBN 978-0-7864-3368-1. 
  5. ^ 蘋果橘子經濟學,第49頁、第175頁
  6. ^ History of Capital Punishment
  7. ^ Death Penalty
  8. ^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286022,00.html
  9. ^ http://news.chinatimes.com/politics/0,5244,11050203x112010031900605,00.html
  10. ^ 據http://www.nytimes.com/2001/05/13/opinion/europe-s-view-of-the-death-penalty.html?pagewanted=1 所言,「支持(死刑的)比率從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的『非常低』至英國的65%,但支持者並非強烈地支持其觀點。」(Support ranges from very low in Scandinavia to 65 percent in Britain. But supporters do not hold their views stro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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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警察的破獲率與犯罪率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負向關係,即破獲率對犯罪發生率有顯著的嚇阻效果。
    2. 執行死刑人數比率與暴力犯罪件數發生率有顯著的正關係,但與故意殺人發生率沒有顯著的關係,總體而言,死刑的執行人數比率是沒有嚇阻效果的。
    3. 報案三聯單的新制與暴力犯罪件數發生率及故意殺人犯罪件數發生率間沒有顯著的關係。
    4. 社會變項與暴力犯罪件數發生率及故意殺人犯罪件數發生率間,沒有顯著的影響。
    5. 經濟成長率與暴力犯罪件數發生率及故意殺人犯罪件數發生率沒有顯著影響。但失業率與故意殺人犯罪件數發生率之間有顯著負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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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