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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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年的欧洲,《缪尔历史地图集(1911年)》

罗马帝国的衰落(英语: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是指罗马帝国社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机构等的逐步瓦解和崩溃,最终使西欧遭受蛮族入侵和占据的厄运。这是《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年)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所做的定义,但吉本不是第一个对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和具体时间提出质疑的人。「从十八世纪起」,吉本评论说,「我们开始沉迷于它的衰落史;我们将它捧为可知的没落史的范本,也因此,作为我们对现实担忧的一个象征」。[1]罗马帝国的衰落已经成为最大的历史未解之谜之一,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兴趣。1984年,德国历史教授亚历山大·德曼特出版的专著中列举了前人给罗马衰亡的210种解释,而新的理论也从那时起纷纷被提出。[2][3]

罗马帝国的衰落,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和欧洲中世纪的开始。大衰退约持续了320年,告终于西元476年9月4日,即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日耳曼将军奥多亚塞罢黜之日,但被东罗马帝国承认的皇帝尼波斯政权在达尔马提亚苟延残喘到480年。[4]根据吉本的评述,东罗马帝国从此却越来越强大,一直存在到君士坦丁堡的沦陷(1453年5月29日)。关于罗马帝国终结的标志性时间还有:378年的阿德里安堡战役狄奥多西一世去世的395年,也是罗马帝国政治统一的最后一年;日耳曼部落大规模穿越莱茵河的406年(罗马军团因意大利告急而撤出了边境);410年,近八百年牢牢掌控在罗马人手里的罗马城沦于蛮族;最后一位努力恢复西方失地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65年的去世;632年伊斯兰势力的崛起。

长期以来关于罗马的衰落的理论汗牛充栋,也有关于归根到底是不是衰落的争论。不少学者主张与其说是衰落,不如把这个过程概括为“曲折的发展”更加确切。[5]

概览[编辑]

政治[编辑]

君士坦丁大帝

罗马帝国在3世纪又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这表现为政治混乱和内乱外患加剧、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陷入分裂和瘫痪状态。安敦尼王朝末代皇帝康茂德被杀后,罗马就发生了皇位争夺战,近卫军、各行省纷纷拥帝自立。经过四年的混乱,潘诺尼亚总督塞维鲁得胜登基,建立塞维鲁王朝(193年—235年)。235年,皇帝亚历山大被政变的军人杀害。在灾难深重的235年—285年,大约有20多个人当过皇帝,其中只有一位不是因谋杀、战死或被俘而亡的。到70年代,分裂出来的帕尔米拉帝国高卢帝国重新合并,帝国暂归统一。[6]3世纪末、4世纪初的帝制改革多少拯救了帝国的命运:长期对蛮族和波斯人作战,收复了一些失地;稳定物价、为职业定级;还加强了城市的权力。此外,戴克里先用繁琐、庄重的宫廷礼仪,摒弃了「元首」的幌子,提升皇帝的权威。戴克里先皇帝和君士坦丁大帝力图求新,将松散的帝国建成有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支持的专制国家。然而,这时期的行政人员过于强调帝国东西方差异,对后来的“中世纪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330年,君士坦丁将首都东移至拜占庭,取名“君士坦丁堡”,帝国的权力中心实际东移了。他还在新都建立了一个与罗马的并列的元老院,实际上并不起作用,君主专制已经最终确立。然而,君士坦丁死后,皇位争夺战再次爆发。尽管在狄奥多西一世时期国家得到短暂的统一了,但395年后帝国永久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408年斯提利科死后西部帝国失去了强势的将领,皇帝成了日耳曼雇佣军下的傀儡。

经济社会[编辑]

罗马帝国在3世纪时出现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崩溃的情况,饥荒、疾病和洪水比以前更多见了。几代以来,罗马吸收并垄断了那流通于地中海地区的货币,建立了持久的投机方法和成功的高利贷制度。巨富的豪华生活引起了奢侈的大量消费,而这种奢侈品的贸易又使大批贵金属尤其是白银,流入西亚印度,甚至中国。罗马帝国不能以相应的国内产品来抵消进口商品,结果出现了经常性入超,3世纪中期以后的金银矿产出不足以弥补亏空。[8]货币危机使商业萧条、城市没落,使农业经济实体的独立性增强了。处于苛政、重税和战争之下的小农,难以维持其地位,纷纷把土地献给大地主以求庇护,然后再从地主手中租种土地,变成佃农。因此庇护制逐渐盛行,成为贫苦农民向隶农转化的新途径。在高卢、北非和埃及等行省中,大批隶农即从庇护制中产生出来。在此时期,隶农制获得进一步发展,其来源除了贫苦农民和奴隶以外,又增加了迁入罗马帝国境内的日耳曼部落居民。[6]生活费用从256年到280年涨了整整10倍,军费暴涨,苛捐重税。[7]中等阶级上层为了逃避岢税,爬上元老地位;而中产阶级的下层,遭受着社会不景气和贫困的灾难。在后期帝国,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罗马皇帝越来越靠富人,换句话说,富人阶层越来越控制了政府。于是,大地主不断吞并小土地,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本已在经济危机中加强,此时使大领地越来越像国家中的半独立实体。贵族们不再喜欢居住在破败的城市而选择乡村,远离一团糟的公共事务。这破坏了帝国结构的完整性和深刻的改变了帝国社会结构。[8]4世纪前期,帝国中心从西部转移到东部后,东部的新兴城市和较为活跃的商贸加大了东西差异。东部对西部输送丝绸、辣椒、珠宝和谷物,西部却只有奴隶、战马此外便没什么可以交换了,金币的数量也越来越少。[7]

民众暴乱[编辑]

混乱的政治和经济社会秩序难免使暴乱频发,流氓、强盗横行,更重要的是,奴隶和隶农的暴乱摧残着这个国家。269年在高卢地区爆发奴隶和隶农起义的巴高达运动规模最大,起义者自立皇帝,自铸钱币,运动持续到286年才被镇压下去。4世纪30年代兴起的阿哥尼斯特运动,参加者有奴隶、隶农和农民,还有反对罗马统治的土著居民柏柏尔人。阿哥尼斯特运动与多那图斯教有着密切联系,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他们袭击大地主和高利贷者,摧毁大庄园,焚烧奴隶的名单和债券。运动在40年代发展到高潮,后为罗马军队镇压。368年—369年在不列颠发生了纳税人的暴动,巴高达运动在高卢余焰重燃。372年,毛里塔尼亚发生费尔姆领导的起义。由于费尔姆和阿哥尼斯特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起义声势浩大,席卷毛里塔尼亚大部分地区,后经两年战争才被罗马镇压。[6]

蛮族入侵[编辑]

410年罗马的陷落

在罗马帝国的北方边境外的蛮族,自始就是对罗马帝国的威胁。他们早在1世纪就击败了罗马军队;在2世纪到3世纪中期,已有不少蛮族人深入帝国活动,或充当雇佣军,或在边境请求赐予土地耕种。但在4世纪晚期以前,罗马人总能够成功地将他们驱逐,或将他们同化到自己的社会结构中来。罗马采取以蛮制蛮的政策,吸收蛮族人入伍,导致罗马军队逐渐蛮族化,把大批蛮族部落居民以军事移民方式迁到罗马边境,又为后来蛮族大规模入侵开了方便之门。4世纪后期,匈人里海附近西迁,推动了日耳曼部落大迁徙浪潮。最先是西哥特人,为躲避匈人的铁蹄进入帝国东部避难。但西哥特人不甘罗马官员的欺压,发动暴乱,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战胜了罗马军队,皇帝瓦伦斯战死。继位的提奥多西被迫与西哥特人订立和约,将色雷斯马其顿的土地划分他们定居,供给粮食,起义才平息下来。4世纪末,西哥特人在其首领阿拉里克率领下,蹂躏巴尔干半岛,然后进军意大利,沿途许多奴隶、隶农和农民加入西哥特人队伍,声势浩大。罗马406年从莱茵河调军回援,却引起更大规模的其他日耳曼部落的入境。408年阿拉里克包围罗马,勒索了大量钱财才暂时退兵。410年阿拉里克再次围困罗马,城内起义的奴隶打开了城门,放进了西哥特人,于是这座被誉为“永恒之城”的罗马城在奴隶和蛮族的内外夹攻下首次陷落。西哥特人入城后大肆劫掠。不久,他们向西进入高卢南部,继而将前已占领西班牙的汪达尔人逐走,于419年建立了以土鲁斯为都城的西哥特王国。而汪达尔人在5世纪初越过莱茵河侵入高卢,后又南下西班牙,被西哥特人打败后,渡海进入北非,于439年攻克迦太基城,建立了汪达尔王国。他们占领了北非,就等于切断了罗马的一个重要的粮食来源;汪达尔人的海盗行为也打破了地中海地区的平静,进而破坏了罗马帝国本身本已十分脆弱的商业网。455年,汪达尔国王该萨里克率领大批舰队渡海北上,攻陷了罗马,又把罗马洗劫一空。劫后罗马仅存居民7000人。其时,法兰克部落和勃艮第人成为高卢的新居民和征服者。5世纪中期,匈人在阿提拉的领导下跟踪而进,狂扫了东罗马帝国、意大利和高卢,要么以求和勒索钱财,要么进行杀戮和劫掠。罗马人联合了西哥特人、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进行抗击。后军中瘟疫,又逢阿提拉去世,匈人便引兵而退。西罗马帝国在其风蚀残年里的势力仅限于亚平宁半岛,在其他地方已经完全被蛮族出身的军事冒险家所占领。懦弱的皇帝被掌握意大利实权的蛮族将领废黜,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基督教的兴起[编辑]

宗教的创立,与其说是由于神学,不如说由于社会原因和经济条件。[8]吉尔柏·墨累勋爵在他的一本出色的书里,指出早期基督教的城市性质:「当我企图从大堆教义,如諾斯底主義三位一體说、一性论、阿里阿教派等的教义了解基督教的时候,我一无所得…基督教起初流传于安提阿和利凡得的许多商业和制造业城市的下层社会,然后由于本能的同情,它传入罗马和西方的类似阶层中间,并且和其他一些神秘教派一样,它的影响就扩大了起来」。[9]基督教产生后其信徒的社会成分有自由民,也有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但主要以下层民众为主。在基督教早期阶段,基督教会曾实行财产共有,外界视其为一种秘密宗教组织。[8]尼禄皇帝(54年—68年)在位时,教会的人数已增长到不可忽视的程度,从公元60年代中期罗马帝国政府的逼害就开始了。当时教徒普遍不分种族及社会阶层,就连当时的奴隶在信主以后亦可即时被接纳为弟兄。在此后的几个世纪,社会各阶层愈来愈多人加入教会,二世纪末罗马社会上层也开始有人信教。到君士坦丁一世在位時,在不少省份中已有不少基督徒擔任重要職務,擁有能左右國家事務的權力。為了得到基督徒的支持,並期望以一神論代替多神論來重建一個統一的羅馬帝國,313年君士坦丁发布了米兰诏令,基督教从此成为合法宗教,基督徒的人身和财产获得了法律的保护。[10]这样,罗马人民不论贫富都可拜在基督门下。基督教会反对民族区别,因此有不少外族包括日耳曼人、哥德人都開始信奉基督教。傳統希臘羅馬神話的多神信仰仍然存活了一個多世紀,但和一神教的基督教衝突日增,在亞歷山大城在宗主教區利羅治下,驅逐了猶太教人、焚燒了亞歷山大圖書館,自稱信奉基督的暴徒更殺害了希臘哲學家希帕提婭,進一步標誌著古典哲學輝煌的時期告一段落,代之而起的是基督教神學的時代。但一神論並沒有帶來一統的羅馬帝國,反而宗教的爭端漸多。在君士坦丁堡及帝國的東部,希臘語仍然是流通的語言,新約聖經亦是以希臘語流傳。在羅馬及帝國的西部,則以拉丁文傳教。在羅馬、君士坦丁堡、安提亞、亞歷山大城、耶路撒冷的牧區互不統屬。在幾次的大公会议中,基督教被国教化,三位一體被確立為正統,但其他學說則被視為異端,聶斯脫利被逐出教會在中東形成東方亞述教會阿里烏教派亦被逐出教會。教會不復是一个由穷人和中等阶层的人所组成的宗教社会,而变成为统治势力,組成阶层式和官僚式组织的团体,崇尚奢糜、争权夺利。[8]但亦有學者認為在羅馬帝國衰落的時期以至中世紀,基督教的死後永生和救贖論是在充滿動亂的時代人們的慰藉,而部份希臘羅馬的傳統亦被基督教吸收,因此罗马時代遺留的一些社会结构痕迹亦隱約地保存下來。[11]

要事年表[编辑]

3世纪[编辑]

4世纪[编辑]

5世纪[编辑]

部分有关罗马帝国衰落的论述[编辑]

通货膨胀说[编辑]

罗马帝国后期给世人留下最长久的证物是它的铸币。西罗马帝国晚年的硬币提供了铸币成分掺假的证据,银铸币的情况尤甚。在那些年,与以前同样面值的货币含有更多的低廉金属,仅仅在表层镀上贵金属。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帝国在短时期内快速扩张,出现了通货膨胀,加速了帝国的衰落趋势。由于帝国幅员辽阔,财政需要庞大的预算,去维持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通信、运输、军事所必不可少的)、水渠(许多城市需要供水)。此外,因帝国征服别国和民族的土地而不得不面对周边敌人,故大量的黄金、白银须消耗在军费上。为了应付上述问题,国家不得不频繁加税,也因此发行了劣质货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相反地,帝国征服的做法更加剧了政府和社会的经济压力,一些历史学家因此认为通货膨胀是罗马衰落的关键所在。

维吉提乌斯的军事退步说[编辑]

5世纪的军事思想家维吉提乌斯呼吁改革,以去除削弱军队战斗力的不利因素。历史学家亚瑟·费里尔认为罗马帝国,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没落很大程度上由于日耳曼雇佣兵涌入军队行列。“日耳曼化”引起军队文化水平下降,即“野蛮化”,不仅导致军备废弛和军事训练水平下降,还对士兵们对罗马政府和将军的忠诚产生负面影响。费里尔认同罗马史学家阿诺德·琼斯的观点:

贸易和手工业的萧条并不是罗马没落的原因。农业也有衰退的趋势,一些从前的耕地被搁到一边,有些地方这种弃置还是很大的规模,尽管有时候确实蛮族的入侵所致。然而,引起这种窘迫的主要原因是对小土地(相对于大地主领地而言)过高的税率,因此小土地荒废。

琼斯十分肯定的是,庞大的军费开支刺激高税收,间接地引起蛮族的入侵。[12]

爱德华·吉本画像

爱德华·吉本[编辑]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年—1788年)一书裡,吉本将罗马衰亡的悲剧一方面归咎于城市公民道德败坏。罗马公民逐渐地把保卫帝国的任务交给蛮族佣兵,而基督教的传播将民众对现世的兴趣转向来世的天堂。「罗马的衰落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盛极必衰,过度的军事扩张加速了它的毁灭;只要一时半会解除外力支持,更惊人的建筑也会因其自身的重力崩塌。」吉本写到,「提到文明的退化和基督教,我才是真正地谈到罗马的没落」。

亨利·皮朗[编辑]

19世纪后半叶,历史学家们更倾向于研究罗马帝国与后罗马时期日耳曼诸王国的延续性,而不是对两者历史进行切割。在《历代法国政治》(1875年—1889年)一书中,德·库朗日认为蛮族人只是延续了对罗马的机构转化过程。

亨利·皮朗在他1920年出版的“皮朗论集”中继承了上述观点,直到今天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他认为,自蛮族入侵后,罗马模式并没有发生迅速改变,蛮族到来并不是为纯粹的破坏,只是加入这个体系并从中获利,因此他们也保留了罗马的生活方式。皮朗论集裡将法兰克帝国看作罗马帝国的复兴,因此将查理曼和神圣罗马帝国的首位皇帝认为是罗马皇帝的继承者也是理所当然的。在皮朗看来,罗马的历史进程真正终结是由于7世纪和8世纪阿拉伯人的扩张。伊斯兰扩张使今天土耳其东南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北部非洲、西班牙、葡萄牙与西欧的经济联系被切断,使两者贸易往来停滞。西欧从此持续贫穷落后,所以到查理曼时代西欧农业下降到仅能维持生计的水平,没有了长途贸易。皮朗关于罗马在蛮族入侵前后持续的论点,得到了后来的一些史学家的支持。

一些现代的评论者认为皮朗论集有两点是错误的:将加洛林王朝看做罗马政府;过于强调伊斯兰对东罗马扩张的影响。又有其他评论者争论道,阿拉伯人对地中海贸易航线的干扰也许没有皮朗认为的严重。米歇尔·麦考密克根据近来的出土发掘描绘出当时新的贸易路线,更重要的是,有关记载和硬币证明阿拉伯货币曾进入过加洛林帝国。麦考密克由此推断,如果有货币流入,那肯定也有某种形式的货物的流出,如奴隶、木材、武器、蜂蜜、琥珀、毛皮等等。

约翰 B. 伯里[编辑]

20世纪初的约翰·伯里,反驳了当时盛行的由吉本创立的道德败坏以及基督教和异教相冲突的观点。相对于吉本,他更注重阐明事实,而不是争论何为真相。他认为,吉本有关道德败坏的考虑是值得肯定的,但又是片面的。伯里作出过以下的判断:[13]

「罗马力量的瓦解…是一系列不可预见的事件的后果。没有概括性的理由说明它就是不可避免的。」

在伯里看来,众多危机是积累而来的:经济萧条、日耳曼人扩张、意大利人口减少、对边区日耳曼“同盟者”的军事依赖、斯提利科的悲剧性叛变(尽管伯里不确定其是否属实,但不该有的后果还是发生了)、尚武精神的蜕化、埃提乌斯将军被杀,却无人能胜任其职——一系列的不幸的结合,结果是毁灭性的:

「帝国军队很大程度上已经依靠招募来的野蛮人了…这些野蛮人也是需要权利和财富的诱惑的。这就必然使这个古老的地中海帝国军事松弛。为日耳曼军人提供高级将领位置的政策固然有其实用之处,但其带来的政治风险在MerobaudesArbogastes这两名将军中体现出来。这项政策虽不会使帝国分裂瓦解,但日耳曼化已逐渐渗透和影响着西部省份。如果说这个日耳曼化是注定的,那也有通过其他方式发生、少些暴力、晚些发生的可能。近期以来,关于5世纪罗马失去西部省份的论述要点在于,是否某种现象被描述为它衰落的原因或者后果是正确的;中心问题即是,罗马人依靠蛮族作战的弊端可以被认为其悲剧的一个原因,但这种看法的缺点是,是否一些其他的意外事件已经使罗马存在的更久或是加速了它的崩溃。」[13]

罗斯托夫兹夫、路德维希·米塞斯、布鲁斯·巴特利特[编辑]

历史学家罗斯托夫兹夫和经济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都声称不健康的经济政策是罗马帝国陷入困境的关键。根据他们的说法,到2世纪末,罗马帝国已经发展了一个多元的市场经济,使贸易自由的进行。关税是低的,控制食品和其它日用商品价格的法律几乎不起明显的阻滞作用,因为它所控制的价格基本与市场价格持平。到了3世纪,货币贬值(也就是货币中,像金、银、铜这些贵金属含量降低),致使许多意义重大的商品价格低于自由市场调控水平。因此,人为的价格异常导致食物短缺,特别是在居民靠买卖获取食物的城市。尽管有试图阻止城市居民向乡村迁徙的法律法规,但城市还是逐渐变得空寂:民众放弃他们原来的城镇专职行业,到农村去经营自给农业。政府不力的经济调控加之苛捐杂税,使得商业贸易严重受损,生产技术革新变得困难,进而影响了整个帝国的财源。[14]

布鲁斯·巴特利特将货币贬值的追溯的尼禄统治时期,到了3世纪金融体系实际上已经崩溃。布鲁斯将这种现象看做国家社会主义。金钱税收已经被直接征收取代,例如直接从农民那里征收粮食和牲畜;个人固定在一个工作职位或职业,农民被限定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的孩子也只能继承前辈的劳动,此规定同样加在其他行业。工人和商贩们各有组织行会,事实上到处都被政府机关影响着,成员们按要求生产和工作。在乡村,人们也成了地产的附庸,寻求官员和收税者的保护;这种封闭式的经营貌似封建主义的开端,为内部提供必需品而几乎不与外界产生贸易联系。[15]

彼得·希瑟[编辑]

彼得·希瑟在他的著作《罗马帝国的衰亡》(2005年)中,声言尽管帝国统治有越来越专横的趋势和存在通信困难的问题,但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纪的部分时期局势还是能控制在国家手中。他说,最初的困难迹象浮现在伊朗的萨珊帝国(226年—651年):

萨珊帝国有足够的内部力量将罗马军团拒于幼发拉底河、亚美尼亚大部和土耳其东南部以外。许多现代读者都倾向于认为“匈奴人”是罗马应遭到的报应,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东方的萨珊吸引了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兴趣。实际上在3世纪晚期以前,约25%的罗马军事力量被用来对付东方的萨珊…而东罗马的军队份额达到了40%。[16]

希瑟随后推断,罗马将大量的力量耗在东方,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胜利,但此项目的财力支出浩大而无法顾及其他支出,这带来了两大负面影响。首先,地方官员们发现用于当地的基础设施的资金吃紧;其次,地方官员开始注意应有的拨款被用到哪里去了…他们纷纷脱离了地方而转向中央政府去。希瑟提出多米诺式连锁反应,即远方族群对周边民族施压,致使后者向帝国内部迁徙。376年哥特人(日耳曼人的一支)的侵入就是缘于匈奴人在黑海北岸的迁徙活动,而这也产生了连锁反应。自1世纪以来,由于长期与罗马发生联系,日耳曼人社会有了显著的发展,最终成了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

希瑟并不赞同吉本所说的基督教化和道德没落引起的社会全面崩溃。他也不将政治内讧列为一个原因,因为纵观帝国历史这种事也是经常性的,在5世纪那个社会环境裡这种内部矛盾已经显得苍白无力了。像伯里一样,希瑟不认为帝国的衰亡是必然的,而是一系列不利事件的摧残引起的;但希瑟又异于伯里的,即将衰亡的时间表推前到萨珊帝国的崛起。

阿德里安·高斯沃西[编辑]

The Complete Roman Army一书作者英国军事史学者阿德里安·高斯沃西看来,罗马帝国的崩溃不在于军队结构,而在于军中各派系之间为争夺权力而引起的内讧。这必然导致军队战斗力和社会基础的削弱,而难以对付越来越多的罗马的外部敌人。无论相对于蛮族还是先进国家,军队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战术和战略水平;这在与日耳曼部落的斯特拉斯堡战役(357年)和在4世纪维持与萨珊波斯之间的边界上,可以体现出来。高斯沃西称,「中央权力在减弱,社会和经济问题不断,但尤为重要的是,无休止的内战难以使军队保持高度的战斗力和听命于统一的政治命令。」[17]

环境退化[编辑]

有一种说法是,环境退化导致了人口下降和经济萧条。森林开伐和过度放牧致使农田和草原退化,不合理的灌溉和排水系统泛滥也产生了土地盐渍化问题,在北非尤为严重。这些人为活动的后果是,原本肥沃的土地变得不宜耕作,在有些地区最终出现了荒漠化,许多野生动物灭绝。[18]上述论断是贾德·戴蒙在《大崩坏》一书中所探究的。另外,高税收和徭役使人们被要求在原有的农田上,产出更多用于交易和供给人口稠密的城市的粮食。罗马的城市裡有着大量从事各种专门工商业的人口,一旦没有了资源补给,粮食和水的短缺、疾病便蔓延了。

古代晚期说[编辑]

彼得·布朗首创的“古代晚期”研究领域学者们,继承了亨利·皮朗的相关观点。他们认为,罗马的后期文明的转化历时几个世纪,中世纪文化是建立在罗马文化基础之上的,古典文明和中世纪文明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故而这个转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进程而不是历史的突然断层。布朗在他的书裡写道:

「我们自然所想到的造成罗马后期危机的因素: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公共灾害,外来宗教思想的侵蚀,宗教信徒们的期望提高和恐惧加深——在2世纪晚期和3世纪也许没有人们想象的严重。地中海的城镇本来是小城镇,而里面的居民与农村村民们的生活方式是迥异的,故而乡村化的趋势也是不明显。」[19]

铅中毒说[编辑]

除了蜂蜜以外,古罗马人的甜味剂是寥寥无几的。他们会在锅裡做一种甜味的浓果浆,可调甜酒和食物。而煮沸的糖浆裡含有Pb(C2H3O2)2(二价的醋酸铅)[20]

这种糖浆的主要烹调用途是为葡萄酒调味,但也会用作瓜果和肉菜的添加剂、酸化剂,甚至還被用來喂食动物以使他们的肉更加美味。糖浆加在加隆酱汁上是当时盛行的调味料。糖浆又可与蜂蜜、水一起醃製木瓜、甜瓜,有些罗马妇女也用作美容,在军队的储粮中也常常作为食品防腐剂。[21]以下列表是对罗马帝国民众生活中的铅摄入量的估计:[22][23]

人群 来源 铅浓度 每日摄入量 吸收率 每日吸收量
贵族
空气 0.05 µg/m3 20 m3 0.4 0.4 µg/天
50 (50-200) µg/l 1.0 L 0.1 5 (5-20) µg/天
300 (200-1500) 2.0 L 0.3 180 (120-900) µg/天
食物 0.2 (0.1-2.0) µg/g 3 kg 0.1 60 (30-600) µg/天
其他 5.0 µg/天
總計 250 (160-1250) µg/天
平民
食物较少,酒消耗相同 35 (35-320) µg/天
奴隶
食物更少,酒0.75L 15 (15-77) µg/天

铅不会快速从人体内排出,而是形成磷酸盐累积在骨中。[24]这种物质在现存的骨骼中已被检测出来。[25]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萨拉·比塞尔博士对赫库兰努姆发现的骨骼所进行的化学分析发现,铅浓度达到了84 ppm[註 1],这个数据相对于古希腊山洞发现的含3 ppm铅的骨骼,以及现代美国人和英国人骨骼中20—50 ppm的铅含量,被认为是很高的。[25]

铅中毒对罗马帝国的衰落影响有多大,现在还存在巨大的争议。相对于铅中毒说,一些历史学者仍引用其他因素作为罗马衰亡的更重要原因。[20]

参考资料[编辑]

  1. ^ Bowersock, "The Vanishing Paradigm of the Fall of Rom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49.8 (May 1996:29-43) p. 31.
  2. ^ Alexander Demandt: 210 Random Guesses, from Crooked Timber weblog entry August 25, 2003. Retrieved June 2005.
  3. ^ Alexander Demandt: 210 Theories, Source: A. Demandt, Der Fall Roms (1984) 695. See also: Karl Galinsky in Classical and Modern Interactions (1992) 53-73.
  4. ^ Arnaldo Momigliano, echoing the trope of the sound a tree falling in the forest, titled an article in 1973, "La caduta senza rumore di un impero nel 476 d.C." ("The noiseless fall of an empire in 476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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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Arther Ferrill,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Military Explanation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86.
  13. ^ 13.0 13.1 Bury, J.B.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 Vol. I Chap. IX
  14. ^ See, for instance, How Excessive Government Killed Ancient Rome, by Bruce Bartlett,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ivilization, by Ludwig von Mises
  15. ^ How Excessive Government Killed Ancient Rome, by Bruce Bartlett
  16. ^ Albion's Seedlings: Heather -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 ^ The Complete Roman Army (2003) p. 214 Adrian Goldsworthy
  18. ^ Lunds universitet
  19. ^ Peter Brown, The Making of Late Antiquit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2-3
  20. ^ 20.0 20.1 Milton A. Lessler. Lead and Lead Poisoning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 Times. [11 JAN 2009]. 
  21. ^ Director: Chris Warren. Tales of the Living Dead: Poisoned Roman Babies, television. Brighton TV for National Geographic. 2004. 
  22. ^ Nriagu JO; Fernandez, P. L.; Alonso, P. L. Saturnine gout among Roman aristocrats. Did lead poisoning contribute to the fall of the Empire?. N. Engl. J. Med. 1983.March, 308 (11): 660–3. doi:10.1056/NEJMc062352. PMID 17079773. 
  23. ^ Mark E. Anderson MD FAAP. Children’s Environmental Health: Tribal Nations CEH Summit. 22 AUG 2007 [11 JAN 2009]. 
  24. ^ Metabolism of Lead. [11 JAN 2009]. 
  25. ^ 25.0 25.1 A Clue to the Decline of Rome. The New York Times. 31 MAY 1983 [11 JAN 2009]. 

备注[编辑]

  1. ^ ppm是指相关物质质量占全体质量百万分比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