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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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抗日战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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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 | |||||||||||
 1940年時的日軍佔領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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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中華民國 美國 (1941年) |
 大日本帝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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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揮官 | |||||||||||
| 蔣中正 陳誠 閻錫山 馮玉祥 李宗仁 薛岳 白崇禧 彭德懷 約瑟夫·史迪威 陈纳德 |
昭和天皇 近衛文麿 東條英機 松井石根 杉山元 岡村寧次 南次郎 寺內壽一 梅津美治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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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力 | |||||||||||
| 5,600,000 (最高时)[2] 700+ 美軍戰機 |
4,100,000 （最高时)[3] | ||||||||||
| 傷亡 | |||||||||||
| 約3,200,000名士兵 約17,530,000名平民[4] |
約2,100,000名士兵[5] | ||||||||||
| 中國抗日戰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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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1936年
1937年-1939年 七七事變 - 北平-天津 - 淞滬 （四行倉庫） - 太原 - （平型關） - 忻口 - 南京 - 徐州 - 臺兒莊 - 蘭封 - 重慶 - 武漢 - （萬家嶺） - 南昌 - （修水） - 隨棗 - 第一次長沙 - 桂南 - （崑崙關） 1940年-1942年 棗宜 - 百團大戰 - 豫南 - 上高 - 中條山 - 第二次長沙 - 第三次長沙 - 浙贛 1943年-1945年 鄂西 - 滇西緬北 - 常德 - 豫湘桂 - 第四次長沙 (衡陽保衛戰) - 豫西鄂北 - 湘西 - 桂柳 主要戰役以粗體顯示 |
|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會戰與戰場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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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戰場 波蘭 – 假戰 – 芬蘭 – 丹麥和挪威 地中海、非洲及中東戰場 |
中國抗日战争，又稱為日本侵華戰爭，是指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由于日本入侵中国引發的战争，主战场在中國大陸，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歐洲戰事之前與期間，最终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
这场战争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名称。中華民國政府及多數華人称其為八年抗战、中日戰爭等等，簡稱抗战，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其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日本称其为日華战争（日语：日中戦争）或支那事變（支那事変），西方國家多数称其为第二次中日战争（把甲午战争稱為「第一次中日战争」）。
抗日战争结束于1945年8月15日，但对于其开始的时间存在争议。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全面的抗日戰爭起於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時結束，歷時九十七月又八天，共為八年，八年抗戰名称因此而来。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這場戰爭可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變，这是政府私下主导的局部抗战的开始，因此又有十四年或十五年抗戰之說。也有观点认为，1941年12月9日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两天，中華民國政府才公開宣布正式同日本宣戰，如果这样算，抗日战争历时不到4年。在这段时间里，战争扩大到整个太平洋地區，中國和美國、英國等同盟國共同抗击日本，而中國的抗战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最後，日本節節敗退，战争以包括中華民國在内的同盟國勝利而結束。
目录 |
[编辑] 释名
习惯上，中国人所说的“抗日战争”一般指称“中国抗日战争”。但各地华人习惯上也将各自国家或地區同时期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稱為“抗日战争”，并将其和中国抗日战争视为一体，或作為它們的總稱。“中国抗日战争”在中國大陸地區也被稱作“八年抗戰”（從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變”后，中國最高領導人蒋中正于7月31日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宣告全面抗戰開始算起），但在世界其他地區一般被稱作“十四年抗戰”（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算起）。這场戰爭在日本被称为“日中战争”。日本也习惯把“珍珠港事变”以前的中国抗日战争称为所謂的“支那事变”或所謂的“日华事变”，原因是當時日本帝國并未和中華民國相互正式宣戰，因此“技術上”並非一場戰爭。“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的中国抗日战争，则被日本视为“大东亚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和印缅战场）的一部分。
[编辑] 战争的前奏
[编辑] 從甲午戰爭到九一八事變
1894年甲午戰爭以中国战败告終，中國與日本簽署了馬關條約，日本利用條約中從中國奪得的賠款2.3億銀其中的80%利用來發展軍事，從此日本開始加強對中國的侵略。1900年，因為庚子事變問題，日本作為八國聯軍的主力之一，佔領天津、北京，並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帶駐屯重兵。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獲勝，把俄國建立的旅順口要塞攻佔，並於對馬海戰中重創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從俄國手中奪取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權，更加加強了日本的野心。1910年日韓併合，更使日本有朝鮮作為侵略中國的跳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對德國宣戰，入侵胶州湾的德國勢力，進而佔據山東。1915年，跟袁世凯簽訂《二十一條》，徹底取代德國在山東的特权。1928年，日本以保護僑民爲名，試圖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炮轟南城，与中國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濟南慘案，殺害了中國外交部山東交涉員蔡公时等十六人。最後，在蒋中正表面惩办参战主要军官之后，日军退出济南。
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變前夕, 蔣中正发表《告全國同胞書》, 号召「攘外必先安內」，「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6]」。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瀋陽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誣蔑此为中國國民革命軍所为，当夜向沈阳北大营之國民革命軍发动进攻，标志着「柳条湖事变」，又称“九一八事變”的爆发。驻防沈阳的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張學良聲稱奉了蔣中正的“不抵抗”命令，严禁部下不准对日軍作战（晚年承認是他自己的決定），但团长王铁汉等仍率部进行了抵抗，還有黃顯聲領導的瀋陽警察成為東北為數不多的給予日軍打擊的武裝力量。 但他們皆戰不勝日軍，翌晨全城即告陷落，警察們在繳械之後大多被屠殺。東北主要軍事負責人張學良引咎降職，后赴欧洲躲避舆论谴责。
正在南方“剿共”的蔣中正聞訊后，書立遺囑，決心抗日，並立刻囘南京籌商禦侮救國之計。中共趁機加緊發展，在湘赣等地建立起多个“苏区”，並不斷擴大. 1931年11月7日, 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国庆日在中央苏区创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设在江西瑞金）。中共除了於1929年11月喊出武裝保衛蘇俄口號主張讓中國成為蘇俄的附庸國，並支持蘇俄對中國的蒙獨、藏獨政策（日本也有類似的分裂中國政策），為中國抗戰史上的三大分離勢力之一。
事变两个月内，日軍佔領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變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组织了大量东北抗日联军抵抗日本軍閥侵略，这些抵抗私下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也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部分中國學者視九一八事变為抗日战争的開始。1932年2月，日本在東北建立满洲国，其傀儡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这政权其实是关东军擁有，他们以日満亲善大使作佔领东北的藉口，以繼續進行侵略。
國民政府面臨“北有日軍、南有共軍，交相呼應，同時進逼”的危局。各地軍人亦各自爲政，不聼中央調遣，山東韓復渠與劉珍年、陝西杨虎城與馬青苑、四川劉湘與劉文輝，各起衝突，蔣費盡心機，居中調停。
[编辑] 日本加紧侵华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變爆发。駐守上海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粤军）在陳銘樞、蒋光鼐、蔡廷鍇的帶領下展開回擊，蔣中正也立即派張治中率第五軍（中央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國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滬停战协议》，规定中國國民革命軍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國軍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日本历来以压迫蒋中正惩办抗日军队的手段来打压中国军民抗日士气。6月，日本軍閥全部退回日租界。
日本軍閥在中國北方的軍事行動並沒有停止，並將軍隊開進长城一線，進犯熱河、察哈尔兩省，史称“长城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熱河省会承德遭到襲擊，僅10餘天即告陷落，驻守热河的國軍主要是东北军万福麟等部，抵抗意识极差。蒋中正即令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率部抵抗，并派中央军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同年5月，日本軍閥向察哈爾進攻，並一度佔領察北重镇多倫，然而不久冯玉祥和吉鴻昌發起組織的察哈爾民衆抗日同盟軍經過5天的激烈戰鬥，奪回多倫，並成功將日本軍閥驅趕出察哈爾，保證了長城一線戰事的基本穩定。二十九军、十七军等部队虽然奋勇抵抗，终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和满洲國部队，长城抗战失利。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國民革命軍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
1933年12月，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與中共密謀，在福建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迅被平定。
1934年6月9日，南京日本总领事馆书记官因个人原因，出走藏匿，欲自杀。领事馆扬言“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将撤回侨民发动自卫。”并将上海的日本宪兵派往南京，日舰云集下关江面。由于领事馆的一名从事抗日组织情报收集工作的中国人员詹长麟提供的可靠消息，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赵世瑞于紫金山一山洞中寻获藏本，而平息了事端，史称“藏本事件”。
1935年5月，日本中国駐屯軍聲稱天津親日報刊《满洲晨报》社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社长胡思溥被殺，是中華民國政府所為，不久又誣指受中國政府援助的東北義勇軍進入《塘沽協定》中規定的非武裝區（實際上當時的東北義勇軍為獨立的武裝），再次出兵南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派遣何應欽與日方梅津美治郎簽訂《何梅協定》，在表面上部分滿足日本要求的情況下，表面上保證“取締全國一切反日團體及活動”。同年9月，日本再度製造輿論，要求“華北五省（察哈爾、綏遠、河北、山西、山東）自治”。因應這個事態，1935年10月4日，日本冈田启介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發表《鼓勵華北自主案》，扶植當地的漢奸殷汝耕設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
[编辑] 第二次国共合作
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態度激起了中國國内許多人士的不滿，這給剛剛完成長征的中國共產黨帶來了擴大影響力的機會。1935年底，中共中央召開了瓦窰堡會議，決定按照共產國際在西班牙的活動，以建立統一戰線為方式抵禦法西斯國家的侵襲。該年底，毛澤東發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不僅確定了這條統一戰線的確立方式和理論基礎，也提出吸取中國大革命時期的教訓，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中共开始抛弃左倾的关门主义，主动和合围陕北根据地的东北军張學良、西北军楊虎城部磋商结成抗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并借助各种渠道与国民党中央试探妥协的可能性。
一二九运动中學生在北平的活動同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共產黨的宣傳領導下，針對日本即將設立的非法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展開了大遊行。上萬名學生在北平附近高呼口號，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内戰，聯合抗日。冀察政務委員會内定的负责人宋哲元镇压了这次学生运动。在這種形勢下，冀察政務委員會宣佈延期設立，並極大的提高了共產黨在中國尤其是華北地區的聲望。这次学生运动的大部分骨干后来成为八路军和中共的新生力量，包括黄敬、李昌、谷景生、宋黎等。
但蔣中正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意圖，並調遣撤回關内的東北軍和西北军繼續圍攻共產黨的陝北革命根據地——希望非嫡系军队和共產黨的爭鬥兩敗俱傷。在此情况下，張學良及西北军将领楊虎城決定接受共產黨的聯合抗日主張。1936年12月，蒋中正亲自來到西安“督战”，12月12日，张、杨發動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變，对蔣中正实施“兵谏”，最后在國民黨、共產黨和其他勢力的协商下，得到和平解決，國共兩黨也達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協定，成爲日後影響抗日戰爭的關鍵因素之一。西安事变后，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联盟被蒋中正瓦解。張學良被蒋扣押，楊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被调往兰州、河南、安徽等处，被完全拆散。红军从陕北南下，占领了西安附近地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展开关于合作的谈判。大批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共产党政治犯被释放，其中最著名的是薄一波和陶铸。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到天津指导北方局工作，刘少奇很快打开了华北地区的统战局面，号召平津学生支持宋哲元抗日。蒋中正开始加速进行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这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了三道国防工事，进口了大量德国装备武装中央军。
[编辑] 全面爆发
[编辑] 中國應戰（1937年7月—1938年10月）
[编辑] 盧溝橋事變
在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值日本近衛文麿内阁。日本中国驻屯军借口一个兵士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要求。日本軍閥遂开枪开炮猛轰北平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亦有說，根据“辛丑条约”驻扎的日本軍閥在宛平附近演习時遭到國民革命軍的枪击，而向中国守军进攻。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的是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团。
7月16日、17日，中華民国最高统帅蔣中正在庐山先后发表《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谈话，表示：「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國家生存。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地無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至此表明了對日本軍閥挑釁的退讓底線。7月28日、30日，日本軍閥相继佔領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退守保定一线。平津一带的大学纷纷迁移。7月31日，蒋中正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编辑] 正面戰場的展開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的大方針，为了吸引日本把侵略重点放到日軍難以施展的山川河流衆多的東南，利用山川河流衆多的地形抵消日軍裝備訓練優勢，盡量消滅日軍有生力量，避免在利於日軍裝備訓練優勢發揮的地勢平坦的華北平原與日軍作戰，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为中国争取部分战争主动权，蔣中正決定在上海發動戰爭。中国國民革命軍扮作保安队进入上海市区。日軍则以保卫租界为名，占领租界外的地区。8月13日，冲突爆发。
日軍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軍（三个月后增加到50萬人），開始向上海進攻；中華民國則共派出中央军精銳和大批内地省份部队（但由於蔣介石與这些部队的司令關係惡劣，所以装备极差。而參加者包括川军、滇军、桂军、粤军、湘军等）合计70萬人，與日軍血戰三个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華」之戰略，此即為淞沪会战。指挥凇沪会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玉祥，后蒋中正亲自兼任。11月20日，中國國民革命軍在伤亡25萬人之後，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淪陷；由于下达撤退命令過於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發生失误，加上中國抗戰初期的軍隊訓練素質極低，引致撤退演变为溃败。同一天，中華民國政府立即宣布將首都和所有政府機構由南京遷往陪都重慶，而軍事作戰中心則是先遷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后再遷往陪都重慶。雖然第二次淞滬會戰中国方面在战术上是失败的，但是在战略上却成功的将日軍吸引于中國東南，使日军主力陷入山川河流衆多的地形，消耗甚大，导致日军无实力占领全部中国。上海國民革命軍的持久抵抗，掩护了党政机关、学校和大批工商企业转移内地，为抗战保留了元气。
在上海遭到約4萬傷亡的日本军队，在同年12月13日侵佔南京，由於守將唐生智不久便棄城逃亡，所以南京城於4天後陷落。日軍以持续数月的南京大屠殺作為摧殘中國民眾士氣的手段，由於戰爭前夕中國國民革命軍把所有逃生的方法都堵塞了，結果間接導致約三十萬無辜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殘暴地殺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萬）。下令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后改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杀戮最严重的第六师团师团长是谷寿夫。
同年9月，日本為奪取山西豐富的煤炭資源，派出10餘万陸軍展開進攻。國民政府因應組織展開了太原會戰，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的總部位于不遠的延安。根據9月的國共合作協議，共產黨奉命派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林彪115師協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進行防禦。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節節抵抗。但是因為山东省主席韓復榘临阵脱逃，致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交通要点仅剩鲁南的滕县、台儿庄。於是，1938年1月14日，蒋中正将其枪毙。
1938年2月，日軍华北方面军企圖南下和華中派遣軍會合。中國國民革命軍在以徐州為中心的地區與日軍激戰，史稱徐州会战。3月，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所部防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自杀殉国。李宗仁隊以西北军孫連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臺兒莊與日軍反復爭奪，以西北军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和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湯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軍侧背，最終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以毙伤日軍一万多人的戰果成爲中華民國抗戰以來最大的勝利，日軍精锐第10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精锐第5师团遭到重创。但是南北两线日軍源源不断增兵，這次勝利沒有扭轉徐州戰場的侷勢。
5月19日日軍佔領徐州，6月6日佔領河南省会開封。6月9日，蒋中正命令在花園口炸開黄河南岸大壩，史稱黃河花園口決堤。此舉雖然暫時阻擋了日軍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黃河下游的大規模水災，造成上百万民众直接死亡或间接因饥荒而死，造成不知情的當地民衆對國民黨的不滿。战后蒋中正调拨了大量资金修复黄河大堤，史称“黄河归故”，即恢复故道。参与会战的國民革命軍分路撤退，粉碎了日軍的合围企图，至此，徐州会战結束。会战后，有一部分国军留在鲁南苏北敌后战场，后蒋中正下令组建苏鲁战区，以东北军于學忠为战区司令。这部分国军坚持到1943年，被日伪軍压迫，与中共军队摩擦也告失利，被迫退出鲁南苏北。华北日軍除以主力进攻山东津浦线方向外，还以一部向河北平汉线追击，宋哲元率部節節抵抗，最後退至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軍达30多万人，中国军队达110万人，战争中日本损失8万人，因病减员8万人，由此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國民革命軍大部脱离战场，安全撤退，一部留在大别山区敌后坚持游击，主要是桂系军队。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最大的胜利是兵团司令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日军第106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阵亡4000人。10月21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軍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漢謀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鎮武漢三鎮相繼陷落。中國國民政府的作戰中心遷往重慶繼續抵抗。
日軍在占领武汉和南方的广州后，战线拉长，无力作進一步大規模的戰略進攻，转入休整。在会战期间，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运送了大批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并将武汉地区的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的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殊勋。此外，苏联航空志愿队参加了保卫武汉的空战。武汉会战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謂的“中国事变”。政治诱降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但到了1940年日本发现汪精卫政府在中国国内影响力甚小，且无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强的黄埔系军队，于是将蒋中正选定为诱降对手，但终未成功）。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迎来了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编辑] 中日相持（1938年10月—1941年12月）
[编辑] 日本政策的轉變與分而治之的策略
鑒于綿延上千公里的戰綫與所剩無幾的戰略資源和後方的不安定因素，日本知道它沒有能力管理所有佔領了的中國國土，所以在這段時間中日本支持中國人成立傀儡政權。先後於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兩年後,於1937年12月14日，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隔年，於1938年3月28日，梁鴻志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并与日本订立条约，发行钞票。後來日本又在佔領区設立了親日的汪精衛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德王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權分化中國的士氣與國際影響力[來源請求]，但在蔣中正的堅持下[來源請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最終都沒有向日本投降。
同時日本的作戰方針一改再改，由最早的“三月亡華”，轉變為1938年11月第二次近衛聲明的“東亞新秩序應由中日共同主導”、“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並聲稱只要答應和解，就從華中、華南撤軍，華北在名義上屬於中國。日本僅用少量的資源即能引誘中國農工階層加入皇協軍的隊伍，創造出大量的偽軍，在經濟上也誘惑資本受損的中國資產階級，向他們開放日軍佔領區的實業投資[來源請求]。面對這些因素，中國國民政府中開始不斷出現“中日和解”的聲音。同年底，第三次近衛聲明發表，除了更爲溫和的語氣外，將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部分義務分擔給中國，透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詳見陶德曼調停），藉以從側面誘導國民政府和談，並承諾和談成功后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歸還租界。
日本態度的轉變引起了包括歐美國家與中國的注意，其中歐美研判三次近衛聲明的目標由中國轉向蘇聯，這樣的行動將有助於各國的利益，與慕尼黑協定類似，希望將日本的戰火燃燒到蘇聯的土地上，因而歐美各國開始向國民政府派遣遊説團進行勸説，希望蒋中正在各方利益沒有太大損失的情況下，與日本達成停戰協議[來源請求]。
受此影響，主张与日本媾和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到達越南。他在1938年12月29日發表“艷電”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中国抗战的士气受到巨大打击。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之后發生「河內刺汪案」，蔣介石派出特務企圖暗殺而不果。3月，汪精卫在军统策划的刺杀事件中生还，这使得他彻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与日方开展秘密谈判，年底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護下來到南京，以「還都」的名義於3月30日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同時日本發動了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國民政府能盡速投降。在這場危及戰時陪都重慶的戰役中，國民革命軍第33集團軍司令张自忠將軍殉國。
[编辑] 敵後戰場的發展
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由于军事进展过于迅速，兵力和后勤补给均不敷使用，只能保证对主要城市和军事据点，以及主要交通线的占领。
1939年9月，納粹德國軍隊向波兰不宣而戰，引發法國、英國向德國宣戰，標誌著綏靖政策的破產，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歐美列國放棄了將法西斯國家力量引向蘇聯的企圖，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談的態度，支持中國國民政府進行抗戰。但德國軍隊進展超乎人們預料，連當時的歐洲強國法國在1940年6月22日迅速宣佈投降，德國迅速組織力量對英國展開襲擊。世界各地的戰況均有利於法西斯。這一時期中國也出現了廣泛的悲觀傾向。在這種情況下，國共兩黨展開了不同形式的宣傳，鼓舞抗戰士氣。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對日軍造成重大打擊；1941年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这一度改變了當時中國國内的抗戰士氣。一些不受國民政府指揮的民兵組織（如中国共产党、蒙古抗日遊擊隊等）也開始逐步壯大。
敵後戰場開始大多為國民革命軍的地方部隊所佔據。另外還有民間與共產黨等抗日團體，而敌后地区也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势力范围。隨著日本對敵後大規模掃蕩﹐國民革命軍敵後控制區大大減少﹐日軍沒有足夠兵力長期守住這些地區﹐而共產黨利用其游擊戰的技巧﹐生存下來﹐利用這種“真空”迅速擴張。
隨著汪精衛等投日﹐幾十萬敵後的地方軍閥部隊投日﹐也有一部分不滿意國民政府者投向共產黨的部隊。共產黨成為敵後游擊戰的重要力量。至1940年7月，共產黨已發展至近40餘万人，並擁有約1億人口的抗日根據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組織，这些部队除了反对日军之外，也经常出现各种摩擦。百團大戰后，日軍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華北日軍兵力達到47万[來源請求]，並集中了傀儡政權中投入戰場的全部軍隊。為應對共產黨方面的遊擊戰术，採用了“保甲制”來斷絕共產黨軍隊與當地民兵的接觸，設立無人區，進行三光政策有時更使用違反國際法的生化武器來作戰。共產黨面對日軍掃蕩的壓力下，全軍大退卻，化整為零保留實力，將敵後戰場全推給國民政府負責，日軍因找不到共軍，便把參與掃蕩任務的日軍為基礎，發動一號作戰，以消滅中國有生力量。
[编辑] 中國對日宣戰（1941年12月－1945年2月）
[编辑] 反法西斯同盟协作與战略反攻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日本的戰略重心從中國轉变为美國。翌日，美國向日本宣戰，並呼籲世界各國對日本實施貿易制裁。12月9日，中國正式向日本宣战。不久之後，除了與日本保持中立的蘇聯以外，英國等同盟國也對日本宣戰。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國加入二戰後，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國運送了大批作战物資，支持中華民國繼續抗战。
世界各國的介入對中國而言帶來了巨大的利益，这也是因为英美出于本身利益考虑而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因此，中國與英國簽訂了友好同盟條約，並與英、美等國簽訂協定廢除了部分不平等條約，令重慶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上升。
香港时间12月8日早上8時，即珍珠港事件後仅數小時，由酒井隆指揮的日本軍隊從深圳向香港发起进攻，香港保衛戰於此開始。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率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淪陷。同时，日本在國内进一步徵兵動員，將戰場扩大至荷属婆罗门（今印度尼西亞）、菲律宾等英、荷、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奪取當地產量豐富的石油、橡膠等战略資源。並派兵向英國遠東軍進攻，接連攻克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並在暹罗湾發動主力決戰，將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擊沉，標誌著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已無人能敵。
日本方面不滿足于控制東南亞的油氣資源，同時注意到滇緬公路對中國戰場的意義，轉而出兵缅甸，想意圖切斷滇緬公路，孤立中國。此時英国在远东的军队已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转而向中華民国国民政府求援。於是，罗斯福与蒋中正磋商组建了盟军中缅战区，由蒋中正兼任司令，中国派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率10万名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主要是第5军和第66军）进入缅甸与日本作战。原本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與日軍会战，但是日軍先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退兵，於是日軍迂回至國民革命軍背後，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结果联合作战失利，远征军第5军被迫撤退到印度，第66军撤退回国。这次战斗中，黄埔将领戴安澜师长牺牲。最终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餘人安全撤离。而杜聿明被召回，美军兼任中缅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和第5军的师长孫立人、廖耀湘則留下繼續负责在印度编练軍隊。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灣及其附属岛屿。
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形勢惡化，兵力不足與物資緊缺到驚人的程度：橡膠、鋼鐵被列爲國家資源，禁止向民間出售；華北地區的資源生產遭到當地民兵與八路軍連續不斷的襲擾，絕大多數地區喪失了生產能力。爲了取得東南亞地區的物資，必需打通中國沿岸的航綫，於是日本發起了豫湘桂会战。日本华北方面军轻易击溃湯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阵亡，結果日軍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之后，华中日軍乘胜追击，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击败薛岳，一路追击至湖南南部重镇衡阳。黄埔将领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方先觉自杀未遂，后被俘。华中日軍与华南日軍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後打到贵州独山，震动重庆；另一路则从衡阳南下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了粤汉铁路。全国舆论哗然，各界痛斥。此役日軍事先精心準備，兵力也經過大大補充；國民革命軍一方面因爲長期的相持局面而放鬆了警惕，另一方面精銳部隊被史迪威調往西南戰場，導致豫湘桂會戰的大潰敗。日軍最終控制了華南交通動脈粵漢鐵路，將「大陸交通線」完全打通。
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发動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華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軍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
[编辑] 日本战败（1945年2月—1945年9月9日）
1945年2月，英、美、苏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由于美英是以犧牲中國的主权（如承认外蒙古独立），來換取蘇聯對日出兵的條件，也被称为「遠東慕尼黑」陰謀。
1945年2月以後，雖然日本軍閥在豫湘桂會戰後已基本上打通了大陸交通線，但是由於經常受到來自於內地的美國空軍的攻擊，再加上太平洋戰場已日益吃緊，盟軍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於是為了消滅美軍在中國的飛機場以維持大陸交通線的通暢並早日結束中日戰爭以集中全力於本土防衛，1945年3月起日軍先後發動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在河南，日本軍閥於3月下旬從豫中會戰之後的防線以東向西發動攻擊，其前鋒一直衝到西峽口。在湖北，3月日本軍閥向西北部發動攻擊，於4月8日攻陷老河口；不過之後國民革命軍隨即發動反攻，收復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軍佔領的地區。在湖南，日軍以空軍基地芷江為目標，於4月向湖南西部發動攻擊，但是在國民革命軍抵抗之下，日軍遭受大挫敗而退回原陣地。之後國民革命軍乘勝追擊，向廣西地區發動反攻，於5月27日收復南寧，6月29日收復柳州，7月27日收復桂林，8月收復廣西全境。此外，國民革命軍原本預定於8月收復廣州以打通中國對外運輸要道，因為日本投降而未實行。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由於此時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請苏联協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
1945年8月6日，为了避免採取大量傷亡的登陸戰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3天後又在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蘇聯紅軍也根據《雅爾達密約》，隨即在8月8日對日宣戰，發動八月風暴行動，並立刻於于8月9日出兵中國東北。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兵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蘇聯紅軍投入到远东战场則多达150万人，雙方的裝備也相差懸殊，於是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橫掃日本關東軍。
同時，由於美國的核武打擊與蘇聯軍隊的參與，中國内部開始有人感覺到抗日戰爭終結之日即將到來。共產黨由毛澤東發表《對日寇最後一战》，將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據地一一連通。國民黨方面也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迅速占領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产党军队則接收經營許久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但是在苏军协助下也收复了一个省会城市张家口。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因为长期敌后抗战的缘故，控制了大量铁路干线，增加了远在西南方面對敵正方的國民革命軍接收日佔領區的难度。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并未向武装部队发布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而且日本軍閥仍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实际投降……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來源請求]此段时间，由于日军的敢死队出动，导致苏联伤亡頗为惨重。战事直到8月23日苏军占领旅顺港口才真正结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國軍艦密苏里号上正式簽署投降書。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華民国政府陸軍總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至此正式結束了。
[编辑] 外部援助
[编辑] 美国
美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过大量的援助。抗战初期，美国奉行中立政策，对中日双方都不提供武器，但可以提供原材料。因为日本工业基础强于中国，此举实际上有利于日本。初期的美国援助，包括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和2000万美元的锡贷款。1940年汪精卫政权成立后，为坚定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美国大幅度增加对华援助，同时援引“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武器。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是二战期间中国最大的援助国。美国武器主要在远征军、驻印军的滇西缅北战场派上用场；八路军和新四军没有得到美援武器。（尽管史迪威主张他们应该得到一部分，但美國政府坚决反对，最终作罢。）
1941年，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