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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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寧變法，又名王安石变法，指北宋时期，大臣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革北宋建国以来积弊的一场改革。新法立意雖好，但並未處理好具体实行的问题以及與与反对者的关系，於是與反对者间長期反覆地争斗，大至处于被批评的局面，但是一些具体措施还是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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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背景
北宋中葉以後，內部方面，政府官员数目持續膨胀激漲，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内外官已达一万多人，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达两万多人，“十倍于国初”[1]，導致冗官、冗费激增，执政大臣多“榻茸常材，斗筲小器”，“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保守主義盛行，不得不與豪强地主妥協，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土地兼并迫使农民轉職軍旅，使得軍隊人數激增。北宋初年給予軍、公人員極大優惠和特权，可免除差役和赋税。對外方面，對遼、西夏等國的戰爭，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軍隊人數是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使得軍事費用增加，“养兵之费，在天下据七八。”[2]，将不专兵和军纪不明使宋军严重缺乏训练，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3]“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4]。英宗治平二年，岁入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之巨，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很明顯是入不敷出。使得北宋的國庫空虛，人民生活壓力更加沉重。
| 年 | 歲入 | 歲出 |
|---|---|---|
| 1021（天禧五年） | 150,850,100 | 126,775,200 |
| 1048（慶曆八年） | 103,596,400 | 89,383,700 |
| 1049（皇祐元年） | 126,251,964 | 126,251,964 |
| 1065（治平二年） | 116,138,405 | 131,864,452 |
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6]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7]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學士范鎮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范純仁上書皇上，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王介甫書〉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於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 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於恕乎！” ；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覆：「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後來兩人完全絕裂，司馬光跟皇帝辭職，隱居洛陽專心撰寫《資治通鑑》。
[编辑] 具体内容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細項如下：
[编辑] 經濟方面
- 制置三司條例司
- 熙寧元年（1068年）二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是王安石推動變法第一個設立之機構，原本宋朝的財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來作為三司的上級機構，統籌財政，是當時最高的財政機關，此機關除了研究變法的方案、規劃財政改革外，亦制訂國家一年內的收支，並將收入定其為定式。
- 均輸法
- 均輸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漢桑弘羊時試行，唐代以後各郡置均輸官，達到“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熙寧二年（1069年）七月，為了供應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費，又要避免商人屯積，在淮、浙、江、湖六路設置發運使，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的原則，負責督運各地「上供」物質。意在省勞費、去重斂，減少人民的負擔。
- 青苗法
- 熙寧二年（1069年）實行青苗法，規定凡州縣各等民戶，在每年夏秋兩收前，可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 (青苗錢)或糧穀，以補助耕作。
- 農田水利法
- 規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當地居民照每戶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興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貸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
- 募役法
- 又稱“免役法”，熙寧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農寺擬定，開封府界試行，同年十月頒布全國實施。免役法廢除原來按戶等輪流充當州縣差役的辦法，改由州縣官府自行出錢雇人應役。雇員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分攤。原來不用負擔差役的女戶、寺觀，也要繳納半數的役錢，稱為“助役錢”。
- 方田均稅法
- 熙寧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農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縣長舉辦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為五等，「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制定稅數。
- 市易法
- 熙寧五年（1072年）三月，頒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資金一百萬貫，在開封設“市易務”（市易司），在平價時收購商販滯銷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去。同時向商販發放貸款，以財產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納息二分。用以達到“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
[编辑] 軍事方面
- 保甲法
- 熙寧三年（1070年）司農寺制定《畿縣保甲條例頒行》。鄉村住戶，每五家組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有兩丁以上的農戶，選一人來當保丁，保丁平時耕種，閒時要接受軍事訓練，戰時便徵召入伍。以住戶中最富有者擔任保長、大保長、都保長。用以防止農民的反抗，並節省軍費。
- 裁兵法
- 整頓廂軍及禁軍：一、 規定士兵五十歲後必須退役。二、 測試士兵，禁軍不合格者改為廂軍，廂軍不合格者改為民籍。
- 置將法
- 廢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漸推廣的辦法，把各路的駐軍分為若干單位，每單位置將與副將一人，專門負責操練軍隊，以提高軍隊質素。
- 保馬法
- 神宗時，宋朝戰馬只有十五萬餘匹，政府鼓勵西北邊疆人民代養官馬。凡是願意養馬的，由政府供給馬匹，或政府出錢讓人民購買，每戶一匹，富戶兩匹。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負責賠償，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馬匹，徒增民擾。不久廢止，改行民牧制度。
- 軍器監法
- 熙寧六年（1073年）七月頒行免行法。八月廣設軍器監，負責監督製造武器；並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编辑] 教育方面
- 太學三舍法
- 希望以學校的平日考核來取代科舉考試，選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後來地方官學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級教學的特色。
- 貢舉法
- 王安石認為「欲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改革貢舉法，廢明經、存進士，熙寧三年（1070年）三月，進士殿試罷詩、賦、論三題而改試時務策。熙寧四年（1071年），二月，頒新貢舉制，廢明經，專以進士一科取士。另設「明法科」。
[编辑] 实行效果
王安石的變法對於增加國家收入，有著積極的作用，但王安石急於求成，推行過急，利弊互見，並遭到許多守舊官員反對。王安石又自視過高，不願接納別人的意見。倡行“市易法”的平民魏繼宗“憤惋自陳，以謂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議，都邑之人不勝其怨。”韓琦在熙寧三年奏疏中稱，“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
熙寧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門監鄭俠畫《流民圖》，圖中流民或身背鎖械，或口食草根，告訴皇上說旱災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對變法產生重大懷疑。王安石認為“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司馬光又上《應詔言朝廷闕失狀》，熙寧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韓絳、呂惠卿等人繼續執行，呂惠卿師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熙寧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復職，繼續執行新法。入京途中，王安石夜泊瓜洲，有一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熙宁八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現於天，曹太后与高太后哭劝神宗帝不能用王安石。熙寧九年（1076年）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潛心學問，不问世事。
[编辑] 罷新法
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蘇軾、范純仁等人皆曰不可，溫公執意而行，「熙寧變法」以司馬光的「元祐更化」結束。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馬光病逝。史載王安石退居金陵時「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也。』」[8]元佑元年二月，罢青苗法。到了三月，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复之。八月，司马光奏称：“散青苗本为利民。”
蘇軾在反對免役法時說，「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終為天下所可常行」。還說「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樂……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聖觀」，但是後來蘇軾又認為免役法確實可行，他在《与滕达道书》中承认，“吾齐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十餘年後元祐更化時，蘇軾反對司馬光廢除免役法，他說「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較量利害，參用所長」。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主導下，致力於恢復祖宗舊制，前後歷時九年。支持變法者被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之為“元祐黨人”。從此宋朝進入了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
[编辑] 历代评价
明代楊慎的《丹鉛总錄》對王安石極盡毀謗之能事，謂為“古今第一小人”。最嚴厲的指控是：“王安石的變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李贽评价：“（王）安石欲益反损，使（宋）神宗大有为之志，反成纷更不振之弊。此胡为者哉？是非生财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财之罪也！”[9]
入清後蔡上翔則有《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文為王安石之辨誣，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佑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當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梁啟超的《中國六大政治家——王荊公》一書為王安石及其變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參考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稱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青苗法和市易法實為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雛型，免役法堪稱「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熙寧八年（1075年），農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後，「荊公初執政，即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溝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其后在位之日，始終汲汲盡瘁于此業。史稱自熙寧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所興修利水田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云。」，「荊公所開水利，不可悉數，其大者曰浚黃河，清汴河。」《宋史》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歲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梁啟超對變法的結論是“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
邓广铭、漆侠皆肯定王安石变法[10]。王曾瑜則以聚敛为由，否定王安石变法[11]。
[编辑] 失敗主因
從各項經濟上改革內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規模甚大，其中理財方面最為重要，只可惜實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時人抨擊。平情而論，王安石變法遭到失敗，不能完全推到守舊派反對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檢討。下列可就五方面論之：
㈠政策未能對症下藥——王安石的變法所針對的只是皮毛，遠未到核心問題——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則是因為冗官。不針對到冗官，財政問題解決不了。但王安石的改革非但不是針對支出太多問題，反而是以增加國庫收入為主，如此則不能解決財困。又如軍事改革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並非針對到宋朝的軍事死穴——強幹弱枝，重文輕武政策。
㈡政策本身之缺點——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實行，與理想相去懸絕。如果貧困民戶自願請貸官錢，尚有可說，但實際上是地方官強迫農民五家互保後在逐家派定數目，稱為散青苗，地方官為了保障秋後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對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貧下之戶，蓋怕貧下戶無力償還，這還談什麼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這數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負擔的。
㈢拘泥古制——王安石說他的新法皆出於先王及孔子遺訓，以塞反對新法之人的口，如將青苗法比之「周禮」之泉府；免役法本之於「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祿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於先王之農為兵，市易法比於漢之平準。古今風俗不同，環境各異，源於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時合宜。
㈣剛愎自用——王安石性剛，與神宗議論國事，有所抗辯，聲色俱厲，神宗每為之改容聽納。創行變法之初，司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安石覆書抗議，深不以為然，二人本是極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從此畫地絕交。
㈤任用非人——安石不樂聞逆耳之言，但喜歡聽人恭維和奉承話，於是投機份子章惇、呂惠卿、李定之流，曲意迎合，因緣重用，遂使新法的推行變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