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菲战争
| 菲律宾-美国战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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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菲律宾保安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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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揮官和领导者 | |||||||||
| 兵力 | |||||||||
| 80,000–1,200,000[來源請求] | 總數約126,00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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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亡与损失 | |||||||||
| 約12,000-20,000人被殺[1][5] | 4,165人死亡 (約75%是病死),[6]約3,000人受傷;2,000菲律宾保安队人员伤亡[7] | ||||||||
| 菲律宾平民死亡: 約200,000至1,500,000[5][8][9] | |||||||||
| a 官方的战争结束时间是1902年7月4日,尽管摩洛族、Pulahan信徒、卡蒂普南的餘部和塔加拉共和国继续战斗直到1913年6月15日。[10][11] | |||||||||
菲律宾-美国战争,也称为菲律宾独立或菲律宾起义(1899-1902)战争[12],由最初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並成立菲律賓第一共和國,轉變成對抗美國兼併菲律賓的新殖民戰爭。[13][14]这场战争发生在菲律宾革命和美國西班牙開戰之後,是菲律宾独立斗争的一系列冲突之一。
1899年2月4日,美国和菲律宾共和軍之间爆发战斗,并迅速升级到1899年的马尼拉战役。1899年6月2日,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正式对美宣战。[15]这场战争在1902年7月4日正式结束。[16]
然而,卡蒂普南組織的成员继续與美军戰鬥。Macario Sacay将军也在其中,他是一位资深的卡蒂普南成员并曾经担任塔拉加共和国的总统。塔加拉共和国是在总统阿奎納多被捕后,于1902年宣告成立的。其他的团体,包括摩洛族人和Pulahan信徒,始终保持敌对状态直到他们在1913年6月15日於Bud Bagsak战役中失败。[10][11]
对这场战争的反对启发马克·吐温在1898年6月15日建立了「反帝国主义联盟」。这场战争和美国的占領改变了菲律賓的文化景观,大约有34,000-1,000,000人员伤亡,作为国教的天主教會脱离了政府體制(国家政教分离),同时引进英语作为政府和一些企业的主要语言。1916年,美国给予菲律宾自主权并承诺最终成立自治政府,该承诺最终于1934年兑现。1946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承认菲律宾独立并通过了《马尼拉条约》。
目录 |
背景[编辑]
菲律宾革命[编辑]
1892年7月7日,来自马尼拉的仓库保管员和业务员安達斯·波尼斯奧成立了「卡蒂普南」,一个致力于通过武装抗争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的革命组织。[17]卡蒂普南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其成员被称为Katipuneros,他们于1896年领导了菲律宾革命。[10][18]在甲米地省的战斗者们赢得了早期的胜利。埃米利奧·阿奎納多是甲米地省最有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之一,他是Cavite El Viejo(现代的 Kawit)的市长并控制着甲米地省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最终,阿奎納多和他的派系取得了这一运动的领导權。1897年,阿奎納多当选为反叛者政府的总统,而落選的波尼斯奧被指控犯叛国罪而被处决。[10][19]阿奎納多在現代被官方視為菲律宾第一位总统。
阿奎納多的流亡和返回[编辑]
1897年12月,斗争进入僵局。1897年8月,阿奎納多和当时的西班牙总督Fernando Primo de Rivera进行了停战谈判。到12月中旬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如果阿奎納多答应去流亡国外,总督将分三期支付协议中所写的“800,000(墨西哥)元”给阿奎納多。[20][21]阿奎納多随后在香港为自己找到了立足之地。[20][22]阿奎納多临走时谴责了革命,力劝菲律宾的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并宣布那些继续进行敌对行动的人为土匪。[10]然而,一些菲律宾革命者仍旧继续进行反对西班牙殖民政府的武装斗争。[10][23][24][25][26][27]
阿奎納多在1899年回顾性地写道,在1898年4月22日到25日之间,他在新加坡会见了美国领事E. Spencer Pratt和Rounceville Wildman,他们劝说他再次成为领导革命的核心。Pratt通过电报和乔治·杜威上将(美国海军亚洲中队的指挥官)进行了沟通,杜威向阿奎納多保证美国将至少承认菲律宾在美国海军的保护下的独立,并补充说没有必要制定一份正式的书面协议,因为海军上将和美国领事的话实际上相当于最庄严的承诺,他们的口头承诺和保证会被不折不扣地履行,并不可归与西班牙人的承诺或西班牙人观念中的诺言。[28]阿奎納多回电同意返回菲律宾,他从新加坡搭乘马六甲号汽船到达香港,再从香港乘坐美国派遣的McCulloch号于5月19日到达甲米地。[28]1899年8月6日,《纽约时报》写道,Pratt取得一項法院命令,禁止公布一些“或许可以被视为顯示了他和阿奎納多之间的积极的关系”的陈述。[29]《纽约时报》报道说,法庭判决维护了Pratt先生的立场,也就是他没有和阿奎納多进行所谓的“与政治人物的交易”,而出版商撤回了出版与之相反的陈述。
在卡米金,阿奎納多报告了与杜威上将会面,并回忆说:“我问他是否真的给那位在新加坡的领事Pratt先生发了所有那些Pratt告诉我他收到了的电报。海军上将回答是肯定的,并补充说美国已经到菲律宾来保护当地人并把他们从西班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说,美国在领土、税收、资源方面非常富裕,因而不需要殖民地,最终使我确信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美国对于菲律宾的独立性的承认。”[28]杜威在5月下旬被美国海军部下令疏远阿奎納多,以免他向菲律宾军队做出什么不利的承诺。[30]
在阿奎納多回归的数月之后,菲律宾革命军攻克了菲律宾境内几乎所有西班牙占有地区。马尼拉也被12000人的菲律宾军队完全包围,菲律宾人现在控制了菲律宾。阿奎納多向美国人移交了15,000个西班牙俘虜,向美國人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6月12日阿奎納多在他在Cavite El Viejo的家中宣布独立。
8月12日,西班牙和美国签署了和平协议,可是美军指挥官未知悉這事,13日美国军队从西班牙手中攻佔马尼拉。[31]总督Fermin Jaudenes与杜威和Wesley Merritt将军达成了一个秘密协定。Jaudenes特别要求只向美国人投降,而不是向菲律宾叛军。为了挽回面子,他提出在西班牙投降之前与美国人进行一个模拟战;而菲律宾人将不会被允许进入城市。杜威和Merritt同意这一点,而两个阵营中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个协定。在模拟战前夕,Thomas M. Anderson将军电告阿奎納多,“在没有得到美国指挥官的允许前,不要让你的部队进入马尼拉。在帕西格河的这一边你会受到攻击”。[32]
在西班牙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开始时,美国人和菲律宾人已经成为对抗西班牙的盟友;现在西班牙和美国人建立了伙伴关系,共同驱逐菲律宾叛乱分子。美国和菲律宾军队之间的战斗险些爆发,因为前者在攻击前夕的重要关头将后者驱逐出了马尼拉周围的战略位置。美国人坦率地告诉阿奎納多他的军队不能参与战斗,而且如果他们进入城里会被攻击。叛乱分子由于被拒绝胜利进入自己的首都而被激怒,但是阿奎納多在等待他的时机。双方关系持续恶化,然而,对于菲律宾人来说,美国人将占领他们的国家已经变得清晰了起来。[30]
6月12日的菲律宾独立宣言并没有得到美国或西班牙的承认,而西班牙政府在1898年12月10日签署的《巴黎条约》中把菲律宾割让给了美国。
在1899年1月1日,阿奎納多被宣布为菲律宾总统——就是后来被称作「菲律宾第一共和国」的唯一的一位总统。[33]后来他在布拉干省的馬洛洛斯市组建了国会以起草宪法。[34]
杜威上将后来辩称,关于未来他没有承诺过任何事:
“从我对阿奎納多和他的顾问的观察中我认定以一种官方的方式与他或他的追随者合作是不明智的……总之,我的政策是避免任何与叛乱分子纠缠不清的联盟,然而我很欣赏的是,在我们的部队到来之前,他们可能有帮助。”[26]
对美国的战争[编辑]
冲突的起源[编辑]
菲律宾历史学家Teodoro Agoncillo在写到“美国背叛”时说,是美国首次接触在香港和新加坡的阿奎納多并说服他与杜威合作,从西班牙手中夺取权力的。在承认杜威可能并未允诺阿奎納多美国承认菲律宾独立(杜威无权作出这样的承诺)的前提下,他写道,杜威和阿奎納多有一个与共同敌人斗争的非正式联盟,杜威秘密安排西班牙向美国军队投降,从而破坏了联盟,并且在获得投降后恶劣地对待阿奎納多。Agoncillo总结美国对阿奎納多的态度“……表明他们并非作为朋友来到菲律宾,而是一个装作是朋友的敌人。”[35]
1898年12月21日,麦金莱总统签发了一份《亲善同化宣言》。奥蒂斯将军将其出版推迟到1899年1月4日,并删除了原来版本中术语“主权”、“保护”、“中止的权利”的含义。[36]然而,当时在Iloilo 的Marcus Miller将军并不只知道奥蒂斯已经公布了修订版,将未删减版的宣言副本交给了一个在那儿的菲律宾官员。未删减版本继而流转到了阿奎納多的手上。1月5日,阿奎納多发表了一份反宣言:[37]“我的政府无法对这样一个暴力并侵略性地攫取领土并妄称自己是受压迫国的捍卫者的国家视而不见。所以如果美国军队试图暴力将Visayan岛屿据为己有,我的政府愿意采取公开的敌对行动。我在世人面前谴责这些行为,为了人类的良知可能会对谁是真正的压迫者和人类的折磨者宣布它的永无过失的判决。[38]”在修订后的宣言发布的同一天,阿奎納多“最郑重地”抗议“美国政府对这些岛屿的入侵。[39]”
奥蒂斯视这两个宣言等同于战争,提醒他的部队堤防并加强观察哨。另一方面,阿奎納多的宣言有力地激发了群众与由盟友变成的敌人斗争的决心。[39]2月4日晚上,两个美国哨兵在马尼拉的San Juan del Monte桥值班,其中一个是Pvt. Robert William Greyson,打响了开始1899年马尼拉战役的枪声。次日,Arthur MacArthur将军,在没有调查开火原因的情况下,命令他的部队向菲律宾军队发起进攻,从而开始了全面大规模的武装冲突。[40]
第一菲律宾委员会[编辑]
在1899年1月20日,麦金莱总统任命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博士主持一个包括Dean C. Worcester、Charles H. Denby、杜威海軍上將和奥蒂斯将军为成员的委员会,调查海岛状况并提出建议。二月,战争在美国与菲律宾武装之间爆发。当非军事委员会成员与三月抵达时,他们发现奥蒂斯将军将委员会视为对其权威的侵犯。[41][42][43][16]
在次年他们向总统发出的报告中,委员们承认了菲律宾的独立诉求;但是,他们说菲律宾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具体的建议还包括对马尼拉建立文官控制(奥蒂斯将享有超过城市政府的否决权),尽快创立平民政府,特别是在已经宣布“平定”的地区(美国行政首长当时是海岛的军事总督),其中包括建立两院制的立法机关、省级和市级的自治政府、和免费的公立小学系统。[42]
1900年11月2日,舒尔曼博士签署以下声明:
“如果我们的权力被任何恶性事故撤回,我们的委员会相信菲律宾将迅速陷入无政府状态,这很可能导致其他权力的干预和海岛的最终分离。所以,只有通过美国的占领,是获得自由、自治和统一的菲律宾联邦的理想方式。并且从菲律宾必不可少的需求出发,保持美国对群岛的统治权被所有聪明的菲律宾人,甚至是渴望受美国保护的起义军所认可。事实上,后者将受益而把责任留给我们。然而,他们意识到菲律宾不能独自存活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所以菲律宾人的福利与禁止我们抛弃群岛的民族尊严的指令相一致。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无法逃避我们的主权赋予政府的责任;并且委员会充分相信我们国家责任的履行将会给菲律宾岛屿的人民带来最大的福祉。[……]”[44]
第二菲律宾委员会[编辑]
由麦金莱于1890年3月16日任命的并由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领导的第二菲律宾委员会(塔夫脱委员会)被授予立法的和有限的行政权力。在1900年9月和1902年8月之间,它颁布了499部法律。建立了一个包括最高法院的司法系统,起草了一部取代过时的西班牙条例的法典。组织了一套行政部门。1901年市政法对民选总统、副总统和市政委员会的议员做出了规定。市政委员会成员对征税、维护市政财产和进行必要的建设项目负责;他们还选举省级的首脑。[43][45]
美国的战争策略[编辑]
美国战术[编辑]
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策略从常規的对抗西班牙改为对起义的镇压。战略随对关键领域的控制和对平民游击队伍的隔离而改变。集中营或“保护区”的使用,而非美军全面投入战争,理论上防止了平民生命的不必要损失。然而,由于恶劣的卫生条件,许多的被拘禁者死于痢疾。[46]
美国政府和媒体通过道德演说的使用来支持美国在菲律宾行动的正当性。Stuart Creighton Miller写道:“美国人利他地卷入与西班牙的战争,去把古巴人、波多黎各人,和菲律宾人从残暴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如果他们在菲律宾逗留了太长时间,那是为了保护菲律宾不受等待美国撤军的欧洲大鳄的侵扰,和指导他们学习美国式的民主。”[47]
奥蒂斯将军的行动[编辑]
奥蒂斯将军因他在菲律宾的行动而声名狼藉。尽管华盛顿方面给予了奥蒂斯许多避免军事冲突的命令,他并没有为防止战争爆发采取什么举措。值得注意的是,战斗开始后不久,他拒绝了埃米利奧·阿奎納多结束战斗的建议,并宣传“战斗,已经开始,必须持续到严峻的结束”。奥蒂斯拒绝接受除菲律宾军队无条件投降之外的任何提案。他常常在没有第一时间与华盛顿领导层商议的情况下自己做出重大的军事决定。他在菲律宾人的反抗会很快瓦解的感觉下挑衅地处理菲律宾问题;即使在这被证明是错误之后,他继续坚持认为起义已经被击败,其余的人员伤亡是由“個別不法分子團伙”造成的。[48]
奥蒂斯在从媒体隐瞒美国军事战术的消息中也扮演了重大的角色。当描述美国暴行的信件到达美国媒体,陆军部参与了并要求奥蒂斯将军调查它们的真实性。每一则剪报被发送到原作者的指挥官处,然后说服或迫使该士兵写撤回原作的声明。[49]
同时,奥蒂斯声称菲律宾叛军对美国战俘用“严刑”逼供。[50]在1899年的年底,埃米利奧·阿奎納多试图通过提议由中立方——外国记者和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来检查他的军事行动以反驳奥蒂斯将军的说法。奥蒂斯拒绝了,但埃米利奧·阿奎納多设法在暗中把四位记者——两位英国的,一位加拿大的,和一位日本的——带入菲律宾。这些通讯员返回马尼拉报道,美国战俘“受到的待遇与其说像俘虏,不如说更像客人”,“享用这个国家所能给予的最好膳食,并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报道接着说美国战俘在菲律宾军队被给予佣金,并且有三人已经接受。四位记者的报道一被出版,他们就被驱逐出菲律宾了。[51][52][53]
被释放的海军中尉J.C. Gilmore坚持说他受到了“相当的待遇”,并且他并未比他的逮捕者更多挨饿。奥蒂斯对这两篇文章的反应是下令“逮捕”并“调查”两名作者,从而质疑他们的忠心。[54][55]
当国际红十字会的F.A. Blake应埃米利奧·阿奎納多的要求达到时,奥蒂斯将他限制在马尼拉,在那儿奥蒂斯的随从向其说明所有菲律宾人对文明战争的违反。Blake设法逃离看护,冒险进入战场。Blake并未越过美国的界限,但即使在美国的领域里,他看见被烧毁的村庄和“恐怖地残缺不全的身体,腹部被割开及间或被斩首的”。Blake等回到圣弗朗西斯科以后,告诉一个记者“美国士兵决心杀死所能看到的每个菲律宾人。”[56][57][58][59]
菲律宾的战争策略[编辑]
菲律宾的武装力量估计在80,000到100,000人之间,以及成千上万的附属人员。[3]武器和弹药的缺乏对菲律宾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阻碍。
菲律宾第一共和国追求的目标,或者说终极状态,是一个具有主权的、独立的、社会稳定的,由ilustrado(知识分子)寡头政治领导的菲律宾。[60]当地的首领、地主和商人是控制当地政治的principales。当 illustrados、principales和农民联合对抗併吞时战争最猛烈。[60]为游击队提供人力的农民,与他们的illustrado领袖、他们村庄的principales有不同的利益。[60]与种族和地理的分裂相结合,联合是一项使人畏缩的任务。阿奎納多和他的将军们的挑战是维持统一的菲律宾公众的反对派;这是革命者们战略上的重心。[60]
菲律宾运作的重心是在战场维持100,000非正规军的能力。[61]菲律宾的Francisco Makabulos将军把菲律宾的战争目标描述为“并非击败美国军队,而是造成他们持续的损失。”他们寻求首先使用传统战术和增加美国的人员伤亡来促使麦金莱在1900年总统选举中的失败。[61]他们的希望是公开承认自己是反帝国主义者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作为总统将会从菲律宾撤军。[61]他们以更好适应拖延斗争的游击战术来追求这个短期目标。[61]尽管这一目标在短期内鼓舞了革命者,麦金莱的胜利使他们士气低落并且使许多决心不稳的菲律宾人确信美国将不会很快离开。[61]
游击战争阶段[编辑]
在189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革命领导人在战略上已经把游击战视为苟延残喘的最后法宝,而不是当作扭转不利战况的有效方法。1900年11月13日,埃米利奥·阿贵依奥尔多发出命令,之后游击战成为了主要战略。这使得菲律宾群岛上的所有美占区的统治在接下来几年中变得更加艰难。事实上,仅仅在游击战发动的前四个月中,美军已接近500伤亡。菲律宾军方展开了血腥的偷袭突击,如在Paye, Catubig, Makahambus, Pulang Lupa, Balangiga 以及 Mabitac的游击胜利。起初,甚至看起来菲律宾人将使击败美军迫使他们撤退。就连麦金利总统在开始阶段也曾一度这么认为。
游击战的转变促生了美军的“整体战”学说。平民得到身份认证后被强迫在官方规定日期前进入集中营,在那之后,所有没有身份证明于集中营之外被看见的人将被立即射杀。成百上千的平民由于很差的环境死于集中营内。但是这也加快了战争的结束。
菲律宾第一共和国的衰败[编辑]
常规作战期间菲军在美军面前继续遭受失败,迫使阿贵依奥尔多不断更换作战基地,他所做的几乎在整个战争期间持续。
1901年3月23日,在支持美国一方的一个名叫Macabebe Scouts的菲律宾人的帮助下,Frederick Funston将军和他的军队占领了帕拉南,伊莎贝拉, Scouts身着菲军的制服,美军佯装作他的俘虏。当Funston一行一进入阿吉纳尔多的军营,他们马上进攻守卫,很快地压制了疲惫的对手。
1901年4月1日,在马尼拉的Malacañang Palace,阿吉纳尔多发誓接受美国当局并保证效忠美国政府。4月19日,他向美国签署了正式投降宣言,让他的追随者们放下武器放弃抵抗。“让血河的流动停止,让泪水和忧伤终结,”阿吉纳尔多说道,“战争持续的教训和我最近才意识到的重要性,使我确信战争的完结与和平的维持不仅是人们所渴望的更是菲律宾人民的本质需求。”
阿吉纳尔多的被俘给予了菲律宾人强烈打击,但程度未及美军所希望的那样。米盖尔·马尔瓦尔将军接管了菲政府的领导权,或者说是剩下部分的权力。起初他采取防御立场对抗美军,但是之后在八打雁地区对美军占领城镇发动了全面攻势。[11]萨马岛的Vincente Lukban将军,以及其他军官,都在各自地区继续战斗。[11]
作为回击,J. Franklin Bell将军也采取战术反击马尔瓦尔的游击战术。强迫平民住进集中营,对他们使用水刑来审讯,协同他的焦土战略,一并对菲律宾革命分子予以重创。
贝尔也无情地追踪者马尔瓦尔和他的部下,击溃对手,打压斗志,逼迫菲律宾士兵投降。最终,在1902年4月13日,马尔瓦尔和他的手下官员以及家人一起投降了。在4月末,接近3,000个马尔瓦尔的部下也随之投降。随着马尔瓦尔的投降,菲军战力开始更进一步地被削弱。
战争的正式结束[编辑]
Philippine Organic Act of July 1902批准了麦金利先前建立菲律宾委员会的行政命令,规定立法机构将由选举出的下议院Philippine Assembly以及上议院组成建立。这个法令也为美国人权法案的延伸提供了基础。
7月2日,由于抵抗美国的暴动的结束和地方政府的建立,美国战争部长发电说明结束军事主管办事处。7月4日,西奥多·罗斯福(于1901年9月5日麦金利总统遇刺当上总统)对曾在菲律宾群岛上参与冲突的所有人宣布赦免罪责。
难以调解的纠纷[编辑]
历史学家康斯坦丁诺声明由于卡蒂普南和其他不可调解反抗势力的残余,继续同美国军队和菲律宾警察作战负隅顽抗,非官方层面的战争仍将持续接近十年。但是在战争的末期,总督塔夫脱更愿意依靠菲律宾警察而不是美军的军事介入。事实上,他也因此被谴责。
1903年9月25日,在比科尔岛——马尔瓦尔投降的地方,Guinobatan, Albay的Simeon Ola投降了,他是记载下的最后一个投降的菲军将军。
1902年一个卡蒂普南的老兵Macario Sakay在南部的吕宋岛创立了另一个塔加拉族共和国,名字叫Katagalugan。1906年随着Sakay和他的追随者被美国当局当作盗贼捕获并在接受赦免之后,这个共和国便终结了。
Pulahan信徒[编辑]
图为上尉Cornelius C. Smith,荣誉勋章获得者,隶属美军第十四装甲部队,1904年。
准宗教武装团体在各省抗击着美军。这些团体包括Pulahan信徒,因为他们的红色服装而被这样称呼;以及colorum和Dios-Dios(字面意思就是“上帝上帝”)。他们大部分由农民和其他穷苦人民组成,被救世主似的领导者如Dionisio Seguela(即Papa Isio)率领,揉合了罗马天主教和民间信仰。举个例子,他们相信被称为agimat或anting-anting 的护身符,可使他们刀枪不入。这些运动被美国政府当作盗贼、狂热分子之類去鎮壓。最后的这类团体也在1913年之前被击败或者投降了。
摩洛族叛乱[编辑]
在和阿吉纳尔多爆发战争时,美国政府與苏禄蘇丹國签下了在摩洛族领土避免战争的和平条约。然而,在北部的抵抗大为减弱后,美国开始在摩洛族领土开辟殖民地,这激起了摩洛叛乱。1904年4月4日,从Taraca之戰开始,美军对Datu Ampuanagus开战,Datu Ampuanagus在損失了200名部下后投降。在那之后许多战役被打响,这一直持续到1913年6月15日。在這場冲突中,Bud Dajo和Bud Bagsak的战役是最著名的,因為造成妇女和儿童死伤。
政治氛围[编辑]
美国人的反对[编辑]
一些美国人,尤其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马克·吐温、安德鲁·卡耐基、欧内斯特·克罗斯比,和其他的美国反帝国主义联盟的成员,强烈反对吞并菲律宾。反帝国主义者宣稱美国已經变成一个新的殖民势力,取代西班牙成為在菲律宾的殖民势力。其他反帝国主义人士出於种族原因反对兼并。这些人中,南卡罗来纳州的本杰明·提尔曼参议员害怕兼并菲律宾将导致大量非白种人涌入美国本土。随着镇压菲律宾人民的暴行传入美国,人们也开始不再支持战争了。
马克·吐温通过自己在传媒界的影响力极好地反对了战争。他说因为不让菲律宾人民选择自己的命运,战争违背了美国民主的理念。
“这是菲律宾的情况。我已经尽力了,然而我一生都无法理解我们怎么陷入那个麻烦之中。也许我们不能回避——可能我们同当地岛民战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不能理解,也从未能找到我们与他们敌对的根源。我认为我们应该充当他们的保护人,而不是把他们踩在脚下。我们本打算将他们从西班牙暴政中解救出来使其建立自己的政府,我们本打算支持他们使其获得公平审判。那不是一个我们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的政府,而是一个代表大多数菲律宾人民的政府,一个遵从菲律宾人民意志的政府。对于美国来说那本将是个有价值的使命。可是现在——为什么,我们陷入了麻烦,陷入了每走一步都将更加难以抽身而出的沼泽。我确信自己希望的是看到我们正在摆脱它,作为国家民族层面这对我们很重要。”
在一段被吐温的首位传记编辑托马斯·本杰罗·潘恩删去的文章里,吐温称美国军队为“穿着制服的杀手”,并把他们在菲律宾群岛杀戮 “600个无助且没有武器的野蛮人”描述为“仅仅是舒适地坐着,在人群中烧毁黄金法则,想象着自己寄给家人们的信,不断积累自己的荣誉的漫长而快乐的野餐”。
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 比如霍华德·津恩和Daniel Boone Schirmer,引用菲美战争作为讲解美帝国主义的例子。
菲律宾人通敌[编辑]
阿吉纳尔多的一些同僚甚至在战争前就支持美国。阿吉纳尔多的总理,1897与西班牙休战协议的拟定者佩德罗·帕特诺,1898年时主张菲律宾并入美国。其他亲美的是重要国会成员Trinidad Pardo de Tavera和Benito Legarda;阿吉纳尔多的司法大臣Gregorio Araneta,外事大臣Felipe Buencamino。1902年Buencamino的发言被记录道:“我是美国人,菲律宾一切的财产、空气、光和太阳,我认为都属于美国。”许多这样的人随后在殖民政府中占据要职。
美国陆军上尉Matthew Arlington Batson组织了Macabebe Scouts作为本地的武装游击力量来抗击叛乱。
暴行[编辑]
美军暴行[编辑]
因为对在萨玛岛游击战的惨败而愤怒,作为报复Jacob H. Smith将军对当地居民进行无差别的攻击。他的命令——“每个人杀十人以上”——成为了1902年5月5日《纽约日报》的标题。The Old Glory覆盖在American shield上,vulture代表bald eagle。副标题写道:“他们是恶徒,因为他们出生在我们占领菲律宾的十年前”。1902年5月5日在《纽约日报——美国人》上被出版。史密斯最终被美国军方送上军事法庭勒令下台。
应该指出的是在那时菲律宾伤亡人员的数量,被激烈争论和政治化。据估计34,000的菲军士兵丧生,而因为战争的原因直接或间接死亡的平民大约200,000人,大多数是由于在战争的尾声霍乱的爆发。
1908年Manuel Arellano Remondo,在《菲律宾群岛地理》写道:“在1895年到1900年间,由于战争人口锐减。自第一次暴乱开始时,人口估计为9,000,000,而现在(1908),群岛上的居民人数不超过8,000,000。鉴于平民的大量伤亡,菲律宾历史学家E. San Juan, Jr.断言到1,400,000菲律宾人的死亡构成了美国灭绝种族的行为。
战争双方都犯下了暴行。美国方面对乡村的攻击通常包括使整个村庄都被烧毁的焦土策略,水刑的折磨和把村民押送进“保护区”。1901年11月,马尼拉的通讯员Philadelphia Ledger报道:“如今的战争是不流血的滑稽的交战;人们变得残酷无情,杀害掉男人,女人,儿童,囚犯,俘虏,叛乱分子以及10岁以上有嫌疑的少年,菲律宾人简直就像狗一样观念盛行一时……”
由于在萨马岛被美军游击队击溃,愤怒的Jacob H. Smith将军不问青红皂白的攻击当地居民。[77] 1902年5月5日,他的命令“ 杀死十岁以上的所有人”成为纽约日报的头条。在织有一个美国盾的星条旗上,雕取代了秃鹰。底部的标题惊呼:“出生在美国统治菲律宾10年之前,使他们成为了罪犯。” 这发表在1902年5月5日的美国纽约杂志上。Smith 最终被美军以军法审判被迫退休。[77]
美国士兵的信件和回应[编辑]
在整个战争的美国士兵将美国在菲律宾犯下的恐怖和暴行写成信寄回家。在这些信件中他们批评Otis将军和美军;当这些信由反帝国主义编辑之后他们变为国家新闻,迫使美国陆军部调查真相。其中两封如下:
- 一个出生于纽约的新战士说:“前几天Titatia镇向我们投降,两家公司同时占据它。昨天一个孩子被发现枪杀,肚子被剖开。我们立刻又收到来自Wheaton将军的命令,焚烧这个城市,杀死视线中每一个当地人;这是做一个了结。 约1000个妇女和儿童被打死。 我铁石心肠大概日益增长,因为当看着我的枪对着一黝黑的皮肤,扣动扳机时,我感到荣耀。”[85]
- Corporal Sam Gillis:说:“我们让每个人下午七时都回到他家,我们只告诉一个人一次。 如果他拒绝,我们就向他射击。第一夜我们打死300多名当地人。 他们试图放火烧毁镇。 如果他们从房子开了一枪,我们就烧了这个房子和它附近的每一个房子,并且射击当地人,所以他们现在是没有什么动作的。[85]
然而,Otis将军对这些信件进行调查,把信件的副本送到作者的长官手中,且让长官命令士兵收回信件。然后,如果士兵拒绝,就像Kansas团的士兵Charles Brenner,受到军事审判。在他的案子中,罪行是“编写、出版的文章中包关于自己的有意的谎言和对上尉Bishop的诬告”。这并不是说,所有美国士兵的家信都指出美国的暴行,引起美国公众和Otis将军的不满。许多人把美军的行动描述为菲律宾“叛乱”挑衅的结果,显得完全有理由。 士兵Hermann Dittner写一个这样的一封家书,题目是“与尼日利亚人的困扰”。如下: “然后,很明显战斗迫在眉睫。 因此,2月3日,我们在老地方设了我们的哨兵。 暴动有发生,但收效不大。 叛乱分子叫我们上校s-n-b-h。 当然这让Stotsenburg气愤,吩咐尽他们所能逮捕他们中尉。[86]
集中营[编辑]
菲律宾村民被迫到被称为被包围的自由火区,或换言之“死亡地带”。此外,这些营地过于拥挤,到处都是疾病,导致死亡率极高。 在这些集中营中条件是非人道的。1902年1月到4月,约298,000囚犯中8,350名死亡。一些营地发生的死亡率高达20%。一个阵营是两英里面积,面积大约有8000菲律宾的家。他们被围捕审问,拷打,处决。[87] 在八打雁省,富兰克林贝尔将军是负责设立集中营,有记者形容为操作“狠”。贝尔将军下令,1901年12月25日,八打雁省和Laguna省的整个人口聚集到“poblacion”各自的城镇内的小区域。 这些家庭携带他们可以携带的一切,因为遗留下的东西都会被美军烧毁,包括房屋,花园,牛车,家禽和动物。集中营以外的任何人士会被枪杀。 贝尔将军坚持说,他修建了这些营地“保护友好的当地人使他们不受叛军的伤害,向他们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应”,而且让他们知道什么是“适当的卫生标准”。营地的指挥官称他们为“地狱的郊区”。[87]
菲律宾的暴行[编辑]
美国陆军将军奥的斯说,菲律宾叛乱分子以恶魔般的方式折磨美国战俘。 据奥的斯,许多被活埋或把他们的脖子放置在蚁丘上。 他说,其他人的生殖器被割,并塞入自己的嘴巴,然后窒息或流血过多而死亡。 另据报道,西班牙神父在他们的会众前被可怕的肢解,当地人谁拒绝支持阿吉纳尔多•埃米利奥将被屠宰成一千块。 美国报纸的头条指出“恶魔般的菲律宾人谋杀和抢掠”。 [50] “Fighting Joe” Wheeler将军坚持,这是菲律宾人谋杀了自己,杀害妇女和儿童,并烧毁了村庄,败坏美国士兵的名声。 [50] 在1899年1月,纽约世界发表一个关于一名美国士兵William Lapeer据称被故意感染麻风的故事。 [88]然而,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已受到质疑,并表示名字Lapeer本身可能是一个双关语 。 被称为暴行的其他事件还有那些美国人认为是Vicente Lukban将军干的事,他据称是菲律宾的指挥官,在萨马省策划过Balangiga大屠杀,菲律宾一个突然的袭击杀害了近50个美国士兵。 媒体报道说,许多尸体被肢解。 [89]这次袭击引发了美国在萨马岛的报复,由Jacob Hurd Smith下令攻击,据报道,他下令他的部下杀死十岁以上的每个人。为了自己的荣誉,少校利特尔顿沃勒撤回了他自己的人。 [90]史密斯是因为他的命令受到军法审判,于1902年确定罪行,结束自己在美国军队中的职业生涯。 [91]沃勒因为仅仅杀死了11个菲律宾指南被无罪释放。 [92] 警长Hallock在小屋委员会作证时,当地人接受水治疗,“... ...,为了确保I公司的士兵O'Herne的谋杀的可靠信息,他不仅被杀,还被烤焦,或者在临死之前进行拷问。”[93] 在菲律宾方面,有关暴行的信息来自目击者和参与者本身。Teodoro Agoncillo在他的《菲律宾人民的历史》写道,菲律宾军队可以达到甚至超过美国对一些战俘的暴行。用脚踢,打耳光,并在脸上吐痰是普遍的。在某些情况下,耳朵和鼻子被切掉,把盐涂在伤口。 在其他情况下,俘虏被活埋。 [94]这些暴行无视阿吉纳尔多的命令,并告知他有关囚犯的良好待遇。 伍斯特叙述如下两个具体菲律宾的暴行: “一支队伍,行军穿过莱特,发现很短的时间之前消失了的美国人,钉在十字架上,低着头,他的腹壁已仔细开放,使他的肠子可能挂在他的脸上。 另一位美国的囚犯,在同一行程中发现,有埋在地下,只有他的头部预测。 用一根棍子支撑着打开他的嘴已,糖的轨迹穿过森林,且一把塞在他嘴里。引来了无数的蚂蚁。”[95]
结果[编辑]
文化影响[编辑]
罗马天主教会被解散,相当数量的教会土地被购买和重新分配。土地面积达十七万〇九百一十七公顷(四二二三五〇英亩),对此教会1903年三月要价$ 12,086,438.11。本次收购是完成于1903年12月22日降价$ 7,239,784.66。土地再分配计划被规定符合至少三部法律:《菲律宾组织法》、《公共土地法》、《弗莱尔土地法》。《公共土地有限采购法》第10条规定:个人购买土地最多16公顷,一个公司或类似协会购买土地最多1024公顷。土地给可被无地农民租赁,每公顷每年价格范围从50分到一比索50分。《公共土地法》第28条规定的租赁合同可能的最长期限为25年,而且可续租25年。 美国总统麦金利,在他于1898年给菲律宾第一委员会的指示中,下令允许菲律宾语言的使用,与英语一样,以达到教育目的。 美国的管理员,发现当地语言过于庞杂,对于学习和编写教材来说太困难了,最终只用英语的单语系统,而不再考虑其它的菲律宾语言,除了在必须使用它们的象征性陈述中。 1901年,至少五百名教师(365名男性和165女性)从美国乘美国军舰“托马斯”抵达。 名称Thomasite被这些教师采纳,他们坚定地树立教育,以作为美国对菲律宾的主要贡献之一。 给定的任务是阿尔拜,卡坦端内斯,索索贡,北甘马粦,甘马苏尔和马斯巴特。 在首个20个月的居住中这些教师中二十七个死于热带疾病或菲律宾叛军杀害。 尽管艰辛,这些教师坚持教学和建设学习机构,让学生为自己选择的专业或行业作准备。 他们在1901年建立了菲律宾师范学院(现在的菲律宾师范大学)和(PSAT)菲律宾的艺术及贸易学院,重开了菲律宾航海学校,它于1839年在西班牙统治下由马尼拉商务董事会首次成立。 到1904年年底,小学课程大多是美国的管理下,由菲律宾人教的。
菲律宾独立[编辑]
1899年1月20日, 麦金利总统任命菲律宾第一委员会(舒尔曼委员会),一个五人小组,由雅各布舒尔曼博士、康乃尔大学校长领导,来调查海岛条件,并提出建议。次年,他们向总统发出的报告,委员们承认菲律宾独立的要求;然而他们宣称菲律宾还没有准备好。 具体建议包括尽快建立文职政府(当时美国在群岛行政长官都督),其中包括建立一个两院制立法机关,省级、市级自治政府和免费公立小学的新系统。 1900年3月16日,菲律宾第二委员会( 塔夫脱委员会 )由麦金利任命,由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领导,被授予立法权力和有限行政权力。 它在1900年9月和1902年8月,发布了499条法律。 司法系统被成立,包括最高法院,并拟定了一个合法的法典,以取代西班牙条例。 行政事务被组织起来了。 1901年市政法典提供了民选总统,副总统和议员,担任市政议会。 市政委员会成员,负责收税,维护市政利益,并进行必要的建设项目;他们还选举省长。 1901年七月菲律宾警察组织为一个群岛范围内的警察部队,控制和处理叛乱运动的残余土匪。1901年7月4日军事统治终止后,菲律宾警察逐步从美国部队手里接起镇压游击队和土匪活动的责任。 从一开始,美国总统和他们在海岛的代表把他们的殖民行为解释为指导行为:为菲律宾最终独立做准备。[ 105] [ 106 ]除小组“retentionists”,问题不是是否菲律宾将被授予自治,但何时以及在什么条件下。 [106] [107]因此,在岛屿的政治发展是迅速的,而且在完全没有西班牙的代表机构的影响下,显得尤其显著。 菲律宾1902年七月的《组织法 》规定,为了实现和平安定,立法机关应该成立,且包含民选的议会构成的下议院和美国总统任命的上议院。[104] 《琼斯法令》,美国国会于1916年通过,作为在菲律宾新的组织法,承诺最终独立,并建立了民选的菲律宾参议院。1934年3月24日通过的《Tydings-McDuffie法》(正式菲律宾独立法案;国际公法73-127),为菲律宾自治政府和菲律宾独立提供,使其摆脱了被美国统治的十年期间 。 二战爆发,使其在1941年和1945年之间被日本占领 。 1946年,美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之间的“马尼拉条约”( 1946年)承认菲律宾共和国独立,并放弃美国在菲律宾群岛的主权的承认。
参见[编辑]
注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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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编辑]
进一步阅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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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來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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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ey, Moorfield and Julian Codman legal counsel for the Philippine Investigating Committee. (1902). Secretary Root's Record:"Marked Severities" in Philippine Warfare — Wikisource.
外部链接[编辑]
| 维基共享资源中相关的多媒体资源:美菲战争 |
- Arnaldo Dumindin. Philippine–American War, 1899–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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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tle Of Quingua", 1899 painting by Kurz and Allison
- Images of Philippine–American War[失效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