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李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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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梅臣·李維
Joseph Mason Reeves
Reeves and Pratt.jpg
1928年底,戰鬥艦隊航空替揮官約瑟·李維(中)、美國海軍軍令部長威廉·普瑞特(左)及北島航空站指揮官法蘭·麥卡雷(Frank R. McCrary)在北島航空站合照,預備開展1929年初著名的第9號艦隊解難演習
出生 1872年11月20日(1872-11-20)
伊利諾伊州坦皮科
去世 1948年3月25日(75歲)
馬利蘭州貝塞斯達
军种 美國海軍
服役年份 1894年-1936年
1940年-1946年
軍銜 US-O10 insignia.svg 海軍上將
統率 朱比特號運煤艦1913-1914
聖路易斯號巡洋艦1914
維克斯堡號炮艦1914
密爾沃基號巡洋艦1914
安那波利斯號炮艦1914
南達科他號巡洋艦1914
俄勒岡號戰艦1915-1916
緬因號戰艦1917-1918
堪薩斯號戰艦1918
匹茲堡號巡洋艦1922
北達科他號戰艦1922
戰鬥艦隊(部隊)航空指揮官1925-1929, 1930-1931
戰鬥部隊戰列艦指揮官1933
戰鬥部隊司令1933
美國艦隊總司令1934-1936
海軍部長辦公室1940-1946
參與战争 美西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獲得勳章 海軍十字勳章
海军杰出服役勋章

約瑟·梅臣·李維英语Joseph M. Reeves,1872年11月20日-1948年3月25日)是美國海軍一名海軍上將,1894年至1936年及1940年至1946年間在役。

李維在1890年入讀美國海軍學院,在1894年畢業。稍後李維曾參與美西戰爭,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晉升至戰列艦艦長。戰後李維投身方興未艾的海軍航空部隊,推動連串飛行戰術實驗,並透過1929年第9號艦隊解難演習向海軍宣示航空母艦力量,奠定美國海軍航空戰術基礎。這使他與威廉·A·莫菲特並譽為「美國海軍航空之父」。1933年李維晉升為戰鬥部隊司令,再在1934年拔擢為美國艦隊總司令,最後於1936年退役。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李維被召回美國海軍部長辦公室助理事務,直到1946年方再退伍,期間李維曾加入珍珠港事件的調查委員會。1948年李維因病去世,享年75歲。

早年[编辑]

李維生於1872年11月20日伊利諾伊州農村小鎮坦皮科,於家中五子排行第二,家族以務農為主業。李維父親早年曾於美國內戰加入紐約一支志願騎兵隊,後隨軍遷居伊利諾伊州。父親因曾受教育,偶爾亦到鎮上擔任教師。李維起初欲追隨父親之路,加入美國陸軍,但因眾議員的西點軍校推薦名額有限,而改為推薦李維加入美國海軍。1890年李維加入美國海軍學院受訓,並成為海軍美式足球隊的核心人物。[1]

工程軍官[编辑]

1894年李維畢業,開始為期兩年的海上實習。期間李維曾派駐辛辛那提號防護巡洋艦旧金山号防护巡洋舰,憑藉優異表現,在1896年調往新近服役的俄勒岡號戰艦,任助理引擎工程師,並在同年結婚。1897年初緬因號戰艦哈瓦那爆炸沉沒,美西戰爭爆發,李維所屬的俄勒岡號繞道南美洲,由東太平洋調往大西洋,並封鎖古巴的聖地牙哥。7月3日西班牙艦隊離港試圖突破封鎖,聖地牙哥海戰(Battle of Santiago de Cuba)爆發。由於俄勒岡號之航速為當時美國封鎖艦隊之冠,且其引擎運作得宜,使之成為美軍戰勝之關鍵。戰後李維獲推薦為美國總統遊艇的引擎軍官。[2]

艦炮軍官與駐外武官[编辑]

1926年9月,李維(左)與海軍航空署署長威廉·莫斐德(右)在蘭利號航空母艦觀看飛行作業。中央背向鏡頭者可能是蘭利號副艦長約翰·陶爾士(John H. Towers)。在美國海軍史上,李維奠定了航空戰術基石,並率先宣揚航空母艦特遣艦隊編制;莫斐德則在威廉·米切爾引起的軍種競爭中為海軍保住航空部隊,建立了基本的航空行政架構,並在軍費緊縮的背景下爭取充足資源。這使兩人同被譽為「美國海軍航空兵」之父。至於陶爾士則是美國海軍最早的飛行員,是海軍飛行員公推的領袖,二戰後任太平洋艦隊總司令。

1899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法案,將海軍工程師與水面軍官的晉升路線合併,解決纏擾海軍多年的內部官職競爭。這使李維由必須學習航海與炮術等事項。同年中李維升任中尉,但不久卻因嚴重闌尾炎而要暫時停職,而李維更因軍醫誤診而一度有生命危險,最後家人要延聘名醫霍華德·凱利為李維施行手術,方得康復。[3]

康服後,李維調到新服役的奇爾沙治號戰艦見習,並在艦炮演習上表現出眾。同年李維完成水面軍官考核,調往華盛頓海軍工廠,負責海軍艦炮製作及改良。其時海軍上尉威廉·西姆斯(William S. Sims)正鼓吹引進英國皇家海軍之艦炮技藝,同時採用新式無畏艦設計,以改進美西戰爭中海軍之差劣表現,並與美國海軍部海軍武備署海軍航海署的將官激烈爭持。期間海軍多次於華盛頓海軍工廠進行艦炮測試與改良,此股技藝改進風潮對李維有極大影響。[4]

1902年,李維升任上尉,調回三藩市號任艦炮長官。此時西姆斯獲老羅斯福賞識,終於可一展所長,並將多年的艦炮改良經驗集結成書,獲海軍派發至艦隊作為指引。李維在指引基礎上加以發揮,使三藩市號在1904年於埃及阿布基爾灣外的艦炮演練名列前茅。當三藩市號緊接加入遠東的亞洲艦隊後,李維便因功調往旗艦威斯康辛號戰艦。1905年威斯康辛號在1905年的艦隊艦炮射擊比賽大勝,使李維獲新任亞洲艦隊總司令查理斯·德倫(Charles F. Train)注目,而將其調任艦隊參謀。同年李維隨同德倫調到新服役的俄亥俄號戰艦,繼續負責艦炮改良事宜。1906年李維更為海軍研發出第一套火控系統。[5]

1907年李維調任海軍學院教官,並升任少校。翌年美國大白艦隊啟程環球航行,國內軍官短缺,李維被提早調離學院,擔任新服役的新罕布什爾號戰艦武備軍官。其時海軍正為前無畏艦的射擊設計及裝填缺陷所苦,李維改良艦炮的經驗便大派用場。經過多番嘗試後,李維將新罕布什爾號的射擊及裝填系統徹底改善,使之由服役之初完全無法正常開炮,到於1909年漢普頓錨地射擊比賽在27艘軍艦中名列第五,令李維在海軍嶄露頭角,調往旗艦康涅狄格號戰艦任艦隊參謀。然而李維卻在同年新引進的年度體檢,發現心臟肥大二尖瓣脫垂,而幾乎遭海軍勒令退役,幸虧醫務署發現多名海軍學院的美式足球員均有同樣情況,才使李維可繼續從戎。接著李維調往蒂伯龍的海軍運煤港,監督該處的運煤機械擴建工序,最後在1913年調任朱比特號運煤艦的首任艦長,升任中校。[6]

1914年至1916年間,李維先後指揮了多艘老舊及非主力軍艦,包括聖路易斯號巡洋艦維克斯堡號炮艦密爾沃基號巡洋艦安那波利斯號炮艦南達科他號巡洋艦及俄勒岡號戰艦。1917年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海軍軍官人手緊張,李維先後獲委任為新緬因號戰艦堪薩斯號戰艦艦長,在美國東海岸訓練軍兵。戰爭結束前夕,李維被調到華盛頓海軍軍令部辦公室,但工作既不稱心,又不獲上司重視。在好友幫助下,李維在1919年獲調往羅馬駐外武官,並與意大利外交人員建立良好關係。在三年的外交生涯,李維先後獲授司令級意大利王國勳章(Commendatore dell'Ordine della Corona d'Italia)及司令級聖茂里斯及拉匝祿騎士團(Ordine dei Santi Maurizio e Lazzaro)勳章。返國後李維曾分別出任匹茲堡號巡洋艦北達科他號戰艦艦長,於1923年獲准進入海軍戰爭學院研習。[7]

投身航空兵[编辑]

1928年5月,蘭利號航空母艦完成第8號艦隊解難演習,在珍珠港停泊,甲板上停泊了36架飛機。在李維初任戰鬥艦隊的航空指揮官時,蘭利號最多只能攜帶八架飛機。後來李維採用多項改良甲板運用方法,使載機量大為增多,而起降飛機時間則大為縮短。這些措施最後成為海軍全甲板攻擊(Deck-load strike)的戰術根基。

李維就讀戰爭學院之時,正值學院改革風氣大盛。西姆斯中將在指揮歐洲戰事後,連續兩屆出任戰爭學院院長,期間大力鼓吹海軍組織及戰術改革,宣稱戰列艦的主力地位必將被飛機所取代。西姆斯雖因年邁及各種爭議而在1922年退役,但新任戰爭學院院長克勞倫·威廉斯(Clarence S. Williams)及戰術系系主任夏里士·朗寧(Harris Laning),均對航空戰術持開放態度,並時常於學院內舉行研習演練。此股開放風氣不但對李維有極大影響,更使他的艦炮改良經驗得以發揚。其時朗寧正以日德蘭海戰為基礎,研究英美艦隊對抗時航空母艦潛艇的角色,以及其戰術運用方法。在一次模擬戰爭中,扮演美國艦隊司令的李維決定優先奪取制空權,在雙方戰列艦相遇前,先集中飛機轟炸英國艦隊的航空母艦。演習美軍雖未能完全制空,但李維的航空調配卻是戰勝的關鍵,使他大為朗寧讚賞。當朗寧在1924年調遷時,剛畢業的李維便獲選接任戰術系系主任一職,繼續探究航空部隊於傳統炮戰中的角色及應用方法。年日過去,李維深信航空兵將為未來海戰之關鍵,決心投身航空事業,在1925年主動申請調遷,並獲航海署負責人員調動的威廉·李海(李維於俄勒崗號之艦友)及海軍航空署署長威廉·莫斐德(William A. Moffett)支持。[8]

奠定海軍航空戰術基礎[编辑]

1925年6月,李維就任戰鬥艦隊的航空指揮官(Commader, Aircraft Squadrons, Battle Fleet),旋即按法律要求考取飛行員資格。一如大部分轉入航空事業之軍官,李維僅參與飛行觀察員(Observer)課程,而沒有直接成為飛行員。10月李維登上美國第一艘航空母艦蘭利號,開始負責艦隊所有航空部隊的戰術調動。巧合的是,蘭利號的前身為朱比特號運煤艦,其首任艦長正是當年初嘗艦艇指揮的李維。[9]

李維就任後先觀察海軍飛行員的執勤表現。他發現艦上的海軍飛行員雖熱愛飛行,卻未有深思飛機在艦隊應有的角色。登艦一周後,李維召集全艦飛行員,在演說中說之以理,動之以情,贏取飛行員的信任,以建立海軍航空兵的戰術模範為共同目標。李維隨後將各項飛機的運用問題編成長篇列表,內容包括「戰鬥機應如何攻擊對方戰鬥機?」、「飛機於空中偵察時應採取何種陣形?」、「飛機與飛機在空中的安全距離為何?」等等,然後要求各小隊在飛行期間解答該等問題,並定時再與李維會議、商討、甚至提出個人見解。李維再定期將該等問題連同最新的答案,以小冊子形式分發給各飛行小隊。此方法既可引導飛行員開發航空戰術,同時又可存留其經驗,後人更可青出於藍。美國航母的戰術改革路向便由此而定。[10]

李維同時希望實踐自己於戰爭學院的航空戰術構想。按照李維的構思,只要在最短時間派出最多飛機升空,則可將友軍艦隊的空中打擊力度集中,並提升至極;而只要友軍飛機較敵軍早發現對方艦隊,則可更早摧毀敵方航空母艦,從而奪取制空權;當友軍艦隊奪取制空權後,敵軍艦隊便無法有效偵察友軍,既喪失戰列艦的遠距射擊優勢,同時更無法抵擋友軍轟炸機的攻擊。然而李維初次登上蘭利號時,發現蘭利號最多竟只可攜帶八架飛機,而一次最多只能派六架升空,根本不可能做到理想的戰術效果。[11]

由於1926年的第6號艦隊解難演習在即,李維渴望向海軍展示航空兵的潛力,故此不斷挑戰飛行員的極限,用盡各種方法增加蘭利號載機量,同時加快飛機起降所需時間。李維本人更經常在艦橋的梯間親自指揮飛機起降,並向艦長下達加速轉向命令,且樂於接受他人意見,使他深為飛行員信服。當2月演習舉行時,蘭利號已可一次派出16架飛機,並在演習中「轟炸」巴拿馬運河水閘,立下先聲。到1926年中,李維與蘭利號艦長約翰·陶爾士(John H. Towers)及其他飛行員,已開發出一套系統性的航母運用方法,包括將飛行甲板用作飛機停泊及預熱位置、飛機起飛後即時右轉,使後方飛機可即時起飛、飛機小隊降落前在母艦後方保持盤旋陣形,加快降落效率、甲板勤務人員按職分工,並以不同顏色上衣以示分別、飛機降落後先推往甲板前方停泊,直到全數降落後才推回後方補油,或降回機庫維修。這些方法到21世紀仍為美國以至其他國家航母所使用。[12]

1926年中,李維獲得美國艦隊總司令查爾斯·休斯同意,將戰鬥艦隊所有飛機聚集到聖地牙哥北島航空站作夏季特訓,輪調其他小隊到蘭利號作海上訓練,並繼續向艦上飛行員(包括時任蘭利號航空軍官馬克·密茲契及小隊指揮官傑拉德·波根)軟硬兼施。此等措施以及同年10月海軍少校法蘭·威納(Frank D. Wagner)開發的改良俯衝轟炸技術,再加上1926年至1928年各次大小演習,構築了美國全甲板攻擊的戰術雛形;至於莫斐德則全力負責航空兵的行政事務,為李維的航空部隊爭取來之不易的經費、維修零件、人員替補以及展現戰術的機會。兩人在職務上雖難免有所衝突,卻能一直保持友好互助關係,令美國海軍航空兵在內在外均能邁步發展。這使兩人最終同被譽為「美國海軍航空之父」。1927年李維曾短暫離職,隨同美國海軍高層參與日內瓦裁軍會議,並在會議期間獲擢升為少將,成為第二位投身航空兵的將官人物。1928年,李維隨同蘭利號參與第8號艦隊解難演習,此時蘭利號的載機量已提升至36架之多。[13]

由於蘭利號本身的性能有限,李維要等到列星頓號薩拉托加號兩艘艦隊航空母艦於1928年底完成訓練,才有機會向海軍全面展示航空兵的潛力。1929年初第9號艦隊解難演習舉行,李維在獲得戰鬥艦隊總司令威廉·普瑞特支持及配合下,將薩拉托加號獨立編成特遣艦隊,然後在28分鐘內派出70架飛機,偷襲並摧毀巴拿馬運河水閘,使航空兵在海軍聲名大噪。自此以後,海軍內部不再爭辯航母是否必須,而是如何在華盛頓及即將舉行的倫敦海軍限制會議的框架下,將航母部隊發展極致。李維的航空事業也在此到達頂峰。[14]倫敦海軍會議預備開展前,李維被調入海軍事務委員會(General Board)協助處事,直到1930年中才重任戰鬥艦隊的航空指揮官。不久普瑞特成為新任海軍軍令部長,推行海軍架構改制。改制後李維身兼三職,包括第2航母戰隊指揮官(Commander, Carrier Division 2)、戰鬥部隊航空指揮官(Commander, Aircraft, Battle Force)及美國艦隊航空司令(Commander, Aircraft, U.S. Fleet),仍舊為少將職級。期間李維曾與屬下恩斯特·金恩分別指揮航母,參與1931年的第11號艦隊解難演習。演習後李維循例調回岸上,並被投閒置散,於馬爾島海軍船廠等地工作。[15]

美國艦隊總司令[编辑]

1936年3月30日,海軍航海署署長威廉·李海(右)接替夏里士·朗寧(Harris Laning),成為新一任戰鬥部隊司令,並與美國艦隊總司令的李維握手致意。李海與李維是在俄勒崗號結識的艦友,而李海曾推薦李維轉入航空兵事業及美國艦隊總司令一職,至於朗寧則曾與李維於戰爭學院共事。

李維的仕途最終隨著小羅斯福在1933年就任美國總統而有轉機。其時普瑞特即將離任軍令部長,向羅斯福大力舉薦李維,既可善用其才,亦可定下航空軍官再作晉升之路。同年5月小羅斯福任命李維為戰鬥部隊戰列艦指揮官(Commander, Battleship, Battle Force)及美國艦隊戰列艦司令(Commander, Battleship, U.S. Fleet),在6月上任,使李維一躍而為中將。7月1日李維再晉升為戰鬥部隊司令,身兼戰鬥部隊三項要職。到1934年,在軍令部長威廉·史坦利(William H. Standley)及航海署署長李海推薦下,李維升任為美國艦隊總司令,官至上將。[16]

在此期間,李維參與了橘色戰爭計畫的制訂。就在他正式就任戰鬥部隊司令當日,時任美國艦隊總司令的大衛·西勒(David F. Sellers),將軍令部於1932年提出的「速攻」戰略制成行動藍圖,交由李維負責各艘軍艦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的動員與調配。但「速攻」戰略在1934年時早已備受海軍各方質疑,連軍令部內亦有異議聲音。假若日本向美國正式宣戰,美國艦隊難以在短時間內集結兩洋軍艦,然後避過日佔南洋群島的偵察,解決遠洋航行的補給需要,最後增援被日本圍攻的菲律賓,或與日本海軍決戰。此消彼長下,1920年代的「保守」戰略方案起死回生,指海軍必須以跳島戰術方式,在中太平洋建立反攻基地,然後再與日本艦隊決戰,最後在海上封鎖日本,迫使其投降;菲律賓在戰爭初段幾乎肯定會遭日本奪去。[17]

李維亦傾向了「保守」戰略一方。1934年7月,「速攻」戰略提倡者完成了「直接之道」(Royal Road)的計畫制訂,模擬一場三個月的太平洋戰爭方案,但不論軍令部內的審議者、美國艦隊總司令李維及軍令部長史坦利本人,都已傾向「保守」戰略,使此計畫不久便要重新修改。12月史坦利將美國艦隊西進的終點由菲律賓東移至特魯克,但終李維及史坦利任內,新的計劃仍未塵埃落定。[18]

另一方面,李維於任內亦捲入了海軍內部改制的衝突。普瑞特於1931年推行的改制,原意是要將美國艦隊架構從馬漢的簡單集結,改為以艦種為本的分工編組,並強化「美國艦隊」在架構上的指揮權及行政權力。但艦種為本的指揮架構,意味著航空母艦可以特遣艦隊形式編組,在戰術指揮上與水面軍艦平起平坐,甚至反過來指揮水面軍艦。李維一直鼓吹航母與戰列艦分開編組,以免航母容易遭敵軍發現,減低艦隊喪失制空權的風險。然而海軍長久以來,均憂慮航母軍官有否資歷、能力與經驗指揮水面艦艇。此股質疑造成的阻力,使1931年改制未有提升航空司令一職為中將。史坦利出任軍令部長後,在艦隊改制上的立場傾向保守,且認為美國艦隊總司令不向軍令部長負責,會造成海軍決策上的權力分散,銳意將其權責收回軍令部。這使李維與史坦利兩人經常意見相左,而互為角力。史坦利多次以軍令部之權力干預艦隊的訓練事宜,並試圖將官署的物資調配權力收歸軍令部,最後僅在羅斯福的阻止下才未有成事。至於李維則在1935年離任前夕反擊,向艦隊所有少將或以上將官徵集艦隊改制意見,以編製普瑞特提倡的艦種為本指揮架構,更聲言要完全廢除「戰鬥部隊」及「偵察部隊」此一過時馬漢集結艦隊產物。然而海軍事務委員會未及解決此事,兩人俱於1936年退役離任。[19]軍令部長與美國艦隊的權責衝突,最終要到1942年金恩同時身兼兩職才告解決,而航母為本的特遣艦隊架構,則在1941年以另一形式實現:當年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哈斯本·金梅爾(Husband E. Kimmel),將列星頓號編入已沒有戰列艦的偵察部隊,使其變相成為航母特遣艦隊。[20]

最後,李維亦在任內參與多次艦隊演習。在1934年的第15號艦隊解難演習,李維以戰鬥部隊總司令一職,嘗試將艦隊按艦種及任務編成分隊,但效果未見理想。至於1935年舉辦的第16號艦隊解難演習,李維原先希望在阿留申群島及夏威夷舉辦,模擬日本從北方威脅夏威夷,而美國則從西岸派艦增援;但演習消息在1934年12月28日向外公佈之際,正好是日本宣佈退出華盛頓及倫敦海軍條約之日。日本更宣稱將會在千島群島進行艦隊演習,使輿論猜測兩國會否意外相遇而擦槍走火。最終李維將演習改於中途島舉辦。[21]

退役、戰時供職與晚年[编辑]

1936年6月,李維離任美國艦隊總司令,並在同年編入退役名單,終身享有少將軍銜。歷經數年低調生活後,李維在1940年被召回海軍部長辦公室,為海軍提出工程兵及航空工程人員的晉升及調配的建議。珍珠港事件後,海軍部組成了珍珠港事件調查委員會,李維是惟一有海軍航空軍旅經驗的委員。多場會議及聽證會中,身為另一委員的史坦利再次與李維激辯。李維認為金梅爾未有派飛機定期巡邏珍珠港外海,負有嚴重責任,而史坦利則批抨李維對金梅爾過於敵視,且不應將所有責任盡歸於金梅爾一人身上,最後僅以大局出發而未有提交不同意見書(Minority Report)。接著李維獲羅斯福任命為租借法案的聯絡軍官,並以退役身分於1942年再晉升為上將,一直到1945年12月才離任,到1947年4月才正式離開所有海軍職務。此時李維健康已經惡化,並要長期住院。1948年3月25日,李維於馬利蘭州貝塞斯達離世,享年75歲。[22]

榮譽、紀念與軼聞[编辑]

在48年的海軍軍旅生涯,李維一共獲得以下軍事獎項:

美國飛行觀察員徽章
海軍十字勳章
海軍傑出服役勳章 森遜獎章 美西戰爭獎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獎章
大西洋艦隊橫扣
美國防禦服役獎章 美國戰役獎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獎章 聖茂里斯及拉匝祿騎士團
司令級
意大利王國勳章
司令級

美國海軍一艘李海級導彈巡洋艦亦以李維為名。李維號導彈巡洋艦(CG-24)在1964年服役,曾參與越戰,最後於1993年退役,後作靶艦擊沉。

另外,李維亦被傳為美式足球中發明頭盔的人物。李維在1890年入讀海軍學院後,海軍與陸軍軍校就在1891年舉辦軍校際足球比賽,兩軍競爭甚為激烈。後來在一次比賽中,李維頭部重傷,使海軍學院校監下令李維停止作賽。然而李維卻用鼴鼠毛皮等物料製作了一個頭盔,並說服校監准其出賽。此後海軍的美式足球隊便開始有配戴頭盔習慣。[23]至於另一傳為美式足球頭盔發明者占士·納史密夫,則在1883年入讀大學後引進頭盔。

註釋[编辑]

  1. ^ Wildenberg 2003,第11-25页
  2. ^ Wildenberg 2003,第27-44页
  3. ^ Wildenberg 2003,第45-46页
  4. ^ Wildenberg 2003,第47-56页
  5. ^ Wildenberg 2003,第57-66页
  6. ^ Wildenberg 2003,第67-89页
  7. ^ Wildenberg 2003,第89-105页
  8. ^ Wildenberg 2003,第106-119页
  9. ^ Wildenberg 2003,第109-125页
  10. ^ Wildenberg 2003,第126-127页
  11. ^ Wildenberg 2003,第128-129页
  12. ^ Wildenberg 2003,第128-135页
  13. ^ Wildenberg 2003,第135-162页
  14. ^ Wildenberg 2003,第1-10, 180-196页, Nofi 2010,第109-117页
  15. ^ Wildenberg 2003,第197-225页
  16. ^ Wildenberg 2003,第224-227页
  17. ^ Wildenberg 2003,第224-230页
  18. ^ Miller 1991,第180-212页
  19. ^ Miller 1991,第212-259页
  20. ^ Nofi 2010,第312页
  21. ^ Nofi 2010,第177-203页, Wildenberg 2003,第238-251页
  22. ^ Wildenberg 2003,第259-266页
  23. ^ Wildenberg 2003,第18-24页

參考資料[编辑]

  • Miller, Edward S., War Plan Orange: The U.S. Strategy to Defeat Japan, 1897-1945,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年 (English) 
  • Nofi, Albert A., To train the fleet for war: the U.S. Navy fleet problems, 1923-1940,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0年, ISBN 978-1-884733-69-7 (English) 
  • Wildenberg, Thomas, All the Factors of Victory: Admiral Joseph Mason Reeves and the Origins of Carrier Airpower,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Inc., 2003年, ISBN 1-57488-486-7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