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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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

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拉丁语Concilium Œcumenicum Vaticanum Secundum),簡稱梵二大公會議梵二會議梵二,是天主教會第21次大公會議[1],也是距今最近召開的一次大公會議,於1962年10月11日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1965年9月14日由次任教宗保祿六世結束。

概要[编辑]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是天主教会历史上第21次大公会议。起初,人们以为它是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续会,但后来羅馬教廷作出了澄清了:它将是另一次新的大公会议,取名“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2]

在1959年6月29日所颁布的《忝登伯铎宝座》通谕中,教宗若望廿三世指出此次大公会议的目标将会是:「发扬圣道、整顿教化、革新纪律」[1]

大会出席者[编辑]

出席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的天主教會領袖最多達2540位,其中至少四位在後來出任教宗樞機主教喬瓦尼·巴蒂斯塔·蒙蒂尼后来成为教宗保祿六世主教阿爾比諾·盧恰尼后来成为教宗若望·保祿一世主教卡羅爾·沃爾蒂瓦后来成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若瑟·拉辛格后来成为教宗本篤十六世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是历代大公会议中,在组成上十分理想的一次会议。原因是:

  1. 大会的筹备和进行丝毫不受外界的干扰,完全由教会主动;
  2. 出席的教长(平均接近2200人)空前众多;
  3. 第一次有裔主教籍主教出席[3]

大會籌備[编辑]

1959年6月5日,聖神降臨節教宗宣佈成立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籌備委員會,此次大會正式進入籌備階段。籌備委員會組成如下:

  1. 一個中央委員會;
  2. 十一個組:神學組、教區行政組、司釋及教民紀律組、修會組、聖事組、禮儀組、教育組、東方禮教會組、傳教組、教友生活組及教宗宮廷禮儀組;
  3. 三個秘書處:新聞事業秘書處、基督徒合一秘書處和總務秘書處。

中央委員會、組和秘書處,均由一位主席、多位委員、若干專家顧問和很多秘書組成。組和秘書處的任務是:參考世界各教長和各聖部的建議,然後研究教宗指定的問題。中央委員會是由教宗自己或者自己的代表為主席,委員包括樞機宗主教主教修會會長、組的主席和秘書處的主席,共有70多名。中央委員會的任務是:督導及配合各組及秘書處的工作,向教宗匯報成果,並負責起草未來大會的進行程序。

1960年11月14日,教宗主持籌備會議的開幕典禮,宣佈本屆大公會議的重點:「不僅在根據啟示和傳統,強調某一教義或紀律,更在重振基督的真精神,加強基督徒生活的價值和光輝。」典禮後,各部門便開始工作。 1961年6月至62年6月期間,中央委員會共進行了7次聚集,召開了55次會議,審查了72項提案,為正式會議作好了準備。

教宗在籌備階段的末期,通過通諭和廣播,呼籲所有教友為此次會議禱告,並欽定大聖若瑟為此次大會在天的中保。另外,工作人員也進行聖伯多祿大殿的粉刷裝飾工作。大會會場就設在聖伯多祿大殿[1]

大会组织[编辑]

  • 主席团:由十位枢机主教组成。在此次大会第一期内,这十位枢机主教轮流代表教宗主持大会。在另外三期内,他们则成为大会的“元老院”,监视大会的进行。
  • 大会特别事务处:审察由各个教长提出的重要的新问题,在需要的时候,向教宗汇报或向他提供意见。
  • 大会法庭:大会行政问题的上诉法庭,用来解决大会教长之间和各个机构之间发生的纠纷。
  • 全体成员:当时的教会法典规定:枢机、宗主教、首席主教、总主教、定座主教、兼理教区首长及若干修会总会长,有权利参加会议并享有投票权。在此之外,教宗若望廿三世还邀请了所有領銜主教,而且给予他们投票权。所以,参与这次大公会议的教长人数,最多时高达2400位左右。
  • 10个小组委员会和基督徒合一秘书处:这11个单位,都由教宗任命1名主席和9名委员,加上从与会的教长中选举的另外16名委员组成。由他们向大会提出草案,并按照教长们的建议修改、甚至重写草案。
  • 神学及法律专家:协助各个小组的委员们编写草案,随时准备向大会作出解释或者报告。他们可以列席全体会议,但是因为他们并不是教长,所以除非被邀请或者被询问时,不能发言。此次会议,教宗任命了460位神学及法律专家,其中包括235位教区神父和225位会士。著名神学家K.Rahner便是其中之一。
  • 观察员:由东正教基督新教和其他非天主教团体所派来的代表构成。观察员可以列席全体会议或公开会议,但是没有发言权。
  • 贵宾:由基督徒合一秘书处邀请,并以个人名义列席此次大会。贵宾并不代表某教会或团体,也没有发言权。
  • 旁听员:由获邀请列席的教友组成,没有表决权,只有在被邀请的时候才可以在大会发言。[1]

大会程序[编辑]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程序,分为公开会议、全体会议和小组委员会议。

  • 公开会议由教宗和全体教长一并出席举行,是大会中最为隆重的一种,也欢迎其他国家的政要和首长出席。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上,公开会议共有10次:第1至第4期的开幕式,第2、3、4期的闭幕式和大会在第4期期间颁布不同决议的仪式(1962年10月28日、11月18日和12月7日)。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16项决议,有5项是在第2和第3期的闭幕式上颁布的。其余11项,是在第4期上述3个仪式上颁布的。在颁布决议时,大会会对决议进行表决,只有获得全体三份之二的赞成票的决议才能通过。决议获得通过后,教宗和教长们会在决议上一一签名。
  • 全体会议的主要作用是讨论和表决各项决议草案。此次大会共举行了168次全体会议。教长们会先研究某一决议草案是否能作为讨论的基础,如果多数教长认为不能,那么草案会被退回有关小组令其修改或者重写。相反地,如果可以,那么教长们会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来发表该草案的意见,小组会依据教长们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修改。最后,大会对修定后的草案作三次表决。在第1次表决时,教长们可以投赞成票、反对票或有条件赞成票。然后小组会对草案作最后的修改。第二次表决,教长们就只能投赞票或者反对票了。最后,等到草案里的每一章都获表决通过后,大会会对整个草案作一次整体的表决,从而完成审查决议草案的程序。
  • 小组委员会会议就是在小组各个成员之间召开的会议。会议上,小组委员和大会的专家和顾问负责起草或修改大会的各项决议草案。[1]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第1期[编辑]

(1962年10月11日至12月8日)

1962年10月11日上午8时30分,此次大会的开幕式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主教超过2400名,还有意大利总统和很多国家元首列席。在开幕式上,教宗指出大公会议的任务是:“使教会自我革新,推进基督徒中间的合一,为能向人类更有效地宣讲福音。”大会开幕后,首先选举各个小组的委员。法国主教团代表全体教长,起草了《大会告全人类书》,表达了关怀全体人类和愿意为全体人类服务的诚意;并提出大会特别关心的两个问题:国际和平问题和社会正义问题。

然后,大会进入了审议草案阶段。第一个讨论的是《礼仪草案》。其中较受争议的议题包括:(1)礼仪中的语言;(2)礼仪当如何适应不同地区文化的需要;(3)地方主教团在礼仪问题上的职权等。最后,大会通过了这个草案的序言和第1章。在第1期会议中,大会也讨论了《启示渊源草案》、《大众传播工具草案》、《东方礼教会合一草案》和《教会草案》。因为大多数教长不满意《启示渊源草案》,教宗指示把草案退给有关小组重写。而《大众传播工具草案》,大会则要求把它缩短成若干原则和一个牧灵训谕。对于《东方礼教会合一草案》,大会希望它能与基督徒合一组的另一草案以及《教会草案》中论大公主义一章,合并成一个草案。关于《教会草案》,最后由于时间所限,只进行了初步讨论,来不及得出任何结论。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第1期的会议,于1962年12月8日闭幕。

在第一期会议结束前教宗宣布:将把70多个草案缩编成20个(其后再缩编成17个)以提高大会进行的速度。还要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用来督察各个小组的工作,务必使他们提出的草案不致相互冲突。这些是大会休会期间主要的工作。

1963年6月3日,教宗若望廿三世因病逝世,终年82岁。1962年6月21日,原樞機主教喬瓦尼·巴蒂斯塔·蒙蒂尼被推选出来继任教宗,定名保禄六世。当选后第二天,新教宗便宣布将继续进行大公会议。后来,新教宗调整了大会的结构:加设了由4名枢机主教组成的督察团,负责主持全体会议;并以新成立的“協調委員會”取代了原来的“大會特別事務處”。 [4]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第2期[编辑]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第2期开幕

(1963年9月29日至12月4日)

1963年9月29日,大公会议第2期会议开幕。新教宗保禄六世指出大会的目标是:

  1. 认识教会本身,特别是有关主教的职务和主教与教宗的关系。
  2. 教会的革新。
  3. 各基督教会的合一。
  4. 教会面对现代世界。[5]

教宗还特别指出:“如果天主教会应该为过去教会的分裂承担责任,那么天主教会将会谦逊地呼求天主的宽恕。如果天主教会曾经开罪过其他非天主教的弟兄,那么天主教会也会求他们宽恕。另一方面,天主教会也会诚心地宽恕所有开罪过天主教的人。”

开幕式后,审议草案的工作亦随即开始。以下是第二期会议的重点:

  • 讨论《教会草案》,包括:
  1. 论教会为奥迹;
  2. 论天主的子民;
  3. 论教会的圣统组织,特论主教;
  4. 论平信徒;
  5. 论教会内成圣的义务。[6]

其中较重要的议题包括教会与非天主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关系、教宗与世界主教团的关系、恢复执事职、平信徒为普通司祭等。经讨论后,教长们多接受:“主教的职务乃继承自宗徒团,而世界主教团与罗马教宗在一起时,拥有对教会的最高管辖和训导权;但这并不削弱教宗首席权的地位。”此外通过表决,大会将《圣母草案》纳入《教会草案》之内。

  • 讨论《教区行政草案》,包括:
  1. 论主教与圣部的关系;
  2. 论助理主教及辅理主教;
  3. 论全国主教会议;
  4. 论教区及教省的划分;
  5. 论本堂及教省的划分等。[5]
  • 讨论《大公主义草案》,包括:
  1. 论天主教大公主义的原则;
  2. 论大公主义的实行;
  3. 论与天主教分离的基督徒;
  4. 论天主教对非基督徒,特别是犹太人的态度;
  5. 论信仰自由。[5]

因为教长们对第4章和第5章不能达成一致,所以大会只接受第1章至第3章为讨论的基础。谈到大公主义的原则时,大会草案指出:“天主教本身也需要认错和悔改,并重视分离弟兄所拥有的真理、成圣方式和福音价值。”

在第2期会议期间,大会还表决了《礼仪草案》余下章节和《大众传播工具草案》。这两个草案在第1期会议时已有讨论。

1963年12月4日,大会举行第二期会议的闭幕式。在闭幕式上,经表决,教宗隆重地颁布了决议《礼仪宪章》和《大众传播工具法令》。在颁布决议时,教宗用了崭新的用语即:“教宗偕同各主教,批准、规定和命令这些议案,并公布集体的决定。”由此可见,教宗再也不是单独行事,而是用他的主席权,偕同全世界主教们,一起宣布共同的决定。

在第二期会议休会期间,教宗往圣地朝圣,在那里会见了东正教的宗主教。在会面时,两位教长除了互相赠送礼物外,并一起诵读若望福音第17章,祈祷信徒们合而为一。这次会见充分表现出教宗召开大公会议的目标就是:“革新教会和渴望与分离弟兄们的合一。”[5]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第3期[编辑]

(1964年9月14日至11月21日)

1964年9月14日,大会举行了第3期的开幕式。教宗和来自19个国家的教长,围绕着祭台举行共祭仪式,这是礼仪改革的最初成果。教宗在开幕致词中特别强调,教宗主席权和世界主教团之间的关系,两者不仅没有冲突,而且是相依共存的。在第3期会议中,旁听员的大幅增多,包括了7位女平信徒,21名男平信徒和8位修女。[7]

以下是第3期会议的重点:

  • 继续讨论《教会草案》,即审查:“教会的末世性”和“论圣母”两章。在“论圣母”一章中,草案没有提及“圣母为教会之母”,但保留了“诸宠中保”的称号。草案中清楚说明:“基督是天主与人类间唯一的中保,圣母中保的角色完全隶属于基督。”这点曾引起教长们激烈的争论。[7]
  • 讨论《主教在教会内的牧职草案》,这是第2期会议《主教及教区行政草案》经修订后而形成的新草案,此草案共有3章,就是:
  1. 主教与普世教会;
  2. 主教与教区;
  3. 及主教与自己教区以外各种组织的关系。[7]

讨论的结果是,主教们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生活的方式,必须抛弃以前的排场和官僚作风,改变为简单朴素的,以基督为榜样的生活。[7]

  • 讨论《信仰自由草案》:这本来是《大公主义草案》中的一章。这是一个迫切的议题,因为许多人批评天主教会在天主教会不占优势的国家要求信仰自由,却在天主教会占优势的国家抵制信仰自由。讨论后的共识是:“大会公认当有信仰自由,但不能陷入宗教上的不可知论或旁观主义,大会承认真理应为众人所接受,但同时尊重每人主观良心所指示的,因为这是人善和恶行为的最近准则。” [7]
  • 讨论《犹太教和非基督宗教草案》:这也本来是《大公主义草案》中的一章。在讨论这个草案时,教长们一致请求删除控告犹太人杀主耶稣基督的罪名,还有些教长要求在此草案内取消犹太人或犹太教字样。所以,草案最后被定名为《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的宣言》。 [7]
  • 讨论《启示草案》:这是第一期会议《启示渊源草案》经修订后的新草案,此草案共有6章,分别是:
  1. 论启示本身;
  2. 论启示传授的两个管道-圣经与圣传;
  3. 论圣经的灵感与无误;
  4. 论古经;
  5. 论新经;
  6. 论阅读圣经。 [7]

草案中强调“圣经的无误”是指圣经中所教导的真理无误,并鼓励教友们应该勤读圣经。 [7]

  • 讨论《教友传教草案》: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是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个谈到教友的大公会议。此草案有5章,分别是:
  1. 论教友对传教的权利和义务;
  2. 论教友传教的几个范围;
  3. 论教友传教的目的;
  4. 论教友传教的不同方式;
  5. 论传教时教友与圣职人员;
  6. 教友与非基督徒的关系。 [7]

重点是要重建平信徒的地位,并且让他们主动地参与教会生活。

  • 讨论《司铎草案》:教长们大都觉得草案的条文太平庸、太重法律而缺少灵性。大会希望草案应该具有更扎实的道理及牧灵属性,并超越法律主义的束缚,所以大会将草案退回给有关小组重写。 [7]
  • 讨论《东方礼教会草案》:这个草案的重点是要表达尊重珍惜东方礼仪的传统,并且保存这个传统。草案中包括恢复宗主教的制度和权力,恢复东方礼司铎施行坚振的权利,主日罢工得弹性实施,恢复五品等级制度,并为避免东方礼教会被拉丁礼过分地影响而变质,确定凡是由东方礼教会归正的人不能参加拉丁礼教会等。但有教长质疑由西方教会掌握的公会议,有没有权力来为东方公教会立法。最后,大会建议将此草案的名称改为《东方公教会草案》,并加上一条条文说明这条法令的一切措施,都是临时的,直到天主教会和分离的东方教会达到圆满合一时为止。 [7]
  • 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草案》:发起与全世界的对话是教宗若望廿三世一贯的立场,也是这次会议的基本意向。这个草案共分为4章,就是:
  1. 人的使命和受造世界的价值;
  2. 教会在受造世界内的任务;
  3. 教友在今日世界中;
  4. 和现代世界的重大问题。 [7]

还有些问题以附录的形式提出,就是:

  1. 个人在社会中、婚姻与家庭、文化、经济与社会生活;
  2. 国际大团体与和平。 [7]

草案强调人生目标不只是暂时的,也是永生的,暂时是为永生作准备。因此,本性与超性界不是分离的,而是合而为一的。本性与恩宠,俗务与灵修,也不是分离的,而是合而为一的。

除了以上的草案外,大会第3期还讨论了其他4个较短的草案,就是:

  • 《论教会传教工作草案》;
  • 《论修会草案》;
  • 《论基督徒教育草案》;
  • 《论司铎之培育草案》。 [7]

此外,关于《婚姻圣事草案》,大会决定把它交由教宗处理,因此这次大会没有对“婚姻圣事”发布任何决议。

1964年11月21日,大会第3期闭幕式,教宗和24位教长代表举行共祭,气氛非常融洽。其后,经表决,教宗和教长们共同颁布了3个决议,就是《教会宪章》、《东方公教会法令》和《大公主义法令》。

在第3期会议休会期间,教宗赴印度出席“国际圣体大会”。透过这次出访,教宗亲自实践了大公会议的几个方针,就是:实践传教职责,与非基督徒对话和与现代世界对话。[7]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第4期[编辑]

(1965年9月14日至12月8日)

1965年9月14日,第4期会议开幕。教宗宣布为实践世界主教团与教宗间的合作互助,他将建立一个世界主教会议。开幕式后的第2天,教宗收到了君士坦丁东方礼宗主教的贺电,预祝此次大会的成功和圆满结束。以下是第4期会议的要点:[8]

  • 讨论《信仰自由草案》:因少数教长反对原草案,这个草案在休会期间被重写。但重写后仍有很多反对的意见。有教长认为信仰自由只适用于天主教内部,对于其他宗教则不能享有此项权利。另外,有教长认为信仰自由的思想会降低公教人员传教的热情,并使天主教会陷于自相矛盾,因为在历史上教会曾借用过政权来镇压其他信仰。但也有教长指出教会承认历史上的错误并不会减损教会的权威。最后,在有很多反对票的情况下,草案获得通过。[8]
  • 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草案》:这草案在休会期间被改写。修改后的草案分为两部份,第1部分说明教会关怀并愿意服务于全人类,还有描述世界在各方面的进步和改变的情况和由此引发的严重问题。第2部分讨论现代的几个重要问题,包括婚姻、文化、经济、政治、和平及推动联合国组织。其中对于正义战争和核武器等问题,大会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8]
  • 讨论《教会传教工作草案》:这草案在休会期间被扩写为较长的草案。讨论集中在改组“罗马传信部”和强调“主教在传教区的首要角色”。此外,草案强调“非基督宗教是为准备人获得救恩,是人类获救的特殊途径,但只有公教会才是人类获救的正常途径,为此传教工作仍是教会的迫切职任。”[8]
  • 讨论《司铎草案》:这个草案在休会期间被重写。新的草案指出了几个重要问题,包括司铎在教会内的角色、司铎的灵修、出世与入世两要素的如何相互配合等等。[8]

在第4期会议期间,除了上述的讨论以外,大部份的时间都用在表决上。最后,在1965年10月28日、11月18日和12月7日的公开会议上,教宗联同教长们发表了余下的11项决议。而且在12月7日那天,天主教东正教彼此废除了加给对方的绝罚,在罗马和东方的法纳耳(Phanar),双方同时宣读了相互宽恕书,取消了1054年两教会对对方判处的绝罚,使基督教东西两教会合一的希望放出光芒。[8]

1965年12月8日,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举行闭幕式。教宗在全体教长和教众前举行感恩祭。在讲道中,教宗强调天主教会关怀众人,特别是在铁幕内沉默教会中的教友,和所有远离教会,甚至与之为敌的人。在奉献礼中,教廷授予五位主教1亿意大利里拉,为帮助各地教会的急需。感恩礼完毕时,教宗为一块基石祝圣,并准备为纪念圣母与教会的联系,在罗马近郊兴建一座命名为“教会之母”的圣堂。此外,为具体地表露《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教导,表示教会愿意走向世界各阶层的人,与他们对话,教宗准备了6份“告书”,分别是《告执政者书》、《告思想与科学者书》、《告艺术工作者书》、《告工人书》、《告贫困患病及受苦者书》及《告青年书》,在感恩礼后由枢机主教们朗读。最后,在向各教长作临别赠言时,教宗清楚指向将来,他说:“各位,启程的钟声已响起,你们即将离散,去会晤全人类,带给他们基督福音的喜讯和衪革新的教会,为这目标,我们大家已经一起辛苦工作了四年。”[8]

大会决议列表[编辑]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决议总共有 16 篇。[1]

  • 第二阶段(1963年)公布了两篇决议:
    • 《礼仪宪章》
    • 《大众传播工具法令》
  • 第三阶段(1964年)公布了三篇决议:
    • 《教会宪章》(即《万民之光》)
    • 《大公主义法令》
    • 《东方公教会法令》
  • 第四阶段(1965年)公布了11篇决议:
    • 《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
    • 《司铎之培养法令》
    • 《修会革新法令》
    • 《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
    • 《天主教教育宣言》
    • 《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
    • 《教友传教法令》
    •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即《喜乐与期望》)
    • 《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
    • 《教会传教工作法令》
    • 《信仰自由宣言》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1. ^ 1.0 1.1 1.2 1.3 1.4 1.5 Vatican Council II. Faculty of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编).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1. New York: McGraw-Hill. 563. 1967. OCLC 34184550. 
  2. ^ Alberigo, Giuseppe; Sherry, Matthew. A Brief History of Vatican II. Maryknoll: Orbis Books. 2006: 69. ISBN 1570756384. 
  3. ^ Sullivan, Maureen. 101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Vatican II. New York: Paulist Press. 2002: 21. ISBN 0809141337. 
  4. ^ Bokenkotter, Thoma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New York: Image. 2005: 413. ISBN 0385516134. 
  5. ^ 5.0 5.1 5.2 5.3 Vatican Council II. Faculty of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编).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New York: McGraw-Hill. 565–566. 1967. OCLC 34184550. 
  6. ^ Vatican Council II. Faculty of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编).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New York: McGraw-Hill. 564–565. 1967. OCLC 34184550. 
  7. ^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Vatican Council II. Faculty of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编).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New York: McGraw-Hill. 566–567. 1967. OCLC 34184550. 
  8. ^ 8.0 8.1 8.2 8.3 8.4 8.5 8.6 Vatican Council II. Faculty of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编).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New York: McGraw-Hill. 567–568. 1967. OCLC 34184550. 

书籍[编辑]

  • van Bühren, Ralf. Kunst und Kirche im 20. Jahrhundert. Die Rezeption des Zweiten Vatikanischen Konzils.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8. ISBN 9783506763884 (德文). 
  • Bredeck, Michael. Das Zweite Vatikanum als Konzil des Aggiornamento: zur hermeneutischen Grundlegung einer theologischen Konzilsinterpretation.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7. ISBN 9783506763174 (德文). 
  • Linden, Ian. Global Catholicism: diversity and change since Vatican II. 41 Great Russell St, London: Hurst and Co. 2009337: . ISBN 9781850659570 (英文). 

外部链接[编辑]

梵蒂冈文件[编辑]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