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长沙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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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長沙戰役
中國抗日戰爭的一部分
日期: 1939年9月13日10月8日
地点: 長沙市及附近地區
結果: 中華民國獲勝,雙方恢復戰前態勢
參戰方
中華民國 國民革命軍,第9戰區 日本 日本軍
指揮官和领导者
中華民國 陳誠
中華民國 薛岳
中華民國 关麟征
日本 岡村寧次
兵力
5個集團軍、1個軍團和7個軍共30多个师240,000+人 第6师团,第33师团,第101师团,第106师团,第3师团的一支队,第13师团的一支队,第3舰队,第3航空团,海军陆战队和施放毒气的化学兵共约(120,000 - 180,000?)人
伤亡与损失
日方资料
  • 战死者约4万
  • 负伤不详
  • 俘虏4000人

中方资料

  • 伤亡约4万人
日方资料
  • 战死者约850人
  • 伤约2700人
  • 失踪不详

中方资料

  • 毙伤日军3万余人

第一次长沙战役(又称为“第一次长沙会战”、“湘北会战”,日本称“湘赣会战”),指1939年(民国28年)9月至10月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在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本军队进行的防御战役。这次战役是继“二战”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日本为达到对国民政府诱降和军事打击,集中10万兵力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了进攻。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1939年10月1日被正式任命为司令长官)为保卫长沙,采取以湘北为防御重点,“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调动了30多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多人参加此次战役。至10月9日,中国军队第195师恢复到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日军陆续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至10月14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

战略[编辑]

日方作战目的:“作战目的与襄东会战相同,在于急促彻底打击逐渐活跃的江南敌军,以保证我军的安全,即所谓自卫战斗。”[1]。其战术目标是“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2] 8月15日,日军第11军制订的《江南作战指导大纲》明确战役指导方针是:“实施本作战时以奇袭为主,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大概原来态势。(最近敌军逃跑得很快,因此对战术和准备的保密有极大的重要性)”[3]

第9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以所謂天炉戰法,依湖南的地勢,左倚洞庭湖,右憑幕阜山,以其間新墻河汨羅江撈刀河瀏阳河這四條河做為遲滯日軍的依據,並徹底實施「化路為田,運糧上山」的做法,將日軍機械化部隊的機動力消除。故總體方針為「後退決戰,爭取外圍」:國軍以且戰且退做法在四河與幕阜山間游移,攻擊然後後撤躲藏,將日軍拖入四河之中,最後再以長沙城中主力與外圍藏在山林中的部隊合圍深入四河中的日軍。

兵力介绍[编辑]

長沙一次會戰日軍戰鬥序列

冈村宁次根据作战日志回忆:“参加作战兵力为三个师团(自西排列为第六、第三十六、第一○六)和两个支队(各自以步兵一个联队、炮兵一个大队为基干,即由江北师团抽出的上村支队和奈良支队)。据判断,敌兵力最初约有二十五个师。”[1]

主要战事[编辑]

日軍於9月17日發起進攻,其部隊從江西省北部向西進攻湖南省,但是日軍的進攻由於向西過度延伸及國民革命軍從南北兩面反擊,因而被迫向東撤退。

9月19日,日軍沿新牆河對中國軍隊發起進攻,到9月23日日軍將國軍逐出新牆河地區,其第6師團第13師團在炮火支援下渡河及沿汨羅江向南推進。

激烈的戰鬥在23日後仍然持續及中國軍隊向南撤退以吸引日軍,同時其增援部隊到達東西兩翼以實施包圍,9月29日日軍到達長沙外圍,但是他們因補給線被切斷而未能攻佔該城,10月6日冈村宁次宣称在达到作战目的后撤军。10月8日,双方恢复原有的态势。

總結[编辑]

国军认为:長沙是第一個沒有失陷的中國主要城市,其指揮官薛岳從他在該城的勝利中獲得榮耀,這令中國阻止日軍與中國南方的部隊會師。

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让人编了一出现代京剧―《新战长沙》。薛岳头戴帅盔,身穿帅甲,前有马童,后有大纛,纛上大大地写了一个“薛”字,两厢的龙套打着“精忠报国”的旗子(这四字是薛岳标榜的口号),俨然以“岳武穆”自居。吴逸志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身着八卦衣,俨然以“诸葛亮”自居,及至遭到外界的讥俏和内部的反对(如当时的秘书长王光海,看了这出戏的一半,就生气不看了)以后,薛岳、吴逸志二人互相推诱,薛说:”这都是吴参谋长搞的。”吴说:“这是得到长官同意的。”[4]

时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处长贺执圭在《会战的作战方针和战斗经过》中这样描述国军损失:“据我回忆所及,事后曾对各部队进行了大量补充,如关麟征集团军共辖十八个团,即补充了六个团;彭位仁第七十三军有九个团,即补充了两个团;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只有六个团,即补充了两个团,王陵基两个军共十二个团,即补充了三个团。参加战役的十一个军共补充了四十个团,损失之大,可以概见。”[4]

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的赵子立在其《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线”取得会战胜利》一文中以亲历人的身份这样写到:“由于宣传长沙大捷,搞得苏美英法各国的新闻记者来访问长沙,找到赵子立……外国记者要看俘虏。报告人对他们说:“没有。”他们说:“你们打了这样大的胜仗,怎么没有俘虏?”有的说:“既然打了这样大的胜仗,没有多的俘虏,怎么连少的也没有?”赵子立无言以对,又说了个,’没有”,于是惹得他们哄堂大笑,把报告人搞得面红耳赤,十分尴尬。”[4]

日军认为:其拟定的作战目的为歼灭粤汉线第九战区的有生力量,并未有占领长沙的目的。作战过程已击溃第九战区大量有生力量,取得很大的胜果。

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丛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写道:“……此次会战,从日军进攻开始,至日军主动撤退告终,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日方。战斗结果,两军都回到原有阵地。因此,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的全局而言,却是对中方有利。日军要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未达到,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并退回原阵地。而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将进攻长沙,为此作好了‘万一长沙不守’的多种准备,故将日军未能攻到长沙而退却视为胜利。”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会战结束后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呈交的《关于解决中日事变作战之意见》中说:“摧毁敌军的抗战企图,是至难中的难事……在作战中放弃已占领的要地要域而返回原驻地的作法,不啻鼓励敌人反击,并会成为敌人宣传的材料。”[5]流露出日军高层指挥官对战争前途的焦虑和沮丧。

參考[编辑]

  1. ^ 1.0 1.1 (日)冈村宁次 / (日)稻叶正夫(编). 《冈村宁次回忆录》. 中国: 中华书局. 1981年12月 (简体中文). 
  2. ^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长沙作战》. 中国: 中华书局. 1985年 (简体中文). 
  3. ^ 郭汝瑰.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中国: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年1月: 951-952页. ISBN 7214030349 (简体中文). 
  4. ^ 4.0 4.1 4.2 全国政协《湖南四大会战》编写组.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 中国: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年7月. ISBN 9787503407093 (简体中文). 
  5. ^ 〔日〕井本熊男. 《作战日志ご缀る支那事变》. 日本: 芙蓉书房. 1978年 (日文).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