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東漸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跳转至: 导航搜索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歷史过程,作为史学术语[1],通常是指在初以及晚清民初兩個時期之中,歐洲美國等地學術思想的傳入。

五四运动时代,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激进派接受了俄国马列主义,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西学东渐进程的一部分。

在這段時期中,中國人對西學的態度由最初的排斥和抗拒,到逐漸接受,甚至有人要求「全盤西化」。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藉由來華洋人、出洋華人、各種報刊、書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為媒介,以澳門香港、其他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為重要窗口,西方哲學天文物理化學醫學生物學應用技术地理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史學文學藝術等大量傳入中國,對於中國的學術、思想、政治和社會經濟都產生重大影響。

西学东渐的历程[编辑]

几何原本》的插图:利玛窦(左)和徐光启(右)

本條目所探討的西学东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
  2. 鸦片战争前後直到五四運動前后

第一个阶段[编辑]

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正要開始迅速發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相對放緩,部份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天主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術上的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這一階段的西學東漸,由於羅馬教廷對來華傳教政策的改變(废除利玛窦规矩,禁止敬拜祖先),引起雍正朝廷及民间反感,导致禁教而中斷,但較小規模的西學傳入並未完全中止。

此时的西學傳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1605年,利玛窦辑著《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數的士大夫階層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宫禁,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

第二个阶段[编辑]

19世紀中葉前後開始,西方人再度開始進入中國,並以各種媒介帶來西方的新知識。清道光十五年(1835),梁廷枬(1796—1861)受聘任《广东海防汇览》总纂和《粤海关志》总纂,得以浏览有关西方经贸与文化的大量资料,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介绍美国国情的专著《合众国说》三卷以及《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粤道贡国说》、《兰苍(英国)偶说》等著作,向国人介绍了西方各国历史与文化的真貌,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驱。梁廷枬之后,又有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国人眼界。

由於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開始,推行了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當時的洋務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態度來面對西學,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關的器械運輸等,而未試圖對西方的學術思想加以學習,因此在這期間學術思想方面的傳入主要藉由西方傳教士創辦的媒體,以及洋務機構中為軍事目的順道譯介的書籍。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積極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進入民國時期,由於對政治的不滿又進一步導致知識分子們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在五四時期這種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響。這一波的西學東漸,一直持續到當代而未止,但本條目主要探討至五四前後。

西學東漸的媒介[编辑]

來華洋人[编辑]

來華的西方人,包括傳教士、商人、外交家、官員等,均對西學東漸造成影響。

傳教士[编辑]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學東漸中,傳教士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當時主要以天主教耶穌會為主的傳教士們(較晚亦有方濟各會多明我會等的教士),在試圖將天主教傳入中國的同時,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學術思想,譯著了大量的西方學術相關書籍。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瑪竇艾儒略湯若望等人。利玛窦所撰写的《天主实录》,《坤舆万国全图》以及他与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著作对中国乃至日本等东亚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9世紀的西學東漸中,天主教士隨口岸的開放來往各地,基督新教的教士也開始進入中國。他們成立教會學校、醫院,並開設印書館、設立期刊、並譯著大量各種書籍,對於西學的傳入有很大貢獻。例如麦都思墨海书馆韦廉臣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其翻译出版的书刊,是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了解西学的重要资料来源。

其他來華洋人[编辑]

除了傳教士之外,許多來華的官員、探險家等也成為傳入西學的重要媒介,例如军人戈登對於中國洋務時期軍事的影響。主持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對於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譯介書籍、最早西方軍樂隊的引入都有影響。

出洋中國人[编辑]

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编辑]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國人隨傳教士到歐洲旅行,明朝時有香山縣鄭瑪諾(1633年—1673年)、南明朝廷永曆皇帝使臣陳安德,清朝時有沈福宗(1657年-1692年)、黃嘉略(1679年11月15日-1716年10月13日)、樊守義(1682年-1753年)在康熙年間隨四位傳教士出使羅馬,寫成《身見錄》(1721年)一書,描寫歐洲政治制度、建築、風俗等,對於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有不少影響,許多對利瑪竇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國學者,觀點開始有了轉變。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滿清使臣图理琛出使俄罗斯,看望那里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落,1715年返京,1723年用满汉文字刊行《异域录》(上﹑下两卷),介绍沿途所见山川形势﹑动植物分布﹑河流水文﹑村落居民﹑器用风俗等。乾隆年間的商人謝清高游歐後所著《海錄》(1820年)則更廣為人所知,記錄歐洲的貿易、工藝、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鴉片戰爭以後,自行出洋的中國人更多,1849年商人林鋮的《西海紀游草》,記述其至歐洲及美國的記游。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韜在1867年出游歐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1879年出游日本,写《扶桑游记》。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國參與博覽會,寫下《環游地球新錄》一書,成為中國人中首位環游地球一週的記述者,並對美國的學術科技的發展有所介紹。1883年至1884年文人张祖翼旅行英国,著有《伦敦竹枝词》作于1884年,记录了他在伦敦的各种感受,其中包括对英国议会政治的描述。

而清政府也因洋務運動的推行,1866年恭亲王奕䜣派官員斌椿以及4名同文馆学生,跟随英国人赫德考察歐洲12個國家,斌椿著有《乘槎筆記》;1868年至1870年总理衙门记名海关道滿人志剛随美国人蒲安臣首次正式出使歐洲及美國,著有《初使泰西記》。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館學生張德彝,之後多次出游歐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對歐洲社會學術文化的描寫更加深入。

光緒年間開始設立駐外公使之後,有更多重要官員和知識分子出使歐美並撰寫游記,且由於公使較一般旅行者停留較久,因此對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對中國思想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包括郭嵩燾(著有《伦敦与巴黎日记》)、劉錫鴻(著有《英轺私记》)、曾紀澤(著有《使西日记》、《出使英法日记》)、黎庶昌(著有《西洋杂志》)、徐建寅(著有《欧游杂录》)、黄遵宪(著有《日本国志》)、薛福成(著有《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林乐知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等人。甲午戰爭以後,中外交通大開,出洋變成很普遍的現象,因此不贅述。

留學生[编辑]

近代中國的留洋學生起自於鴉片戰爭之後,早期的留學生,多為港、澳地區教會學校的學生,進一步出外發展,1848年至英國愛丁堡大學黃寬 (醫學),1850年至美國耶魯大學讀書的容閎等,即為早期留學生的代表之一。容閎在學習中,感受到中國社會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國後,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國學習西方事物,在他的爭取提議下,終於在1872年清政府選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並有第二批,他們在中學畢業後,主要以西方的軍事、工業技術等學習為主,雖然在1881年被改變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們對於西學的傳入有所貢獻,也影響往後的留學生的留洋,他們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紹儀梁誠等。

另一方面1875年開始,福建船廠北洋水師學堂的學生也陸續被派至歐洲各國學習,對於晚清對西方海軍的學習有所貢獻,但其中最著名的嚴復反而不是在軍事而是其他西學的傳入有重大的影響。

相較於洋務運動期間留學生多為官派且人數少而零星,甲午戰爭之後,首先興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資助及民間自行前往的留日學生出現,對於由日本學習西學有很大的助益。此外,1900年以後,由於美國歸還部分庚子賠款作為留美的經費,使留美的留學生人數大為增加。留學法國則在1915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發起勤工儉學的運動,使許多人得以留法。

這些大量的留學生直接接觸到西方的教育,得以更直接能將西學傳入中國。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一批留学生创办了中国科学社及《科学》杂志,对系统地向国内介绍、引进西方科学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媒體[编辑]

媒體是將少數知識分子所習得的西學,較快速地傳佈於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學東漸之中,最主要的媒體有書籍、期刊、報紙等。

書籍的出版流通[编辑]

西學書籍的翻譯和著述,是西學東漸相當重要的媒介,關於各種出版的書籍和簡介,見於後面的書籍列表以及各學科的相關內容,這裡主要探討書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中,雖然出現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譯的書籍,但這些書籍未能受到當時一般社會的重視,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發達的商業出版界,因此雖然西學書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僅流通於少數有興趣的士大夫階層。

19世紀初以來,首先開始大量出版西學書籍的是西方的教會組織。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墨海书馆出版了一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叢談》,是道咸年間譯介西學最重要的出版組織,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華書館等。

1887年起,由傳教事、外商組成的廣學會是另一個重要的西學出版機構,其出版翻譯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書籍,尤其在1895年以後成為維新派如康有為等人思想的重要來源。

另一類重要的翻譯出版機構,是由清政府在洋務運動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製造局譯書最多,影響最大,尤以科學技術方面書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館,則以國際公法、化學、法律方面的書籍影響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開平礦務局、天津機器局、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等機構都設有翻譯出版的機構。

中國民營的出版社始自於1897年成立的商務印書館,由於商業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視較為通俗的知識介紹,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書,同時由於其出版社分館及銷售點遍布全國,因此對於將西學新知傳佈於更廣大的民眾,有很大的貢獻。其後於1912年成立與商務競爭的中華書局亦扮演著類似的角色。

書籍的流通方面,除了書局書店之外,各式的圖書館也在維新運動時期開始推展,希望能改變傳統中國官藏私藏書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最早是維新派人士在全國各地成立學會並藏書向公眾開放借閱,其中藏書除傳統學術書籍外,增加了許多西學書籍。公共圖書館則要到1902年清政府規定各大學堂要設立圖書館,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圖書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學書籍。其後各省也漸次成立。至民國時期,公私圖書館事業都更加發達,對於傳布新學於民間產生不小作用。

期刊[编辑]

雜誌報紙由於是定期出版,相較於圖書而言,對於傳播最新的西方知識有重要的角色。第一階段的西學東漸,尚無期刊的出現。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會期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國耶稣会教士马礼逊米憐1815年於马六甲共同創立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雖然不在中國發行,但有不少流傳入中國。中國本土則是1833年由荷蘭教士郭士立廣州成立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內容介紹西方文化、新聞、文學等。其後數十年間陸續有傳教士成立各種期刊,但大多延續時間不長(五年已算長),發行量影響力也都較小。1853年,理雅各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叢談》;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國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國教會新報》(1874改名《萬國公報》,廣泛介紹西方各種知識,其延續時間長,發行量大,是晚清傳播西學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医院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蘭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彙編》,是第一部科學專門的期刊,對西方科學知識的傳入具有重大影響力。

1895年甲午戰爭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種國人所創的期刊興起,多用於宣傳西方政治思想及學術,最早包括康有為1895年成立的《萬國公報》(與林樂知所創同名),1896年成立的《強學報》,同年梁啟超成立的《時務報》等,這些刊物的發行量及影響力,都遠超過早期的教會期刊,戊戌變法失敗後,1898年在日本橫濱創辦了清議報。之後1901年因火災停刊,又創立《新民叢報》,同時革命派則在日本有《民報》,二報之間的互相爭論,激發起讀者們對於政治事務的熱心參與以及許多西方政治經濟社會理論的的認識。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熱潮減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著新的一種,以文化的討論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類似的期刊,對於民國時期西方思想的傳入產生的重大的影響。

報紙[编辑]

報紙雖相較於期刊而言,多具有報導及商業性質而缺乏較深入的知識,但由於出刊時間快發行量大,有助於把西方知識和消息廣傳開去。影響力較大的報紙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報》,其內容除新聞、商務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學技術等的介紹。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其後,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報》,之後成為晚清民國的重要報紙,其內容雖然以新聞、奇聞為主,但也包含對西方思想及消息的報導,以及在讀者投稿中對於中西文化接觸問題的討論(著名的是鐵路與風水的爭論)。1874年,王韬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

在1895年以前,新式報紙的影響力仍然僅限於沿海口岸地區。但在1895後以後,這些報紙的發行量大增,如《申報》增加版面,發行地區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報紙開始出現競爭,包括上海的《新聞報》、《時報》,天津的《大公報》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報紙如《警鐘日報》,且各報紙開始漸由早期以文言為主,轉而以較多接近口語的文字來吸引更多的讀者,不少白話報也在晚清全國各地出現,這些對對於西方新思潮的傳布產生重大影響。

新式學校[编辑]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1623年)中,曾對歐洲國家的學校制度加以介紹,但未受當時士人的重視,也未影響中國的教育。

在晚清這波西學東漸中,西式的新學堂才開始逐漸建立,並成為學習西學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學校多為西方人,尤其是教會所設。最早的學堂為1839年在澳門成立的马礼遜學堂,其後在當時唯一的口岸廣州也有類似學堂成立。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教會學校才廣泛成立於各個口岸,1858年天津條約之後進一步發展至內地,成為早期西學在民間傳布的重要管道。1876年徐寿傅蘭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学的学院。

洋務運動中,為培育相關人才,清政府也開始成立新式學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館以及上海的廣方言館,其後在全國各地成立天文、電氣、醫學、軍事等專業的西式學堂,教會學校也在這期間得到進一步發展,並開始淡化學校的宗教色彩,都對西學的傳播產生重大作用。

甲午戰爭的刺激和戊戌維新的鼓吹,于清末新政时期,使得新式學堂大量出現,大量傳統的書院改為新式學堂,而1905年科舉的廢除,更使得傳統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沒落或轉型,晚清新政中並正式採用西方學制來規範各級學校,其學習西學的內容也更為廣泛。

港、澳及其他口岸租界的角色[编辑]

澳門由於在明後期由朝廷讓與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中,西方傳教士常以澳門為中繼站,而一些學術思想亦經由此逐漸傳入中國內地,而許多與西人打交道的中國人亦在澳門學習西方語言及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條約中割讓給英國,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門作為中西之間橋樑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國人在這裡得以接觸到英國的政體、法律、習俗、學術文化等,在這個環境下,產生了近代中國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包括如王韬何啟洪仁玕等人。

隨著清朝與西方國家之間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漸設立,產生了許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響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眾,較直接地接觸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體制、資本主義式的經濟以及西式的媒體,也因此許多近代以來的新知識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學的影響。此外,活躍於各個口岸的買辦商人,因為商務的需要,成為較早開始接觸了解西方語言文化習俗的一批人,如主張議會民主实业救国鄭觀應即是廣東口岸地區商人出身。

日本在西學傳入中國的角色[编辑]

道光咸豐年間,中國原比日本早開始接觸西方,因此日本人經常透過中國的譯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來了解西方。但隨著日本人開始接觸學習西學,包括明治維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時,對西學的學習開始超越中國,而為如李鴻章等人所注意。此外任日本領事的黃遵憲寫於1887年的《日本國志》,介紹日本的歷史及進步發展的情形,但未受時人重視。

甲午戰爭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學習西方的成功,之後俄羅斯侵略中國東北,使清政府決定與日本友好,加上地緣之便,大量留學生到日本學習。由於文字的接近(當時日文漢字較現代日文的漢字更多),許多即使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閱讀甚至譯介日本的西學譯著,因此日本成為晚清時期(尤其在1895-1914年間),中國學習西方學術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維新派的康有為,在推行新政時,多引日本學習西方政體制度的例子來作範例。晚清影響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啟超,其大量介紹西學的文字便有許多得自於在日本期間相關譯著的學習。日本對中國西學東漸的影響,更可由大量的日本漢字的引用可看出,包括如「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哲學」、「化學」、「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詞彙在內,共有數百個日本翻譯的西方新詞彙傳入中國並廣為應用。

1914年以後,由於日本對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引起強烈的反日運動,加上留學歐美的管道逐漸便利,人數增多且更受到重視,因此日本作為中國學習西學的中介角色就減弱了。

中國人對西學看法的變化[编辑]

明末清初[编辑]

明末清初西學的傳入,使中國的少數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熊明遇方以智黄宗羲等,開始認識到西方學問之中有其優於中國之處,但這並未造成中國人對於中西學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變。西學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術方面如天文曆法、測量以及所謂的「西洋奇器」等,對於中國學術本身的影響衝擊亦不大。

此外,當時最常見的一種說法,便是「西學源出中國」,認為當下一些中學不及西學的事物,其實是中國古代已有而傳入西方,但中國本身反而失傳的事物,如黃宗羲認為一些數學原理是周公時代西傳的。王夫之認為西學大多是「剽竊中國之緒餘」。錢大昕認為西方天學算學,是習自於在中國已失傳的祖沖之的著作,這樣的看法使得當時人能很安心承認並學習這些西方的學術。

晚清時期對西學看法的變化[编辑]

晚清道光咸豐之交中國人與西方人接觸時,除了大多數人根本不重視甚至排拒西學的存在之外,僅有少數有識之士如林則徐魏源徐继畬等人,開始注意到西學有其優越之處,但基本上,他們仍不把西學看作是與中學對等的學術文化,從魏源的名言「師夷長技以制夷」來看,西學只能是「夷學」,其中雖有可取之處,但其地位遠不及中國學術思想。

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數人仍存有這種類似的看法,但隨著與西方接觸的增加,「西學」一詞逐漸取代了「夷學」,許多官員及知識分子開始正視西學,視之為可與中學對等的學術思想,並開始探討應當如何融合二者的優缺點來幫助中國富強,當時在政界學術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張之洞所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便成為晚清新式知識分子們最典型的西學觀點,認為西學在器物上勝過中學,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和制度方面则不如中國。

這樣的中學西學的觀點,在晚清一度讓這一代的知識分子暫時取得一個安心於學習西學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後十多年已開始受到挑戰。1893年,郑观应出版《盛世危言》,其中有“西学”一章,他认为“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他提倡实业救国,同时指出国弱民穷的根源在于专制政治,建议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将西学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

到了民國初年,當更多的人對傳統文化不滿開始視西學為「新學」,認為西學高於中學而應當取代中學時,便引發了進一步的論戰。

民國時期西学东渐的论战及影响[编辑]

第一次正面的理论对恃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新青年》一问世,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们提倡的“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为了强调西洋文明的先进性,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把东方文明西洋文明加以比较后,概括了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点,他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文中尽是以西方文化之长来映照中国文化之短,这样的态度和明显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从1916年开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便以“枪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也采用陈独秀的比较方法,而其结论却完全相悖。他将西洋文明概括为动的文明,而将中国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却又“不可不以静为基础”。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须由吾国文明,去救之弊,济之穷。他告诫国人不要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坚持要以儒家思想为是非之标准。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一传统标准,于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乱”少国是之丧失’,少精神之破产。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李大钊采纳“枪父”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说法,却又在价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枪父的论点。

紧接着,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此时,传统文化已受到了猛烈冲击,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涌入,新文化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完全拒绝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于是文化战线上又产生了一种中西文化“调和’,论。1919年秋天起,章士钊到处讲演,鼓吹新旧调和之说。他认为:“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杜亚泉等人也赶紧呼应这一论调,进一步提出、中国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这种调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文化守旧论。李大钊在论战中从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旧文化,而不是与之调和的客观必然性。《新青年》、《新潮》、《民锋》、《每周评论》等杂志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这次论战一方面进一步传播了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时也大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河。

关于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期。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1918年,梁启超自欧洲归国,出版《欧游心影录》并发表了大量观感,主要观点是认为在欧洲一百年来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却带来的许多灾难,要想解放“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国的古老文明。而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他认为这三种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循序而进的三个阶段,并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紧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等人立刻起而应战。胡适认为:“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则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参与这次论战。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两者都应为当代社会所摒弃,只有进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

各學科的西學東漸[编辑]

哲學[编辑]

中國傳統思想中一無西方嚴格定義的哲學的概念,而哲學的基礎邏輯學也僅存在於少數如名家等古代思想中。

明末清初西方哲學開始傳入,最由葡萄牙傳教士傅泛际(Francois Furtado,1578—1653),撰寫大量有关亞里斯多德哲學的介紹,內容包括知識論理則學形上學等方面。此外中古神哲學家阿奎那的著作,也在清初節譯至中國

西方哲學真正大量輸入中國則要到晚清時期,早期尚未用哲學一詞,到20世紀初,此名詞由日本傳來並被廣為使用,標示哲學從儒學、經學等學科分出來探討。當時的各期刊中有大量對古希臘哲學、及西方近代哲學的介紹。許多新觀念如物質精神唯心論唯物論等重要哲學概念也被引入中國進化觀念的傳入更是對中國哲學思想產生重大影響。在邏輯學方面,最早的著作為1895年廣學會出版的《辯學啟蒙》,但其後嚴復翻譯的《穆勒名學》影響更大,對於西方的演繹及歸納邏輯都有介紹傳入。在倫理學方面,在20世紀初大量由日文翻譯相關著作。這些對於近代知諩分子們強調新的倫理道德觀念有所影響。其中梁啟超蔡元培對於中國近代倫理學影響最大。

數學[编辑]

中國傳統所重視的數學大多用於天文曆法方面,明末利瑪竇所譯天文書籍《乾坤體義》下卷的內容即多為算術。最早專門的西方數學著作的翻譯,為利瑪竇和徐光啟合譯的欧几里得的《幾何原本》前六卷,幾何、測量方面的書籍尚有《測量全義》、《測量法義》等。割圓數的傳入方面,有明末的《割圜八線表》及《大測》;在西方算術的傳入方面,最早有利瑪竇及李之藻合譯的《同文算指》。對數的傳入,在順治年間的穆尼格講授. 康熙時期官方編訂的《數理精蘊》為集明末清初西方數學傳入的大成。

19世紀中葉以後,介譯西方數學的重要人物為數學家李善蘭,他與墨海书馆的英國传教士偉烈亞力麦都思艾約瑟等人合譯了包括《幾何原本》後9卷,《代數術》《代微積拾級》等著作,為符號代數微積分首次傳入中國。另一位數學家華衡芳則在1860年代以後與傅蘭雅合作譯了不少著髼,介紹了對數表概率等新的數學概念。清末新式學堂中的數學教材即多取於兩人的著作。到20世紀初,隨著留外學生的增加,西方數學大量傳入中國,至1913年北京大學成立數學門,為第一個專門的數學的學術教育單位。

天文學[编辑]

在六朝隋唐時期,中國已經接觸到一些西方天文學知識,但都是以印度為中介,伴隨佛教傳入。元代至明初傳入的則以伊斯蘭天文學為主。

明末清初時,傳教士帶來西方(歐洲)天文學,但其中最被重視的仍是中國傳統認為是國之根本的曆法。由於行用日久,大統曆回回曆在許多場合中未能準確預測日蝕月蝕

七年,欽天監奏:「閏十月朔,《回回歷》推日食二分四十七秒,《大統歷》推不食。」已而不食。十九年三月癸巳朔,台官言日當食,已而不食。帝喜,以為天眷,然實由推步之疏也。隆慶三年,掌監事順天府丞周相刊《大統曆法》,其歷原歷敘古今諸歷異同。萬歷十二年十一有癸酉朔《大統歷》推日食九十二秒,《回回歷》推不食,已而《回回歷》驗。

因此明代朝廷中不少大臣主張改革曆法,終於在崇禎二年(1629年)設立由徐光啟領導的曆局,進行《崇禎曆書》的相關工作:

崇禎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禮部侍郎徐光啟依西法預推,順天府見食二分有奇,瓊州食既,大寧以北不食。《大統》、《回回》所推,順天食分時刻,與光啟妻異。已而光啟法驗,余皆疏。帝切責監官。時五官正戈豐年等言:「《大統》乃國初所定,寮即郭守敬《授時歷》也,二百六十年毫未增損。自至元十八年造歷,越十八年為大德三年八月,已當食不食,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是時守敬方知院事,亦付之無可奈佑,況斤斤守法者哉?今若循舊,向後不能無差。」於是禮部奏開局修改。乃以光啟督修曆法。

因為曆局涉及翻譯西方天文學知識,所以在當時被稱為「西局」,與反對改曆的「東局」對立。《明史 曆志》云:

是時言曆者四家——大統、回回外,別立西洋為西局,文魁為東局,言人人殊,紛若聚訟焉。

間以鄧玉函湯若望等人掌欽天監,製新曆法,正當新曆完成之際,適逢李自成起義軍攻陷北京,新曆未能推行。至清初順治年間才能推行,《崇禎曆書》改名為時憲曆

除曆法之外,天文方面著作有利瑪竇口傳的《乾坤體義》、《渾蓋通憲圖說》等,此外。尚有儀器包括地球儀望遠鏡等傳入。除此之外,當時西方最新的地動說以及伽利略的新發現如銀河的解釋、木星的衛星等發現都傳入中國。

地理學和地質學[编辑]

明末時許多地理學知識及技術隨傳教士傳入。如利瑪竇亲手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这幅“世界地图”上所绘的外国人占领的广大土地让明政府感到不解和恐惧,也让明政府重视起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此外艾儒略职方外纪》對西方地理以及東西法路作許多介紹。到清初南懷仁制作《坤輿全圖》。康熙時,傳教士白晋對於清朝各地包括邊疆地區作地理調查,最後製成《皇輿全覽圖》,其中使用先进繪製技術,包括以三角測量法,並標示各地的經緯度。

到了清末,西方地質學地理學再次傳入,許多尤其和西方人來到中國對礦產的考查有關。而中國的學者如華蘅芳在1873年,翻譯《地學淺釋》一書,為西方地質學的引入的重要著作。到20世紀,張相文章鴻釗兩人,撰寫編譯多部西方地理地質方面的專書及教科書,為中國地理學及地質學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在近代地理觀念的改變方面,傳統中國人對世界的了解,除了鄒衍所提出的大九洲說認為中國之外尚有其他世界,一般的天下觀是以中國為中心,四周為外夷,但近代西學東漸中,與西方人的接觸和新的地理書籍地圖的譯介,使得逐漸必須承認海外尚有更廣大的世界,因此世界變大了,而中國由天下的中心成為世界甚至僅僅是亞洲的一部分。

生物學[编辑]

明末清初,最早傳入西洋生物學知識的書籍,是耶稣会傳教士羅明堅所著《天主實錄》,其書雖主要為為宗教書籍,但其中有當時歐洲生物學的介紹,內容包括各種動植物特徵、習性、繁殖等,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亦有西方各種生物的介紹。較專門的生物學書籍,有康熙年間的耶稣会意大利教士利類思(Ludovicus Buglio,1606-1682)所譯的《獅子說》、《進呈鷹說》等,係譯自於亞特洛望地(1522-1607,Aldrovandi)所著的《生物學》中的段落。

晚清生物學的傳入,較早的有生理學方面的《全體新論》、《合體闡微》等(參見醫學段落),在植物學方面,有1858年李善蘭韋廉臣合譯的《植物學》,對於植物的特性種類、器官都有詳細介紹。

近代,西方生物知識影響中國最大的是達爾文演化論,此為嚴復經由翻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所著《天演論》而引介到中國,其不僅在生物學上具有重大意義,更對當時許多人的社會、哲學、歷史思想產生重大影響。

物理學[编辑]

在明末清初,西方物理學主要是隨著傳教士所譯介的機械的相關知識傳入,如天启年间邓玉函讲述力学原理和应用的《奇器图说》。其後,明末清初的物理學家方以智的《物理小識》一書,也多吸收西方物理學知識。

在第二波的西學東漸中,西方近代物理開始較有系統地傳入,從1840年代以後大量相關譯作出現,包括英人胡威立著《重學》,介紹西方力學一般知識和牛頓力學三大定律。《光論》介了光學知識,《聲學》介紹了聲學的原理。值得注意的是1899年王季烈譯《通物電光》一書,是介紹X光的專書,距離威廉·伦琴1895年發現X光僅4年。1900年王季烈又與藤田豐八合譯日本的《物理學》一書,是中國第一本系統介紹物理學的專書。

到20世紀初,隨著留外學生的增加,出現了包括何育杰李耀邦等第一批的物理學家,中國近代的物理學才逐漸建立。

化學[编辑]

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學東漸中,當時近代西方化學尚未建立,因此也未有明顯的傳入中國。

到了晚清,墨海書館1855年出版英人合信所著的《博物新編》最早單介紹了西方的化學知識。1860年代以後,以中國化學家徐壽徐建寅父子貢獻最大,徐壽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了《化學鑒原》、《化学术数》、《化学考质物体遇热改易记》等12本著作,徐建寅翻译的著作,包括《化学分原》、《电学》、《声学》、《造硫强水法》、《造铁全法》等二十多部书。徐氏父子在譯書中,對於一些化學元素如等的譯名創造,並編寫《化學材料中西名目表》,對於化學知識傳入奠定基礎。此外,同文館也翻譯出版《化學指南》《化學闡原》等重要著作。然在晚清,對於西方化學仍以譯介為主,直到民國初年,出現了包括任鴻隽胡嗣鴻等化學家,中國的近代化學才算逐漸奠定。

醫學[编辑]

晚明最早西洋醫學的傳入始於隆慶三年(1569年),天主教耶稣会卡內羅神父(D. Melchior Carneiro)在澳門成立西醫院,澳門即成為早期在中國西醫發展的中心。明末清初,醫學方面的著作有利瑪竇的《西國記法》,內有西方的神經醫學、及心理學等方面內容。艾儒略的《性學觕述》,除對神經學的描寫更深入外,對人體各部位的功能有詳細述敘。此外,畢方濟的《靈言蠡勺》講血液的功能、湯若望的《主制群徵》講人的骨骼心臟神經等,鄧玉涵《泰西人身說概》介紹西方的解剖學石鐸琭的《本草補》,介紹西方的各種藥物。清初的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等,則以用金雞納霜治好康熙皇帝的瘧疾聞名。但當時這些醫學相關譯著,常受神學到影響,不少將醫學與神靈魂等混為一談。

19世紀開始西方醫學再次大量傳入。西方醫學最早從香港、澳門及各通商口岸的西醫院(以教會創辦為主)開始影響中國各地。包括其附設醫學校也成為傳佈西醫的重要場所。中國自辦的西醫學校則始自1865年同文館附設的醫學科開始,其後又有北洋醫學堂北洋軍醫學堂等醫學的專門學校。

在醫學書籍方面早期以在華西人的譯著為主,最早是合信在1850年代編譯了五部醫書,合稱《合信氏醫書五種》,對於西方醫學中的內科外科婦科解剖學等加以介紹。此外嘉約翰翻譯多種臨床外科為主的醫書,傅蘭雅則翻譯了多種衛生學的著作。到20世紀初丁福保成立譯書公會,大量由日文譯醫書,編成《丁氏醫叢書》,其數量超過之前的譯書,對於西醫的介紹更為全面。除此之外,多種醫學期刊在晚清出現,成為西醫學傳入的重要媒介,其中最早的是1880年嘉約翰成立的《西醫新報》。

應用科學及技術[编辑]

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中,在應用科學技術方面除了武器(見軍事段落)的輸入之外,主要是機械製造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鄧玉函口述王徵譯繪的《奇器圖說》,其中有當時大量西方機器的介紹及其製作方式、原理等的介紹。此外,熊三拔向利瑪竇等人學習而撰的《泰西水法》介紹西方水利學,徐光啟所著《農政全書》即多抄錄此書。此外,鐘錶等機械的製造傳入也受到重視,利瑪竇當時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科技产品。像自鸣钟等,都让当时的政府及士大夫們大为吃惊,但大多人僅視之為奇玩,少有研究其原理。

到了第二波西學東漸時,西方的各種技術大量傳入中國,包括造船、鐵路修築、採礦、印刷、建築、工業制造等,對中國的交通和經濟生產等產生重大的影響。

政治學及政治思想[编辑]

西方政治學及政治思想的傳入始自清代後期。1840年代魏源的《海國圖志》以及徐繼畬瀛環志略》中,都對西方的政治制度加以介紹,尤其對民主制度加以稱道。其後在1870年代王韜鄭觀應等藉由相關譯介習籍,主張學習西方議會民主制度。甲午以前,西方政治學理論的介紹,只有如丁韪良譯的《萬國公法》,以及李提摩太譯《泰西新史攬要》中對盧梭孟德斯鳩等人學說的零星介紹。

甲午戰爭以後,知識分子們對西方政治思想理論興趣大增。在民主思想方面,如盧梭民約論》的第一章,在1898年由日譯本翻出出版,至1902年出版全本。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則於1903年譯出,密尔的《自由論》,由嚴復馬君武分別譯出。在國家思想方面,有伯倫知理《國家學綱領》被譯出。在無政府主義學說方面,包括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的著作和思想被大量譯介。社會主義學說方面,包括《新民叢報》、《浙江潮》、《民報》等刊物對曾刊載相關介紹文章。這些學說的傳入,改變了當時一整代知識分子的思想,使他們各自擁抱不同的西方政治思想,試圖改變中國,對於中國政治的發展造成了重大的影響。

社會學及社會思想[编辑]

社会学是在西方19世紀中葉新興的學科,約1880年代,開始在《申報》、《萬國公報》等媒體有介紹社會學及思想的文章,早期被稱為「群學」。甲午以後以嚴復介譯最多,尤以斯賓塞的著作思想介譯最多,影響最大,其《群學肄言》一書即譯自斯賓塞《社會學原理》的緒論。其後章太炎翻話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一書,為最早的社會學完整著作。其後並有多部相關通論性著作譯出。在晚清時,社會學被認為是應付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的重要學科而風行,而斯賓塞所主社會進化憂勝劣敗的觀念,更刺激了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的亡國滅種之憂。

經濟學及經濟思想[编辑]

西方經濟學,一直到19世紀末才逐漸傳入中國,最重要的著作為嚴復翻譯亚当·斯密的《國富論》(當時作《原富》),此外陳昌緒譯的《計學平議》,普別介紹了英國的亞當斯密及大衛,李嘉圖等經濟學家,以及德國學派的李斯特等人的經濟學說。宣統年間譯介縮《經濟學概論》一書,則有介紹奧地利學派的思想觀點。而社會主義馬克思等人的經濟思想也在晚清被引介。

西方經濟學思想的引入,改變了中國傳統「求義不求利」的經濟思想,嚴復及梁啟超等人開始主張求富生利對於國家民生的重要性,對於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及大量實業家的興起產生影響。此外,孫中山則在求富之外,進一步吸收西方社會主義及土地平權思想,試圖進一步解決資本主義可能產生的問題。

法學[编辑]

西方法學的傳入中國在清中葉以後開始,但早期主要關注的為外交上的國際公法,如丁韙良翻譯《國際公法》一書。一直要到19世紀下半葉,才有一批人開始注意西方法律,並試圖對中國傳統法律有所修改。其中又要沈家本杨度等人,試圖參照西方法律,改進原本的《大清刑律》,最為重要。

軍事[编辑]

明末清初時,西方軍事的傳入以火器的傳入為主。正德嘉靖年間,明朝政府在廣州葡萄牙人爆發屯門海戰等戰爭,虜獲其火器(當時人稱葡萄牙人以及其火炮都叫作佛郎機),仿製成功,在东莞制造,分发边防使用。其後利瑪竇也曾對西洋火器與軍事加以介紹。至萬曆晚期女真興其於東北,明军向葡人購募火炮及軍隊,教士湯若望亦曾督導鑄炮,獲得不少戰功。清朝方面亦在努爾哈赤死後,由被俘的漢人處取得技術,發展火炮,康熙時,更命南懷仁造新式大炮,以平三藩之乱,南懷仁並著有《神威圖說理論》一書介紹西方武器技術。

晚清的洋務運動,更是以學習西方的軍事為最主要的目標之一,包括武器的製作如船艦、大炮、火槍等的製作購買,新式陸海軍的建立,無一不全受到西方的影響。而晚清時更有大量學生留日,學習西方軍隊的制度。這批留學生也成為晚清新式軍隊的骨幹。

《海国图志》

歷史學[编辑]

鴉片戰爭以後,受到西方的影響刺激,中國人開始對西方的歷史產生興趣。西方史學著作的翻譯,早期有馬禮遜的《外國史略》、慕維廉的《大英國志》。這些譯著也影響到中國人對西方歷史的著作如魏源《海國圖志》、徐继畲《瀛環志略》,其後到1870-1880年代又有王韜的《法國志略》、黃遵憲的《日本國志》。至甲午戰爭之後,更是有大量由日本轉譯而來的西方歷史和傳記等書籍。

歷史學本身的影響而轉變,則要到20世紀初,梁啟超受到西方民族主義史學影響,主張為國家國民社會而非朝廷的新史學。而西方19世紀盛行的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史學,也在此時傳入,而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也對史學界有一定程度之影響(受影響之史家所組之學派謂之「史觀學派」)。另外由美國傳入之Robinson新史學(高度與社會科學結合之史學,由何炳松傳入)亦有一定程度之影響力。到了民初時期,這些史學思潮逐漸落實於史學界,史學家們開始用不同於傳統史學的方式撰寫中國史,中國現代史學逐漸形成。

近代的西學東漸,也造成中國人的歷史認知的重大改變。中國傳統史觀是一元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是靜態的,是以古代為尊的。但受到西方新的歷史知識的影響,不得不承認西方亦有一自成系統的文明,甚至如古埃及年代更早於中國。而進化觀念的傳入,根本上改變歷史時間的觀念,由靜態變為動態,由視古代為最理想的社會(實際上近代以前即有進化史觀,如王充杜佑劉知幾等皆主此史觀,然影響不大),逐漸接受文明逐漸進步的想法。

文學[编辑]

西方文學的東傳,始自於晚清時期,尤以西方小說的譯介最重要,包括林紓包天笑周瘦鵑曾樸等人翻譯了大量西方小說名著,其中林紓的影響最大。其所譯的《茶花女》、《唐吉訶德傳》、莎士比亞故事等等,在晚清擁有大量的讀者,對於中國小說的發展有所影響。

音樂[编辑]

西方樂器的傳入最早在澳門地區,尤其在教堂之中,其後利瑪竇便自澳門帶西琴(為今日的大鍵琴)進呈,萬曆皇帝並命樂工學習。至清初,康熙特別喜好西樂,對於擅長音樂的教士徐日昇甚為喜好,由其帶領演奏。並曾希望以西方律學來改進中國音樂,編成《律呂正義》一書。

到了晚清,最早西方音樂的傳入包括宗教音乐軍樂學堂樂歌等。由於基督教的傳播,一些宗教歌曲成為最早開始傳至中國人的西方音樂。西式軍樂隊,早期主要由在華西方人組成,如著名的海關負責人赫德所組成的樂隊。中國自辦的西式軍樂隊,則要到甲午戰爭之後的新軍中才出現。

學堂樂歌是晚清之時,吸收西方及日本所流行的曲調,調上「進步」思想的歌詞,以作為新式學堂學生學習所作的歌曲,但這種形式的音樂僅是學習西方音樂的部分形式。進一步對西方音樂有較深入的吸收創造學書,則要到五四運動以後了。

美術[编辑]

西方美術的傳入在明末清初以繪畫為主,最早利瑪竇曾以天主、聖母圖像獻於明神宗。其他傳教士亦有携入西方圖畫,其畫風以及女性的裸露曾受當時中國士人爭議。到清朝康熙時,不少專較專門工於畫的教士來到中國,開始在宮中教習中國人而產生較多影響。不少畫家開始學習西畫,乾隆時的耶稣会意大利教士郎世寧更融合中西畫的畫法作畫。

对中国的影响[编辑]

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各個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簡述如下:

學術的影響[编辑]

如上個段落所描述,西學東漸將西方近代各種學術上的新成果帶入了中國,深深影響到各種學術的發展,而許多在傳統中國不被重視甚至不存在的學科也在此影響下得到發展,中國傳統學術的基本框架「經、史、子、集」完全被打破,許多傳統的學術受到西學的衝擊,有的逐漸沒落,有的吸收西方學術而加以改進,到民國時期,整個西方式的學術體系架構大致成型。

思想文化的影響[编辑]

西學東漸所造成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和變化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百家争鸣时代可以与之媲美。中國人經過西學的洗禮,對於世界、歷史發展、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界萬事的看法,都有了巨大的改變。而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中的許多成分,則被以西方的標準重新估定其價值,部分諸子百家思想獲得重新重視,而尤其是儒家思想及一些民間的風俗信仰文化,則受到強烈的批判。

政治的影響[编辑]

西方政治思想的傳入,議會制民主制度、新的國家概念、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等,對於晚清中國的政治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包括戊戌維新的發起、晚清新政的推展、立憲運動的嘗試、辛亥革命的爆发,民初議會制的推行、五四運動聯省自治運動、北伐統一,一直到後來的共產革命等,都受到這些西方思想的重大影響。

社會的影響[编辑]

西學對於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早期並不如西方的軍事政治力量的侵略和資本主義式商品經濟的傳入來得直接,但隨著晚清西方思想的力量漸增,仍對社會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社會方面其中最大的影響,便是由於晚清西學的優勢逐漸超越中學,使得清政府必須廢除八股文科舉制度,這使得傳統四民社會中最頂層的士階層,失去了其學而優則仕的管道,其所掌握的傳統知識的作用也下降,因此有被邊緣化的危險,而同時晚清西方商戰思想的傳入,提高了商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更加促成傳統四民社會秩序的瓦解。

此外,西方個人主義社會主義等的思想的傳入,使得中國傳統社會中以家庭家族地域社會為中心的社會基層開始逐漸瓦解。

經濟及日常生活的影響[编辑]

與社會的影響類似,在經濟方面的影響也是逐漸發生的。包括新的經濟思想的傳入,使得一批知識分子願意投入實業,而民族主義思想則有助於民族工業的發展成形。而新的科學、管理、金融等技術的傳入及應用,更是逐漸整個改變了中國的交通運輸、生產方式、商業交易等基本經濟事物。

在日常生活方面,新的西方科技事物如火车、電、自來水、電影、廣播、等等逐漸改變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新的思想改變了許多傳統日常生活中的習俗,包括一些被視為迷信民間信仰纏足風俗,傳統式的婚姻等等都逐漸被廢除。

西学东渐影响下的著作[编辑]

西学东渐影响下的著作
时间 作者 著作 备注
17世纪(明朝時期)
1602年 利玛窦 坤舆万国全图  
1605年 利玛窦 乾坤体义 四库全书》称之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
1607年 利玛窦、徐光启 几何原本 欧几里得原著前6卷
1623年 艾儒略扬廷筠 职方外纪 后收入李之藻《天学初函》
1624年 毕方济、徐光启 灵言蠡勺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后收入李之藻《天学初函》
1628年 傅泛济、李之藻 寰有诠 译亚里士多德《论天》,注释本
1631年 傅泛济、李之藻 名理探 译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前10卷,第一次介绍西方逻辑学的著作
1634年 徐光启、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羅雅谷 崇祯历书(時憲曆 历时1629年-1634年
1641年 南怀仁 穷理学 译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后20卷
19世纪(清朝時期)
1807年 马礼逊 外国史略  
1823年 马礼逊 华英字典 中国第一本英文字典
1838年 郭实腊 万国地理全图集  
1840年 郭实腊 贸易通志  
1841年 陈逢衡 英吉利纪略  
1842年 魏源 海国图志  
1846年 梁廷柟 海国四说  
姚莹 康輶纪行  
1848年 玮理哲 地理图说  
1849年 徐继畲 瀛寰志略  
合信 天文略论  
哈巴安德 天文问答  
1851年 合信、陈修堂 全体新论 晚清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
裨治文(Bridgman) 大美联邦志略 墨海书馆出版
1854年 慕维廉 地理全志 墨海书馆出版
12人委员会 圣经(委办译本)  
1855年 合信 博物新编 墨海书馆出版
1856年 慕维廉 大英国志 墨海书馆出版
1857年 李善兰伟烈亚力 几何原本 译欧几里得原著后9卷
1858年 王韬、伟烈亚力 西国天学源流  
1859年 韦廉臣艾约翰、李善兰 植物学 林德利原著,晚清时期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著作
伟烈亚力、李善兰 谈天 侯失勒原著
李善兰 代微积拾级 罗密士原著
1873年 王韬 英人培根  
傅兰雅华衡芳 代数学
傅兰雅、华衡芳 微积溯源
1877年 慕维廉、沈毓桂 格致新法 介绍了培根新工具》第一卷的内容,连载于《格致汇编》杂志
韦廉臣 希利尼原流备考 介绍了从泰利士斯多葛派希腊哲学,连载于《万国公报》
华衡芳、金楷理 测候丛谈 译侯失勒原著
1882年 颜永京 肄业要览 斯宾塞《On Education》的第一章
1885年 艾约瑟 西学略述  
艾约瑟 辩学启蒙 耶芳斯为 Science Primer Series 写的小册子《Logic》
1889年 颜永京 心灵学 海文《心靈學》
1894年 同康庐 中外地舆图说集成  
1898年 傅兰雅 理学须知 简要叙述穆勒《逻辑体系》(System of Logic)一书
严复 天演论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
20世纪(清朝末年)
1901年 严复 原富 亚当·斯密国富论
梁启超 霍布士学案  
梁启超 斯片哪莎学案  
1902年 梁启超 卢梭学案  
梁启超 欧洲地理大势论  
梁启超 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  
梁启超 论希腊古代学术  
梁启超 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说  
梁启超 意大利建国三杰  
梁启超 罗兰夫人传  
梁启超 雅典小史  
梁启超 倍根学说  
梁启超 笛卡儿学说  
梁启超 斯巴达小志  
梁启超 天演论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  
梁启超 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  
梁启超 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  
梁启超 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  
蕭應椿 五洲述略  
1903年 严復 群学肄言 斯宾塞《社会学研究法》
严復 群己权界论 约翰·穆勒《自由论》
1904年 严復 社会通诠 甄克思《政治史》
1905年 严復 穆勒名学 译穆勒《逻辑体系》的前半部分
梁启超 俄罗斯革命之影响  
1909年 严復 名学浅说 耶芳斯《逻辑》
严复 法意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历时1904年-1909年
1910年 王先謙 五洲地理志略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1. ^ “西学东渐”一词,最早见于1915年恽铁樵、徐凤石根据容闳英文回忆录翻译的《西学东渐记》

书籍[编辑]

  • 方豪《中西交通史》,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3
  • 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 ISBN 7101021816
  •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ISBN 7-309-02992-5
  • 費正清、劉廣京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ISBN 7-5004-0766-1
  •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分子》,台北,台灣大學,2002
  • 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ISBN 7-216-02619-5
  • 于語和、于良辰主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ISBN 7-5440-1095-3
  • 龔書鐸主編《中國近代文化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97 ISBN 7-101-01631-6

外部链接[编辑]