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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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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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道(摄于50年代初)
出生 1900年7月25日
 大清帝國北京市
逝世 1991年7月28日
 中国上海市

王明道 (1900年7月25日-1991年7月28日),北京人,20世紀中國基督教自立教會的代表人物,主張基要派神学,重視圣經的教導和基督徒生活,反對自由派神學,斥責教會與世界中的種種罪惡。從1927年起,他自資發行《靈食季刊》共28年,發表很多有影響力的文章。從1933年起,他在北京建立并引領基督徒会堂共22年。因為反對三自教會,他在1955年被中國政府逮捕,以反革命罪被判處無期徒刑。1980年被釋,但從未被平反。1991年在上海因病去世。

生平[1][编辑]

成長[编辑]

王明道原籍不詳,父親名叫王子厚,壯年來到北京,在北京美以美會所辦的同仁醫院中幫忙,成為中國醫士。母親李文義。二人是基督徒,倫敦會會友。

1900年义和团事件爆發,外國人和很多的中國基督徒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内避難,王子厚夫妻也在其中,當時二人有一女兒,王夫人身懷王明道已經身重。王子厚恐懼被攻陷后會遭遇痛苦殘殺,于6月22日自盡身亡。王夫人于7月25日在避難處生下一兒,名為“鐵兒”。后來在入小學時起學名王永盛,1920年自己改名王明道。

王夫人带着姐弟二人艱難度日。少年王明道性格倔強,喜愛讀書,學習優異,但「一直混混沌沌的過生活,沒有信仰,沒有目標,沒有希望,沒有軌道」。他從小被母親帶去禮拜堂,后來在教會學校讀書,參加很多聚會,學習聖經課程,但對宗教活動不感興趣,「看聚會是一件最令人頭痛的事」。十四歲時,「開始明白人生的意義、人生的責任。開始恨惡一切的罪惡不義,羨慕聖潔良善的人生,對禱告和讀經發生了興趣」,自述「如同有人給我換了一顆心」,1914年復活節受洗,躊躇滿志,立志要做政治家,「用功讀書,熱心信主,敦品勵行,事事都是為要達到我將來做大政治家的目的」。

1918年王明道入協和大學(燕京大學前身之一)預科部,一年後預科部轉到濟南,王明道不願離開相依為命的母親,因而輟學,想要直接進入燕京大學本科部又未果,滿腹雄心壯志的他極為抑鬱。1919年到保定烈士田學校教書,看到改變人心的工作是多麼的有價值,漸漸放棄自己做政治家的野心,決心為神做工。1920年改名王明道,以明心志。他在學校中工作頗有建樹,深得學校看重,有望被學校所屬的倫敦會送去讀神學,還可能到英國去深造。但這個新的計劃又被一件事打斷。王明道以前受洗時是受的點水禮,就是灑一點水在頭上,這期間他受一位同事啟發,發現聖經中的洗禮是使用浸水禮的,就是全身浸入水中,他又回憶自己受洗時其實不明白自己所宣讀的使徒信經,因此他堅持要重新受浸禮。他因此與校方發生爭執,校方希望他能留下但在受浸的事情上不肯讓步,王明道心中很多掙扎,最後還是決定順服神的命令,被校方開除,另外有五名學生也跟隨他退學。第二日,1921年1月6日,他們在保定城外結著厚冰的護城河邊沿河尋找,找到一處沒有結冰的地方,六個人一起在冰水中接受浸禮。王明道理解校方有不願教會受到「擾亂和糾紛」的苦衷,“對于長老會驅逐我出校的事,我一點不怪責他們”。這件事中王明道有年輕不成熟的地方,他關於浸禮的看法也未必是對聖經唯一正確的解釋,但他看重聖經、順服神的旨意、頑強不屈的秉性已經漸漸突顯。

王明道回家以後,周圍的人-包括母親和姐姐-都不理解他,他非常痛苦。由於旁人的偏見,他找不到工作,從讀中學起就憑獎學金經濟自立的他現在要回來依靠母親,這更使他非常難堪。他堅持自己受浸「并沒有錯」,但是也自覺「我的心熱烈異常,我屬靈的知識卻十分缺乏,所以言談舉止都多有偏激的地方」。他從痛苦中醒悟過來,把要去英國讀神學的雄心壯志也放下,認識到「最要緊的乃是用功夫去讀聖經,並且要受神的訓練和造就」,開始潛心研讀聖經,領悟日多。他向神全然順服,一邊讀聖經,一邊在家中盡心竭力做瑣碎的家務。他自述道:「在中學讀書的時候,我立志作大政治家。到二十歲決心順服神要去傳道的時候,我希望作大佈道家。及至我在家中做了三四年辛苦的工作、被神完全征服了以後,我連做一個苦工頭目的野心都沒有了。感謝神,到了這個程度,他才開始把他的工作交給我。 」

傳道[编辑]

王明道住在家中读圣经,渐渐地常有人来他那里谈道查经,1924年10月8日,他开始在家里有查经聚会,第一次有三个人参加,这是他传道的开始。这时候他也开始写一些小册子印刷分赠,这是文字工作的开始。

开始几次他的查经班人很少,但他的讲道有力量,有信徒听他讲道很感动,便来帮助他组织聚会,1925年5月在别人家里开特别聚会,人数已超过一百人。他也渐渐接到邀请外出讲道,他的讲道越来越进步。他看重圣经,但不止是讲解圣经的知识,而是从圣经的话语中激发人的信心,呼召人向神悔改,也注重讲到基督徒的生活。1921年的时候,他曾经一度想把家中除了圣经以外的书都烧掉,因为他认为除了圣经以外什么书都不必读。但后来慢慢领悟了,便提倡“读书,读事,读人”。从他的文章里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语言风格,他不用深奥的神学概念,语言准确、贴切、朴实、流畅、生动,贴近圣经,贴近生活。

王明道在讲道中看重圣经,对罪恶放胆斥责,对世界中的、教会中的种种丑恶,剖析得入木三分。他批評最多最猛烈的,是持自由神学立場的信徒,他称他们是不信派。他最认同圣经中的耶利米先知,认为神给自己交托了同样的使命,要做“坚城、铁柱、铜墙”,反对世界中的罪恶。有人说“王明道一讲道就骂人”。他本着神的话语放胆直言,每次讲道都准备只去一次,但还是有很多的教会请他多次去讲道。从1925-1948年,他每年平均有5个月在外地讲道。收到的邀请更多,大致每四处邀请中只能允诺一处。他走过全国28个省中的24省,在30多个不同的宗派中讲过道。

在1923-1925年,他与倪柝声李渊如等有不少来往,对他是很大的鼓励,但后来地方教会的发展却与他的教会观产生了差异,双方保持比较疏远的关系。他对宋尚节一直非常敬重他的真诚与勇敢[2],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所谓惺惺相惜。

1927年,他开始自费出版《灵食季刊》,他的文章在中国基督徒中有很大影响,见下文分别讨论。

成家[编辑]

1928年8月8日王明道与太太刘景文结婚

1925年底他应刘德森牧师邀请去杭州带领聚会,弹琴的一位太太没能来,临时请刘牧师的女儿景文小姐代替。王明道看见景文小姐弹琴的风范,十分心仪,在11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父乎!如斯人可为予之终身伴侣系出于父意者,则祈父自己成就父之美旨于仆身。非然者,则祈父速除予出于一己之爱情。以父之旨意总无误,而予一己则多愚昧错误也。毕生大事,父乎,祈尔使我不至陷于失望及陷阱”。反复祷告之下便托人向其父母提婚。因为当时刘小姐尚年轻,过了一年,长辈才允许两人订婚。

1928年8月8日,王明道在杭州与刘景文小姐结婚。结婚后,他母亲和姐姐把媳妇当外人,不愿意接纳,常常闹出很多纠纷,夫妻俩在家中竭力事奉,经受很多磨练。王太太当时年纪只有20岁,但性格开朗通达,受了许多委屈也从不诉苦,深信凡所遭遇的没有一样事不是经过慈爱的父神的允许,还时时排解王明道心中的烦忧。王明道说她不爱读书,不擅文学,还粗心大意,但她喜爱音乐、擅长钢琴、满怀爱心、凡事忍耐、心宽量大、料事中肯、有人生的智慧,王明道遇事就同她商量,称她为“参谋长”。当她见到王明道言语行为上有错误和过失的时候,她会当面替他纠正。因为她的规劝都很合理,王明道虽然当时觉得难堪但最后总是能接受,还很感谢她,所以又称她为“诤妻”。两人在小事上常常有很多摩擦,但大事上都很同心,两人从来都以诚相待、互相信任,铁与铁磨出刃来。王明道说,“说来也真稀奇,她确实有一些短处,但她所有的长处大多数都是我所没有的。神就藉着她教导我学习了许多功课。……她不是我从前理想中的妻子,但她是我今日最适宜的配偶”。

王明道与太太育有一子王天铎。天铎到两位老人家离世的时候也没有信耶稣,成为父母心中的牵挂。但是一家人非常恩爱,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天铎也省吃俭用地往监狱里面寄食品,儿媳妇也好像亲生女儿一样待两位老人家。

建立教会[编辑]

1937年8月1日北京基督徒会堂献堂礼拜

1933年2月19日,王明道借隆福寺社交堂开始设立聚会,4月23日迁至炒面胡同,1935年定名基督徒会堂,到1937年8月1日,才正式在史家胡同42、43号建成的基督徒会堂聚会。王明道不在意建立大教会,只要建立他认为合神心意的教会。他对接纳信徒受洗非常谨慎,必须要确知是悔改信主、重生得救、生命改变的人,才可以行浸礼」。他坚持要敬虔的信徒才能参加诗班敬拜神,没有这么多又敬虔又擅长唱歌的信徒,他便宁肯不用诗班。他的教会不用牧师的头衔,也不庆祝圣诞节,因为他认为这些没有足够的圣经根据。他极力避免金钱对教会可能造成的侵蚀,因此不传奉献袋,也绝不在意信徒的钱财地位。他非常愿意去各种的教会传道,不受宗派观念的局限,但他的教会在组织上不与别的教会联合,以免造成一种压力会影响到传讲的真理,他也不隨便请外人来讲道,一定要清楚这人的信仰和生命才行。他不认为通过社会活動来改良社会是教会的职能,所以他的教会不参加社会活动,不搞募捐。他的教会里不用「牧师」的称呼,因为他认为圣经里没有这种称呼[3]。他在北京史家胡同的基督徒會堂到1949年底有七八百人聚会。他反对“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和三自运动也是与他的教会观一脉相承,并非出于政治的原因。

日据时期[编辑]

1937年-1945年抗日战争,王明道一直留在北京,排除时局的干扰,继续尽心竭力传道,也仍然外出传道。

1942年5月,北京若干教会共同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来随同日本人的用语改名“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王明道不愿意与世俗合流,与一些他认为是不信派的人联合,顶着极大的压力坚决不肯参加。10月10日,王明道被传与日本人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谈话,他一路唱着“站起进攻为耶稣”去了,武田熙告诉他“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15日就要正式成立,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希望你能出来领导一下。”王明道对他说,“武田先生,有两件事我愿意你知道:第一件是我个人除了我自己的教会以外绝不参加任何团体、任何组织;第二件是我所照顾的教会绝不与任何团体、任何组织联合。”王明道当时并略略述说了一些他的信仰、他的主张、他的使命,并他绝不参加教团的原因。王明道做好了被拘捕和教堂关门的准备,所幸日本人后来也没有继续强迫他,反而表达了对他个人的钦佩。“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打着“自立、自养、自传”的名号,但亲日的嘴脸渐渐暴露,一部分不明白王明道为什么不参加教团的人也渐渐地同情他了。

抵制三自运动[编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解放军入城,军容极壮,军士皆健壮,服装步伐皆甚整齐。如此盛大之军旅,在国内实前所未见。”当时有不少基督徒对共产党心怀惧怕和怀疑,他在2月8日的一篇讲道中劝勉信徒“以不变应万变,处平常若处非常,处非常若处平常”。虽然俄国革命后对基督教的迫害他是知道的,但他还是以政治中立的态度专心神的事工。1950年上半年他外出讲道的时候还没有任何的干涉,听道的的人也很多。1950年9月30日,他的前半生的自传《五十年来》出版问世,他写道:“写自述最要紧的事就是真实和全备。好事与坏事、长处与短处、优点与缺点、成功与失败、都必须毫无隐讳。”他这样做到了,这是中国教会史上的一份宝贵的财富。

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40名基督徒联名发表“三自宣言”,争求全国各地基督徒签名。宣言称:“中國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養、自傳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中國的“三自愛國運動”從此正式開展。王明道对三自运动采取沉默的抵制,他认为三自会的神学基础是自由神学,就是他认为的不信派。

1951年,三自运动深入开展,“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成立,全国基督教界开始了以“镇压反革命”为目的的“控诉大会”,王明道主持的“北京基督徒会堂”却纹风不动,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王明道继续传讲神的话语,聚会的人数空前增多。王明道的正直不阿、与日本人斗争的名声远近皆知,基督徒会堂也是真真实实的自立教会,要打倒他是不容易的。这一时期政府对他的政策是容忍和等待,希望他改变态度。

政治的压力越来越大,王明道对三自教会的态度也越来越坚决,1954年9月30日,北京市宗教事务处邀请北京市还没有参加三自教会的11个基督教团体共100多人开会。政府试图做进一步的说服工作,王明道做了一个多小时慷慨激昂的发言,说明不能参加三自会的原因,他说:“我完全不能参加三自会,因为三自会中有人连上帝都不相信,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呢?”这是指现代派,王明道一向称他们为不信派,是他几十年来全力反对的。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要拉拢王明道等,会后跟他们说:“你们既然跟他们不一样,可以不在一起学习。好不好你们另外成立一个学习组织,由政府派人来领导你们学习”。他们在基督徒会堂开了一次会,王镇牧师在总结发言中说:“每个人参加学习,都是以他个人(即市民)的身份参加,不以传道人的身份参加”。这样他们就拒绝了在教会进行政治学习,使得他们与政府的矛盾表面化了。

1954年10月初(一说9月间),北京市掀起了一个控诉王明道的运动。控诉他不同情政府,言行与政府政策相违;不参加三自革新运动;讲章极端独立,用意不明,危害整体基督教运动。另外,日据时期,日本人在北京挨家挨户征铜,这也成了他的一个罪名:“王明道给他们献铜,这说明他是亲日派、媚日派。”但很多的控诉大会上都有人站起来,为王明道说话,结果控诉会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1954年冬季,王明道在《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很好地概括了王明道对待三自运动的原则:“第一,我们应当顺服神,第二,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也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权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基督徒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一切在上有权柄的人。但基督徒在遵行神的旨意、与圣徒交通、在教会中与众圣徒一同事奉神、保守教会的圣洁、为主耶稣作见证、传扬救恩的福音、这些事上,却绝不能受任何人的干涉。我们为这些事不怕任何拦阻,不惜付任何代价,也不惜作任何牺牲。我们为这些事必须效法使徒的勇敢刚强。”

这段时间,他的影响力在扩大,从1954年夏到1955年春,全国各地不断有教会和个人,因着王明道的见证,退出三自。就在这时候,三自教会仍然希望让他改变主意,1955年5月,三自运动开会的时候,派出6名高级代表拜访他,但都被他拒绝。

1955年6月,王明道在《灵食季刊》夏季刊发表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清晰明辨基要派神学和现代派神学的区别,继续坚定不移地反对现代派神学,并且重申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不是莫须有的政治问题,文章如此说:“如果只是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来陷害人、恐吓人,就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无论别人怎样歪曲、怎样诬陷,我们是为了信仰!”7月11日,三自教会的官方刊物《天风》周刊发表了一篇争锋相对的社论《加强团结,明辨是非》,“如果抽去反帝爱国的共同基础,而就在新中国的‘此时此地’挑起所谓‘基要派’与‘现代派’的争战,王明道先生到底是何用心呢?……不管是谁, 如果这样存心并见之于言行,那就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他‘应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和广大信徒群众的斥责”。对他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北京重新开始对他的控诉大会,同情他的信徒有自杀的,有被捕的,有放弃信仰的,有反过来逼迫以前弟兄姐妹的。王明道继续各样日常的工作,但身上的压力非常大。8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XXX【按:王先生旧日好友】来访,劝予勿触人之怒,谓于今日反对神之时代仍证神之存在殊不当;又谓讲道只当讲人乐听者;又谓予不签名事非是;又谓一切为了政治。八时半妻入室与伊谈数语,伊怫然迳起,大怒而去,挽之不得。予殊不意伊之改变一致于是也。心中受刺激甚深,早餐不思食。...午餐不思食。...。今日予心中充满幽暗苦闷,甚至转为畏惧。十一时卧床不能睡,愈变愈劣。”王明道被捕的日子不远了。

入狱[编辑]

1955年8月7日,星期日,王明道在基督徒会堂对坐了满堂满院的七八百人传讲主日信息《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严厉责备犹大和他的同伙。当日晚,王明道和妻子刘景文被捕,被控以反革命罪。滂沱大雨裂天而降,一直下到八日晚。

王明道做好了做牺牲的准备,但他在狱中却投降了。他是个肉体、性情上胆小的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压力下,他就向政府认了很多罪:包庇反革命、离间教徒与非教徒的关系、鼓励信徒与政府对立、破坏三反运动、破坏抗美援朝、破坏兵役法、对吴耀宗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反对三自爱国运动、破坏新婚姻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里面唯一有根据的是反对三自运动,这是他一进去就承认的,另外的都是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甚至荒诞无稽,比如他讲过“基督徒不可离婚”,这就构成了“破坏新婚姻法”的罪。说这些违心的话,对于一个恪守“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的基督徒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他完全被打垮了。他写了一份材料《立功赎罪计划》,同意“出監以后,帶領教會參加三自會”。各地的教会里有人因為他的失敗而失敗,但也有人因為他講過的道仍然站立得住。(有一点澄清,王明道称自己在狱中“失败”,是因为他承认了三自教会,并且认了一些他认为是莫须有的罪,但显然他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对神的信仰。)

王明道后來總結自己失败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一直相信共產黨不會干涉人的信仰”,另一個是“因為我跟日本人戰鬥了八年都沒有失敗,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結果“一支手槍就把我嚇糊涂了”。1985年,他在一篇勉词中勉励后辈:“我一向对人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白就说白,黑就说黑。二者之间没有中立的余地。’……可是一九五五年,我就作了这样一件违反原则的事,因为惧怕的缘故,就把黑说成了白,结果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丑态百出。若是按着我自己的情形,我会一直失败下去,但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他大名的缘故,不容我这样长久失败下去,所以他使我在惨遭失败八年之后,又得到了胜利。战争完了吗?没有!只要我们还活在世界上,就必然还有战争。所以我们必须时刻谨慎,不能有半点疏忽。另外一节圣经也要记住:‘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1956年9月29日王明道被释放出来。出来以后极其痛苦,神思恍惚,拒絕與三自運動合作,離開基督徒會堂,以無聲的方式與三自運動對抗。1958年4月29日王明道、刘景文夫妇又再次被捕入狱。這時候他仍然是失敗的,被提審的時候他会把以前招供的謊話又說一遍,應許出去后與三自會合作,但顯然是心口不一,所以政府不放他。从1955年到1963年,他自己讲自己是“惨遭失败八年”。[4]

1963年7月18日,王明道以反革命罪正式被判无期徒刑,刘景文被判十五年徒刑。這反而使他絕處逢生,靈性上得到極大的復興,自此以后,寧肯死在監獄,也不說一句謊話。他承認除了“反對三自會”是真實的以外,自己以前的口供沒有一樣是真的。政府让他写材料交代思想,仍然希望他改变思想,他前前后后写了几千张纸,把他所说的谎言全部推翻了,甚至还多管闲事,给刘少奇、彭德怀鸣不平。政府对他就绝望了。在文革中间,他在监狱里面也被别的犯人批斗,吃了不少苦头。

出狱[编辑]

1988年12月王明道与太太刘景文合影

1973年,刘景文刑期已满,但直到1977年才因白内障视力近乎失明被释放返家。1980年1月9日,因为国际压力的原因,王明道在入狱22年后被释放,但没有平反。因为没有平反,他不愿意出狱,政府只好用计将他骗出来。1983年以后,他视力也已经极弱,写字都很困难。他们夫妇后来有机会去美国就医治眼睛,王太太为了国内的基督徒的缘故坚持不肯去,她说“我们老了,不能再为圣徒【指基督徒】做什么了,但我们在国内可以陪陪圣徒一同受苦”。1984年以后他们在上海武康路家中引领主日崇拜,大概有四五十人,王先生讲道,王太太弹琴,一如二人初识之际,直到王先生辞世的日子。他们亦曾接待许多外来访客,包括1988年4月23日美国著名的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来看望他。他不隐瞒自己的失败,并且给人看见,一个人失败到那么一种地步,还能站起来。他也告诉来客,他在监狱里学到饶恕,以前有人出卖他,控诉他,抵挡他,他都本着基督的爱饶恕了他们。1990年4月,居住在加拿大的王长新夫妇来到王明道家里住了三周之久,请他谈论1950年后这40年的事,并且做了录音,写成《又四十年》,成为王明道和中国教会研究的珍贵资料。

这么多年来,王太太刘景文女士一直站立得稳,不讲违心的话,与王明道同患难,无怨无悔。王明道出狱以后设法写材料为自己申冤,王太太对他说“你撒过谎, 那是你的失败。你要讲理,也许是你更大的失败,你必须从这个失败里出来。你说你冤枉,我冤枉不冤枉啊?你去坐监,我也去坐监。我干了什么啦,要坐十五年监,再加上四年刑满劳动,一共十九年?没有什么可怨的, 一切都是天父许可的。天父许可的,一定与我们有益。今天我们不明白,将来一定会明白。我觉得那没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冤枉。”王太太劝他的时候,他觉得很好,但事过以后,又回到原来的思想上去。王太太就不再多说,只为他祷告了。

去世[编辑]

王明道、刘景文墓碑

1991年7月28日,王明道先生在家中主日崇拜时溘然长逝,享年91岁。王明道先生去世后,刘景文女士曾对亲人说过:她一生的任务就是服侍王明道先生,现在任务完成,也就很快要去主那里了。翌年4月18日,与他相濡以沫一生的“诤妻”刘景文女士也因病去世(在病时昏迷中说的话,仍是某人事的如何、某某人的事怎样,一心挂念他人)。两位合葬于苏州郊外“东山华侨公墓”,碑文曰“王明道、刘景文暂息之所”。碑文“暂息之所”是借用44年前他为自己母亲拟的碑文,那时他在纪念母亲的文章中谈到自己将来去世的事这样讲:

当我见主的那日,我便永远不再流泪,因为经上明明记着那时候的情形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廿一:4)

靈食季刊[编辑]

1925年,由於南京《灵光報》拒絕刊登王明道的投稿,因此他自資于1927年春季開始出版《灵食季刊》,每年春夏秋冬四期。該刊內容主要是講述聖經中的要道,基督徒生活以及護教等問題。發行遍佈及全中國,每期刊印量二千本,每期約三萬字,此后發行量和內容量一直比較穩定。該刊不收投稿,除了個別例外絕大多數是王明道自己的文章。文章內容有很多是反對自由神學的,例如〈現代教會的危險〉(1932年)、〈重生教義〉(1933年),

1939年,日本侵華期間,日軍要求王明道在《靈食季刊》上刊登四條標語,並將刊物交由日軍檢查。王明道拒絕刊登標語,所幸《靈食季刊》未被停刊。

1950年以後,《靈食季刊》繼續出版,發表在新中國下生活的見證,並在文章中與當時的三自愛國运动領袖如吳耀宗崔憲祥丁光訓等進行辯論,发表过《真理呢,毒素呢?》、《我们是为了信仰》等著名文章,很多的信徒受到影響退出三自教會。

1955年夏季刊是《靈食季刊》的最后一期,王明道在上面發表文章《我們是為了信仰》,繼續堅定明確地反對現代派神學和三自教會,1955年8月7日,王明道被捕,《靈食季刊》從此停刊,自創辦以來總共發行114期。

自1928年起,王明道開始把《靈食季刊》里比較重要的題目選出來,印成單行本,到1948年止總共有三十多種。

評價[编辑]

  • 「在人格上的高潔和耐力方面,以及影響的範圍和建設性上,王明道應被認為‘三勇士(楊紹唐倪柝聲和王明道)之最。」──賴恩融著《中國教會三巨人》[5]
  • 「王明道是一位最受一般中國信徒尊崇的人物。」──吳利明著《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6]
  • 王明道是「中國人民的罪人,教會的罪人,歷史的罪人」──三自委員會機關刊物《天風》周刊,1955年。[7]
  • 「感謝神,在宣教運動極盛時期,中國出現了一批本色化的地方教會領袖。他們都是赤手空拳,不在外國差會領一分錢,靠著福音的大能建立起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地方教會。如,王明道的基督徒會堂成了一個健強自立教會的榜樣;倪柝聲的聚會處從零開始,成了中國教會史上最有活力和增長最快的教會之一;敬奠瀛耶穌家庭在當時環境中把信仰和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了。這些本色化的地方教會給當今中國的基督教運動提供了模式上的借鑒。」──三自委員會機關刊物《天風》月刊,1994年(去世後三年)。[8]

著作[编辑]

  • 《靈食季刊》
    • 《现代教会的危险》(1932)
    • 《重生教义》(1933)
    • 《真理呢,毒素呢?》(1954)
    • 《顺从人呢?顺从神呢?》(1954)
    • 《我们是为了信仰》(1955)
    • 更多...
  • 《五十年來》(My Fifty Years),王明道。香港晨星书屋,1950。
  • 《又四十年》(The Last Forty Years),王长新,根据王明道口述整理。Canada Gospel Publishing House,1997。
  • 王明道文库精选链接二链接三
  • 王明道文集(灵食补遗),灵石出版社,1996年4月初版
  • 王明道日记选辑,灵石出版社,1997年8月初版
  • 《王明道讲道集》(录像)

相关文章[编辑]

  • 林荣洪:《王明道与中国教会》,中国神学研究院出版,1982年8月
  • Leslie Lyall: 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
  • 王约瑟:王明道见证
  • 袁相忱:憶神僕王明道先生,《中國與教會》第86期第11页,1991年11-12月
  • 边云波:追忆王明道先生及夫人,《生命季刊》2010年第54期
  • 施美玲:“六十三年 - 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王明道太太刘景文传记,本文图片多取于此书)灵石出版社,2001年10月

参看[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引用未注明出處的皆取自王明道《五十年來》和王長新根据王明道口述所著《又四十年》
  2. ^ 1944年9月中旬“灵食季刊”第71期纪念宋尚杰文章:“要找里外一样、心口如一、丝毫没有虚伪的人,却是寥寥可数。...宋先生便是这种少见的人当中的一个。...宋先生还有一样最大的长处,便是他的勇敢。...宋先生特别的恩赐和使命是责备罪恶,劝人悔改,传扬耶稣救恩的福音,领人得救。他做这种工作实在是别人望尘莫及的。讲解圣经却不是他的特长,他也没有治理教会的恩赐。...宋先生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的真诚。
  3. ^ 王明道《五十年来》:“以弗所书四章11节中的「牧师」原文是poimen中文当译作「牧羊的人」,或「牧人」。这个字在新约中一共提了十八次。除了这一处以外,中文都是译作「牧羊的人」, 「牧人」。当然这里也应当译作「牧人」,不当把「牧人」改为「牧师」。「牧人」是五种恩赐中的一种,不是职分,更不是头衔。不幸,福音传到中国来以后,教会中竟产出这样一个不合经训的称呼来,许多人爱它,许多人追求它,连一些爱慕真理的人也舍不得丢掉它。我不去反对别的教会用这个名称,但我们因为愿意使我们的教会完全合乎圣经。
  4. ^ 有一说王明道与夫人第二次入狱是自己到公安局投案自首,根据王长新《后四十年》来看,此说有误:“到了四月下旬,天铎出差到北京,……他这么一回来,王先生心里得了不少安慰,还说准备五一劳动节那天跟天铎上街去看游行,谁知四月二十九日他就又被捕了”。“王先生进监不久,就在人民日报上看见,天主教的龚品梅主教判了无期徒刑。他最怕判无期徒刑,为了能判得轻一点,他就继续大量撒谎,除了把先前认过的罪又重认一遍之外,还说‘我出监以后要参加三自会’”。
  5. ^ 1998版 p.91,橄欖基金會。
  6. ^ 1990版 p.133,香港基督教文藝。
  7. ^ 《天風》周刊26-27期社論:《加強團結,明辨是非》,1955年7月11日。
  8. ^ 《天風》月刊6期:《中國教會型態初探(中)》,王嘉理著,35-36頁,1994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