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航空志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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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期間來華助戰的蘇聯航空志愿队I-16戰鬥機

苏联航空志愿队俄语Советские добровольцы в Китае)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941年)苏联援华抗日的苏联空军。称呼很多,通常也称“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志愿航空队”、“苏联志愿援华抗日空军联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另外還有「正義之劍」此等別號。

概述[编辑]

1937年8月,因为对日抗戰期間中國軍隊损失惨重,自中東路事件僵化的中蘇關係有著解凍的契機。當時蒋介石苏联请求大规模的援助,由於感覺到日本擴軍的壓力,蘇聯在利害關係一致的大環境下決定與中國修好,8月20日,中苏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技术援助协定》,並宣稱將提供中國上億美金的軍購。

1937年9月14日,苏联向中国出售225架各型軍機,同時接受國民政府的提案派遣飞行员,地勤人员,机场建筑师,工程师和机械师以志願隊的身分前來中國協助抗日,在蘇聯內部這項人員派遣稱為Z(Zet)作戰,人員則由外貝加爾軍區太平洋艦隊所屬航空部隊中選拔的「志願者」。蘇聯這種在西班牙內戰中也使用相同模式對交戰方提供援助,因此當時各地軍區認為中央將要求其部隊至西班牙參戰,故挑選出較好的飛行人員;這批人員編為一個戰鬥機大隊(31架戰機、101名人員)與轟炸機大隊(31架戰術轟炸機、153人),第一批450名志願隊人員與蘇聯軍售的飛機(155架戰機、62架轟炸機、8架教練機)於1937年10月分別由海路與從阿拉木圖的陸路前來中國。與其他國外志願隊不同的是蘇聯志願隊在來華時並未如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必須擔心國內輿論而拋棄軍籍,而是直接以蘇聯軍方的身分介入第三國戰爭,日本對此雖表不滿,但國力懸殊因此只表示抗議無力直接對抗。

1937年9月,国民政府请求苏联直接派遣有经验的飞行员到中国参战。9 月中旬, 在苏联空军内秘密征召的飞行员被送往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进行挑选。飞机在阿拉木图装配后经伊犁,石河,乌鲁木齐,古城(即奇台),哈密,安西,肃州(酒泉),凉州(武威),最终兰州结束。中国境内的转场机场上都部署了苏联地勤人员,包括气象、无线电、机务维修等专业。第一批10架圖波列夫SB轟炸機于9月17日飞往中国,24日又转场16架,27日5架。所有31架飞机组成了一个轰炸机大队(相当于苏军的一个轰炸航空兵师)。援华志愿队中的飞行员中有22个SB机组,5个TB-3机组和7个DB-3机组。当时DB-3、TB-3与ANT-9飞机并未作为轰炸机使用,而是拆掉了炸弹挂架,取而代之的是辅助油箱,用于中苏之间的快速航空运输,担负莫斯科-恩格斯城-塔什干-阿拉木图-乌鲁木齐-酒泉-兰州航线的军事物资与人员运输。1937年11月,波雷宁指挥的第二个苏联轰炸机机群(31 架SB轰炸机)编队飞至乌鲁木齐,至此在中国领土上已经有58架SB轰炸机。1937年12月,第三批31架SB轰炸机,在伊尔库茨克组装后,转场飞行经乌兰乌德、达兰扎达嘎德、至兰州。所有三批飞至兰州的轰炸机,在机翼和机身上漆上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徽,方向舵上也涂上了蓝白相间的斑马条纹,一般情况下是蓝白各 6 条。

苏联航空志愿队來華後於華中地區進行整補,並於12月的南京保衛戰開始進行任務。1937年12月2日,M· G·Machin率领的9架SB轰炸机编队从南京起飞,对上海的日军机场进行轰炸。苏方估计摧毁了机场上30-35架日本飞机,并击落一架空中拦截的日机,一架SB轰炸机被高射炮击中飞至杭州降落。南京失陷后,该轰炸机大队转场至南昌。12月15日,F·I·Dobysh率领 27架SB轰炸机编为9个三机编队,轰炸了日军驻守的南京机场。12月18日,由波雷宁指挥的驻汉口的另一个轰炸机大队轰炸了苏州机场。1938年1月,驻南昌与汉口的两个苏军轰炸机大队开始频繁出击轰炸芜湖、南京等地的日军机场,迫使日军把前线战斗机调至二线机场。当时SB轰炸机在战斗中没有战斗机护航,但是SB轰炸机速度很快。即使在挂满炸弹的时候,日军的95式和96式舰载战斗机的速度均无法超越SB轰炸机,并且日机火力不足,威胁不大。波雷宁回忆说:“我们的SB时速超过日本战斗机,并没有受到其威胁。强大的自卫火力可以击退其攻击。如果需要,就我们的速度而言,我们可以脱离和对手的接触。SB 更多损失在中国境内简陋的设备和机场上。”

苏联援华飞行队于1938年2月23日(当天是苏联工农红军成立20周年)从汉口起飞28架SB轰炸机编队,从南昌起飞12架SB轰炸机,长途飞行轰炸日屬台湾台北的松山基地,南昌起飛的編隊並未順利到達,漢口起飛的編隊則完成轟炸任務无损归还。

1938年5月25日至6月5日初轮换在中国苏联志愿航空队的人员。1938年7月日本陆军航空兵装备了新式的97式战斗机,具有速度和爬升率优势。迫使苏联轰炸机飞行员作战时飞行高度从之前的2,000至4,000 米提高到7,500-8,500 米。第二批援华志愿航空队人员于1939年2月归国。

1939年6月,库里申科率领的12架DB-3轰炸机经莫斯科-奥伦堡-阿拉木图-乌鲁木齐-兰州-成都来华参战。之后库兹洛夫率领第二批12架DB-3轰炸机也转场飞至成都太平寺机场。1939年10月3日、10月14日,库里申科两次率领DB-3的9机编队从成都轰炸日军的汉口机场。10月14日这次战斗,库里申科的飞机被击伤,返航途中在万县长江江面迫降后库里申科因伤未及逃离飞机牺牲。

陳納德的回憶中對於蘇聯I-16以高速俯衝的混合動作甩開日軍戰機有著深刻印象,這個回憶經過整理成為日後訓練飛虎隊時重要的空戰技巧。隨後志願隊參加了1941年以前在中國的大小空戰,最大的戰果便是1939年以DB-3轟炸機對漢口機場執行轟炸之任務。

1941年4月,苏联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随后德蘇戰爭爆發停止对华軍售,并撤走了苏联航空支援队。在华4年期间,苏联航空志愿队共有3665人,累计操作1250架飞机,1091名志愿飞行员,2000多名地面机械人员。其中八成以上飞行员是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苏联空军的精粹 ,同时有227名飞行员在中国作战牺牲。其中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帮助中国建立了航空供应站和飞机修配厂,并在迪化、兰州等地设立航空学校和训练基地,为中国培训了近1万名相关技术人员

据苏联公布的战史资料,从1937年12月在南京上空秘密参战,到1939年底基本从中国各地机场撤出,共有700多名志愿队员直接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成都、重庆、兰州等地的25次战役,出动飞机千余架次,击落日机数百架,炸沉日军各类船舰70余艘。 共援助中国空军322架轰炸机:292架SB轰炸机,24架DB轰炸机,6 架 TB-3轰炸机。援助驱逐机777架,教练机100架。

主要人物[编辑]

顧問群[1]

任職日期 階級 職別 中文姓名 俄语姓名 備註
1938年9月 少將 總顧問 日加列夫 Жигарев, П. Ф. 1938年10月返國
1938年11月 少將 總顧問 特霍爾 Тхор, Г. И. 1939年初返國
1939年5月 上校 總顧問 阿尼西莫夫 Анисимов, П. Н. 1941年返國
1940年 上校 總顧問 雷恰戈夫 Рычагов, П. В. 1941年返國
1938年 上校 顧問 齊略恆 Хрюкин, Т. Т. 可能即為列別捷夫
1938年 上校 副顧問 葉爾少夫
1939年 上校 副顧問 互魯也夫
1938年 上校 防空顧問 札哈羅夫 該員在華隸屬軍事委員會同時擔任空軍顧問職
1938年 上校 機械顧問 布拉霍夫 1940年返俄
1941年 中校 轟炸顧問 思齊切申
1939~40年 中校 轟炸顧問 依瓦諾夫 兼任訓練SB轟炸機飛行教官
1939~40年 少校 驅逐顧問 烏里也夫 兼任參校一、二期戰術教官
1941年 少校 機械顧問 卡札闊夫

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是从苏军空地勤中挑选,经过了慎重的甄选和补充训练。为了掩盖部队中政委的身份,冠以各色掩护头衔,如“首席领航员”等。召开苏共的党组织会议时对中国人保密;如果局外人闯入,党组织会议就会马上变成“技术性讨论”。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与职务都对中国保密。在苏联国内不准许知情者谈论援华航空作战之事,以免扩大知密范围。

苏联援华飞行队共计涌现了14位苏联英雄,4位双重苏联英雄,苏联空军中将5名,苏联空军上将2名,苏联空军主帅1名、苏联空军副司令2名,苏联空军司令1名。

编制[编辑]

  • 援华志愿航空队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空军总顾问
    • 参谋长
    • 驱逐第一大队:飞行员60人,机械员100人,伊15驱逐机40架
    • 驱逐第二大队:飞行员60人,机械员100人,伊16驱逐机40架
    • 轻轰炸机第一大队:飞行员60人,轰炸员40人,通信员40人,机械员30人,仪表员3人,斯伯-2轻型轰炸机20架。1937年12月进驻南京机场。南京失陷后转场南昌机场。
    • 轻轰炸机第二大队:飞行员60人,轰炸员40人,通信员40人,机械员30人,仪表员3人,斯伯-3轻型轰炸机20架。1937年12月进驻汉口机场。
    • 重轰炸机大队:德伯-3四发远程重型轰炸机24架。1939年6月进驻成都太平寺机场。

战绩[编辑]

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的对手是日本海军航空兵与陆军航空兵长期培养的精粹飞行员。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军老牌战斗机飞行员还没有在太平洋战场大批阵亡,由新手顶替。

由於政治因素,中華民國一向對蘇聯在抗戰時期之援助不多加宣傳,而蘇聯志願隊在此項政策以及蘇聯生還者並未像飛虎隊般公開考證戰史,加上戰後日本以及國民政府大多檔案皆散失於各处,因此蘇聯志願隊之實質戰果至今尚未有經過詳細考證之數據。

第四大隊第二十二中隊飛行員張光明少將回憶,中華民國空軍在引進 I-15bis 戰鬥機之前在部隊中不存在真正的戰鬥機。美國引進的Hawk-III不如蘇聯飛機來得靈活,除此之外高慶辰在其回憶錄"空戰非英雄"中宣稱當年兩國空軍在武漢保衛戰時期,是如何在戰場上歷經考驗,進而兩國飛行員建立革命情感的事蹟,甚至當蘇聯隊員要回國時,還發生擁抱過國軍飛行員的案例。

另外,前中華民國空軍空戰英雄柳哲生,在1938年1月7日的南昌空戰中,曾救助過遭受日本海軍飛行員潮田良平威脅的波羅蓋威遜斯基大隊長,因而為中華民國與蘇聯這兩個意識型態完全不同的國家結下了友誼,甚至到了蘇聯解體之後,波羅蓋威遜斯基都對此是念念不忘,還透過管道到台北找尋羅英德的下落(請參考中國的空軍雜誌六一零期,"來自莫斯科的一張友誼照片"文)。

不過,許多中華民國的飛行員,仍然認為蘇聯的飛行員受共產黨文化影響太深,導致作戰思維相當不靈活,這一點無論是來自張光明,還是後來在中美空軍混合團中,與美國飛行員有過實際相處的徐華江而言,都是個既定的事實,也是蘇聯志願隊受到慘重損失的一大原因,所以自然並不是相當看好蘇聯人或著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飛行員技術,這種思維一直延續到戰後的台海空戰中,都沒有什麼改變。

纪念[编辑]

武汉市(汉口)解放公园裏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 1956年,武汉解放公园建成,武汉市政府把15名苏联航空志愿队烈士的遗骸迁葬到公园的西北角,建立了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 重庆市渝中区鹅岭公园建有苏军烈士墓,纪念两位在重庆上空与日军作战中牺牲的卡特洛夫上校和司托尔夫上校。

重庆市万州区也为格里戈里·库里申科建立了纪念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國初期,那個與蘇聯友好的時代中,中国曾經一度將蘇聯志願隊視為兩國之間友好的象徵,不過畢竟這支單位當年在中國,是協助國民政府作戰的,也因此並沒有非常詳細的去探討這支部隊的戰史,整個抗日戰爭的相關紀念活動仍是以游擊戰為主,而當中國與蘇聯終於1960年代交惡以後,對於蘇聯飛行員的紀念活動也明顯減少了,抗日戰爭的功勞也因此完完全全的被歸功給了毛澤東所領導下的八路軍與新四軍游擊隊,整體內容也以強調延安方面的「自立更生」為主,好與「依靠外國」的國民政府進行區別。

冷戰結束之後,中國為了改善與蘇聯還有俄羅斯的關係,繼續紀念蘇聯志願隊的歷史,不過在北京抗日戰爭博物館中的畫像中,裡面的I-16戰鬥機所漆的是蘇聯紅軍的紅色五角星機徽,而非戰時的青天白日機徽,明顯違反了歷史事實(參考兵器戰術圖解39期,〈盧溝橋旁的抗戰紀念館〉一文)。

参考文献[编辑]

  1. ^ 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第129~131頁,環球書局,1987年

参见[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